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上：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君主的绝对专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的命令可以达到帝国统治的任何一个地方.而西欧所谓封建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封君封臣的制度,但是封君只可以向自己的封臣发号施令,在法国的中世纪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也就是说西欧的封君的权力远没有中国皇帝的权力大,当然西欧不同国家也会有些区别,但是大体上都是这样. 城市以及经济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比较大,经济相对繁荣. 西欧封建社会城市衰落,经济发展缓慢.宗教上：欧洲以唯一宗教为主体,对其他宗教有强烈的排斥性,并且宗教和政治紧密的挂钩.而中国则对宗教相当包容,允许多种宗教并存,宗教和政治权利没有特别大的联系在9～12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是层层土地，受封人只向自己的封主宣誓效忠，形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现象；中国则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西欧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是封建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密切；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人身依附关系相对较轻。西欧封建社会城市衰落，经济发展缓慢，工商业不发达；中国封建社会有比较发达的城市，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君主的绝对专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的命令可以达到帝国统治的任何一个地方。而西欧所谓封建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封君封臣的制度，但是封君只可以向自己的封臣发号施令，在法国的中世纪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也就是说西欧的封君的权力远没有中国皇帝的权力大，当然西欧不同国家也会有些区别，但是大体上都是这样。摘要：“封建”于史学界本来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但就主流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上都存在着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与西方的feudalisms，有相似相同之处，所以二者存在着对比的前提。但他们之间更多的则是差异。西方学者多以西欧的封建制度为蓝本来与中国的封建制度进行对比，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主客之差，因此并不能十分客观的进行论证。本文从“封建”定义着手来讨论中国西周与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异同，并着重于其不同的部分。关键字：西周 西欧 封建 定义 政治机构 中央权力 宗法制 宗教 生产 土地引言就封建社会而言，中西方学者存在很大争议。西方学者对中国封建的熟悉，各有不同。一派是认为中国无封建的，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 ，不过，现在它已经不大风行了。另一派是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封建的，虽然他们对封建的熟悉多为政治、法律上的封建主义。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是存在封建社会的，但就封建社会的饿分期和定义也有很大差异。本文撇开争议不谈，只将中国古代西周时期，被中西学者所认同的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放在一个可以进行比较的平台之上，来分析其异同之处。一、对“封建”的界定对于这一点，笔者比较赞同冯天瑜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中的观点。汉语当中“封建”的本意应该指的是于中国古代实行的分邦建国之制，之后发展成为包括各种封爵建藩举措，还用来指涉与分封制相关的朝政、官制、人身关系、土地制度、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等19世纪中叶以后，中日两国译者以“封建”对译西语中表述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lisms。feudalisms这一概念，在西欧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其含意约指封君封臣、农奴制、庄园采邑制、领主垄断土地、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与人身依附并存的领主与附庸间的契约关系等等。这与我国古代的古代的封建制度有相同之处，固才用“封建”一词来翻译西欧的feudalisms。五四时期，陈独秀开始泛化封建，他的文章中初现“封建—前近代—落后”的用例。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国际文件以“半封建”指称现实中国。随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左翼理论工作者把以专制集权和地主、自耕农经济为特征的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这一泛封建观的说法有悖于“封建”的本意，也与西欧的feudalisms相差甚远，是不准确的。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分封而置郡县，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遂告结束。①西方学者之所以会对中国的封建制度产生歧义，甚至极少数人认为世界上除了西欧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在于他们以现代的西方社会，或至少是近代的西方社会来和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中国做对比，由此指出中国社会如何落后，东方专制主义就是其典型代表。或是把西方的feudalisms来和中国的封建相对比，以西方的封建为典型来看中国有无与之相同的情况。这些理论和方法都是片面的，不足以来客观的比较中西方的封建制度。因此，将中国西周时期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进行客观的比较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二、中国西周时期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的相同之处正如上文所说，中国西周时期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有些许相同之处，因此二者才有比较的前提。但本文旨在说明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固对于其相似之特点只是略提一下。在政治方面，这封建时代，无论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其发展的趋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建全。即使其中出现封主权利过大，分裂割据的势力时有出现的现象，但不能说封建国家是主权分割的国家。其国家的组织形式——西欧的采邑制与中国的分封制，基本相同。国王将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一些贵族、功臣，同时受封人对国王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收到册封的人变成为该地区的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西欧社会的封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和西周大宗和小宗之间的关系相类似。封主与受封者都有一定得权利与义务，如封主负责保护受封者对其内部的争议进行调解，受封者必须效忠于封主，为封主作战，缴纳贡赋等。在经济方面，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都占统治地位。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工商业有一定发展，但只有很小的比重。生产关系上，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社会主要生产者农奴（或农民）没有土地，封建主占有的大量土地是通过农奴来耕作。封建主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土地和封建特权，通过超经济强制手段来对农奴进行封建剥削（主要是封建地租）和压迫。三、中国西周时期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的不同之处第一，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周天子是全国最高统治者，王权高于一切，君主是国家一切资源及人们的主人，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时，周天子虽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贵族，但是其军事、行政等一些权利还是牢牢的掌握在周天子的手中。而西欧的封建制度中，国王的权利并没有西周社会那样的至高。西欧实行层层分封，采邑的封主可以在其领地内再进行分封，形成封主（领主）和附庸（陪臣）间的层层关系。虽然有统一封建主阶级内部秩序的作用，但它和中央集权国家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有明显的不同。任何一级封建主在他们的世袭领地内，都拥有军事、司法、行政、财政的全权。这种权利，不仅国王不能干涉，就是他的封主，也只能根据封主和附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行事。这种封建等级制度，表面看来层次分明，井然有序，实则是一盘散沙。国王的权利不大，实际上是封建贵族民主制，整个西欧是分裂的。只是到封建社会末期，王权才加强起来并形成君主专制制度，但这时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解体了。第二，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度与宗法制度相联系。天子、诸侯、卿大夫的职位都由嫡长子继承。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以宗子为中心，依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区别亲疏贵贱，从而规定出无可改变的等级制度。所以，西周初期，“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显诸侯。”而一般平民与贵族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后来则演变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门阀政治，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都有深远影响。在西欧社会的分封中，并不看重这种血缘关系，而是财力和军事才能；西欧的封建制度则与宗教有密切的关联。宗教在西欧世界当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后来甚至出现了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现象。最初在分封采邑的时候，也会对主教和宗教组织进行分封。国王也会利用宗教来约束封主。第三，在土地所有权方面，西欧最初所实行的采邑制，即查理.马特时期，其封主只能终身占有，并不能世袭。到了9世纪后期，采邑才变成后封者的世袭领地，即变成了封土。而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从一开始就是世袭的，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中国封建主对自己的地产有较大的处分权，可以继承、买卖、转让，但一般说来在地产上却没有合法的司法、行政权力，而西欧封建主的地产往往由封授得来，对其地产的处分权要受到上一级封主的一些限制，但在其地产商却有某种司法、行政权力，世代相传，形成对其地产上居民的行政管辖权。第四，在生产方面，中国古代偏重于经营精耕农业，西欧偏重于经济粗放农业。中国流行的是佃客分种制田庄，而西欧一度流行的是农奴劳役制庄园。西欧各国的封建国王将国土分封给各个封主之后，并不能从中获得收益。但国王也拥有自己的采邑，他的经济来源就靠他自己的庄园。所以当时有“国王靠自己生活”的说法。中国西周天子靠全国臣民养活，“聚敛贡城阙”，各诸侯国都要给他纳税、贡献、服役。
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语言差异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夏日炎炎"、“火辣夏日”，夏天总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而在莎翁的一首十四行诗中却有这样的诗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我能不能拿夏天同你相比?/你啊，比夏天来得可爱和照。) 诗人把情人比作夏天，可爱而温煦。"夏天" 带给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联想竟是如此的迥异。原因就在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位于亚洲大陆，属于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夏天最明显的特征便是骄阳似火，炎热难熬。而英国位于北温带，属海洋性气候，夏天明媚温和，令人惬意。当然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在汉语中的 "东风" 使人想到温暖和煦，西风则叫人有种寒风刺骨的味道。而在西方则相反。原因也是一样，两地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带来感觉就不同 。 二、 生产劳动 英语中与水产、航船有关的词语非常多，如 fish in the air (缘木求鱼 )、an odd fish(怪人)、miss the boat (错过机会) 等。汉语中这类词语就少得多。原因在于英国四周环水、水产捕捞业和航海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而多此类词语。而在中国只有沿海地区才有渔民结网捕鱼,所以该类词语相对较少。 要表达“用体力负运东西" 的动词在汉语中有许多，如 "扛、 荷、挑、担、抬、背、驮、负、提、挎" 等，每个词都有一定的负运的东西与之相应(如，挑土、担水、提箱子)，真是细密之极。在英语中却只有一个 carry来泛指这个动作。汉语之所以将这个动词细加区分，大概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体力劳动特别多的缘故。 汉语中我们会遇到"像老黄牛一样干活" 、"气壮如牛 " 等词 ，英语中要表达同样的意思，会说 work like a horse, as strong as a horse, flog a willing horse 。为什么汉语用 "牛 " 而英语用horse 呢? 答案是中国人向来用牛来耕田种地，早期的英国人却用马来耕作。牛和马在生产过程中分别分成了两国人的好帮手，博得了人们的好感，词语中也就有了如上用法。 三、风俗习惯 1、称谓及称呼: 学习英语时，我们发现英语中的称谓名称比汉语中的要少得多。例如，英语中cousin一词，对应于汉语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我们看到，汉语把表亲关系区分得非常严格，既要说出性别，又要分出大小，根本不像英语笼统一个词了事。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归因于中国二、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这种封建社会高度重视血缘关系，特别强调等级间的差异，提倡长幼、尊卑有序。亲属关系亲疏，长幼和性别等万面不同，权力和义务也随着出现区别， 故称谓区分得严格而细密。英语中的称谓为数不多 ， 除 dad, mum, grandpa, aunt, uncle等几个称谓经常使用外，其它的几乎都不用。在英美国家，人们的相互称呼在中国人看来有违情理，且不礼貌，没教养。比如: 小孩子不把爷爷奶奶称作grandpa和grandma,而是直呼其名，这种做法却是得体，亲切、合乎常埋的，年轻人称老年人，只在其姓氏前加 Mr, Mrs 或Miss。他们这些做法体现了西方人追求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他们眼中，称谓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 2、敬语谦词: 像称谓一样，英语中的敬语谦词也远远少于汉语。在英语中，不管对方年龄多大，地位多高，you 就是 you，I 就是 I，用不着像汉语那样用许多诸如 "您、局长、工程师 " 等敬语。汉语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还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它要求人们跟长辈或上级、甚至同辈说话时，要用敬语，否则就认为用词不当而失礼，甚至显得高傲；谈及自己时则要用谦词，如不使用，也会被认为没有礼貌。另一原因，便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愿突出自己，总认为"谦虚" 是一种美德。而在英语中这类词较少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西方人喜爱追求平等，二是他们长期以来尊重个人价值，乐于表现自己，强调培养个人自信心。受以上观念的支配，中西方人接受赞扬、祝贺时的反应也明显有很大区别。中国人听此类话语后会说一类谦虚的话语，而西方人则会毫不犹豫地说: “ Thank you”我曾从报上看到过这样一则笑话，在一次舞会上，一位美国人赞扬一位中国女士说：“You look very beautiful today (你今天很漂亮) 。” 这位中国女士赶忙谦虚地说:Where(哪里 ), where(哪里 )." 而这位美国人感到非常奇怪，然后只好说了句: everywhere(到处)。" 根据西方人的习惯，当他们赞扬别人时，总希望别人以道谢或爽快接受的方式作答，否则他们会误解为对方对自己的判断力表示怀疑。而东方则比较谦虚、谨慎，即使心里非常高兴，也不会坦然认同或接受对方的赞扬。 又如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献或论文的标题。汉语文章的标题除说明文章的内容外，往往有表示谦虚的字眼。如"浅谈…… " 、"试论……" 、 "、“……初探" 等，而英语文章的标题常常是直截了当，不加任何修饰，如 Science and Linguistics (《科学与语言》) 。 3、个人隐私: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向陌生人或不大熟悉的人提出 How old are you? How much do you make? Are you married? 等谈及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家庭情况等问题的话题属个人隐私范畴，忌讳别人问及。西方人寒暄最频繁的话题是天气的状况或预测。如“It’s fine, isn’t it?“、 “It’s raining hard, isn’t it?”、 “Your dress is do nice!”等等。他们在初次见面或不太熟悉的人面前，从不问及有关别人隐私方面问题，以示对对方的尊敬。汉语里的寒暄有时还表示对对方的关心。 如 "你今天气色不好，生病了吗? " "好久不见，你又长胖了 。" "你又瘦了，要注意身体啊。" 如西方人听到你说:“You are fat”或 “You are so thin”等话语。即使彼此间较熟悉，也会感到尴尬，难以回答，因这是不礼貌的。而中国人见面三分熟，在半小时内，对方的家庭情况、个人状况便了解得清清楚楚。这又是双方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在起作用。西方人特别注重个人隐私。他们认为个人的事不必让别人知道，更不愿让别人干预。而中国人千百年来住在一个村庄里，离得近，接触得多，个人生活或私事很难不被人知道或干预。再加上中国人团结友爱，互相关心，相互帮助，认为个人的事即家庭乃至集体的事。故而他们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苫辣，别人也愿坦诚相告。当然，现在在一些发达或沿海城市，人们也开始接受西方人的观点，说话不随便涉及对方隐私。 四 宗教信仰 汉英语言中涉及宗教的词语数目庞大，蔚为壮观。比如，"天公" 、"阴阳 " 、"菩萨" 等。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反映，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词汇是两个民族宗教观念迥异的真实写照。隋唐之前，儒道两教在中国居统治地位，汉语中涉及宗教的词语多与此相关，如 "太极" 、"道" 等，其精神，如尊天命，行孝道、听天由命等也可见于 日常语言当中。隋唐时期，大量佛教传入，大量佛教词语随之而来，其轮回报应的思想被儒道思想所接受并被消化。这样儒、 佛、道三教在中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在英国，则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该教于597 年传入英国。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量与此相关的词语陆续汇入英语行列 。这里既有古英语时期由拉丁语渗入英语的词 、如angel (天使)、monk (僧侣 ) 等，又有中古时期从法语借用的词 ，如 religion (宗教) 、dean(教长)等，还有现代英语时期从其他外来语中借来的大量的词， 结果英语中涉及宗教的词语远比其他语种来得多。 五、 历史典故 用典是每个民族日常交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在不自觉间运用出于各自民族文化遗产的典故，比如中国人会说，"真是马后炮"、 "原来是个空城计啊 ! " 西方人则会讲 That all Greek to me.(我对此一窍不通。) 、He’s a Shylock (他是个守财奴)。一谈用典，对对方文化了解不多的外国人大多感到相当费解，显然这是因为各民族以化遗产不同的缘故。中国人的典故多源于《红楼梦》等古代四大名著、民间传说神话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娱乐项目，如象棋、戏剧等。前两个例子一个来自中国象棋，一个来自《三国演义》。而西方人的典故则多出于莎士比亚戏剧和以后英美文学中的许多其他人物或名称、希腊、罗马神话、《圣经》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如美国的棒球、橄揽球等。后两个英文例子便来自莎士比亚戏剧。 六、思维方式 英语注重运用各种具体的连接手段以达到语法形式的完整。这些句子组织严密，层次井然有序，其句法功能一望便知。比如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冬天来了，春还会远吗？)一见到if,两句间的逻辑关系便一目了然。而汉语则很少使用连接手段，句子看上去松散混乱，概念、判断、推理不严密，句子间的逻辑关系从外表不易看出。比如，"打得就打，打不赢就走，还怕没办法?"几个句子间无连接成分，好像大量动词杂沓堆上，句间关系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但句子的意思却把他们联系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些差异反映了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英民族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而汉民族重悟性，注重辩证思维。 七、个人主义价值观 在西方文化中，与 " 自 我" (self) 相关的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无所不在。在英语中就有许多以自我为中心的词汇，如“self-absorption (自我专注 )、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self-cultivation (自我修养 ) 、 self-image (自我形象 ) 等等。故此西方社会盛行的是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强调个人自由、不受外来约束。而中方文化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先利民，再利已" 的话语随处可见。通过简单的言语就可从中了解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通过语言对比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人们会对双方文化有更深的理解，这反过来有助于我们掌握这两种语言。我们在学习英语时，应了解它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随时将它与我们的母语进行对比，使自己自觉意识到不规范语言产生的根源和避免方法，进而增强使用规范语言的意识。 希望对楼主有用 望采纳、谢谢！
二者区别多了，倒是不知有多少共同处，，，中国是开放融合性的大汉民族，西欧有吗？，，中国封建社会商业发达，西欧商业何时发展起来的，，，中国封建剥削是赋税摇役为主，西欧是地租为主，，，中国有封建官僚阶层的统治与农民阶层的被统治，即现代所说的阶级矛盾与斗争，此事放在西欧的封建社会能谈的上吗？，，中国由秦至清先后有两种形式的封建社会，西欧只有一种形式的封建社会，，，中国与西欧水土不同，人的禀性有别，性为有别，说教理论有别，但西欧式呆板式的文化理论却是大行于世，，，嘻嘻。。。
去百度搜索一下看看,我记得有的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美术 教育 就崇尚“自由教育”追求真实的色彩。在中国偏重于主观意识，讲究意境。纵观中西方美术教育的发展过程，无论是 文化 差异还是教育思想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论中西方美术教育差异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从发展过程比较中西方美术教育》
摘 要：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美术教育就崇尚“自由教育”追求真实的色彩。在中国偏重于主观意识，讲究意境。纵观中西方美术教育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文化差异还是教育思想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采用比较的 学习 方法 能更直观的从中领略中西方美术教育的魅力。
关键词：发展过程;美术教育;比较
在《大不列颠 百科 全书》中，对美术的定义是非功利主义的视觉艺术，或主要与美的创造有关的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美术囊括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我国，我们对美术的理解也已经由传统的绘画扩大到包括绘画、雕塑、设计、工艺等门类。美术教育是以美术作为载体的，随着美术的概念在不断的扩张，那老师和学生也得需要在满足自我发展或社会需求的同时，有计划的提高美术技能。
一、西方美术教育发展过程
在西方，美术教育从古希腊时代就存在着一种理想化的方式――“自由教育”，从小培养 儿童 对美的认识，促进他们身心健康。这种非功利目的的教育方式，作为一种美育手段，对儿童的自身成长有很大帮助。到了中世纪这个充斥着宗教神权的时期，传教士在宣传宗教的同时，美术也随之成为一种很好的传教工具。美术教育得到重大意义的转型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具有知识含量的专业美术学院应运而生，如达芬奇学院，弗洛伦萨绘画学院等，这些学院的教育方式不仅继承了古希腊时期全面性的美术教育方式，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学生技能，素养等方面。19世纪，工业革命爆发，不仅带动了工业发展，而且带动了美术教育的发展。由于工人阶级的审美水平有限，所生产的产品销量受到阻滞。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在培养审美教育的同时，美术教育得到很大范围的普及。20世纪的美术教育已经不再仅限于绘画技能方面，这时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艺术教学理论，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也在学校的地位得到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美术教育的思想更加多样化，在不断改善教育方式同时，把美术教育推向较稳定的阶段。
二、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的古代，由于美术教育对象不同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其一，提高个人素养的贵族。一般采用拜师学艺或私塾师授的方式。在美术教育的过程中，临摹是最主要的学习方法，在临摹至具有基本技能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画风。其二，以美术为生存方式的工艺者。这类的美术学习中囊括的知识面很广，技巧性很强，大都是采取族内传承或者拜师的教育方式。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的美术教育模式，对中国的美术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洋务运动之后，美术教育逐渐以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出现在历史舞台上。1902年清政府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学堂开设图画等课程，标志着美术教育渐渐走入学校。此后，在以培养师资为目的的师范学校也开设图画手工科。在辛亥革命后，上海 国画 美术院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美术逐渐踏上专业美术教育的路程。在此后本着用教育方式来救国的一批新青年，留洋后回国，他们把西方美术和日本美术带回了中国，专业美术迅速发展。近代的美术教育也开始延续古代传统美术的教育方式，实用技能教育和审美教育并行前进。现代学校美术教育在“”期间受到重创，但是社会美术却异常活跃。漫画也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得到很好的发展。在_粉碎后，学校教育恢复正常，图画课也改名为美术课，打破了原来图画课的局限性。在教育部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美术教育逐渐成为学生基本素质的一部分。
中西方的文化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美术教育的发展都走上了正轨。当代社会的美术处于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在主流和非主流教育中，美术或多或少得会受到影响。从整个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去认识和分析，影响美术教育发展的因素。
三、文化差异因素
中国古代哲学家主张中庸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美术教育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注重陶冶情操，用绘画等表达内心的思想世界。多数作品将篆刻、书法和绘画相互呼应，创造中国画的形式美和意境，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充满浪漫主义的思想，更丰富的抒发内心的情感，更形象的表现高尚品德。这 种植 根于中国民族性的思想和文化对美术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西方的美术教育却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世纪的神学思想提倡压制思想，抵制异教文化。在____的兴起后，摧毁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建筑、绘画等文物。西方美术教育的发展在这种神学思想的影响下，画家的思想受到控制，继而培养了一批画神像的工匠。在西方美术中，油画是常见的画种，用颜料在特制的布和板上完成。作品追求的是色彩丰富和真实感，注重科学和逻辑，且多以人和神为创作范围。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模式。
四、教育思想因素
不同文化差异，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教育思想。在西方，德国美学家席勒最早提出“美育”的概念，他把古希腊和近代社会相比较，让人们感受到古希腊时期的人格解放，来实现人性的改造。席勒的思想让美育具有独立的地位，让美育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对于具有悠久美术教育史的中国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蔡元培把席勒和中国美育结合在一起，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1他强调了陶冶情操的重要性。蔡元培及其他的美育思想体系把美育与科学放在同等高度上，并且在五四运动前，提出“文化进步的国民，既要实施科学教育，又要普及美术教育”。在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推动下，才形成了现在两种美术教育思想，即实用和审美教育。他们以独特的美术教育思想，才慢慢推开中国美术教育阴霾的天空。
五、社会经济因素
中国的美术教育从受众群体来看就已经注定了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发展模式的差别。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例逐渐扩大。由于工人审美水平有限，导致产品销量受到阻滞。在普及美术教育后，不仅增大了产品的销量，而且促进了美术教育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的现代环境里，无形中人们慢慢的接受这种大众化的美术普及教育。
另外，美术教育的发展，还会受到国家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比较是一种直接明了的学习方法，在比较过程中较直观的体现各自在美术教育上所持的观点，较明智的分析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西方的美术教育思想的模式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抄袭西方的教育思想。中国美术教育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逐渐趋向于多元化。美术教育在对发展历史因素不断 总结 过程中，针对现实社会的需要，吸取有利于中国美术发展的国外美术教育思想，不断的调整自己，争取做到传承和创新。
参考文献：
[1] 《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浅论中西方美术教育差异的论文
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分析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分析论文文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分析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不同国家由于文化特征的差异，其歌曲艺术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但表达情感是共通点。中西方音乐美学在思想内涵、演唱方法、思维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摘要：
中西方艺术间存在着差异，又有一定的融合之处，由于文化环境不同以及社会环境不同，使得中西方艺术存在差异。中国艺术审美习惯于综合，而西方艺术审美则惯于分析，加强中西方艺术差异性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本文从音乐美学视角出发，对造成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间差异的原因，做以一定的论述。
关键词：
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音乐美学
1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的相同点
重视创作形式
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在创作形式方面存在着共同点，均重视改编民歌。西方艺术歌曲是基于本国民歌发展而来的，我国的艺术歌曲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加强民族音乐的研究，使得我国的民族音乐得以发展。在民歌创作方面，西方以美声唱法为主，譬如《我的太阳》《友谊地久天长》等，这些作品被广泛的流传。而我国本身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歌演唱的形式较多，以民歌为主题的代表作包括《玛依拉》《在银色月光下》等，是基于民歌进行改编的。
重视织体调性的创作技巧
中西方艺术歌曲重视伴奏织体的创作技巧，因为伴奏织不仅能够使得歌曲的情感更加的丰富，同时能够烘托歌曲的气氛，展现和声的优美之处。西方艺术歌曲多以浪漫的旋律为主，发挥伴奏织体与调性的作用，使得歌曲的艺术情感更加的浓郁，代表作包括《菩提树》与《魔王》等。与此同时，中国的歌曲创作者也重视旋律伴奏的创作，多采用民族调性的织体，进行歌曲写作，极具本民族特色，代表作包括《茉莉花》与《教我如何不想他》等。
2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的差异分析
美学思想上的差异
由于地域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不同，使得中西方艺术歌曲的美学思想存在差异。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不同，最早起源于西周，受礼乐思想的影响较深。在春秋战国时期，受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想影响较深，观点迥异的音乐美学思想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也深受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思想的制约，使其处于保守发展状态。
而西方音乐美学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西方音乐美学在中世纪时期，受宗教思想的禁锢，在近文明时期-20世纪期初，才得以发展。音乐成为专业学科，是以“五线谱”的出现与应用为标志，伴随新美学思想的出现，使得西方音乐艺术得以快速发展，西方美学思想呈现批判创新的发展态度，重视联系具体作品，以解决作品中的审美问题。
由于时代背景与文化的差异，影响着作曲家们的音乐视角与审美情感。以中国的《玫瑰三愿》和西方的《野玫瑰》为例作比较：这两首歌曲均是将玫瑰花作为创作素材，其中《玫瑰三愿》这首歌曲是以“淞沪会战”为创作背景，歌曲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采用小提琴与钢琴作为伴奏，旋律以淡雅宁静为主，弥漫着忧郁的情绪，而作品《野玫瑰》是歌德根据德国的一首民谣改编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情怀，旋律较为明亮简洁，内透着欢快活泼。
歌曲演绎方法上的差异
歌曲的演绎方法最能体现歌曲的情感内涵，不同的演绎方式与方法，则会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受。西方艺术歌曲多为美声唱法，注重胸腔共鸣发声，采取科学的发声方式，演唱时追求感情细腻，声音较为宏大，并利用声音来描绘作品的意境。美声唱法咬字较为靠后，需要演唱者做到气息流畅，咬字圆润，善于运用声音的穿透力，来展现歌曲作品的欢快情绪。中国艺术唱法融合了美声唱法与戏曲唱法、民歌唱法等，歌词咬字的位置相对靠前，利用喉咙的上下移动，来调整歌曲的声音，注重淡雅，追求高洁的`艺术意境，这与我国民族歌曲的审美相符，譬如：作品《玫瑰三愿》的演绎，注重旋律强弱的变化，歌曲的整体速度较慢，演唱者不仅要表现出女性柔情的一面，还需要确保音色统一。
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第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国音乐作品审美观念注重感性思维，不受固定思维观念的拘束，属于非逻辑性思维。中国歌曲作品讲究意境美，歌曲追求的深远意境，能够给人遐想的空间，使个人的思想情感能够得以升华。而西方音乐审美思维方式则重视科学与逻辑思维，在20世纪前，由于西方在包括心理学、数学、生理学等领域的发展，使得西方音乐思维方式，也朝向科学与逻辑思维方向发展。在创作作品时，创作者重视调式和声的合理布局，以及伴奏织体技巧的使用，其作品多崇尚理性思维，歌曲结构鲜明，且技法细致，多数艺术歌曲作品中，大胆采用了调式和声。
第二，以歌曲作品为例分析。以中国的《玫瑰三愿》和西方的《野玫瑰》为例做对比分析：作品《玫瑰三愿》采取单二部曲式结构，共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使用的是E大调，这部分的旋律优美，但略一丝伤感，主要对绽放的玫瑰其绚丽多彩的形象进行刻画，而另一部分，采用关系小调#c，进行调性调整，旋律逐渐增强，将歌曲推向高潮来描述玫瑰花，同时抒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使得歌曲耐人回味。而舒伯特的《野玫瑰》是采用调试和声，在转调与变和声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作品共由三段歌词组成，采用的是G大调，歌曲旋律悠扬，富有逻辑性，歌曲将前4小节，作为创作主题动机，贯穿于歌曲的全部，其曲调明亮且流畅，同时，使用临时升降记号来转换调性，旋律多采用四度与六度跳进，歌曲中的钢琴伴奏旋律较为简洁。至于歌曲的间奏与尾奏，多使用顿音与装饰音，作为写作手法，营造活泼的气氛。
创作方式上的差异
就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而言，中西方音乐审美艺术存在差异。中国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具有集体性与一体性，多数作品不是作曲家的个人行为，而是凝聚了多人的共同创作思想，作曲家还需身兼作品歌唱者或演奏者的双重或多重角色，与此同时，作品演奏或者歌唱过程具有即兴性。然而西方音乐作品创作具有个体性，其一度与二度创作是分离的。而且西方歌曲作品主要是作曲家的个体劳动，具有较强的个性化特点，作曲家不需要兼顾演奏家的职能，只需完成乐谱创作即可;再则，中国音乐作品强调意境与气韵，追求创作妙趣，作品较为含蓄与婉转，而西方音乐作品则带有浓烈的宗教气息与道教色彩，作品表现形式较为固定，作品具有神圣感。西方后期作品更多融合了生活气息，使得作品的表达更加直白与强烈。
本文基于音乐美学视角，对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做以了简要的论述，试图强调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主要表现在美学思想差异、歌曲演绎方法差异、思维方式差异、创作方式差异等方面，以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趣味的区别。
参考文献：
[1]王健.从音乐美学视角看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以黄自《玫瑰三愿》和舒伯特《野玫瑰》为例[J].艺术百家，2015(05)：228-229.
[2]彭小哲.从对艺术歌曲的赏析分析中西方音乐审美差异[J].大家，2011(24)：41-42.
一、中西绘画艺术特质的差异
无论你的艺术造诣有多高，你就无法很清楚的看到中西方在绘画时的特质，因为我们知道，要想看清这一点首先要知道他们二者的特质是什么，当你看过中方的画展之后，你会被里面的山水画的美丽风景所迷住，好像畅游在其中不能自拔，而这时如果让你突然去看西方油画时你就会发现，这二者完全是处在不同的一个世界中，因为这二者的绘画艺术的特质不同。无论是从色彩、形状。还是画面的层次感来看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二者的特质不一样的缘故。也许从绘画艺术的角度上来说其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都是有着自身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在特定环境下所造就的艺术形式的不同。
在中国由于封建和古老的神学影响下，使得画面不能出现任何反抗的情绪体现，更加注重对美学形体的概念的描绘。情调黯然，强调用真实的环境描写来体现自身情感，大多都是封建神学的描写，所以缺乏真实性和科学性。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认识到，不能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绘画艺术的特质，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去对待新事物，是中方的绘画艺术能够上到一个更新的层次中。视觉感官使我们观察事物的唯一途径也是最直接最明确的方式。我们都是需要用眼睛去观察事物的，用笔画出来的也是如此，都需要用眼睛去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审美情趣。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所以造就的审美感官也就不同，中方和西方在观察事物方面是存在差异的，这也就造成了二者在绘画艺术方面存在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对待绘画艺术的特质。
二、中西方绘画艺术形态的差异
绘画艺术形态是中国与西方存在着不同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所形成的艺术意识形态，在世界观和艺术观上，中国和西方就有着自身不同的特点，例如在绘画风格上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在绘画上以温柔婉转为主，画风柔情，能够很具体的表现出作者的个人思想感情。只有一少部分，有一些写实的部分，他们喜欢对一些细节进行描写，例如风景画。中国的风景画的特点显而易见，带有虚幻的绘画艺术特点，忽隐忽现，若现若离。这样的画风会让欣赏者产生一种莫名的好奇感和神秘感，会增加对艺术的审美情绪。大大提高了绘画本身的艺术性，从而获得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而西方就大大不同，一般来讲，西方的绘画更加真实和可靠，因为他们往往喜欢描写一些真是的场景和画面，他们强调人对自然地作用，在他们的绘画艺术形态下，从画中可以体会到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而中国认为人是自然地一部分，人应该与自然和谐发展，不应该破坏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和欲望。
而西方认为人类是万物的主宰者，人是自然地救世主是自然的主人。这样的观念差异使得中西方在绘画艺术形态上的表达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在中国的绘画中动物的地位很高，绘画者在绘画时多注重对动物细节的描写，他们会去看画中的花鸟鱼虫是否有生气、有灵性，是不是栩栩如生。而西方则注重人物的细节描写，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和场合人物的形象都是最突出的。所以这就是二者的绘画艺术形态的差异。我们在对待这种差异时应该把二者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去看待，要不偏不倚，只有这样才能使中西方的绘画艺术形态水平不断提高，共同进步。
参考：中外艺术，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两者差异非常明显。从音乐、建筑，再到绘画舞蹈以及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中国传统文化都十分突出地表现出自身独特的艺术特质。但它们却也相融在一起 ，在区别中，它们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其中的中西文化，特别是中西伦理道德观的因素比较突出，直接影响到各自审美意境及角度的选择。从中西文明的发展轨迹可知，中外文化因其产生的地域、时代、文化背景的不同而特点各异。它是一种固定的文化和历史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艺术样式分类.西方艺术，特别是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创作的基点越发注重以人为本，比如各种人像雕塑，人像绘画以及其他以人为尺度的建筑造型风格，并以人体美作为大部分艺术作品的根本依据。而中国的古代艺术，更加注重自我修养以及对淡雅意境的不懈追求。以其自由多样的线的运动和构造，表现出书写者的自我情感，并加以与周围事物环境加以结合，提升出新的更高的意境。因此，中外艺术的差异体现了中西伦理道德观上的差异。西方文化讲究天赋人权，强调个体本位，追求独立人格，个性解放；而中国古代艺术则反映出中国人自律自省，从集体本位出发的文化观，进而形成独特于西方世界的民族文化传统。我就以雕塑的艺术来对中外艺术进行简单的探讨。中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是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的主要原因。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例如一般欣赏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 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也有其艺术的特殊性。因此，中外艺术都有着自己的历史积淀，因为历史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但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来精确地塑造物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的语言的运用，给人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例如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人是直观的艺术，注重的原模原样的照着做出来，是一种刻意的模仿。虽然也带有部分夸张的色彩，但更注重的尊重事实，尊重事务的本来面目。中国人的艺术，是一种没有创意的艺术，美观华丽的外表下，掩盖不住其内涵及主题的苍白和无力。也许它作为记录历史的一种文档更为合适。但是，外国人表达的是自己的理解，要反映的是自己的思想，是一种自主自立的意识状态，也说明他们更加注重的创新和独立的思考。中外雕塑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流派。写实的现实主义与写意的理想主义是中外艺术家的最大不同。中国作品带给你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外国人的作品带给你的深邃的思考和心灵的触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对我们来说，华丽的作品需要的时间和耐心。简约的作品讲究的效率，给人精神上的触动。西方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传统获得新的生机的前提；中国传统雕塑也是如此。感谢这种新的撞击，它让我们在中国传统雕塑看到了新的希望。中外艺术相互汲取是一中联系的发展。中国与外国，都有着博大精深的艺术积淀，它们都属于人类的宝贵财富。它们给了我们震撼与欣悦。艺术世界的绚烂多彩和美不胜收，我们获得了更多的东西。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对于同一个对象，中西医采用的是极为不同的技术手段。比如中医的脉诊规定了三十几种脉象，每一种都有重要的诊断意义；再如中医描述的许多症状，诸如"背寒如掌大"、"项背强几几"等等。
在特殊情况下，往往具有关键意义。可是把这些脉象和症状资料拿到西医系统里，则多半是难于理解的，因而也就难于被西医采用。因为这种诊断技术在西医的文化系统中得不到有意义的解释，无法在西医体系中得到认同。
反之亦然，西医的望、触、叩、听和理论诊断技术不断发展，分辨能力日益提高，可获得大量临床资料，这些资料对西医而言，其诊断意义是十分清晰明确的。
可是如果把这一套临床资料，如化验单、超声报告或断层照片等送给一个纯粹不了解西医的中医师面前，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对这一套临床资料能进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处理吗？显然不能。
那么这种现象是单单的技术差异造成的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有哪些：中医学对技术的认识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特别强调知识和操作规则，每每把它视作要素；如《内经》中便把具备一定医药知识、经验和操作技能的、出色的行医者称为"上工"。
而把那低劣的，"诊不备三常，疗不慎五过，不求余绪，不问持身，亦足为粗略之医"者称为"粗工"；二是技术也包括从师学习而获得的，或自己积累起来的经验、技巧、能力和方法；故倘若"不终师术，惟妄是为，易古变常，自动循已"（王冰语，见《素问o?账氖?邸纷ⅲ??虺1怀庵??妄作杂术"。
三是基本不包含物化的手段。西医学的技术观念与中医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较少地含有理论、知识规则的成分；二是继听诊器、注射器、手术器械等诊疗物质手段和工具的发明及应用之后，对技术中工具和设备的地位及其作用就日益加强，今日之技术越来越成为科学理论物化的结果。
三是技术中的经验、技能、规则和方法不再只是贮存于人脑中，而是以电子计算机等设施进行物化的"软件"了。
由此可见，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是很大的，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并不能责备中医师不懂西医，或西医师不懂中医，即使通晓中西医的人，在处理中西医各自技术获得的诊断资料时，也是分别运用两个技术系统去操作的。
那么构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技术的差异是表层的，不是主要的和本质的。因为医学不仅是实用技术，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技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成分，不但不能脱离文化整体论文联盟，反而要受文化整体的制约和支配。
技术只是文化的物化形态，它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总是接受某种文化指令的产物。由此，不同类型的文化，便支配了不同类型的技术。根据这一原则，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本质上是由中西医文化差异决定的。
中医理论起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从而使中医具有极其鲜明的人文医学特征。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古代中国，一面为大海所围，另一面被高山峻岭、戈壁荒漠所隔，这一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相互隔绝，使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可以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中持续地发展。
而不至于中断或异化。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既有一脉相乘、独立完整、日臻成熟、内容积累极为丰富的一面，又具有相对封闭、创新能力较弱的一面。广义而言，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乃至后世余绪，大多出自殷商时代的巫史文化，大都尊崇自然力，强调天人合一。
顺其自然，不可违逆；各家学说又多崇尚权威，易于调和；推崇祖先"慎终追远"；重人伦礼乐而轻自然事理；重思辨顿悟而拙于逻辑论证。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知行合一，注重实践，求实精神和实用主义倾向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成为了中医理论的灵魂。
我国谈得上与建筑传统文化有关的环境艺术，最著名的就是中式园林了。另外还有就是一些民俗的村落，相对范围比较小，就不谈了。典型的中式园林，建筑融于景，景又是建筑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的延续上，需要与之相应的环境艺术配合，共同来营造氛围，这就与中式园林的造园手法相吻合了。实际的例子就去苏州看看好了，拙政园，留园等都是园和建筑的共生体。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事实上成为了文化表 象的外在载体，只有从文化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才能真正理解建筑形式的根本动因。正如M ·海德 格尔所言：。这种关于建筑的思考，并非要去揭示建 筑学的观念，也并非只是绐出建筑的规则。这种思考 的尝试并非建筑看作一门艺术或一门建造技术， 而 是把建筑追溯到万物所是而归属的领域。 __ 建筑起源于人类遮风避雨的实际需要。自人类 文明诞生，建筑的形式表现又被赋予了文化内涵。从 建筑的单体形象到建筑群的组织， 乃至对建筑空闻 的原初认识，都无不被打上文化体系的标签。在中西 方两种文化体系下，由于人们对世界、宇宙的认识和 对哲学、宗教、艺术的看法的不同，自然也带来了建 筑文化的差异。 一 、原始空间认识 原始民众在最初的空间体验中，所直接感受到 的是超自然力的存在， 因而人们对空间的认识最初 也是源自于巫术。比较而言，由文献所知的古代中国 人的巫术，多着意于环绕人类自身的外在宇宙的空 间形式，即以方位作为巫占礼仪的主要内容 而古代 欧洲巫术，多着眼于建立一个与周围环境不大相同 的神圣的区域，并将这一圣域与其他区域严格地划 分开。由此，中国建筑文化的空间认识在于将自身空 间与宇宙、环境空间融合，而西方建筑文化则强调创 造有别于周围环境的空间。 在许多宇宙神话中，存在两种基本的模式 一种 是垂直向的宇宙模式，其核心的中枢性构成是“宇宙 树”，将宇宙理船为天、地和地下三界空问模式 另 一种是水平向的宇宙模式， 认为宇宙是由四方形的 水平状大地构成， 一般有四个或八个与中央相对立 的区域。西方在经过一系列的文化综合之后，终于确 立了以上帝为主导的七方位立体空间观 在犹太人 以及基督徒的观念中，强化了垂直系统的空问序列， 表现在建筑上更注意立体的效果， 更着意建筑向上 甚至向下的发展。与西方人的选择相反，尽管在历史 的进程中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向往上界的追求，但 最终还是务实地选择了对“绝地天通”理论的认可， 选择了心甘情愿地匍匐于大地之上的现实；进而从 理论上放弃了重视垂直向空间系列的七方位立体空 间图式，选择了在大地上水平铺展的五方位或九方 位平面空间图式，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 空间模式。 二、建筑空间的组织方式 无论是建筑单体的室内空间， 还是群体建筑围 合成的室外空问，空问序列的形成都是围绕轴线展 开的。中、西方建筑的原始空间组织也都运用了轴线 的概念，所不同的是：西方建筑一般运用在单体建筑 空间的组织上，并且采纳东西向轴线；而中国是运用 南北向轴线组织建筑群。这两种不同方向轴线观念 的形成大多与原始宗教以及星象观察、祭拜和巫术 活动有关。 西方由原始宗教而产生的原始空间概念是竖向 立体的，但是在实际的建筑过程中，沿垂直方向上布 列建筑形式往往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 于是人们 渐渐地用东西方向的轴线来取代竖直方向的轴线。 因为西方人在对太阳的崇拜中， 把太阳的朝起步落 理船为出生与死亡的完整过程，所以用背依太阳沉 沦的西方、面对太阳升腾的东方，来代替背依大地、 面向苍茫的轴线取向，成为组织建筑平面空问序列 的轴线 在中国，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古代先民，注 意到了北斗七星的特殊重要性， 并以此观察四季的 变化。北斗星一个特点是每天都绕北极星旋转一周， 并且七星中天枢星与天璇星的连线永远都指向居于 北天空中央的北极星。由此，中国人渐渐产生了“北 面为尊 的观念，直至后来采用南北向轴线组织建筑 群。另外，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对建筑空间的展开也 构成影响，这一点在宗教建筑中反映的尤为充分。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
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
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
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
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
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
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
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
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
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
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
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
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
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
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
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
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
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
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
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
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
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
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
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
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
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
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
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
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
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
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
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
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
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
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
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
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
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
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
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
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
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
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
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
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一). 建筑材料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物质文化、哲学理念的差异。 从建筑材料来看，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砖石结构系统。诸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输水道，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无一不是这部“石头史书”中留下的历史见证。唯有我国古典建筑(包括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地区)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中西方的建筑对于材料的选择，除由于自然因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由不同文化，不同理念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心性在建筑中的普遍反映。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中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选择，重采集，重储存的活动方式。由此衍生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自然与人乃息息相通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关系的结果。 (二).建筑空间的布局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制度文化、性格特征的区别。 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以相近年代建造、扩建的北京故宫和巴黎卢浮宫比较，前者是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平面铺展异常庞大；后者则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如果说中国建筑占据着地面，那么西方建筑就占领着空间，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这庄严雄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三) 建筑的发展不同,表现了中西方对革新态度的差别 从建筑发展过程看，中国建筑是保守的。据文献资料可知，中国的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3000年不变。与中国不同，西方建筑经常求变，其结构和材料演变得比较急剧。从希腊雅典卫城上出现的第一批神庙起到今天已经2500余年了，期间整个欧洲古代的建筑形态不断演进、跃变着。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古罗马的拱券、穹窿顶技术，从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和飞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无论从形象、比例、装饰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反映了西方人，敢于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精神。 (四).建筑价值的不同，显现中西方审美观念的异殊。 从建筑的价值来看，中国的建筑着眼于信息，西方的建筑着眼于实物体。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我们对于古代建筑，尤其是唐以前的建筑的认识，多从文献资料上得到信息。历代帝王陵寝和民居皆按风水之说和五行相生相克原理经营。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和谐，以趋吉避凶，招财纳福，在借山水之势力，聚落建筑座靠大山，面对平川。这种“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首创的几何美学和数学逻辑，亚里士多德奠基的“整一”和“秩序”的理性主义“和谐美论”，对整个西方文明的结构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切科学和艺术，它们的道路都被这种理念确定了命运。翻开西方的建筑史，不难发现，西方建筑美的构形意识其实就是几何形体；雅典帕提隆神庙的外形“控制线”为两个正方形；从罗马万神庙的穹顶到地面，恰好可以嵌进一个直径米的圆球；米兰大教堂的“控制线”是一个正三角形，巴黎凯旋门的立面是一个正方形，其中央拱门和“控制线”则是两个整圆。甚至于象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的自然物，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呈献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它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早在2000年前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就在他的著名《建筑十书》中提出了“适用、坚固、美观”这一经典性的建筑三要素观点，被后人奉为圭臬，世代相传。17世纪初建筑师亨利·伍登提出优秀建筑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坚固、实用和欢愉。”西方人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因而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消云散”的时候，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物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中西方建筑的比较可见出中西方在观念文化上，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上的不同。中国建筑中具有审美价值的特征形式和风格。自先秦至19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体系，2000多年间风格变化不大，通称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外国建筑，特别是西方建筑的大量输入，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建筑风格发生了急剧变化，通称为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封建社会中发展成熟，它以汉族木结构建筑为主体,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建筑,是世界上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风格非常显明的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中国古代建筑对于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建筑有直接影响，17世纪以后，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 艺术特征 和欧洲古代建筑艺术比较，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有3个最基本的特征: ①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的统一。艺术价值高的建筑，也同时发挥着维系、加强社会政治伦理制度和思想意识的作用。 ②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建筑艺术的一切构成因素，如尺度、节奏、构图、形式、性格、风格等，都是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出发，为人所能欣赏和理解，没有大起大落、怪异诡谲、不可理解的形象。 ③总体性、综合性很强。古代优秀的建筑作品，几乎都是动员了当时可能构成建筑艺术的一切因素和手法综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形象，从总体环境到单座房屋，从外部序列到内部空间，从色彩装饰到附属艺术，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抽掉了其中一项，也就损害了整体效果。 这些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 重视环境整体经营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观念。《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管子·乘马》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说明城市选址必须考虑环境关系。中国的堪舆学说起源很早，除去迷信的外衣，绝大多数是讲求环境与建筑的关系。古代城市都注重将城市本体与周围环境统一经营。秦咸阳北包北坂，中贯渭水，南抵南山，最盛时东西达到二三百里，是一个超级尺度的城市环境。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北魏）、建康（今江苏南京）、北京（明清）等著名都城，其经营范围也都远远超过城墙以内；即使一般的府、州、县城，也将郊区包容在城市的整体环境中统一布局。重要的风景名胜，如五岳五镇、佛道名山、邑郊园林等，也都把 环境经营放在首位；帝王陵区，更是着重风水地理，这些地方的建筑大多是靠环境来显示其艺术的魅力
就是论文，你看看，别全照他的，也有不好的，你选择好的用，呵呵，加油，祝你成功封建在中国并不陌生，它指的是西周（前1066一前771）时期周天子对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分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种分封大约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都分赐给受封者，即所谓授民授疆土。诸侯还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一级的卿大夫，于是以土地为枢纽，形成了统治者之间的多层等级连锁。他们彼此之间互有权利义务，主要是受地者要向赐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1]无论对于西周封建以何种解释，但它是中国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前722一前221）之时逐渐变化，难以维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封建而置郡县，一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封建制度遂告结束。秦废封建之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仍不断有分封诸侯王之事，不过这种封建，诚如后来王通所言：“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吏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2]但关于封建郡县孰优孰劣，那个更能使统治长治久安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直不断。争论的各方，都是把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待的，并未涉及封建制下的社会和经济内容。著名的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只是指出古代封建制度的出现，是和氏族、部落势力的存在相关的，不一定完全是人为的结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了解到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严复译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把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是为音译。后来他翻译爱德华•詹克斯的《政治制度史》，就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之制。严复在这里是经过研究的，因为这里说的是社会发展阶段，他以为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2000余年，皆封建之时代。很显然，严复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feudalism 是十分相似的，是可以类比的，所以他才把feudalism 释为封建。[3] 从严复起，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已不再把封建单纯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兼及其社会和经济内容。二十世纪二年代末，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主张周代的中国即是封建社会，春秋之际，封建制度开始分解，但封建的自然经济则一直延长到1500年。[4]陶希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制度、庄园制度、农民状况、分封制度等都作过分析。不久．瞿同祖又写成《中国封建社会》。瞿是以西方封建社会的理论来比照、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他以为封建社会之综合的要点是土地所有权的有无以及主人和农民的关系，“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5]当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时期，虽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看法各有不同，但已有不少人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来认识，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制度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界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有着封建社会的认识，对于封建社会的内容，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予以详细的研究和阐述。[6] 如果说封建是中国所固有的，可是它在西欧却是后起的。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更没有说过什么封建政府、封建社会之类的话。现在西方史学家所说的feudalism的内容，中世纪时在西欧只是零碎地存在着，各地多有不同。记载它的习惯法更因时因地而异。[7]16世纪，法国法学家开始研究封建，所依据的主要是一种封土之律（Libri Feudorum ），该律乃12世纪编定的意大利北部地方的习惯法，记载着关于封臣以服军役为条件领有封土及其相关权利义务等。[8]I7世纪，英国法学家斯佩尔曼也依据龙巴法，研究过英国的封建制度，所以才有了斯佩尔曼等人发现了封建主义的提法。[9]当时那些学者认为封建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封建法中的财产权利和罗马法的规定十分不伺，于是产生了封建制度是源于罗马抑源于日耳曼的争论。 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仍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在“封建法律”题目下，分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从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10]亚当•斯密则认为封建法律是领土统治机裁判权，其推行原是为了加强王权，但结果王权并未加强、领主权力依然过大。，形成了封建等级制。 那时正是西欧启蒙思想发扬、批判倡制度的时代，封建渐被等同于贵族统抬，是剥削、压迫的根源，表现为各种领主特权、农奴制残余、分裂混乱等、所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决定。 19世纪，西方的学术发达，对封建的各个方面，如封君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农村公社、封建城市等，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作出了许多概括，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时出现了feudalism一词，用以指称封建制度。但史学家对封建主义、封建制度，仍多从政治、法律方面认识和讨论。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用以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所有制等。这些理论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并有所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赫写的《封建社会》一书，对西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虽然主要仍从政治制度方面、封君封臣关系等方面分析西欧封建，但他视野广阔，也分析了社会经济、庄园农奴等内容，无疑是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影响。布洛克可说是西欧封建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奠定了后人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础。后来，前苏联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西欧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建立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综上所述，无论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坐法律、政治制度，后当做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直到现在也并不统一。西方的大多数史学家仍然把封建当做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强调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第一，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第二，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第三，国家权力的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和司法权力。正是由于强调了这一特殊性，封建主义的普遍性在一些人的眼中就成了问题。他们以为，封建是西欧的特有产物。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封建制度的，从而否定了封建主义的普遍性。 中国的封建虽然是固有的，但对它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在当时先进的西方史学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存在有类似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封建时代。齐思和先生写的《周代锡命礼考》和《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对中西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两者相去不远：“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还引庄子的话说；“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吾人亦唯有自其同者视之而已矣。”[11]新中国的史学家，则较一致的主张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形态，有一个封建时代，这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历史上都是共同的，只是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在各国有所不同而已。台湾学者杜正胜却认为，周人封建的本质，乃是继攻伐征服之后的武装殖民，所以唯物史观的封建制与传统的封建不相干。[12]西方学者对中国封建的认识，各有不同。一派是认为中国无封建的，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不过，现在它已经不大风行了。另一派是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封建的，虽然他们对封建的认识多为政治、法律上的封建主义，但仍在中西之间找出许多共同点。美国汉学家卜德以为，封建主义适应于前近代中国主要是指经济而言，但政治上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有，就是周代（作者定为前1122一前256年，包括春秋战国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定为221－589）则被认为是准封建时期。[13]顾立雅也认为，古代中国有许多和中古欧洲相似之处，值得比较研究，布洛克关于封建主义之定义，几乎用不着改动即可应用于中国的周代。[14]也有学者反对封建制度的普遍性，安德孙就是其中的一个。 安德孙认为，把封建的特征只概括为大地产和小农的结合而忽略其上层建筑如主权分割、封土制、封臣制等是不行的。因为前资本主义形态都通过超经济强制而运行，这些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已成为前资本主义社舍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它们已直接结合在剥削剩余价值的连锁之中，因此不可能不通过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确定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15]安德孙过分强调消经济强制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封建剥削、封建生产只有通过政治暴力才能进行，实际上就是否认封建社会是一种经济形态，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实，超经济强制之所以存在于封建社会，是小生产者生产不发达、经济不独立所致，随着小生产者独立性的加强，封建社会中的超经济强制乃逐渐减弱，它不是封建生产的本质因素，不能对它有不适当估价。[16] 总之．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即使从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理解封建主义的西方学者春，也有不少认为中国历史上依然存在过封建时代，有过封建社会，不过他们大都把这个时期定为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把它看得较短而已。只有极少数人才强调西欧封建的独特性，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二 把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无论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有许多人进行过，这里只就西方学者的一些方法问提出讨论。西方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现代的西方社会，或至少是近代的西方社会来和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中国作对比。由此指出中国社会如何落后、如何古怪。东方专制主义说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不过，现在相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韦伯的比较也属于这一种。他所说的中国只有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而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即为一例。下面我们还可举韦怕的另外几个论点。韦伯从现代西方的法治社会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法律乃是个人的专断，缺乏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全是家长式的处理方式；法律中只有刑法而私法（民法）少；没有个人的自由权等。[17]可是当代的一些美国法学家和韦伯的观点不同，他们比韦伯更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也更了解西方式的法治，所以他们认为“充分发达的法治的制度性机制是近代的产物”[18]，他们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并不完全强调法治，因为“法律的判决最终是人的判决，判决更多地是受法官个人偏见而不是正式法律的影响”[19]，所以他们赞赏中国历史上的更多的依靠调解而不是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认为这一传统应该保持。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民法，如汉代的契约关系就已十分发达，其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20]还应该指出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不唯中国古代没有，就是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也是没有的。 韦伯承认中国古代发展出发达的官僚制度，但他却用西方现代的官僚制度来和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相比较，认为“中国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的制度相关联的，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21]。其实，西方的现代官僚制度是学习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直到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仍然要比西方的进步。[22]在这方面，韦伯就不如现在的艾森斯塔特，艾森斯塔特把西欧的专制主义国家和古代的中国国家都列为历史上的官僚帝国，而这种官僚帝国的特征即为传统与现代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并存。[23] 奇怪的是，韦伯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城市时，举出的却是西方中世纪城市。他指出，西方的城市是一个特权团体，有自治权，有城市法，城市的居民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组织，即行会等，而东方的城市则这些都是没有的。[24]不过韦伯倒也知道，西方城市的自治只是短期的现象，到了专制王权时代，西方国家的权力日益强大，城市自治也就日渐式微。[25]我们在这里不拟论证东方与西方城市之异同．旨在指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并无那么多的特权与自由，它仍是受封建国家、君主、贵族、主教控制的城市；并不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也许倒是乡村的空气使人自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并不是从城市中产生，也许倒是从乡村中产生的；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依然是一个封建的城市。 另外一派西方学者则是把西方的feudalism来和中国的封建相比较，以西方的封建为典型来看中国有无与之相同的情况。前述柯尔本的书即是明显的例子。他们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作出概括，然后用其他国家的封建与之对比。卜德由之以为中国的周代符合西方的静态的封建主义，魏晋南北朝则较符合动态的封建主义。[26]顾立雅也是以西方的封建为标准，认为西周类似西方的早期封建主义，春秋则是晚期封建主义。[27]艾伯哈德认为中国从周代直到纪元前250年是封建主义时代，说当时是农业社会，统治阶级划分为一些等级，互相有权利义务等，这也是西方的标准。[29]他认为，自从中国统一之后，即进入绅士社会，而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学者把封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地区的9到13世纪的材料，是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的简单化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29]这一时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开始建立国家的时代，所以显得生产落后、文化荒芜、政治原始，被启蒙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后来封建渐被赋予一个社会、一个经济形态的意义，于是依附关系的统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衰落甚至无国家等便被当做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但在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日耳曼人的经济、政治等组织成长而未成熟的阶段，不宜把它看作是一个社会的典型阶段。 我以为，封建社会由于其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而应该长一些。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截止于15世纪，也不应截止于17世纪，而应该截止于18世纪。现在人们往往认为哥伦布一航行，东西方就连成一片，资本主义在西方就冉冉升起，教科书上也说的尽是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类。其实，西欧的进步远没有那么迅速，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西欧主要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只是在西北一隅有所萌动，但在西班牙、意大利却日渐衰落。17世纪，西欧发生了经济危机，人口减少、疾疫流行、农业停滞甚至倒退，工商业在有的地方也出现危机。在政治方面，更是到处充满了封建的统治。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在他所写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中指出，18世纪的欧洲，各地都充满了封建特权，教会的、贵族的各种土地、人身及司法、行政权力，对人民形成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它们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得多“[31]。英国虽然革命了，但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在 1688年政变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方才成为统治阶级的微末的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依然是贵族地主的统治。[32]至于东欧，则16至18世纪是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没有疑问的了。 这并非什么新观点。法国史学家、中古史权威勒高夫曾在他著名的《主张一个扩大的中世纪》一文中论证西欧中世纪应该延长。他的理由大致有3个：① 文艺复兴不能算是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从古代到近代中间有多次文艺复兴，如8、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的文艺复兴，大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为12至14世纪，在欧洲其他地方为15、16世纪， 后来还有18、19世纪的文艺复兴。② 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从4世纪到19世纪一直未变，以马克思的封建生产方式来说、也是从罗马帝国覆亡直到工业革命。③ 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有，如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一直延长到十九世纪；英、法国王具有神奇的治疗瘰疬病的功能，也一直到十八世纪；把社会划分为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的三等级论，也是到法国大革命为止。 所以勒高夫主张，中世纪应该分为：早期中世纪，即四至九世纪，是古代世界衰落和封建制度形成时期；中期中世纪，即10至14世纪，为大发展时期；晚期中世纪，即14至16世纪，是危机时期；封建制度的衰落期，亦即旧制度时期，从英国革命到法国革命产。 [33] 如果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来和东方封建社会进行比较，我们则会看到，在主要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可比的。在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而且是越来越发展，说封建时代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可能并非事实。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在政治方面，这封建时代，无论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其发展的趋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建全。分裂割据的势力时有出现，但不能说封建国家是主权分割的国家。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只是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一一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不足以成为组成国家的框架，正如中国的周代封建体现有宗法制原则，但中国古代立国的原则并非宗法制。 当然，封建的中国和西欧，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也有许多的不同：如以生产力说，则中国古代偏重于经营精耕农业，西欧偏重于经济粗放农业，在封建田产的经营上，中国流行的是佃客分种制田庄，而西欧一度流行的是农奴劳役制庄园；在土地所有权上，中国封建主对自己的地产有较大的处分权，可以继承、买卖、转让，但一般说来在地产上却没有合法的司法、行政权力，而西欧封建主的地产往往由封授得来，对其地产的处分权要受利上级封君的一些限制，但在其地产上却具有某种司法、行政权力，世代相传，形成对其地产上居民的行政管辖权．与这种独立的地产相适应，西欧的一些城市也是自由城市或自治城市，具有独立性，而中国的封建城市则是受国家管辖、统治的；中国从秦汉起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合理的官僚行政系统，使世界为之震惊，西欧的国家形态比较落后，诸国的官僚机构发展较慢，国家大臣与国王的家臣长期不易区分，影响中央权力的集中。还有就是经济的管辖权也不相同，双方都有属于国家（国王）的地产和其他产业，用其收获供应开支，但在征收税方面有所不同，中国国家向全体人民征收劳役或实物、货币，往往依靠农业税为主要收入，较少依靠工商税。而西欧的国家由于领主权的障碍，土地税往往很难征收，大都依靠工商税，他们在在征收税的时候要得到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同意，所以，其政府机构内发展出了议会、三级会议等组织。对此，我们不认为这就是中古的代议机关，不过它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比较和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颇有不同，即我们既不是拿近代的社会和古代的相比较，也不是拿西方的封建来看中国的封建和它相同或不同，而是通过分析这两者结构方面的同和异，来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在比较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时，还要有一个全世界的封建社会作为基础来考虑，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些值得研究的结论。三 中国的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认定社会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悠久，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社会情况多有不同，自然显出阶段性来，让人们认识到发展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发展，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否发展反而成了问题。按照西方新人口论者的说法，西欧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停滞，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基本没有提高，只能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以供应日益增多的人口。可是土地面积有限，当土地无法承受过度的人口压力时便会导致人口下降、经济衰落。可以看出，根据新人口论，小农经济的繁荣不可避免地潜伏着其衰落的根源，而封建社会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周期性危机中循环。每一次循环中，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肥力的递减，单位面积产量会不断下降，所以西欧中世纪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呈下降趋势。如此，封建社会的发展不就大成问题了吗？不可否认，封建时代社会发展受到人口、土地资源等因素的有力制约，但农业生产力还是会发展的，这已为许多的研究所证实。[34]西方学者的新人口论，是从11至15世纪的西方社会这一短过程得出的结论，我想，如果诚如勒高夫所说，估计一下罗马覆亡到18世纪这一时期西欧的农业生产，则自会得出发展的结论，而不会误认为它停滞不前了。 在中国和西欧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更大的问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事实是西欧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今天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能否发展出资本主义便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西方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含糊的名词。它到十九世纪才出现而被使用，但是却没有以个清楚明确的定义。[35]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它归之于个人企业、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自由竞争等。所以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无时、无处不在，这里有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时代的资本主义，有亨利•皮朗的12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至于14世纪以后的欧洲，则资本主义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了。因此，西方的学者也不大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他们关注的只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问题。 一直到马克思才给了资本主义以一个明确的定义，认为它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社会。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的兴起问题，提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但马克思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开始定得很早，认为在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而16世纪则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和如何在欧洲兴起的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意见多有不同，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时期则没有异议。[36] 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和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中国发展不起来。现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主导思想，我以为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但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来要求其他地方。如认为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起作用的是个人企业、个人竞争，而现在有许多企业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又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自由劳工十分重要，但不要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曾和奴隶制共存过，俄国也曾有过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工厂。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有不少是从1400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1400至1800年期间的西方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但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倾，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科学地衡量中国的发展呢？通常认为，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的模式是以小农分化破产为基础。但近来这一看法已受到挑战。如果说资本主义兴起并不一定以消灭小农为前提，那又如何能以中国农民分化的迟缓来证明中国无力发展资本主义呢？ 所以，本书力求从中西各国诸封建结构的比较中，探求其发展能力，以进一步追寻这些结构对资本主义发生的影响。我们选择经济、政治、社会造结构中的农业生产力、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城市、工商业、王权、阶级、人口等对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回答。这其中有封建生产力组成不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发展的问题，有地主经济的积累及投资（这涉及地主经济的转化等）问题；有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发展能力，发展前途问题；有封建社会中的城市是否对立于乡村而成为发展的重大动力问题；有不同的封建政权结构有何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问题；有中西国家在封建时代是否有不同的人口发展模式、家庭模式，并从而影响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农民阶级在封建社会中的斗争并不总是被迫反抗，而是有时也具有主动进攻，为达到某种政治、经济目标而奋起的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回答不一定正确，或者不一定使人信服。但本书的主旨主要是寻找一个研究的新角度、新方法，即通过比较，破除发展的西欧模式，从全世界范围内讨论封建社会的发展能力、发展前途问题。尽管这一工作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许多内容还待讨论，许多思路还要统一，但本书作为一个奠基的尝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及主要结论，详见各编，此处从略。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名教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即名份，教即教化，名教即通过上定名份来教化天下，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它渊源于先秦时代的孔子。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求全责备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名教观念最初也始于孔子。孔子强调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认为为政首先要“正名”，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西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其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但“名教”这个词的出现是在魏晋时期，用来指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魏晋时期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论辩。王弼糅老庄思想于儒，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西晋郭象则认为名教即自然。宋明以后，名教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如违犯封建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它们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被写进封建家族的族谱中，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2000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当然，这种思想在一定时期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
奴隶主具有控制奴隶人身自由，掌握奴隶生杀大权，且占有大部分奴隶劳动成果的那部分人。奴隶是需要从事生产劳动的，无人身自由，无个人财产，剩余价值被奴隶主占有的那部分人。人类发展历史中，若绝大多数生产者都是奴隶，那么，我们可以叫这样的社会为奴隶社会。
原始社会终结以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最能干的人”带着人们一同从事生产活动这件事不再出现，于是，变成了“最有权势的人”命令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并且，开始占有大部分人的劳动成果，自此，人剥削人的现象开始出现。奴隶主拥有奴隶的所有权，实行超经济奴役。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奴隶主主导上层建筑和经济发展，奴隶从事生产劳动，这就是当时奴隶社会的基本发展的方向。埃及、西亚、中国、印度是世界上第一批出现奴隶、奴隶主的国家。第二批出现奴隶社会的国家，是古希腊和现在的发达国家意大利等。
那么，奴隶社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呢？为什么会产生呢？它产生的基础是什么呢？
原始社会末期，因为工具的普遍使用，社会工作开始分工，生产力大幅度得到提升，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于是，便开始产生了一种之前没有的物质：剩余产品。这种罕见物品则意味着：占有越多的劳动生产者，就能占有越多的剩余产品。
于是，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了人剥削人的制度，自此，奴隶私有制开始萌芽，并且，最终茁壮成长。
那么，最早的奴隶主是从那来的呢？最早的一批奴隶又是怎样不幸跌入深渊的呢？
其实，最早的奴隶主就是原始社会内部一开始的那批“最能干的人”，他们通过“能干”积累了一大批剩余产品。而“最不能干的人”不仅没有积累到剩余产品，甚至，连自身温饱都无法满足，最终，逐渐形成了一种借贷关系，并且，之后更是形成了最初的奴役关系：债务奴役。
那些最终没有能力还债的人，常常会被债主卖掉，变成了奴隶。
奴隶的第二个主要来源，便是那些在战争中被俘虏的人，那些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外族人失去了人身自由，自然只能为当时的“最能干的人”干活以求活命了。
当然，除了这两个来源，奴隶的来源还包括：罪犯、被拐卖的人口、奴隶的儿女、人口卖卖等等。
自然，再远久的古人也是有人性的。再“不能干”的人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剩余产品被大量剥夺，“不能干”的人也会站起来反抗，此时，主要为奴隶主服务的工具就应运而生了：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意味着人类进入奴隶社会。
最早出现在亚洲，欧洲，非洲的国家，多数是为奴隶主服务的政权。
但是，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中国的奴隶和西方的奴隶是不尽相同，因为，中国的奴隶较之西方的奴隶稍有“人权”：
西方的奴隶完完全全就是奴隶主的一种财产，奴隶主想打、想卖，甚至，杀掉都是全凭个人喜好而定；
中国的奴隶虽然依附于主人，没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但是，他们还是受法律保护的。也就是说：法律有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奴隶是具有权利的。就比如：奴隶具有生命权，奴隶主或者其他良人，是不能随便伤害奴隶的性命的。
在中国历史上，农业主要依靠的劳动者是自耕、工业生产主要依靠自由手工业者自供，他们不存在依附奴隶主的关系。所以，奴隶在中国的生产过程中，使用率较低，也因此，有个别人士觉得：“中国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到了封建社会，这期间，是没有奴隶社会这个过程的。”
对于这一问题，中国的“无奴学派”创始人黄现璠教授，在他的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中，就曾写道：“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对此看法，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不以为然。
其实，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的问题，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就在中国学者当中引起了较大的争论。最早认为中国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学者有可能是陶希圣，但是，不久之后他又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经历过奴隶社会。
1、生产力的不同。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大大发展，客观上要求生产关系与之适应。这是主要区别。
2、生产关系不同。奴隶社会主要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连奴隶也是其私有财产，可以买卖。这是根本区别。
封建社会是地主占有土地，但不占有农民。其关系是雇佣关系和租用关系。当然也有占有关系，如家奴等，但这已不是主要关系了。到了封建社会，才产生了真正的平民，不属于任何人，是独立的人。
奴隶制和封建制简介：
人口的逐渐增长生产力发生了改变，正如人类由原始社会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一样，工艺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奴隶社会的时期人类使用的还是骨质武器，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工艺的进步人们逐渐的使用上了青铜武器，而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时候，人们的武器由青铜武器转向铁制武器，这是生产力和工艺进步的证明，同时也是每个时期社会性质转变的苗头。
社会性质的转变使得人的阶层也有了一定的转变，首先是奴隶社会建立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贵族，这一时期国家采用的是世袭制度，所以贵族永远都是贵族，平民永远都是平民，奴隶永远都是奴隶，所以在当时奴隶中一些十分有才能的人很难得到任用。
到了封建社会之后，废除了奴隶制很殉葬制，平民成为了最低层次的人，同时随着封建制度的深入，到了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考试，使得平民也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
营养与美味 由于中西哲学思想的不同，西方人于饮食重科学，重科学即讲求营养，故西方饮食以营养为最高准则，进食有如为一生物的机器添加燃料，特别讲求食物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各类无机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宜，卡路里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以及这些营养成分是否能为进食者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这些问题都是烹调中的大学问，而菜肴的色、香、味如何，则是次一等的要求。即或在西方首屈一指的饮食大国——法国，其饮食文化虽然在很多方面与我们近似，但一接触到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 中国五味调和的烹调术旨在追求美味，其加工过程中的热油炸和长时间的文火攻，都会使菜肴的营养成分被破坏。法国烹调虽亦追求美味，但同时总不忘“营养”这一大前提，一味舍营养而求美味是他们所不取的。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现代烹调思潮，特别强调养生、减肥，从而追求清淡少油，强调采用新鲜原料，强调在烹调过程中保持原有的营养成分和原有的味道，所以蔬菜基本上都是生吃。所以说西方饮食之重营养是带有普遍性的。 平心而论，谈到营养问题也触及到中国饮食的最大弱点。尽管我们讲究食疗、食补、食养，重视以饮食来养生强身，但我们的烹调术却以追求牢段�谝恍砸�螅�率剐矶嘤��煞炙鹗в诩庸す�讨小＝�昀次夜��∑渭邮澜缗氲鞔笕��思叶松弦桓霾擞��煞挚�械靡磺宥���颐窃蚰貌怀稣夥莶牧稀＞�颂嵛剩�囝�拷嵘嗖恢��疲�蟠蟮爻粤搜瓢涂鳎? 我们从来都是把追求美味奉为进食的首要目的。民间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虽然人们在赞誉美食时，总爱说“色香味俱佳”，但那是由于我们感受色香味的感觉器官“眼、鼻、口”的上下排列顺序如此。人们内心之于“色、香、味”，从来都是“味”字“挂帅”的。 由于中国人极端重视味道，以至中国的某些菜仅仅是味道的载体，例如公认的名贵菜海参、鱼唇、鱼翅、熊掌、驼峰，其主要成分都是与廉价的肉皮相仿的动物胶，本身并无美味，全靠用鲜汤去喂它，喂饱了它，再用它来喂人。这不就是地地道道的味道载体了吗？ 中国人重视味道，也反映在日常言谈之中，如家庭宴客，一俟主要菜肴端上台面，主人常自谦地说：“菜烧得不好，不一定合您的口味。”他绝不会说：“菜的营养价值不高，卡路里不够。” 西方烹调讲究营养而忽视味道，至少是不以味觉享受为首要目的。他们以冷饮佐餐，冰镇的冷酒还要再加冰块，而舌表面遍布的味觉神经一经冰镇，便大大丧失品味的灵敏度，渐至不能辨味；那带血的牛排与大白鱼、大白肉，生吃的蔬菜，白水煮豆子、煮土豆，虽有“味”而不入“道”，凡此种种都反映了西方人对味觉的忽视。他们拒绝使用味精，更足以证明此辈皆属不知味之人，非“知味观”之座上客也！ 基于对营养的重视，西方人多生吃蔬菜，不仅西红柿、黄瓜、生菜生吃，就是洋白菜、洋葱、绿菜花（西兰花）也都生吃。因而他们的“沙拉”有如一盘兔饲料，使我们难以接受。现代中国人也讲营养保健，也知道青菜一经加热，维生素将被破坏，因而我们主张用旺火爆炒。这虽然也使维生素的含量下降，但不会完全损失，可味道却比兔饲料好吃得多。因而中国的现代烹调术旨在追求营养与味道兼顾下的最佳平衡，这当然也属于一种“中庸之道”。 规范与随意 西方人于饮食强调科学与营养，故烹调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牛排的味道从纽约到旧金山毫无二致，牛排的配菜也只是番茄、土豆、生菜有限的几种。再者，规范化的烹调要求调料的添加量精确到克，烹调时间精确到秒。此外1995年第一期《海外文摘》刊载的《吃在荷兰》一文中还描述了“荷兰人家的厨房备有天平、液体量杯、定时器、刻度锅，调料架上排着整齐大小划一的几十种调味料瓶，就像个化学试验室。” 中国的烹调与之截然不同，不仅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风味与特色，就是同一菜系的同一个菜，其所用的配菜与各种调料的匹配，也会依厨师的个人特点有所不同。就是同一厨师做同一个菜，虽有其一己之成法，但也会依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用餐人的不同身份，加以调整（如冬季味浓郁，夏季味清淡，婚宴须色彩鲜艳，丧宴忌红色；穷汉杀馋应浓油厚汁，老饕会餐宜新鲜别致）。此外还会因厨师自己临场情绪的变化，做出某种即兴的发挥。因此，中国烹调不仅不讲求精确到秒与克的规范化，而且还特别强调随意性。 对食品加工的随意性，首先导致了中国菜谱篇幅的一再扩大：原料的多样，刀工的多样，调料的多样，烹调方法的多样，再加以交叉组合，一种原料便可做成数种以至十数种、数十种菜肴。譬如最常用的原料鸡，到了粤菜大厨师手中，做出数十道以至上百道菜式都不在话下。其他原料也是如此。因而在盛产某种原料的地方，常常能以这一种原料做出成桌的酒席，如北京的“全鸭席”，延边的“全狗席”，广东的“全鱼席”、“全蚝席”，长沙李和胜的“全牛席”，北京一些清真饭馆的“全羊席”以及北京砂锅居的“全猪席”，比比皆体现了中国烹调的随意性派生出琳琅满目的菜式。 分别与和合 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的序言中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此一文化特征，亦体现于中西饮食文化之中。西菜中除少数汤菜，如俄式红菜汤（罗宋汤），是以多种荤素原料集一锅而熬之外，正菜中鱼就是鱼，鸡就是鸡，蜗牛就是蜗牛，牡蛎就是牡蛎。所谓“土豆烧牛肉”，不过是烧好的牛肉佐以煮熟的土豆，绝非集土豆牛肉于一锅而烧之。即使是调味的作料，如番茄酱、芥末糊、柠檬汁、辣酱油，也都是现吃现加。以上种种都体现了“西方重分别”。 中国人一向以“和”与“合”为最美妙的境界，音乐上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上主张“身和”、“气和”。我们更希望国家政治实现“政通人和”。而我们称夫妇成婚为“合卺”，称美好的婚姻为“天作之合”；当我们表示崇敬之心时，更以双手“合十”为礼，而当一切美好的事物凑集在一起时，我们将其称誉为“珠联璧合”。 中国烹调的核心是“五味调和”即《文子·上德篇》所称之“水火相憎，鼎鬲其间，五味以和”。《吕氏春秋·本味篇》称赞“五味以和”是“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中国的“五味调和论”是由“本味论”、“气味阴阳论”、“时序论”、“适口论”所组成。就是说，要在重视烹调原料自然之味的基础上进行“五味调和”，要用阴阳五行的基本规律指导这一调和，调和要合乎时序，又要注意时令，调和的最终结果要味美适口。所以中国菜几乎每个菜都要用两种以上的原料和多种调料来调和烹制。即或是家常菜，一般也是荤素搭配来调和烹制的，如韭黄炒肉丝、肉片炒蒜苗、腐竹焖肉、芹菜炒豆腐干……而此等原料若西厨烹制，则奶汁肉丝外加白水煮韭黄，或炸猪排佐以清水煮蒜苗，中国食客见如此中菜西做，自然是“哭不得笑不得”�而那地道的西菜，更是一块牛排佐以两枚土豆、三片番茄、四叶生菜，彼此虽共处一盘之中，但却“各自为政”，互不干扰。只待食至腹中，方能调和一起。 中国人把做菜称之为“烹调”，这意味着我们历来将烹与调合为一体。西方原来有烹无调，现在虽说也有了调，但仍属前后分立的两道工序。 在食仪上，西方奉行分餐制。首先是各点各的菜，想吃什么点什么，这也表现了西方对个性的尊重。及至上菜后，人各一盘各吃各的，各自随意添加调料，一道菜吃完后再吃第二道菜，前后两道菜绝不混吃。中餐则一桌人团团围坐合吃一桌菜，冷拼热炒沙锅火锅摆满桌面，就餐者东吃一嘴西吃一嘴，几道菜同时下肚，这都与西餐的食仪截然不同，都体现了“分别”与“和合”的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机械性与趣味性 由于西方菜肴制作之规范化，烹调成为一种机械性的工作。肯德基老头炸鸡既要按方配料；油的温度，炸鸡的时间，也都要严格依规范行事，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他有如自动化装配线上的一名工人，甚至可由一机器人来代行其职。再者，西方人进食的目的首在摄取营养，只要营养够标准，其他尽可宽容，因而今日土豆牛排，明日牛排土豆，厨师在食客一无苛求极其宽容的态度下，每日重复着机械性的工作，当然无趣味可言。 在中国，烹调是一种艺术，一如女作家三毛在《沙漠中的饭店》一文中说的：“我一向对做家事十分痛恨，但对煮菜却是十分有兴趣，几只洋葱，几片肉，一炒变出一个菜来，我很欣赏这种艺术。”做菜既是一门艺术，它便与其他艺术一样，体现着严密性与即兴性的统一，所以烹调在中国一直以极强烈的趣味性，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游戏性，吸引着以饮食为人生之至乐的中国人。 趣味的烹调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出土的汉画像《庖厨图》，就很像一个大杂技团演出的场面。杜甫《丽人行》中“弯刀缕切空纷纶”的诗句，提到的这种刀背上系了许多铃铛的刀，据说当年唐代的厨师可以用它一边切菜一边奏出丁冬的乐曲。可惜这种刀和操刀的技巧都已失传了。 涮羊肉以及与之相类似的四川麻辣火锅、广东海鲜火锅之所以广泛受人喜爱，一在其鲜嫩热，吃起来自在，二也在它把烹调的主要部分移到了餐桌上，让人们边吃边体验这趣味的烹调。又如西安的羊肉泡馍，硬邦邦的馍，要客人自己动手掰成碎块，似乎这要比厨师切碎的吃起来更香些。北京风味“烤肉季”的烤肉之所以令人失望，令人感叹今不如昔，也正在于它把自己动手改成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一改，改得兴味索然，吃着那么不是味儿，这都是不懂得中国的趣味烹调，瞎指挥出的悲剧如此追求烹调中的乐趣，在西方厨师是绝对不为的。西方人的信条是“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从他们那种机械论的两分法看来，工作中的游戏是失职，游戏中工作是赔本的买卖，都是“吾不为也”�而对于崇尚融会贯通的中国人来说，“工作中有游戏，游戏中有工作”，方是人间正道。 烹调一直为中国人视为极大的乐趣，并以从事这一工作为充实人生的积极表现。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厨房”，烹调之于中国，简直与音乐、舞蹈、诗歌、绘画一样，拥有提高人生境界的伟大意义。
餐具上麻烦与简单!
1925年，鲁迅先生总结道:中国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厨房。今天我则反过来想，厨房便是一个浓缩的中国。饮食文化成为显学以来，对它的研究大致有两派：一是专注于做菜，眼盯着烹饪生产阶段，称之为烹饪文化派；一是专注于吃菜，陶醉于饮食消费阶段，称之为饮食文化派。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整理国故，发扬“国粹”。两派方向不同，研究成果却一致。窃以为研究中国烹饪不光是要研究做菜和吃菜，更应当研究做菜的人和吃菜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我对当今“烹坛”知之甚少，只是因为对烹饪界一些现象感到厌恶，才使我斗胆将近年来危害中国烹饪之怪现象总结罗列于后。 一 我们祖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为了研究或称谓的方便，对于饮食文化的民族多样性和地域多样性，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表述系统。清末民初时，大致称“帮口”，意指不同帮派所具有的不同烹饪特色。一帮一伙的厨师，为了生存需要，自发地按风味流派组织起来，传承、操练技艺，开拓发展空间，同时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行帮色彩。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菜系说”广为传播。先是四川人、江苏人、山东人、广东人出来宣扬川、苏、鲁、粤“四大菜系说”；紧接着，便有湖南人、福建人、浙江人、安徽人出来鸣不平，于是四大菜系又摇身变为八大菜系；眼见别人都成了气候，当然北京人、上海人也坐不住了，结果，八大菜系又增补为十大菜系。1992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烹饪辞典》，居然把尚在争论中的“菜系说”作为学术成果写了进去，从此，便给菜系之争埋下了伏笔。 山东人欲以鲁菜涵盖黄河中下游风味，河南人岂能坐忍？只需稍做调查，不仅山东人的始祖姜太公发迹之前长期定居河南屠狗卖肉，就连“食不厌精”的孔圣人也是河南商丘人的子孙。“四大菜系”之一的苏菜，深受河南的影响；“八大菜系”的浙菜，更是北宋开封菜的后代。岂有“子孙”在前，“祖先”殿后的道理？如此一来，在菜系排行榜前，河南人便不肯买账。接下来，陕西人出来说，汉唐是中国亘古惟有的盛世，且西安烹坛尚有三绝：牛羊肉泡馍、饺子宴和仿唐菜，而“秦菜”不在八大十大“菜系”之列，令人费解！很快，贵州人站出来说话了，贵州的菜要比川、湘辣好几倍；山西人说山西菜全球最酸；新疆人说全国羊肉串的根在新疆；东北人说是他们发明了猪肉炖粉条。闹来闹去，便有人站出来和稀泥了———既然大家都有理，那也不必受十大八大的数字限制，各省区均可成系。于是乎，菜系排行榜前，四大八大十大中有名的，都在拼命捍卫已有的地位，而那些榜上无名的省区，则是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去。一时间，全国三十几个省区纷纷提出要建立自己的“菜系”，就连刚从四川脱离出来的重庆，也有人出来鼓吹“渝菜说”。于是，菜系说的学术泡沫演变成了一场大跃进式的闹剧。 饮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表现出一定的区域相异和民族相异本来很正常，不过，这种相异性并没有明确具体的空间和时间界限，更无法量化。譬如我们常吃的红烧肉，南北方家庭主妇都在做，然而各自的风味却不大相同，当然也无优劣高下之别，有人硬说它属“湖南菜”，就近乎于扯淡。实践证明，“菜系”之说机械地运用行政区划来分割的做法是相当愚蠢的，这是一套削足适履的表述系统，只会造成文化上的“封建割据”和无休止论战。当初鼓吹这一“学说”的人，也许仅仅是为规范学术名词和方便研究，然而，这一“学术成果”却被相关省区所利用，最终异化为省区餐饮实力之间排座次、争范围的工具，而那些后起的弱势省区除了奋起抗争以外，也在竞相建立自己的“菜系”，凸显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 如果让“菜系说”继续说下去，那肯定会阻碍中国烹饪的发展。 二 中国烹饪的历史虽久，但搞烹饪大赛却算是新生事物。1980年以前，各地也举办过诸如活鸡拔毛、快速切肉之类的技能比赛，不过影响都有限。1983年11月，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在北京举行，这也是最早举办的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型行业赛事。作为烹饪社会化的产物，大赛无疑是行业内交流技艺、提高水平、展示形象的良好平台，对于中国烹饪事业的促进作用也不容置疑。 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烹饪大赛过分追求菜点的外在美，一味地推崇雕刻盘饰，从而陷入到形式主义的泥潭。从文化根源上讲，中国饮食文化是模糊哲学的产物，理性主义的先天不足导致了中国烹饪成为感性烹饪，从而又导致了以口目等感官刺激为审美价值取向的传统。而在生产者一方，由于历史的原因，从业者文化素质相对低下，既无力以科学手段改造旧传统，又缺乏足够的理性来建立正确的审美思想体系。这种情况下，相关行业组织的正确引导就显得特别重要。然而近十年来，尽管有识之士为此喊破了嗓子，各种烹饪大赛的形式主义仍愈演愈烈。一些厨师为了在大赛上取得好成绩，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泡沫雕龙，人乳入菜；头顶切面，人背作砧；穷形尽相，不一而足。 1983年以来的20年间，在全国大赛上产生的金牌菜银牌菜铜牌菜数以千计，再加上省市级各类大赛产生的获奖菜数以万计，这一来，全国各地饭店里的菜谱怕是盛不下了，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如今，各地大小饭店的菜谱上根本就看不到这类获奖菜的影子，而经营者对这类花拳绣腿菜也从来是敬而远之。既然市场不肯买账，那么举办这类形式主义的大赛又有何益？如此众多的行业精英聚首一处，堆积山珍海错、耗费巨资，难道只为博三五评委一笑吗？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是成本社会，任何一种社会行为都要追求合理的投入产出比例，以尽可能地降低无效成本。每次烹饪比赛“胜利闭幕”时，组织者总是在台上大谈本次大赛如何在规模档次上超越了上届，获奖选手增长了多少等等，然而，对烹饪大赛的社会成本问题则鲜有人提及。 三 眼下，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许多手工生产行业都在与时俱进，可奇怪的是，大都市星级酒店的厨房里，仍然是少数“灶头”在作威作福。徒弟要给师傅磕头、作揖、洗工装，“灶头”可以随意打骂徒弟。发生这样的事情，施者不必自责，受者也不必自愧，好像这还都是小事，最要命的还在于包厨制度和行业垄断。包厨制度不知源于何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充满了寄生色彩的封建行业制度残余。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个酒店的厨房，三万元包给“灶头”，他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走两万，剩下的一万，才由他那30多个徒弟去分。30多人分一万元，也决不会让大家均了贫富，“二灶”独拿三千，“三灶”“四灶”一人两千，剩下再层层瓜分。可怜那些刚入门的生瓜蛋子学徒，经年累月的辛苦，到头来也拿不到几个钱，逢年过节，还要从自己牙缝里挤出礼品钱来讨师傅欢心。 包厨制度使极少数“灶头”短时间内就聚敛了大量财富，为其实施行业垄断奠定了经济基础。于是，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这些“灶头”很容易打通关节，润滑关系，控制下一个自己看中的厨房。在不断扩张控制厨房的同时，他们还染指行业组织，左右重要的行业赛事，利用烹饪大赛、收徒等手段党同伐异，培植自己的势力，最终成为厨霸。 不难看出，不合理的包厨制度是产生厨霸的土壤，也是下层厨工生活贫困的根源。而厨房等级制是旧时代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物，是行业不平等的根源，因此，我们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只会将中国烹饪引向歧途。 四 复古主义是老毛病了，凡是号称“国粹”的行业似乎从来都未能幸免，今日之中国烹饪也不例外。复古学者翻开《烧尾宴食单》，发现有一道“乳酿鱼”，不由两眼放光，啧啧赞叹，“看看，欧洲人尚在茹毛饮血，我们的祖先就会用乳产品做鱼吃了！”再翻开《红楼梦》，见到“茄鲞”又是一阵陶醉，“当我们用鸡肉烧茄子的时候，美国人还在啃生牛排呢！”能从古代菜谱中抢救出一些民族自豪感来，也算是这些整理国故派学者之所以吃香喝辣的缘故。多亏了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我辈才能在曲阜吃上“孔府菜”，在北京吃上“红楼菜”，在徐州吃上“彭祖菜”，在浙江吃上“西施菜”…… 中国烹饪文化的复古，大致走的是两条路。其一是“专求于故纸”，譬如所谓的“红楼菜”，它的研制者就声称，这红楼宴里的每一道菜都能在《红楼梦》里找到出处，每一道菜都选料精良，造型美观，南北兼容，营养丰富，滋补健身。其实，复制这一桌筵席也并非难事，问题是不知道餐桌周围西装革履的一群，究竟想从中吃出点什么来？形式和内容永远矛盾对立，强调形式必然损害内容。这红楼菜又要出处，又要造型，又要兼顾南北风味，拼凑到最后，恐怕是顾不上营养健康了。另一种复古则连故纸也不要，完全由学者杜撰，由大厨凭空创造，譬如彭祖菜、西施菜之类。这类菜荒诞无稽，根本经不起推敲。烹饪复古，无论“故纸派”或“杜撰派”，都不过是学者的煽情和店家的噱头，我们万不可当真。 古并非就是毛病，而好的古药方我们至今吃着，好的古装戏我们至今看着，好的古饭菜我们有时也要吃一些。我们这里探讨烹饪复古的动机———学者为名、店家图利，其实都相当单纯。如果有人想借此重温贵族老爷的旧梦，生发帝王将相之豪情，那他（她）就走到邪路上去了。现实中，这样的人有，还不少。 五 豪门宴虚火上升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当初从南方沿海发达地区过来的燕翅鲍豪门宴狂潮，现已迅速感染着内地餐饮市场，尤以内陆省会中心城市为重灾区。2002年，我曾写过一篇《燕翅鲍是条邪路》的文章，对郑州餐饮市场豪门宴邪风劲吹现象予以关注。又是一年过去，燕翅鲍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燕翅鲍不仅遍及郑州的大中型饭店酒楼，而且还从省城普及到了县城，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恐怕不久即可普及到乡镇。 燕翅鲍等豪门宴短时间内就在全国餐饮市场形成了气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今餐饮市场正在走向专业化的大趋势。而在这一消费现象背后，隐藏的却是近年来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层严重的社会现实。 马克思批评说，亚洲城市的兴旺，完全与政府的消费有连带关系，这话现在听起来仍有些意味深长，因为现实社会豪门宴的兴旺，就完全适用于这一规律。如果豪门宴仅仅是几个阔人的斗富，那么有危害，但有限；可怕的是它的兴旺与政府的消费有某种连带关系。在现行体制下，一个处长将公款往自己口袋装一毛钱都是不允许的，但他一年吃掉100万也不会出事。这样，他很可能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个人谋取生活享受的资本，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大吃豪门宴。于是，豪门宴开始异化为腐败分子挥霍享乐的工具，无数民脂民膏也在豪门宴的一派繁荣里面，随着下水道流走了。 六 我常常惊叹餐饮市场“与时俱进”的速度，这里仍以我生活的城市为例。昨天还在上演着“小尾羊”和“小肥羊”的火锅对抗赛，一夜之间，街头又到处流行起“小毛驴”火锅了。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这实在是口腹之欲的黄金时代。1995年以来，先是红焖羊肉席卷郑州，接下来甲鱼泡馍、煳辣鱼、汉宫姜母鸭、迷宗菜、燕翅鲍、东北菜等先后粉墨登场，乱花渐欲迷人眼，城头变幻大王旗。郑州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枢纽特征，决定了她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全国餐饮市场的晴雨表。因此，郑州餐饮市场的盲目跟风现象也就不是孤立个案，而是具有代表性。一道菜走红，一个品牌叫响，大家都来依葫芦画瓢，一哄而起，搞得李逵不像李逵，李鬼不像李鬼，随后一哄而散，转而又去寻找新目标。这一次次大跃进式的克隆运动，搞臭了李逵，搞跨了李鬼，企业不断重复建设又随即毁灭，使整个行业发展趋向泡沫化。 之所以屡屡出现各种盲目跟风现象，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前整个行业缺乏一套建立在现代意识和科学精神之上的游戏规则。在市场大潮中，许多餐饮业主往往不是倾向于争取行业游戏规则的公开、公平、公正，而是迷信于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的投机规则。虽然某些时候个别餐饮业主可能会成为投机规则的受益者，但总体来说，当一般性行业规则不能清晰建立时，行业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七 协会林立，多头领导，不良竞争，这在20年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问题，因为那时许多行业组织尚未建立，当然也就无矛盾纷争可言了。1987年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组织成立，在彼此业务交叉的领域，矛盾日渐突出。就“国家级”行业组织来说，与餐饮和烹饪相关的行业组织就有烹饪协会、饭店协会、旅游饭店协会、烹饪文化研究会、食文化研究会等数家，家家都自称权威“正宗”，家家都可以发文件、搞活动，影响行业发展。由于行业组织间约束机制的不完善和游戏规则的不规范，因此，在巨大的行业利益驱使下，这些组织交叉渗透便越来越多，冲突也越来越尖锐。当前的现状是，政出多门和多头领导给整个餐饮行业带来了不少混乱，同时还造成了一些不良社会后果。下面，笔者仅试举二例。 一是烹饪大师名师泛滥成灾。评定烹饪大师名师，本来是件好事，但甲协会评了，乙协会也要评；国家协会评了，省市协会接着评；春天刚评了一批，秋天再来一批。于是最近一两年来，中国烹饪界迎来了空前的大师名师丰收季节，每年都要产生“国家级”大师数百、名师数千，“省市级”大师名师数万。 祝福我们的大师名师们吧，他们因为幸逢盛世，花数千元即可购得几块精致铜牌，既圆了大师名师梦，又丰富了家庭收藏。 二是名店名菜泛滥成灾。评定名店名菜，同样是好事，但由于不良竞争，于是乎又变了味道。一个不大的饭店，为了装点门面扩大影响，花钱评上甲协会的名店名菜，招牌还没有来得及挂，乙协会的文件又下来了，甲协会的名店名菜我们一律不予承认，直到又花钱买来乙协会的铜牌挂上，才算告一段落。 名店名菜泛滥成灾，苦的是左右为难的饭店酒楼，乐的是那些做铜牌的商家。更为严重的是，这类短期行为极大地损害了行业信誉和行业形象，破坏了全国烹饪界同行之间的团结，不利于我们中国烹饪的长远发展。
中餐上菜顺序应是：先上冷菜、饮料及酒，后上热菜，然后上主食，最后上甜食点和水果。宴会上桌数很多时，各桌的每一道菜应同时上。 上菜的方式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一是把大盘菜端上，由各人自取；二是由侍者托着菜盘逐一给每位分让；三是用小碟盛放，每人一份。 西餐上菜程序通常是：面包黄油→冷菜→汤斗海鲜→主菜→甜点心→咖啡和水果。冷菜、汤，同时就着面包吃。冷菜也叫开胃小菜，作为第一道菜，一般与开胃酒并用。汤分渍汤和奶油浓汤。主菜有鱼、猪肉、牛肉、鸡等。甜食常有冰淇淋、布丁等。然后是咖啡或红茶。至于水果，可上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