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是一些文学成就者。依据就是他们的学识比较渊博，而且学习的一些知识比较多，所以在社会上的关注度比较高。
士绅这一阶级就是读书人以及通过读书获得的当官资格的人，明朝时期从上而下的法规规定士绅和普通老百姓在各方面都是不同的，他们有很多特权和便利。比如在服饰车舆，蓄奴婚宴上。
它真正作为一个群体大量出现，开始于明朝时期。原因是科举制度的改革明朝开国初期，需要大量的官僚人才，而经过长期的战争，有文化修养能干的人奇缺，所以不得不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
改革后的科举制度与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考上了身份就变了。宋朝的科举考试是，最后没考上的话就要从头再来考。而明清时获得的生员，秀才，举人等功名是终身的身份，一旦得中，便享有各类政治、经济、法律等特权。哪怕没有通过之后上一级的考试，也不会影响到现有的功名，只需等待下次考试就行。这大量降低了考取功名的难度。
科举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财富与地位，吸引了大量读书人埋头读书，因此造就了明清士绅这一庞大的群体。
士绅群体的扩张是在他们初步通过特权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开始凭借自己社会上的地位和特权，运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这直接的导致了大量中小地主和平民的破产。士绅阶层则借此夺得了基层的支配权，通过这样的操作，士绅阶层逐步强大扩张，最终成为一个社会阶层。
他们权力这么大，自然朝廷要对其拉拢。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士绅的特点。（2）依据材料一二，说明从明清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士绅阶层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说明其原因。答案(1)特点：古代贵族政治的消亡是士绅形成的重要背景；它适应了封建王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时代要求；隋唐科举制对士绅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宋代宗族力量的兴起和宗族职责的扩大进一步扩大了绅权；士绅集团承担较多民间的管理和教化职能，体现了儒家的权威和传统；士绅阶层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维护了封建帝制和小农社会的稳定。 (2)变化：晚清士绅地位不断提高，国@民革@命后逐渐走向衰败。原因：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乡村自治运动使士绅获得了法律和制度上的合法地位；科举制的废除和清朝统治的结束冲击了士绅的统治；晚清的思想解放，民主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儒学权威的动摇进一步瓦解士绅统治；国@民@党致力于完成并巩固国家统一，士绅阶层成为革@命的对象~
士绅这一阶级就是读书人以及通过读书获得的当官资格的人，他们有很多特权和便利，所以连朝廷都要对其笼络和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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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乡坤是指一些县里面比较有权有势，比普通老百姓地位高一些的那些人。
举例：潮汕民居的传承与变迁衣、食、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起码需求，即便是在原始社会阶段的人也是不能缺少的。住，也即民居，是建筑之起源，它是用物质材料和技术手段所构建的，以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活动空间，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项活动《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民居即在这种历史背境中产生，而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发展，它既是一种科学技术的生产活动，又是一种具有精神性的文化行为，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历史、地理、自然环境对人类建筑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生活于不同区域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都会尽量地利用当地的天然建材，创造出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建筑形式，它包含着某一区域的历史、文化积淀，思想潮流和审美观念，反映了某一区域的地方文化特征，民居是最能体现区域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建筑之一，它把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和人们的精神、物质追求用技术和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潮州民居由于潮人的民系特点属福佬民居，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早在清初就引起外界的注意。康熙·林杭学《潮州府志》（下称《林志》）和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下称《周志》）曾对潮州民居作如下描述：营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比屋诗书经诵之声相闻，彬彬乎文物甲于岭表。（《林志》）望族营造屋庐，必立家庙，尤加壮丽。其村坊市集，虽多茅舍竹篱，而城廓中，强半皆高闰闳，厚墙垣者。三阳及澄、饶、普、惠七邑，闾阎饶裕，虽市镇也多鸟革瀈飞。家有千金，必构书斋，雕梁画栋，缀以池台竹树。民居辄用蜃灰和沙土筑墙，地亦如之，坚如金石。即是飓风摧扑，烈火焚会，而墙垣卓立无崩塌者。界过惠州、嘉应，虽间有之，然不及潮远甚。（《周志》）林杭学、周硕勋简明地介绍了清初潮州城乡之民居建筑大势、环境、工艺、材料、质量和体现出来的潮州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由于有这些观念和意识，才使潮州民居建筑成了一种具有自已区域特色的传统形式。潮州民居的发展轨迹潮州民居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期，潮州原住民的居住方式今己渺不可考，澄海汉代龟山遗址，是一处占地近2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其中f1建筑基址的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中间为夯土隔墙和柱础，似乎是条状排屋；f2建筑基址平面为圆形，垒石墙；f3建筑基址已破坏，但依然可辨出是一处三合院式建筑，后部为一堂二室，隔着过道，前部两侧是廊房，中间是庭院，整座建筑夯土作墙，出土柱础石较多，内部似多出使用柱子承托梁架；f4建筑基址长方形，用隔墙分成东西2间，建筑的外墙和隔墙都是夯土墙，同时还出土有地砖、瓦当、瓦顶、筒瓦等。上述出土建筑基址表明了汉代的建筑水平和中原建筑文化已向粤东传播，其中的三合院式建筑可以说是后期潮州民居发展的雏形；同时从出土的瓦当、瓦顶可以证明宋代苏东坡《与吴子野书》言瓦屋始于宋广平之说不成立。晋代的建筑遗构，今也难见实物，揭阳新亨镇九肚山发现的晋代全木构房屋，坐北朝南，平面方形，室内长宽各为米，高米，竖木为墙，屋顶盖木板覆以粘土。这可说明这一时期潮州民居建筑形式和用料工艺已不亚于岭北地区。唐宋代是潮州建筑迅速发展的时期，民居用料方面，在潮州发现的多座唐窑中，仅春光窑上埔就有26座，窑址出土了建筑陶瓷印纹砖、瓦当、筒瓦、板瓦。出土的印花瓦当有椭圆形和圆形两类，表面模印莲花瓣和菊花瓣纹，图案规整，手法熟炼，竟与西安大明宫出土的瓦当一样。潮州唐墓曾出丈一块莲花纪年砖，刻有“仪凤四年”（639）铭文。北宋苏东坡《与吴子野书》云：“岭外瓦屋始于宋广平，自迩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鱼鳞鸟翼，信如张燕公之言也。”从唐窑出土和东坡的描述，虽宋广平之说不能成立，但也可知民居已普遍采用砖瓦，且烧制水平已不亚于中原。可见该时频潮州民居建筑风格逐渐形成，为时人所关注。 宋代能见到实物且得到保护的最早期潮州民居建筑要数国家历史文物保护单位——许驸府，它位于中山路萄巷东府埕4号，为北宋许珏府第。因许珏尚宋太宗曾孙女德安公主，故潮人称之为“驸马府”。该府始建于宋英宗治平年间，历代屡有维修，但至今仍然较好地保留原建年代的布局、构造特点型制和建筑风格。其平面布局明显是明清时期驷马拖车的雏形。明清时期，由于大量的八闽、江西移民迁居潮州；东南各省的游宦；活跃于全国各地的潮商带来了各地的建筑文化，使潮州民居建筑走向成熟，民居建筑也已形成了保留古制 、 形式趋同、 恪守礼制，重视教育。讲究实用，突出兼容、 轻巧通透、 工艺精致等自已的诸多风格（另文）。这个时期的实例在潮州遍处皆有，从这个时期的实例可以看出潮州民居建筑己形成自已的风格，成为中华建筑文化一颗璀灿明珠。清代后期，因潮州濒临东南亚，跨国商贸活跃，潮州是著名侨乡，侨民甚众，且旅外潮人有于外创业，回乡建屋之习惯，在回乡建屋同时他们带来了侨居地的建筑文化，民居的建筑风格又融入了东南亚和西方建筑的因素并逐步趋向现代化。这个时期的民居大量保存至今，且基本完好，是我们研究潮州民居建筑文化的证例。潮州民居的类型和风格特色潮州民居的类型很多，最基本的形式为“下山虎”和“四点金”，其它的民居形式如：“百凤朝阳”、“驷马拖车”、“三壁连”等规制多以“四点金”、“下山虎”为基本单元组合衍生。在一些山区、乡镇尚有不少堡寨形式和带有客家特色的民居。潮州民居在早期较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渗透，后期较多地受到八闽、江西文化的浸润和江南、广府文化的影响，加上自身地域的自然、经济、人文特征，使之成为既是中华建筑文化之一脉相承；又既有别于中原和北方民居建筑的凝重、鲜艳；又区别于江南民居建筑的俊逸、清纯，逐渐地形成自身的民居风格。1、保留古制 形式趋同潮州开发迟于中原，而民间工匠的建筑技术主要是靠师徒相承的私授形式。因此，在古代信息传播迟慢的条件下，对中原的先进技术有着传播过程之时差。一些珍存之民居在细部结构上至为难得地保留了前代的古制，一些几经重修之民居因格守原则而较好地保留古制，如“斗栱之斗底皆刻皿板”，是见之中唐之前，远者可溯至战国时期（战国时期中山国铜方案上的斗栱模型，斗底即刻有皿板），这种做法在中原地区宋代遗构已为鲜见，而在潮州民居中自宋至清如许驸马府、猷巷黄府尚存此唐代之前古风。自然环境与民系文化的同一性，使潮人的生活习惯与审美情趣具有许多共通点，反映于民居上就有风格的趋同性。同全国大部分民居建筑一样，潮州民居均恪守对称的布局，它们都有明确的中轴线，以厅堂为中心组织空间，左右对称、主次分明，规模大时则纵向延伸或横向发展，规模更大时则多厅堂组合，或并列数条轴线，形成多院落组成的大型民居，因为带有祭祖、敬神的功能，因而厅堂的中心地位在空间组合中处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2、轻巧通透 工艺精致轻巧通透是潮州民居的重要特色之一。所谓轻巧，一是单体体量较小，普遍不及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民居建筑的宏敞高大；二是外表视觉效果不及中原地区之威严，也不及江南地区之俊逸。无论是屋顶的曲线、檐角的举翘、门面的布局、颜色的涂饰只要作一比较，就可以感受到潮州民居的特色。以色彩为例，北方喜上下均重彩，金碧辉煌，团花簇锦，显得雍容华贵；江南喜用素色和黑色，颜色清纯，与水乡之环境协调。而潮州民居的色调较之偏灰浊，着重于屋脊、梁架、墙头、檐下等重点部位加强装饰，而这些装饰构件往往同建筑构件的实用功能有关。在潮州民居中，通常是灰麻石或灰面勒脚，贝灰墙面，灰瓦屋面，唯有屋脊和山墙、大门口才饰以较为鲜艳悦目的灰塑、嵌瓷、彩画、木雕、石雕，在屋檐与屋面交界处常施以黑色边线，画上彩色（有的黑色）卷草、悬鱼、夔纹，使轮廓醒目，在强烈的日光下，丰富了立面的变化，表现出传统建筑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所谓通透，是指建筑从整体上注意透风，既有利于建筑材料去潮防朽、延长寿命。更着眼于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潮州长夏无冬的自然气候条件下，使居住活动舒适凉快。潮州民居注重整体环境设计达到室内降温效应，形成一个适宜人居的冬暖夏凉的建筑环境。为使空气流通，采用前低后高，巷里对直以兜风入室，此所谓之“露白”，加强了室内的穿堂风和足够的日照。在民居向大型化组合发展的情况下，横纵之间以火巷、屏风、槅扇等相隔，既通风、又防火、便交通、达到形式上的分隔。就是照壁、砌砖窗花、厅堂、门口采用的门罩、拦干门、闪门、博古等空间分隔构件，都以不同材料做成通雕，以利空气对流，达到分而不隔，更使石雕木雕等传统工艺有用武之地。木结构多采用彻上露明造，让所有之建筑构件通风透气，木材尽量外露以防白蚁、防腐朽，庭院内多为敞厅，门窗多朝天井，一般人的天井都设有花圃、水池、花木、莲缸、四季常青、静谧幽雅、更有利于调节室内温度。这些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潮州民居的通透特点。3、恪守礼制，重视教育。嘉庆《澄海县志》曰：“大宗小宗，竞建祠堂，争夸壮丽，不惜资费”因为宗祠是联系族人、举行宗族活动之纽带，也是衡量宗族实力之窗口。它在强化封建礼制上的作用与影响不言而喻。在民居中，礼制秩序对其建筑格局和使用功能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如百凤朝阳式宅院、门厅会客、后厅设龛祭祖、中厅可行各种大礼；中厅西侧大房，乃家长之居室，前院为客房，后院为内眷，火巷排屋则为族人、佣人之住所，这种格局，切实地体现了父权统治，男尊女卑、主仆有别的伦理秩序，即便是最基本的“下山虎”、“四点金”，上厅正屋，一定要高于下厅，大房的纵深长度也一定要超过下房，上下的尊卑等级绝不能越雷池半步。在装饰题材中，二十四孝、忠义戏曲故事、以及英雄神话故事、渔、耕、樵、读等传统题材使用频率最高，学为民居之彩画、木雕、石雕用于大门、闪门、隔断等构件之上，这无不体现其建造者敦敦之教诲。又“家有千金，必构书斋”（《周志》），简单8个字刻画出潮州文风之盛，从此更可看出潮人对教育重视之程度。4、讲究实用，突出兼容。潮州地处亚热带，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境内河海交汇，雨水多、台风多，洪患多，建筑物须立足于实用、牢固上。又因潮州森林资源不丰，故建筑材料以石材、泥沙、贝灰为主，《周志》称“民居辄用蜃灰和沙土筑墙，地也如之，坚如金石。即遇飓风推扑、列火焚馀，而墙垣卓立无崩塌者”贝灰沙的广泛应用，是潮州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潮州民居屋顶多采用硬山式，因为它所有的屋顶形式中有更好的搞风防火性能，而且出椽不长，不易受淋，为了防风，屋顶偏于平缓，又适当降低高度。檐口加封檐板以阻挡气流进入；屋瓦铺双层，以利隔热，瓦面交接处抺灰做成瓦垅，以增加屋面重量以及前述的轻巧造型、通透石雕、木雕构件等等无不体现潮州民居讲究实用的特色。至于突出兼容，明中叶以前，潮州民居建筑多受八闽文化和中原文化辐射，此后由于潮商在江南一带活动频繁，则受到江南文化较大影响，近代则较早吸纳了一些海外文化因素，正是这种海纳百川式的兼容，才使潮州民居的不断发展，显得绚丽多彩又风格独具，近代以来，海外的建材、模式以强劲的势头进入本土，许多民宅纷纷使用“红毛灰”、玻璃、瓷砖、如蒪园之建玻璃厅（民谚有“起大厝，激玻璃”之句），澄海陈慈黉故居的拱门、檐梁内容中甚至用了英文字母，门窗饰件兼用嵌瓷与石膏构件、地板用马赛克。顺德居的书斋装饰，以及遍处皆是的古城区沿街骑楼等……。但是这些居宅、园林的总体布局和外观大都以潮州建筑传统风格为基调，反映了潮州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对外来文化的善于融合吸收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客家民居作为中国五大民居之一，客家土楼和围龙屋已经被新一代的客家人彻底抛弃。随着时间的推移，客家民居如果不加强保护力度，有可能会成为历史永远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潮汕民居的传承与发展，为保护潮汕艺术精品寻找到更好的天地。随着新型建筑材料的不断应用，潮汕民居本身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现代的磁砖和大理石等在潮汕民居中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潮汕民居的艺术风格，使得原来守旧落俗的潮汕民居又焕发了新的风采。当然，这种以生活功能为主潮汕民居的发展并不能从整体上说明潮汕民居的发展与创新。作为潮汕文化中的代表之一，潮汕民居的传承体现的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特征。在这一个传承中，我们看到了中原汉文化的身影，同时我们也看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精华。而潮汕民居在吸收这些精华的时候，无疑会对潮汕民居的发展与创新产生影响。潮汕民居的兼容并蓄不仅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和广博，也体现了潮汕文化的海纳百川。我们有理由相信，潮汕民居以及整个潮汕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朝着这条路继续延伸。
1、《〈燕山外史〉版本考》，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2008年总第3辑；2、《沈复粲鸣野山房藏书考略》，载《文献》2008年第4期；3、《海内孤本明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考》，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4、《清初岭南诗人龚章及其〈澹宁堂集〉》，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第3期；5、《方言与古代白话小说》，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6、《新见〈燕山外史〉清稿本考略》，载《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7、《晚明七种争奇小说的作者与版本》，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8、《古代小说文献研究新课题》，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9、《古代小说珍稀史料知见录》，载《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2007年第2期；10、《近代海上画家与通俗小说图像的绘制》，载《荣宝斋》2007年第3期；11、《应该重新评价马廉的学术史意义》，载《书品》2007年第1期；12、《晚清上海报馆与〈野叟曝言〉小说》，载《中国文学研究》2007总第9辑；13、《近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14、《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15、《马廉的藏书及其小说研究》，载《国学研究》2006年总第17卷；16、《明末清初山阴藏书家祁理孙未刊诗稿》，载《历史文献》2006年总第10辑；17、《〈野叟曝言〉光绪壬午本为增补本考辨》，载《国学研究》2005第15辑；18、《魏秀仁〈花月痕〉小说引诗及本事新考》，载《文学评论》2005第5期；19、《稀见清代小说〈詅痴符〉考略》，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20、《新发现〈野叟曝言〉同治抄本考述》，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21、《清代小说家魏秀仁著述新考》，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2005创刊号22、《新发现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巫山奇遇〉考略》，载《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23、《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24、《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侦探小说期刊述略》，载《历史文献》2004年第8辑；25、《清代小说家杜纲新考》，载《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26、《明凌蒙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载《上海师大学报》2004第5期；27、《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载《中华文史论丛》2003年总第73辑；28、《〈工商业尺牍偶存〉所录鸳鸯蝴蝶派作家史料辑考》，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29、《晚清扬州吴引孙测海楼及其所藏通俗小说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30、《〈松荫庵漫录〉与〈申报〉所载晚清文言小说》，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31、《〈续同人集〉所录钱大昕遗文佚诗》，《古籍整理与研究学刊》2002第3期；32、《明邓志谟“争奇小说”探源》，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第2期；33、《小说征文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34、《明凌蒙初尺牍真迹考释》，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35、《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载《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36、《不断拓展古代小说研究新视野》（合作），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37、《从〈申报〉所刊三则小说征文启事看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载《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38、《晚清上海崇明黄超曾所辑日本汉诗集〈同文集〉》，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39、《档案所见1906上海地区的书局》，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40、《古代小说租赁业漫话》，载《文史知识》2001年第5期。41、《〈申报〉所载〈祭蒲柳泉先生记〉》，《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1期；42、《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43、《南北书肆与古代通俗小说》，载《国学研究》2000年总第7辑；44、《古代通俗小说书目论略》，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45、《道教女性崇拜与明清艳情小说的女性主题》，载《中国小说论丛》(韩国)2000年第12辑；46、《晚清上海书坊东璧山房与〈今古奇闻〉小说》，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47、《稗官说》，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48、《徐兆玮与〈黄车掌录〉》，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49、《唐传奇文体考辨》（合作），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50、《佛教俗讲转变伎艺与宋元说话》，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51、《周越然及其藏书考略》，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52、《周越然与明清小说》，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53、《〈欢喜冤家〉对〈钟情丽集〉〈寻芳雅集〉的辑采》，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54、《道教房中观与明清小说的性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3期；55、《明清艳情小说结局模式的宗教分析》，载《中州学刊》1997年第4期；56、《陆容与明代拟话本小说》，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57、《敦煌论议考》（合作），载《中国古籍研究》1996年创刊号；58、《勉铃新考》，载《文献》1996年第1期；59、《〈欢喜冤家〉与〈杜新书〉》，载《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2期；60、《唐表演伎艺“讹语影带”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 、论李纨判词之谜，《社会科学家》 1986 年第 2 期2 、论荣府的管理机构与制度，《红楼梦学刊》 1986 年第 3 期3 、人物性格的数学抽象与定量分析，《当代文艺思潮》 1986 年第 4 期4 、从数理语言学看后四十回的作者，《红楼梦学刊》 1987 年第 1 期5 、论长篇小说结构形态的演变，《社会科学家》 1987 年第 4 期6 、《红楼梦》“成书新说”难以成立，《华东师大学报》 1988 年第 1 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 1988 年第 2 期摘要刊登7 、“有是理乃有是数，有是数即有是理”，《红楼梦学刊》 1988 年第 1 期8 、“眼前无路想回头”，《红楼梦学刊》 1988 年第 4 期9 、文学、数学与电子计算机，《自然杂志》 1988 年第 12 期10 、论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明清小说研究》 1989 年第 1 期11 、《红楼梦》不是飞来峰，《红楼梦学刊》 1989 年第 3 期12 、《樵史演义》作者非陆应暘，《明清小说研究》 1989 年第 4 期13 、汤显祖、虞淳熙序《西湖一集》考，《华东师大学报》 1989 年第 5 期14 、论贾府经济体系的崩溃，《红楼梦学刊》 1990 年第 3 期15 、明代通俗小说理论的发展脉络，《文艺理论研究》 1990 年第 3 期，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1990 年第 12 期转载16 、论小说史上的二百年空白，《华东师大学报》 1990 年第 5 期，《文汇报》（ 1990 ? 12 ? 2 ）发表此文论点摘要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1年第2 期转载，《中国语言文学资料信息》 1991 年第 1 期发表论点摘要17 、拟话本二论，《文学遗产》 1991 年第 2 期18 、漫谈小说“识语”，《明清小说研究》 1991 年第 2 期19 、关于熊大木字、名的辨正及其他，《明清小说研究》 1991 年第 3 期20 、论通俗小说的双重品格，《上海文论》 1991 年第 4 期，《新华文摘》 1992 年第 1 期发表论点摘要，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2 年第 1 期转载21 、论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华东师大学报》 1991 年第 4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转载22 、宝珠?死珠?鱼眼睛，──论赵姨娘兼谈贾府婢女归宿 ，《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 2 期23 、唐寅与“庚黄”，《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 2 期24 、论《金瓶梅》作者考证热，《华东师大学报》 1992 年第 3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2 年第 9 期转载25 、也是一首《临江仙》，《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 3 期26 、鲁迅关于历史遗产的理论和实践，载《扬弃与发展》，湖南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27 、从繁荣到萧条，──论清初小说创作的发展，《学术季刊》 1993 年第 3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4 年第 1 期转载28 、宋教仁与《石头记》，《红楼梦学刊》 1993 年第 3 期29 、论明清小说的宏观研究，台湾《中国文化月刊》 169 期30 、书生的困惑、愤懑与堕落，──从小说笔记看明代儒贾关系之演变 ，《华东师大学报》 1994 年第 1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历史） 1994 年第 5 期转载31 、王晫与他的《今世说》，《明清小说研究》 1994 年第 1 期32 、论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纷争及其意义，《明清小说研究》 1994 年第 3 期33 、明代的商贾与书生，《书城杂志》 1994 年第 3 期34 、明代的商贾与官僚，《书城杂志》 1994 年第 5 期35 、关于明清小说研究格局的思考，《明清小说研究》 1995 年第 1 期36 、应当重视古代小说的史学价值，《中外作品研究》 1995 年第 1 期37 、读李延昰《南吴旧话录》，《书城杂志》 1995 年第 3 期38 、许筠与中国明代小说（合作），《明清小说研究》 1995 年第 4 期39 、四部明代小说成书年代之辨正，《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6 期40 、论古代小说的史学价值，《华东师大学报》 1995 年第 5 期41 、刘烈女本事等六则，《明清小说研究》 1996 年第 1 期42 、《金瓶梅》传入朝鲜李朝时间考（合作），《延边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2 期43 、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李朝（合作），《华东师大学报》 1996 年第 4 期44 、《剪灯新话句解》明嘉靖刻本辨（合作），──兼谈该书在朝鲜李朝的流传与影响 ，《文学遗产》 1996 年第 5 期45 、“文学史”的评判及其他，《文汇报》 1996 年 9 月 4 日 学林版46 、洪楩嫁女等四则，《明清小说研究》 1996 年第 4 期47 、从比较看研究体系的演进，《复旦学报》 1997 年第 1 期 ，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1997 年第 5 期转载48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在异国的再现（合作），《文艺理论研究》 1997 年第 1 期49 、明清小说研究对象窄空白多，《文汇报》 1997 年 6 月 23 日50 、异域的反响，──朝鲜李朝士人论《三国演义》摘评 ，《明清小说研究》 1997 年第 3 期51 、论元明中篇传奇小说，《文学遗产》 1998 年第 3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8 年第 9 期转载52 、明代小说史导言，《明清小说研究》 1998 年第 2 期刊于首篇位置 ， 97 ' 武夷山中国小说史国际研讨会宣读，53 、论朝鲜李朝的小说理论，载《东亚文化论坛》，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54 、从《热河日记》看清代通俗文学的传播（合作） ，载《中韩人文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版55 、论明中叶文言小说创作的复苏，韩国《中国语文论译丛刊》第二卷， 1998 年 12 月56 、《樵史演义》作者考证杂谈，《学林漫录》第十四集，中华书局 1999 年 4 月57 、《热河日记》与中国明清小说戏曲，《明清小说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1999 年第 12 期转载58 、论明初的文言小说创作，《华东师大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1999 年第 7 期转载59 、沈万三秀的命运，《解放日报》 1999 年 7 月 3 日60 、松江明清四五七进士，《文汇读书周报》 1999 年 12 月 11 日61 、漫谈陆士谔，《文汇读书周报》 1999 年 12 月 18 日62 、何良俊的牢骚，《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1 月 22 日63 、“破靴阵”与“打行”，《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2 月 19 日64 、清租界查禁《红楼梦》，《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3 月 18 日65 、《说郛》与陶宗仪、郁文博，《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3 月 25 日66 、宋懋澄与他的《九龠集》，《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4 月 8 日67 、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文学遗产》 2000 年第 2 期 ，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2000 年第 8 期转载获 2000 － 2001 年《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68 、屠隆与两起悬案，《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5 月 20 日69 、张文虎留下一部日记，《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7 月 29 日70 、何日得睹《云间人物志》，《解放日报》 2001 年 1 月 12 日71 、突破小说史研究的传统模式，《文学报》 2001 年 2 月 15 日72 、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一些思考，《明清小说研究》 2001 年第 1 期73 、《近代翻译小说编年》及提交说明载《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74 、近代小说及其研究的数理描述，《华东师大学报》 2002 年第 4 期75 、一部“红楼”，半壁江山，《文汇读书周报》 2002 年 9 月 6 日76 、研究格局严重失衡与高密度重复，《文汇读书周报》 2002 年 9 月 6 日77 、关于《明清上海地区稀见文献五种》，《华东师大学报》 2003 年第 6 期78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文学遗产》 2004 年第 1 期79 、《金瓶梅》作者如何考证，《文汇读书周报》 2004 年 2 月 6 日《新华文摘》 2004 年第 9 期转载80 、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文汇报》 2004 年 2 月 29 日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4 年第 5 期转载81 、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明清小说研究》 2004 年第 2 期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4 年第 11 期转载82 、“小说史”的体例与重写，《解放日报》 2004 年 11 月 7 日《新华文摘》 2005 年第 1 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5 年第 2 期转载83 、我与小说研究的书目书，《明清小说研究》 2004 年第 3 期84 、论晚清小说书价，《华东师大学报》 2005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5 年第 12 期转载Frontiers ， of ， Literary ， Studies ， in ， China2007 年第 1 期转载85 、明代通俗小说概述，载《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86 、明代文言小说概述，载《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87 、明代小说文献，载《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88 、报刊文学与商业交换法则――以《瀛寰琐记》的出版史为分析个案《学术月刊》 2006 年 5 月号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6 年第 11 期转载89 、重建文学史的基础，《华东师大学报》 2006 年第 3 期90 、关于鲁迅文学活动的最早报道，《文汇报》 2006 年 7 月 16 日91 、历史上的小说盗版案，《文汇报》 2006 年 9 月 24 日92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893 － 1895 ），《明清小说研究》 2006 年第 3 期93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的价值，《华东师大学报》 2007 年第 1 期94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896 － 1902 ），《明清小说研究》 2007 年第 1 期95 、 The ， price ， of ， novels ， in ， the ， Qing ， Dynasty《 Frontiers ， of ， Literary ， Studies ， in ， China 》 2007 年第 1 期96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903 － 1905 ），《明清小说研究》 2007 年第 3 期97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906 － 1908 ），《明清小说研究》 2007 年第 4 期98 、“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华东师大学报》 2007 年第 6 期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8 年第 2 期转载99 、《西游记》里的挑担问题，《文汇读书周报》 2008 年 1 月 18 日·
学术史系列1．《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初议》（万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乌鲁木齐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跨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呼唤学术的独立品格》（万字），《湖北大学学报》，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年第6期全文转载。3．《明清诗文研究述评》(万字)，载作家出版社99年11月版《中国文学年鉴》。李贽研究:4．《论李贽对专制社会文化空间的拓展》（万字），《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大出版社。5．《精神世界的生态平衡与李贽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李贽论丛》,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明清小说研究系列:6．《诸葛亮悲剧形象的文化解读》（万字）《明清小说研究》。7．《乱世英雄的喜剧悲歌--〈三国演义〉的复杂文化蕴涵刍议》（万字），载《三国演义新论》，华中理工大学版。8．《三国演义新校本前言》（万字），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的《三国演义》9．《潘金莲的人格心理自我防御机制及其文化诠释》，《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10．《小说的小字史议》，《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6期。11．《说岳全传论略》，《唐宋元明清文学讲座》，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12.《小说补天论——笔炼阁主人小说观念初窥》（万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13．《幻情浓处态千般——第二十三回赏析=，《红楼》1989年第1期。14.《漫论读法说金瓶》《高师函授学刊》1989年第6期。15．《贞女神庙的尴尬与自嘲--读<聊斋志异·金姑夫>》，《语文教学与研究》。16．《论清代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变》，《高师函授学刊》。17．《儒林外史二题》，《高师函授学刊》1991年第11期。诗文研究:18．《竟陵派诗论的现实土壤与历史渊源》，载《竟陵派与晚明文学革新思潮》（论文集），1987年5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论元代散文的文化境遇--兼释元代散文的跌落》，《华中师大学报》，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全文转载。20．《中国书信体文学史论略》，《荆州师院学报》，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全文转载。21．《论明末清初文化启蒙思潮中的廖燕散文》，《华中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12期 全文转载。22．《元明清散文发展论略》（一），《高师函授学刊》1992年第3期。23．《元明清散文发展论略》（二），《高师函授学刊》1992年第9期。24．《元明清散文发展论略》（三），《高师函授学刊》1992年第11期。25.《明代散文论纲》，《明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7月。26.《<历代名人名简>（丛书）总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全书5册。戏曲曲艺研究：27．《元杂剧漫论》（上、下）；《唐宋元明清文学讲座》，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28．《论夏雨田的相声创作与中国优语文化》，载《幽默人生效应--夏雨田作品评论集》，1993年11月武汉出版社出版。29．《死的历史与活的当代--在通俗文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高阳研究系列：30．《高阳：一个刚刚打开的话题》，《长江日报》发表时有删节，后在《中国经营报》全文发表。31．《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方法与思想刍议》，1998《华中师大学报·高阳研究专集》。32．《大厦将倾时的铁腕女性--论高阳<胡雪岩全传>中螺蛳太太的艺术魅力和文化蕴涵》,首发于《通俗文学评论》，后收入《解读八面人生》，中国工商联版。33．《决胜岂止在战场--读高阳的<大将曹彬>》,首发于《通俗文学评论》，后收入《解读八面人生》，中国工商联版.语文新课标及语文课程改革：34.《关于高中“小说与戏剧”课程目标的问答》，《语文建设》，2004年第5期。35.《文学研究的新理念与中小学语文课程改革》，载《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指导：初中语文》，东北师大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学术随笔:36．谈谈文学的人格品味（《长江日报·江花》）。37．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辞典》出版（《文艺报》）。38．《铁腕女性螺蛳太太》，《中国经营报》1996年1月16日。39．游记成了流氓（《长江日报·读书》）。40．《枯树吟》（散文），《武汉晚报·白云阁》。41.《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应该成为研究型教师》，《华中师大报》2004年11月30。
1 、论李纨判词之谜，《社会科学家》 1986 年第 2 期2 、论荣府的管理机构与制度，《红楼梦学刊》 1986 年第 3 期3 、人物性格的数学抽象与定量分析，《当代文艺思潮》 1986 年第 4 期4 、从数理语言学看后四十回的作者，《红楼梦学刊》 1987 年第 1 期5 、论长篇小说结构形态的演变，《社会科学家》 1987 年第 4 期6 、《红楼梦》“成书新说”难以成立，《华东师大学报》 1988 年第 1 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 1988 年第 2 期摘要刊登7 、“有是理乃有是数，有是数即有是理”，《红楼梦学刊》 1988 年第 1 期8 、“眼前无路想回头”，《红楼梦学刊》 1988 年第 4 期9 、文学、数学与电子计算机，《自然杂志》 1988 年第 12 期10 、论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明清小说研究》 1989 年第 1 期11 、《红楼梦》不是飞来峰，《红楼梦学刊》 1989 年第 3 期12 、《樵史演义》作者非陆应暘，《明清小说研究》 1989 年第 4 期13 、汤显祖、虞淳熙序《西湖一集》考，《华东师大学报》 1989 年第 5 期14 、论贾府经济体系的崩溃，《红楼梦学刊》 1990 年第 3 期15 、明代通俗小说理论的发展脉络，《文艺理论研究》 1990 年第 3 期，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1990 年第 12 期转载16 、论小说史上的二百年空白，《华东师大学报》 1990 年第 5 期，《文汇报》（ 1990 ? 12 ? 2 ）发表此文论点摘要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1年第2 期转载，《中国语言文学资料信息》 1991 年第 1 期发表论点摘要17 、拟话本二论，《文学遗产》 1991 年第 2 期18 、漫谈小说“识语”，《明清小说研究》 1991 年第 2 期19 、关于熊大木字、名的辨正及其他，《明清小说研究》 1991 年第 3 期20 、论通俗小说的双重品格，《上海文论》 1991 年第 4 期，《新华文摘》 1992 年第 1 期发表论点摘要，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2 年第 1 期转载21 、论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华东师大学报》 1991 年第 4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转载22 、宝珠?死珠?鱼眼睛，──论赵姨娘兼谈贾府婢女归宿 ，《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 2 期23 、唐寅与“庚黄”，《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 2 期24 、论《金瓶梅》作者考证热，《华东师大学报》 1992 年第 3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2 年第 9 期转载25 、也是一首《临江仙》，《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 3 期26 、鲁迅关于历史遗产的理论和实践，载《扬弃与发展》，湖南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27 、从繁荣到萧条，──论清初小说创作的发展，《学术季刊》 1993 年第 3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4 年第 1 期转载28 、宋教仁与《石头记》，《红楼梦学刊》 1993 年第 3 期29 、论明清小说的宏观研究，台湾《中国文化月刊》 169 期30 、书生的困惑、愤懑与堕落，──从小说笔记看明代儒贾关系之演变 ，《华东师大学报》 1994 年第 1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历史） 1994 年第 5 期转载31 、王晫与他的《今世说》，《明清小说研究》 1994 年第 1 期32 、论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纷争及其意义，《明清小说研究》 1994 年第 3 期33 、明代的商贾与书生，《书城杂志》 1994 年第 3 期34 、明代的商贾与官僚，《书城杂志》 1994 年第 5 期35 、关于明清小说研究格局的思考，《明清小说研究》 1995 年第 1 期36 、应当重视古代小说的史学价值，《中外作品研究》 1995 年第 1 期37 、读李延昰《南吴旧话录》，《书城杂志》 1995 年第 3 期38 、许筠与中国明代小说（合作），《明清小说研究》 1995 年第 4 期39 、四部明代小说成书年代之辨正，《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6 期40 、论古代小说的史学价值，《华东师大学报》 1995 年第 5 期41 、刘烈女本事等六则，《明清小说研究》 1996 年第 1 期42 、《金瓶梅》传入朝鲜李朝时间考（合作），《延边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2 期43 、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李朝（合作），《华东师大学报》 1996 年第 4 期44 、《剪灯新话句解》明嘉靖刻本辨（合作），──兼谈该书在朝鲜李朝的流传与影响 ，《文学遗产》 1996 年第 5 期45 、“文学史”的评判及其他，《文汇报》 1996 年 9 月 4 日 学林版46 、洪楩嫁女等四则，《明清小说研究》 1996 年第 4 期47 、从比较看研究体系的演进，《复旦学报》 1997 年第 1 期 ，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1997 年第 5 期转载48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在异国的再现（合作），《文艺理论研究》 1997 年第 1 期49 、明清小说研究对象窄空白多，《文汇报》 1997 年 6 月 23 日50 、异域的反响，──朝鲜李朝士人论《三国演义》摘评 ，《明清小说研究》 1997 年第 3 期51 、论元明中篇传奇小说，《文学遗产》 1998 年第 3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8 年第 9 期转载52 、明代小说史导言，《明清小说研究》 1998 年第 2 期刊于首篇位置 ， 97 ' 武夷山中国小说史国际研讨会宣读，53 、论朝鲜李朝的小说理论，载《东亚文化论坛》，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54 、从《热河日记》看清代通俗文学的传播（合作） ，载《中韩人文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版55 、论明中叶文言小说创作的复苏，韩国《中国语文论译丛刊》第二卷， 1998 年 12 月56 、《樵史演义》作者考证杂谈，《学林漫录》第十四集，中华书局 1999 年 4 月57 、《热河日记》与中国明清小说戏曲，《明清小说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1999 年第 12 期转载58 、论明初的文言小说创作，《华东师大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1999 年第 7 期转载59 、沈万三秀的命运，《解放日报》 1999 年 7 月 3 日60 、松江明清四五七进士，《文汇读书周报》 1999 年 12 月 11 日61 、漫谈陆士谔，《文汇读书周报》 1999 年 12 月 18 日62 、何良俊的牢骚，《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1 月 22 日63 、“破靴阵”与“打行”，《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2 月 19 日64 、清租界查禁《红楼梦》，《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3 月 18 日65 、《说郛》与陶宗仪、郁文博，《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3 月 25 日66 、宋懋澄与他的《九龠集》，《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4 月 8 日67 、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文学遗产》 2000 年第 2 期 ，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2000 年第 8 期转载获 2000 － 2001 年《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68 、屠隆与两起悬案，《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5 月 20 日69 、张文虎留下一部日记，《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7 月 29 日70 、何日得睹《云间人物志》，《解放日报》 2001 年 1 月 12 日71 、突破小说史研究的传统模式，《文学报》 2001 年 2 月 15 日72 、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一些思考，《明清小说研究》 2001 年第 1 期73 、《近代翻译小说编年》及提交说明载《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74 、近代小说及其研究的数理描述，《华东师大学报》 2002 年第 4 期75 、一部“红楼”，半壁江山，《文汇读书周报》 2002 年 9 月 6 日76 、研究格局严重失衡与高密度重复，《文汇读书周报》 2002 年 9 月 6 日77 、关于《明清上海地区稀见文献五种》，《华东师大学报》 2003 年第 6 期78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文学遗产》 2004 年第 1 期79 、《金瓶梅》作者如何考证，《文汇读书周报》 2004 年 2 月 6 日《新华文摘》 2004 年第 9 期转载80 、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文汇报》 2004 年 2 月 29 日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4 年第 5 期转载81 、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明清小说研究》 2004 年第 2 期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4 年第 11 期转载82 、“小说史”的体例与重写，《解放日报》 2004 年 11 月 7 日《新华文摘》 2005 年第 1 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5 年第 2 期转载83 、我与小说研究的书目书，《明清小说研究》 2004 年第 3 期84 、论晚清小说书价，《华东师大学报》 2005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5 年第 12 期转载Frontiers ， of ， Literary ， Studies ， in ， China2007 年第 1 期转载85 、明代通俗小说概述，载《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86 、明代文言小说概述，载《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87 、明代小说文献，载《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88 、报刊文学与商业交换法则――以《瀛寰琐记》的出版史为分析个案《学术月刊》 2006 年 5 月号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6 年第 11 期转载89 、重建文学史的基础，《华东师大学报》 2006 年第 3 期90 、关于鲁迅文学活动的最早报道，《文汇报》 2006 年 7 月 16 日91 、历史上的小说盗版案，《文汇报》 2006 年 9 月 24 日92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893 － 1895 ），《明清小说研究》 2006 年第 3 期93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的价值，《华东师大学报》 2007 年第 1 期94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896 － 1902 ），《明清小说研究》 2007 年第 1 期95 、 The ， price ， of ， novels ， in ， the ， Qing ， Dynasty《 Frontiers ， of ， Literary ， Studies ， in ， China 》 2007 年第 1 期96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903 － 1905 ），《明清小说研究》 2007 年第 3 期97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906 － 1908 ），《明清小说研究》 2007 年第 4 期98 、“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华东师大学报》 2007 年第 6 期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8 年第 2 期转载99 、《西游记》里的挑担问题，《文汇读书周报》 2008 年 1 月 18 日·
本刊创办于1985年，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主办，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明清小说研究专业期刊，季刊，旬末出版。主要发表明清小说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兼发相关的古代白话、文言小说的论文，尤其注重发表在材料、观点、方法上有创新的研究成果。
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繁荣兴盛，并在艺术形式、创作方法、思想倾向和人物描写方面，表现出一些共同的创作特点：章回体的艺术形式；以实为主、虚实结合与崇实翼史的创章回体小说《水浒传》作方法；宣扬儒家学说的思想倾向；理想化与类型化的人物形象。这些创作特点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及思想原因。艺术特征：可叙述性，要求情节连贯，故事完整，意向明朗，叙事角度基本上是第三人称形式特征：散韵结合，散文是主体，韵文的过渡、装饰，韵文有以下几种情况：a全书开场和收尾，以诗或词做和做结b每回开场，大都无诗或词，但结尾一般是两句七言诗c正文中也适当插入诗词叙事特征：注意听说关系a章回小说前有一个人话，叫“契子”b注意保存讲说的痕迹c采用“卖关子”、“吊胃口”手法在情节关键处嘎然而止。
章回体小说由宋元时期“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由于“讲史”很难在一两次“说话”中把一段历史兴亡争战故事讲完，“说话人”就分次连续讲述，每次“说话”前用题目向听众提示本次主要内容，这就成了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我们阅读章回小说，经常可看到“话说”“且说”和“各位看官”字样，这就是章回体小说与“话本”之间承继关系的体现。经宋元两代长期的积淀，元末明初出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章回体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到明代中期，章回小说更趋成熟，出现《西游记》、《金瓶梅》等作品。清代，章回小说继续发展，《红楼梦》是其艺术高峰。由于章回体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强的中国民族特色，一直是中国读者所喜爱的文学样式。现在我们较为常见的明清及近代章回体小说，大致有文言体章回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方言体章回小说，如清代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全文多用吴方言；弹词体章回小说，如陶贞怀的《天雨花》；排偶体章回小说，如清代陈球的《燕山外史》等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一种， 是分章回叙事的白话小说，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整，是其主要特点。是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讲史说的是历史兴亡和战争故事，如《金相平话五种》、《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说话人不能把每段故事有头有尾地在一两次说完，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的一回。在每次讲话以前，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从章回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话说”、“看官”“且听下回分解”等字样，可以看出它和话本之间的继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