诺奖得主塞门扎涉嫌论文造假，这件事情的依据是因为发现了一些图纸有涂抹和修改的痕迹。
《自然》杂志应该非常权威吧。可是日本一个诺奖获得者统计了历年来在《自然》杂志上收录的论文。发现其中约90%的论文有问题。这说明科研是在不断进步的。有的科研结果有问题，但是当时的水平发现不了。而另一个极端是，有的科研太超前，以至于当时的权威的都理解不了，所以发表在级别很低的刊物也正常。 像“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米国总统一样，其它的“诺贝尔奖”也会根据西方人的需要，胡乱颁发。例如：“光电效应”忽视了金属氢的“磁力矩”切割地球磁力线释放的电磁波。 这很正常。其实也就说明了，现在中国国内高等教育机构和很多科研机构普遍存在的刊物崇拜本来就是一个笑话。 要想了解其中的原因，首先必须要了解期刊发表的过程。学术刊物的选稿基本上不外乎两种类型，一种叫做编辑选稿，另一种叫做同行评议。所谓编辑选稿很好理解，就是指由期刊编辑对所有的来稿进行审查，然后决定是否刊发。同行评议指的是，期刊编辑只做一些最基础的筛选工作，一般是针对文章本身的格式规范和作者本人的资历要求进行简单的初步审查，至于论文的实际水准是否过关值得刊发则由该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在评审通过以后，则安排刊发。 同行评议是在国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逐步成熟的一种学术刊物的选稿方式。在中国引进的时间大约是在世纪之交。就现在来看，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刊物的主流选稿方式。编辑选稿的期刊还有但是数量很少，而且学术地位普遍不高。 因此，现在要在优质期刊上发论文，就必须通过同行评议来完成。 接下来谈一谈这套制度的优缺点。 这套机制设计的初衷有两点。第一，随着科研的逐步深化和细化，学术编辑本身也不可能了解该学术领域内所有领域的发展状况，也就使其很难对非常专业细分领域的论文进行评判。在这个时候，让具有评判能力的同行专家承担这种责任，确实有合理性。第二，无论是谁来做编辑都会有自己的选稿偏好，这种偏好会带来主观方面的扭曲。引入同行评议，弱化编辑权力，可以降低编辑选稿的主观性，让学术期刊的选稿过程更加客观化。 应该说这种设想在后来的实践当中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所以将这种设想作为同行评议的优点来看待，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不过同行评议同样存在着一些缺陷，随着这套制度的推行，时间越来越长，缺陷暴露的也就越来越明显。 第一，同行评议容易形成小圈子文化。因为能够参与这个评价过程的学者其实不多，很多学者相互之间都有联络，于是就会形成相互之间提携把持学术权力的小圈子现象。这实际上对于学术发展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光中国如此，西方学界也存在这种问题。 第二，同行评议模式下更倾向于支持常规研究成果的发表，而不是开创性研究成果的发表。这个原因比较简单，开创性研究成果，由于具有突破性，会使得很多既有的研究成果在短时间内立即失去价值，因此很容易受到学术领域内大量利益相关者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人又具有了同行评议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会阻止此类成果在期刊上发表。所以同行评议模式实际上是不利于开创性研究成果发表的。这也是国外很多学者对于这种选稿模式的批判所在。 除了同行评议的审稿模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导致顶级期刊很难发表具有突破性 历史 价值意义论文的原因在于这些期刊对于研究成果的完善性要求比较高。而很多突破性研究，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实现成果的完善化，所以相比较常规研究来说，就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纵观多年来诺贝尔奖颁发的情况，这种顶级论文最后却只能到非顶级乃至于很多不知名的期刊上发表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关于人口红利的论文是发表在一所大学学报上的。某些学者的论文甚至于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业内传播。有一些是会议论文。甚至于某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以报告的形式传播出来的。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大学当中普遍存在的期刊崇拜论是非常可笑的。大部分论文在发表后10年以内的引用次数是小于5次的。甚至于有相当一部分论文写完以后是没有任何引用的。而顶级期刊当中的论文，绝大部分也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10年以后依然能够被人提及的人凤毛麟角。
诺贝尔 医学及生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得奖之作都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呢？当然CNS是少不了的，确实有不少得奖佳作都刊登在Cell、Nature、Science上。推崇CNS、重视杂志的IF（影响因子），不见得完全错误或没有意义。但我想指出的是，同样有许多被诺奖委员会引述的得奖论文，是发表在优秀的专业杂志甚至是被国内某些评鉴系统认为是次等甚至是不值一提的学术刊物上的，以下我举一些例子说明。 2009年化学奖得主Ada Yonath（阿达?约纳特）关于核糖体亚基晶体学研究的关键性论文，有三篇发表于J Mol Biol（1984、1987、1991）上，也有两篇发表于现已停刊的杂志Biochemistry International（1980、1987）上。虽然J Mol Biol（分子生物学杂志）在2008年的IF只有，但在上世纪80年代它是与CNS齐名的顶尖杂志，至今也仍然是结构生物学领域最好的杂志之一，可以说是该领域的旗舰。至于Biochem Int由国际生化分子生物**合会主办，其1999年IF只有。这是小杂志发表大论文的又一经典案例。 2008年化学奖关于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Osamu Shimomura（下村修）从1962年到1979年的几篇重要论文发表于Biochemistry（生物化学）、FEBS Lett（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快报）和J Cell Comp Physiol（细胞和比较生理学杂志，J Cell Physiol的前身）上。上述三份杂志在2008年的IF分别为、和。虽然它们的IF都不高，但在相关领域内仍是重要的学术杂志，也以发表过诺奖得奖之作为傲。 2008年医学奖关于人乳头瘤病毒的发现，Harald zur Hausen（哈拉尔德?楚尔?豪森）教授被引述的论文有6篇发表于J Virol（病毒学杂志），有10篇发表于Int J Cancer（国际癌症(cancer)）上，更有一篇发表于Arch Dermatol Res（皮肤病研究文献）上。三份杂志2008年的IF分别为、和，再次说明重要论文也可以发表在IF较低的优秀专业期刊上。 类似的例子可以说是不可胜数。2004年几位诺奖得主有关泛素的经典论文发表在JBC（生物化学杂志）、FEBS Lett和BBRC（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研究通讯）上，我记得其他人过去也提到过。这三份杂志的IF都不高（2008 IF为、和）。 从上述例子可见，诺奖得奖之作也可以发表在相对不太显眼的期刊上。真正划时代的突破，无论发表在大杂志或小杂志，最终同样会得到充分的肯定。从根本上说，从事或评价科研工作和论文，更重要的是其长远影响和科学价值。IF以及其他所有定量指标，只能作为参考，只能在缺乏专家、缺乏客观评价、缺乏更科学评价系统的情况下用作参考指标。即使如此，采用多个不同指标也要比采用单一IF更好一些。
一般都是长篇小说，独立成册。
发表于Biochemistry、FEBS Lett和J Cell Comp Physiol (JCell Physiol的前身）上。
这个问题还是得拿数据说话，外网上早有统计，但是诺奖并非一个文章讲的没明白，一般是一系列文章，但总有一篇开创性的“奠基文章”，也就是概念或理论被第一次提及的文章。以下横轴为奠基文章数量。
科斯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是：《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罗纳德·科斯，1932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1951年获博士学位。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英国政府以外，科斯一直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先后在英园的利物浦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等任教。1951年移居美国，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1961年后任美国《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主编。1991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般都是长篇小说，独立成册。
在普通人的概念里，新疆商机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应该属于高级专家，怎么可能会破产呢？但历史上还真有过新疆商机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卷入破产案的先例。1998年，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长期资本基金濒临破产。如果不是美联储介入干预，这家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将提前十年引发美国金融危机。长期资本基金的创始人中，便有所有金融专业的学生所熟知的两位诺奖得主，即期权定价理论的提出者迈农．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后者的连续时间金融理论是现代主流金融学的基础。但就是在这两“大仙”的帮助下，华尔街顶级的基金被搞砸了。诺奖得主如此，其他专家自不待言。几乎每年北大学生写的课程论文或毕业论文都会有几篇是关于中国开放式和封闭式基金业绩评价的。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基金经理的业绩贡献为负数。或者说，如果普通投资者买不需要管理的指数基金，那么他们的风险调整后收益要显著超过股票基金。其实美国同行的业绩也同样糟糕。多年来的实证研究表明，共同基金整体的风险调整后，收益要显著低于市场指数收益。基金的作用主要是为投资者提供不同风格的选择，而非贡献收益。所以我给普通投资者的建议是，如果非要买基金，就买指数基金吧。股评家们会不会表现得好一些呢？答案只有两字：呵呵。2012年8~11月新浪举的模拟炒股大师赛邀请了55个炒股专家来操盘。在此期间，上证指数为，而55个专家的中位数收益仅为。其中比较懒的5名专家（如著名的财经评论人“水皮”）从未操作，收益为0，在55个专家中并列第5。模拟炒股跟实盘操作有不小的差别，但相信读者看了如此的成绩之后，应该不再相信什么股评家了吧？在散户投资者看来，媒体上的股评家通常讲得头头是道。但在专业人士眼中，股评家们的分析一般都缺乏严谨的逻辑，很多观点都不值一驳。某个时常亮相主流媒体的女财经评论人经常缺乏常识地信口开河，成为财经界的笑谈。那么，那些受过一流大学金融专业训练的股票分析师表现会好一点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中国证券公司雇用的卖方分析师每年发布几十万份股票研究报告，超过90%的投资建议为“买入”。在过去几年有买过股票的读者应该知道，如果90%为“卖出”建议显然更合理。和基金经理的情况相似，卖方分析师的差劲表现也是国际惯例。以2009年为例，华尔街分析师最看好的十大股票平均收益为22%，最不看好的股票平均收益“仅为”70%，同期标普指数涨幅为26%。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卖方分析师存在的目的就是招揽生意。如果分析师建议客户卖出某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么东家将很难从这家上市公司接到发行股票的活儿。从2001年开始，美国证交会开始着手调查华尔街投行分析师的利益冲突问题。监管部门的调查表明，前十大投行都存在迫使分析师发出过度乐观投资建议的现象。在监管部门诉讼的威胁下，2003年4月华尔街十大投行同意支付总共亿美元的罚金，并承诺保证分析师意见的独立性。从事后效果来看，罚款是交了，研究报告还是没变。2008年初，次贷危机前夕，雷曼兄弟公司已经风雨飘摇。但是跟踪雷曼的17个华尔街分析师中，有9个建议“持有”，5个建议“买入”，2个建议“强烈买入”，只有1个建议“卖出”。看过这段，估计大家对华尔街“金融精英”的理解有所增进。我们上面讨论的逻辑有些不连贯。开始我们讨论的是专家们的能力问题，到后面讨论的是操守问题。那么如果撇开操守问题，股评家和分析师们自己的投资业绩如何呢？曾有“中国第一庄托”之称的赵笑云2011年回归中国股市成为私募基金经理，刚开工没3个月基金净值便跌去了1/4，大幅跑输大盘。其他股评家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针对中国阳光私募基金的业绩回归分析表明，私募基金在同等风险水平下一样跑输大盘。而私募基金经理的三大来源是共同基金经理，股评家及分析师。私募基金的激励机制源自美国对冲基金，在超过保底收益的情况下，基金经理可以分取超额部分的20%。因此私募基金的业绩应该是基金经理真实能力的体现。多年以来的学术研究表明，部分基金经理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表现优于大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便泯然众人。对冲基金在这方面有着非常糟糕的记录。往往一家基金好上几年之后，立刻转头给投资者带来巨额亏损。著名的老虎基金曾在二十年的历史中为投资者带来平均20%的收益，但2000年做空日元带来的50亿美元亏损将其业绩直接归零。2005年不凋花基金经理亨特曾独力带来1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翌年他便创下纪录，一周内为投资者亏掉了50亿美元。2008年做空次贷名噪一时的保尔森基金2012年的业绩表现高居排行榜第一名，只不过这一次是倒数第一。如此种种。这么多年来，有资格被称为投资大师的人并不少，譬如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麦哲伦基金经理）和乔治．索罗斯（量子基金经理）。但相比规模庞大的投资专家队伍而言，有着超凡业绩（以及超凡运气）的基金经理仍属沧海一粟。你愿意亲自操刀去和基金经理们一争高下，还是认命去追随大盘呢？多数人会选前者。由于这个原因，90%的散户跑输大盘
诺奖得主塞门扎涉嫌论文造假，是因为在他的论文中，出现了造假的行为，然而他作为合著者，可能没有参与实验过程，所以只是在论文上挂了一个名字，具体情况还有待考虑。
这个问题还是得拿数据说话，外网上早有统计，但是诺奖并非一个文章讲的没明白，一般是一系列文章，但总有一篇开创性的“奠基文章”，也就是概念或理论被第一次提及的文章。以下横轴为奠基文章数量。
一般都是长篇小说，独立成册。
发表于Biochemistry、FEBS Lett和J Cell Comp Physiol (JCell Physiol的前身）上。
科斯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是：《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罗纳德·科斯，1932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1951年获博士学位。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英国政府以外，科斯一直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先后在英园的利物浦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等任教。1951年移居美国，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1961年后任美国《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主编。1991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论文发表在哪个期刊，2006年化学奖关于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Osamu Shimomura 从1962到1979年的几篇重要论文发表于Biochemistry、FEBS Lett和J Cell Comp Physiol (JCell Physiol的前身)上。上述三份杂志在2006年的IF分别为、和。
一般都是长篇小说，独立成册。
史蒂芬·温伯格、阿瑟·伦纳德·肖洛、基普·索恩等。
1979年因弱电统一理论，史蒂芬·温伯格与格拉肖和萨拉姆分享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67年11月20日，史蒂芬·温伯格在物理评论快报（PRL）上发表的一篇标志性的论文：《轻子模型》（A Model of Leptons），为高能粒子物理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81年，阿瑟·伦纳德·肖洛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主要学术领域是激光的研究。肖洛曾放弃没有奖学金的工程学改学物理学专业，在哥伦比亚大学与Townes教授一起工作，在1958年与Townes教授一起写了一篇关于激光的论文在PRL上发表。
2017年，基普·索恩诺贝尔物理学奖。2015年9月14日，刚刚开机3天的ALIGO便探测到了距离地球13亿光年之外的两个黑洞在合并过程中放射出的引力波。这是在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一百年之后，人类第一次发现引力波存在的直接证据。
这个发现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RL）杂志和天文期刊（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杂志上。基普·索恩称之为“是人类观测到的除了宇宙大爆炸之外最为剧烈的爆炸。”
这个问题还是得拿数据说话，外网上早有统计，但是诺奖并非一个文章讲的没明白，一般是一系列文章，但总有一篇开创性的“奠基文章”，也就是概念或理论被第一次提及的文章。以下横轴为奠基文章数量。
诺贝尔 医学及生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得奖之作都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呢？当然CNS是少不了的，确实有不少得奖佳作都刊登在Cell、Nature、Science上。推崇CNS、重视杂志的IF（影响因子），不见得完全错误或没有意义。但我想指出的是，同样有许多被诺奖委员会引述的得奖论文，是发表在优秀的专业杂志甚至是被国内某些评鉴系统认为是次等甚至是不值一提的学术刊物上的，以下我举一些例子说明。 2009年化学奖得主Ada Yonath（阿达?约纳特）关于核糖体亚基晶体学研究的关键性论文，有三篇发表于J Mol Biol（1984、1987、1991）上，也有两篇发表于现已停刊的杂志Biochemistry International（1980、1987）上。虽然J Mol Biol（分子生物学杂志）在2008年的IF只有，但在上世纪80年代它是与CNS齐名的顶尖杂志，至今也仍然是结构生物学领域最好的杂志之一，可以说是该领域的旗舰。至于Biochem Int由国际生化分子生物**合会主办，其1999年IF只有。这是小杂志发表大论文的又一经典案例。 2008年化学奖关于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Osamu Shimomura（下村修）从1962年到1979年的几篇重要论文发表于Biochemistry（生物化学）、FEBS Lett（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快报）和J Cell Comp Physiol（细胞和比较生理学杂志，J Cell Physiol的前身）上。上述三份杂志在2008年的IF分别为、和。虽然它们的IF都不高，但在相关领域内仍是重要的学术杂志，也以发表过诺奖得奖之作为傲。 2008年医学奖关于人乳头瘤病毒的发现，Harald zur Hausen（哈拉尔德?楚尔?豪森）教授被引述的论文有6篇发表于J Virol（病毒学杂志），有10篇发表于Int J Cancer（国际癌症(cancer)）上，更有一篇发表于Arch Dermatol Res（皮肤病研究文献）上。三份杂志2008年的IF分别为、和，再次说明重要论文也可以发表在IF较低的优秀专业期刊上。 类似的例子可以说是不可胜数。2004年几位诺奖得主有关泛素的经典论文发表在JBC（生物化学杂志）、FEBS Lett和BBRC（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研究通讯）上，我记得其他人过去也提到过。这三份杂志的IF都不高（2008 IF为、和）。 从上述例子可见，诺奖得奖之作也可以发表在相对不太显眼的期刊上。真正划时代的突破，无论发表在大杂志或小杂志，最终同样会得到充分的肯定。从根本上说，从事或评价科研工作和论文，更重要的是其长远影响和科学价值。IF以及其他所有定量指标，只能作为参考，只能在缺乏专家、缺乏客观评价、缺乏更科学评价系统的情况下用作参考指标。即使如此，采用多个不同指标也要比采用单一IF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