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我认为要全面地去看代日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现在的极右翼势力十分顽固拒不承认战争罪行也令我们非常愤慨。但我们也不应只看到日本的这一方面，虽然在我心中一样地瞧不起或者愤恨这个死不认错的民族，但全面地看日本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日本人能够从其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的灾害中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自然有其民族的可贵之处，他们一样有其艰难困苦和勤劳善良的一面，也有其忍辱负重改革自新的一面。随着其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他们虽说自以为何等地优越或者何等地自负，但从来没有放弃向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学习，而且日本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团结注重集体荣誉感。 我们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科技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进步，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的经济实力比我们现在要强，承认这些也没什么可耻，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过日本，总有一天会让日本人感到惭愧---为他们曾经所做的一切而惭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近代史(中日关系) 严海禁， 派兵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 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明成祖允 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 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 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规定 10 年一贡，人员贡船都有了一定限制，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 公元 1590 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 律宾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1592 年，日本侵略朝鲜。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 援朝军，但第一批轻敌失利。第二批援军入朝，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 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 海外贸易。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后来，德川幕府为了禁绝天主教和巩固幕府的统治的安全，陆续颁布了一些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 与国外的交往逐渐中断。。 六、 明治维新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然而日本内部矛盾激化，日本政府 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 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开始对中国血腥的侵略史。
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50-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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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重建乡村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满足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但当前我国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问题最突出。许多富有泥土气息的乡土文化，逐渐式微、贫瘠，出现了精神贫血、民间工艺缺少传承人等文化病灶。
乡村文化是农民生活意义与价值的来源，如果农民无法认同乡村文化，就没有乡村文化自信，更谈不上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就是要为农民提供高质量的精神营养，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
扩展资料
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灵魂和主心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
因为没有共同的精神追求，没有健康文化的滋养，很难构筑整个农村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优秀乡村文化不仅维系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让我们记得住乡愁，还为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孕育社会好风尚提供了丰润的道德滋养。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摘 要】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交流与沟通，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面临的一个趋势。大学生正处于一个增长知识、树立价值观的时期，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文化全球化，理性对待机遇和挑战，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是我们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关键词】文化全球化;大学生;文化自信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有必要对文化全球化作出一个基本认识。尤其是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们是国家的未来，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才能加快实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一、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其著作中直接使用或论述文化问题不多，甚至没有给文化做过严格的定义，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有很多涉及文化研究的内容。马克思认为，随着近代以来人类政治经济生活的沟通和融合，将预示着人类文化整体发展时代的到来。概括起来，他们的世界文化思想主要有：（一）将世界文化纳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中考察，认为世界文化具有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二）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以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为表现的“世界文化”，是一种处于高位的、不可阻挡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性是历史的范畴，特指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文化。因此，只要资本主义时代不被超越，那么作为这个时代的“世界文化”便不能被超越。然而世界历史证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且也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遭遇障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会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随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将必然重塑世界文化。
中华民族振兴了，看看我国的高速贯穿大江南北只不过要收费，我国的国民富裕了看看高楼大厦只不过大多都是房奴，国民一部分人富了看看私家轿车只不过油价是美国2倍，国民消费水平也提高了只不过食品不太安全，看看中国的企业多么强大只不过是国有垄断，2000字应该好写
古典与现代的对流:新世纪文学理念的学术探询——“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与新世纪文学理念”学术研讨会--《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01期本文献来源中国知网 【摘要】：【作者单位】：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宣传部【关键词】： 文学理念 文学思想 新世纪 中国古代 古典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研究 文学观念 学术研讨 文学经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分类号】：【DOI】：CNKI:SUN:【正文快照】：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现实意义何在 ?它对于我们建构新世纪文学理念有什么样的启示 ?古代文学研究如何参与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 ?在中西文学理论的交流中、在 2 0世纪自身取得很大的研究进展之后 ,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如何完善自己的学科建设 ?……新世纪之初 ,在由北京语言文。。。。可以到这里下载
[概述]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基础不是比拟本钱的差异，而是技术实力上的差距。在技术实力差距基础上树立的贸易关系中，贸易利益的分配对技术实力较弱的一方清楚不利。随着中美技术实力差距的不时增加，两国间的贸易关系也将由互补型为主逐渐转变为竞争型为主。我国应该经过减速技术提高、改善国际支出分配状况、优化经济增长形式等以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 [中心词汇]技术实力差距；高技术等级商品；低技术等级商品；中美贸易关系 中美贸易对双方的经济开展和国民的福利都是重要的。为了增加贸易争端，促进两国贸易关系顺畅的开展，需求首先对中美间的贸易关系有一个正确和片面的看法。 一、中美贸易关系的状况剖析 美国是技术实力最弱小的兴旺国度，而中国则是最大的开展中国度。两国的技术和经济开展水平、消费结构、商品价钱、支出水平以及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等可以用图－1说明。 图－1中，横轴表示技术水平和商品的技术等级(这包括商品的技术功用以及商品的质量等级两个方面)，纵轴表示商品的价钱，F线表示商品等级与商品价钱的关系。F曲线斜率递增的含义是，商品的技术等级越高，供应的垄断水平也越高，而且供求关系的对比也随之越为悬殊，致使商品的价钱以更大的比例上升。F线与横轴之间的面积代表支出。 从消费的技术才干方面看，一个国度的经济开展表如今它所能消费的商品的范围由高等级向初等级的扩展和添加。如由oa扩展至ob，再扩展至oc等等。但各个国度实践的消费范围与它在技术才干上可以消费的产品的范围能够并不分歧。首先，经济增出息程中需求结构的变化和需求等级的上升会招致实践消费的等级系列上下两端都在右移，即消费系列全体会右移和上升，如由ob移至ac等。其次，在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条件下，一个国度能够并不消费自己所需的全部商品，而是经过出口来满足自己的一局部需求。在这一点上，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度选择的余地越大，从而选择的结果越好。例如，当一个国度的技术水平到达c点时，它可以在oc段来选择消费项目，而当一个国度只到达ob段时，它就只能在ob段做出选择。 在全球化的市场上，商品的技术等级越高，价钱也随之更高。由于价钱水平决议着本钱水平，低价钱不只能使国度承当起取得一流技术人才的高本钱，并因此增强国度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使国度构成低价钱和高支出的良性循环式的增长。因此，只需具有技术条件，每个国度都会尽能够选择高端商品去消费，坚持或局部坚持低端商品的消费，同时经过出口来满足对低端商品的需求，这对任何国度都是一个好的选择。例如，当一个国度的技术水平到达c点时，它实践的消费范围和主导产业将能够集中在bc段，并将添加价值低的ob段坚持，改为出口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分工和贸易关系并非基于比拟本钱的差异，而是基于技术实力。 每个国度可以选择的产业和贸易等级是由它的技术实力强迫决议的，不存在人为逾越的能够性。当一个国度的技术实力最大在b点时，它的产业等级最高不能超越b点。一些在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上并不具有条件，但却试图经过政府的产业和贸易政策人为提升产业等级的开展中国度，实践上只是在消费一些与兴旺国度主导产业同类商品中的低端商品(在功用、质量方面)，并将自己消费的低端商品替代了出口的高端商品视为产业晋级和经济开展的标志。因此，许多开展中国度所谓的赶超实践上不过是一种幻觉。 中美两国由于技术实力的差异，各自所能消费的商品系列的长度是不同的。图中的oc段为美国在技术上可以消费的商品系列的长度，ob为中国在技术上所能消费的商品系列的长度。其中虽然oc段为美国可以消费的商品系列，但由于美国自己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等级较高的局部，并且高端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钱较高，因此，美国主要消费bc段的商品。b c c’b’代表美国从高端商品的消费中取得的支出。但是由于它的需求结构为ac段，所以，美国需求从中国等开展中国度出口ab段的商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对中国而言，其技术实力决议了它可以消费的商品系列为ob段，obb’o’为它所得的支出。图中的bc段为中国的技术才干所不可以到达的高技术等级区域，需求从美国等兴旺国度出口。但出口必需有出口来支付，由于中国只能消费技术等级相对较低的商品，所以，它需求向美国出口低技术等级的商品来换取高技术等级的商品。其中，ab段是美国需求范围内的商品，也是中国可以向美国出口的商品系列。因此，中美贸易关系的内容是，中国向美国出口ab段的商品来换取美国消费的bc段的商品。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对两国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剖析。 1 对中美两国资源配置的影响。中美贸易会改善美国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对中国资源配置不会发生影响。仅仅就中美两国而言，贸易之前，美国必需消费它所需求的全部ac段的商品。但在贸易之后，美国可以将它的资源全部集中在bc段，完全坚持或局部坚持ab段商品的消费，并经过全部出口或局部出口来满足对ab段商品的需求。资源配置的这种变化可以使美国在同等资源条件下取得更多的商品总量。中国的状况则不同，贸易之前中国消费ob段的商品，贸易之后它的消费结构依然是ob段。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它不能选择b点之上的商品消费，也不能坚持接近。点的低端商品的消费，由于这些商品都在它的需求范围之内，因此，中美贸易并不会改善中国国际消费资源配置的状况。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虽然国际贸易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但这主要是集中在兴旺国度，开展中国度并不能取得这方面的益处。技术水平越高，从而可消费的商品的范围越宽的国度，资源配置改善的状况越为清楚。反之，技术水平越低、选择范围越窄的国度，资源配置改善的能够性越小。虽然中美贸易并不可以改善中国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但由于开展中国度主要是经过出口技术设备并停止模拟来完本钱国的技术提高，同时中美贸易可以使中国取得自己不可以消费的较高端的消费品，因此，中美贸易对中国的消费和消费都是重要的。 2 对中美两国国民支出水平和失业的影响。对中国方面来说，bc段的商品是中国不能消费的，因此，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不会直接损害中国的消费和失业。在贸易平衡的状况下，也不会影响中国的国民支出水平。对美国的影响与中国的状况不同，它可以分为贸易平衡和不平衡两种状况来剖析。第一，假设中美之间的贸易是平衡的，则两国之间的贸易不会影响美国的国民支出水平。但假设美国依然消费一局部ah端的商 品，则中国的出口对美国的同类产业的消费和失业会发生不利的影响，并且会影响到美国的失业总水平。这是由于两国的出口商品的类型不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是运用较多休息的低技术等级的商品，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则是运用较少休息的高技术等级的商品，因此，当进出口额相反时，美国因出口而增加的失业数量要大于因出口而添加的失业数量，美国的总失业人数会因中美贸易而增加。第二，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状况。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存在顺差的状况下，中美贸易既会降低美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
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展望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亿美元，顺差为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安建工的吧？
1、时代背景不同。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而杜甫却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2、个人经历不同。李白早有诗名，杜甫一直默默无闻，在政治上也极为不得意，李白可以有“千斤散尽还复来”的豪气，杜甫却只能悲叹“茅屋为秋风所破 3、两人性格不同。李白洒脱豪迈，嗜酒，更狂放不羁，杜甫是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更关注民生 4、李白的诗多秉性而为，恣意天成，杜甫的诗却是经过反复琢磨、千锤百炼
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论文
论文摘要：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是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既体现了诗史相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又体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普遍心理，反映出当时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论文关键词：吴伟业诗史文化背景
明清之际的诗人吴伟业有近一千二百余首诗作留存于世，其中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历来最为人所称道，人多以“诗史”目之。与吴伟业同时的作家尤侗曾评价道：“梅村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艮斋杂说》），最早为吴诗作笺注的程穆衡也认为吴诗“征词传事，篇无虚咏”，可以“诗史”目之，并称其为“少陵后一人”（程穆衡《肇悦卮谈》，见《吴梅村全集》附录四）；陆云士更是把他司马迁相提并论（见《吴诗集览》卷六），评价颇不菲，都揭示出了吴伟业诗歌的“诗史”特征。
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现象，它与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和诗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一、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
从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诗歌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传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注重现实性，面向社会人生，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着重表达社会群体意识，诗人总是围绕着人生与自然、人生与社会关系的主题来抒写自己的社会愿望和人生理想。这无论是从草创时期的诗歌，如葛天氏之乐、甲骨卜辞和《周易》中那些具有原始歌谣意味的祷辞，还是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说，自居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诗，以及明清之际吴伟业的“有关时运升降、时政得失”（《且朴斋诗稿序》）的自觉创作上，都可以得到映证。诚然，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和为数不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也应看到，其浪漫主义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李白，作为浪漫主义的大诗人，其创作从根本上讲也没有脱离现实主义，其创作精神、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恰恰同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是相近的。清代刘熙载就看出了这一点，尝评论道：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艺概·诗概》）
总之，中国诗歌始终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诗歌中社会人生的反映、现实情感的'发抒、现实理想的寄托无疑都呈现出各个时代具体的历史面貌，从外在的时代治乱兴替，到内在的人的心理状态、时代精神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都展现在诗歌中，从而使诗歌显示出特定时代的总体特征和气象。因此，从根本上说，诗人心目中的创作意识是一种与史家相近的历史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诗歌与历史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种现象正说明了诗、史相通。
在吴伟业生活的时代，诗、史相通的观点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形成了一股诗坛思潮，像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就曾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之说，杜浚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还指出诗可“正史之讹”，钱谦益尝把《诗经》看作是国史，把孔子删诗视为“定史”（《胡致果诗序》），以及吴伟业在《且朴斋诗稿序》中明确提出“诗与史通”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当时文学家们对诗、史关系的认识和主张。
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为“诗史”创作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使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的结合和统一成为一种可能。而在吴伟业之前，已有司马迁、杜甫等人把这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为吴伟业“诗史”创作树立了榜样。从渊源上讲，吴伟业“诗史”是对司马迁、杜甫传统的继承。
司马迁之《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疑达到了文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其创作精神，不仅体现在注重实录的唯物史观上，而且还体现在“发愤抒情”的写作态度上，毫无疑问，这对于张扬创作的主体性和凸显主体情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使《史记》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史学与文学的结合，而成为“无韵之离骚”。
吴伟业则直接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抒情”观来进行“诗史”创作。诚然“发愤抒情”一说由屈原在《惜诵》中提出，并非司马迁独创，但吴伟业所持的“发愤抒情”观，显然直接源于司马迁。他在《北词广正谱》的序言中说：“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在此，吴伟业显然沿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说法而加以发挥。他以“发愤抒情”来创作，无疑使他情感勃发，借诗歌以寄托他于故国沦亡之后的“无聊不平之慨”，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抒情性。
继司马迁之后，再次将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是杜甫。其作品，“如太史公纪传”，为“古今绝唱”，被后人誉为“诗史”。杜甫诗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充分体现了《风》《雅》以及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还在于它是首次将诗与史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史之征实、实录精神的汇流。他的创作，无论是述怀，还是咏物、叙事、怀古，都极力融人自己的忧乱伤时之志，鲜明地表达出社会愿望和理想，把他所处的唐王朝那种由盛及衰、万方多难的时代风貌囊括进自己的诗篇之中。
吴伟业则是继杜甫之后全力创作“诗史”的作家，在“诗史”创作史上其创作是第二个里程碑。吴伟业学习继承杜甫开创的“诗史”传统，除了明清之际板荡不安的社会与杜甫所处的“安史之乱”时代相似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重要原因，即吴伟业意在继承“明七子”的复古传统，其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有直接秉承七子派的痕迹④。而“明七子”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宗盛唐，在创作中又都自觉地把杜诗作为主要学习目标之一。他们对杜诗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诗缘情”的角度出发，对杜诗中大量的以诗言理叙事的作法大为不满（何景明《明月篇序》），二是自觉地学习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艺术手法，“即事名篇”，用诗笔来反映现实，褒善扬忠，斥奸骂谗。
而吴伟业则全然以创作实践来表明他对杜甫诗歌的态度。他对杜诗的学习，同“七子”一样，也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创作手法上，如《直溪吏》、《临顿儿》、《芦洲行》、《捉船行》诸诗，赵翼谓“可与少陵《兵车行》、《石壕吏》、《花卿》等相表里”（《瓯北诗话》）。靳荣藩评吴伟业的《堇山儿》时说它“全仿古乐府而得其神似”（见《吴梅村全集》卷三诗前集三）。与“七子”学杜所不同的是，吴伟业则直接将现实主义精神自觉地运用到“诗史”创作中，全力结撰“诗史”作品。可以说“七子”的理论和实践是吴伟业学杜的一个铺垫，是杜甫到吴伟业之间的中介和过渡。
二、吴伟业“诗史”创作的契机——明清之际的沧桑剧变
前人论及吴伟业的“诗史”创作，都能认识到时代环境同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关系，如尤侗说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四库提要》言其“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等等，就点明了这种关系。我们考察他的创作，不能不着眼于这种关系去进一步探讨：时代环境为什么能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并且产生了哪些影响？
“万古痛心事，崇祯之甲申”，公元十七世纪中叶，正是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两大不同类型的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对故明王朝统治区的人民而言，甲申之变带来的不仅是战争的激烈震荡，而且是深重的民族压迫以及汉族士人难以接受的文化观念。当时民族压迫之巨、民族意识与斗争之烈亘古未有，汉族士人中抗清殉节者有之，甘居林下、耻食周粟者有之，屈节降清、出仕新朝者有之。而大多数人，故国旧君之思仍萦绕脑际，忠孝节义如芒刺在背，礼义廉耻似骨鲠喉，民族意识难以消除。即使在仕清贰臣中，“以降臣之手，写贞士之文”（缪荃孙《（有学集）跋》）者大有人在。
如龚鼎孳，仕清为官，犹“冀后世原心”，其《初返居巢感怀》诗云：“失路人归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许多诗都深挚地表达了这种故国之思以及仕清后的痛悔，说明贰臣所怀有的“肠热之念，知耻之心，交圉于中”（《（有学集）跋》）的心态。明清之际民族意识之强烈，以至影响数代，且不说洪、孔尚任在剧作中极力张扬民族意识，连深荷清廷殊遇的王士祯、生于康熙年间的屈复等人也在诗文中不时流露故国之思。
作为故明官员，尝受崇祯帝厚恩，吴伟业本人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如崇祯十二年正月，身居翰林院编修之职的吴伟业有见于清兵大举入侵、明军节节败退时事，向崇祯帝上疏言退敌御清方略（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七）。而在诗歌作品中，表达民族意识的例子则更多。如大致写于崇祯十一年的《再忆杨机部》诗：
国事艰难倚数公，登城遥望客征东。朝家议论安危外，兄弟关河风雪中。夜月带刀随破口，清秋摇笔赋从戎。书生表饵非无算，谁立军前跳荡功。
这首诗为佚诗，收入魏耕等人编的《吴越诗选》卷十二。诗中所缺很可能是“虏”字，因时忌而缺。它表现了诗人对抗清名将卢象异和投笔从戎的杨廷鳞等人的钦佩、崇敬，全诗充溢了极强的民族意识，这很可能就是诸诗集不敢收载的原因。又如写于顺治十年的《新蒲绿》，诗云：“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春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沉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此亦佚诗，作于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忌日，当时明遗民私祭先帝于江苏太仓钟楼，吴伟业作此诗为迎神送神之曲（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顺治十年”条）。而九月吴伟业即取道运河北上仕清，此诗足可说明他仕清时的心态。 “感时独抱忧千种，叹世常流两泪痕”，由于时代环境的因素，人们难以逃避严酷的现实，思想感情尤为强烈深挚，许多人不得不发而为歌诗，以抒其愤激不平之慨。钱谦益尝说：“兵兴以来，海内之诗弥盛，要皆角声多，宫声寡，阴律多，阳律寡，噍杀恚怒之声多、顺成缓之声寡”（《（施愚山诗集）序》），准确地道出了这段历史时期诗文的总体特色。而明清之际的诗文理论中，也有一个突出倾向，即强调“真”，大多要求诗人的感情要真挚内容要真实，风格要真诚，这无疑就是强调诗文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吴伟业、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持有类似的主张。这种求“真”的潮流正是时代环境在诗坛上的反。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术领域出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如查继佐之《罪惟录》、谈迁之《国榷》、朱国桢之《皇明史概》、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夏允彝之《幸存录》，等等，不胜枚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是人们历史意识的增强。而历史意识的增强，首先应归因于：明朝的灭亡，民族矛盾异常地尖锐化，再加上战乱不断，致使许多人痛感历史真相的湮没无闻，他们遂多以总结明亡教训出发，借史书载一代兴亡之迹，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以示不忘故国旧君之意。如明史学家谈迁，于明亡后尤“注心于明朝典故”，以期完成崇祯一朝之史。他说：
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于此！（《清史稿》本传）
于是他“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目《国榷》”（《清史稿》本传）。
另如吴伟业编《绥寇纪略》、黄宗羲作《汰存录》，等等，都能体现这种心态。
其次，历史意识的增强也归因于：明清易代，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顾炎武尝痛切地称为“亡天下”，满汉两种文化在此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汉族衣冠文化的存亡绝续受到极大的挑战。而广大的汉族士人并未因深重的民族压迫而消泯心中的民族意识，因而寓民族反抗情绪、存汉族衣冠文化传统成了不少遗民修史著述的衷曲。如黄宗羲，在明亡后起兵抗清，于桂王失败后，“知天下事无可为，乃作《明夷待访录》以见志”（《清诗纪事初编》卷二前编下“黄宗羲”条）。不仅如此，其所作《隆武纪年》、《赣州失事记》、《鲁纪年》等都是深有寄托之作，“皆所以庀史也“（同上）。又如明遗民查继佐作《罪惟录》，极力为明朝张本、为汉族立论之意十分明显。他将史可法、卢象异、杨廷麟、瞿式耜、张煌言等民族英雄列入《抗运诸臣列传》，又在《帝纪总论》中言：“明兴不介尺土，等汉之高祖。顾祓除之义，尤为卓绝。”查氏采用了《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修史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汉民族立场和尊汉排满情绪。《庄子·天下》云“《春秋》以道名分”，《孟子》亦言：“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查氏《罪惟录》之名即源于孔子之言，由此可见查氏之作深有寄托。
由于修史之风大盛，历史意识增强，影响到了诗文创作特色的诸多变化，许多作家在创作和理论上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向史学靠拢的倾向。首先，在理论上，如黄宗羲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钱谦益与吴伟业等人认为诗、史相通，不仅是有感于诗的特征，也是一种文学主张；其次，在创作上许多作家努力努力去反映现实，借诗文保存具有史料价值的事件，记载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汤燕生，作《赭山怀古》四章，诗中抒发亡国之悲以及对故国旧君的缅怀，被吴伟业目为“诗史”而大加赞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前编上“汤燕生”条）。再如吴嘉纪，著名的遗民诗人，其《陋轩诗》中许多作品亦堪称“诗史”。
而屈节诗人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记述有明一代诗人，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存诗，更重要的是借此寄寓故国之思，他自己就把它看成一部“心史”，黄宗羲和李慈铭、金堡都把它看作是一部与金遗民元好问《中州集》一样深有寄托的史学著作④。如黄宗羲在《姚江逸诗序》中说：“孟子日：‘《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钱牧斋仿之为明诗选，处士纤介之长、单联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陈寅恪先生尝引述金堡之言：“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钱谦益在创作中，也常以诗存史，如其大型组诗《后秋兴》，步杜甫《秋兴》之韵，诗从郑成功进军长江写起，直至永历桂王殉难，被陈寅恪先生誉为“明清之诗史”。
修史的时代风气盛行一时，使吴伟业不能不受到极大影响。他身为故明翰林院编修，掌修国史，熟悉各朝各代故实及本朝典故，于社会事件有着特别的敏感，对明亡教训深有体会，社会中发生的风云变幻他也多所闻见，在修史这一点上，其好友也曾期许于他。谈迁于顺治十一年致书，期望吴伟业能据其闻见，将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缀辑成帙，“如陈同父之《中兴遗传》、程篁墩之《宋遗民录》，则衮开幽籍，光回蠹简”（见《北游录·纪文》之《上吴骏公太史书》之二）；挚友彭燕又也曾赠诗于他，以修史期之@。这一切因素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史官意识，使他在存史方面有所作为。他修史目的，在于总结明亡教训，寓哀愤与兴亡之感。抱着这样的目的，他终于修成了《绥寇纪略》十二卷，专记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与社会风云。吴伟业的弟子兼好友黄翼圣之孙黄侃在《绥寇纪略》的序文中说：“呜呼！此书何为而作乎？盖悯明室之沦丧，叹神州之陆沉……其于人材邪正之关军国安危之际，未尝不三致意也。”尤可证其修史动机。
“诗史”，在很大程度上与史相通，其创作必然会受到存史意识的支配和影响，因此明清之际修史之风大盛，存史意识增强，必然会影响到吴伟业“诗史”的创作。然而，这种影响终究是外在的因素。对他本人而言，他于国变后的曲折经历与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这才是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动力。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正如他在《临淮老妓行》诗中借老妓冬儿之口说：“老妇今年头总白，凄凉阅尽兴亡迹”。故国之倾覆、中州之陆沉加上他本人的身世荣辱，终使他满怀哀愤之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使他自觉地在创作中坚持写实的原则，自觉地以诗存史，努力地把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广大民众的普遍心态及诗人自己的哀愤之情载入诗作，以成一代“诗史”、心史。因此可以说，明清之际的沧桑巨变是吴伟业自觉将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契机。
先秦诗歌主要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诗经是中国民间诗歌和现实主义诗歌的源泉，楚辞则是文人创作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源泉，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内容朴实，语言自由贴近生活，楚辞瑰丽浪漫，汪洋恣肆，反映了楚地的方言和信仰。汉魏六朝，主要是乐府诗歌，既有民间创作，也有文人创作，既有叙事诗歌，也有抒情诗歌，字数以四言五言为主，这一时期出现了“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辞》，以及《古诗十九首》。魏晋时期的诗风开始趋向清新健朗，即“魏晋风骨”，三国时期开始出现后来的边塞诗萌芽，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了后来山水田园诗的萌芽。唐宋是诗词发展的高峰期，唐诗主要有山水田园派和边塞派两大创作流派，体例上古体诗与近体诗（格律诗）齐头并进，风格多样，异彩纷呈，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诗人。唐中后期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推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思想。宋代词这种形式得到了空前发展，并逐渐由五代和北宋早期的婉约风格开始向豪放派转变，南宋词多怀念故土和收复失地的内容，情感。元明清时期单独的诗歌创作逐渐衰落，更多的是与曲、戏剧、小说等文学形式融合，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影响，诗歌创作走向没落。总体来说，诗歌在字句、格律、体制等方面是日渐发展的，从先秦的三言四言到后来的五言七言，格律的要求也日益严格。从内容上讲，每个时代的诗歌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性格。
1.先秦的诗集以《诗经》与《楚辞》为代表。诗经大部分是北方的诗风，而楚辞作于战国时期，楚国的华夏族（汉族前身）与南方百越族融合，诗风突破了许多限制，更有南方味道。2.汉代时乐府诗形成。乐府诗是为了配音乐演唱的，相当于现在的歌词。这种乐府诗称为“曲”、“辞”、“歌”、“行”等。三国时期以建安文学为代表的诗歌作品吸收了乐府诗的营养，为后来的格律更严谨的近体诗奠定了基础。 3.到了唐宋时期经济发达人们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宽松，唐诗大部分以律诗和绝句为主，宋代以词著名。唐宋的诗词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4.元代以后古诗的黄金时代就不复存在了，诗词逐渐衰落，文艺上取而代之的变为曲、戏剧和小说。其中元曲、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为其中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