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是标示文献关键主题内容，但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它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篇论文可选取3～8个词作为关键词。正文一般来说，学术论文主题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事实根据（通过本人实际考察所得到的语言、文化、文学、教育、社会、思想等事例或现象）。提出的事实根据要客观、真实，必要时要注明出处；2.前人的相关论述（包括前人的考察方法、考察过程、所得结论等）。理论分析中，应将他人的意见、观点与本人的意见、观点明确区分。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他人的成果，都应该注明出处；3.本人的分析、论述和结论等。做到使事实根据、前人的成果和本人的分析论述有机地结合，注意其间的逻辑关系。结论结论应是毕业论文的最终的、总体的结论，换句话说，结论应是整篇论文的结局、是整篇论文的归宿，而不是某一局部问题或某一分支问题的结论，也不是正文中各段的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是该论文结论应当体现作者更深层的认识，且是从全篇论文的全部材料出发，经过推理、判断、归纳等逻辑分析过程而得到的新的学术总观念、总见解。结论可采“结论”等字样，要求精炼、准确地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或新的见解及其意义和作用，还可提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和建议。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
毕业论文的选题目的与意义，即回答为什么要研究，交代研究的价值及需要背景。一般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且具有针对性，注重资料分析基础，注重时代、地区或单位发展的需要，切忌空洞无物的口号。
1、理论意义或应用前景
要着重说明你为什么要选这个题，写它有没有必要，你选这个题目有什么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要简洁、直观，很清楚地告诉人家你为什么要定这个，有什么意义。
2、发展趋势
要扣题，要说明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的好处，从自己的条件看可以从哪些方面获得新的突破。有了这样细致的分析与估价，写作者就能确定自己的定位，顺利地进入写作阶段。
总之所写的一定要围绕告诉人家你怎么想到定这个题目，为什么写，有什么意义，有没有必要，有什么作用。这样才能说服人家接受你的想法。
3、研究内容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主要说明所选课题的历史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历史背景部分着重说明本课题前人研究过，研究成果如何。国内外研究现状部分说明本课题目前在国内外研究状况，介绍各种观点，比较各种观点的异同，着重说明本课题目前存在的争论焦点，同时说明自己的观点。
意义一定要叙述的清晰并且是有一定新意的其次注意自己所使用的理论，是用什么理论证明你的观点，也要叙述清楚，否则难以有说服力，在做文献综述和国内外研究水平的评价等等也要有翔实的根，这样才能衬托出选题的意义所在研究的目的、意义。
特点
开题报告包括综述、关键技术、可行性分析和时间安排等四个方面 。由于开题报告是用文字体现的论文总构想，因而篇幅不必过大，但要把计划研究的课题、如何研究、理论适用等主要问题写清楚。
开题报告一般为表格式，它把要报告的每一项内容转换成相应的栏目，这样做，既避免遗漏；又便于评审者一目了然，把握要点。
开题报告的内容一般包括：题目、理论依据(毕业论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案(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过程、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创新点)、条件分析(仪器设备、协作单位及分工、人员配置)、课题负责人、起止时间、报告提纲等。
开题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 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 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 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 ⑵ 通过分析本地（校） 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 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 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 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 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确定论文写作目标时，一方面要考虑课题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考率实际的工作条件与工作水平。（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希望我们可以帮你。硕士本科开题报告以及论文写作是我们特长，我们的服务特色：支持支付宝交易，保证你的资金安全。3种服务方式，文章多重审核，保证文章质量。附送抄袭检测报告，让你用得放心。修改不限次数，再刁难的老师也能过。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出版著作有《<洛阳伽蓝记>句法研究》，独著，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四书五经详解·春秋左传》，独立编著，金盾出版社2009年《汉语历史语法词汇研究》，独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个人言语特征研究及其司法应用》，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另参编《语言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古代汉语字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等。 1．《<水浒传>的是非问句-兼与<红楼梦>中的是非问句比较》，《江苏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综合版）1997年2．《漫谈“小丑”》，《语文知识》1998年8期3．《<史记>副词“又”在三个平面上的语义联系-兼论“又”字句句法语义语用形式的历史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专辑4．《<水浒传>的特指问句-兼与<红楼梦>中的特指问句比较》，《咸宁师专学报》1998年4期5．《也说中古双宾语结构的形式与发展》，《古汉语研究》1999年1期6．《<洛阳伽蓝记>中的五种判断句式》，《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1期7．《“为之动名”辨》，《镇江师专学报》1999年2期8．《再论“也”对“亦”历时替换的原因》，《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1期9．《<论衡>的词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期10．《<洛阳伽蓝记>的双宾语形式》，《松辽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6期11．《小议“空中少爷”》， 《语文建设》2000年8期12．《先秦双音叹词的特点及发展》，《长江学术》2001年1期13．《也说“不听”作“不允许”解的始见年代及书证》，《中国语文》2001年3期14．《先秦单音叹词的特点及发展》，《人文论丛》2001年15．《<洛阳伽蓝记>的结果补语》，《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1期16．《以马部字为例看<故训汇纂>的价值》，《长江学术》第六辑（2004年），又被收入《故训汇纂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17．《韩注〈洛阳伽蓝记〉商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4期18．《洛阳伽蓝记的构词法及其复音词对现代词典编纂的价值》，《长江学术》第八辑（2005年）19．《汉语多动同宾结构的发展》，《语言研究》2006年4期20．《汉语“捕捉”义动词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长江学术》2007年3期21．《试论梁释慧皎〈高僧传〉对词典编纂的价值》，收入《汉语新探—庆祝祝敏彻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崇文书局2007年22．《再议“儿夫”》，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4期23．《释“胎孩”》，《长江学术》2008年3期24.《中国训诂学研究会2008年会暨黄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长江学术》2009年1期25.《六世纪汉语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南北差异》，《长江学术》2010年4期26.《动词补语“见”、“到”的现实差异及其历史发展》，《泰山学院学报》2011年1期27. 《从〈尔雅音训〉浅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成就》，《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11期28.《六世纪汉语疑问词语的南北差异》，《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5期29.《〈洛阳伽蓝记〉的心理活动动词》，收入《第五届汉文佛典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花木兰出版社2012年30. 《汉语反义复合疑问词语的发展》，《长江学术》2012年4期31. 《主持人陈鲁豫与朱军的言语特征比较分析》，第一作者，《个人言语特征研究及其司法应用》，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32. 《试论湖北境内江汉流域方言格局的历史演变与历代移民潮的关系》，第一作者，《长江学术》2013年1期33. 《百年中国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综述》，第一作者，《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4期34．《东汉—隋人名异称绰号的特点与中古社会生活》，《荆楚学刊》2013年1期35.《南北朝佛典、道书复音词语比较》，收入《古汉语研究的新探索—第十一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2014年36.《湖北荆沙方言中的否定词与反复问句》，第一作者，《长江学术》2014年2期37. Syntactic Distribution, Semantic Framework, and Pragmatic Function of the Modal Adverb Meizhun (Maybe)，The 15th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Workshop（2014年），德国Springer出版社，进入EI检索。38.《罗田方言乡村绰号语言学研究》，第二作者，《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39. A Further Study on Semantics Demonstrativeness’ Control 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PL + have (you) +Num-Classifier-Noun Phrases” Sentence Pattern to “on (zai)” Sentence Pattern，第二作者，Computer, 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ISBN:978-1-138-02469-4，2014年3月，进入EI检索。 1.《〈古代汉语〉的现代化教学》，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集体，2005年。2.民革湖北省委2006年度、2007年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3.武汉大学先进女教工，2007年。4．武汉大学统战系统宣传先进个人，2007年，2008年，2010年。5．《重点大学创新性人才语言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武汉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集体，2008年。6．湖北省优秀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11年。7．湖北省教育工会优秀女职工，2013
《呼兰河传》是著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 小说共分7章，前有序后有尾声，著名文学巨匠茅盾作序。创作此小说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在香港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讲述了作者小时候的童年故事。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 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跋涉》，悄吟（萧红）、三郎（萧军）合著，集中收萧红小诗《春曲》及短篇小说五篇。《生死场》（长篇小说）《商市街》（散文集）《桥》（散文、短篇小说集），署名消吟《牛车上》（散文、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萧红散文》《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长篇小说）《小城三月》（中篇小说） 论萧红 石怀池 《石怀池文学论文集》 1945年出版萧红的《跋涉》 辛知 《新民晚报》 1963,论萧红 [日]立间祥介 《中国革命和文学》 日本平凡社1970年出版论萧红及其作品 许宝铭 《文坛》 1972年8月329期有关萧红、田军的文章 李辉英 《明报》 1973,7萧红的生平与创作 陈堤 《语文双月刊》 1979,1肖红的早期文学创作陈堤《黑龙江大学学报》1979，1肖红论赵凤翔《开封师院学报》1979，1肖红艺术风格散记郭一文《艺谭》1980，3与蓝天碧水永处――肖红及其创作程克夷《艺丛》1981，1△肖红创作初论邢富君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3三朗、悄吟的《跋涉》岁月 司马桑敦 《明报月刊》 1981,3论肖红的文学道路华铭《辽宁师院学报》1981，4萧红的十年文学道路钟汝霖《北方论丛》1981，5收录在《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中☆读萧红作品记 孙犁《大地》1981，6Δ抒情诗、风土画——萧红创作的特色 季路 《文学书窗》 1981,民主革命的优秀文艺战士萧红钟汝霖 《北方论丛》1982，1收录在《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中☆“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肖红诞辰七十周年（附萧红：桥） 钱理群《十月》1982，1Δ不幸的萧红与萧红的不幸柯平凭《社会科学战线》1982，3收录在《萧红研究》第一辑中论萧红的创作张宇宏《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4爱国主义的激情，一直在她心头跳动――读萧红在香港发表的两篇著作札记陆文采《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5Δ试论萧军和萧红的自叙传作品 李熏风 《呼兰师专学报》1983,1萧红论张毓茂《新文学论丛》1983，1Δ论萧红创作的艺术特色 吴怡 《上海师院学报》 1983,2坎坷四载 文采璀璨——谈萧红1934年至1938年的创作 杨雪平 《文学论丛》 1983,3萧红与乡土文学 宋德胤 《文学论丛》 1983,3试谈肖红作品的语言特色陈瑞琳《社会科学辑刊》1983，4Δ萧红の初期作品について [日]浦元里花 《野草》（日） 1983年6月10日浅谈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 陆文采等 《社会科学辑刊》1984,1Δ谈谈萧红创作的寂寞感陆文采《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4，8萧红的中国心钟汝霖《黑龙江艺术》1984，10收录在《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中Δ萧红研究 肖凤 《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Δ略论萧红后期创作邢富君《社会科学辑刊》1985，1试论肖红笔下的女性形象文立祥等《绥化师专学报》1985，2收录在《萧红研究》第二辑中Δ试谈肖红独特的艺术风格陈宏《牡丹江师院学报》1985，2论萧红及其作品 姜穆 《三十年代作家论》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0月出版反帝爱国女作家萧红钟汝霖《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87，3收录在《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中Δ萧红的创作与外国文学王小平《艺谭》1987，3Δ评萧红初登文坛时的创作和思想李重华《绥化师专学报》1987，4萧红与乡土文学宋德胤《学术交流》1987，6萧红与林芙美子生活创作比较谈鲁民夫《呼兰师专学报》1988，1萧红和创作端木蕻良《文艺报》1988，3．19Δ谈萧红的创作风格顾尚满《社会科学辑刊》1988，3Δ试论萧红和阿赫玛托娃相似的艺术风格王挺《绍兴师专学报》1989，2论萧红的家园意识――兼论萧红的人生悲剧秦林芳 《呼兰师专学报》1990，2肖红的文学观与“****”问题――由《生死场》说起[日]片山智行《社会科学战线》1990，2Δ论萧红对民间俗语的运用侯广旭《呼兰师专学报》1990，3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谈起秦林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4Δ两萧早期创作比较谈李计谋果崇普《呼兰学人说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Δ冰心、丁玲、萧红与女性文学陆文采《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1，4Δ试论鲁迅对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单元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1，4萧红创作主体论铁峰《龙江社会科学》1991，5☆苦闷的黑土之魂：论萧红 曲若镁《龙江社会科学》1991，5收录在《萧红研究》第二辑中☆悄声吟唱爱国情――评萧红初登文坛的创作和思想李重华 曹桂珍《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略论萧红是“散文型”作家李计谋 果崇普《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 Δ萧红早期创作一瞥李计谋 果崇普《呼兰学人说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Δ性格．情感．文学：读解萧红 张广昆《呼兰师专学报》1992，2试论萧红乡土文学创作倾向及其特点周清和《绥化师专学报》1992，2论萧红创作的文体特色秦林芳《江海学刊》1992，2Δ浅谈萧红作品的语言特色卢安奎《龙江社会科学》1992，5萧红创作的时代内容与艺术足迹邢富君《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6Δ萧红与冰心、庐隐、丁玲语言风格比较谈陈宏《江汉论坛》1992，9Δ论萧红的文化心理和悲剧根源刘世楚《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3，1萧红创作体裁说李重华《学术交流》1993，2收录在《萧红研究》第二辑中☆论萧红的家庭意识及其意义侯运华《河南大学学报》1993，3Δ萧红现象“阐释”李计谋《学习与探索》1993，6Δ萧红创作散论王淑琴《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试论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文立祥于耀生《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的中期生活与创作杨雪平《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式”与北大荒文学风格姜志军《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论萧红的早期创作周细刚《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和特点周清和《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散论二题李计谋《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浓郁的东北风多彩的风俗画――萧红作品的乡土色彩陈伟郑丽秋《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与三毛：跨越时空的比较王金城武文茹《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作品的时代地域特色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刘丹华《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忧郁中的憧憬――简论萧红作品的审美风格王秀珍《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论继承和发扬萧红文学遗产问题陈堤《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巍巍耸立一丰碑――评萧红的历史地位光明童翁《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试谈萧红与鲁迅共同的思想品格陈向兰《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丹心与日月永恒郑玉璋《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论铁峰《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龙江社会科学》1994，1Δ萧红创作思想和审美情感的嬗变陈世澄《龙江社会科学》1994，1《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浅论萧红创作的故乡情结赵琪《山东师大学报》1994，2论萧红创作的审美结构秦林芳《江苏社会科学》1994，2论萧红的艺术风格钟汝霖《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年4月萧红之鲁迅观：兼论“鲁研”的 论萧红 石怀池 《石怀池文学论文集》 1945年出版萧红的《跋涉》 辛知 《新民晚报》 1963,论萧红 [日]立间祥介 《中国革命和文学》 日本平凡社1970年出版论萧红及其作品 许宝铭 《文坛》 1972年8月329期有关萧红、田军的文章 李辉英 《明报》 1973,7萧红的生平与创作 陈堤 《语文双月刊》 1979,1肖红的早期文学创作陈堤《黑龙江大学学报》1979，1肖红论赵凤翔《开封师院学报》1979，1肖红艺术风格散记郭一文《艺谭》1980，3与蓝天碧水永处――肖红及其创作程克夷《艺丛》1981，1△肖红创作初论邢富君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3三朗、悄吟的《跋涉》岁月 司马桑敦 《明报月刊》 1981,3论肖红的文学道路华铭《辽宁师院学报》1981，4萧红的十年文学道路钟汝霖《北方论丛》1981，5收录在《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中☆读萧红作品记 孙犁《大地》1981，6Δ抒情诗、风土画——萧红创作的特色 季路 《文学书窗》 1981,民主革命的优秀文艺战士萧红钟汝霖 《北方论丛》1982，1收录在《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中☆“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肖红诞辰七十周年（附萧红：桥） 钱理群《十月》1982，1Δ不幸的萧红与萧红的不幸柯平凭《社会科学战线》1982，3 收录在《萧红研究》第一辑中论萧红的创作张宇宏《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4爱国主义的激情，一直在她心头跳动――读萧红在香港发表的两篇著作札记陆文采《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5Δ试论萧军和萧红的自叙传作品 李熏风 《呼兰师专学报》1983,1萧红论张毓茂《新文学论丛》1983，1Δ论萧红创作的艺术特色 吴怡 《上海师院学报》 1983,2坎坷四载 文采璀璨——谈萧红1934年至1938年的创作 杨雪平 《文学论丛》 1983,3萧红与乡土文学 宋德胤 《文学论丛》 1983,3试谈肖红作品的语言特色陈瑞琳《社会科学辑刊》1983，4Δ萧红の初期作品について [日]浦元里花 《野草》（日） 1983年6月10日浅谈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 陆文采等 《社会科学辑刊》1984,1Δ谈谈萧红创作的寂寞感陆文采《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4，8萧红的中国心钟汝霖《黑龙江艺术》1984，10收录在《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中Δ萧红研究 肖凤 《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Δ略论萧红后期创作邢富君《社会科学辑刊》1985，1试论肖红笔下的女性形象文立祥等《绥化师专学报》1985，2收录在《萧红研究》第二辑中Δ试谈肖红独特的艺术风格陈宏《牡丹江师院学报》1985，2论萧红及其作品 姜穆 《三十年代作家论》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0月出版反帝爱国女作家萧红钟汝霖《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87，3收录在《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中Δ萧红的创作与外国文学王小平《艺谭》1987，3Δ评萧红初登文坛时的创作和思想李重华《绥化师专学报》1987，4萧红与乡土文学宋德胤《学术交流》1987，6萧红与林芙美子生活创作比较谈鲁民夫《呼兰师专学报》1988，1萧红和创作端木蕻良《文艺报》1988，3．19Δ谈萧红的创作风格顾尚满《社会科学辑刊》1988，3Δ试论萧红和阿赫玛托娃相似的艺术风格王挺《绍兴师专学报》1989，2论萧红的家园意识――兼论萧红的人生悲剧秦林芳 《呼兰师专学报》1990，2肖红的文学观与“抗日”问题――由《生死场》说起[日]片山智行《社会科学战线》1990，2Δ论萧红对民间俗语的运用侯广旭《呼兰师专学报》1990，3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谈起秦林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4Δ两萧早期创作比较谈李计谋果崇普《呼兰学人说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Δ冰心、丁玲、萧红与女性文学陆文采《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1，4Δ试论鲁迅对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单元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1，4萧红创作主体论铁峰《龙江社会科学》1991，5☆苦闷的黑土之魂：论萧红 曲若镁《龙江社会科学》1991，5收录在《萧红研究》第二辑中☆悄声吟唱爱国情――评萧红初登文坛的创作和思想李重华 曹桂珍《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略论萧红是“散文型”作家李计谋 果崇普《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 Δ萧红早期创作一瞥李计谋 果崇普《呼兰学人说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Δ性格．情感．文学：读解萧红 张广昆《呼兰师专学报》1992，2试论萧红乡土文学创作倾向及其特点周清和《绥化师专学报》1992，2论萧红创作的文体特色秦林芳《江海学刊》1992，2Δ浅谈萧红作品的语言特色卢安奎《龙江社会科学》1992，5萧红创作的时代内容与艺术足迹邢富君《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6Δ萧红与冰心、庐隐、丁玲语言风格比较谈陈宏《江汉论坛》1992，9Δ论萧红的文化心理和悲剧根源刘世楚《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3，1萧红创作体裁说李重华《学术交流》1993，2收录在《萧红研究》第二辑中☆论萧红的家庭意识及其意义侯运华《河南大学学报》1993，3Δ萧红现象“阐释”李计谋《学习与探索》1993，6Δ萧红创作散论王淑琴《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试论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文立祥于耀生《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的中期生活与创作杨雪平《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式”与北大荒文学风格姜志军《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论萧红的早期创作周细刚《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和特点周清和《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散论二题李计谋《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浓郁的东北风多彩的风俗画――萧红作品的乡土色彩陈伟郑丽秋《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与三毛：跨越时空的比较王金城武文茹《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作品的时代地域特色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刘丹华《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忧郁中的憧憬――简论萧红作品的审美风格王秀珍《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论继承和发扬萧红文学遗产问题陈堤《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巍巍耸立一丰碑――评萧红的历史地位光明童翁《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试谈萧红与鲁迅共同的思想品格陈向兰《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丹心与日月永恒郑玉璋《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萧红论铁峰《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龙江社会科学》1994，1Δ萧红创作思想和审美情感的嬗变陈世澄《龙江社会科学》1994，1《萧红研究》第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Δ浅论萧红创作的故乡情结赵琪《山东师大学报》1994，2论萧红创作的审美结构秦林芳《江苏社会科学》1994，2论萧红的艺术风格钟汝霖《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年4月萧红之鲁迅观：兼论“鲁研”的科学与多向发展李计谋关海天《北方论丛》1994，4Δ论萧红创作中的童年母题谭桂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4Δ天涯何处是归路：萧红的忆旧情结熊峰《九江师专学报》1995，1论萧红的“恋家情结”叶振忠满力《呼兰师专学报》1996，1论萧红作品的地方色彩王义祥《学术交流》1996，2Δ萧红论（上）马春林《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96，2萧红论（下）马春林《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96，3萧红与杜拉斯艺术风格比较王晓明《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6，1庐隐、萧红艺术风格比较论 赵学芳 《临沂师专学报》 1996，1论萧红作品韵味与文体的独特性 游友基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 1996,5发自黑土地的呐喊：浅谈萧红作品的特色 刘春生《学术交流》1997，1Δ肖红的坎坷经历及其文学创作陆小惠《球海论坛》1997，2两位才女的生命意识：萧红、三毛比较谈刘术人赵晓红《长白论丛》1997，4血泪的控拆，正义的呐喊：论萧红作品中的寂寞和悲哀姚祖发《固原师专学报》1997，1魂牵梦绕故园情：论萧红在香港的生活和创作袁桂娥《许昌师专学报》1997，4论萧红“越轨的笔致”杜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4萧红：被放逐的灵魂宗元《济宁师专学报》1998，1论萧红创作的审美特征陈汉云《社会科学家》1998，5☆回眸凝望处妙笔写故土――沈从文与萧红的比较研究侯运华《河南大学学报》1998，6略论萧红后期的创作心态谭晓云《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6 谈抗战文艺的风格——兼论萧红的小说 曹聚仁 《文汇报》（港） 1957,萧红短篇中的几个女性 也期 《象牙塔外》 1977年12月第21期萧红和巴金小说的英译本 米一苇 《海洋文艺》 1979年第6卷第10期萧红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铁峰 《语文学报》 1982,1 ; 《辽宁师院学报》 1983，3Δ萧红笔下的有二伯 欣文 《语文学报》 1982,1萧红早期创作一瞥——谈《跋涉》集中女作家五篇小说 李计谋 《语文学报》 1982,1萧红小说创作略论姜影《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4萧红小说研究（三）陈宝珍 《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4论肖红小说的散文化特色邹午蓉《南京大学学报》1983，2萧红前期小说浅谈 铁峰 《文学论丛》 1983,3挣扎、觉醒、抗争的三部曲——谈萧红早期创作的三篇小说 张鲁丹 《文学论丛》 1983,3论肖红小说的乡土特色 文立祥等 《学习与探索》 1984，1Δ试论萧红小说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 陆文采 唐京连 《呼兰师专学报》 1984，1论萧红对鲁迅小说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邢富君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1984，3萧红短篇小说论 李计谋 《社会科学辑刊》 1985，1Δ论萧红短篇小说的肖像描写艺术 徐树森 《牡丹江师院学报》 1986，2肖红小说艺术的独创性 陈昭明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7，2论肖红小说的抒情特色 张修德 《许昌师专学报》 1987，3Δ合谐的历史主题二重奏——萧军与萧红的小说创作 杨永群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87，4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 赵园 《论小说十家》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简论萧红小说的主情倾向 王小平 《呼兰师专学报》 1988，1萧红和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 阎志宏 《社会科学辑刊》 1991，2Δ丁玲萧红小说美学风格比较论 张秀琴 《宁夏大学学报》 1991，2萧红小说的民族风格特点 赫英伟 王金萍 《龙江社会科学》 1991，5☆萧红短篇小说之鸟瞰 李计谋 果崇普 《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试论萧红短篇小说的独特价值 单元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1991，3萧红小说艺术三题 卢安奎 《呼兰师专学报》 1992，1论女作家萧红的小说创作 崔远程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1992，2Δ萧红小说中的思乡之情 马群学 《呼兰师专学报》 1992，4肖红小说漫论 丰昀 《浙江大学学报》 1993，1△论萧红短篇小说的细节艺术 徐树森 《萧红研究》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萧红小说简论 铁锋 《萧红研究》 第二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唱着所是 颂着所爱——试论萧红早期小说创作 何平 《萧红研究》 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对萧红小说的主体创作风格的再认识 王天臣 《萧红研究》 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论萧红小说的美学特征 姜志军 《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4，3 ☆论萧红小说的艺术风格 蒋明玳 《扬州师院学报》 1994，1论萧红散文化小说的主观抒情性 宁萍 《呼兰师专学报》 1994，3从生命的荒原到初始的伊甸——论萧红小说中的“世界”与世界的萧红 唐利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4，4△简论肖红的小说创作道路 张德丽 《延安大学学报》 1995，1萧红短篇小说论析 刘锡庆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6，4△萧萧落红觅归处——论萧红小说中的色彩意蕴 姜红 《安徽大学学报》 1998，1时代、女性关怀与女性文本——关于萧红小说创作的思考 曾利君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8，1丁玲 萧红小说女性塑造之比较 张秀琴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1998，1浓妆淡抹总相宜——萧红.张爱玲小说妇女问题之比较 吴爱月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98，2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 [韩]李福熙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8，3△
............（二）《呼兰河传》 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这个时刻，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离家乡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 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经历了内心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身边没有了写作《八月的乡村》的“保护人”似的萧军，心目中的故乡也从要逃离的陷阱变成灵魂的寄寓之地。成熟的萧红换了一副眼光看待故乡。故乡，尽管她蒙昧，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她找到了一种最能表达自己与故乡的血肉联系的笔调。在这种书写中，萧红重新确认了自己与故乡、与呼兰河的关系。他们不再是对立性的，而是对话式的。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她寄居南国异乡的生命后期，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网上一个帖子对萧红的寂寞这样写道：萧红本身就是寂寞的，她的生，她的情感，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死。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十年漂泊，呼兰河是她的起点，香港是她的终点。去逝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真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将孤独地离去。在弥留之际，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从图书馆里淘到一本页面已经泛黄的《呼兰河传》，那气味仿佛是在证明她的寂寞决不矫情。打开书，寂寞的心灵盛开；合上，心灵的寂寞盛开。 2．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 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 而尤其可痛心的是，“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鲁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构成了萧红小说有关生死的描写的主要心理背景。 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 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采用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为己任。萧红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曾经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 （1）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且看《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率意而言，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它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不但表现为直率、自然，而且那种超常规的文句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赵园《小说十家》中说萧红的文字是“用最简单以至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显得不规范”。你有时觉得，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里，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感、失落感。“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同义反复中流淌着对故园的脉脉深情。透过那些有意的复沓，作家正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以及难以言状的人生悲凉。萧红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它同一字千钧、惜墨如金的精粹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却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它拙而有味，情致在焉。 总之，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2）自传式叙事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从总体上看，萧红小说的叙事角度是多样的，有全知叙事角度（《生死场》、《马伯乐》等），也有旁知叙事角度（《王阿嫂的死》等）。然而，她的大部分小说名篇（如《家族以外的人》、《手》、《牛车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则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实际上都有作家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子，作品中的“我”决非是强加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无论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萧红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的。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的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呼兰河传》第一章没有我出现，你的意识里有我在，等到第二章我出现，你也不觉得很突兀。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省却了许多描述情节过程的铺叙文字，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跳跃，从而在限定的篇幅中增加了意蕴厚度。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再君临一切，而是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地位，从而消解了（至少是缓和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读者在叙述者真诚亲切的娓娓而谈中易于产生一种艺术的共鸣和认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无形中也得到了加强。 在萧红对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中，儿童视角作为一个显著的特征，给她的小说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来作出情感评价的，所以常常故意举重若轻，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这样，由这种心理视角所作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暌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如小团圆媳妇之死，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悲惨的人间画面。在这里，作者是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对叙述者“我”这个童稚来说，这只是不过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可见，情感评价上的儿童视角既增加了作品的心理情感的容量，也增加了作品内部的张力。 （3）散文化的文体结构。 与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一样，她在小说文体结构上的追求，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一种“非情节化”的超常规趋向。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结构形式通常是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其结构的主要依据就在于情节，而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全书七章。一二章介绍小城风貌、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从宏观上勾画出呼兰城的本质特征——物质上穷困匮乏，精神上愚昧保守。以下五章则是微观描写——从各个角度将呼兰城的特征具象化。三四章描写家院及“我”与祖父朝夕相守的童年生活，突出了冷酷刻板的封建环境对天真童心的摧残压抑。后三章笔触从家庭伸展到街坊邻里，叙述了有二伯、小团圆媳妇、磨倌冯歪嘴子三个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十月》1982年第1期）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4）诗化的风格。 萧红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情境、氛围和意味作为萧红作品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是其小说诗意美质的最显著的体现。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第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文字组织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象小说”之外，却有比“象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既不象鲁迅小说那样，以在深沉浓烈的抒情中包孕着对生活哲理的概括来发人深省，也不象郁达夫小说那样，以直抒胸臆、大胆坦露心理苦闷来震撼人心。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呼兰河传》中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萧红的创作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第二章则是一首呼兰河的风俗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俚俗甚至不无蒙昧的习俗，在萧红笔下，俨然生发出异样的光彩。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这是描写跳大神，从司空见惯的所谓迷信中，萧红体谅到人生悲凉的况味。 “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唤朋友的唤朋友。……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 “大戏还没有开台，就来了这许多事情。等大戏一开了台，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们笑语连天，哪里是在看戏，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 “戏台下敲锣打鼓震天地响。那唱戏的人，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都在那里说短道长，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 这是描写野台子戏，在紧锣密鼓、喧闹争吵中，萧红道出了呼兰河人生命中飞扬的一面。 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重视主观抒情、重视小说语言的表现功能，再加上重视背景描写与氛围渲染，使郁达夫的小说以至五四作家的小说的确带有一种特殊的诗的韵味。”陈平原的这一段论述用来评价萧红的小说同样非常恰当。正是对风俗环境等内容的描写所制造的“氛围”，使萧红小说的生活画面之中荡漾着诗情。
像英美的不可能吧，一楼的观点很对，她最像的就是鲁迅，鲁迅受苏联作家影响大，往苏联作家那靠靠还差不多
这个我应该让你顺利我有丰富经验
............（二）《呼兰河传》 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这个时刻，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离家乡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 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经历了内心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身边没有了写作《八月的乡村》的“保护人”似的萧军，心目中的故乡也从要逃离的陷阱变成灵魂的寄寓之地。成熟的萧红换了一副眼光看待故乡。故乡，尽管她蒙昧，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她找到了一种最能表达自己与故乡的血肉联系的笔调。在这种书写中，萧红重新确认了自己与故乡、与呼兰河的关系。他们不再是对立性的，而是对话式的。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她寄居南国异乡的生命后期，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网上一个帖子对萧红的寂寞这样写道：萧红本身就是寂寞的，她的生，她的情感，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死。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十年漂泊，呼兰河是她的起点，香港是她的终点。去逝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真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将孤独地离去。在弥留之际，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从图书馆里淘到一本页面已经泛黄的《呼兰河传》，那气味仿佛是在证明她的寂寞决不矫情。打开书，寂寞的心灵盛开；合上，心灵的寂寞盛开。 2．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 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 而尤其可痛心的是，“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鲁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构成了萧红小说有关生死的描写的主要心理背景。 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 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采用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为己任。萧红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曾经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 （1）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且看《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率意而言，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它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不但表现为直率、自然，而且那种超常规的文句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赵园《小说十家》中说萧红的文字是“用最简单以至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显得不规范”。你有时觉得，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里，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感、失落感。“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同义反复中流淌着对故园的脉脉深情。透过那些有意的复沓，作家正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以及难以言状的人生悲凉。萧红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它同一字千钧、惜墨如金的精粹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却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它拙而有味，情致在焉。 总之，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2）自传式叙事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从总体上看，萧红小说的叙事角度是多样的，有全知叙事角度（《生死场》、《马伯乐》等），也有旁知叙事角度（《王阿嫂的死》等）。然而，她的大部分小说名篇（如《家族以外的人》、《手》、《牛车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则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实际上都有作家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子，作品中的“我”决非是强加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无论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萧红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的。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的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呼兰河传》第一章没有我出现，你的意识里有我在，等到第二章我出现，你也不觉得很突兀。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省却了许多描述情节过程的铺叙文字，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跳跃，从而在限定的篇幅中增加了意蕴厚度。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再君临一切，而是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地位，从而消解了（至少是缓和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读者在叙述者真诚亲切的娓娓而谈中易于产生一种艺术的共鸣和认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无形中也得到了加强。 在萧红对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中，儿童视角作为一个显著的特征，给她的小说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来作出情感评价的，所以常常故意举重若轻，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这样，由这种心理视角所作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暌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如小团圆媳妇之死，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悲惨的人间画面。在这里，作者是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对叙述者“我”这个童稚来说，这只是不过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可见，情感评价上的儿童视角既增加了作品的心理情感的容量，也增加了作品内部的张力。 （3）散文化的文体结构。 与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一样，她在小说文体结构上的追求，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一种“非情节化”的超常规趋向。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结构形式通常是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其结构的主要依据就在于情节，而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全书七章。一二章介绍小城风貌、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从宏观上勾画出呼兰城的本质特征——物质上穷困匮乏，精神上愚昧保守。以下五章则是微观描写——从各个角度将呼兰城的特征具象化。三四章描写家院及“我”与祖父朝夕相守的童年生活，突出了冷酷刻板的封建环境对天真童心的摧残压抑。后三章笔触从家庭伸展到街坊邻里，叙述了有二伯、小团圆媳妇、磨倌冯歪嘴子三个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十月》1982年第1期）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4）诗化的风格。 萧红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情境、氛围和意味作为萧红作品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是其小说诗意美质的最显著的体现。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第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文字组织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象小说”之外，却有比“象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既不象鲁迅小说那样，以在深沉浓烈的抒情中包孕着对生活哲理的概括来发人深省，也不象郁达夫小说那样，以直抒胸臆、大胆坦露心理苦闷来震撼人心。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呼兰河传》中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萧红的创作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第二章则是一首呼兰河的风俗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俚俗甚至不无蒙昧的习俗，在萧红笔下，俨然生发出异样的光彩。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这是描写跳大神，从司空见惯的所谓迷信中，萧红体谅到人生悲凉的况味。 “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唤朋友的唤朋友。……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 “大戏还没有开台，就来了这许多事情。等大戏一开了台，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们笑语连天，哪里是在看戏，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 “戏台下敲锣打鼓震天地响。那唱戏的人，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都在那里说短道长，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 这是描写野台子戏，在紧锣密鼓、喧闹争吵中，萧红道出了呼兰河人生命中飞扬的一面。 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重视主观抒情、重视小说语言的表现功能，再加上重视背景描写与氛围渲染，使郁达夫的小说以至五四作家的小说的确带有一种特殊的诗的韵味。”陈平原的这一段论述用来评价萧红的小说同样非常恰当。正是对风俗环境等内容的描写所制造的“氛围”，使萧红小说的生活画面之中荡漾着诗情。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悲剧紧贴着她的肉身，正如她对朋友说的，她一生走的是败路。社会的衰败和个人的挫败困扰着她，而又促她清醒；无量数人的苦难和死亡，不断地震撼着她，召唤她写作。所以，她的大小作品，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原始激情”。萧红的这份激情，无疑地同她敏锐的感觉有关，其中突出的是痛觉。正是持续的疼痛，使她的情绪和情感，带上了一种苦难质性，故而在颜色、比重、速度、形态方面有了异常的改变。她把所有这些主观的东西，在自由叙述中重新植入被创造的世界，从而深化了她的悲剧主题。描写世界的衰败与死亡，主题本身被赋予了一定的现代主义意味。在写作中，萧红大胆地打破传统的写实的方法，而采取一系列颇类现代主义的手法，主要表现在内倾的、断裂的、碎片化的处理上面。萧红无师自通，她没有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那里取得任何灵感，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把故事还给生活，把空间还给时间。本来，生活并不存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也不存在一条故事发展的因果链，而生活场景中的众多人物，所谓芸芸众生也并没有时时有着主角次角之分。生活是开敞的、多元的、无序的、庸常的、断片的。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并不像写实主义小说那般的将生活系统化和戏剧化，它们是反完整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生死场》第十章只有三行；《呼兰河传》每章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房间，而彼此间并没有廊庑相连。故事无中心，无主角，甚至于无情节。没有一个人物是支配性的，支配的力量惟在命运的逻辑本身。萧红注重场景切片及细节描写，甚于情节的安排；注重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呈现，甚于性格的刻画。她尤其善于表现人物的孤独、寂寞，人的原子化生存。在萧红有关的人物描写中，蕴含着存在主义哲学的因素；尤其是后来的小说，对人的生存本质的探询，显示了一种灵魂的深。 所以我就想起了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所著的一本著名散文集《瓦尔登湖》下面是我看的一篇论文 只不过不是英美的若不介意 你可以看看诗意随苦难而飘零———论阿赫玛托娃与萧红创作的忧郁美阿赫玛托娃与萧红是20 世纪中俄文学史上两位具有创作个性的女作家。她们的一生历尽苦难,她们以自己极其坎坷的心路历程来体验人生,描写人生,她们的创作表现出相同的美感特性,具有深沉的忧郁美,诗意随苦难而飘零⋯⋯忧郁美属于悲剧美的审美范畴,它是一种浸透人心的忧伤的美。忧郁美所产生的美感是痛感夹杂着快感,即把主体带进一个哀痛的心境中,在苦难中体验痛苦与悲哀,在饱尝了痛苦之后产生快感。雪莱认为“倾诉最哀伤的思绪才是我们最甜美的歌。”①纵观阿赫玛托娃与萧红的生活与创作,贯穿于她们作品中的总体悲剧意蕴:生命的悲剧意识,表述着这样一个悲苦而惨痛的事实,正如奥尼尔说:“我们本身就是悲剧,是一切已经写出来和没有写出来的当中最令人震撼的悲剧。”②“安娜•阿赫玛托娃———这名字就是一声高亢的叹息, ———它沉入了无底的深渊。”———茨维塔耶娃 这是对这位女诗人命运的哀叹。阿赫玛托娃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在皇村中学读过书。她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从小失去了父爱,父母的离异在她稚嫩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两个妹妹因肺病而早夭,她痛楚地领略了死亡的无情与残酷,从而给她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网整理提供整个童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孤独、寂寞的感觉过早地来到她的心中,她变得更加忧郁。童年给阿赫玛托娃留下的回忆并不美好:我的童年毫无快乐可言⋯⋯没有玩具熊,没有卷发,没有雀斑,也没有善良的阿姨,没有吓人的叔叔,甚至没有河里的小石头作友伴。而我在斑斓的寂静中成长,年轻的世纪的清凉的寂静。人的声音对我而言并不可爱,我能听懂的只有风的声音。阿赫玛托娃本人也曾疾病缠身,患过肺结核,常常受到死亡的威胁,她早年的许多诗都记述过当时的病况和焦虑的心情,诗中还常常涉及到对死亡的联想,表现出忧郁、哀怨的情调。人们常说,童年是人生的乐园。但是童年的萧红却同阿赫玛托娃一样,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太多的折磨! 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她的父亲“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继母更缺少慈爱,她是在“可疑的、阴冷的家族中长大起来的,被侮辱与损害的恶境中孤零地挣扎过来的!”在这个冷酷无情的家庭里,唯有祖父带给她呵护和爱抚,她“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她“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的童年是寂寞而又孤独的,形成了忧郁、敏感而倔强的性格。童年生活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后来萧红在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中,满怀悲凉的心绪回忆起自己寂寞的童年,平凡的岁月在她的笔下具有深深的感染力。其中关于七月十五放河灯的叙写,蕴味深邃:可是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有什么,惟独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地来了空虚。“那河灯到底要漂到哪里去呢?”多半的人们,看到这样的景况,就抬起身来离开了河沿回家去了。于是不但河里冷落,岸上也冷落了起来。这时再往远处的下流看去,看着,看着,那灯就灭了一个,再看着看着,又灭了一个,还有两个一块灭的,于是就真象被鬼一个一个地托走了。打过了三更,河沿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河里边一个灯也没有了。一幅浸润着忧郁情感的场面描写跃然纸上,这段盂兰会放河灯超度鬼魂的场面叙述,没有吸引人__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戏剧冲突,甚至也没有出现固定的人物,但是却借那场面的流动,传达着一种凄凉的氛围,流露出一种惆怅的情怀,我们感受到了存留在萧红童年记忆中的那种孤寂的心境,那种埋葬在她幼小心灵深处的人生悲凉之感,蕴含着对人生的悲剧性判断。这种细致而朦胧,像梦一样奇妙的情感,是悲与欢不寻常的混合,钱钟书称它是一种“亦苦亦甜”,“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的情感③ ,它形成了一种悦人的哀伤,带给我们忧郁美的审美愉悦。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这样写道:“我以为女性文学最有魅力的便是自传体文学”,这一见解不无道理。女性角色的特质,使女性作家往往更擅长写她自己。马拉美强调:“人的心灵、个性迫切地需要自我解释, 这一需要正直接地反映在当前的文学中。”④这就是说,诗或文学乃是心灵、个性的自我解释。而创作主体的早期人生经验对其人格心理的发展,作品风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先天性作用。对于阿赫玛托娃和萧红这样早熟、早慧、敏感内省的人来说,年少的经历是至关重要的,越有特色的作家越是如此。有人说:“婚姻状态⋯⋯是我们此生能够获得天堂和地狱的最完美的映像。”⑤也有人说:“成人之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网整理提供间没有比夫妻关系更能给对方带来伤害的了。”⑥阿赫玛托娃带着与众不同的爱情诗走上诗坛,然而在她的诗作中一般不写美满的爱情,而是写爱情给人带来的痛苦、悲哀、折磨与失望⋯⋯尽管她曾那样酸楚地渴望过友谊,她曾那样热切地憧憬过爱情⋯⋯然而爱情带给她的却是痛苦和忧伤。阿赫玛托娃在1910年同“阿克梅派”的领导人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结婚,婚后丈夫对爱情的不专一,深深地伤了她的心。与古米廖夫离婚后又结过两次婚,都是不幸的。对纯洁爱情的执着的追求,不仅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同时也丰富了她的艺术感受力,她用自己的笔写出了内心深处的哀伤:丈夫把我抽得遍体鳞伤,用一根折叠成两重的花纹皮鞭。(1911 年)被爱的女人总有那么多请求!被抛弃的女人却一无所求。我多么高兴,在透明的冰层下水波屏息不动。⋯⋯得知了这个忧伤的故事,让他们调皮地微笑吧⋯⋯既然我没得到爱情和恬静,请赠予我痛苦的荣誉。(1913 年)对我来说,我的丈夫等于刽子手,家是监狱。⋯⋯在凛冽的冬日里,鸟儿撞击透明的玻璃,洁白的羽翼上泛起了血迹。(1921 年)阿赫玛托娃的早期作品大多是这一类的诗,哀叹了个人生活的不幸,描写了一个女人悲伤、孤寂的身影,揭示出女性的感情世界和内心隐密,表述了一种异常自我的关于“爱”的情感。她从晚秋凋零的枯叶联想到生命的尽头,从濒临熄灭的烛光看到爱情的终点⋯⋯人们把阿赫玛托娃早期纯朴的诗歌解释为写一个女人一生的缩影———从瞬息快乐的幸福,到爱人对她的冷淡、分居和被遗弃以及饱受孤独的痛苦。阿赫玛托娃忍受着孤独,忍受着寂寞,忍受着爱情中的背叛,她把自己心中的痛苦和哀怨凝聚成笔下忧郁的诗行。老革命家亚•柯伦泰认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描写妇女心灵的书”,她指出在阿赫玛托娃诗歌中真正“揭示了男性给女性带来的痛苦。”⑦忧郁是诗人作为精神悲剧主体的情绪体现,忧郁美是悲剧美的一种主体反映。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女人都是处于被囚禁幽闭的状态中。这种幽闭处境,意味着女性无话语的精神死亡。叙事则是以精神活动的方式,抗拒这种幽闭中的精神死亡。对于阿赫玛托娃,爱情是衡量生命价值的重要尺度,是理解生活真理和思想的方法。爱情使女主人公成为异常敏感的人,赠予她鉴别谎言和真理的能力。在诗中通过对个人独特的内心感情的抒发,揭示出人们所共有的、普遍性的心理特征。阿赫玛托娃的诗用使人悲的方式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熏陶,让人们更容易认识生活真理,在悲痛和同情之中心灵得到净化,忧郁中产生了崇高的力量,形成了忧郁美。人总是非爱不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无时不靠它维系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挚的爱却是那样难以寻觅,那样可望不可及,鲁迅说:“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父母对下一代,丈夫对老婆的权利是“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⑧ ,在旧中国父系文化全面渗透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女性普遍遭受压制,处于从属和屈辱的地位。1930 年,萧红为了逃避封建婚姻,告别了埋葬祖父的故土,踏上了漂泊流浪的风雨人生路。可以这样说,萧红一生都对至真至美的爱,怀着永远的憧憬和追求。然而不管萧红对爱情如何心驰神往,她一生所拥有的却是伤心而不幸的爱情,正如萧红自己所说:“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⑨按照弗洛伊德动力心理学的解释,创作犹如白日梦,是人生缺陷的替代性补偿。它以想象的方式,冲破文明礼俗的坚冰,释放出本我的原欲,抚平作家心灵上的创伤。萧红在她最后一部作品《小城三月》中,她将自己亲眼目睹的女性经历的苦难,自己的悲剧生活,独特的心灵体验写进了这部作品,融注了她对女性命运的独特思考。《小城三月》同《呼兰河传》一样,选择了一个儿童的视角,描写了一位不满封建包办婚姻抑郁而死的少女的悲剧。主人公翠姨是一位并不十分漂亮,但却具有千般风情,内心极为丰富的女子,她善良纯洁、温柔含蓄、聪明好强,她悄悄地在心底爱慕着“我”的“堂哥哥”,向往着爱情的自由,但由于她是“出了嫁的寡妇的女儿”而受到歧视,被迫同一个又丑又小的男人订了婚。她将自己执着的爱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她的恋爱的秘密就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她不仅不能与自己心爱的青年结合,而且不能表露自己内心的隐秘,她日渐消瘦,恹恹成病,终于以一死殉了坚贞的爱情。一直到她病故,善解人意的家人仍不知她为何整天闷闷不乐,为何日渐消瘦,为何一病不起,“有什么不如意? 陪嫁的东西买得不顺心吗? ⋯⋯什么事都问到了。”唯独没问到她的情感、她的意愿、她的悲郁,更令人心痛、悲叹不已的是翠姨至死不渝、至死不悔地深爱着的“堂哥哥”日后提起她来,虽然“常常落泪”,但却“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可见其对人的情感和权利是何等地漠视! 心理学家认为自虐是一种生命能量找不到释放形式的反弹,它指向生命的自身,是一种残酷的自伤。中国传统文化为妇女所限定的行为模式已逐步内化为女性的心理结构,长期教化而积淀为女性深层文化结构的一部分。尽管作品中的翠姨不断地自抑、自苦,她爱“堂哥”,但却无力冲破封建婚姻传统的藩篱,甚至至死也未向“堂哥”传递爱的信息,在精神上苦苦地折磨自己,终于带着遗恨告别了人世。《小城三月》中的翠姨,融入了萧红自己的身世体验。幼时心灵的创伤本来就难以平复,以后又屡遭爱的挫折与磨难,自童年开始的孤寂和忧郁浸透了萧红的心灵,从而使情感体验积压、凝聚为沉重的心理纽结。她更多地生活在自己内心体验的精神世界里,反复地咀嚼着生存的艰难,爱情的痛苦⋯⋯《小城三月》的结尾部分就是一曲心的哀歌,一节悲戚不尽的诗行:春天为什么它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地到另外的一个城里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多住一些日子。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年青的姑娘们,她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黑夜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这仿佛是一曲如诗似画,清淡凄婉的歌谣,萧红把深深的忧郁、浓重的悲哀和反叛的抗争都蕴含在早春三月的描写之中,流露出一缕淡淡的哀愁。特别是作品最后一句:“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留下了蕴味深长的悼念与伤痛⋯⋯从而让人们体味到一种渗透人心的哀伤,一种在绵绵不尽的痛苦中执着于希望的感情,一种渲泄积愤,呼唤美好人性的激情,让人们获得一种特殊的感受———痛感中的快感,这就是忧郁美的审美感受。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其本质特征是审美,而文学中的美并非现实中的幸福美满,相反它总是从人生的遗憾中显现出来。波德莱尔曾指出:“我几乎不能想象⋯⋯任何一种‘美’会没有‘不幸’在其中。”⑩1921 年,阿赫玛托娃的前夫古米廖夫因被错误地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而被枪毙。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虽然早已离婚,但是她仍然被看作是古米廖夫、一个被处决的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遗孀,受到了种种诽谤和中伤。还有她后来的丈夫、艺术史家普宁也被关进了监狱,普宁度过了17 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活,1953 年死于狱中。阿赫玛托娃唯一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因为父亲是“反革命”,在1935 年、1938 年、1949 年三次被捕入狱,直到1956 年才恢复自由。作为一个女人,有谁比阿赫玛托娃更为不幸? 女诗人在30 年代多次去狱中探望儿子,她根据自己的不幸经历写下了《安魂曲》———这一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抒情组诗。在组诗中诗人写道:天将破晓他们把你押走,我像出殡跟在你身后,孩子们躲进黑暗的小屋里哭泣,神龛前烛炬泪流。__这是一个病体支离的女人,这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丈夫进坟墓,儿子入囹圄,请为我祈祷一阵吧!按黑格尔的看法,悲剧的真正意义,不能从“悲剧”这个词的表面意义来理解。譬如某人死了,某人被处决了,这是可悲的,但不一定带有悲剧性。只有当一个人遭受无辜的灾难或冤屈的时候,才能称之为悲剧。阿赫玛托娃在《安魂曲》中哀诉了一位母亲当她的儿子无辜被捕,遭到残酷监禁时那种极端痛苦的心情,表达了对俄罗斯祖国和千百万人民命运的忧虑之情。阿赫玛托娃不仅仅是在写自己的儿子,而是写给所有受到深深伤害而痛苦哀泣的母亲———东方和西方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俄罗斯的和中国的。诗人从个人悲剧所包含的深广的社会内容去探索悲剧的真正意义。诗人去看望自己的儿子,有人告诉她:“你是第三百名P前来给犯人送东西。”然而谁都知道“, 三百”是虚数,泛指很多的意思,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的人们被滥捕滥杀,这是一场全民族的大悲剧。在组诗中,诗人悲愤地指出:“面对着这种悲苦,P群山也得折腰,P大河流水也得停住。”聆听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我们怎能不为那一桩桩残酷的杀戮而感到恐惧,怎能不对那一个个屈死的冤魂而产生怜悯?《安魂曲》是苏联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它为人类命运唱出了一曲悲怆之歌。由于抒情主人公悲剧情感、悲剧心理的作用《, 安魂曲》充满了浓郁的悲剧情感氛围和抑郁、哀怨的情愫。它不仅安放了诗人自己那颗痛苦的灵魂,也安放了众多孤苦无告的母亲们的灵魂。这篇挽歌中的忧郁美是通过美的毁灭的形式来表现的,是用悲的方式来激起人们对美的追求,从而使人们在忧郁、哀伤、悲痛之中由情感的巨大震荡而达到理性认识的升华:苏维埃国家的历史是否可以是另一个样子,或者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别无选择? 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未来的道路铺垫路基? 这也是《安魂曲》这部诗作蕴含的忧郁美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从美学角度看:悲剧作为一种哲学性的诗,它在对苦难与不幸的展示中,严肃地探求着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提出生命最深邃的问题,表现出对人类生存境遇、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求。萧红来自北中国的辽阔的乡野,20 世纪30 年代那里浸透了现实的和历史积淀深层的苦难。萧红以锐利的眼光在《生死场》中透视出那时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生命原色:“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一片浑浑噩噩,凄凄惨惨的生存景象。作品以近于荒唐的形式揭示出普通中国人生命过程的乏味、无聊和麻木不觉。正如胡风在《生死场•读后记》中所分析的那样:农民们“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作品描写了农民们如“死”般的“生”,比“死”更不如的“生”,为了“死”而降临的“生”,对农民们这种悲剧性命运的真实展示,令读者内心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在《生死场》中,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农村妇女所承受的深重的苦难。萧红将她的孤寂而痛苦的灵魂,不幸而坎坷的人生感悟,融入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五姑姑的姐姐生孩子,为了不“压柴(财) ”,搬掉了席子卷起了柴草,光着身子爬在扬起灰尘的土炕上。酒疯子般的男人,冷酷粗暴,举起大盆冷水向产妇泼去,但她“仍胀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 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那个“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温柔而又多情的月英,就那样痛苦无告地被丈夫的冷漠、暴虐折磨到臀下蠕动着白色的蛆虫。她的牙变成绿色的“, 腿像两条白色的竹竿平行着伸在前面”,最后凄惨地死去。金枝和成业幽会时甜甜蜜蜜,这时“男人心上放着女人”,可是当男人把“女人娶过来”后,他就“再不把她放在心上。”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金枝就那样被暴怒一时的成业活活摔死在地上,然后丢进了乱坟岗子。过了三天,年青的金枝去那里看孩子,但什么也没有看到,“被狗扯得什么也没有”。十年后,金枝成了寡妇,到哈尔滨去谋生,又受尽了种种凌辱而回乡。善良而又倔强的王婆,由于儿子被官府杀害,她在悲痛与绝望中服毒寻死,被装进棺材却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十年后,村里组织秘密抗日活动,她为抗日的义勇军藏枪、放哨、散发传单⋯⋯她深明民族大义,默默地忍受了女儿牺牲的悲痛。五姑姑的姐姐、月英、金枝、王婆这些女人悲惨的人生经历催人泪下,令人触目惊心。萧红把现实社会中女性那种“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生活状态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萧红用心血凝成的一页页文字的背后,寄托了她对自己身世不幸的忧愤,表现了对奴隶们的奴隶———妇__女命运的深切关注,倾注了对她们悲苦命运的真挚同情,也流露出浓重的哀其不争的情怀。她给笔下的这些妇女形象抹上了浓厚的忧郁色彩,将她们的善良、淳朴、美丽、温柔、勤劳、抗争浮泛于深重的忧郁、哀怨之上,形成了忧郁美。别林斯基在分析英国诗人拜伦诗中的忧郁感伤情绪时曾写道:“任何一个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都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株深入到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去,要想猜破拜伦那样无限伟大诗人的忧郁诗行的谜底,首先必须猜破他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的秘密。”lv 这段话同样适合阿赫玛托娃和萧红。俄罗斯民族历经磨难,自然条件酷寒,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野蛮、腐朽、反动,民族毫无自由可言。整个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因那黑暗的时代而笼罩着一层浓重的忧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黑暗的社会在茫茫大地上也投下了厚重的忧郁氛围。阿赫玛托娃和萧红创作中的忧郁来自那时代的忧郁,她们的家庭环境,她们的坎坷经历,她们的不幸爱情,她们的颠沛漂泊,她们的美学追求⋯⋯她们创作中那蕴含着忧郁美的诗意,飘零在阿赫玛托娃与萧红孤苦的生命之旅,也飘零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大地上⋯⋯
Talk about the consciousness summaries of women in Xiao Hong "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 Xiao Hong is a authoress of extremely rich talent, "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 was the her becoming famous and doing that did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1930s. Author portray Mapo son, old woman, gold branch, monthly Great Britain, five aunt Wang woman image among the novel, through to the portrayal of the women's image, have unfolded the miserable experience oppressing women under in the feudal man right thought to us, have announce deeply that causes the origins of women's miserable circumstances, has not merely carried on the strong accusation to the feudal Confucian or feudal ethical codes, and is calling women's self- awakening. Keyword: <>; Women's consciousness; Realistic meaning
苦难的女性悲歌——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 萧红是一位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她从女性平淡的日常生活着眼,描写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写出了北方农村苦难女性的血泪生活,唱出了女性挣扎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悲歌,揭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冷漠和迫害。萧红虽然揭示了两性之间的对立,但是她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男女互相仇视,而是为了唤起社会对于女性人格尊严的重视,为了建立一个由和谐的两性关系所构成的世界。 在20世纪的中国女作家中,萧红虽然算不上一个大家,但却是最具有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的女作家之一。萧红的女性意识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她的小说描绘了一个时代的妇女生活,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那么,何谓女性意识呢?乐黛云教授认为应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 萧红的小说体现了浓重的女性意识。她塑造了一系列女性悲剧形象，探讨了女性悲剧形成的原因，并进一步揭示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树的女作家，她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探索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一、女性悲剧形象 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她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并以此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通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主要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被地主糟踏，如王阿嫂，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打致死（《王阿嫂的死》）；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如小团圆媳妇，只因她长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那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旧规矩，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病了以后，婆婆不是请大夫诊治，而是请巫医跳大神，把团圆媳妇扒光了按在装沸水的缸里驱邪，给她烧替身、看香火，直到把活泼可爱的团圆媳妇作弄死（《呼兰河传》）；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如小岚，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让工头发现，被活活地打死（《哑老人》）……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揭露与鞭挞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 二、女性悲剧探询 萧红的小说是她的一种生命形式，她的女性意识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察女性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甚至是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阶级压迫深重，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农村，女性不仅连应有的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即使是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分娩，也遭到了无情的忽视与遗忘。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在《生死场》中，萧红更为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女人的生育更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生产构成互为喧嚣的背景，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的本能活动，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除了生育之痛，还受到他们的丈夫的折磨，女人在遭受这一刑罚时还遭男人的打骂。他们让妻子怀了孕，却又憎恶妇女生育的痛苦扰乱了他们的耳目。 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自男权的残暴无情，来自女性自身的性别悲剧，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女性自身的自我扼杀。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使妇女们的命运已经极为可怜了，可是有些女人对比他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而是更冷酷地对待她们。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躇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引不起周围那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注意与关切，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也只对着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痴迷，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不仅如此，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说明萧红已经注意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积弊的巨大残害性，注意到了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灾难不仅来自表层，在顽强的传统意识与文化惰性中，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强行主宰、制约着妇女的言行，甚至扼杀生命。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分明又向人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 三、社会深层探索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被男性蚕食掉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萧红所描述的：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看，也绝不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萧红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都死去了，她们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这里，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在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的作家不由得发出如下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萧红在近九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以她所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描绘女人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谈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这一论题，应该从三个层面入手：1、自然层面2、社会层面3、文化层面自然层面 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生育这本是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性行为，在萧红笔下，却成为女性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苦难之源。” 在《王阿嫂之死》中对生育过程做了如此触目惊心的描绘：“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扎动物在挣扎。”生和死的连接是以女性生命的毁灭为代价的。 “自然性别造成的劫难再加上男人的无知、粗暴与冷酷，构成了女性生命的非人境地与悲剧性质。”这种动物般的生存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共同写照。 萧红在她的十多部小说中，几乎篇篇涉及死亡问题，而且所涉及死亡描写基本上都发生在女人身上。《王阿嫂的死》中怀着身孕的王阿嫂产后和新生婴儿一起死亡；《生死场》中王婆的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情形，小金枝被父亲活活摔死，美丽的月英姑娘瘫痪后遭到丈夫的折磨而死，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美丽多情的月英的惨死。“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生就的一双多情的眼睛”，常使人感到“落到绵绒里那样愉快和温暖”，可是在病魔的摧残和丈夫的虐待下，“她像一个患病的猫，孤独而无望”，姣好的身体也只剩下“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这些原本美丽强健的女性，她们美好而富有活力的生命被沉重的生活和无法把握的命运所吞噬，最终走向了死亡。 面对女性生命毁灭的悲剧，萧红的叙述是直白、平淡、客观的，没有进行多余渲染。对王大姐的死是这样描写的：“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冯歪嘴的女人死了。第二天早晨，正遇着乌鸦的时候，就给冯歪嘴的女人送殡了。”对小团媳妇的死未作正面描写：“……还没有到二月，那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媳妇就死了。”）两个埋葬她的人回来，议论“酒菜真不错，鸡蛋汤也热乎”，关于埋葬小团媳妇的经过却只字未提。在这些貌似轻松淡薄的叙述背后，我们感到萧红内心深处的悲悯与不平，感受到由女性无声的死亡所散发出的欲哭无泪的沉重与悲凉。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端点。对萧红笔下的妇女们来说，人生的起点是生育的灾难，人生的终点是死亡的悲凉，中间是日复一日的艰难的求生。萧红没有去虚构曲折奇巧的故事，也没有制造尖锐激烈的冲突，她只是写普通农妇的日常生活片段，人人都必得经历的生老病死等等，然而她凭借用忠实地描写这种生活来震撼人的心灵，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妇女的非人生涯和悲剧命运。社会层面 求生的艰难——《生死场》、《呼兰河传》中描绘了在贫苦生活、阶级压迫以及男性权威围攻下艰难求生的画面，是作者有意识有目的地表现女性群体命运。 人格的践踏——《生死场》中，有不少细节生动描绘了传统男权尤其是夫权对女人的压迫。在男人的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生死场》中甜美温柔的农家女金枝怀着美好的爱情憧憬爱上了成业，但是成业只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使她未婚先孕，不得不匆匆嫁了过来。她带着身孕从早忙到晚却常常被丈夫打骂。成业在外边生意亏本，回来就拿妻子当出气筒，甚至不惜摔死才一个月大的婴儿。成业死后，成了寡妇的金枝为了生活来到都市，又遭到男人的强暴，受尽男性欺凌侮辱的金枝悲愤的表白：“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历尽艰苦的金枝为了寻求一块身心栖息的“净土”，决定出家当尼姑，可是尼姑庵在日本军进来之后早已空了，孤独的金枝依然无路可走。萧红在金枝身上表现的则是男人如何诱惑女人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何把她们当成满足本能需要的工具和伏侍生活的奴隶并冷漠残忍的对待她们。 自然生理、穷困生活、社会压迫、男权权威等固然是造成女子肉体生命被大量虐杀的原因，然而更多的广大妇女却是在心灵上被封建传统道德所毒害所虐杀了。萧红还从无数女性和自身的悲剧中痛切地发现更为深刻的封建文化意识对女性的戕害。文化层面 千百年来，女性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应温顺、服从、奴颜婢膝……这种种封建道德文化已经深入到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主宰力量，迫使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12岁的“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发育良好，活泼健壮，因为个子高大，不知害羞，头一天到婆婆家一顿吃了三碗饭而被“热心”的邻居们说长道短，认为她没有规矩，不象个媳妇，婆婆用严厉的打骂来管教她，这些“热心”的邻居们还踊跃疯狂地参与到摧残小团圆媳妇的行列中去。这些顽固的愚众大都是女性，如赵三奶奶，杨老太太……身为女性她们当初也遭受到类似的痛苦，几十年陈规陋习都这样实施下来，她们把曾经的痛苦抛到九宵云外，已经自觉地把陈规陋习的条款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要求，为虎作伥，和它一道来镇压起姐妹们来。这些麻木愚昧的女人们，她们本性是善良的，是照祖传的老例办事，是为了规矩出一个好人。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不得不打得狠一点，打出毛病，平时舍不得吃喝的她舍得花大把钱给媳妇跳大神、请巫医，人们似乎没有理由指责婆婆的残害与谋杀。在封建思想文化的毒害下，她们都变得如此残忍冷酷，她们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统的人活在世上。她们的心已经死了，没有爱憎、没有活力、没有感情、没有人性。 在倡导男女平等长达一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在表面上似乎已经认同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女性虽取得了与男人一样的政治地位、工作权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女性生活的两难处境依然普遍，矛盾更加尖锐——大量存在于文字之中体现男尊女卑的字眼依然在传递着封建文化意识的毒瘤，影响着下一代；大量语言中指向女性的花样繁多的骂人词汇，代代口耳相传，愈发骂得过瘾了；更为可怕的是，女性在长期沦为男权中心社会的奴隶，出现了严重的如小团圆媳妇婆婆类的“异化现象”，她们已内化了男性观念。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意识形态，她们甚至还要面对因女性地位提高带来的对男性特权的冲击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围剿。但我们不能把女性的奋斗归于无望…… 无数的当代女性已身体力行地支撑着女性天空，无数的当代女作家正在充实着女性天空，我们要奋力“浮出”沉沦于地表千年的“水面”，说出我们的生存真相，大胆创造自己的女性文化，涂抹女性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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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
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是女性通过后天的学习萌发出的自我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关键词： 生命 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
论文摘 要： 本文对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概述，指出现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史实际上是现代女性自我生命主体意识觉解的历程。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生命本真的认知和自我觉醒是真正意义上女性意识呈现的精神内核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个性别群体，其意识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基于对自我生命的认识，从而进一步通过文本叙事来艺术地还原现实世界。人的主体性的自觉是从“人”的自我认识开始的。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则是现代人本观念在生命—生存视阈内最为深切的表现。这使女性文学在它发生之初就具有一种自我认识的内在性，具体指向了女性生命存在的精神深度。
人类社会自从男性掌控主权，就开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并不断强化着对女性的绝对控制。在一系列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持续不断地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就是女性自我的不断虚弱。强权又使女性意识分裂，把真实自我异化为“非我”，亦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活在他们的注目之中”的自我，其最终结果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女性作为一个“他者”看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父权制意识通过社会各种体制合理化和强化了女人对男人的屈从，结果是使大多数女人从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现实。
从女性有意识以来，男性化社会精神就源源不断地被灌输到她们的精神体系中，以此促成女性的社会化——接受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以致有如男性一般来观看自己。相对于父权制的男性意识表征强有力的主体姿态而言，女性的主体性地位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自接受男性意识形态开始，就潜意识下将自我与女性自身分离，女性自愿成为被凝视的客体——“他者”。因此女性“自我”的存在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女性无法自觉进入到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中，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为与男性同样生命存在的女性，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自我反思能反映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标志着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女性意识的发展程度也是衡量女性主体历史性进程的尺度。因此，对生命存有的主体性意识从现代女性创作初始就成为女作家体验自我真实的生命内驱力，催发现代女性不断以超越意识向精神生命存在领域迈进。
二、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自觉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质上是现代女作家不断追问女性生命价值的精神历程。女作家直面生存现实并对个人生命偶在性和本己性的生、死、爱、欲等人生问题的进行自我辩解，在女性文本中直接表现出庐隐式的“情智冲突”的生命张力。这些女作家关切的人生问题，实际上是超时代的，也是超个体的，这是思想对历史时间中生命形式的沉思，是关于生命本体存在的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它直接触动了现代女性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的生命自觉。这种生命自觉带来女性关注生命和生存问题的新视野。女性在男权意识的压抑下，认识到在抽象的“人”的遮蔽下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认识上，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获得经济权益的层次上，而开始向追求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的层面拓展。
人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生存状况的认识，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自我生命存在的问题。女性文学对人认知的基本态度无疑是对生命存在本真的展现。女性文学对女性生命存在的追问与诠释，表明了文学对现实人生反思的、批判性的而又切己的伦理关怀。女性生命经验中对生命体验的真实与深刻使女作家表现出更强烈的对生命本身的价值关怀。这使女作家有关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接近于生命的实存状态。女性文学的女性形象逐渐走出男权文化幻想，诸如善恶对垒的“良母”与“祸水”造型模式，而是生命本身与女性自我的丰富表现。现代女性写作在解构男权文化的同时自身也打破了母性神话的幻想，女性文学生命叙事基于对人性欠缺与生命有限性的呈现，让我们看见了女性存在的真实。女作家在母爱的背后也看见了母性厌恶，在艺术思考与创作中，以冷峻的目光来审视母亲这一角色的种种弱点。铁凝的《玫瑰门》中的司猗纹以“露阴”的方式对外在环境进行报复，揭示出女性种种扭曲变态的心理。方方的《落日》在对不孝的丁家兄弟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对丁老太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王加英的母亲也写得很有深度，她瘫痪在床，对女儿的百般照料总是横加挑剔。别人都在关心女儿的婚事，而她却为了自己能获得照顾而希望女儿独身。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显示出女性作家对母亲角色的冷峻审视，在自我认识的层面上又深入了一步。
女性文学叙事中强烈的生命自省使女作家的自我主体意识渐趋自觉，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全面觉醒，从女性本体的存有中肯定女性的自然属性到反抗男性文化开拓女性自由发展之路，从对男性文化的颠覆和解构到对女性自身自我反思和批判中，主动承担起揭示女性现有生存状态的责任。
三、从“人”到“女人”的性别意识的自觉张扬
中国女性文学从关注“人”进而关注“女人”体现了女性认识生命存在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作家在世纪初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方式确证着人的生命情感的重要与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活了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也激发了女性批判旧社会的勇气和决心。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超人》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笞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脍炙人口，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疾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的作品，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的心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袁昌英、丁玲、冯铿、萧红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在文学上创造了既有社会意识又有女性意识的多种文本形式和艺术风格，确立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不同形态。
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关于“人”的觉解，另一方面便是以女性独有的生命存在为主体，在女性自我主体意识之下确证女性生命的价值。关于女性深切的本己生命体验，其历史的存在性和时间性构筑了女性作家在面对文学历史叙事中与正史对话的方式。历史的真实性只能通过生命本身的客观存在才不会出现断点或真空状态，在这样的历史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故而女性文学往往通过一个女人的生命事件，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在历史的叙事中归还个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样的历史才能真实展现历史理性刻意摈弃的盲点，这样的以情感方式诉诸理性，表达自我与主体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在以性别意识主导下的生命叙事中，女性逐渐从“他者”、“第二性”的位置开始回归到与男性共存的历史主体的角色中来。
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的充分展现则是八十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女性文学的生命叙事注重女性日常实存的各种生命感觉。经历了政治绝对化的时代后，八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笔触深入到生命切身体验的情爱层面。张沽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是她对女性问题思想的形象表述。此外，陆星儿的《美的结构》、王安忆的《雨，沙沙沙》等作品都体现了视爱情为精神方舟，期望达到永恒的乌托邦理想，这是女作家对女性在物化的社会中精神出路的自我探索——一个爱情的乌托邦。张洁着力于刻画在情感与事业中独立的新女性，王安忆则从性爱的角度探索女性精神世界，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锈谷之恋》）可以看作是女子写给女子看的、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的小说。
四、性别意识的过度张扬导致女性意识的意义失落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化主观化视角，注重女性个体独有的生命体验与身体感受。“女性写作”、“私语化写作”命名凸起，其中陈染、林白、徐小斌、海南是其中最接近西方女权主义写作的代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依附于男性话语，个人化的女性话语充满了各种女性文本，女作家集中书写女性个人经验成了普遍性特征”。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体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表现女性的性别意识，表现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和个体记忆，这正是陈染和林白小说的特点。
这种女性个人化写作不仅在情爱层面充分展现了“私人性”，而且作为生命原始欲望的“性”在现实层面被深切地关注并如实地展露着。性欲成为作品绝对的主题，这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萌动。陈染《私人生活》通篇展现个人原欲望的涌动对抗。此时的女性写作以女性话语诉说着自我的生命体验，使私密的女性世界在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从而赢得了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书写出沉默数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女性独特的个人化视角关注、描绘女性私人化的生命感受，一方面以女性特殊的身体感受——性欲与性行为的描写迎合消费时代各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启示着其后女性作家对“性”的肆无忌惮的张扬。陈染、林白笔下依然呈现出女性灵与肉的冲突，同时并未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生命自我的重新审视。但这一主题到了“美女作家”卫慧、棉棉那里，欲望则成为了女性全部生活与生存之代名词。《上海宝贝》中倪可的全部生活可以说就是感官的满足与欲望的填充。除了性欲之外，物欲也是女主人公孜孜不倦的追求。二十一世纪初更为前卫的女作家九丹、木子美、春树等在卫慧、棉棉的基础上将个人经验的写作“发扬光大”，由“美女作家”发展而为“躯体作家”。作品表现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赤裸裸的竭斯底里的性爱展览。她们的创作与之前女性作家努力张扬女性意识的初衷背道而驰。女性主义力图改变女性“第二性”的定位，然而，女性第二性的地位一方面来自男权社会的外在压抑，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女性对男性压抑的认同。躯体作家们过度张扬女性性别意识，“身体写作”以纯粹的感官刺激满足着男性的窥私欲，将女性沦为了被“看”的性对象，供公众消费与把玩。当“私人化写作”被“身体写作”代替之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视阈也同时受到拘囿。大肆渲染“身体”是女性表达的唯一工具和资源，将身体简化成物欲的代名词，这样的女性写作也必然堕入色情文学的行列。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中说：“谈论性欲和关注性欲并非代表着进步。女性主义者对形象和观念的分析进行已久，她们不可能认为只因将女性性欲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而讨论性欲就是进步的，色情文学批评常常突出女子性体验问题，而它恰是最为女性主义者反对的。”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女性写作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之后，在消费的时代，摒弃了宏大叙事，躲进私密空间自我欣赏之余窄化了女人的天地，这样亦无法改变女性从属的“第二性”的角色。在拒绝男性的审美视角而专注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包括女性的身体感受、性爱欲望等感性内容，又不经意地“迎合”了男性的“目光”。如果女性作家不看重自己作品的社会性、历史性及时代性，而一味热衷于以纯粹的女性私秘欲望而进行“身体写作”和暴露自己的“私秘世界”，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女性意识的缺失或异化，女性文学整体意义随之沉落。文学叙事中生命如果只是无意识的感官载体，人就无法成为自我的主体，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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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女性意识的逐渐兴起，也影响了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向。本文在分析女性意识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以及该种意识对文学作品创造的影响。
关键词： 当代文学；女性意识；影响
一、女性意识的概念
理论界对女性意识的'概念表述各不相同，但是对其基本内涵的认识比较统一，通说观点认为女性意识应当包涵两个方面：
（1）女性意识强调女性经验内涵；
（2）女性意识追求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女性内心情感、思维方式与男性不同，因此就同样的事件她们具有与男性不同的视角。从女性视角出发，女性认为自己在社会中遭遇不平等对待，因此需要反抗。女性经验强调女性独特的生理、文化感受。生理感受主要是女性经历的生理周期以及生育的过程，正是因为女性经历了这些过程，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角色的特殊。而正因为女性生理方面的特殊性，也导致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许多挫折，比如怀孕的妇女被单位拒绝。正是因为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无法达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导致女性想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主张，包括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
二、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表现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逐渐上升，很多女性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观。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品也都将女性爱情作为主线。当女性意识不断被唤醒之后，她们开始追求自由、民主的婚姻，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是很多女性在追求自己婚姻的途中，也出现自我迷失。将爱情想的过于理想，这也体现了改革初期女性意识发展并不成熟。在不同时期，女性意识的发展都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爱情观也有区别，但都体现出女性的独立性，开支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在《哦，香雪》作品中，作者铁凝在作品中描述了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这也是作者对爱情的向往。到了后期的铁凝作品中，纯朴的爱情故事已经不复存在，而多是以悲剧命运结尾，阐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真实生活。
（二）唤醒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一直在女性意识中占据核心地位，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最初体现在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点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附属地位，而在文学作品中也通过对女性性别意识的张扬，来突破传统的女性地位。从性的角度分析，许多作品也通过描绘女性内心对性的渴望，来展现女性意识。比如在《岗上的世纪》作品当中，作者王忆安将男女之间的爱情与性相练习，认为两者不可分离。如果单纯的描写男女的爱情，而不提及性，则无法充分体现女性内心的真实感受。
（三）逐渐脱离男权主义
在当现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逃离”是比较不变的现象。“逃离”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逃离现有的环境，奔向其它环境，这是女性在具备女性意识之后寻找的自救道路；
（2）确认女性地位，提高女性的自信心，这体现女性的自我发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女性角色逃离并不意味着回避，而是对男权主义的抗拒。女性通过逃离男权主义的束缚，而增强自我的独立意识。很多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女性逃婚现象，都体现了女性内心渴望自由，但结局通常是因为内心的过度封闭，带来了内心孤独感，这也是现实当中女性的真实写照。
三、女性意识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实现双性和谐
双性和谐意味着男女无论是在政治地位，还是在家庭生活方面都保持平等的关系，这也是比较理想化的男女关系。这种思想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造。作家铁凝曾经提到过：当在写女性题材的作品时，自己渴望通过“第三性”的视角来描绘男女之间的生活，使女性角色更加具有真实感。只有摆脱性别视角的束缚，才能真正发掘出女性的本质以及内在欲望。在铁凝的小说《对面》当中，摆脱了女性视角的束缚，从男性的角度对女性角色做出描写。作家王忆安同样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可以超越男女之间性别的差异，寻找男女之间的平等性。社会是由男女共同组成，王忆安想探索的正式男女之间如何相处，双方如何保持平衡。在他的文学作品《兄弟们》当中，他指出女性不应当将矛头直接指向社会当中的男性，男女双方应当是处于统一战线，应当相互帮助。男女之间存在着性别、生理、心理方面的差异，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男女双方才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互补。
（二）超性别意识的产生
随着超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种思想也逐渐体现在了文学作品当中。作家陈染最早在作品当中提出了，真正的爱情已经超越了性别，既可以出现在男女之间，也可以存在于相同性别群体中。陈染的这一观点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他在作品中表达这样的观点：首先男女双方因为性别的差异，应当是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对立；其次如果人们无法超越性别去看待任何时间，这种思想是低劣的、片面的。女性作品的写作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女性经验的描述，以及男女之间对抗的描绘，这只会使得女性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作家陈染所提出的写作状态是:在尊周男女差异的前提下，彰显女性性别色彩的同时，可以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共同情感，这种思想在90年代后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四、结束语
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女性的意识逐渐被唤醒，不再屈服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禁锢，而是向传统发出挑战。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使得女性现代文学作品内容发生的改变。更多的作品开始以女性意识为主线，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女性在社会当中的重要地位，促进我国现代文学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洪珍，田兆山.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管窥[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7):20一22.
[2]李芳.论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和非女性意识[J].文艺生活，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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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叙事方式，她通过对反讽修辞的自觉运用，对故乡的风土人情作温而又不乏深刻的剖析，进而达到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目的。
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
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是女性通过后天的学习萌发出的自我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关键词： 生命 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
论文摘 要： 本文对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概述，指出现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史实际上是现代女性自我生命主体意识觉解的历程。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生命本真的认知和自我觉醒是真正意义上女性意识呈现的精神内核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个性别群体，其意识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基于对自我生命的认识，从而进一步通过文本叙事来艺术地还原现实世界。人的主体性的自觉是从“人”的自我认识开始的。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则是现代人本观念在生命—生存视阈内最为深切的表现。这使女性文学在它发生之初就具有一种自我认识的内在性，具体指向了女性生命存在的精神深度。
人类社会自从男性掌控主权，就开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并不断强化着对女性的绝对控制。在一系列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持续不断地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就是女性自我的不断虚弱。强权又使女性意识分裂，把真实自我异化为“非我”，亦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活在他们的注目之中”的自我，其最终结果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女性作为一个“他者”看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父权制意识通过社会各种体制合理化和强化了女人对男人的屈从，结果是使大多数女人从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现实。
从女性有意识以来，男性化社会精神就源源不断地被灌输到她们的精神体系中，以此促成女性的社会化——接受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以致有如男性一般来观看自己。相对于父权制的男性意识表征强有力的主体姿态而言，女性的主体性地位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自接受男性意识形态开始，就潜意识下将自我与女性自身分离，女性自愿成为被凝视的客体——“他者”。因此女性“自我”的存在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女性无法自觉进入到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中，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为与男性同样生命存在的女性，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自我反思能反映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标志着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女性意识的发展程度也是衡量女性主体历史性进程的尺度。因此，对生命存有的主体性意识从现代女性创作初始就成为女作家体验自我真实的生命内驱力，催发现代女性不断以超越意识向精神生命存在领域迈进。
二、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自觉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质上是现代女作家不断追问女性生命价值的精神历程。女作家直面生存现实并对个人生命偶在性和本己性的生、死、爱、欲等人生问题的进行自我辩解，在女性文本中直接表现出庐隐式的“情智冲突”的生命张力。这些女作家关切的人生问题，实际上是超时代的，也是超个体的，这是思想对历史时间中生命形式的沉思，是关于生命本体存在的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它直接触动了现代女性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的生命自觉。这种生命自觉带来女性关注生命和生存问题的新视野。女性在男权意识的压抑下，认识到在抽象的“人”的遮蔽下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认识上，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获得经济权益的层次上，而开始向追求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的层面拓展。
人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生存状况的认识，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自我生命存在的问题。女性文学对人认知的基本态度无疑是对生命存在本真的展现。女性文学对女性生命存在的追问与诠释，表明了文学对现实人生反思的、批判性的而又切己的伦理关怀。女性生命经验中对生命体验的真实与深刻使女作家表现出更强烈的对生命本身的价值关怀。这使女作家有关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接近于生命的实存状态。女性文学的女性形象逐渐走出男权文化幻想，诸如善恶对垒的“良母”与“祸水”造型模式，而是生命本身与女性自我的丰富表现。现代女性写作在解构男权文化的同时自身也打破了母性神话的幻想，女性文学生命叙事基于对人性欠缺与生命有限性的呈现，让我们看见了女性存在的真实。女作家在母爱的背后也看见了母性厌恶，在艺术思考与创作中，以冷峻的目光来审视母亲这一角色的种种弱点。铁凝的《玫瑰门》中的司猗纹以“露阴”的方式对外在环境进行报复，揭示出女性种种扭曲变态的心理。方方的《落日》在对不孝的丁家兄弟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对丁老太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王加英的母亲也写得很有深度，她瘫痪在床，对女儿的百般照料总是横加挑剔。别人都在关心女儿的婚事，而她却为了自己能获得照顾而希望女儿独身。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显示出女性作家对母亲角色的冷峻审视，在自我认识的层面上又深入了一步。
女性文学叙事中强烈的生命自省使女作家的自我主体意识渐趋自觉，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全面觉醒，从女性本体的存有中肯定女性的自然属性到反抗男性文化开拓女性自由发展之路，从对男性文化的颠覆和解构到对女性自身自我反思和批判中，主动承担起揭示女性现有生存状态的责任。
三、从“人”到“女人”的性别意识的自觉张扬
中国女性文学从关注“人”进而关注“女人”体现了女性认识生命存在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作家在世纪初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方式确证着人的生命情感的重要与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活了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也激发了女性批判旧社会的勇气和决心。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超人》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笞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脍炙人口，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疾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的作品，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的心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袁昌英、丁玲、冯铿、萧红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在文学上创造了既有社会意识又有女性意识的多种文本形式和艺术风格，确立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不同形态。
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关于“人”的觉解，另一方面便是以女性独有的生命存在为主体，在女性自我主体意识之下确证女性生命的价值。关于女性深切的本己生命体验，其历史的存在性和时间性构筑了女性作家在面对文学历史叙事中与正史对话的方式。历史的真实性只能通过生命本身的客观存在才不会出现断点或真空状态，在这样的历史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故而女性文学往往通过一个女人的生命事件，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在历史的叙事中归还个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样的历史才能真实展现历史理性刻意摈弃的盲点，这样的以情感方式诉诸理性，表达自我与主体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在以性别意识主导下的生命叙事中，女性逐渐从“他者”、“第二性”的位置开始回归到与男性共存的历史主体的角色中来。
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的充分展现则是八十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女性文学的生命叙事注重女性日常实存的各种生命感觉。经历了政治绝对化的时代后，八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笔触深入到生命切身体验的情爱层面。张沽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是她对女性问题思想的形象表述。此外，陆星儿的《美的结构》、王安忆的《雨，沙沙沙》等作品都体现了视爱情为精神方舟，期望达到永恒的乌托邦理想，这是女作家对女性在物化的社会中精神出路的自我探索——一个爱情的乌托邦。张洁着力于刻画在情感与事业中独立的新女性，王安忆则从性爱的角度探索女性精神世界，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锈谷之恋》）可以看作是女子写给女子看的、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的小说。
四、性别意识的过度张扬导致女性意识的意义失落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化主观化视角，注重女性个体独有的生命体验与身体感受。“女性写作”、“私语化写作”命名凸起，其中陈染、林白、徐小斌、海南是其中最接近西方女权主义写作的代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依附于男性话语，个人化的女性话语充满了各种女性文本，女作家集中书写女性个人经验成了普遍性特征”。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体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表现女性的性别意识，表现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和个体记忆，这正是陈染和林白小说的特点。
这种女性个人化写作不仅在情爱层面充分展现了“私人性”，而且作为生命原始欲望的“性”在现实层面被深切地关注并如实地展露着。性欲成为作品绝对的主题，这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萌动。陈染《私人生活》通篇展现个人原欲望的涌动对抗。此时的女性写作以女性话语诉说着自我的生命体验，使私密的女性世界在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从而赢得了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书写出沉默数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女性独特的个人化视角关注、描绘女性私人化的生命感受，一方面以女性特殊的身体感受——性欲与性行为的描写迎合消费时代各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启示着其后女性作家对“性”的肆无忌惮的张扬。陈染、林白笔下依然呈现出女性灵与肉的冲突，同时并未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生命自我的重新审视。但这一主题到了“美女作家”卫慧、棉棉那里，欲望则成为了女性全部生活与生存之代名词。《上海宝贝》中倪可的全部生活可以说就是感官的满足与欲望的填充。除了性欲之外，物欲也是女主人公孜孜不倦的追求。二十一世纪初更为前卫的女作家九丹、木子美、春树等在卫慧、棉棉的基础上将个人经验的写作“发扬光大”，由“美女作家”发展而为“躯体作家”。作品表现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赤裸裸的竭斯底里的性爱展览。她们的创作与之前女性作家努力张扬女性意识的初衷背道而驰。女性主义力图改变女性“第二性”的定位，然而，女性第二性的地位一方面来自男权社会的外在压抑，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女性对男性压抑的认同。躯体作家们过度张扬女性性别意识，“身体写作”以纯粹的感官刺激满足着男性的窥私欲，将女性沦为了被“看”的性对象，供公众消费与把玩。当“私人化写作”被“身体写作”代替之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视阈也同时受到拘囿。大肆渲染“身体”是女性表达的唯一工具和资源，将身体简化成物欲的代名词，这样的女性写作也必然堕入色情文学的行列。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中说：“谈论性欲和关注性欲并非代表着进步。女性主义者对形象和观念的分析进行已久，她们不可能认为只因将女性性欲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而讨论性欲就是进步的，色情文学批评常常突出女子性体验问题，而它恰是最为女性主义者反对的。”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女性写作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之后，在消费的时代，摒弃了宏大叙事，躲进私密空间自我欣赏之余窄化了女人的天地，这样亦无法改变女性从属的“第二性”的角色。在拒绝男性的审美视角而专注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包括女性的身体感受、性爱欲望等感性内容，又不经意地“迎合”了男性的“目光”。如果女性作家不看重自己作品的社会性、历史性及时代性，而一味热衷于以纯粹的女性私秘欲望而进行“身体写作”和暴露自己的“私秘世界”，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女性意识的缺失或异化，女性文学整体意义随之沉落。文学叙事中生命如果只是无意识的感官载体，人就无法成为自我的主体，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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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虹.女性意识的奴化、异化与超越［J］.社会科学研究，2004，4.
摘要： 女性意识的逐渐兴起，也影响了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向。本文在分析女性意识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以及该种意识对文学作品创造的影响。
关键词： 当代文学；女性意识；影响
一、女性意识的概念
理论界对女性意识的'概念表述各不相同，但是对其基本内涵的认识比较统一，通说观点认为女性意识应当包涵两个方面：
（1）女性意识强调女性经验内涵；
（2）女性意识追求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女性内心情感、思维方式与男性不同，因此就同样的事件她们具有与男性不同的视角。从女性视角出发，女性认为自己在社会中遭遇不平等对待，因此需要反抗。女性经验强调女性独特的生理、文化感受。生理感受主要是女性经历的生理周期以及生育的过程，正是因为女性经历了这些过程，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角色的特殊。而正因为女性生理方面的特殊性，也导致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许多挫折，比如怀孕的妇女被单位拒绝。正是因为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无法达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导致女性想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主张，包括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
二、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表现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逐渐上升，很多女性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观。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品也都将女性爱情作为主线。当女性意识不断被唤醒之后，她们开始追求自由、民主的婚姻，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是很多女性在追求自己婚姻的途中，也出现自我迷失。将爱情想的过于理想，这也体现了改革初期女性意识发展并不成熟。在不同时期，女性意识的发展都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爱情观也有区别，但都体现出女性的独立性，开支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在《哦，香雪》作品中，作者铁凝在作品中描述了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这也是作者对爱情的向往。到了后期的铁凝作品中，纯朴的爱情故事已经不复存在，而多是以悲剧命运结尾，阐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真实生活。
（二）唤醒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一直在女性意识中占据核心地位，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最初体现在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点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附属地位，而在文学作品中也通过对女性性别意识的张扬，来突破传统的女性地位。从性的角度分析，许多作品也通过描绘女性内心对性的渴望，来展现女性意识。比如在《岗上的世纪》作品当中，作者王忆安将男女之间的爱情与性相练习，认为两者不可分离。如果单纯的描写男女的爱情，而不提及性，则无法充分体现女性内心的真实感受。
（三）逐渐脱离男权主义
在当现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逃离”是比较不变的现象。“逃离”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逃离现有的环境，奔向其它环境，这是女性在具备女性意识之后寻找的自救道路；
（2）确认女性地位，提高女性的自信心，这体现女性的自我发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女性角色逃离并不意味着回避，而是对男权主义的抗拒。女性通过逃离男权主义的束缚，而增强自我的独立意识。很多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女性逃婚现象，都体现了女性内心渴望自由，但结局通常是因为内心的过度封闭，带来了内心孤独感，这也是现实当中女性的真实写照。
三、女性意识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实现双性和谐
双性和谐意味着男女无论是在政治地位，还是在家庭生活方面都保持平等的关系，这也是比较理想化的男女关系。这种思想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造。作家铁凝曾经提到过：当在写女性题材的作品时，自己渴望通过“第三性”的视角来描绘男女之间的生活，使女性角色更加具有真实感。只有摆脱性别视角的束缚，才能真正发掘出女性的本质以及内在欲望。在铁凝的小说《对面》当中，摆脱了女性视角的束缚，从男性的角度对女性角色做出描写。作家王忆安同样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可以超越男女之间性别的差异，寻找男女之间的平等性。社会是由男女共同组成，王忆安想探索的正式男女之间如何相处，双方如何保持平衡。在他的文学作品《兄弟们》当中，他指出女性不应当将矛头直接指向社会当中的男性，男女双方应当是处于统一战线，应当相互帮助。男女之间存在着性别、生理、心理方面的差异，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男女双方才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互补。
（二）超性别意识的产生
随着超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种思想也逐渐体现在了文学作品当中。作家陈染最早在作品当中提出了，真正的爱情已经超越了性别，既可以出现在男女之间，也可以存在于相同性别群体中。陈染的这一观点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他在作品中表达这样的观点：首先男女双方因为性别的差异，应当是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对立；其次如果人们无法超越性别去看待任何时间，这种思想是低劣的、片面的。女性作品的写作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女性经验的描述，以及男女之间对抗的描绘，这只会使得女性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作家陈染所提出的写作状态是:在尊周男女差异的前提下，彰显女性性别色彩的同时，可以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共同情感，这种思想在90年代后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四、结束语
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女性的意识逐渐被唤醒，不再屈服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禁锢，而是向传统发出挑战。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使得女性现代文学作品内容发生的改变。更多的作品开始以女性意识为主线，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女性在社会当中的重要地位，促进我国现代文学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洪珍，田兆山.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管窥[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7):20一22.
[2]李芳.论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和非女性意识[J].文艺生活，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