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姜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撰写第12章、第13章。2.《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陈启能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撰写其中第10章。3.《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于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撰写其中第5章。 1.《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载《历史教学》2011年第24期。2.《20世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历史反思——以拉丁美洲和印度为主要对象的分析》，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3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2年第2期转载。2012年4月,被收入张卫良主编的论文集:《“城市的世界”:现代城市及其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11年第9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4期摘登。4.《欧美史学新动向——实践史学》，《光明日报》对俞金尧等三人的访谈，发表于《光明日报》“理论·史学版”，2011年9月13日。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11年第11期转载。5.《从中国人口史看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婚姻家庭的特征》，钱乘旦、高岱主编:《英国史新探: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的英文版在英国同时出版Chengdan and Miles Taylo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Chinese History Conference(Peking University), Londo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20世纪世界史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载《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7.《关于全球史上跨文化交流的评估》，载《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2期“学术前沿”栏目摘要刊登。8.《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全球生态环境》，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9年第10期转载。2011年又被收入《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论文集(田丰、李旭明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9.《“世界历史”与世界史学科定位》，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10年第1期转载。10.《什么是世界历史及如何构建世界史体系》，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08年第8期转载。11.《“资本主义”与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载《学海》2007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21期转载。12.《用唯物史观构建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4月26日,受该报访谈。13.《历史上中国已婚低生育率说质疑》,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14.《“反全球化运动”与反资本主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文摘》2007年第11期摘登。15.《与时俱进的德国社会史》，载《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3期。16.《社会史的定义及开放性》，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17.《现代世界起源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2期。18,《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增长与煤的使用》,载《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4期。19.《令人困惑的后现代》,载《学术研究》(广东)2004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13期转载。20.《欧洲历史上家庭概念的演变及其特征》，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该文于200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三等奖。21.《中世纪教会婚姻法中的同意原则》,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22.《中世纪欧洲寡妇产的起源和演变》,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23.《儿童史研究及其方法》，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24.《儿童史研究四十年》,载《中国学术》第2卷,2001年第4期。后来收入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5.《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该文重印于《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社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1年第2期转载。该文于200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三等奖。26.《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社会文化基础》,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办《学术动态》1997年第9期摘登本文。该文于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青年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27.《英国18世纪人口和发展的学术史回顾》,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28.《从历史人口学到家庭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29.《商品化、资本主义化及其他——与黄宗智先生商榷》,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30.《中西方家庭的历史比较:差别及其影响》,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人才培养和理论创新——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载《人民政协报》2011年11月28日“学术家园”版。2.《从“意见”到“决定”:哲学社会科学面临重大发展机遇》，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9日第二版。3.《学术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10日。4.《人口研究要注重社会变革作用和历史延续的影响——访赵中维教授》，载《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5.《最低工资至少应足以养家糊口》,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9日“经济学”版。6.《继承和创新明显,发展仍有空间》(评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7.《全球史观下的文明传统与交往》，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8.《妇女的历史是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矿——评〈西方妇女史〉》，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6期。9.《养儿防老: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基本特征》，载《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2008年3月10日。10.《访谈英国史学家.里格利》,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11.《制度变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12.《评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载《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13.《历史学需要不断创新》，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14.《阿里埃斯:<儿童的世纪，家庭 生活的社会史》》，载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5.《斯通:〈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1500-1800〉》，载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6.《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6期。17.《找出一个亚洲来源》，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3月21日。18.《西方家庭史学的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19.《国内对欧洲妇女史研究的综述》,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主编:《世界史研究年刊》(1996年),总第二期。20.《传统中国国情的再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探问工业革命》,作者为剑桥大学教授里格利,发表在《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4月15日出版)。2，《现代的家庭研究简史》(上、下)，译文，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奥茨曼，分别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和第4期。
韩国磐先生著作概述《隋朝史略》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1955年后改称上海人民出版社），至1956年共5次印刷，印数达5万册。这是韩国磐先生第一部著作，也是建国后第一部断代史专著，曾被不少国内著名高校引为教材，同时被国家教委指定为中学历史教师教学参考书，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收入《<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称《隋朝史略》为隋代史研究的主要成果。迄今为止，该书仍是我国最完备的隋朝断代史专著。《柴荣》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至1961年共7次印刷，印数超过6万册。当时曾有文章评此书"材料丰富，叙述全面，肯定了柴荣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柴荣局限性的一面。"文革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拟将此书列入历史人物丛书再版，因先生生病未果。《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至1964年共印刷3次，印数近2万册。《隋唐的均田制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均田制的专著，书中关于均田制实施情况及其作用的论述已成为学界定论。该书还是我国第一部将敦煌和吐鲁番文献同时应用于唐史研究的专著，书中应用将大量敦煌吐鲁番资料和史籍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考证了隋唐均田制的推行情况，体现了韩先生注重实证，以出土文献乃至民间文书证史的治学思想，是载入敦煌学史的重要著作，至今仍常被国内外论著引用。该书的出版，使韩先生成为我国均田制研究的代表人物。林甘泉先生《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收入《<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以及《林甘泉文集》）即称该书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收入《<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将该书列为二十世纪土地制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卢秀文《敦煌学编年》（《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也专门介绍该书“引用了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均田制的专著”。该书被日本学界称为"高水平的著作"（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第37辑及堀敏一《均田制の研究》一书），对俄、日、韩及港台等地学者都有较大影响，是关于均田制的代表作。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侯外庐先生读过此书和韩先生的论文后大加激赏，特别邀请韩先生至历史所任职，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先生坚拒不肯，声言要为厦门大学留下一位人才。经双方协商，韩先生以兼职副研究员的身份至历史所讲学，开始了十年的兼职生涯。历史所建所五十年时，林甘泉先生《50年的回忆和思考》（历史所《求真务实五十载》；收入《林甘泉文集》）即言及当年高等教育部对历史所抽调高校著名学者入所的作法颇有意见，遂改以兼职的方式特邀了韩国磐先生等一批著名史学家参加历史所的研究工作和指导青年同志。由于韩先生熟稔典籍考订，侯外庐先生延请韩先生赴京协助历史所编撰《中国思想通史》。韩先生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编出了一份十余万言的隋唐资料长编，集中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材料，拟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唐宋明卷）的总论，为全书的编辑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侯外庐先生晚年在其自传《韧的追求》一书中还特别写了《韩国磐同志的贡献》一节述及此事。
历史研究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专业性学术刊物，1954年2月在北京创刊。毛泽东为该刊提出“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直接领导了编委会和编辑部的组建工作并撰写了发刊词。第一届编辑委员会成员有郭沫若、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历任主编有尹达、黎澍、庞朴、徐宗勉，现任主编是田居俭，副主编阮芳纪。1979年起为双月刊。 《历史研究》主要刊载史学界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史学史，史学著作评介并发表重要的历史文献、历史资料及其研究、考证、介绍，设有读史札记和史坛信息等栏目。该刊提倡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倡实事求是、各抒己见，并就史学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开展讨论，以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 《历史研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编辑部与东欧、西欧、美国、日本等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和学术团体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许多优秀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翻译介绍到国外。 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 2、《历史研究》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及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早已为专业研究人员和广大历史爱好者所熟悉和景仰，但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卷帙浩繁，常令众多心仪者望而却步。汤因比在去世前，根据当时史学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改写了这一巨著，将其压缩为一卷，于1972年由泰晤士·哈德森公司出版。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其1995年重印熬，翻译出版了这一享誉于世的著作。 汤因比在这部著作中，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已知的至少三十一种文明，汤因比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同时，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教会的建立也进入作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汤因比还广泛地考察了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汤因比闻名遐迩的挑战-应战模式贯穿全书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由于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人类逐步消除了在空间上的距离，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汤因比在有生之年（1889-1975）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不仅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深感人类的相互残杀给后世带来的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正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正是出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对人类文明的无限希望，汤因比怀着一颗“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其杰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热情，为我们这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这笔精神财富。 此外，汤因比不仅从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了人类历史，而且还在各个文明地理分布的横向层面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汤因比指出：“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这种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自然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的确，随着考古的发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得以再现，从而使这些地方的文明“可以同其他地方的文明并列”。另外，东亚地区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中华文明也成为汤因比关注的焦点之一。晚年的汤因比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采用的这种“大历史”的宏观叙述手法，是对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发展的史学界分工日益细化的回应。在本书的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中，汤因比集中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历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主导体制的影响。”由于各个文明所处的环境不同，那种试图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中发现人类历史整齐划一轮廓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次出版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与十二卷本以及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三卷中译本）相比，篇幅当然小了很多，更加易读，这大大方便了读者。另外，虽说也是一部节录本，但与索麦维尔的版本不同，这一版本不仅是汤因比亲自修改完成的，而且保留了大部分支撑其观点的历史例证以及更多的细节。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一大十六开本的著作是一部插图本，共配有四百多幅黑白串文图、地图、图表和九十幅彩图。制作精美的彩图和丰富的串文图、地图以及图表，配有恰到好处的详细说明文字，赋予了该书新的内容和形式。诚如汤因比所言：“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 阅读《历史研究》，在钦佩汤因比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分析之余，我们可以徜徉在令人着迷的历史海洋之中，不仅吸取知识，丰富思想，而且能充分获得思考带来的快乐。 3《历史研究》的趋势分析 历史研究定位与趋势分析： 《历史研究》，双月刊 ，逢15日出版，大16开本，每期192页，约30万字，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其主管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负责具体工作的《历史研究》编辑部。该期刊的历史可谓悠久，它与1954年创刊，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综合性史学期刊。期刊的办刊指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实事求是”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 为了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世纪之交的时期，几乎每一期中《历史研究》都邀请了一个研究领域内的专家。对这个领域内百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回顾和反思，对未来的反战做出预测和展望。这些文章，可谓是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最好概括和总结。 至于和时事的联系方面，在到一些重要的周年或者大事发生的时候，论文就会加倍加速的产生。例如：1997年设香港历史研究专题；1999年设澳门研究专题；01年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专题等。 而对于一些热点问题和史学动态，在这个期刊中也有所关注，例如01年第四期的《走马楼吴简研究》，00年的《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等。 而从10多年的目录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人口问题、对外关系和海外中国学的介绍等开始发热，生态史等领域也开始有所展开，这就可以看出史学研究的范围是不断地在扩展，而跨学科的研究也是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 最后这本期刊的不足之处也有不少：首先综合性压过了具体性，导致了专题研究不足；其次和国外的最新史学动态联系还不是太紧密，中国史部分比重过于庞大，导致世界史研究的领域所收录的文章所占比例过小；再次，虽然本期刊是史学界的最好刊物之一，但是论文学术水平却参差不齐，有些甚至可以说有些低劣；最后关于一些史学界的禁区的研究几乎是没有收录文章。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按中国传统纪年，是明神宗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英文版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法文版为《1587，Le Declin de La Dynastie desMing》，是一部史学专著。《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于1976年在美国所著，在国内直到近些年才引起大众的注意。其实这一年大明王朝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般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元辅张居正已去世五年，海瑞在这一年也故去了，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年底殁了，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了：始建宫室，布教令于部中，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神宗朱翊钧在位前十年，励精图治，重用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使得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但张居正死后，神宗逐渐暴露出其人性黑暗的一面，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以至于朝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完全停止，全国行政陷于长期瘫痪。《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万历十五年》中，作者论述了许多有关国家兴亡的问题：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道，“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黄仁宇教授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出版20余年来多次刊行而不衰，其读者面也早已不限于史学界，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史学工作者们思考的事情。黄仁宇先生是华裔美籍史学家，也是华裔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法国年鉴派学术代表人物。他的学术特点在于对历史的宏观把握，虽然从一人一事入手，从一个年份说起，所要说明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从历史的细微末节入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此谓大历史观。如通过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表现一个朝代的主要特征在对于人物历史活动的叙述中，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这大概也正是《万历十五年》获得众多读者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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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人民的名义中提到的万历十五年是指什么 黄仁宇先生写的一本书 问题二：请教为什么是明史，是万历十五年 因为世界历史从古代向近代的转折点就发生在那个时代，中西方之间拉开差距也是在那个时代。 问题三：万历十五年中的引用私人是什么意思 这是有很多原因的，第一万历年是明朝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知名度较高，作者在写这多时间的时候，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第二，万历年是明朝经济最发达的时候，张居正主导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外军事也接连获胜，朝廷呈现中兴气象，史称万历中兴。里面的事情内容也有依可写，内容更真实。第三，鬼怪小说大多都是借古讽今，引用前朝的盛世来鞭笞当下的时局，间接表达作者的心声。 问题四：万历十五年中的引用私人是什么意思 1587年的历史事件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换一个视角来解读历史，世界变得更立体。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问题五：万历十五年内容简介 《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黄仁宇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不仅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简介：1587年的历史事件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换一个视角来解读历史，世界变得更立体。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这本书融会了黄仁宇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给人启发良多。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 问题六：万历十五年的重要内容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本书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 元辅张居正已去世五年，海瑞在这一年也故去了，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年底殁了，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了：始建宫室，布教令于部中，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 问题七：五分钟读懂《万历十五年》：明朝衰败到底该不该怪万历 《万历十五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作，也是一本畅销学术书。可以说，在散文里面，它的历史水平最高，在历史里面，它的散文水平最高。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达到了“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地步。如果你希望给自己的标签加一个历史爱好者，那这本书是必读书。 那么，这个本书讲的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从名字上看，黄仁宇讲的是明朝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事情，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帝国的运作面貌，从而归纳出中国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 黄仁宇先生以六个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来解释这一观点。 因为让领导先走的原因，第一篇是：万历皇帝。 开篇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万历十五年的三月二日，本来清静的大街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一大堆官员奔赴皇宫。原来，传出来消息，万历皇帝要开会：午朝，所以大家拼命赶，迟到了要扣工资嘛。结果满头大汗跑到端门，发现没有任何要开会的样子，负责点名的侍卫将军也不在。 显然，这是出了乌龙，万历皇帝根本没有开会，所以大家拍拍 *** 回家了。但接下来，万历皇帝很生气，竟然扣全体官员的工资。 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件事情？显然，他是要告诉读者，明朝万历的管理已经失去了控制，连开会这种事情都组织不好了。 对此，万历皇帝当然勃然大怒。但是，这个庞大的机构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很多史书把问题推到了万历皇帝身上，因为万历皇帝是有名的旷工皇帝。正是因为他开会不规律，所以才会出乌龙。 但黄仁宇先生并不这样认为。他说：看了我的论述，你可能对万历皇帝更多的是同情。因为万历同样是一个失去技术手段皇朝的牺牲品。 万历先生用大篇的篇幅描写了皇朝的礼仪，比如上朝时，万历戴着缀有十二串珍珠的冕，像戴了一块瓦片，极不舒服，但这是必须的，因为这象征着皇权。而皇帝绝大部分的精力，就这样用在维持礼的存在。剩下的一小部分精力，又要处理明朝官员无休止的争议。 这样一来，原本希望大干一场的万历就不得不发现，他只是一辆老旧车子上的零件，做着早已经规定好的动作，一旦想自己设计两个动作，这辆车子的其它部件就会集体 *** 。 一开始，万历以为反对来自张居正。 张居正是他的老师，也是万历前期的掌权者。万历很长一段时间生存在其阴影之下。张居正死后，万历开始借打倒张居正，宣告自己的权力与权威。 但万历很快发现，打倒张居正之后，他面对的是更为庞大的官宦集团。以前这个集团以张居正为目标，现在张居正倒了，只好把火力集中在万历身上。可以说，打倒了一个张居正，一百个张居正站了起来。 此外，黄仁宇先生还介绍了万历皇帝一个特殊的情况：他的婚姻生活。万历同志先是在自己母亲的宫里跟一个宫女王氏发生了关系，结果演变成狗血剧：泡妞泡成了老公以及喜当爹。宫女生下了常洛，是万历的长子。 万历很快就审美疲劳，爱上了一个称为淑妃的郑氏，并生下了朱常洵。万历试图册立朱常洵。因为这件事情，万历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文官集体发文章批判万历宠爱郑氏冷落王氏。 可是！我跟哪个女朋友亲近一点，关你们屁事！ 无休止的礼仪，无休止的争论，无休止的指责，万历终于烦了。 黄仁宇写道，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题目是：无为而治。 让你们吵！老子不跟你们玩了！ 有一个人说，不行啊，这个游戏还得接着玩，这个人叫申时行，第二篇的题目就是：首辅申时行。 在这一篇里，黄仁宇细致地描写了申时行的工作......>> 问题八：如何看待《万历十五年》在《人民的名义》里的作用和意义 《万历十五年》作为剧中腐败的对照和高玉良人物设定的核心，在《人民的名义》这部剧中多次被提及。传《万》也被反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常常提及。《万》之于《人》如太虚幻境之于《红楼梦》，后者的论述框架隐含于前者，同时也折射了作者对文本意义和现实的深度思考。《人》剧虽重于揭露官场潜规则和腐败现实，但对中国政治通过戏剧构造表达的抽象反思也值得深入讨论。而《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和框架。 问题九：万历十五年中的利部鸿肿寺指什么意思 吏部鸿胪寺吧 《明史.职官志三》：“鸿胪[寺]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供其事。 外吏朝觐，诸蕃入贡，与夫百官使臣之复命、谢思，若见若辞者，并鸿胪引奏。 岁正旦、上元、重午、重九......皆赞百官行礼。”鸿胪寺 旧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 元丰官制行，置卿一人，少卿一人，丞、主簿各一人。 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及国之凶仪、中都祠庙、道释籍帐除附之禁令，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 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 问题十：万历十五年里面说，“研究马尾巴发难”，是什么意思（ 硫酸殖屏w
两声欢呼，一声倒彩——《万历十五年》三十载印象记 1986年，徐友渔等人到英国留学，大使馆发了一本书，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事让徐“一辈子都能记得住”，因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地片面、多么地有问题、多么地苍白无力！” 时至今日，虽然灌输式历史教育依旧存在，但历史阅读却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改变中引潮流之先的，是一本篇幅不算很大的历史书：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自1978年黄委托朋友联系国内出版社算起，至今三十年，这本书毁誉随之而誉日盛。回顾本书三十年印象，借黄仁宇的话来说，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 两声欢呼 第一声欢呼来自于中文版出版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第一位应属黄仁宇1937年就读长沙临大的校友俞哈维。俞任职IBM，还是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的会长。他可能是最早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人，并在联谊会上讨论过这本书。 1978年夏，俞到中国，黄委托他寻找《万》的出版商。要知道，该书英文版（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因其风格独特而在英美出版界处处碰壁，中文版是黄一个秘而不宣的希望。这个希望不曾落空，俞在北京的亲戚黄苗子愿意将之推介给中华书局。 1978年的中国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能否接受一个外国人的著作尚是问题，此问题可以严重到关系所谓的“政治立场”。黄苗子于1979年5月23日致信中华编辑傅璇琮推荐《万》稿，虽然傅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但“怕肯定得太过分，出政治问题”，而一位书局领导则认为“何必出外国人的书”，“不宜接受”。幸亏副总编辑赵守俨一语定乾坤，《万》稿才得以出版。 可据黄仁宇自述，早在1979年3月27日，俞电话告知他中华“原则上同意出版这本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黄苗子受托推荐书稿的事情还有两人知晓，金尧如和陈翰伯。这两位都是阅历丰富的老革命，金任职商务印书馆（1978年底改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后因故去国），陈为出版局代局长。金对黄说，只要稿子可用，就尽快出版，“这样做将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而且陈也同意他的主张。金、陈两位的意见自然分量较重（傅的审稿报告也说：“对于外籍学者，国内能出一本书，能产生好的影响。”），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黄仁宇能提前得悉中文版的命运。 第二声欢呼当然始自《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1982年5月，《万》上市。人们初读之下，可谓有“惊艳”之感。读者群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广泛性：从学者到学生，从作家到企业家，都从《万》中读出了味道。 一般人的印象，《万》问世之初没有在大陆史学界引起什么积极的反响。这不太准确。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1960年复旦历史系毕业）说，这本书“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能在学界成为一个话题，可见是引起了多大的关注，内中必有一些肯定性的意见。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回忆：“八十年代,我初读《万历十五年》时,惊异于历史还可以这样表现,俯心低首引为模范表率,与诸位致力于新史学的同道相互激励,有意一起来开创新的史学的未来。”这是一群活跃在北京高校的青年学者，有李零、阎步克、刘北成、高王凌等人，在八十年代中期“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曾试图在史学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有所突破。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公开谈论《万》，如商传、萧功秦、赵世瑜、樊树志、毛佩琦等，很多人还不止一次推荐。可以说，《万》在大陆史学界逐渐得到认同。 八十年代高校里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很多人对《万》“一见钟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那时在陕西师大历史系读研究生，他说：“初读《万历十五年》，如受电击，至今记忆犹新。”科技史学者江晓原的回忆更有意思：“1982年我正在读硕士研究生……我读了许多前人的论文，不幸的是它们经常令我昏昏欲睡……‘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我多次暗暗自问，感到有些沮丧。就在这彷徨犹豫之际，《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象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华东师大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曾对媒体坦言，他在读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时读到《万》，“就在我从事学术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几乎是模仿着这本书来写自己的处女作”。一直以来，黄仁宇的书往往是大学课堂上的推荐读物，比如上海师大02级历史春季班就有学生在老师的推荐下读《万》和《中国大历史》，笔者也是在九十年代初上大学时因老师推荐《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而知道黄的大名。 实际上，这本书对学者而言，影响所及并不限于历史专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梁治平总结自己的学术之路时谈《万》：“他的书绝没有大陆一些历史著作中常见的那种傲慢、自负，甚至张牙舞爪、盛气凌人。我欣赏黄氏的学者风范，因此，当我在1987年夏天着手写《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时，有意将我在《万历十五年》中感受到的那种史学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历史叙述中去。”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在其学术叙录中也谈到《万》启发了他心中中国百年文学的构想，并不止一次介绍给学生读。 八十年代《理论信息报》曾调查“作家最近读什么书”，当时最红火的文学作品仅仅出现一次，而《万》却同时列在两个作家的书目中，可见《万》在面世初期就已具有可观的影响力。有两位读《万》的作家不能不提：王小波和王朔。王小波评《万》，幽默中不乏严肃：“旧的好书总比新的烂书好”，《万》“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 可能谁都难以想到，给人玩世不恭之感的王朔也是《万》的拥趸。王朔说，他年轻时以为历史不过是故纸堆，再加上“学习《中国革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迟至1995年他才因谢冕的推崇而买了一本《万》，孰料一读之下，大为感慨。他写读后感说，《万》“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更为难得的是，他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不好看，是因为“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他还反思一些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稳定意识”，即便有其苦衷在，但若“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他不无忧虑地追问：“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他提醒人们：“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虽然他说自己“见识短浅……只能随便说说，表明自己看书后确实思索了而已”，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到位的读后感，甚至比其文学作品更值得我们重视。 企业家读《万》，别有风景。明基公司曾文祺从学生时代起读《万》，二十年间读了五遍。他把《万》与组织管理结合起来读：“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从《万》中汲取智慧的企业家还有：统一集团罗智先、中国宽带基金田溯宁、万科王石等。 近年来，历史写作热闹一时，其间也不难发现向《万》致敬的作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吴思、李亚平、易中天等人。他们的作品销量可观，但平心而论，都很难拥有《万》书这样深远的影响力。至于其他历史写作者更不足论，大多数仅仅是将旧史书中的故事俗讲一遍而已，流于权谋心术之类——帝王将相们往往精于此道，弄得中国史充满了阴冷感；从历史学权谋，对培育公民有害无益。 二十多年来，《万》越卖越火，跟口碑效应不无关系。早年读《万》的年轻一代如今不乏专家闻人，《万》因他们的推荐而频频见于报端，而网络更方便了读者交流，这都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接触这本书。目前当当网上三个版本的《万》，销售以数万计，而读者评论已有八百六十多条，绝大多数好评。普通读者的欢呼，真实可感。《深圳商报》评论说：《万》“三十年来的一版再版，就像一杯功夫茶，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和累积，影响力从学界到民众逐步传播扩散。” 一声倒彩 从学界到普通读者，对《万》喝倒彩的，虽然不如欢呼多，但也大有人在。 上海师大教授萧功秦回忆，《万》“出版后不久,我曾求教于一位史学前辈如何评价此书,那位师长淡淡地说,那个人不过是个解放前的记者而已”。黄仁宇1964年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这位前辈却视而不见。 不以学术研讨为依归，而拿出身背景来褒贬，大概是大陆史学界的某种特色。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所撰《琐忆黄仁宇》一文便是因此而引来多位网友的反驳。王、黄二人的分歧，与其说是二人脾性的不同，毋宁说是两种社会特质的冲突——一个提倡敦厚温柔，论资排辈习惯浓厚；另一个崇尚个性至上，儿子可以直呼父名。 笔者寓目的学术层面上的批评文章当属潘叔明、许苏民《<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该文对《万》书李贽一章的史料运用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驳正，但不足以据此推翻本章的论述。 近期，中央民大教授陈梧桐写有《<万历十五年>质疑》，指责黄仁宇的历史观“不科学”，源自中国“停滞论”，并以论带史，违背史学研究原则，乃至将黄对个别史料的误读斥为歪曲、篡改史料，称《万》“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通篇读来，情绪多于理性，“篡改”、“不够格”云云显系夸大之词。 鲁迅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以笔者多年的编辑经验，其说甚是，所以笔者赞成有的放矢的批评，不敢苟同上纲上线的批判。笔者还以为，凡事拿“科学”来贴标签，本身就不科学。英国物理学家James Jeans和认为，科学本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物理世界不过是人们思想中的构造，因为人的“认识是主观形成的”。美国科学家莫里斯•戈兰撰《科学与反科学》更是全面揭破了科学界存在的冲突、神话和欺，写出了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的可笑和荒唐。美国作家科林•埃文斯在《证据》中描述了许多大案中所谓“医学和科学证据”如何导致法院误判。说到底，是人在活动，而不是天使。历史观是一个主观性更强的范畴。君不见，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研究却在所谓的科学历史观指导下弄得雷池遍地，了无生气，历史教科书更是“只剩下四大发明，赵州桥，陈胜吴广，再加上个张骞通西域”，让人们“与自己的历史中断了精神上的联系”（萧功秦语）。有鉴于此，南京师大附中张建波认为《万》具有“优美的文笔，别样的历史解释，宏大的历史观念，深切的现实关怀”，“特别是能激发我们老师和学生思想的渴望”，呼吁“老师和学生都应该读读《万历十五年》”，希望“教科书不再是一种思想主宰”，“学生经过教育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人”。 国内学者反感中国“停滞论”，固然出自民族情感，但反驳乏力。大致说来，落后论是从国际比较而来，而进步论则着眼于自身今胜昔——自家以马拉火车代替步行，而人家却已进入了磁悬浮时代，如何比较更有利于改进？ 与中国传统史观倾向于道德褒贬不同，黄仁宇的历史观着重从技术上解释历史，其中的核心词汇“数目字管理”常被误解。连称赞《万》的学者名流也不例外，如葛兆光与田溯宁都将之等同为“数字化管理”，王小波视之为统计数字，并质疑“数字可以是假的”。网友“维舟”撰文论证这是一个伪命题。该文旁征博引，把“数目字管理”解释为“标准化管理”，论证由此会带来集权化以否定之。这些理解望文生义，或强作解人。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时，早就强调明代官员窜改数字以及因袭成例的习惯，而有些地方的明初土地清册居然沿用到民国年间。《万》展现的就是一个封闭的官僚阶层如何扼杀了任何积极的因素，“不容许、不提倡各地方不平衡的发展”，黄对集权化的弊端不可不谓认识深刻。 实际上，黄的“数目字管理”是指整个社会资源均可如实计算，整合进一个记录系统（核心是正规的产权制度），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换：“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这是真正的商业社会，市场不是原始的“自我实施型市场”，而是现代的“社会规划型市场”，不仅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个人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每一件资产及其增减都能及时更新在案，并可任意分割、组合，迅速转化为资本；政府保护财产与交易安全，但不许任意介入财产分配。在这样的社会，不提倡道德高调，而是鼓励个人创造，财富积累快速惊人，但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司法独立公平，信息真实透明，贪官与奸商难以生存；人们拥有权利，但不乞求特权。（可参阅曼瑟•奥尔森、凯斯•R•孙斯坦、赫尔南多•德•索托等人的著述。） 尽管黄仁宇一再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敷设高层与低层机构之间的法律与经济联系表示乐观，但笔者未敢轻许。漫步北京街头，随处可见“如实申报普查资料，真实反映经济全貌”的标语，可以想象我们离“数目字管理”仍有相当距离，而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也表明今天与传统中国还有着几分相似。 这篇印象记已经很长，最后交待一下题目的由来。1952年9月，黄仁宇进入密歇根大学主修新闻学。在系主任威斯理•莫勒的“法律与新闻”课堂上，气氛轻松活泼，黄总结说：“在美国，三声欢呼还不够好，应该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这是一种自由、平等、开放、多元的氛围——何时我们的历史课堂也能如此而一改灌输之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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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为Ray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物理主义语言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在物，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in16thCenturyMing-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
——记读过的书和那些年一起读书的人 陈蜜/文 我想以图书的分类来梳理我的阅读史，大概分为宗教、哲学、历史、心理学、文学、教育学、生活、英语等几类，择印象特别深刻的，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人、影音为记。很多时候，我记的不止是书，更是那些年一起读书的人。 一、宗教 1、《圣经》 《圣经》是世界上发行总量最多的书籍，至今翻译成1829种语言，年销售量三千万册左右。《圣经》一共有66卷书，分为旧约和新约。《圣经》是2006年进入我的生命的，当时我正在读哲学研究生，师姐彭芬带我刚刚信上帝，至今14年，读圣经从未间断，这是一本常读常新，全方位改变我生命的书。《圣经》不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宗教学原理》 这是研究生时的一门课，当时一起上课的有学藏传佛教的同学，还有从台湾来的女法师，也是学生。我对宗教抱着一种敬意，总是想去探寻，这门课让我走近了佛教，当时学生里边没有学基督教的，学佛教的有好几个，还有2个女法师是台湾某寺庙的住持。我也曾跟随同学一起去拜访她的老师——这位94岁的高僧在北京周边有一个很有名的道场。我很喜欢我这位同学，她叫姚立，她说有一次在北大听关于佛教的讲座，她突然茅塞顿开，觉得这就是她要的东西，自此便皈依佛门，读研也是为了研究佛学，且一年之内她的生命大为改变。我因此被吸引，然终究还是上帝吸引了我，而不是释迦牟尼。 3、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 薇依是法国20世纪杰出的宗教思想家，这是一本手稿和谈话录整理的书。当年这本书是拿来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做比较阅读的。 4、《特蕾莎修女传》 去世时，她只有一双鞋三件衣，活着就是为了爱，一辈子侍奉上帝，服务穷人。 二、哲学1、一本不记得名字的哲学书临近高考，我暂住在一个中学老师的家里，小卧室里有很多书，其中有一本不是很厚的哲学书，引起了我的兴趣，印象中是叔本华的著作，但我不记得具体的书名了，一本讨论人生的书触动了我，没想到后来我竟与哲学结了缘。 2、《中国哲学史》 我本科在湘潭大学读历史系，湘潭大学的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设置得特别好，本科生第一年历史系和哲学系是一起上课的，因此，我作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也跟着一起学了《中国哲学史》。比起历史，我更偏爱起哲学来，可能我天性就喜欢深入思考，会让人觉得我有点严肃有点闷。我特别喜欢讲中国哲学的王立新先生，他后来去了深圳大学。他那时候常常在路上被学生拉住讨论问题，我还记得在北苑男生宿舍围墙外的一棵树下，他跟我们说孟子的养浩然之气。上课时，读《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读《庄子》的逍遥游，读程朱理学，这一切都使我着迷。 3、《西方哲学史》 大一还有西方哲学史的课，我也特别喜欢，老师讲的古希腊雅典的一切，哲学家们探究世界的根源，都使我的小脑瓜好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那时候，我去湘大图书馆和书店看得最多的就是哲学类的书籍，老子、庄子、叔本华、尼采……具体读了哪些已经记不清了。因此，我还和哲学系的师兄们混得很熟，因为高一届的学长里有四大才子，我慕名而交，与陈郑双师兄凭着一腔热情创办了湘潭大学的“哲学与生活协会”，我们也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纪念海子”，还有一次是电影欣赏《阿甘正传》。我也从师兄那里耳濡目染，一直被哲学吸引着，最后考研时转向考了哲学系。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正儿八经开始学习哲学是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我真的特别幸运能够考上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招生是一个老师基本上只招一个学生，招生名额很少，所以跟老师的交往特别亲近。我的导师是黄裕生老师，他后来去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回想起来，老师们治学的品格和做人的品格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们说贺麟先生他们在哲学系的时候，就从来不要学生请吃饭的，所以我读研期间，甚至工作以后第一二年回去看老师，都是老师请吃饭。对于这些，我都深深地记在心里。我的老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 因为一个老师只带一两个学生，所以有时候几个老师会带着几个学生一起上课，因此有幸可以听到好多有名的学者的课。《西方哲学原著选读》是谢地坤老师教的，跟着老师把西方哲学史上的原著都好好读了一遍，因为翻译可能不准确，那时候读书基本上是对照英文原文读的，老师们都会德文，德文我学了一点皮毛，只能读英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总部的图书馆有很多外文原文的文献资料，研究生院也有自己的图书馆，两个图书馆我都受益匪浅。 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实用人类学》 学外国哲学绕不过康德，读康德的原著是必修课。《纯粹理性批判》相当难读，当时上课是哲学系的几个老师、博士生、研究生坐在一个会议室，一起啃原著，每次一个下午就能读一小页，甚至一小段。大家都是中文对英文，中文对德文这样，一边读，一边讨论。一本书读了三年还没读完，这种读法印象特别深刻。老师还传授学外文的经验，最笨最慢的办法，就是读原著，一边读一边查词，他说看起来最慢的办法，其实是最快的。最喜欢康德的那句名言，邓晓芒译文：“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蒂里希选集》 保罗·蒂里希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研究他的思想，论文题目是《存在与勇气》。我很喜欢他的著作，中英文对照读的，他是一个边界比较宽的神学家，他的文字不仅给我学问上的启迪，也给我信仰上有很大的影响。 三、历史 1、《中国通史》 2、《世界通史》 这两门都是历史系的必修课，分为古代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因我的导师赵立坤是世界史方向的，我的兴趣也偏向世界史，尤其喜欢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史，这也为我后来读研打下了基础，了解了基督教在中世纪时代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对于我了解基督教信仰对世界的影响也很有帮助。我导师是一位女性，是我见过的最优雅的女性学者。 历史系还开了很多功课，《古代汉语》、《考古学通论》、《中国史学史及原著选读》、《中国文化史》、《文献学》、《历史地理》、《中西文化比较》等等，我还记得当年这些课程老师的模样。 3、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思》 当年，我很喜欢的一本书，页页都写了批注。 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 当年同学们都很喜欢读他的书。 三、心理学 1、阿德勒《自卑与超越》，这本书是《孩子，挑战》的基础。 2、弗洛姆《逃避自由》 3、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4、《心理学与生活》 5、鲁道夫《孩子，挑战》，这是一本父母必读书。 6、《走进魔法店》是一本脑外科医生的自传小说，里面提到的冥想很发人深省。 喜欢哲学的我，也很喜欢心理学，本科就有心理学课程，从本科到研究生，直到毕业多年以后，我都有那种想要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冲动，一度想去考心理咨询师。我比较关注抑郁症人群，也会帮助身边的朋友，但是专业做心理咨询师还是要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才行。不过，读些心理学书籍，对于育儿是大有好处的。 五、文学 1、最早的启蒙是手抄歌本，大一点的姐姐们把一些歌曲歌谣抄下来，我们一群孩子在一起唱，特别喜欢。 2、《琥珀》 这是我最早读的世界名著，从一个租书的店子里买回来的，比较契合女生的口味，所以当时也是很喜欢的，好像打开一个新世界。 3、《简爱》 这是初中最爱的一本书，看了很多遍，书都翻烂了，每次睡前要妈妈取过来，妈妈说都看好多次了。在文学的世界里，这是我的启蒙之书。最爱的一段话："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么？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么做，而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 4、《蝴蝶梦》 中学时，我还记得下课赶紧掏出来看，情节太吸引人了，没时间看，只能下课时分秒必争。 5、《飘》 “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主角斯嘉丽的个性和坚强乐观很能打动少女的心。电影也特别好看，看过多遍。 6、 林清玄散文集 中学时，有一次暑假，突然停电，特别热，我躺在一张椅子上，读着林清玄的散文集，心里想“心静自然凉”，他的文字确实有静心的效果。 7、《渴望生活——梵高传》 大学时，在一个租书店里读到这本书，当年网购没有现在发达，新书书店里没有，就把旧的买了下来，很是被梵高触动了一把。 8、《三毛全集》 从大学时读起，直到如今，仍是过一段时间就翻出来读一读，里面的故事都特别熟悉。很喜欢三毛的随性，有自己的个性，同时又很有怜悯之心。只是可惜了，佳人已逝。 7、《红楼梦》 读研的时候，迷了一段时间红楼梦，读了几遍。中文系的同学说，我不敢总是读，太悲了！法学系的同学说，她的导师把这本书当作床头书，每日随手翻到哪，读到哪。这也是三毛很喜欢的一套书。 8、《浮生六记》 喜欢沈复笔下的芸娘，是林语堂先生称为中国文学里最可爱的女人。 9、《海蒂》 很喜欢高山牧场，喜欢海蒂爷爷，也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姑娘，真想也到她那个小阁楼去看一看星光。曾买来送给大家庭中十来个小朋友。 10、罗尔德·达尔 跟着二年级的女儿一起读，我也被罗尔德圈粉了。 11、《华尔街如何讲故事》 当编辑时，学习写作用的。 12、松居直《我的图画书论》 一本让我真正了解图画书、走近图画书的书，基本上每周都会给女儿去图书馆借10本绘本回来看。虽然她可以读20万字的小说了，我仍然喜欢和她一起读图画书。 13.小王子 大学时很喜欢的一本书，说明我童心未泯。去年又读了一遍。 六、教育 1、《教育学原理》这是大学时选修课，也是后来教师资格证必考科目。研究生毕业时选择了老师或编辑两个方向，最后没想到去了博物馆当网站编辑。如今辞了职，又还想当起老师来。 2、《6A的力量》 这本书是一个叫根基的机构在做讲师培训的，我曾作为家长参与培训，获益匪浅。 3、《子女心，父母情》 训练孩子的心，远比其他重要。因为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 4、《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 这本书教了很多的技巧。 5、蔡颖卿教养美学4本《教养在生活的细节里》《写给孩子的工作日记》《妈妈是永远的老师》《安定的妈妈有力量》 我很喜欢这个系列的第一本，读了几遍，很喜欢蔡颖卿和洪兰的对谈，对于很多教育中遇到的问题有茅塞顿开之感，我也很喜欢她的教育理念，于生活细节中娓娓道来。 七、生活 1、《断舍离》 因我曾在博物馆从事了9年的档案整理工作，家里档案也是我分门别类整理好的。对于家居整理，我也非常感兴趣，非常喜欢极简主义，深受这些思潮影响，《断舍离》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因此，我家中常常整洁，眼睛所到之处几乎没有多余的物品。我也清理了许多多余的衣服物品，不用换季时就忙个不停，能够省下更多的时间来做其他事情。 2、《极简主义》 3、《简朴生活的真谛》 八、英文 1、《Follow me》 我们初一学校才开英语课，但是很幸福爸妈支持我去英达外语上了一个暑假班，自此，我都特别喜爱英语。这本教材是我的英语启蒙之书。 2、疯狂英语 李阳的疯狂英语曾风靡一时，是90年代英语教学中的佼佼者，他还曾亲自到我们学校做了一场演讲。我很喜欢疯狂英语里的英文歌和散文，使我真正感受到英文的美。 3、卡朋特、后街男孩等英文歌，不仅帮我学了英语，也丰富了精神世界。 4、新概念英语，听了很多遍的经典教材。 5、走遍美国，经典的教材和视频。 6、盖兆泉《做孩子最好的英语规划师》 非常棒的一套书，给家庭启蒙和原版阅读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我女儿的英语启蒙和学习都是我自己在带，因此对于英语教育的书，我也很感兴趣。 7、张湘君《英文绘本创意教学》 我带着孩子边读绘本，边演，颇有意思。我很喜欢蔡皋奶奶的一句话：“阅读是渐行渐远的”。我读了陶渊明，可能就想看看晋朝的诗人都写了什么；读了松居直，就想把他介绍的好的图画书都读个遍。阅读需要安静，希望自己能和孩子一起安静地一行一行、一本一本地读书。
直译是“上而干扰天地和气”。《万历十五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作，有人说“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人民的名义》中高玉良和侯亮平都是它的忠实粉，黄仁宇先生选取了最平淡的一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帝国的运作面貌，从而归纳出中国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黄仁宇先生以六个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来解释这一观点。第一篇是：万历皇帝。开篇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万历十五年的三月二日，一大堆官员听说午朝，满头大汗跑到端门，发现没有任何要开会的样子。显然，这是出了乌龙。但接下来，万历皇帝很生气，竟然扣全体官员的工资。一开始，万历以为反对来自张居正。张居正是他的老师，也是万历前期的掌权者。万历很长一段时间生存在其阴影之下。张居正死后，万历开始借打倒张居正，宣告自己的权力与权。黄仁宇写道，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第二篇的题目就是：首辅申时行。在这一篇里，黄仁宇细致地描写了申时行的工作，非常繁杂，非常沉闷，体现出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这些细致的描述。有没有人试图提高过帝国的技术？有的，这就是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的离开，是明帝国的重大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损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正德皇帝是典型的反叛者，是文官集团的挑战者，他屡屡跳出文官给他划的圈圈中就是这么的混乱。正好点了题：世间再无张居正。第四篇比第三篇更怪，篇名叫：活着的祖宗。黄仁宇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申时行在以外交的方式处理内政。内政仿佛就是一个多边关系，里面有不同力量的斗争，而申时行的责任就是保持平衡。第五篇，终于来位大众偶像了：海瑞。他全然无视官场的潜规矩，他极端的廉洁，他极端的诚实，有着道德上的洁癖。这样的人，就是古代社会最推崇的道德样板。但就是这样的海瑞依然无法挽救明朝。第六篇：戚继光-狐独的将领这一章大篇幅介绍了戚继光的戚家军是怎么练成的，他所有的努力，亦证明了他的成功在他的时代，是个孤例。尤其是他的成功依附着文官的成功。当谭伦、张居正这些支持他的文臣一个个离开时，戚继光的辉煌也就结束了。戚继光，注定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最后一篇，一个思想家与乡绅的矛盾体：李贽-自相矛盾的哲学家。结论，只靠道德，这个国家是运转不起来的。这就是万历年间的七面镜子，黄仁宇用它照出了明朝，照出了中国的二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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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题的目的及研究意义
研究目的：
张爱玲与电影有过长期亲密的接触，在小说写作中创造性地化用了电影化技巧，使她的文字组合带有丰富的视像性和表现力。文本以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为切入口，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在体会张爱玲语言的“现代性”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1种独特的审美方式，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张爱玲小说的表现手法。
2.本课题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表现手法的研究主要从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电影造型、电影化技巧等角度切入，考察了张爱玲作品对电影艺术手法的借鉴技巧：
(1)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犹在镜中——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何蓓)等;
(2)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造型:《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 》(何文茜)等;
(3)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申载春);《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张江元);《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屈雅红)等;
(4)研究张爱玲小说的死亡意识：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等
国外研究现状：
海外研究对张爱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1957-1984年夏志清，唐文标等人对她作品的介绍与评述”“第2阶段1985年至今，辐射面波及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分析和评价”。1995年9月后，她在美国辞世后，海外学者多运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剖析。
3.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研究内容：
张爱玲的小说映照了1个阴阳不分、鬼气森森的世界，恐怖镜头繁复缤纷，在她的作品里以人拟鬼，她笔下的人物均飘荡在凄冷荒凉的宿命轨道上。本文尝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在学术界既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张爱玲小说、相关的研究书籍及其评论等出发，分析整理资料，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当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
4.本课题的实行方案、进度及预期效果
方案、进度：
2006年11月—2007年2月初：收集资料。重读作品，确定论文题目，查阅相关资料。
2007年2月—2007年3月中旬：在老师的指导下，拟定写作提纲和开题报告。
2007年3月—2007年4月：论文修改。听取老师意见，撰写论文初稿，并交指导老师评审。
2007年4月——：定稿。
预期效果：
本文结合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通过分析、比较、归纳等方法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阐释，尝试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5.已查阅参考文献：
书籍：
1、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2、金宏达，《华丽影沉》【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3、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M】。北京：3联书店，2001年12月第1版。
4、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5、李稚田，《第3类时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6、吴战垒，《电影欣赏》【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7、陈卫平，《影视艺术鉴赏与评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8、聂欣如，《类型电影》【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学术论文:
1、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5卷第4期第51页。
2、 李祥伟《“丑”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学术论坛， 2005年第6期第140页。
3、 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广州广播电视大学报，2004年第4期第38页。
4、张江元《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第26卷第4期，第54页。
5、屈雅红《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6卷第6期，第33页。
6、何文茜《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年02期，第39页。
7、何蓓《犹在镜中 —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0卷第4期第40页。
8、申载春《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19卷第5期第12页。
9、吴晓，封玉屏《电影与张爱玲的散文写作》浙江社会科学报， 2004年第1期第204页。
网络资料：
1、《恐怖情节心理分析》
2、《绽放在暗地里几个唯美的惊惶意象》
3、陈文珊《女性·月亮·鬼气——试论《聊斋志异》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院(系)审查意见
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一、“临川四梦的”讽世内容
“临川四梦”都本于小说，但比小说内容丰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一部传奇都增添了小说所没有的具有讽刺意义的人物和情节。其讽世内容大致可分为官场社会、时事政治、礼教和人性三个方面。
(一)官场社会之刺
做官几乎是古代所有读书士子的梦想，因为出入官场就意味着拥有盛名、权势和利益。然而汤显祖对明代官场社会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在“临川四梦”中对官场社会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总体上否定了明代官场社会并给予了深刻的鞭挞，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四梦”塑造了阴险毒辣的“权臣”系列形象。如《紫钗记》里的卢太尉、《南柯记》里的丞相段功和《邯郸记》里的宰相宇文融。这些权臣位高权重，可都是老奸巨猾，品行卑劣，面目可憎。卢太尉将权力用来满足私欲，书生李益中了状元，只因未参拜他，就被贬为玉门外参军;他豢养特务和刺客，谁让他不满就陷害谁。段功和宇文融都与卢太尉是一类的人物。“权臣系列”表现了高层官场之黑暗。第二，“临川四梦”塑造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吏。譬如《南柯记》中的府幕录事官，他自言“为官只是赌身强，板障。文书批点不成行，混帐。权官掌印坐黄堂，旺相。勾他纸赎与钱粮，一抢。”(第二十一出)他与手下的小吏都不务正业，贪赃枉法，《大明律》的作用就是帮助他们捞银子。《邯郸记》中的崖州司户则是枉法酷吏中的典型。汤显祖生活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贪赃枉法成了普遍现象。“四梦”刻画的贪官污吏，是对中下层官场社会的讽刺。第三，“临川四梦”讽刺了科场弊端。在汤显祖的年代，科场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科场弊端也是“四梦”的讽刺矛头所指。《邯郸记》中卢生便是通过结拜高官和行贿而一举获得状元的。《牡丹亭》中的识宝使臣苗舜宾不懂文字，却因能辨珠宝，被任命为科举考官。他判卷草率，如同儿戏，因与柳梦梅有旧而判他为状元。科举考试的严肃性轻易地被消除了。此外，“临川四梦”还描摹了走裙带关系、徇私舞弊等官场丑恶现象以及一些官场陋习。如《南柯记》里的淳于棼做的便是“老婆官”，凭其妻瑶芳公主的关系当上了南柯太守，二十年掌一方大权，地位显赫。
(二)时事政治之刺
汤显祖关心时政，在“临川四梦”的创作中讽刺了当代时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讽刺明政府利用三娘子招降俺答事件。在《牡丹亭》中用了很大篇幅讲述李全夫妇作乱和杜宝平乱之事，但李全作乱之事与《宋史》很少相符，多为虚构，剧中李全怕老婆杨氏，杨氏掌握军政大权，杜宝通过贿赂杨氏才得以平乱并立下军功。汤显祖实乃借此人物与情节讥讽首相张居正支持边将王崇古、吴兑、方逢时等利用三娘子招降俺答事件。[1]明建国后北方边地受到蒙古骚扰两百余年，隆庆四年(1570)，边将上疏主张对蒙古首领行安抚政策，大臣对此意见不一，张居正等支持安抚主张，对蒙古首领俺答赐封，对深受俺答宠爱和器重的三娘子封为“忠顺夫人”。倡议此策的边将此升官，主战官员受到处分。汤显祖支持主战，写过多首诗明确表示对明与蒙古关系的关心及妥协政策的不满。二是讽刺明政府对日本关系上的无能。万历二十年(1592)，日军出征朝鲜，朝鲜向明朝请求援助，明朝派军作战，不能决胜，直至七年后日方丰臣秀吉病死战争才结束，明朝大臣对日和战之争不休。《牡丹亭》中科考试卷的题目是对金策略“和战守三者孰便”，柳梦梅的回答名为主战，实为主和，“生员也无偏主，天下大势，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战;可战，可守，而后能和。如医用药，战为表，守为里，和在表里之间”(第四十一出)，得到主考官苗舜宾的表扬。试答的内容乃借插科打诨嘲讽无能又虚伪的明政府。三是讽刺最高统治者之腐败。明朝中后期的最高统治集团对内忧外患视若无睹，荒于政务，日益腐败。如明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皆贪财好货登峰造极，《牡丹亭》以识宝大臣苗舜宾收集到奇异珠宝而受宠提拔为科举典试官;明武宗朱厚照好色荒淫，多次到民间抢夺妇女，《邯郸记》第十三出《望幸》编述唐玄宗东巡的情节对武宗南巡扬州掳掠民女之事进行讽刺，可以肯定，汤显祖“绝非随意点染，其矛头分明是对准明代皇帝”。[2]
(三)礼教和人性之刺
明统治者尊崇孔子，加强礼教，推崇理学，均为钳制思想，加强其专制统治。“临川四梦”揭示了礼教和理学对人的危害性，这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女性的压迫，它剥夺以杜丽娘为代表的女性正当的权利，通过妇女教育压制其思想，在行动上则严密禁锢，使女性完全沦为男性的工具;二是对普通民众尤其是读书人的精神戕害，如杜丽娘的老师陈最良思想荒芜，迂腐可笑，他言必称教条，而其教条不出《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范围。“四梦”还有对假道学者的嘲弄。《邯郸记》对假道学者的刻画尤为入神。卢生既得高官，既要贪享淫荡生活，但嘴里又要维护道学，他的下场是可怜的，纵欲淫乐使他一命呜呼。关于“临川四梦”礼教与理学之刺，学界论述较多，本文不多赘述。明代虚伪的礼教和理学统治，并未培育人性之善，反而彰显了人情人性的庸俗与丑恶，明中后期社会风尚不象前期那样朴厚，“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迷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之七《风俗记》)。“临川四梦”对人情人性也多有思考和讽刺，如薄情负心者，这主要由《紫钗记》中的李益来表现。李益与霍小玉定下终身，但后来卢太尉挟持他并欲以女妻之时，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决计抛弃小玉而依附有权有势的卢府，最后历经变故却仍然回到小玉身边，李益的软弱和薄情受到了感情和道德的双重批判。再如卑劣势利者，在《南柯记》和《邯郸记》中，人们在主角淳于棼和卢生得意时毕恭毕敬趋之若骛，失意时则唯恐避之不及。“临川四梦”还讽刺了人性的堕落。《南柯记》中的淳于棼、《邯郸记》中的卢生都演述了人性堕落的过程。富贵之时他们都丧尽了善美之性与羞耻之心，沦为腐朽没落的人，这既与黑暗龌龊的官场环境有很大关系，同时亦由本人的“恶”性所决定。
二、“临川四梦”的讽世特征
首先，讽世意识贯穿于“临川四梦”始终。“四梦”的创作时间从万历十五年(1587)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作《紫钗记》时作者三十七岁，作《邯郸记》时五十二岁，前后十五年。四梦的创作正是作者思想从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临川四梦”一以贯之的讽世意识反映出作者持久的否定态度和批判精神。作者感受到种种丑恶的现实，失望逐渐加深，有时乃至产生绝望和幻灭的情感，这在后“二梦”的佛道倾向中可见一斑。《南柯梦记题词》中说到“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三《南柯梦记题词》)，将世人寻常追求的目标都视为空虚，实际否定了现实人生和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说，汤显祖是社会和时代的叛逆。但另一方面，汤显祖毕竟是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熏陶浸染，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信念根深蒂固，他的社会地位和礼教的修养都限制他，使他不可能与旧观念完全决裂从而摆脱其束缚。所以“四梦”中的讽世意识局部又是有所波动起伏的，有时是较为软弱的。这些复杂情形反映出作为士大夫文人和思想者的汤显祖心灵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
第二，“临川四梦”对仕宦人生和官场有最多的表现，其讽刺矛头指向最多的也是仕宦人生和官场。做官原是汤显祖青少年时期奋斗的目标，他中年以后大部分时光都在官场度过，但是仕途并没有给他提供治国安邦、大展宏图的机会，他在仕途上颠簸多年后出局。仕途经历让他见识了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以及统治集团和国家机器的黑暗腐败。相对于封建礼法和传统文化，汤显祖对仕宦人生和官场的批判和否定是最彻底的。这既由他正直的个性和高洁的操守决定，也与他对官场的清醒认识和深刻体察有关。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逐渐转变和深化的过程。在“临川四梦”中，《紫钗记》对政治的嘲讽仅限于个别权贵，《牡丹亭》里有的高官如苗舜宾、杜宝并无十分可恶的表现，而到了后二梦里，贪官污吏都在官场中腐烂而不可自拔，本性并不很坏的人只要沉浸其中就被同化染黑丧失本性，《南柯记》里的淳于棼和《邯郸记》里的卢生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症结不在个别官僚士夫的道德品质，而在整个统治集团的政治风气。”[3]如果说“四梦”之首篇《紫钗记》的否定对象只是官场个别权奸的话，到了“四梦”之末篇《邯郸记》的否定对象便是整个官场;《牡丹亭》对时政的讥刺中还夹杂了些许对功业的期待，《南柯记》和《邯郸记》则完全否定了仕宦人生。汤显祖罢官回临川居家后，对官场人物往往不接待，“居家……中丞惠文，郡国守令以下，干旄往往充斥巷左，而多不延接。”[4]
第三，“临川四梦”的讽刺是多指向的，不仅包括时事政治、官场科场，还有文化和人性，反映出汤显祖思考的广泛性。这显示了他对其所生活的时代的深刻体察，也反映出他对更深远的问题的积极探索。由于其思考的广泛深入，汤显祖被人们列为思想家。但“临川四梦”是一组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单纯的哲学思考的演绎，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和人生感受的抒发，这其中包含、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因为“四梦”贴近生活的艺术表现，它在某些某些方面反而超越了当时的哲学思考。譬如《牡丹亭》中杜丽娘“惊梦”“寻梦”的行为以及陈最良的形象，生动地展示出理学思想和礼教文化违背自然和戕害生命的真实面目，这比任何简单的批评和苍白的论证都要深刻。再如后二梦通过对社会丑恶现实和人性堕落过程的描摹以及梦醒成空的结果，揭示了人之存在的荒诞性和人生意义的虚无性。当然这里有佛道出世思想的影响。“临川四梦”讽刺的多指向特征反映出汤显祖多方面的广泛的思考。
三、结语
“临川四梦”的讽世意识既是作者个性和思想的反映，也是戏剧传统精神和时代革弊的强力表达。汤显祖个性耿介，精神不欺，操守高洁。儒道释思想的混合使他既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包括对政治、社会和人生的参与，又具有距离意识。因而“临川四梦”虽然对社会现实集中描摹，敏锐地透视其中的丑恶人事并予以否定，但并不采取时事批判剧严肃写实与激烈的风格，而是采用“怪怪奇奇，莫可名状”(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二《合奇序》)的写梦手法，借助梦境外壳和讽刺笔法表达了他对社会世态和人性特征的感受与理解。从时代特征来看，明代中期以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和社会丑恶情形，促使晚明作家较多地强烈否定客观世界，暴露社会现实的阴暗面，譬如色情文学和公案文学就盛行一时。就戏曲来说，明代中后期戏曲一反明前期粉饰太平、道学气浓的作风，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讽刺戏曲，内容丰富，讽刺的矛头指向各个方面。讽刺成了时代主题之一。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作为一组传奇作品，凭借艺术大师的高水准创作，唱出了时代最强音，其讽世意识正是时代主题的强力表达，部分内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
课题名称： 花开三生，情深缘浅--浅析网络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
学生姓名： 李南兰
学 院： 中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指导教师： 蒋晓城
xx年 2 月 26 日
课题名称：花开三生，情深缘浅--浅析网络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
flowers of three lives ，deep love bute good luck is shallow-- research of the art of writing《the ten mile peach blossom of three life》
(1) 本选题研究现状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平台越来越开放，网络也越来越普及，国内自20世纪末，兴起一种文学新形势--网络文学，从而一发不可收拾。众多网络小说平台不断发展扩大，网络小说的门槛越来越低，玄幻、武侠、仙侠、言情、都市、历史、穿越等小说类型在网络小说中不断创造数量极为庞大的文学文本，甚至有一部分成为新的文学经典。纵观当今文学现象，网络文学的发展一日千里，而对于网络文学的研究还缺少系统而全面的论著，网络上也仅有文学爱好者进行简单对网络小说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网络文学在数十年的光景中逐渐呈新型之势，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网络文学覆盖的读者已达 亿人、注册写手200多万人、市场年收入40多亿元。并且男频和女频不相上下，男频诸如起点中文网、幻剑书盟等，女频诸如红袖添香、锦江中文网等。本人所研究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虽然在言情小说中算不上其中的佼佼者，也称不上巨著。然而它独有的写作艺术与文学模式，开创了仙侠言情体裁的一个新境界，为众多女性读者为之痴迷，并称之为“仙侠言情之红楼”，在心中的地位没有其他书可以比拟。因而选此为题。
(2)本选题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意义：自网络文学兴起以来，虽然大部分读者都为之喜爱，进行书评或者在贴吧论坛抒发意见看法，但是鲜少有人对新兴的网络小说文本进行具体的解读分析论述。因为这些小说没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没有诸多作家学者的关注与认可，甚至在茫茫网络文学中一逝而过，但不能否认在数年之后，网络文学也能历经沉淀，出现耀眼的珍珠。因而算是较新的论文选题。
重点：本选题重在研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语言写作艺术特色，以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题目意义和在文中的体现，以及小说写作模式与叙述方式的独特性三个方面。
难点：怎样在没有任何研究资料的情况下，依据文学语言分析模式与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全面而有意义的研究。
创新点：能够脱离传统论文对于文学著作的研究仅限于经典传统或者大众认可的文学文本，关注网络文学，关注新型小说构成。
(3)论文的结构及简要说明
引言(研究背景及原因)
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文学意义
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写作艺术研究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语言艺术特色
以诙谐写悲凉以无情衬有情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结构艺术特色
错杂但合理的倒叙
繁复但合情的插叙
三生三世的布局结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人物塑造特色
有情却无情的白浅
无情却有情的夜华
形象生动的其他角色
3.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亮点与瑕疵
创新点与亮点
瑕疵与局限
4.总结
(4)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剖析2.《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折射出的内涵及意义
(5) 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1、课题研究步骤：
(a)查阅并研读相关资料及参考文献;
(b)撰写开题报告及上交审核;
(c)撰写本课题论文;
(d)修改提交审核。
2、课题研究方法措施：
(1)资料收集方法
除了图书外，数据资料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对本课题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资料收集的方法主要为上网查寻、借阅图书、查阅报刊杂志等。
(2)资料研究方法
结合图书馆图书与数字资源，搜集。
1、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革命浪漫主义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 。 这个看作品名字就很容易体现：：《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2、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3、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4、17年文学在诗歌上：三十、四十年代活跃的一批诗人（以郭沫若，何其芳，徐迟为例）在建国初期五十年代仍在歌唱，然而已无法代表这个时代。情感的空洞使诗歌变得苍白和不值一体。五十年代选择了属于他的诗人，年轻的能适应这一时代政治要求的诗人，他们从小就受革命的教育，未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代表人物：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公刘，邵燕祥代表作品：郭沫若的《新体颂》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艾青《国旗》。一系列的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等。有的写革命战争中的爱情，高大纯洁的必然旋律外，类似于宗璞的《红豆》那样的感情也贯注其中。贺敬之的诗时代特色较郭小川更为明显。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贺敬之开始虔诚的改造自己的创作，使作品大众化。这些类似于顺口溜的诗作也在后来集结成书《朝阳花开》（《南泥湾》就是其中的作品）与丁毅和写的歌剧《白毛女》使贺敬之成为新中国戏剧的领导人，重执诗笔之后的第一首诗《回延安》即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诗人本身的艺术技巧是值得肯定的，而时代背景下曾经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们的强烈共鸣也是《回延安》成功的重要原因。紧接着贺敬之以《放声歌唱》奠定了他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闻捷等人的诗。闻捷“适应政治需要和吸引读者”的夹缝中寻找创作道路，在大西北做随军记者多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颂歌风”中作品不多，到1955年才成为为人广泛知晓的青年诗人。最有代表性的是组诗《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均收入《天山牧歌》）。李瑛手法上值得肯定，善于细致刻画。邵燕祥50年代表现建设者、歌唱建设者的诗人代表。作为记者的邵燕祥，走遍全国进行报道和诗歌创作。5、17年文学在散文上：魏巍等人的报告文学、杨朔等人的散文。杨朔善于结构文章，成为一种雕琢的模式，从根本上是缺乏真实性的。秦牧则以知识见长。邓拓等人的杂文。邓拓是北京是副书记，作官的文人。文革开始时对“三家村”批判，就是针对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批判，其实他们只写了一点社会上鸡毛蒜皮的问题的批判。6、17年文学在小说上：农村题材的小说：赵树理的小说及“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柳青和浩然构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条发展线索。1948年赵树理在文坛已有了很高的地位，“赵树理方向”形式上通俗易懂，内容上为农民所喜闻乐见，追求大众化，不能以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高高在上”的看待生活，或是用启蒙的姿态写农民。而是站在农民之中写生活、写农民。短篇小说《登记》是为了配合新中国《婚姻法》的出台，长篇小说《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五十年代末，赵树理的时代过去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柳青和李准。柳青和他的《创业史》。梁生宝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形象，优点太多，以致于显得并不真实。相反，作家笔下受批判的人物，却写的较为真实。李准，五十年代初《不准走那条路》（指的是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为互助合作唱赞歌；1958年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轰轰烈烈的生活，妇女解放事业在农村的发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浩然的《艳阳天》革命历史题材杨沫《青春之歌》：结构上以主人公命运为线索，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梁斌《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者想把它写成史诗，却写成了一部革命传奇。7、17年文学在戏剧上：老舍的《茶馆》老舍可以说是十七年话剧中最优秀的，为配合宣传而作，但是老舍懂得艺术，在顺从政治之余，他做过很大的努力争取，保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章节。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历史剧：郭沫若是善于迎合政治和现实的，这使他的诗歌创作在1949年之后变的象小丑。然而他是通晓时理的，回避现实，从历史剧中求得创新，是他开辟的一条道路，《蔡文姬》为曹操翻案，同时作为大文学家，大文人的郭沫若在思想感情上对蔡文姬是有感情的，这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动人之处。《武则天》则为武则天翻案。田汉，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伟大剧作家关汉卿。《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代表着当时的一般潮流。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亿苦思甜”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等现代戏剧涌现。“告戒青年一代继承革命传统，保持革命本色”为主题的。《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与毛泽东思想占领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观念一致的。取材于民间传说的《刘三姐》，改编自历史剧的《天仙配》、《秦香莲》调和了当时一切戏剧都讲政治的格局。
《亮剑》是一部战争艺术和传奇色彩融会贯通的主旋律作品。书中，爱国精神与英雄主义、铁血丹心与人世常情、斗智与斗勇、友情与爱情交相辉映。故事内容是讲述我军优秀将领李云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他任八路军某独立团团长率部在晋西北英勇抗击日寇开始，直到他在1955年授予将军为止。“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句话就是李云龙，这位“战神”式将军的一生写照。主角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最多也只是赶上了那个时候。乱世出英雄嘛！他一身的草莽气息，刚开始没有什么自己思考的能力，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英雄。他盲目地崇拜毛主席，尊重自己的上级，对于日本人有一种完全不分是非的憎恨；他满口粗话，整天日爹操娘，动不动拿人撒火；有仗打就兴高采烈，没仗打就浑身不舒服，找人吵架；惟恐天下不乱，挑事儿，和军校国民党教官对着干，爱炫耀自己的战功，自以为是……他有很多的缺点。同时，他是农民出身，对共产党有一种忠诚；他关心群众和下级，在全军都树立起了威信，他永远是士兵打心眼里尊敬的人，他的精神影响了一个师；没有人和他对着干，都知道他和他的士兵都是惹不起的主儿；他果断机敏，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几乎赢得了每一场战役，虽败犹容，和国民党的军官建立了一种超乎意识形态的友谊；他耿直乐观，和朋友建立了一种超乎时间的友谊……他有很多的优点。在战争岁月，这几乎不算什么，因为太多的影视作品反映的都是这一类的英雄。 然而在动乱年代，文革的时候，他从盲从到开始自己思考。开始的时候，他不允许自己的学者岳父怀疑党，怀疑党的政策，不相信岳父的远见，甚至和岳父产生了很深的隔阂，要老人家改造改造思想；可是后来听说岳父在改造农场的誓死不屈，坚贞勇敢，他由衷的佩服。当组织派人来让他妻子和自己的父母划清立场的时候，他勃然大怒，没有爹娘哪儿的自己，他支持自己的妻子，没有向组织妥协。他从反省自己到开始怀疑，最终做出行动。他的行动保护了更多人的生命。他在听说了外地的灾情时，痛心不已，完全不顾自己家的人也饿得前胸贴肚皮，把用高价买来的粮食送给士兵，让他们接济前来投难的亲人。像他一个男人，也经受不住弱者的眼泪，哪怕是他们无知，他任凭打骂，要不是妻子的勇敢，他早垮了。他最后为了更多人的生命采取了行动，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他没有怪那些殴打他的士兵，因为他懂得对待敌人要决不留情，他也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士兵；他不能忍受士兵的侮辱——在他的碗里吐口水，他是一个有尊严同时懂得尊敬人的人，他会满足日本俘虏死的要求，觉得他们还算个军人，尽管这违反军纪。他不要战士的营救，他害怕连累他们，连自己秘书在关键时刻要求辞职，他也十分理解。他不要妻子和自己一起受苦，让她和自己划清界限，他把孩子给前来救援的战友，自己留在暴风雨的中心。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亮剑，死都死得很有尊严，用军人的死赢得了敌人的尊重。 书中有很有趣的地方，也有感人肺腑的地方。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亮剑，是江湖中的术语。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就算明知自己赢不了，也要宝剑出鞘，这就是亮剑，把习武人的气势拿出来，把尊严亮出来。 对于国产的电视剧，我一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涉案剧和武侠剧以及那些哭哭啼啼的爱情剧，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可是一些描写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我还是偶尔会看一下的，这和我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关，因为那个时代崇尚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崇拜的是革命英雄。这种崇拜不同于当今社会上年轻人对电玩和动漫上英雄的崇拜，也不同于当今社会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发自内心的，神圣的一种精神寄托。 偶尔一次机会，听同事说起《亮剑》这部电视剧，他说这部电视剧很特别，不同于以往看过的国产战争剧，尤其是主人公的性格，根本就不像我们所了解的那些英雄，简直就是个土匪。有了同事的这句话，我决定去看一下这部特别的《亮剑》，在现在工作忙的情况下，也许我只用看一下，没必要把他看完。 剧情开始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一团在完成阻击日军的任务后，接到总部撤退和转移的命令。然而，团长李云龙却让话务员关掉了对讲机，命令部队发起冲锋，目的只是让全团剩下的唯一一发迫击炮弹能够打到日军的指挥所，这一炮不仅炸死了日军的联队长，也打懵了敌人，使得新一团能够从日军的正面冲出了包围圈。正是这发炮弹，不仅让日军、国军和我军的将领感到震惊，同时也让我对李云龙的指挥艺术和人格魅力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促使着我一集一集不停地看下去。我完全融入了这部电视剧，也深深地他所感动。 李云龙由于阵前抗命而被撤了团长的职务，新一团由李云龙在红军时的老战友丁伟接任团长，而三八六旅独立团在一次日军特工队的偷袭中莫名其妙地做了冤大头，李云龙又被起用任命为独立团的团长，原独立团团长孔融后被调任为新二团团长，于是就形成了当时晋西北的所谓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成了华北日军的一个恶梦。当然还有国民党山西晋绥军的楚云飞团也功不可没。本剧就是在这四个团的恩怨纠葛以及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军人携手抗敌的故事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说句实话，这部电视剧在一些战争场面的叙述上仍显粗糙和简单，可是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军人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强者气势，实在让人敬佩和感动。这种气势也正是敌人所害怕的。 李云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就是：“做为军人，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无论是百团大战还是伏击日军的车队，不论是反“扫荡”的突围战还是xx县城的攻坚战，甚至在最后他做为师长的淮海战役中，作为指挥员，李云龙很少想以前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指挥员一样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人物，但正是他的这种作风凝成了独立团无坚不摧、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犹如政委赵刚所说的，他的整个人已经融入独立团每一个战士的心中，即使他不在了，他的魂依然存在。 剧中那个骑兵连的故事让人难忘。在一次突围后，独立团骑兵连和主力失去了联系。他们且战且退地牵制着日军的一个骑兵联队，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所剩无几的骑兵连战士调转马头，齐齐拔出锃亮的马刀，连长高呼着“骑兵连，进攻！”带领着战士们迎着敌人冲了上去。几个回合下来，连长调转马头，身边已经没有其他的战士，他的手臂也被砍去了一只，鲜血从他的断臂处喷射而出。他稳住自己的身子，高擎着马刀全力呼喊：“骑兵连，进攻！”再次冲向敌阵。日军的马队过后，在夕阳的余辉中，大地上留下了阵亡八路军骑兵的遗体和死伤的骏马。没有音乐，也没有歌声，惟有战马的低鸣在山谷中回荡。面对这样的场面，一向飞扬跋扈的日军官兵也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日军少佐脸色凝重地说：厚葬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军人。 在XX县城的攻坚战中，一个区小队和一个县大队组成的一支地方部队，用最原始的武器和他们的血肉之躯，阻击了八个小时，硬是把敌人的增援部队挡在了路上，为独立团的攻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他们却全部牺牲在了阵地上，没有一人生还。看着这样的战斗，阎西山的晋绥军官兵无不肃然起敬。楚云飞对他的手下说：八路军这样一支所谓的区小队县大队竟然能阻击装备精良的日军长达八小时之久，真是惭愧啊。随即，楚云飞的部队也投入了阻击日军的战斗。 在XX县城外，面对着城楼上被日军绑架的新婚妻子，李云龙悲愤地点燃了炮火。战斗结束了，荒野上垒起了一座孤坟。李云龙独自坐在坟前，请求妻子的原谅。他娓娓地述说着，看似那样的平静，可我们作为观众却深深地感觉到李云龙此刻内心的痛楚。 在剧中，编导并没有简单地把李云龙描写成一个只会打战的武夫，而是用很多的篇幅描述了李云龙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魅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李云龙。通过描述他对两任妻子的爱，通过对他和赵政委之间个人友情的描写，通过叙述他和晋绥军团长楚云飞两人之间难以说清的恩怨情仇，尤其是他对“和尚”、张大彪以及段鹏他们兄弟般的战友之情，让人无不动容。 现在的影视剧能让我流泪的几乎没有，可当我看到“和尚”被土匪杀害，李云龙不顾丁伟已经要收编土匪的事实，率部端掉了匪窝，遭到上级处分的那场戏时，我的思维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李云龙。随着李云龙在政委面前的挥泪发泄，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觉得这场戏是全剧李云龙感情最丰富，描写最好的一场戏，使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 剧中还有一个能更好体现李云龙情感世界的重要人物，便是楚云飞。楚云飞毕业于黄埔五期，又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可他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八路军的指战员会如此勇敢和拼命，不明白没读过一天军事院校的李云龙会让日军如此地害怕。他从开始对李云龙的漠视到后来的重视，从对李云龙的敬佩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以至最后两人战场上以死相拼，病床上又各自对对方备加赞赏。 在最后军事学院的论文中，李云龙为他的这种作风作了精辟的论述：古时候的剑客在遇到对手的时候，即使明知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也要拔出自己的宝剑，就是死在敌人的剑下也毫无怨言，这就叫“亮剑”。做为军人就应该具有这样的“亮剑”精神，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军魂。或: 电视连续剧《亮剑》的热播，给中国电视剧上了生动而深刻的一课。央视年度收视调查数据显示，该剧平均收视率％，稳坐2005年的冠军宝座，力压呼声很高的《京华烟云》、《大宋提刑官》等剧。据网上说，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该剧的VCD、DVD一时脱销，甚至租碟也较为困难。这样的空前盛况，让我们联想到近几年出现的另外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军事题材的电视剧，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军歌嘹亮》（2003年）、《历史的天空》（2004年）。它们在播出时同样引起过轰动效应，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北京电视台曾重播七次，首播收视率12%，重播收视率。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是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收视率，并受到观众如此热情的追捧？为中老年观众定位的电视剧，为什么青年人也能喜欢？ 应该说，这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根据当代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欣赏心理，进行了准确的市场定位。 一、《亮剑》等电视剧市场定位的成功，首先在于它们对观众的价值取向的准确把握 把握观众追求真实性的价值取向，还原历史的真实。近年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往往大受欢迎，而一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却被观众冷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所谓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往往是反现实、伪现实的，是鲁迅所批评的“瞒和”的艺术。现实题材反映时代生活，其中的虚假更容易为观众一眼识破，因此，这些反现实的所谓现实题材电视剧被观众冷落和抛弃也就在情理当中了。当然，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同样不容乐观。但是，在“瞒和”的问题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相比，距离观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较远，因而更具有欺性和迷惑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戏说”历史，甚至走向“反历史”。《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是对这几年电视剧反历史倾向的一种反拨，它们采取现实主义手法，还原历史的真实，满足了观众对真实历史的心理期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片中，对战争的描写往往是浪漫化和非现实化的，有时甚至非常“小儿科”，我军勇敢善战、足智多谋，总是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敌人则貌似强大，实际上愚蠢而无能。即使写牺牲，也仅是战争的“花边”而已，用来证明胜利之不易。这些反历史、反现实的“战争童话”早已为观众所厌弃。而《亮剑》描写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敌人并非如此愚蠢，我军也不是战无不胜，如骑兵连的全军覆没。这就打破了用谎言编织的“战争神话”，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把握观众对野性精神的寻求和心理补偿意向，强化民族精神的生命元阳。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造成了中国人个性上的柔弱和精神上的奴性，中规中矩，谨小慎微，中庸保守，男人女人化，女人病态化。因此，《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中具有野性精神、反抗精神、叛逆精神的英雄形象，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同时也成为了人们反抗现实的精神源泉。近年来，中国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片的盛行，正是这种心理需求的反映，同时也是对柔弱、怯懦民气的某种反拨和平衡。《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历史题材电视剧，极力张扬这种雄性的精神、野性的精神，暗中切合了观众潜在的价值取向和隐蔽的心理补偿意向。这在《亮剑》中被概括成“亮剑”精神，也就是李云龙的那句名言：“古代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明知不敌该怎么办？是转身逃走还是求饶？当然不能退缩，要不你凭什么当剑客？这就对了，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啦。”现在，人们处于和平时代，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在呼唤这种“亮剑”精神、硬汉精神和野性精神。正是这种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以及民众价值取向和心理的需要，“亮剑”一下成为流行语，被广泛使用。这种野性的精神其实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生命元阳，甚至是我们的“精神伟哥”。 对观众平民化和反英雄主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把握，塑造平民化英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的普及，人们的精神追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平民化成为新的价值取向。《亮剑》等剧中的主要人物，都出身于民间，崛起于草莽之中，本身就很具有平民性。他们靠不断努力走向成功，成为将军。毫无疑问，这几部剧中的英雄人物，是以平民化和平民性为基础的。另外，这些所谓“英雄人物”，都具有反英雄的基本倾向。那就是说，他们与我们传统意义中的英雄人物有着非常本质的差别。在作为“主旋律”的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中，这些革命英雄人物，一般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近乎希腊神话中的“神”。而在《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剧中，李云龙、姜必达甚至有点痞气和流氓气，他们讲话粗鲁，夹杂着下流话，李云龙永远歪戴着军帽，姜必达则有一颗丑陋的大牙。他们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他们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但是，他们勇敢、正直、豪爽、血性、讲义气、重情重义，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又确实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些有缺陷的英雄、真实的英雄、平民化的英雄，对于观众来说是如此真实、自然和亲切。 二、《亮剑》等剧的成功还体现在对观众欣赏习惯和心理的尊重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传统革命题材剧在人物塑造上，出现脸谱化、概念化的倾向，人物成为某种抽象的政治符号，或者表达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或代言人。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反人物、反情节的作品时髦一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往往符号化、抽象化，性格模糊，个性不明。这样的作品往往是“速朽”的，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政治的“样板”，或者艺术的“实验”而已。基于此，《亮剑》等剧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可爱人物，如李云龙、姜大牙（姜必达）、高大山等等。他们不仅外部特征各有特别之处，语言往往也别具个性。特别在对敌人的塑造上，《亮剑》具有重大的突破。它打破了传统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中，把敌人妖魔化、漫画化、符号化的习惯做法，细致刻画敌人的性格，并揭示他们在凶残、狡诈之外的人性特点，从而让这些反面人物显得真实而可信、生动而形象。 其次，对故事性与传奇性的刻意追求。这一点，既符合中国观众的传统欣赏心理，同时也是电视剧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曲（如元杂剧、明清传奇）等，都是在故事性和传奇性上取得成功的典范。《亮剑》、《历史的天空》、《军歌嘹亮》、《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正是缘于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这些剧往往引人入胜，让人兴奋，看了上集，还想看下集。这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电视连续剧，故事性和传奇性永远是一对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市场定位中，切中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因此，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共鸣，在取得很好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取得了好的宣传效果。不过，一部电视剧仅仅有准确的市场定位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之以市场运作。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由于市场定位准确，非常叫座，但由于市场运作方面的缺位（比如档期问题），最后仅仅是收回成本，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市场业绩。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另外，有人批评说，艺术在于创造，《亮剑》并无什么创意，只是对《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等几部电视剧的拙劣模仿。这种批评并不新鲜，早在《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播出时，就有人批评它们与《激情燃烧的岁月》题材、人物雷同。这几部剧确实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对大众传媒工业来说，这种类型化并不可怕，倒可能恰恰是中国电视剧正逐步走向市场、走向成熟的某种表现。 毫无疑问，电视剧《亮剑》是一部不错的作品，正如有的人所评论的，“这是一部气势恢宏、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等等；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每次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碰到电视台播放《亮剑》，我都会看下去，无论内容是否看过。也正是如此，每次都看不全，所以我干脆买了一套光碟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过瘾地看完。《亮剑》中有好几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比如李云龙、楚云飞、和尚、李云龙的顶头上司旅长等，毫无疑问的是，李云龙这个英雄是电视剧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形象。 不过，我们仔细研究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英雄形象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这种消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物形象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并没有给英雄的形象定下什么确切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英雄的形象至少应该是这样的：个头高大，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气宇轩昂，英气凛然，服饰得体（即便不奢华也应该是干净整洁），尽管偶尔也有《水浒》塑造出个别类似于矮脚虎王英的英雄代表，但是这样的英雄实在是屈指可数。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却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个头一般，身材说不上魁梧，面目近乎龌龊，再加上衣服很少有干净的时候，尤其是领口招牌式地肮脏，走路的时候甚至也是歪歪扭扭的，整个就是一幅邋遢的样子，至于气质什么的则更谈不上。从这个方面来看，《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 二、人物语言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也没有限定英雄的语言方式，但是一般来说，英雄的语言习惯应该是“冠冕堂皇”的，充满高尚和正义，起码说是不应该说粗话的，即便是气得快要发疯，也顶多一掌劈翻桌子或者一刀砍断大树什么的，语言上向来都是收敛的，必须与英雄的形象相符。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语言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满嘴的粗话，动不动就是“他娘的”。除了少数时间的“克制”之外，李云龙大多时候都是骂骂咧咧的，可是也许是生性就是这么一幅臭脾气，所以即便克制，时间久了李云龙在女人面前还是会露出骂骂咧咧的本性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语言习惯的消解。 三、人物思想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英雄的思想往往是非常高尚的，心中装的是救死扶伤和民族大义，追求的是匡扶正义和拯救他人危难等等，很少有个人恩怨以及儿女情长的一面。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思想看上去则有点“危险”： 首先，李云龙有点儿女情长。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李云龙突然被丘比特神箭射中了，而且他在“秀芹”真情的感染下并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但将秀芹紧紧地抱住，还要脱秀芹的衣服，如果不是针扎了他的脚，李云龙还真要做出出格的事情。在解放后，已经结了婚的李云龙还差一点出轨。在我们传统观念的英雄形象中，一个英雄人物是不会犯下这样的严重“错误”的。 其次，李云龙有点江湖习气。在老婆秀芹被抓后，他擅自集结部队去攻打鬼子重兵防守的县城；在自己心爱的部下“和尚”被土匪杀掉之后，他暴跳如雷地带着部队去为“和尚”报仇。这样的举动在传统观念中是会大大削弱英雄的高大形象的。 如果按照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形象来对照李云龙，那么《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很可能和英雄形象是挂不上钩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物形象在电视剧播出后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甚至追捧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与目前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自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以来，我们不但继续保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更加明确地承认并鼓励了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也会呈现宽松的状态，从而为接受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 其二，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贴近于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这个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来源于生活的文学总要对生活作出一些修正或者虚化，也就是说，恰当的修正或者虚化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不过，在特定的年代，文学创作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者虚化或有些过度，所以文学作品和人们生活的距离也比较遥远。在如今这个年代，再过度地修正或者虚化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将自己与人们的联系割裂开来。《亮剑》中李云龙的人物形象则尽量减少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虚化，尽量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其三，这样的作品更尊重观众。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也自然会随之提高，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也自然会逐渐提高。人们不会再满足于程式化、样板化的文学作品，而需要多样化、富于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适时地推出这样的作品，应该说迎合了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的客观需要，但毋庸置疑这是尊重观众的态度。 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看上去缺陷很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一个现实、鲜活、饱满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一种巧妙的消解，虽然在一些细节的描摹上这个人物形象依然还有些符号化，但瑕不掩瑜，谁都无法否认这个人物形象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值得人们拍手叫好。我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电视剧《亮剑》对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电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甚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类似电视剧创作者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启迪和影响。
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内容摘要：“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文学资源，近年来流行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即在延续“革命历史小说”写作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写，它在文学观念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拓展，显现了很多区别于经典的“革命历史小说”的风格特征，形成了新的叙述模式。这种叙述模式和美学风格的转换透露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轨迹。全文电视剧“亮剑”现象 准确把握观众价值取向全文
参考：毫无疑问，电视剧《亮剑》是一部不错的作品，正如有的人所评论的，“这是一部气势恢宏、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等等；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每次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碰到电视台播放《亮剑》，我都会看下去，无论内容是否看过。也正是如此，每次都看不全，所以我干脆买了一套光碟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过瘾地看完。《亮剑》中有好几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比如李云龙、楚云飞、和尚、李云龙的顶头上司旅长等，毫无疑问的是，李云龙这个英雄是电视剧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不过，我们仔细研究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英雄形象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这种消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人物形象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并没有给英雄的形象定下什么确切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英雄的形象至少应该是这样的：个头高大，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气宇轩昂，英气凛然，服饰得体（即便不奢华也应该是干净整洁），尽管偶尔也有《水浒》塑造出个别类似于矮脚虎王英的英雄代表，但是这样的英雄实在是屈指可数。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却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个头一般，身材说不上魁梧，面目近乎龌龊，再加上衣服很少有干净的时候，尤其是领口招牌式地肮脏，走路的时候甚至也是歪歪扭扭的，整个就是一幅邋遢的样子，至于气质什么的则更谈不上。从这个方面来看，《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二、人物语言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也没有限定英雄的语言方式，但是一般来说，英雄的语言习惯应该是“冠冕堂皇”的，充满高尚和正义，起码说是不应该说粗话的，即便是气得快要发疯，也顶多一掌劈翻桌子或者一刀砍断大树什么的，语言上向来都是收敛的，必须与英雄的形象相符。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语言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满嘴的粗话，动不动就是“他娘的”。除了少数时间的“克制”之外，李云龙大多时候都是骂骂咧咧的，可是也许是生性就是这么一幅臭脾气，所以即便克制，时间久了李云龙在女人面前还是会露出骂骂咧咧的本性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语言习惯的消解。三、人物思想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英雄的思想往往是非常高尚的，心中装的是救死扶伤和民族大义，追求的是匡扶正义和拯救他人危难等等，很少有个人恩怨以及儿女情长的一面。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思想看上去则有点“危险”：首先，李云龙有点儿女情长。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李云龙突然被丘比特神箭射中了，而且他在“秀芹”真情的感染下并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但将秀芹紧紧地抱住，还要脱秀芹的衣服，如果不是针扎了他的脚，李云龙还真要做出出格的事情。在解放后，已经结了婚的李云龙还差一点出轨。在我们传统观念的英雄形象中，一个英雄人物是不会犯下这样的严重“错误”的。其次，李云龙有点江湖习气。在老婆秀芹被抓后，他擅自集结部队去攻打鬼子重兵防守的县城；在自己心爱的部下“和尚”被土匪杀掉之后，他暴跳如雷地带着部队去为“和尚”报仇。这样的举动在传统观念中是会大大削弱英雄的高大形象的。如果按照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形象来对照李云龙，那么《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很可能和英雄形象是挂不上钩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物形象在电视剧播出后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甚至追捧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与目前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自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以来，我们不但继续保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更加明确地承认并鼓励了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也会呈现宽松的状态，从而为接受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其二，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贴近于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这个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来源于生活的文学总要对生活作出一些修正或者虚化，也就是说，恰当的修正或者虚化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不过，在特定的年代，文学创作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者虚化或有些过度，所以文学作品和人们生活的距离也比较遥远。在如今这个年代，再过度地修正或者虚化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将自己与人们的联系割裂开来。《亮剑》中李云龙的人物形象则尽量减少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虚化，尽量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其三，这样的作品更尊重观众。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也自然会随之提高，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也自然会逐渐提高。人们不会再满足于程式化、样板化的文学作品，而需要多样化、富于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适时地推出这样的作品，应该说迎合了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的客观需要，但毋庸置疑这是尊重观众的态度。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看上去缺陷很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一个现实、鲜活、饱满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一种巧妙的消解，虽然在一些细节的描摹上这个人物形象依然还有些符号化，但瑕不掩瑜，谁都无法否认这个人物形象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值得人们拍手叫好。我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电视剧《亮剑》对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电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甚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类似电视剧创作者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启迪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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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谁啊，怎么这么坑爹啊 。。。。嗯，我想想，可以的，很简单的。比如，服饰的变化。你爷爷他们以前穿什么衣服，可以联想到红军装啊。以及现在的服饰多样化还有交通的变化都能体现出身边的历史的
你可以写写周围古建筑的历史，也可以询问老人来对比不同时代生活的变化，无论是服饰、交通还是文化习俗，都可以写。 给你一篇范文，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你好 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 不能帮你写你家乡题材的历史论文啦 我只能写下面的这个广东开平碉楼近来热播的《让子弹飞》带着观众们走进了世界文化遗产地开平碉楼与村落。在这里我们将一起走进碉楼，发现碉楼，发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们艰辛的创业史，同时以此为背景更好的了解中国的近代史。首先我们先简介碉楼的历史，开平碉楼最早可溯源至明朝中后期，因为当地人很早就有下南洋的历史传统。现在，开平碉楼所在的江门五邑地区是全国最大的侨乡之一。开平碉楼的兴起，与开平的地理环境和过去的社会治安密切相关。开平地势低洼，河网密布，而过去水利失修，每遇台风暴雨，常有洪涝之忧。加上其所辖之境，原为新会、台山、恩平、新兴四县边远交界之地，向来有“四不管”之称，社会秩序较为混乱。因此，清初即有乡民建筑碉楼，作为防涝防匪之用。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统治更为颓败，开平人民迫于生计，开始大批出洋谋生，经过一辈乃至数辈人的艰苦拼搏渐渐有些产业。到了民国，战乱更为频仍，匪患尤为猖獗，而开平因山水交融，水陆交通方便，同时侨眷、归侨生活比较优裕，故土匪集中在开平一带作案。当时县内较大的土匪有张韶、朱炳、胡南、候晚、谭钦、吴金发、张沾、黄保诸帮，他们四处劫掠，制造了无数惨案。据粗略统计，1912年至1930年间，开平较大的匪劫事件约有71宗，杀人百余，掳耕牛210余头，掠夺其它财物无数，曾3次攻陷当时的县城苍城，连县长朱建章也被掳去。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收拾金银细软，四处躲避，往往一夕数惊，彻夜无眠。华侨回乡，常常不敢在家里住宿，而到墟镇或亲戚家去，且经常变换住宿地点，否则即有家破人亡之虞。从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这14年中，匪劫学校达8次，掳教师、学生百余人。其中， 民国十一年(1922年)12月众匪伙劫赤坎地区开平中学时，被鹰村碉楼探照灯照射，四处乡团及时截击，截回校长及学生17人。此事轰动全县，海外华侨闻讯也十分惊喜，觉得碉楼在防范匪患中起了作用，因此，在外节衣缩食，集资汇回家乡建碉楼。后来，一些华侨为了家眷安全，财产不受损失，在回乡建新屋时，纷纷建成各式各样碉楼式的楼。这样，碉楼林立逐成为侨乡开平的一大特色，最多时达3000多座，现存1833座。正是由于碉楼的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所以北京时间2007年6月28日早上8时35分左右，在新西兰基督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顺利通过表决，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成为我国第35处世界遗产，广东省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是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表现，也表现了岭南人敢为人先，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开阔胸怀。让我们用心地去留意身边的历史，你将会发现历史离你并不是那么地遥远。让我们一起来发现身边的历史，书写身边的历史吧！
江门市俗称“五邑”，是全国著名侨乡。五邑华侨历史故事节选如下：
1.冯如，广东恩平人，我国从事飞机研制、设计、制造和飞行的第一人，被美国报纸称为“东方莱特”。12岁随父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他目睹美国先进工业，认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工艺的发达，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非学习机械、发展工艺不可。
于1912年8月25日，在国内作飞行表演时，冯如因飞机操纵系统失灵，失事牺牲。弥留之际，他仍支撑着把失事原因告诉助手，并勉励他们“勿因吾毙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级。”
2.在广东省江门市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卖瓜子为生的华侨郑潮炯挎着布袋奔走于南洋各地义卖瓜子，筹得义款18万元。
郑潮炯1904年生于广东新会县莲塘村许坑村。少年时便出洋谋生，先到香港，后转到北婆的山打根当小贩。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郑潮炯的家乡传来了家乡沦陷、父亲被日机炸死的噩耗。无法回乡奔丧之际，他化悲愤为力量，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献给抗战救亡。
郑潮炯走遍了北婆各埠后，他又到了新加坡，又辗转到了马来西亚半岛各埠。从1937年到1942年初，他一个人就筹得18万多元。在吃饭只需一两毛钱的时代，18万是很大一笔巨款。
扩展资料：
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
江门市俗称“五邑”，是全国著名侨乡。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是展示五邑华侨历史文化的重要平台，于2010年全面落成开放。
步入其中，“根在五邑”4个大字映入眼帘，厚重的历史感和沉重的故土情扑面而来。馆内展览以时间为线，分金山寻梦、海外创业、碧血丹心等六个部分，全面展现五邑籍华侨华人在海外的艰辛创业及回报家乡的感人历程。
参考资料：广东：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让馆藏文物活起来 百度百科-五邑华侨 人民网-“冯如精神”光耀中国百年航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