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哲学小论文
生活中也是有着丰富的哲学知识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生活中哲学小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 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此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 以便对这个关系的脉络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20世纪50年代, 在西方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和亚历山大科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围绕斯特劳斯1948年出版的《论僭政》展开的。
争论的焦点是哲学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 “社会”需要立足于一种共享的信任和信仰, 或立足于习俗、道德和“意见”; 而哲学则是对智慧的探寻, 是对真理的追求, 其本性是“癫狂”的, 必然要求绝对自由, 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 [ 1] 哲学与社会势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冲突之中。科耶夫基本认同斯特劳斯的上述看法。但一旦涉及到“哲学与社会的冲突能否解决、是否应该解决”的问题,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斯特劳斯看来, 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因为, 如果让哲学妥协并服从于社会的要求, 那么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 不再具有哲学的品格; 而如果哲学不妥协, 执意与社会对抗, 结局只能如苏格拉底一般, 被社会“处死”。所以, 为了免于被社会“处死”的命运, 哲学应该尽可能拉开与社会的距离, 以逃避与社会的冲突。逃避的办法就是要做一个好公民或良民: 附和流行的意见, 赞美现行的政治秩序。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就是, 由“神志癫狂”转向和返回“神志正常”, 返回澄明( sobriety) 与温良(moderation)。
斯特劳斯认为, 所谓返回澄明与温良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本性, 而只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必须是癫狂的, 否则就不是哲学。作为良民的哲人在“思想”方面与癫狂的哲人没有分别, 但在言论表达上, 作为良民的哲人却谨慎无比。于是作为良民的哲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 这就是在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 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 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 即俗白教导( the exoteric teaching) , 另一套则是在政治上有忌讳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 即隐讳教导( the estoteric teaching)。俗白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 隐讳教导则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才能领会的。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作为良民的哲人就把“真正的教导”或者“癫狂的思想”限制于少数人, 以免危害社会。斯特劳斯认为, 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古典时期就已存在, 但是到了现代却逐渐被“遗忘”了。现代哲学“走火入魔”了, 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 变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哲学被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了[ 3] 。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之所在。
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关于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描述, 以及斯特劳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他认为, 按照对哲人的定义,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 哲人就是不占有智慧但追求智慧的人。尽管在此点上科耶夫与斯特劳斯是一致的, 但是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由此推论出的“哲学生活方式”:按照斯特劳斯的推论, 哲人将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贡献于对智慧的探求, 他因此将不仅放弃世俗的快乐, 甚至将放弃所有行动, 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行为。科耶夫把这种哲学生活称作“伊壁鸠鲁派”哲人所采取的态度或“伊壁鸠鲁式”态度(笔者称之为“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过这种生活的哲人生活在世界之外, 他退回到自身, 与他人隔离, 对公共生活没有兴趣,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求所谓的“真理”。
问题是,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否哲人应该过的生活? 科耶夫显然并不认同。他认为, 初看起来,“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从哲人或哲学的定义推论出来的, 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 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奠基于一个前提之上的, 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存有疑问。这个前提就是: 一个人必须承认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变的, 它永远等同于自身, 可以被“完善的理智”完全揭示, 不论这理智在什么地方(国家) 和什么时候(历史), 只要它发挥自己的天赋, 就可以完整地把握存在整体。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 哲人就能够也必须使自己隔离于变化和喧嚣的世界, 生活在一个安静的“花园”里, 那样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本质。但是,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 存在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在本质上是暂时的、生成的、自我创造的, 它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不断创造自身。而如果存在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生成) , 那么, 一个人就不能通过使自己与历史隔离来解释和揭示这种创造活动。相反, 为了揭示存在, 哲人必须“介入”历史。同时, “伊壁鸠鲁式的哲人生活”还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危险, 即培育偏见, 而这是与哲人的本义相左的。因为哲人就是能够摆脱偏见的人,因此, 想规避偏见的哲人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市场”或“街”上) ,他必须走出那个自我的封闭社会, 接触现实, 介入现实, 介入公共生活的历史化过程, 否则迟早都会被抛到事件的后面去, 抛到历史的后面去。
由上述不难看出, 科耶夫的哲学观与斯特劳斯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不应关注人类事务, 科耶夫则恰恰相反。斯特劳斯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别, 他说:“在科耶夫前提的基础上, 对人类事务的绝对依系变成了哲学理解力的根源: 人必须绝对地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绝对地是大地上的一个公民——如果并非必须是一个可居住的地上的某一部分的一个公民的话。在古典前提的基础上, 哲学要求一种彻底的对人类事务的疏离: 人绝对不应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公民。”[ 4] 其次, 虽然科耶夫与斯特劳斯均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科耶夫却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私人性的知性追求。在科耶夫看来, 与政治家一样, 哲人也需要并追求爱和承认,因此他要求哲人应紧跟时代的步伐, 到广阔的社会上去与人交往、交流。再次, 斯特劳斯主张哲学是贵族的、精英的, 而在科耶夫的观念里, 哲学的大门却是敞开的, 随时准备接纳所有那些想“登堂入室”之人。
表面看来,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的哲学观针锋相对、全然不同, 但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两人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大。比如, 斯特劳斯主张哲人应该远离人类事务, 去追求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对此, 科耶夫在其旨在批评斯特劳斯《论僭政》的文章《哲人的政治行动》的开头, 曾经这样评价斯特劳斯的工作:“这本著作保持了学术冷静客观的外表, 但却是杰出的和热情的……斯特劳斯通过解释这篇被忘却了的对话, 揭示了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严重道德和政治问题。”[ 5] 也就是说, 斯特劳斯解读《希耶罗》、试图“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 不是或者不纯粹是追求“智慧”, 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而《论僭政》一书的英文版编者则更清晰地指出了此点:“最近十余年来, 围绕着现代性的性质一直有一种活跃的论争……这本新版《论僭政》使我们得以回顾两个较早的有关现代性的命题: 斯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命题。”[ 6] 进言之, 斯特劳斯之所以要复兴古典政治哲学, 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才是他的出发点。
由此观之, 即便斯特劳斯的理论出发点是鄙视人类社会事务, 却也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 “不能不”从现实出发考虑并最终解决现实问题。这意味着, 哲人、哲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自闭于象牙塔中, 哲人应该走进现实生活, 自觉地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 随着时代和生活世界的脉搏而律动。
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哲学, 即生活世界是作为哲学、哲人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的, 笔者把这方面的考察称为“哲学生态学”。
人天生是社会性存在物, 哲人也是人, 也只能生活在生活世界中, 也不得不与他人“共在”, 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哲学、哲人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影响甚至决定着哲人能否成为哲人, 影响和决定着哲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生活以及怎样过哲学式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影响哲学和哲人的因素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学术环境。
首先, 在哲学的历史上, 有很多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政治环境对哲学和哲人的影响, 其中, 较为著名者当数柏拉图和黑格尔。柏拉图认为,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有自己的天性, 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一研究领域。同时, 这种天性还必须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 否则, 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 那么它愈是强壮, 离它所期望达到的发育成长的目标就愈远。“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 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 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 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 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7] 这也就是说, 一方面, 没有合适的环境, 哲学的天赋就不会生长; 另一方面, 即使是长成了, 也难以发挥作用。不仅如此, 柏拉图还认为, 如果环境不好, 不仅少数有天赋的人成不了哲学家, 还会使哲学的“领地”被庸人所占据, 从而使哲学的本性变坏。对此, 柏拉图进一步指出: 既然环境对哲人有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 所谓哲学家的“无用”之说, 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 而在于哲学家不为人所用。社会环境不好, 哲人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还有些“羞羞答答”, 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就“直接”了许多。在《哲学史讲演录》中, 黑格尔就明确论述了哲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认为, 既然哲学以普遍的存在为对象, 那么哲学要把握这普遍的对象, 就要求主体的独立和自由, 特别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 一方面, 人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为主体; 另一方面, 人要从社会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考察人类历史, 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 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思想。因此, 真正的哲学始自西方, 确切地说是始自希腊; 而在东方, 比如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度中, 因只有一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皇帝) , 因此东方没有哲学, 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隶属于哲学史。
由此而言, 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即哲学把握的是普遍性的对象, 因而哲人须独立、自主和自由, 还是根据斯特劳斯的观点, 即因哲学的本性是癫狂、探寻和质疑, 那么势必与现行的秩序相冲突,因而哲人须温良; 这些都说明政治环境与哲学的繁荣之间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
其次, 从经济环境看, 哲人也是人, 首先需要生存, 才能谈及其余。按照哲人的“本义”, 如果哲人是一群需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追求智慧的人, 那么, 他就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反之, 如果“哲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 他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追求智慧。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两难困境”, 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决”之道。
在西方, 柏拉图是较早认识到哲人对经济条件依系的思想家。他认为, 一个哲学家应该免除一切体力劳动, 因此哲学家就必需依靠别人创造的财富而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有哲学家的,使得雅典人有可能研究哲学的, 乃是基于白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 精神产品的生产正如大多数物质商品的获取一样, 不能脱离经济条件。[ 8]
亚里士多德认为, 对人而言, 幸福是最高的善, 是人的终极追求, 是行为的目的。而幸福就是自足, 就是无所短缺。那么,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他认为, 人有三种生活方式: 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9] 在这三种生活中, 只有思辨的生活才能够带给人完满的幸福。因为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 它持续得最久; 同时思辨活动也是自足的, 所谓自足并不是孤独地生活, 而是指以其自身而被选择, 是无待而在、不感匮乏, 它使生活变得愉快。在这种意义上, 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既然幸福就是自足, 而思辨享有最大的自足, 那么, 思辨越多的人, 所享有的幸福就越大。但是, 自足的思辨生活并非完全就是“无待”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方面,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 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 思辨的生活还需要多重的外部条件。当然,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 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幸福指数就越高; 反之, 他认为过度的需求带不来相应的自足感, 若只有一个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 人就完全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因此, 幸福就是具有中等水平的外部供应, 过着节俭的生活, 却做着高尚的事情。
黑格尔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但他比亚里士多德站得更高, 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文明发展的阶段来认识。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 才会有哲学的产生。黑格尔这里的意思就包括应重视哲人从事哲学事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社会必须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即一部分人可以从繁重的生存性活动中解放出来, 成为“闲人”, 而这部分“闲人”又愿意且有能力过一种哲学生活。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 哲学才会出现。因为哲学是自由的、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工作, 所以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 精神的壮健、提高和坚定出现了, 欲望驱走了, 意识也高度地前进了, 我们才能去思想那些普遍性的对象。也就是说, 只有在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才开始有哲学思想。
斯特劳斯也认为哲人是一个“神人”, 哲人对人类事务即使只有最小的依系, 也会在精神上产生最大的自足。但是, 斯特劳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哲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他说: “当哲人试图超越人性的时候(因为智慧是属于神性的) , 当他把习死和做到对所有人事如同死了一般作为自己唯一事业的时候, 他却不能不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类事务都如同死了一般), 虽然他的灵魂不会处在这些事务中。”[ 10 ] 尽管如此, 斯特劳斯一再强调, 由于哲人依系于永恒的事物, 又由于他免除了那种人与人的自然联系的最通常、最有力的动机, 免除了常人、俗人的名利欲望, 他只需要一些能够保证他活下去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够了, 因此哲人有着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最大自足。
尽管哲人有着最大的精神层面的自足, 但这毕竟不能替代基本生存条件的自足, 由此斯特劳斯揭示出了哲学生活与哲人的生存之间的。
哲学论文3000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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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 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 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参考一下：关于马哲的论文：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哲学作者：严晓婷 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哲学 ——读《罗素论幸福》有感 内容摘要：罗素作为生活的哲人，把快乐作为人生重要的追求。用平实的语言深刻论述人在生活中为什么不快乐，并根据这些不快乐的的因素提出了怎样才能快乐。读了《罗素论幸福》让我受益匪浅，哲学不是学者专门的研究，哲学是生活的体验。关键词：快乐 竞争 厌烦 刺激 社会 罗素，20世纪的哲学巨匠。他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领略过黄昏时分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晚霞，品味过铁窗风味和失去自由的苦楚，也曾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奔走呼号。我个人是很喜欢罗素的作品，他的哲学亲切而娓娓道来，许多观点与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甚至妙语连珠。正如爱因斯坦说的：“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哲学的理论如果艰涩难懂、枯燥乏味那么它只能是那些学者的哲学，但是哲学的目的不正是让人更好的生活吗？在我看来，哲学应该是生活的哲学，它不应该专属于某一小部分的人，而应该是大众的。同时哲学要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其理论的价值。罗素的哲学智慧就在于此，让大众都能读懂哲学的意义。 文豪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说：“不幸的人都是相似的，幸福的人页各有各的幸福。”于是各人也就有了各人的“幸福之路”。罗素告诉我们的，就是这种路：“希望那些遭遇不幸而并未享受幸福的众多男女，能够诊断出自己的症状，并找出摆脱的方法。” 自由与幸福，是罗素认定的人类的两大基本生存价值，我们若能在生活中寻找到幸福的“指南”和“导向”，也许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快乐哲人。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坦荡宽容的情爱，和丰富广泛的兴趣，凭借这些情爱与兴趣，他便成为许多别人的情爱与兴趣的对象，他便获得了幸福。这是罗素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渴望生存的愉悦，追求生命的快乐，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权利。但是一个人生活在大千世界，难免遭受种种忧虑、烦恼和痛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日益面临经济胁迫，生存竞争，观念冲突和社会变动等严重挤压，无论你处于何种社会地位获思想境界，这都不是不得不面对的。那些不快乐的因素来自哪里呢？一部分源自于外在社会环境，一部分来源于内在个人心理。而个人心理因素造成的不快乐，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错误的世界观，伦理观念和习惯，从而使自己毁掉了对一般事物的热忱和嗜好。毕竟事物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做作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在通常情况下，个人改变社会环境是无能为力的，但自己是可以改善个人人心理素质的，如观念，习惯这些东西，在个人的权利范围内，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加以改变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我们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为我们更好的服务。 竞争，在这个当今社会流串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的词语，它可以是天使亦可以是魔鬼。我们都知道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的，我们要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因此竞争也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一个从事某项事业的人，不是真心期望成功，、追求成功，那么他是可怜的。成功的体验使人领会到人生之乐，也不否认成功可以带来相应的报酬，而这报酬也就是所谓的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很能增进人生的快乐，但是超过了那个程度就不然了。如果他在生活中过于重视竞争的成功，把它当作人生快乐的主要源泉，这便是烦恼的病根。成功不能为造成人生快乐的唯一因素，倘若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去赢得成功，那代价似乎太高了。当然，在竞争也和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环境有关。例如，有高深才学的人是受人尊敬的；除了少数的小国以外，海路军人又是受到尊敬的人。虽然无论干什么事业都有一种取得成功的竞争，但同时，使人尊敬的并非只是成功的本身，而是成功赖以实现的那种特性。一个科学家可能挣钱也可能不挣钱，他挣钱时受到的尊敬并不会比他不挣钱时更受尊敬。发现一个优秀的将军或海军大将并不富有是没有人会惊奇的。的确，在某种情况下的贫穷，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原因。而在美国情况就会大大不同。人们常常从生活水准来推测他人的收入，再用收入来判断他人的才学优劣。在整个富有阶级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除那种为金钱上的成功而进行的偏狭而赤裸的争斗。可见竞争这个病根不仅仅潜伏在个人身上，所以无法单独克服这种现象。太过于重视就竞争的结果，这种人生观太过于注重培养意志，而牺牲了感觉和理智。可以说这种做法是一种因果倒置。因此，竞争是必要的。不过不要把它视为人生的主要内容或视为人生的基础。遵循一种保持生活平衡的观念，领受心智健全而恬静的享受吧。 在罗素看来，厌烦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因素，是人类特有的激情。动物被拘捕固然会无精打采，踱来踱去，躁动不安，但在自然的情态中，他不信它们有类似厌烦的经验。罗素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而动物则是自然的产物，因此人类比动物多了一个属性——社会属性。而厌烦这种情绪来自于客观社会的，不是自然界。罗素说：“一种快乐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恬静淡泊的，因为唯有在一种恬静淡泊的氛围中，真正的欢乐才能常在。”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都能够引起我们的一种情绪——厌烦。厌烦大体来说有两个。第一：面对着眼前的现状，心里却想着另一些令人愉快的情形，两者之间有一种鲜明的冲突；第二：一个人的官能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专注于一事物。厌烦在本质上是一种渴望发生某种事件的期待，所渴望的并不一定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只要一些事情，能使厌烦的牺牲者觉得这一天和凌厉天有所不同就行。厌烦的对立面不是快乐而是刺激。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厌烦并非一个人生命本质的部分，而是可以避免的，而避免的方法便是相当强烈的去追求刺激。当我们在社会阶梯上越往上爬时，刺激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越是昨夜玩的快乐的人，早晨起来越是显得无聊。凡是有能力追求刺激的人，永远马不停蹄的到处奔波着，随时寻欢作乐，跳舞饮酒。把一个人的生命资源像经济资源那样消费是不明智的。一个用惯了麻醉剂的人在缺乏麻醉剂时所感到的厌烦，认为只有时间来消除。从某种意义上讲，各种各样的刺激也和服用药品进行麻醉剂一样。刺激过度的生活乃是使人精疲力竭的生活，一个惯于过度刺激的人，正如一个有胡椒瘾的人一样，谁都忍不住的胡椒力量，对她来说似乎连味道都没有尝到。可见，厌烦的要素之一是和逃避过度的刺激不仅损害健康，而且自己的官能对一切的快乐都变得麻木，只要皮肉刺激不求心灵的满足，活络代替了智慧，表面的惊奇代替了真实的美感。当然在相当程度上的刺激是有益的，几乎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分量对于利弊有极大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基础，要把握好度。现代都市的民众所感到的厌烦和脱离自然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不要让自己身上少了自然属性，应该偶尔回归自然，放下生活的种种包袱。 我们是整个社会发展潮流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台球般的一个独立的个体，除了撞击之外，和其他个人无关系。一切快乐都出自于某种对立，或缺乏一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缺乏相互的联系，就会促成自我分裂。没有客观的兴趣和情感之力的维系，自我与社会之间就会缺少一致性。快乐的人不会遭受这种分裂的任何一种所带来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分裂出来于自己对抗，也不会分裂出来和世界对抗。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自由自在的享受着世界所赐予的美好和换了，设置不会因想到死亡而感到忧愁，因为他感到自己并未真和后来人分离，一个人若能将个人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激流深刻地交融在一起，便能欢畅地享受人生至高无上的快乐。 那么如何获得真正的快乐你饿？罗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一：合理的理想信念，即对理想生活的希望、追求与肯定。怀疑一切、思想无依托的人，人生是难以快乐的，我们应在生活中经过自我选择，确立对生活的合理的思想信念。二：对人对物的友善兴趣，人生根本的快乐，最重要的是依赖于人对物有一种友善的兴趣。一个人感兴趣的事情越多，快乐的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摆布的可能性就越小。凡是无害于他人的兴趣，均是有价值的。因为兴趣可以丰富人生。三：爱的情感，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恶习。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太强的自我是一座牢狱，倘若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充分的享受人生，就得从牢狱中逃出来，而能够真心的爱，便表明一个人已逃出了自我的牢狱。当然，单单得到爱是不够的，得到爱时，应当释放出你所要给予的爱，唯有得到爱和给予爱平等时，才有可能达到最好的结果。四：建设性的工作。工作是人生的快乐取之不尽的最要源泉，工作的益处在于排除生活的烦闷，给予人成功机会和满足意志的条件。建设性的工作工作完成时，看了令人高兴，并且这工作是永无上境的过程。五：闲情逸趣。它能够帮助人保持平衡的意识，对世界有真实、生动的整体感，体验与欣赏多样的人生。六：学会忍受。一个快乐的人，应当既懂得为一个崇高的目标努力，又善于忍受生活中的平凡、单调和不如意。许多人为每一件稍不如意的小事而烦恼或善怒，以致浪费了许多可用于更有益处的精力，这是很不值得的。
比如：1.事物的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例子：有的同学家庭环境好，但是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他的成长和面对挫折的能力。2.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先有客观存在的东西，你主观意识感觉到了客观存在的东西并作出的反应）例子：你在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餐厅里吃饭和你在一个环境差而且有苍蝇飞的餐厅里吃饭，前后二者对你产生的主观反应绝对不一样。前者也许你吃完还会在多待一会儿看看整洁餐厅的美丽的装饰。而后者也许你吃到一半就想走，因为总有烦人的苍蝇影响你的食欲。
哲学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我整理了高中哲学政治论文2000字，欢迎阅读!
试论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佛教与____、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起源于印度，其基本教义是，把现实断定为“无常”“无我”“苦”等，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生活都充满着苦难，整个现实世界是苦难的集合体。造成苦难的原因不在客观环境，也与社会制度无关。完全在于人类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自身，即所谓“惑”、“业”所致。只有依照佛教指引的道路去进行宗教训练，彻底改变世界观，才可以超出生死轮回报应，得到彻底解脱。这种最后的精神解脱境界就叫做“涅槃”。这些道理内含在“五蕴”、“四谛”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 文化 相结合，发展成为中国的佛教，而且成为中国 传统文化 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所以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初始期是外在的，其后则逐渐转变为内在的了。也就是说，佛教也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两汉以前，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古代的传统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魏晋以后，中国哲学在儒、释、道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哲学系统。佛教哲学自两晋的格义化、玄学化，逐渐影响中国哲学，到隋唐佛教哲学高度发达，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
二、有利于真正打破儒术的“独尊”
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儒术被独尊。尽管中国的历史上有过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以及后来如唐朝也出现过极其短暂的儒、道、释三者鼎立的时期，但是自汉代以来基本上奉行的是“独尊儒术”。其实，宗教是人类思想意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有人曾把人的思想意识分为三个版块，即科学、哲学、宗教。通常的知识就交给科学，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暂且交给哲学，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暂且交给宗教。三者成鼎足之势，各司其职。所以我认为，从思想意识的完整性的角度出发，也应该把宗教放在适当的位置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宗教在中国的思想领域里尽管从未成“正统”，不过它在中国确实存在。既然中国有宗教存在，我们就有必要对它进行认真的思考与研究。这种思考和研究有利于展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全貌，有利于我们真正打破儒术的“独尊”，有利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 鸣”与和谐发展。
三、有利于取得思想与哲学的突破和发展
(一)宇宙论的扩展
中国古代多以“天”来表述宇宙的观念。而老子是中国宇宙论的创始者，他打破了以天为最高主宰的观念，形成以“道”阐述自然的宇宙哲学。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先天地而生，在上帝之先。“上”、“天”、“帝”只是与地相对待，是相对概念。因而取消了天主宰一切的观念。佛教的宇宙哲学非常丰富，对宇宙的形成、宇宙的运行规律等都有创造性的说明。佛教的“须弥世界”说、“三千大千”说和“劫波”说揭示了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多元性，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
(二)本体论的深化
本体论是辨析宇宙中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的理论。中国传统哲学称之为“本根”。佛教哲学重视对宇宙万物本原、本体的探究和论述，形成了丰富的本体论学说。佛教本体论传入中国的如“二谛圆融”和“事理相摄”的理论，即分析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使中国的本体论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宋明理学中的“理一分殊”的本体论以及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吸收了佛教的思想成果。
(三)心性论的开拓
隋唐以前，中国哲学侧重于天人关系的阐释，没有系统的心性之学。中国传统天人关系论大多倡“天人合一”论，即人是宇宙的一份子，天人相通、天人相类。中国佛教哲学著作中阐发最多、最集中的课题就是心性论。因为佛教追求人生的解脱，最终归结为心的转化和超越。隋唐以后，儒家哲学也将其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心性之学上来，强调本心的清彻明觉和返本复性，形成一套系统的性理之学这便是接受佛教心性论薰陶的结果。
(四)人生论的提升
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论较为发达，中国思想家多关注现实人生的关怀，对人生问题研究的比较深入。佛教以“涅槃论”来阐述人生的最高准则。佛教对人生问题的研究非常多，如以悲苦人生论为基础的“四谛”说和济世的“六度”思想。佛教的这些人生论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生智慧，使人从现实中得到超脱、不为凡情所动的保持自我的能力。对中国的人生哲学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五)认识论的推进
中国传统哲学讲认识论，多以儒学的诚心、正意与格物致知为中心，并融致知论与道德修养为一体。佛教传入中国后，较少运用否定性的思维和语言，主张直接感悟，使认识和思维更向直观性方面发展。以求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境界。从而弥补了中国哲学缺乏独立的认识论之不足。
(六)辩证法的丰富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对立统一关系的探讨中，古代哲学家以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万物依存关系进行了细密的辨析。佛教辩证法内容非常丰富，对宇宙人生进行了系统地的分析。佛教虽然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但它在论证其宗教唯心主义观点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逻辑分析 方法 和辩证法观点。佛教辩证法打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将差别、矛盾、对立统一地沟通起来，恢复世界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的规律，对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有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融合了中国的儒学、道学、玄学，对佛教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了特有的论证、解释和发挥。它继承了佛教哲学的论证方法，运用“缘起论”等进行相对主义的论证。在论证、解释过程中，中国佛教哲学突出了它的思辨性的特点。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化，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一环。
四、结语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两千多年中，不仅自身得到了极大地、有益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文化财富，特别是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增加了浓重的一笔。总而言之，中国哲学的发展与佛教哲学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佛教不会因为封建社会的过去和科技文明的发展而消逝，正相反，不论是研究古代的中国哲学还是近现代的中国哲学，都必须要深刻了解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历史渊源及内在的思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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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初中开始就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我的敏感脆弱，我生活在一种规范性逼近（我应该成为什么）与生成性逼近（我怎样成为什么）之中。我毕恭毕敬地成长，不间断地做三好学生，朝“理想”一步步地迈进，直到“理想”实现――我考进了中师，为许多同龄人羡慕。但我的内心一直有另外的声音存在，到了中师，这种东西全面爆发，青春期里布满了荒唐迷惘，多年以后我明白，这是一种存在性焦虑，而我在中师的第一篇作文，就是通过一篇无厘头式的对话追问：人为什么要活着？ 这种追问使我在不同的存在哲学中摇摆，形成了我称之为“哈姆雷特”性的东西。许多时候我之所以对于名利不过分地执着，就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存在追问而非道德品质。这种追问让我特殊迷恋现代派文学，让我外表平静，内心却经常饱受折磨。 我一直认为自己特殊适合从事简单单调的工作，以平衡内心的丰富敏感。比如图书治理员，流水线上的工人等，把肉体交付给程序化的工作，让灵魂在另外的地方飘逸。但是遗憾的是，我成了一名教师，从此走上了一条永远不能安妥的道路。 简单单调的工作其实很轻易提供稳定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种满足感与成就感与专业化有关。但当我踏入教师这个行业以后，我沮丧地发现，教师成为一个真正专业化的职业在我有生之年是不可能了，这个职业专业性非常模糊，是一片由许许多多琐事的事件填充而成的虚空。更可怕的是，我又重新回到规范性逼近与生成性逼近之间，而规范性逼近与生成性逼近又由于缺乏专业标准而变得十分随意，让人无所适从。 真正的专业是有界限的，这种界限包括与其他职业的界限，与自我生活的界限。但对教师而言，与其他职业的界限其实并不清楚，一个非师范类的学生可能比师范类的学生更适合教师岗位。与其说与专业有关，不如说与性格有关。最可怕的是，教师的职业生活无边无际地漫延，浸透了24小时――许多个夜晚，梦里我都站在讲台上，战战兢兢。这种无边无际经常让人感觉到惧怕，感觉到职业生活之外别无生活，你无处可逃，没有人告诉你“下班了”，你永远都在上班状态。我相信，许多教师既在逃逸，又无处可逃，因此事实上处于一种存在性尴尬，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漂浮状态，直至生命结束。因此教育界，乃是犬儒哲学最发达的场所。 我缺乏一种坚定的信仰，我的理想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存在性焦虑上生长出来。因此理想主义与其说是一种道德诉求，不如说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寻求，是为了在不断地寻找中解决“我”的问题。 因为这种立场，在每一次面临抉择的时候，我总会回归自己的内心：我到底需要什么？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我会因这种选择而找到生命的意义吗？人，总是被许多机会所左右所俘获，从而迷失了自己。 朋友问我为什么加入新教育，我说是因为“不忍”。我从农村走到县城再走到都市，从西部走到南部再走到东部，从小学走到初中再走到高中，从教学走到公益再走到研究，在这种旅程中，中国的师生所遭遇的种种困惑，无奈，旁徨，是我所切身体验到并深入我生命深入构成存在焦虑的一部分的，而不是那些专家学者从外部的观察。 一年多以来，我亲历了新教育深刻而又痛苦的裂变，看到了未来可能的前景与困难，这让我振奋，让我对中国教育还抱有一线希望。 因此我经常想，或许所有新教育共同体成员都有着某种不同程度的存在性焦虑。当这种存在性焦虑纠缠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存在性追问，才会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才会明白生命不应该是位子、帽子的附属品，而应该是它自身。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朱老师所说的“对于新教育，每个人都是过客”才显示出其意义。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奉献与牺牲，这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重新书写，只有在这种书写中，我们才能够摆脱名与利的枷锁，过上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否则，我们的人生便面临危险。 同样的危险也存在于新教育。 作为一个组织，也有可能在各种各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中迷失自己。过多吸纳外在的项目、机会会让自身不堪其负并且最终崩溃，因为这只是外在的堆积。在无穷无尽的暗礁中航行，很轻易受到诱惑而迷失方向。 要不断地拾取一些东西总是轻易的，这是人的天性，也是许多组织的天性，但要学会丢掉一些东西则是困难的，然而，只有敢于丢掉一些东西的人或者组织，才可能获得真正实质的进步。只有从加法思维变为减法思维，新教育才能够触摸到自己的“存在”，并获得真正的解放。 2 我是谁--人的解读（罗索） 我认为人有四种属性,自然性,社会性,意识性,思维性.每一属性又分五层.空白处为我还没想好. 自然属性 表我: 自我受外界刺激而变,如生病（下同） 自我: 肉体 真我: 生理心理需求 本我: 新陈代谢 原我:基因 社会属性 表我: 朋友 组织(党派) 集团(公司) 自我: 家庭 国家 阶层 真我: 家族 民族 阶级 本我: 血缘 种族 原我: 意识属性 表我: 性情 情绪 潜力 自我: 人品 脾气 能力 真我: 人格 性格 天赋 本我: 人性 气质 兴趣 原我：自私 任性 思维属性 表我: 表象 观点 自我: 抽象 观念 真我: 形象 意志 思想 本我: 印象 逻辑 理想 原我: 人的所有事情都能在这里找到。自我是随时随外界刺激而变的。自我也是变的，但有一个过程。真我就需要自我调节了，但只能表面压制或激励，但不能从改变上改变，属于治标不治本，一不小心就回去了，叫屡教不改，也叫执着。自我就更难了，不能变，想变也变不了，如果硬要变，不是疯就是死，叫病入膏肓，或烂泥扶不上墙，死猪不怕开水烫，不见棺材不掉泪，当然你也可以叫它宁死不屈。至于原我，你摸都摸不到。这就是它们的区别，你可以对照自己试试，特别是意识属性。 下层的内容会影响上层的内容，但似乎并不能决定，互相影响。 本我的内容在每个人的身上是不谎模诵砸苍谡獠悖虼巳诵允遣煌模褪撬涤猩贫裰帧O衷谝话闳衔诵允亲运降模运绞遣皇粲诙竦模巧锏谋拘浴5谡饫铮锏谋拘裕ㄗ运剑┦窃遥诵裕ū疚遥┦怯猩贫竦摹5胰衔贫癫皇谴骋庖迳系母拍睿Υ哟嬖诘慕嵌热ブ匦露ㄒ澹热缍袷恰捌苹荡嬖凇保比徊荒苷庋虻ァO质抵杏幸恢秩讼不陡伤鹑瞬焕旱氖拢热缥蘩碛傻钠苹倒铮残砭褪恰岸瘛钡娜耍残碚庵秩舜硬换嵘比朔呕穑踔猎诩依锘故呛煤⒆印1疚沂歉牟坏舻模哉庵秩说拇死嗝∈歉牟坏舻模憧梢栽谙质抵泄鄄煲幌隆?/FONT>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到了没有，社会和思维属性的原我是没有内容的，这是因为它们是主观存在，而自然和意识属性是客观存在。这是推导出来的，也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意识是客观存在的，这可就严重了。有可能存在“意识子”，灵魂是有家的，我否定不了它的存在。在这里我还要做一下科普，中国人对于人的精神有两个认识，一个叫魂，一个叫魄。魂是人的清醒一面，魄是人的原始一面，如古人认为僵尸就是魂飞魄不散的人，此种人六亲不认，力大无穷，但有基本生理欲望，包括谈恋爱。用现在话讲，魂就是思维，魄就是意识，相当科学，可见咱祖先多厉害。 现在科学虽很牛了，但距离清楚认识人的意识还是很远。但可以肯定，魂绝对随人死而消失的，但魄却不好说。也许魄和肉体化为泥一样，会死，但构成魄的物质却不会消失。当然魄和肉身的构成物质有什么区别就等科学的发展了。 我还想说一下人学。一直以来人学给人的印象就是讲人生观，价值观的，且多是充满教导口吻，给小孩子看的。但我理解人学应该是很全面的，所有的关于人的学问都应该归于它。包括灵魂，道德，认识论，价值论，审美等以前是哲学的范畴的。人学应该从哲学里独立出来。很多的哲学家其实是人学家，最典型的就是尼采。康德说他就回答了三个问题，都是关于人（我）的，所以本质上康德也是人学家。黎鸣说他开创了哲学向人学的转型，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没研究。但这种说法不对，没有啥比哲学还大了。无数学科脱离了哲学，似乎哲学越来越窄了，但这只是表面的狭义的哲学概念。哲学是研究存在（运动）的，无论它多么独立，它永远是存在（运动），它永远也逃不掉哲学的魔掌。哲学家常常清贫，没有工作，但也可以讲，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可以过时，只有哲学家永远不会失业，永远，永远，永远。。。。。。。。即使死了，还要被后人研究。
作文是要自己想的。
比如：1.事物的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例子：有的同学家庭环境好，但是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他的成长和面对挫折的能力。2.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先有客观存在的东西，你主观意识感觉到了客观存在的东西并作出的反应）例子：你在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餐厅里吃饭和你在一个环境差而且有苍蝇飞的餐厅里吃饭，前后二者对你产生的主观反应绝对不一样。前者也许你吃完还会在多待一会儿看看整洁餐厅的美丽的装饰。而后者也许你吃到一半就想走，因为总有烦人的苍蝇影响你的食欲。
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会心理学危险因素【关键词】 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因素；社会因素；高危因素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指遭受强烈的威胁性、灾难性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性的精神障碍，以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持续的警觉性增高，持续的回避为特征性临床表现，具有一定的生物学特点。本文主要从PTSD的社会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的危险因素进行综述如下。 1 PTSD的研究现状 PTSD的早期研究主要以退伍军人、被俘军人及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为主，1987年美国的研究发现，参加越南战争的退伍老兵中，终生患病率男性为31%，女性为27%。男性和女性的时点患病率分别为和。Madakasia O’Brien率先开始对自然灾害后的PTSD进行研究，他们报道龙卷风受灾者中PTSD的患病率为59%。此后有几位作者报道几类不同灾害后PTSD的患病率均超过30%，如地震和飓风。中国张北地震受灾人群3 mo和9 mo后PTSD的发病率分别为和。火灾、爆炸、海难、空难等各类人为事故后PTSD也是最常见和突出的精神病理问题。有报道受伤的火灾幸存者PTSD的患病率高达100%。一次空难事故后，50%的生还者发生PTSD［1］。伍志刚等采用多级整群抽样的方法对1995年～1999年遭受过严重洪涝灾害的洞庭湖灾区成人PTSD患病情况进行调查,显示发病率为。汪向东等对张北地震受灾人群的调查表明，急性应激障碍(ASD)的发病率为，3 mo内PTSD的发生率为，震后3 mo的患病率为。张本等对唐山大地震所致孤儿的PTSD的调查显示发病率为23%，提示大地震所致孤儿是发生PTSD的高危人群。而基于社区人群的流行学研究表明，PTSD的终生患病率为1%～14%，高危人群研究发现PTSD的患病率为3%～58%［2］。 2 社会人口学 年龄 国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同一创伤事件中，年龄较大者更易患PTSD。对洪灾区PTSD的研究发现，无论成 人和儿童都符合这一结论。刘爱忠等对洪灾区7 a～15 a儿童的研究结果显示，PTSD的发病率与年龄呈正相关，7 a组发病率为，15 a组为。伍志刚等对洪区成人的研究也有类似规律，16 a～20 a组PTSD的发病率为，而＞70 a组高达。但也有学者的研究不支持上述观点［3］，认为不同年龄间PTSD的发病率没有差异。这可能与应激源、研究对象、研究标准和诊断工具等的不同有关。 性别 男性与女性的PTSD患病率是否有差异，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有研究发现女性的PTSD患病率为男性的2倍［4］。女性不仅对PTSD易感性高，病程也趋于慢性化，中位数约为男性的4倍(分别为 mo和 mo)［5］。对60名非性攻击受害者(其中男性38名,女性22名)进行了调查，从发生创伤性事件后1 w～3 mo，71%的女性和50%的男性符合PTSD诊断标准，3 mo后仍有21%的女性符合PTSD诊断标准，男性受害者则已全部恢复。暴露于同一创伤性事件后,女性的PTSD患病率也明显高于男性。如有学者研究发现［6］，地震受灾者3 mo内PTSD发生率男性为，女性为。OlffM等研究发现，PTSD女性高发的原因在于其暴露于应激事件的类型，她们经历此类事件的年龄越小，则体验越深刻，自控能力越差，发生PTSD的可能性越大。 种族 不同种族在文化、社会习俗、教育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这是否对PTSD的发病具有一定的影响，也是一个争议的话题。Norris等人研究了十种潜在创伤性事件的频率对1000名成人的影响，发现在不同人群中，暴露于创伤性事件的白人多于黑人，但对创伤性事件的易感性黑人男性最高。Garrison等在Hugo飓风发生1 a后调查了1264名11 a～17 a青少年，PTSD患病率在白人女生最高()，白人男生次之()，黑人男生和女生分别为和［1］。PTSD在不同种族间的发病率有一定差异，即使考虑了经历创伤性应激事件的数量和强度差异，白色人种的发病率仍相对较低［7］。 职业 有不少的研究发现职业和PTSD有一定的关系。如我国学者王焕林等采用系统-整群抽样对我军21198名军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PTSD患病率为。其中，陆、海、空军和学员的PTSD患病率分别为、、和，但对特殊兵种或在执行抗灾任务后的军人来说，PTSD发病率显著高于和平时期我军PTSD横断面调查结果。吴兴曲等对312名高原汽车兵调查显示其发病率为。烟台“11．24”海难救援军人1 mo后的发病率为。 与PTSD发生相关的因素很多，除人口社会学因素外，心理、社会因素如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状况等也与其相关。这些因素可能相互影响，协同作用于PTSD的发生，他们相互之间关系比较复杂，本文拟单独进行探讨。 3 社会心理学 个性特征 许多研究发现个性特征与PTSD有一定的相关性。人格方面的缺陷如敏感、多疑、胆怯、偏执等，往往妨碍了个体良好的社会适应，甚至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因而他们往往遭受到更多的社会心理有害刺激并难以有效地抵御这些刺激，更容易罹患PTSD。 美国对密西根州东南部21 a～30 a年龄的随机样本研究了PTSD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DSM-Ⅲ-R)，PTSD的患病率与种族及婚姻状况无关，其危险因素为受教育程度低、儿童时期有行为问题、具有神经质倾向、内向性格等［8］。刘光雄等的研究表明,个性特征表现为情绪倾向不稳定、高掩饰性的个体更易罹患PTSD［9］。吴兴曲等对高原汽车兵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果［10］。另外，在对洪灾区儿童PTSD易感因素的研究发现［11］，儿童行为问题与PTSD的发生有关(OR=)，严重不良的情感行为模式是PTSD病前重要易感因素之一。PTSD患者常同时患有其他一些精神疾病，如情感障碍、焦虑症、酒精依赖和药物依赖、行为障碍和人格障碍(特别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等。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在不同人群中均发现，PTSD患者上述疾病的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在62%～99%［12］。 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作为应激过程的中介因素之一，是人们用来应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它影响着应激反应的性质和强度。不同的应对方式可降低或增加应激反应水平，从而调节着应激与应激结果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研究表明［13］，在受到精神创伤后，如受害者能应用合适的应对方式，则可避免PTSD的发生。与此相反，一定的人格特征制约着人对环境变化的认知，影响着人对环境变化所做的应对方式，有人格缺陷者遭受应激后常不能及时求助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而是采取消极的应付方式［13］。例如可能贸然采取物质滥用的方式，导致PTSD患者出现SUD或者导致SUD患者复吸。Ouimette的调查也印证了上述观点，他随访了患PTSD的退伍军人，部分患者存在应付方式和认知方式缺陷，他们对戒酒戒毒带来的益处持怀疑态度并逐渐丧失信心，将更多期望寄托在成瘾物质上，到随访的第二年这部分患者的酒精和其它精神活性物质滥用问题更加突出，脱毒的可能性更小。在外伤性应激的文章中，积极或有帮助的应对策略，如正面的思考或积极地处理问题已经和适合应激联系在一起；而消极的应对策略，如逃避经常被认为是不适合的应对策略。 社会支持 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社会支持能减少PTSD的发生。Wang XD等人的研究指出，当受害者受到一定强度的创伤后，如受歧视、虐待、性创伤等，如能得到及时的支持，尤其是家庭的社会支持，则受害者罹患PTSD的发生率会降低。 汪向东等对相隔10 km、人口学资料可比性良好、震前各方面情况相当而受灾程度和得到救灾援助存在差异的两个村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受灾程度重，但灾后得到救援和支持较好的村PTSD发病率低。以DSM-IV为标准进行诊断,震后9 mo时两村PTSD发病率分别为和［3］。究其原因，可能是受灾轻的村民尽管初始暴露程度低,但震后仍住在破损房屋中，经受余震的威胁，后继应激水平高,同时灾民们满怀希望的社会支持却不足以满足其需要，加重了无助感，由此引起的消极情绪得不到及时缓解，加大了PTSD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研究直接而有力地证明了灾后变量的重要性，并提示足够的社会支持对阻止灾后PTSD的发生有着积极意义。本次调查还发现对支持的满意度越高，PTSD发生的危险性越小，是PTSD发生的保护因素，提示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支持可降低PTSD发生的危险［2］。目前普遍对这一现象认识不够，如我国有几项研究报道,车祸后的PTSD患者尽管有着极大的精神痛苦,却无一人主动向精神科医生求治，致使病情没有得到及时控制。因此，缺乏社会支持是PTSD的促发因素之一。答案补充 其他因素 不同地区的受灾类型、创伤经历、父母教养方式和心理痛苦水平等也是影响PTSD的重要因素。有学者对大爆炸事故的研究分析发现，PTSD的发生与暴露程度成正相关。还有研究报道，PTSD患者与非PTSD受害者的损伤程度存在差异。其他较为公认的危险因素还有：既往有创伤暴露史、创伤性事件前后有其他负性生活事件、家境不好、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等。 总之，上述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在PTSD的发生中，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在PTSD的发生中起多大作用，以及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起作用的问题是研究的难点，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如果我们能找到PTSD的高危因素，就会产生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深入了解PTSD的高危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干预措施进行的越早，PTSD的预防就会越有效。答案补充 【参考文献】 ［1］ 汪向东，姜经纬.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危险因素［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2，10（5）：334［2］ 丁薇，郑涌.创伤与创伤后的应激障碍［J］.中国临床康复，2006，18（10）：145［3］ 王玉龙，谢伟，杨智辉，等.PTSD在中国的研究进展［J］.应用心理学，2005，11（2）：176［4］ Foa EB，Street and traumatic events［J］.J Clin Psychiatry，2001，62（supple 17）∶29［5］ Breslau N. Outcome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J Clin Psychiatry，2001，62（supple 17）∶55［6］ 汪向东，张华彪，新福尚隆，等.地震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1）∶28答案补充 ［8］ Breslau N，Davis GC，Andreski P，et event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n urban population of young adults［J］.Arch Gen Psychiatry，1991，48∶216［9］ 刘光雄，杨来启，许向东，等.车祸应激患者血清NO、SOD测定及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2，10（3）：218［10］ 吴兴曲，王倩云，杨来启，等.1312名高原汽车兵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调查［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02，20（6）：431［11］ 刘爱忠，谭红专，周价，等.洪灾区儿童创伤性应激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2003，19（4）：447
心理学是研究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学科。19世纪末，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了20世纪中期，心理学才有了相对统一的定义。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关于心理学的论文5000字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积极心理学在职校学生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学生教育管理是职业学校班主任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有些职业学校的教师一提到这些学生头就疼，甚至谈差就色变。本文从积极心理学取向探索学生的教育管理方法，让班主任在轻松教育管理学生的同时，也让学生幸福成长，也就是如何培养学生的积极健康心理和优秀品质，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激发他们的潜力，使他们获得幸福感。
一、积极心理学简介
积极心理学是新兴的研究领域，它强调心理学不仅要帮助处于某种“逆境”条件下的人们知道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更要帮助那些处于正常境况下的人们学会怎样建立起高品质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这一崭新的理念告诉我们可以用积极心理学探索适合职校生的教育管理方法。
二、运用积极心理学的意义
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主要还是定位在预防和治疗上，以解决少数学生的问题为目标，却忽视了大多数学生的心理发展需求。因此积极心理学的引入，为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思路，为创立积极心理教育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动力，为全体学生和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积极途径。
三、积极心理学取向的学生教育管理方法探索
积极心理教育观认为，人人都有积极的心理潜能，都有自我向上的成长能力。因此我在学生教育管理中做了以下实践。
(一)关注积极优势，发挥积极作用。
职业学校的部分学生在初中时曾有被老师、同学和家长看不起的经历，甚至被骂过“笨蛋”、“傻瓜”，这样的标签经过长期强化后，学生就会对缺点耿耿于怀，容易频频出错，进而更在意自己的缺点，之后再犯更多更大的错误。正是对这些“缺点”的过度关注，容易进入恶性循环中，于是他们可能会变得“破罐子破摔”，也就妨碍了他们走向成功和幸福。著名的“吸引力法则”向人们提示了这样一个秘密――你关注什么，就有可能实现什么，并且这种可能与你的关注程度成正比。陶行知的“四块糖”的故事早已经成为教育经典，也启发着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优点，职校的学生也是如此。如果班主任在学习和生活中对学生多一些观察和了解，善于拿着放大镜给学生找优点，则可以通过心理游戏“戴高帽”、“自画像”等发现学生优点，积极关注学生积极优势，暂时淡化劣势，让优势发挥积极作用，让他们沿着优势的道路努力前行，那么缺陷可能就会自然地慢慢消退。
(二)善于积极期待，挖掘积极潜力。
“罗森塔尔效应”说明了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功，但是能不能成功，取决于周围的人能不能像对待成功人士那样爱他、期望他、教育他。英国教育家车尼斯说：“只要教师对学生抱有希望，仅此一点，就可以使学生的智商提高二十五分。”可见，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对学生成长的影响非常大。每个人都有无限潜能，职校生也一样，如果教师能经常给学生一些积极的暗示，如：“我相信你，一定行!”学生就会带着这份期待勇敢前行。
所以，班主任如果能在学生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更多地期待他们在事情发展中积极的一面，如果学生能感受到老师鼓励中的诚恳和信任，那么学生就会给自己创造一个成功预期，从而将各种有利于成功的心理潜能充分发掘出来，推动自己走向成功。这也正如积极心理学所认为的，有所期待才是打开美好未来大门的钥匙，你期待什么，你将实现什么。
(三)创设积极环境，激发积极力量。
在生活中，环境能造就人才，也能淹没人才。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积极向上的群体里，受到周围的人感染，他也会努力勤奋起来，积极向上，争取做得更好。反之，再勤快的人在一个懒散的环境里很容易变成一个庸碌无为的人，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很好的证明。苏霍姆林斯基也说唤起人实现自我的教育，乃是一种真正的教育。因此要激发学生的积极力量，就要学会环境育人，我们要坚信“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
首先班主任要用心营造积极的文化环境，精心布置好教室的每个空间，陶冶学生的性情，如励志名言张贴、荣誉角、植物角、图书角等。其次班主任要鼓励学生广泛参与各种实践环境，如各种比赛、值周活动、主题班会活动、参加各类社团等。通过每日一分钟演讲能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语言表达能力;通过值周劳动能培养学生爱劳动和讲究卫生的品质;通过种植植物能提高学生尊重生命和审美的能力……总之，学生通过积极向上的人文和实践环境的熏陶能培养自身的学习兴趣，能充分发挥和展示自身的各项优势才能，能激发更多积极力量。这样他们会变成信心满满，他们会变得光芒四射，他们对爱的理解会比以前深刻、全面，他们也会变得乐观、好学，当然，他们的创造力、领导力和审美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总之，希望就是生命中的那一点不曾被扑灭的光，如果职校班主任能将积极心理学运用到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能够关注学生积极优势，能够善于对学生积极期待，能够用心为学生创设积极环境，那么总有一天这点光会变成满天星星，学生也一定会实现自我，走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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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适应：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牵就，也作“迁就”和“适应”，是我们说话和行文时常用的两个词语，含义颇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仔细琢磨，二者间实有差别，而且是原则性的差别。
自己单独搞一个佛堂，或者一间房子做佛堂
RI 50分“NB” 汗
你自己联系实际进行修改。参考资料：提起经济学，不少人总会将其与枯燥、深奥划上等号。其实，就像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大街上女孩子裙子的长短来分辨经济景气程度一样，生活中的不少事情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又是另外一番风景。 笔者每天回家，都要在一个车站起点站候车，总能看见一个卖报的老伯，时常在他那买份报纸，也就熟络起来。一天晚上回家，卖报老伯也搭上了这部公车，正好坐在笔者身边，便和他闲聊起来，健谈的老伯谈起了在车站卖报纸的经历。 原来，老伯前几年下岗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便打算卖报赚点钱。经过挑选，发现这个车站的人流量大，可是附近已经有了两个报摊。老伯脑筋一转，就决定不设摊，直接在等车的人群和车厢中卖。为此，他先和车站管理员套起了近乎，每天给车站办公室送几份报纸，逮着机会就诉诉苦。结果，管理员一心软，主动提出让他到车站来卖报纸。当然，那几份报纸老伯都不会忘记送。 卖了一段时间后，老伯发现：等车的人中一般男青年喜欢买报纸、有重大新闻时报纸卖得特别好。于是，他开始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体育类报纸；每天叫卖报纸时，也不再喊什么“晨报、晚报、足球报要吗？”而是根据新闻事件来叫：“中国足球队兵败如山倒、刘翔火拼周杰伦等等。”果然，这一招十分见效，不少原先没打算买的人都纷纷解囊。 我们不妨尝试用经济的语言来解读以上的做法，那就是：和车站管理员套近乎、送报纸——制定公关策略，公共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不设摊，在等车人群和车厢中卖报——差异化营销，进行渠道创新，变店铺销售为直销；改变叫卖方式——通过销售数据和产品分析，实现自己独有的销售方式——这正是目前国内营销界炒得红火的USP（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独特的销售主张的英文简写）概念。 最后，老伯还说，他打算进些畅销的杂志，改变目前只卖报纸的局面。对此的经济解读可以是：产品线延伸，实现产品的多元化。 其实，经济学是离不开人们现实生活的，也是平易近人学科。
随便找个理论(比方说边际效用递减)联系一下实际不就写出来了吗，从网上直接抄复制、粘贴是方便，可深入点掌握一个理论的机会被你自己丢掉了(搞不好期末考就考你放弃的那个理论呢。。。)。
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那么，关于生活中的经济学论文怎么写，以下就是我整理的，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在我国则可追溯到孔夫子那里。但如果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作为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则经济学至今也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
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如经济学探讨生产什么物品，如何生产这些物品和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在名著《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在《管理经济学》一书中从公平与效率、生产与分配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如何公平分配国民财富，以满足个人或社会目的的一门社会科学。”种种说法归结起来，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考，即经济学是使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最合理的方面以便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
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
在短暂的200多年中，经济学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人们不要指望能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经济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阳春白雪”而难以普撒寻常巷陌人家。
世纪之交，经济改革成为全球性流行思潮。而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幅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思潮日益成为广泛的社会行动。学习、研究、传授和应用经济学则成了这一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人认真钻研经济学、大胆实践经济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经济学，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跨世纪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内近百所大学开设经济管理专业，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各级各类的研究机构对经济理论的潜心研究和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理论宝库，为我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漫步街头巷尾的大小书肆，以经济命名的“大全”、“读本”、“丛书”挤满书架，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然而对这些出版物中所述种种，即便是著作者本人，心中也是不大有把握的。人们在百忙之中，选中几本去读以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可读后常大失所望。用抽象理论来阐述简单事实的做法往往是著作者为评定职称而加重砝码。这类书籍文章通常是写给学者们和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看的，而不是写给大众百姓看的。即使硬着头皮耐心地看过了，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也毫无帮助，除了花费时间几乎别无所获。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但更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启蒙教育和应用。纵观世界各国，国民的经济学素养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让经济学从经济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迫切需要。
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如何广泛传播经济学，使和寡的高曲成为流行的音符？这是我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时常常浮现在大脑里的一个问题。在我评上教授职称之后，这一问题更是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特别是在我主持主讲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级一类优秀课程之后，我产生了撰写一本通俗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冲动。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不及陶醉于烫金的证书之中，顾不上多呼吸几口悠闲的空气，便准备投入紧张的“业余”创作工作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这项工程的规划设计，试图结合身边的事例，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普及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基础知识。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经济学的眼光，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和思考，而并非象教课书那样做系统的灌输。为了使我的研究生能将所接触和学习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自我欣赏，并成为经济学的精神贵族，在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写作大纲之后，我便安排他（她）们进行写作内容的研讨和初稿的执笔。在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统稿和定稿，并将其命名为《生活中的经济学》。本书由许长新、刘俊等编著，参加编著的还有宋敏、郝琳、徐杏、王甲、庄惠娟、赵国蓉、尚静、金雯飞、张自斌、张孟硕。他（她）们的具体工作在相关篇章的后面都有明确的执笔者署名。
好友张军来电邀我将本书在中国知识经济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普及经济知识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于是我欣然应约。
本书定稿之时，日历已悄然指向1999年元旦，我也有了一定的解脱感。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多方面的协助与支持，谢意难以言表。由于初次涉足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写作，书中定有多处缺陷，但我们希望能给读者多一些回味，少一些遗憾。当读者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读过本书以后，掩卷回首反思，但愿能豁然开朗。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体或者某些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表现。而这种心理学影响的模式是逆向的，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外在影响，进而形成综合的心理素质。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社会心理学论文3000字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社会心理学在广告策划中的意义
[摘 要]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就人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响他人，又如何互相关联的种种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研究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对于广告策划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我概念 社会文化 群体心理 广告策划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就人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响他人，又如何互相关联的种种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包括社会中的自我、社会信念与判断、行为和态度、社会文化、性别、从众心理、说服、群体影响、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奥格威说：“在广告活动中，消费者是我们的上帝，而消费者的心理则是上帝中的上帝。”消费者是社会中的人，“我们的行为可能千差万别，但受同样的社会因素影响。”(美?戴维?迈尔斯)因此，研究社会心理学在广告策划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以下重点就社会心理学中自我概念、社会文化、群体心理这三个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自我概念研究对广告策划的意义
自我概念又称自我意向，是个体对于“我属于哪种人”的自我观念， 是个体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性格、能力、身体等方面的认识。它建立在人们对自身个性特征的感知、态度和自我评价的基础上。自我概念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逐步形成的：通过自我评价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所接受的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我概念;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来进行自我反应评价，从而形成自我概念;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观察而形成和改变自我概念;通过从外界环境获取有利信息，来促进和发展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的组成要素：实际的自我概念，指我实际上如何看待自己;理想的自我概念，指我希望如何看待自己;实际的社会自我概念，指我感到别人是如何现实的看待自己;理想的社会自我概念，指我希望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期待的自我概念，指我期待在将来如何看待自己。
自我概念作为影响个人行为的深层个性因素，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有着深刻的影响。消费者的自我概念与所购买的商品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一是所购买的商品具有象征性：帮助我取得了我想拥有的身份，帮助我缩短了现在的我和我想成为的我之间的鸿沟，是我身份的中心，是现实自我的一部分，使我获得了一些自我认同。如“夏奈尔”品牌，上世纪20年代，时装界出了一个传奇人物――可可・夏奈尔，她创造了享誉世界的时装和香水。1923年，她推出了最具代表性的香水――“夏奈尔5号”。 夏奈尔品牌所象征的文化征服了全世界，拥有“夏奈尔”成为女人一生的美丽“梦想”，夏奈尔的名字和“夏奈尔”品牌成为优雅、高贵、时尚的代名词。二是成为象征性的商品具有使用可见性，具有禀赋差异性， 具有拟人化特质。如“露华浓”品牌，露华浓出售香水的时候，它出售的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产品。它同时也在出售香水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自我表现和别具一格;成就，成功和地位;温柔，浪漫，激情和幻想;回忆，希望和梦想。因此在进行广告策划时必须对消费者的自我概念进行研究。
二、社会文化研究对广告策划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看，社会文化塑造了社会成员的人格特征，使其成员的人格结构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这种相似形使得每一个人能稳定地处于整个文化形态之中。从其中不同的人群来看，社会文化又表现出内在的多样性。消费者处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因此进行广告策划时必须研究文化相似形与文化多样性对消费者心理的影响。
文化相似性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制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世代累积而形成的，对人的心理和价值观有很强的规定性，一直影响至今。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关系仍然建立在亲缘、礼仪、友情、诚信等文化情感的联系上。
现在许多广告很注重这方面的诉求，如“苏泊尔橱具”电视广告：场景一，酒宴上，儿子在忙于应酬;场景二，家中厨房里，母亲在忙碌地烹调;场景三，家中餐桌上，母亲看到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露出欣慰的笑容;画外音：“这世上有一个人永远记得你最爱吃什么，为你尝遍了酸甜苦辣，你狼吞虎咽的样子就是她最大的满足。爱是天下最美的味道。”整个广告不具一字产品性能、用途的说明，而是紧扣一个“爱”字，将母子亲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打动消费者的心。
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其文化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各种亚文化，如地域差异、族群差异、年龄差异等导致文化的差异，从而构成了内部的文化多样性。消费者由于年龄的不同，职业的不同，出现不同的文化特征。“中国移动通讯”的“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就是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推出的：“全球通”针对的是商务人士，“神州行”针对的是中年人，“动感地带”针对的是青年人。“神州行”的形象代言人是葛优，他的形象家喻户晓，尤其受到中年人喜爱;“动感地带”的形象代言人是周杰伦，他是年轻人的偶像，深受时尚青年的追捧。“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将志得意满的商务人士、脚踏实地的中年人、时尚个性的年轻人区隔开来，针对其文化特征进行广告诉求，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三、群体心理研究对广告策划的意义
群体是指彼此认同，有相同的目标，相互依赖的一群人。群体的特征是：群体成员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属于某个群体的，以及群体的界限;群体的成员有共同的价值观。群体心理对个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群体归属感、群体认同感上和群体的促进和干扰作用。
消费者分属于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消费者都有着各自的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有了归属感，消费者就会以这个群体为准则，进行自己的认知和评价。而在认知和评价上保持一致的看法和情感，就形成了群体的认同感。广告策划者应根据不同群体的心理特征，首先对商品进行市场定位，然后在进行广告策划。如网络广告的投放，目前有搜索、门户、社区、博客四类最大的网站，其中社区网站的比例相当高，社区网站的优势就是互动性高，而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新新人类正成为社区网站的主人。
社区网站的受众不以收入、阶层、地域等为区分，而是基本以爱好、兴趣、个性化需求等作为区分，这对于广告策划者来说，是能够更准确地捕捉到适合自己的目标受众的，因为这些社区网站用户都是引领时尚的，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先锋一族，最容易形成潮流带动和用户互传的营销效果。但是，这一群体固有的特点，及其在网站上的密集分布性，广告策划者在传统媒体甚至门户网站所采用的广告形式，很可能是社区网站用户所排斥的。
此外群体心理中的从众心理对消费者也有很大的影响。从众是指根据他人而做出的行为或信念的改变。人们之所以从众有两个主要理由：规范影响和信息影响。规范影响来自于人们希望获得别人的接纳，信息影响来自于他人为自己提供事实证据。消费者或多或少都会有从众的心理，广告策划者应分析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利用这一心理特征进行广告策划。
如规范影响，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向社会某一阶层或群体靠拢，希望被此阶层或群体接纳，因此在消费上也以此类人群的消费为准则，如房产广告，除户型、面积、地理位置外，更强调环境、文化、品位、小资生活的浪漫、上流社会的尊贵等，以引起消费者的趋同购买。再如针对年轻人的消费品的广告，以新潮时尚个性为诉求，让他们有不为之则不入流的感觉。
再如信息影响，在两种情况下信息源的可信赖程度对消费者影响较大：一是当消费者对信息内容所知不多时，他们会信赖这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二是当消费者对信息内容不想花心思去判断或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判断时，他们希望有一个公正、客观的人给他们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名人广告可起到较好的推荐作用，用名人做广告代言人，可借助这些人较高的社会声望来增加广告的可信度。因为这些人做广告是以自己的信誉做担保的。消费者认为，出于对自己社会形象的珍视，这些人不会做虚假宣传。
通过上面三个方面的分析可见，研究社会心理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对于广告策划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八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
[2]江 林: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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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争与合作的因素1、动机合作与竞争往往受双方沟通目的支配，为目的而参与沟通，为获得利益而参与沟通，企图通过沟通赢得更多。沟通的动机有内部动机，外部动机。沟通动机影响沟通效果。内部动机或外部动机的指导越强，越会驱使沟通者的求胜心理，力争通过沟通赢得更多，因此合作与竞争的沟通越顺利。2、刺激刺激的影响因素是赢得金钱，例如长期业务往来关系的确立，或者是为了击败对方，战胜别人，独占市场。3、威胁威胁不是平等的竞争与合作，在沟通时是以某种威胁的手段进行讨价还价。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沟通双方都没有凌驾于对方之上的特别力量，是平等地合作与竞争。但这时，其中一方为了赢得某种利益可能会以威胁作为手段胁迫对方，如果他有力量将他的威胁变成现实，更会在沟通时有恃无恐。4、信息沟通信息交流的状况，过程，模式，同样影响竞争与合作。关于这个问题的测试研究中，让具有各种动机的被测试者在竞赛前与同伴沟通信息，不管这种沟通的动机及其所唤起的动机如何，都有利于加强合作，这是信息交流的作用。只要有合作的可能，了解对方，尤其了解对方的动机，可以加强信任程度，促进合作。二、人际关系协调模式和方法人际关系中最容易发生的是人际冲突，冲突需要用沟通来协调解决。人际关系的沟通协调不是放弃原则和利益，而是该合作则合作，该竞争则竞争。博弈论是可以确定产生最大利益的数学分析战略，告诉我们该如何一步一步去作，如何去获取最大利益。这也是协调人际关系的模式：输赢法、双输法、双赢法。人际关系分析学家托马斯·哈雷斯（Thomas Harris），以游戏的方式对此进行试验和说明。1、纯冲突消长——输赢法纯冲突消长——输赢法是指不管沟通结果如何，沟通双方的得失加在一起为零的沟通方法。两个人的消长中，只要一个人赢，另一个必输。这是解决冲突中，一方利用各种手段获得利益，同时使另一方利益受损的方法。这种沟通中，双方没有共同利益，以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是失败而告结束。纯冲突消长输赢法的沟通过程是：沟通双方相互依赖，都明确各自利益界限；沟通时从自己利益出发讨论问题；沟通时为赢得利益相互攻击揭短；把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为争论的焦点；以一方赢以一方输为结果。这是十分固执的方法，忽视对方理由和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赢利，在任何冲突中都要占上风，采用各种方法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要求，否则宁愿不作业务。另一方可能妥协放弃某些权利，以促进合作和解。这种方法对双方都是有害的。2、纯合作消长——双输法与双赢法运用纯合作消长——双输法与双赢法进行沟通，只是相互如何协调一致的问题难以沟通，沟通双方利益一致，结果是双方都获利或结果是双方利益都受损失。双输法的沟通过程是：明确共同利益；沟通中相互让步、妥协，找出折衷方案；给其中一方提供无理补偿；无法沟通共同求助于其他解决途径，如现行规章制度、或仲裁者的仲裁。在沟通中，双方常常进行逃避，在心理上或物理上离开冲突，作暂时退让以缓解冲突。 双赢法的沟通过程是：明确共同利益；明确共同困难；不是为了击败对方，而是为了团结对方，共同利用现有资源商议解决问题的方案；双方利益愿望均得到满足。双赢技巧：为求得双赢，双方都应试图说服对方，尤其在确信自己有理时，更会以说服方式使对方改变态度、观点和行为。或者进行讨论，或者心平气和地探寻、了解对方态度，努力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努力寻求一致性，以求获得一致认可的解决方案，最后一起赢利。沟通中，持合作态度，彼此信任，双方都采取合作态度，寻找对方最容易和自己一致的决策，就会获得双赢，否则各自追求自己利益，就会双输。沟通的目的是追求双赢，双赢原则是人际沟通应该选择的最佳原则和方法。按双赢原则沟通，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认识冲突发生信号；（2）持信息交流态度；（3）合作而不是对抗；（4）预先考虑处理办法。 心理构架决定着你的人际交往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指出，如果一个人被别人抛弃或拒绝于团体之外，他便会产生孤独感，精神会受到压抑，严重的还会产生无助、绝望的情绪，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而他的学生舒茨则在《人际行为三维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际交往的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倾向是包容、情感和控制，并在人格特质观点的基础上阐明了这种人际交往的三维倾向，呈现主动型人格特质的行为表现，和被动型人格特质的行为表现。这一观点对指导人们的人际交往行为模式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参不参加群体游戏的孩子一眼就能辨出来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家庭两个孩子是少的，三四个是普遍的。用不着大人过多地费心，兄弟姐妹间就会苦乐同享相互照顾，而且还是很好的玩伴。曾粗略地算过儿时居住的那个四层十几户人家的单元里，大大小小的孩子加起来有四十来个。大院有近三十个单元，想玩什么游戏随便一招呼就会有十几个孩子跑出来响应。女孩们在嬉笑玩耍中自然少不了吵嘴哭鼻子；男孩们在开开心心的打杀中受伤挂彩也是常有的事。那会儿的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小伙伴和做游戏。不过与热热闹闹、不知道什么叫郁闷的孩子们相比，那些为数极少的独生子女们，以及被父母关在家里的“乖宝贝”们，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因为这些孩子的脸上往往缺少一种灿烂，多了一点孤寂带来的郁闷，而在待人接物时他们也常打出一块“不合群”的招牌。 包容于群体之中是人际交往需求的根基 的确，每个成年人的身上都会带着儿时的印迹。独生子女及倍受溺爱的孩子，在长辈、父母的娇宠下往往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模式，他们一旦走出家门步入群体之中，其内心的感受是会相当复杂的。他们一方面在本能无意识的状态驱动下渴望融入集体，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习惯于后天养成的惟我的行为模式。由于他们适应不了，接受不了，理解不了同龄人之间那种平等的争吵、合理的冲撞和正常的磨合的自然法则，因此客观上集体包容不了他们；主观上自己也容纳不下集体。 当他们走入社会，常会在活动中感到十分困难，而不能成为“社会活动家”。因为他们从没有很好地将自己包容在群体之中，也没有把群体作为生命中的依托，而是把自己孤独地悬挂在了半空中——身悬心空也就没有了根基。 包容行为的主动型与被动型之差异 舒茨把人际包容的心理需求倾向的行为表现，按人格特质分为主动型包容与被动型包容。具有主动包容行为类型的人能主动与他人交往，能坦然共处于群体之中，热情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交锋或合作性的工作，在交往中能主动定位于某一角色，灵活地随群体的动态变迁而不断变换不同的角色，能容纳不同层次、不同性格的人，交往态度是合群附众，求同存异。 具有被动包容行为类型的人常常表现为少言寡语。这应归咎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成长经历；归咎于其成长环境中人际关系过于单一，没有机会接受各种不同人际交往刺激的训练。他们一旦步入社会，便会疏远人群，若被迫参加某一组织或活动，也不能主动地选定自己适当的角色，在独来独往中被动地期待和感受群体的包容。他们需要被包容，但是在被包容于群体之中时，又往往是处于缄默孤癖之境地。 同一场合中，有尽兴的，有不尽兴的 参加各类沟通信息、联络感情的聚会时，总会发现有些人在活动中，向来是情绪饱满、畅所欲言，而且善于调节和活跃气氛；有些人习惯没精打采、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让组织者很是尴尬，不知他愉快呢，还是不愉快；还有些人则借机宣泄，借酒撒疯，又摔又砸，又哭又闹，惹人生厌。 能量的释放是人际交往的情感需求 情绪情感是人际信息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人在情绪反应中，通过面部表情、声调变化和身体姿态，来实现信息传递并达到互相了解。一个人哭，发出的是不舒服、痛苦的信号；一个人笑，发出的是愉快、幸福的信号。传递情绪情感的信息是人类心理能量在无意中的释放，而接收情绪情感的信息是人类心理在自然而然中的感受。它们可以随时地不受限制地作用于人群中，决定着交往的质量。比如，一个真诚微笑的人会吸引许多朋友，一个怒不可遏的人则可能吓跑许多朋友。 情绪情感的表现特质 在情感交流中，有人善于表达或传递情绪情感的信息，而有人则善于感受或接收情绪情感的信息。这就呈现出主动型和被动型不同的情感表现特质。 假如一个人的社会化环境是自由的、开放的，周围有许多同龄伙伴，他的情感交流是平等的、宽松的、直接的，那么他们的情感表现特质就是主动型的。假如一个人的社会化环境是封闭的、拘谨的，周围很少有同龄伙伴，而是长辈或隔代人，那么他先要观察他们的情绪情感，再来决定自己是“大叫”还是“小打”，因此，他的情感表现特质是被动型的。无疑，这两种情感表现特质的联结取决于后天的成长环境和经历。 人际交往中，主动情绪情感和被动情绪情感，又分别具有正情绪情感和负情绪情感两极性的表现形式。 主动正情绪情感表现为：理解、友善、亲密、热情、照顾和同情； 主动负情绪情感表现为：冲动、愤怒、喋喋不休、轻蔑和厌恶。 被动正情绪情感表现为：随和、接受、温情、亲情和顺情； 被动负情绪情感表现为：怯懦、无奈、害羞、冷漠和厌倦。 情绪情感无时无刻不渗透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因此，也就时刻参与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此，如果你像故事中那些总是处于主动正情绪情感状态下的人，自然就会有许多人走近你；如果你像那些总是处于主动负情绪情感状态下的人，难免很多人会因为讨厌而远远地躲开你；如果你像那些总是处于被动正情绪情感状态下的人，你或者走向别人，或者期待、接受友情的出现；如果你像那些总是处于被动负情绪情感状态下的人，你就会固守在自我的小圈子里，成为一个孤独缄默的人。 如果真是“人心隔肚皮”的话，那么我们何以了解人际交往的奥秘呢？对此，认知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即运用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研究人的认知活动。认知乃是人际交往形成的始发的心理要素。 小倩虽然聪慧，但心理素质却不高 小倩是个文静内向的女子。大学毕业不久，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不错的男人，双方都很满意，一年后结婚，两年后生子。生宝宝那年，小倩辞去了工作。有理论说，婴幼儿时期的教育至关重要，她便全心全意守在家里围着宝宝转了三年。如今宝宝上了幼儿园，朋友在电视台的娱乐栏目组帮她找了个位置。可是从家那样简单平静的环境，一下子跳到这样一个喧闹繁杂的氛围中，小倩真不知道怎么张口说话、说什么话，她也不会展示自己，一个多月了她就是这么闷闷不乐地待着。看着别人忙前忙后、谈天说地的好不热闹，她心里有说不出的紧张和不安，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适应这份工作。她甚至气馁地想，这样的工作本来就不适合我，不如走了算了。 人际交往的认知意象来自经历与感受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与人交往的经历就像输入大脑的信息，人与人交往时产生的感受好像一个软件包，经过当时的加工处理与实施则组合成文件。 像小倩这样文静内向又少与人接触的人，以及那些常被父母关在家里的孩子们，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缺少与人交往的客观环境，缺乏与人语言交流的能力，所以形成不了与人交往的经历和与人交往的现实感受，因此也就无从形成人际交往的认知意象。人的大脑是通过客观交往经历信息的不断输入，加之主观的各种感觉，而形成许多交往的印象，当一触动某个键时，立刻就会有相应的反映出现。可是小倩的大脑在这些方面的反映几乎是空白的，不可避免她会为这样的空白而感到心慌、无措和缺乏信心啦。 人与人之间必须发生一些事件或连续不断的来往，才会形成一个个交往的经历，同时也会相应地产生许多交往的感受。与读书学习的单向感受不同，交往感受是双向或多向的。一个人交往顺利与别扭，不仅与他的交往经历有关系，还与他当时的情绪、气质以及阅历、经验、个性和能力有关联。提高与人交往的心理素质，需要通过不断地积累经历与刺激感受，从而使交往的认知意象一步步强化来得以实现。 和唯利是图的人怎么做朋友？ 加应曾对人说：“所以特别愿意和桃子交朋友，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而是因为她为人善良、真诚，她尊重别人，不会伤害别人。在商界干了这么多年，我见过的人真是不少，但大家都是利益关系，有了利益冲突，就会相互坑害、斗狠，哪儿会有什么真心和友善？我受过的胯下之辱数不清，我觉得很难和这样的人交往做朋友。有时想起来，真的很寒心。” 人际交往的认知表征决定了模式与态度 在交往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摩擦，传情达意会产生相应的心理感受。它们都可以作为信息或称为外部刺激，在大脑引起种种神经冲动，并留下“痕迹”。经验和知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他人的前提，并形成我们的交往定型。交往定型应当是人格组成的一部分。这部分人格内容包括交往模式和交往态度。实际上，在与人交往时，我们本身也会因为以往的经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倾向性，例如，加应的交往态度就是根据她的好恶所决定的。 人际交往的认知概念取决于容量与扩散 认知心理学中的容量，是指感觉阈限和记忆容量大小。把容量引进人际交往则体现交往信息的多寡，它可以决定一个人交往的层次与质量。认知心理学中的扩散，是指知觉整合和思维扩散程度。整合性知觉、扩散性思维，可以决定一个人在交往中是否自如、全面与和谐。 墨子的“入苍则苍，入黄则黄”，傅玄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这些都是比喻环境对人的影响，从而形成一定的认知概念。而文化的、观念的差异之间，又可以形成截然不同的交往概念。有的人喜欢与有钱的人做朋友，以满足对虚荣的需求，而有的人则愿意和穷人交朋友，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有种朴素、踏实的感觉。一个人的经历、教养的程度以及自身素质，可以形成他的人际认识概念。从信息扩散来看，如果一个人拥有正性人际认知的概念，像友好、真诚、合作、尊重、信任、助人、自信、赞扬、礼貌等这些指向外部的交往概念，那么这种人际交往指向外部的正性认知概念，是广泛的、具有亲和力的，比如桃子，不仅加应，很多人都会高兴和她做朋友；一个人拥有负性人际认知的概念，像利用、虚荣、自私、怀疑、敌意、自卑、嫉妒、孤傲等指向自我的交往概念，那么这种人际交往指向自我的负性认知概念，是狭窄的、自私的，比如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他们确实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 收拾打扫一下低落消沉的心情，修理加固一下松动倾斜的心理构架，之后你会发现，人呀其实可以很结实的，纷纭繁杂、千差万别都挡不住健康人际交往带来的好感觉。 为何成功了，我反而很恐惧 肖峰：我曾是某公司的销售经理，有着米的身高和姣好的容貌，站在人群中，我绝对是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女孩。按说我的事业做得还算成功，年纪轻轻的我现已有车有房。但不幸的是，我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一种可怕的心理误区：每当工作上取得了成就或被别人肯定时，我就不可遏制地想自杀。比如，每当应聘成功或者是与客户签下订单的时候，我自杀的念头就非常强烈，它简直如一个可怕的影子，越想摆脱就越摆脱不掉。我跟平常人一样，为什么别人成功时是喜悦，而我却是一种惧怕？ 我有位大学同学，他是我们班上的体育健将，乒乓球打得特别好。但是，他打乒乓球有一个奇怪的规律：如果打了一个好球，赢得满堂喝彩后，下一个球必定会打得极糟。现在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其实这很简单，就是心理素质太差。当他打了一个特别精彩的球后，众人的赞赏会使他立刻背上心理包袱，他既想再打一个好球来巩固他的“荣誉”，又怕打臭了会辜负众人的期望。这种“想赢更怕输”的心理必然会影响打球，那么他经常的失误与失常就不足为奇了。 我的这位大学同学，恐怕就患了与你同样的“成功恐惧症”。 心理学家发现：大多数人对于“成功”带来的压力和焦虑都会感到不安，只不过有人的程度比较轻，很容易就克服；而有些人却非常严重，始终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中，甚至使自己陷入绝境里无法自拔。 有的人之所以害怕成功，是担心自己难以应对工作的压力，怕自己的能力不足，恐惧以后一旦稍有点闪失，就有可能遭到众人的指责和领导的批评。举例来说，某个人被提升到某个重要的岗位，但伴随新职务而来的是背后的一堆闲言闲语以及更多的责任与压力，他的工作难度增加了，他感到难以应对，于是这时最好的逃避方式是不再担任这个职务，回到过去的岗位。 有的人则害怕成功之后会被孤立和嫉妒，所谓高处不胜寒，处处得小心谨慎，甚至老朋友们也开始疏远他，没有人再成为他的知己，也没有人真正再给他精神上的支持，于是，他索性故意放慢自己前进的步伐。 有的人是为了逃避责任，用拖拖拉拉的“障眼法”来消极抵抗，企图躲开那些繁琐、枯燥和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务。 有的人是因为成功后生活目标的丧失，他们成功前拼命追求成功，可当他们成功后却不知道下一步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有个事业的成功者就曾这样说过：“我原来的欲望全都实现了，该享受的东西我也全享受过了。我现在已看破红尘，觉得一切都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想入佛门修身。”难怪西方的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最大的不幸有二：一是自己的欲望总是不能达到，二是已经达到却又不知以后怎么办了。”国人也曾做过这样的形容：“贫贱者易生焦渴，富贵者易生厌倦。然而，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处，还有追求的目标及种种希望；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幸福的出口，繁华幻影已在身后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 上述种种，都是典型的成功焦虑症。成功焦虑症患者所理解的成功，往往不是自己的进步与成长，而是自己有没有胜过别人；不是自我的发展，而是与他人竞争所获取的羡慕的目光。在他们的内心，其实往往知道自己并不成功，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发现自己无法超越的别人。为此，他们会努力去掩饰自己的不足，希望在别人的眼里，自己是一位成功人士。他们总想通过成功获得别人的肯定和赞许，但是当他们成功后，他们又怕自己维持不了这种成功，或者满足不了别人对自己更高的期待。 这种人往往是一些智能较高的男女，对自己有着较高的期望。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除了成功，他们没有别的信仰。但成功又总是离他们那么遥远，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非他们脆弱的心灵所能承担。岁月的流逝让他们的焦虑日甚一日，他们时刻准备着一鸣惊人，但却找不到可以一鸣惊人的手段。于是，变得消沉，抑郁，焦躁不安，易激怒，爱强迫，好幻想…… 对公众注意力的争夺，构成了当代许多人的人生追求。这种追求被概括成了两个字：“成功”。这一抽象的概念就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神祗，高高在上，从而对人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压迫。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获得成功，然而在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弄清楚成功对于自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容易受外在的、通行的价值标准的影响而迷失了自我，因而我们常常困惑、痛苦以至终不能成功。 心理学家认为，任何成功都离不开正确的自我认知，了解自我是成功的第一步。成功的人，都是依据健全的自我认知，为他们自己订出了成功的意义。他们认为只有自我认知，才能使“成功”二字产生意义。一个人必须从自己内心深处去寻找成功的意义，而非外求。所以缺乏自我认知是成功的最大障碍。无论是哪一种人，起步的方向错了，或者所担任的角色不当，不适于自己的性格、能力和具体的条件，他们都将无法成功，或者虽然他们在外人看来已经很成功了，但他们丝毫感受不到成功的喜悦。 其实人最需要的是一种内在的成功。内在的成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不是一定要当什么“家”、什么“长”之类的才算成功。内在的成功是凡事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符合自己的性格，满足自己的兴趣，让自己高兴和快乐。以这样的标准看待成功，成功才有意义，也容易获得成功，包括实现外在的成功。 他人对自己的期望是一种信任的期待，会成为一种前进的动力。但是，它有时会成为束缚我们的桎梏，成为实现自己人生真正有价值目标的沉重精神包袱。当我们决定不成为他人期望的一类人时，这是解放自己的精神、获取生活幸福快乐的一个重要步骤。 如果你一旦成功就想自杀，说明这个成功还是属于一种外在的成功，还不是那种令你感到欣喜自豪充实满足的内在成功。这时，你应考虑：这是我需要的成功吗？我真正喜欢做的事业是什么？我是不是只在满足别人的期待？我真正的愿望是什么？ 智者说：每一个人都拥有天上的一颗星星，在这颗星星照亮的某个地方，有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专属于你的工作。我们必须百折不挠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 所以，凭你的知识，凭你的经验，凭你的直觉，去寻找你的星座吧。你会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它在等待你。
近年来，“星座决定命运”的说法在社会中流行开来，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青年学生，对此很是热衷。如果说中、小学生对它的“迷信”多半是由于他们年龄尚小，世界观发展还不成熟的话，那么“星座迷恋”现象在大学生这一高知识群体中的流行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了可以发现，各大报纸和电视媒体对此都有过相关报道。可见，社会已经越来越关心这个问题了。在一些青少年杂志上，“星座与命运”、“星座与性格”等等，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卖点。而在大学生中，各大高校的BBS上几乎都为“星座”开辟了专版，网络正以它特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成为“星象迷恋”现象最有力的传播者。 大学生是怎样接触到“星象学”的？为什么它可以在大学生中如此流行？它是否真的到了另人担忧的程度？它会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大学生是否认为这是一种现代迷信？这些问题都是本文试图去了解和探讨的。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星座的，可见它影响范围极广，大部分人都是由大众传媒和周围人接触到“星座”的那么，可以看出，大众媒体和周围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个人容易受所处群体的亚文化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众心理的体现。从众是在集体影响下放弃个人意见而与大家保持一致的心理行为。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从众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集体规范压力与信息压力对个人的作用造成的。集体规范一旦形成，它就有迫使其成员去遵守的力量，集体规范的遵守与否是一个成员是否受集体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为了不被集体所排斥，个人常常在集体规范的压力面前出现从众现象。另外，从众的产生也常常与信息不详、情况不明、把握性不大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压力。青年文化的流行有从众的因素起作用。 大学生对“星座预测”的准确性并不要求，其态度主要以娱乐为主；所以，大可不必担心我们的大学生迷信此道，从而会危害社会的进步，要相信大学生的判断力。大部分学生对于“星座预测是否是一种迷信”持模糊态度。 为了能更好的了解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迷信”的概念。有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迷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无根据的信念’，其外化为迷信行为”。《社会心理学辞典》中给出的迷信定义为“在缺乏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持有的某种观念或信念，有些权威人士把迷信看作是人们最初企图理解解释不了的事物、解释复杂而混乱的世界的派生物；其他学者，突出的如行为主义者，认为它是人们认识不了周围世界中自己的行为和与之相继发生的事件二者间存在或不存在的因果关系的自然结果。”因此，“星座预测”这种貌似有充分根据的现象是应该属于迷信的，而且其最初的产生也是为了解释那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大学生对此之所以持一种“模糊态度”主要是因为它从西方传入中国不久，并且是以客观的观察星空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借科学做载体，同时，它又不同于我们中国一直在反对的封建迷信，因此出现判断标准的混乱(网上调查引起的一次争论也能代表很大一部分人的态度。)，而青年对其他异文化、新鲜事物的好奇也导致了对这种文化的接纳和包容。 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他们会追求一些可以确定的、能给他们保证的东西，所以，他们会去相信“星座预测”星座预测中大学生最想了解的前三项依次为性格、爱情、职业。在这个问题中，选项在设计上有意把有关“科学”的选项与有关“星座预测”的选项相混杂，但被选出来的前三项都是与“星座预测”有关的，这说明“星座预测”这一现象的流行目前虽不会在很深的程度上影响大学生，但也决不能忽视，需要社会、学校加以正确的引导。 性别差异在对待“星座预测”的态度上所产生的影响。我发现不少男生认为“关心星座”是女孩子才爱做的事情，而且还认为对“星座预测”比较相信的往往也都是女孩子。观察“星座文化”可以发现，它基本上是青年人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属于青年人所独有的，极少发现有中老年人加入其中。青年文化是现代大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青年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由其特殊的行为方式所体现出的独特的价值判断、人格倾向、审美情趣及思考方式的概括”。帕森斯最先使用了“青年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青年文化是青年人共同分享的独立的文化系统。一种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不负责任的青年文化与强调职责、服从和生产劳动的成人观念存在着冲突。青年文化强调放纵无羁的生活方式，抗拒成年人对他们保佑的希望和约束。”不难看出，帕森斯把青年文化定义为一种放纵性的亚文化，而青年文化的本质并非放纵性，而是反叛性。青年是新生的一代，比老一代思维活跃，对事物有新奇感，不愿墨守成规，总是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传统和现代社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与众不同的主张。青年文化的叛逆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其所具有的情绪性。青年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决定了他们容易感情用事，这是青年非理性冲动的根源，反映在文化上，就是青年文化的情绪性。这种文化上的情绪性的表现即为青年时尚的兴起。由于“星座文化”在大学里十分流行，我们也可以视其为一种大学生特有的“青年时尚”。所谓青年时尚，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青年群体普遍流行的某种生活规格或样式。具体来说，就是指一个时期里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习惯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这种随从和追求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青年时尚所蕴涵的文化，是一种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的价值观。青年时尚之所以流行，与青年本身的主观条件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个体来说，心理因素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荫山庄司说过：流行是青年人创造的。说明了青年本身在时尚的制造与流行中的地位与作用。青年群体由于其生理与心理的固有特征，对时尚有着本能的敏感、先天的爱好与急切的追求。 80年代以来，转型时期的新旧两种体制、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并存对峙所形成的碰撞与摩擦日益剧烈，使这一代青年人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边缘人”的地位，他们的社会化极其向成年人的过渡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青年时尚之所以快速流行，也是青年的从众模仿心理和个性表现心理因素交错影响的结果。青年时尚能迎合青年的个性追求与自我实现的愿望。青年作为身心尚不完全成熟的社会群体，特别急于模仿社会上或自己周围的人群中那些正在流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求得社会的认同，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获得安全感，从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青年的从众模仿心理，即“求同于人”的心理，是青年时尚流行的重要的心理条件。 青年人的未确定性也决定了他们这一群体要追求确定的东西，这一群体的特征是：大学生的地位是临时的，他们对新事物好奇、心理发展还不成熟、前途未卜、未来空白，在社会上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地位，这样的特征就决定了他们对待“星座”文化的态度。 由于在中国没有一个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而大学生这样的青年，他们的心理正处在一个需要引导的时期，其社会地位的临时性决定了他们处在“角色混淆”的阶段，对自身和社会充满了各个方面的困惑，所以，他们希望确定性的东西，而“星座预测”则正好符合了他们在这个时期的特殊的心理需求。康德曾经说过：“我一定要给信仰留一块地盘”，这种心理上的需求是人人都会有的，只是在个人一生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同罢了。 前文中我们已经明确了迷信概念，根据“星座预测”的各方面的特征，可以判定它应该属于一种现代迷信。这种超自然的神秘文化在人类思想的某个领域始终保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人都或多或少有此需求。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的多少只能对个体的迷信表现程度有所影响。人们之所以相信一些神秘文化，也多是基于此种心理需求，即需要找些理由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对于大学生群体，他们对与“星座预测”的或多或少的迷信，也有出于此原因的，但同时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又在这个方面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点。大学生对为使自身行为合理化而相信“星座预测”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遇到失败或挫折后，把自己行为合法化、合理化，以求得自我心理安慰。 对一些在生活中受到失败和挫折的人来说，迷信是他们精神安慰的鸦片，是心理自我防御的需要。人由于社会规范的约束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一些欲望，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或本身能力的不足而行为失败，应当说是极其普遍的。然而，人们并不愿意直接承认自己的失败或无能，于是，就具有了心理自我防御机制。 “合理化作用”便是这种机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所谓“合理化作用”，是指当人的某种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或是某件事情没有做成功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某些“合理的理由”为自己的失败或无能进行辩解，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常常听到有人在遭受挫折时感叹“自己运气不好”、“命里注定”，就是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他们期待冥冥中有一个人所不能控制的所谓的“命运”来把他们所受到的挫折找到合理合法的解释。 把“星座”的预测与自己的理想相结合，用这些说法使自己为了实现理想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化的依据，或者说，年轻的大学生是在为自己的梦想(Dream)而努力，在这样一个寻梦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那些追求一些目标却又信心不足的人来说，“星座预测”给了这类人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撑和行为依据。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又不完全是迷信，而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预言、自我印证，它强化了目标意识，使个人会更努力的朝他的理想迈进。 由青年群体的特有的，在生活各个方面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这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心态。青年大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学习、爱情、工作等各个方面均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他们追求一些确定的东西，希望可以对自己的未来了解、掌握。而青年人特有的好奇、追求新事物的行为也会在“星座预测”中找到其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