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毕业论文题目： 1. 论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征 2. 我国犯罪成立理论的体系性特点及其缺陷 3. 论犯罪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异同 4. 犯罪本质特征新说 5. “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 6. 关于犯罪客体的若干问题思考 7. 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之争 8.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的新解读 9. 论刑法中的人身危险性 10. 试论不法侵害的认定 11. 现代刑法中报复主义残迹的清算 12. 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13. 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对峙及调和 14. 论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 15. 论刑法中的行为对象 16. 试析刑法中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 17.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 18. 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 19. 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20. 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21.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研究 22. 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 23.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情节犯研究 24. 量刑情节适用的若干问题研究 25. 论刑法适用中的隐性不平等：以刘海洋案为视角的考察 26.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 27. 罪行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及其发展趋势 28. 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的得与失 29. 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的冲突 30. 善待罪刑法定原则 31. 罪刑法定与自由裁量权 32. 犯罪“故意”的学理分析 33. 从主观要件中对“明知”的认定问题的探讨 34. 明知必然发生能否放任? 35. 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成立中的地位 36. 违法性认识在故意犯罪中的地位 37.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之合理性质疑 38. 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应考虑主观要素 39. 论刑法适用解释 40. 司法解释之刑法谦抑性的背离 41. 狭义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42.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43. 中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演进过程之检视与反思 44. 论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 45.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性质问题初探 46. 刑法有权解释主体辨析 47. 间接故意犯罪的中止 48. 犯罪中止若干问题思考 49. 论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 50. 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未遂立法的缺失、成因及其完善 51. 结果加重犯基本理论研究 52. 结果加重犯刑事责任根据及其合理性问题探讨 53. 论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的完善 54. 共犯的停止形态研究 55. 共同正犯的若干问题研究 56. 实行过限问题研究 57. 共谋共同正犯问题研究 58. 片面共犯若干问题思考 59. 过失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思考 60. 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 61. 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 62. 激情犯基本理论研究 63. 过失危险犯基本问题研究 64. 中国刑法上的新类型危险犯 65. 论危险犯的危险状态 66. 危险犯犯罪形态研究 67. 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 68.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69. 犯罪数额研究 70. 不纯正数额犯略论 71.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72. 关于“单位累犯”问题的思考 73.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74. 论单位犯罪停止形态 75. 论单位犯罪主体消亡后刑事责任之承担 76. 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新复合主体论”之提倡 77. 论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78. 单位共同犯罪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 79. 关于被害人承诺的若干问题思考 80. 事后承诺与阻却犯罪成立 81. 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 82. 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比较研究 83. 建立“受害人谅解”相关制度的设想 84.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85. 试论刑法中的被害者过错制度 86. 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 87. 试析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之不足 88. 对弱势群体中犯罪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89.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90. “不认为是犯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91. 对不能犯处罚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92. 论未遂犯的处罚范围 93.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若干问题思考 94.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 95.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及其制裁的新理念 96. 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浅析 97. 完善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司法制度 98. 将未成年人责任规则扩大适用于青年人 99. 身份犯研究 100. 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新论 101. 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 102. 吸收犯之生存空间论 103. 论想象竟合犯——兼与法条竟合犯相区别 104. 再论牵连犯 105. 我国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研究 106.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 107.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兼论海外华侨的刑法保护 108. 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109. 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 110.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111."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112.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113.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 114.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115. 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 116. 法益状态说——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标准新探 117. 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 118. 针对中国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 119.中国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120. 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 121. 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122. 论计算机中国络犯罪 123. 试论中国络共同犯罪 124. 关于中国络空间中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125. 论“黑哨”的立法定性 126.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再思考 127. 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 128.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129. 论“假想防卫” 130.业务过失犯罪研究 131.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正当化研究 132.论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 133. 刑法竞合论 死罪、死刑与期待可能性 134. 论死刑的具体适用——兼对新旧刑法中的死刑适用作一比较 135. 论死刑罪名与死刑限制 136. 试论死刑适用应设年龄上限的合理性 137. 死刑不引渡原则探讨——以中国的有关立法与实务为主要视角 138. 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 139. 行刑社会化及其理论基础探讨 140.试论非监禁刑及其执行体制的改革 141.保安处分的理论与实践 142.保安处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运用 143.大陆、台湾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比较 144.大陆与台湾刑事责任年龄之比较 145.教唆犯罪的理论与实践 146.论未遂的教唆的可罚性 147.陷害教唆若干问题研究 148.间接正犯研究 149.论转化犯 150.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及其价值趋向 151.转化犯与结果加重犯——兼论刑讯逼供的立法完善 152.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 153.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困境与诠释 154.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规范中的具体适用 155.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 156.特别自首若干问题思考 157.对“以自首论”的理解和适用 158.余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 159.单位累犯、数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问题 160.论量刑中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适用 161. 论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的改革 162.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重新犯罪如何处罚 163.减刑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164.我国假释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165. 论我国的缓刑制度及其立法完善 166. 论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 167. 论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 168. 浅议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 169. 刑法中没收财物之分类研究 170.论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 171.论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若干问题探讨 172.论数罪并罚的根据：兼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173.论酌定从轻情节 174.刑法中关于保护国有资产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175.惯犯问题研究 176. 初犯的刑法学界定 177.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178. 紧中国避险限度条件的
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犯罪身份者与身份者构身份犯罪共同实行犯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犯罪进行定性应采取部犯罪共同说并区同情况别处理单独犯罪否具某种身份论定罪量刑面般说相简单实践易于操作身份与共同犯罪相联系其认定复杂程度远远超单独犯情况犯罪构意义说身份问题共同犯罪显现更密切身份者能单独构某种身份犯言喻身份者能否构身份者共同犯罪问题理论已经肯定与身份者起构身份犯共同犯罪应何认定处罚目前我刑理论研究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于身份者身份者共同犯罪认定我刑关司解释尽管所涉及仅仅具体犯罪言尚未形关于问题般性规范结合各者研究及审判实践笔者身份者亦能与身份者构身份犯罪共同实行犯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犯罪应采用部犯罪共同说观点进行定罪处罚、身份者亦能与身份者构身份犯罪共同实行犯身份犯罪言两都具作身份犯罪构要件要素特定身份立身份犯罪共同实行犯毫疑问 于身份者能否构身份者实施犯罪共同实行犯（）肯定说说认身份者与身份者构身份犯罪共同实行犯本刑界该说已通说我台湾区数者持肯定意见韩忠谟教授认：身份与身份共同实施身份立犯罪者例普通与公务员受贿赂类按犯罪定身份立要件者身份理论原立该项犯罪行事实身份与身份共同实施身份立犯罪亦属见与其犯同其处罚故刑于身份共同犯殊特设规定必要者称拟制规定 我刑理论界者明确指身份者与身份者构真身份犯罪共同实行犯 （二）否定说该说认身份者能与身份者构身份犯罪共同实行犯者指真身份犯或者说特殊主体犯罪毕竟具定身份特殊主体实行犯罪才能构身份者能实施真身份犯实行行……除律特别规定身份者身份者构真身份犯共同实行犯外实际能构真身份犯共同实行犯 陈兴良教授支持否定说认身份者能强奸罪实行犯没特定身份能完该罪实行行……特定身份者尽管能些犯罪实行犯些犯罪教唆犯或者帮助犯 认具特定身份与没特定身份所能构律要求犯罪主体具特定身份犯罪共同实行犯于没特定身份能实施泛滥要求犯罪主体具特定身份犯罪实行行身份犯罪主体构要素身份决定着犯罪主体性质身份总犯罪主体权利与义务相联系尤其定身份其身份由律赋予具备律赋予其定身份同必加诸定权利与义务……并且认我关律司解释明确否定特定身份特定身份构共同实行犯 （三）折说该说认应根据具体情况问题区别待我刑家马克昌先指：实际某些真身份犯身份者并非能实施部实行行种情况完全否认身份者与身份者构共同实行犯能性似与律规定实际情况合我主张……凡身份者能够参与真身份犯部实行行与身份者构共同实行犯；凡身份者根本能参与真身份犯实行行即能与身份者构共同实行犯 于三种说笔者认肯定说与否定说都存定缺陷折说相合理我立共同犯罪理论现状决定折说适宜 更进步指身份者能单独构共同身份犯罪实行犯认身份者某些情况立共同实行犯能立共同身份犯罪单独实行犯共同犯罪场合身份者没直接实施该犯罪实行行则同体现行特定义务背反性解释律特定身份者特别非难说刑则规定身份犯罪都具该特定身份者作实行犯蓝本所能肯定存非身份犯单独立共同身份犯罪实行犯余 笔者认种结论合理二、身份者同身份者构身份犯罪共同实行犯两种情形笔者两种情况身份者与身份者构身份犯罪共同实行犯：第种身份犯实行行复合行身份者实施其部实行行身份者与身份者构共同实行犯于类犯罪我者称复行犯指独立基本犯罪构包括数独立罪实行行犯罪复行犯实行行包含数异质实行行复杂实行行整体决定复行犯客观行性质构行每实行行本身言却具相独立性复行犯部实行行实施者身份要求另部实行行实施者并身份要求即身份者实施种情形身份者参与担部实行行与身份者共同构实行犯 类犯罪典型强奸罪关于能否强奸罪共同实行犯历存争议者否定强奸罪共同实行犯认强奸罪属于自手犯范畴与男担自行（即奸淫行）实行仅能教唆或帮助男实行者虽认强奸罪共同实行犯却认强奸罪并非身份犯笔者认强奸罪种纯身份犯复行犯其构行由暴力、胁迫等手段行奸淫目行两实行行构强奸罪实施暴力、胁迫等手段行让其男性实施奸淫行达侵害害性自由目虽能直接实施奸淫行能表明能完整强奸罪实行犯能说明能强奸罪实行犯说与男性起构强奸罪纯身份犯罪共同实行犯 第二种某些职务犯罪身份者职务便身份者与身份者同利用两者构共同实行犯者认利用职务便利行具备定身份前提没定身份存利用职务便利问题没家工作员身份能实施贪污或受贿实行行 本文认种观点太合理贪污罪例严格说贪污罪属于复行犯客观面构要件行包括利用职务便利行非占用公共财物行类犯罪同于第种情况其非占公共财物行由于具替代性转让性仅由非家工作员实施且家工作员职务便利非家工作员所利用使整犯罪行打职务犯罪烙印说非家工作员虽没特定身份能直接利用自职务便利利用或者协同家工作员利用职务便实施非占公共财物等行 三、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犯罪应采用部犯罪共同说观点进行定罪处罚于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犯罪何定性我刑理论界存观点各种说互优缺点本文再赘述笔者认我刑理论特别处理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犯罪案件应引入部犯罪共同说即共同犯罪立必须符合同犯罪构作原则排除两共同实施行具主客观面重合各行重合部立共同犯罪情形三种情况：第种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犯罪其犯罪实施利用身份者身份或者职务便应依身份者实行行性质定罪种情况身份者与身份者联结具备身份犯罪主体资格各共犯应统该身份犯罪处罚例身份者与具备职务侵占罪主体身份勾结作案利用者职务便利侵吞单位财物身份者共犯连带具备职务侵占罪主体资格构职务侵占罪共犯若未利用其身份则应依盗窃罪处理第二种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实施某犯罪行律同触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两罪名两罪区别仅于主体否具身份并要求利用种身份于身份者与身份者应别定罪例司工作员张某与押员王某共谋由王某利用张某值班机逃脱王某根据刑规定构脱逃罪张某本脱逃罪帮助犯由于刑明确种帮助行规定私放押员罪张某应依私放押员罪论处与共同犯罪原理并相矛盾 第三种共犯认识错误情况依照部犯罪共同说原理解决指职务者与职务者共同犯罪律根据主体特殊身份别规定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职务者职务者身份并明知二者普通犯罪立共犯职务者则依条竞合处罚原则职务犯罪重处罚例普通公民甲与邮电工作员乙共同非拆乙保管信件甲并知道乙身份甲、乙刑第252条规定侵犯通信自由罪范围内立共犯乙实际应按私自拆邮件罪定罪处罚
□韩琼 [案情] “黄牛”姚某利用颜某担任某交巡警支队高速三中队负责人，负责查处货车超载、客车超员、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职权，事先提供违章超员、超载的车辆信息给颜某，在超员、超载车辆经过某收费站匝口时，颜某故意不履行职责，对违章车辆不检查直接予以放行或查处后不处罚、减轻处罚，事后由“黄牛”姚某从车主那里收取好处费，再按一定比例分成。 [评析] 以上案例涉及滥用职权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问题。司法机关对身份犯与非身份犯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的共犯认识不同，理论界和司法界也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理由是如果法律没有对具体的身份犯有相应的规定，就不能随意认定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存在共同的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施行《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贪污犯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而刑法分则对滥用职权罪，并未像贪污罪那样规定，且至今没有相关的解释。因此滥用职权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 第二种观点认为，按照总则共同犯罪的理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存在共同犯罪。刑法总则指导刑法分则，只要具体的行为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相关理论，无论从依法办事，还是打击犯罪，都应认为非身份犯与身份犯之间存在滥用职权罪的共犯。至于何种为滥用职权罪，何种为其他犯罪，则根据主犯的身份来认定具体的犯罪。如果无身份者在共同犯罪中其行为起支配作用，则按非身份犯定罪量刑；如有身份者在共同犯罪中其行为起支配作用，则应以有身份者确定共同犯罪性质。本案中，颜某与姚某的犯罪行为可分为四个环节：共谋—扣车—索要钱财—分赃。在这四个环节中，警察颜某的不依法行政行为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其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非转让性，是非身份者不可能实施的行为。若没有颜某的行为，姚某的后续行为无法实施，也正是车主基于对颜某行为的信任，姚某索要财物的行为才能得逞，故本案应以颜某行为的性质来定，也应定滥用职权罪。 （作者单位：泰州市检察院）
那是不可能的，可以只有主犯没有从犯，但决不能只有从犯没有主犯。
论文选题一总则部分 1、论共同犯罪 2、论共同犯罪的停止形态 3、论我国刑法中的牵连犯 4、试论我国刑法的累犯 5、我国刑法的时间效力问题研究
1.否定说，认为不存在所谓片面共犯。如日本刑法学者植松正说：“共犯以共犯者间的意志联络为要件……所谓片面的共犯，由于欠缺共犯成立的重要条件，著者认为应当 完全否定它。”[1]又如西原春夫说：“因为作为共犯成立要件的意思疏通，必须是相 互的，例如甲知道乙的犯意，单方面参与乙的犯罪这种片面的共犯的场合，不成立共犯 ；从而甲的参与，除了其本身独立成为某些犯罪的场合外，甲为无罪。”[2]()此 外，前苏联学者M·N·科瓦廖夫、我国学者何秉松等均持此说。何秉松教授指出：“关 于片面共犯是不是共犯，刑法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不 应承认它是共犯。因为，他的故意和行为都是单方面的，而不是行为人相互之间的共同 故意和相互利用对方的行为，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的概念不符合。片面共犯这概 念自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3] 2.肯定说，认为能够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著名刑法学者牧野英一说：“共同加功的意思属于犯罪人心理的事项，其互相交换或者共犯者的双方有此交换，不过是外界的事项。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共犯的主观要件的这种意思，即使在其片面的场合也可成立。在该场合，对于有这种意思的一方，产生共犯的效果。”[4]又如冈田朝太郎说：“于条文上曰共同(日刑第60条)、曰教唆(日刑第61条)、曰帮助(日刑第62条)，对于仅一方有共同犯罪之观念之情形，非特未见任何加以排斥之文字，甚至对于具有共同犯罪之观念而共同者之罪恶，于他方已有辩识与未能辩识两情况，亦无差别或者差别甚微，故主义上赞成第三说(按：主张无论正规、教唆犯或从犯均能成立片面共犯)。”[5]此外， 前苏联学者特拉依宁、旧中国学者王觐、当代我国学者陈兴良等均持此说。 (二)片面共犯成立的范围。持肯定说者对片面共犯成立的范围，意见也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不同观点。 1.片面共犯存在范围无限制说，主张共同正犯(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旧中国学者王觐说：“余以为意思联络，属于犯人心理的事项，相互认识，乃外界之事项，意思联络，既为共犯之主观的要件，则以片面的合意，即生共犯之效果。申言之，有此共同犯罪之认识者，成立一方共犯，对于无此认识之犯罪者，以单独正犯处断。”[6]我国当代也有人认为：“在片面合意的共同犯罪中，不仅帮助犯和教唆犯可以构成片面共犯，实行犯也可以成为片面共犯。”[7] 2.片面共同正犯和片面从犯说，主张共同正犯与从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学者佐伯千仞、植田重正既肯定片面共同正犯存在，又肯定片面从犯存在[8]。 3.片面教唆犯和片面帮助犯说，主张教唆犯和帮助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前苏联学者特拉依宁说：“因此，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在每个共犯对其他共犯所参加的活动缺乏互相了解的场合，也完全可能有共同犯罪。只是必须注意只有在执行犯不了解其他参加人(教唆犯或帮助犯)的场合，缺乏互相了解才不排除共同犯罪。”[9] 4.片面从犯说，主张只有从犯才能够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说：“因为共同正犯是根据各共同者互相利用、互相补充其行为而行动，共同实现了犯罪 ，使负担‘皆为正犯’的责任，作为其主观方面的要件，各共同者间互相利用、互相补 充对方的意思的存在不可或缺；所以，共同实行的意思要在共同者间互相存在，片面共 同正犯的观念不应当被承认。与之相反，因为作为从犯的要件，刑法上一方面仅仅认为 帮助正犯的事实存在是必要的(刑法第62条)，同时其处分不过是专门对帮助行为本身追 究罪责(刑法第63条)。所以，只要基于帮助意思的帮助事实存在就够了，与正犯者间的 意思联络不一定被认为必要，片面从犯的观念当能够肯定。这样，我认为通说、判例的 立场是妥当的。”[10] 5.片面有形从犯说，主张无形的从犯不成立片面从犯，而只有有形的从犯才成立片面从犯。如日本学者川端博说：“根据认为使正犯的实行行为容易，即使正犯者不具有获得帮助者的意识客观上也是可能的；第62条法律条文没有要求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有意思联络是自然的等，承认片面的从犯是妥当的。但是，精神帮助的场合，正犯如果没有认识帮助行为存在，就不能说犯行变得容易。应当认为片面从犯不成立。”[11]众所周知，帮助行为理论上分为有形的帮助或称物质的帮助与无形的帮助或称精神的帮助，前者例如提供犯罪工具，后者例如指认犯罪对象。此说只承认片面有形从犯，而不承认片面无形从犯。我国学者吴振兴教授亦持此说。 (三)对片面共犯争议的评价 如前所述，片面共犯否定说认为，共犯的成立以共犯者间有意思疏通为成立要件，单方面加功于他人犯罪，由于缺乏意思疏通，不成立共犯；笔者认为，就日本刑法来看，未必妥当。因为日本刑法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第62条)，并未要求必须是正犯者知道他人帮助，才构成从犯，因而在解释论上片面从犯能够成立。况且，如不承认片面从犯，主张在不能独立成为某些犯罪时，即认为犯罪，就会使帮助他人犯罪者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不利于对社会的保护。所以，此说在日本是非通说观点。就我国刑法来看，由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25条)，很容易使人认为“片面共犯这个概念自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因而一些学者持片面共犯否定说。否定片面共犯的概念，不等于片面帮助他人犯罪的情况不存在，对此如何处理，持此说的学者意见不一：有的避而不谈，有的提出以间接正犯论处。避而不谈是回避矛盾；作为间接正犯处理，明显加重了帮助者的刑罚，并且片面从犯与间接正犯的概念不相符合。于是又有学者提出修改刑法，增加“帮助他人犯罪，他人不知帮助之情的，对帮助者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自然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在刑法未 作规定之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仍然有待研究。在笔者看来，共同犯罪与共犯的概念有 所不同，应当加以区别：共同犯罪，指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现象；而共犯一词有时指共 同犯罪的现象，有时指加功于他人犯罪者，如帮助犯、教唆犯等，是与正犯相对应的概 念。构成共同犯罪，需要参加人的犯罪意思互相沟通；加功于他人犯罪的，即使没有与 他人沟通也能成立某种共犯，如帮助犯。所以，《德国刑法典》规定：“对他人故意实 施的违法行为故意予以帮助的，是帮助犯”(第27条第1款)，据此，德国著名刑法学者 耶赛克等指出，对于帮助犯来说，“正犯甚至不需要知道他提供的帮助(所谓的秘密帮 助)”[12]()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帮助犯，但刑法理论上承认这种共犯形式。笔者认 为，我国对帮助犯也应采用如同德、日等国刑法所作的规定和学者的解释。这样，承认 片面帮助犯，也就不会发生概念本身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的问题。 至于片面共犯肯定说，内部意见颇不一致。如上所述，笔者赞同片面帮助犯(从犯)能够成立的观点，进而言之，认为片面有形帮助犯说更为适宜。理由是暗中给实行犯以有形帮助，如暗中提供犯罪工具、设置障碍防止被害人逃跑等，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少见，对帮助他人犯罪者不加处罚，会放纵犯罪；如要处罚，自然以片面帮助犯论处为宜，因为他毕竟只是给他人实行犯罪以帮助。至于片面共同正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根据情况，对单方面故意与他人共同实行犯罪者，依单独实行犯论处，没有必要承认片面共同正犯。教唆者教唆他人实行犯罪，他人由于受到教唆而产生犯罪故意并实施了犯罪，即使被教唆者不知他人对其教唆，也无碍于教唆犯的成立。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并未规定必须被教唆人知道他人对其教唆，被教唆人不知道他人对其教唆，只要其确系由于教唆者唆使其犯罪的言词而引起犯意，教唆者就符合刑法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因而也不需要承认片面教唆犯。在立法例上，1912年《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34条规定：“知本犯之情而共同者，虽本犯不知共同之情，仍以共犯论。”本条对片面共犯的范围未加限制。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46条规定：“知正犯之情而帮助正犯者，虽正犯不知共同之情，仍以从犯论。”本条改正了暂行新刑律的有关规定，对片面共犯只限于片面从犯(帮助犯)，这一精神也为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30条所采用。此外，《泰国刑法》第86条规定：“于他人犯罪前或犯罪时，以任何方法帮助或便利其犯罪者，为从犯……犯罪人不知帮助或便利之情者，亦同。”本条只限于片面从犯(帮助犯)。这些立法例都是承认片面帮助犯(从犯)的，值得借鉴。笔者主张，在立法上可对片面帮助者的刑事责任加以规定，但认为实际上此情况只有在有形的帮助的场合才会存在，刑法未规定前，也可承认片面帮助犯。 二、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问题 我国刑法理论对共同犯罪人采用何种标准分类?如何分类?教唆犯是否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也是现在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采用了新的四分法，即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这种分类方法主要是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同时，这种分类方法也照顾到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情况。”特别是刑法“划分出教唆犯这一类，有利于正确地定罪，而且该条又明确规定，对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样就将教唆犯这一分类，纳入以‘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的体系中，从而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13]()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教唆犯，根据情况分别归入主犯或从犯，因而不能与主犯、从犯并列成为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理由是：(1)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是在低层次上进行分类所得出的子项，而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在高层次上进行分类所得出的子项，如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并列，就犯了超级划分的逻辑错误；(2)分类所得的子 项之和必须与被分的母项正好相等，共犯人是母项，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分类所得的 子项，他们正好相等，把教唆犯加进去，就犯了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3)不能因为刑 法中规定“教唆犯”这一名称，就认为它是共犯人的独立种类。如果是这样，刑法中规 定的“首要分子”也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了，这难以令人赞同。[14][15]( 293) 第三种观点：“主观、从犯、胁从犯是按作用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基本种类，而教唆犯则是按分工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特殊种类。……在理论上可将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类：第一类，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第二类，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在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中，“除教唆犯外，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都不是法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16]() 如何评价上述观点呢?笔者仍持第三种观点，认为前二者均有可取之处，但都值得商榷。 第一种观点肯定了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的种类，是正确的、可取的，但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认为我国刑法将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教唆犯，纳入以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中，从而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这是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混为一谈，须知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一种，根据刑法规定对其按主犯处罚或者按从犯处罚，只是如何处罚问题，并未因而就将之纳入以“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中，从而也就谈不到“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其二，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这是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混为一谈的结果，根据逻辑规则，一种分类只能根据同一标准，不能根据两种不同的标准。共同犯罪人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将教唆犯列入主犯、从犯、胁从犯的体系，就违反了上述逻辑规则，犯了逻辑错误。 第二种观点指出了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的失误，是应当肯定的；但也有两点值得研究。其一，将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只限于以“作用”为标准的一种，而否认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是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实际的。这种观点认为，共犯人是母项，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分类所得的子项，子项之和与母项正好相等，在子项中加进教唆犯，就犯了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我们认为，以此来批评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虽有道理，但这不符合第一种观点的本意。第一种观点并不认为教唆犯是按“作用”分类所得的子项，而认为是按“分工”为标准所得的子项。它不否定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其错误在于将两种不同的标准混为一谈。 上述的批评否定了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子项之一，实际上也否定了以“ 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其二，否认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 的确，教唆犯不能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但不能因而否定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 同犯罪人种类之一。我们认为，是不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只能以法律规定为标准 。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了主犯，第27条规定了从犯，第28条规定了胁从犯，第29条规定 了教唆犯。既然承认第26-28条规定的主犯、从犯、胁从犯为共同犯罪人的种类，有什 么理由否定第29条规定的教唆犯为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呢?第二种观点为自己的主张 论证说：不能因为刑法中规定“教唆犯”的名称，就认为是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如果是 这样，则刑法中规定的“首要分子”也可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了。这种说法似乎有 理，实际上却犯了作者曾经指出的超级划分的逻辑错误。根据刑法规定，教唆犯是与主 犯、从犯、胁从犯处于相同地位的共同犯罪人的种类，而首要分子不过是主犯的种类之 一。根据刑法第26条规定，主犯包括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与首要分子以外的 主犯。可见首要分子只是主犯的一种，与教唆犯并不处于相同的地位，或者说处于较教 唆犯低一级的层次，所以刑法规定的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的种类，而首要分子则不是共 同犯罪人的种类。这种观点的失误在于，只看刑法是否规定，而不看刑法如何规定。因 而所作论断，难以令人信服。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在其所著刑法学教材中又宣称：“我国刑法仅将共犯人分为主犯、从犯与胁从犯；至于组织犯、(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则只是理论上的分类。”[17]这里认为教唆犯是理论上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也就是仍然否认教唆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我们认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在我国确实是刑法理论上的分类，但其中教唆犯却不仅仅是理论上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而且也是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人的特殊种类。认为教唆犯只是理论上的分类，也就是否认刑法上对它有规定，那么，它在刑法上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同样有明文规定又该作何解释呢?该书作者随后将主犯、从犯、胁从犯列为“共犯人的法定分类”，“法定”这里自然是指刑法规定；刑法对教唆犯也作了规定，为什么被排除在“法定”之外呢?实在难以理解。 我们仍然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正确的。有的学者表示赞同这一观点时论述说：笔者认为前述第三种观点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持此观点的论者，一方面肯定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另一方面又坚持分类标准同一性的原则，只是认为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结果，主犯、从犯、胁从犯是以作用为标准分类的结果。两种分类结果虽不能并列合一，却可以同时存在。因为分类标准同一，并不意味着对一事物只能作一种分类，事实上，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标准分类是完全可能的。并且采用不同的标准所作的分类之间出现交叉重叠，也是极为普遍和正常的现象，如教唆犯，同时又可能是主犯或从犯，这并非是什么逻辑错误，而是体现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18]这一论述对第三种观点的正确性进一步作了说明。 三、教唆犯是否具有两重性 (一)问题的缘起 西方刑法学者在共犯理论中有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的争论。受这一争论的影响，我国有刑法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研究教唆犯的性质时，就曾提出教唆犯具有二重性的观点，认为教唆犯既有从属性，又有独立性。教唆犯的犯罪意图只有通过被教唆人的决意并实施所教唆的犯罪行为才能达到，所以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的关系来讲，教唆犯处于从属地位，因而具有从属性。但是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已显示对社会危害的严重性，无论被教唆人是否去实行犯罪，教唆行为本身就应该认为是犯罪，所以教唆犯在共犯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19]。随后，有学者提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只具有独立性的意见，认为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就是独立的犯罪，被教唆人是否实施犯罪，对教唆犯的成立不发生影响。教唆犯是被处罚的独立主体，并不从属于实行犯，而只具有独立性。[20]再后又有学者提出从属性、独立性、两重性否定说，认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既无从属性，又无独立性，更无二重性可言。我国刑法对教唆犯的规定，完全摒弃了所谓二重性的结论，讨论我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是否具有从属性、独立性或者二重性，没有任何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13]()此后，两重性说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并在肯定两重性说的基础上提出修正意见：如有的学者提出，教唆犯是一个法律概念，论证教唆犯的独立性或从属性，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来进行。认为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的教唆犯，确实具有两重性，但独立性是主要的。[21]还有学者提出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统一说，认为从属性与独立性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从属性是在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的从属性，而独立性是在相对从属性前提下的独立性。因 此，在共犯的这种二重性中，不存在孰主孰从的问题。[22]主张两重性否定说的学者， 看到两重性说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有所发展，于是在自己的新著中对两重性展开了 全面的评论。学术研究总是在不断争论中发展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基于此，笔者 对上述争议问题，愿意再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由于论争需要取得共同的标准，因此首 先将西方学者关于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论述作一介绍。 (二)西方刑法学者关于共犯从属性与共犯独立性的学说 1.关于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一般论述 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所谓共犯从属性说，指共犯为了成立犯罪要正犯者至 少着手实行犯罪的原理。主张共犯从属性的学说，叫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相 对应。共犯独立性说，指共犯的可罚性存在于共犯的行为本身中，共犯为了成立犯罪不 一定要正犯者着手实行犯罪，是主张共犯的独立性的，我国的通说立足于共犯从属性说 。”[2]()需要说明，这里所说的共犯是指狭义的共犯，即仅指教唆和帮助犯(从 犯)。 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共犯独立性说，认为教唆犯、从犯也是行为人的反社会的征表，具有指向犯罪结果的原因力，其本身就应该是可罚的，因而是独立的、固有的犯罪。共犯从属性说，认为处于间接地位的教唆犯、从犯只有从属于处于直接地位的正犯才带有犯罪性，据此可称它们为“从属性共犯”。承认“从属性共犯”有其实质的和形式的理由：从实质的观点看，正犯行为本身具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侵害性，而教唆犯、从犯行为所具有的实现某种犯罪的危险性、侵害性只有以正犯的存在为介体才表现出来；从形式的观点看，现行刑法明显是以共犯从属性说为基础的，即(日本)刑法第61条规定“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可看成是规定了教唆犯从属于正犯而成立的旨意。[23] 德国学者耶赛克等在著作中写道：“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是以依赖于故意之正犯的存在而存在的(从属性)，因为只有实施了正犯行为，第26条和第27条规定的不法构成要件才得以实现。”[12]()他们认为《德国刑法典》第26条、第27条的规定是限制从属性的，同时指出：“在责任方面，第29条完全排除了从属性，这是第26条、第27条限制从属性的必然结果。责任独立性原则，意味着有多人参与犯罪的，每个参与人只按其自己的责任大小受处罚。”[12]()《德国刑法典》第29条(对共犯处罚的独立性)规定：“数人共同犯罪的，各依自己的罪责受处罚，而对他人的处罚如何，对其无影响。”这里耶赛克等分别论述了共犯成立犯罪的从属性和责任非难即对共犯处罚的独立性。 2.关于理解“共犯从属性”的不同观点 日本学者齐藤金作认为：“从来上述共犯的从属性，被认为有两种意义。即：第一是成立上的从属性，教唆犯或从犯为了成立犯罪，至少要正犯着手于犯罪的实行；第二是 处罚上的从属性，为了教唆犯或从犯被处罚，必须要正犯被处罚，正犯被处罚，就意味 着教唆犯或从犯亦被处罚。”[24] 平野龙一博士“将共犯的从属性分为三种，分别命名为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以及罪名从属性。(1)实行从属性，是有关于作为共犯的成立要件，正犯的实行行为是否必要的问题；(2)要素从属性，是正犯的行为中，要求具备什么样的要素的问题；(3)罪名从属性，是共犯是否必须和正犯的罪名相同的问题。上述分类中，(1)是有无从属性的问题，(2)是从属性的程度问题，(3)是有关是犯罪共同还是行为共同的问题。”[25] 山中敬一则指出，共犯从属性的概念在如下4种意义上使用：(1)实行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的实行；(2)罪名从属性 = 共犯的罪名从属于正犯的罪名；(3)可罚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根据从属于正犯的犯罪；(4)要素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或违法性或者责任[26]。 上述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从不同方面阐明了共犯从属性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共犯从属性的含义和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究竟有无从属性与独立性。 (三)对异议的回应 笔者是主张教唆犯具有两重性的。具体论述是：“……要论证教唆犯的从属性或独立性，应当了解从属性指的是什么?从属性通常包括犯罪的从属性和处罚的从属性两个方面。前者指教唆犯因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而构成，被教唆人未实施犯罪，教唆犯即不成立。被教唆人犯罪既遂、未遂或预备，教唆犯也是犯罪既遂、未遂或预备。后者指对教唆 犯依照实行犯的刑罚处罚。刑法规定的教唆犯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的，就是具有从属性， 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的，就是具有独立性或一定的独立性。据此，我们认为我 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确实具有两重性，但独立性是主要的。具体言之，刑法第29条第 1款规定的教唆犯，只有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时才能成立。这时教唆人与被教唆人构成共同犯罪关系，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是犯罪预备、未遂或既遂，教唆犯也是犯罪预 备、未遂或既遂，这就是教唆犯罪的从属性。但这一款规定的刑事责任，则是依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而不是依照实行犯的刑罚处罚，这就是教唆犯处罚的独立性。第 29条第2款规定的教唆犯，是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教唆 犯与被教唆人根本不成立共同犯罪关系，刑法却仍然对之规定了刑事责任。这里的教唆 犯既无犯罪的从属性，也无刑罚的从属性，亦即只有独立性。[16]()持两重性否 定说者对这一主张提出了异议，笔者尊重其学术讨论的自由权利，并感到有的提法能给 人以启发，但整体说来，认为其所提出的观点值得商榷。现对驳论观点依其顺序，逐一 予以论析。 首先，这里驳论有三点，其一说：“在教唆犯只有一人的情况下，只有被教唆的人犯被教唆的罪，才有共犯中的教唆犯可言，这显然是就共犯的成立条件而言的，而不能说明教唆犯的从属性。”[15]()根据前面的介绍，日本学者齐藤金作将共犯的从属性分为两种，第一个便是成立上的从属性；大谷实介绍平野龙一所说的实行从属性，也解释为是关于共犯的成立要件问题。可见在日本学者看来，教唆犯、从犯的成立条件从属于正犯的实行犯罪，是从犯从属性的表现之一。笔者的论断正是意图从共犯成立条件上说明教唆犯的从属性的一面，根据也就是上述日本学者的理论。驳论者对此断然否认，显然与上述日本学者的理论相左。其二说：“只要是构成共同犯罪的，不管是教唆犯与实行犯构成共犯，还是教唆犯之间构成共犯，都应当运用第1款。而在教唆犯构成共犯的情况下，并没有实行犯，即没有实行犯的情况下，也应适用第1款，这说明第1款的规定只是与共同犯罪有关，而与从属性无关。”这一驳论也难以成立。如前所述，笔者将刑法第29条第1款分为两个方面论述，就“教唆他人犯罪”而言，只有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时才能成立，这正是教唆犯构成共犯关系成立的条件，如同前面其一所说，它是成立上的从属性，并非与从属性无关。就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而言，由于刑法规定按照他所起的作用处罚，这表明了教唆犯的独立性。驳论者所举的例子，认为可以适用第1款，都是就刑事责任来说的，这当然没有从属性。说它没有从属性，不正好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的独立性吗?其三说：“第29条第1款并没有说明，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教唆者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因而没有肯定教唆犯的从属性。”其实这种情况即“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已由第29条第2款作了构成犯罪的规定，这正说明了教唆犯的独立性。第1款未规定这种情况下教唆犯不成立犯罪，并不能否定教唆人与被教唆人是否成立
林亚刚教授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学评论》、《法律科学》、《法学家》、《现代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商研究》等国内核心刊物以及其他公开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1、《绑架勒索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学家》，1996年第4期。2、《泷川幸辰刑法思想介评》，载《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3、《国际反洗钱犯罪与我国的刑事立法》，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4、《关于绑架及相关犯罪的几点探讨》，载《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5、《论特别刑法的立法特点及在分则修改中的吸收》，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6、《论犯罪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载《社会发展与犯罪新论》武汉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7、《危害税收征管犯罪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2期。8、《犯罪过失新探》，载《刑事法学专题研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9、《世纪之交的中国刑法理论研究之精品——读赵秉志主编的《刑法争议问题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10、《立功制度的价值评判与规范分析》，载1999年《刑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12月11、《暴力犯罪的法律规定与社会原因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12、《试论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在犯罪过失中的运用》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13、《犯罪过失的理论分类中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14、《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与执行》，载《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15、《刑法功能的价值评价》，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3期。16、《信用证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4月。17、《论过失中的违法性意识》，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18、《论我国刑法强制猥亵妇女罪的立法及规范评价》，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2期。19、《德、日刑法犯罪过失学说介评》，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20、《共同正犯相关问题研究》，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21、《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犯罪过失概念剖析》，载《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22、《论侵犯商业秘密罪》，载《刑事实体法学》群众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23、《侵犯商业秘密罪再探》，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1期。24、《论期待可能性的若干理论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2期。25、《试论德、日刑法中犯罪过失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26、《犯罪过失中的注意能力与与注意义务之研究》，载《刑事法评论》第6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27、《金融犯罪罪数形态的探讨》，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28、《认定抗税罪的若干问题》，载《刑事司法指南》第3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29、《金融犯罪的概念与构成中若干问题研究》，载《珞珈法学论坛》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30、合作：《斡旋受贿罪的立法及其完善》，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5月。31、合作：《金融犯罪防治法律对策研究》中国法学会、武汉市法学会科研项目2000年3月。32、合作：《浅议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念》，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33、《破坏交通设施罪新解》，载《岳麓法学论坛》，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34、《论持有、使用假币罪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刑事法学》2001年第2期。35、译西原春夫《日本与德意志刑法和刑法学－－现状与未来展望》，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36、《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兼评的若干规定》，载《法学家》2001年第3期。37、《论集合犯》，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38、《论共同过失正犯及刑事责任的实现》（上）（下），载《江西安全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39、《共谋共同正犯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40、合作：《论片面共犯的理论基础》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41、《暴力犯罪的内涵与外延——兼论几种暴力犯罪行为》，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42、《罚金刑易科制度探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43、《如何理解犯罪中止自动性条件》，载《检察日报》2002年3月4日。44、《对象错误与打击错误——与倪培兴同志商榷》，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3期。45、《论“共谋”的法律性质及刑事责任》，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46、《结果加重犯共同正犯刑事责任的探讨》，载《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47、《片面共同正犯刑事责任的探讨》，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4期。48、《犯罪中止形态若干争议问题的再探讨》，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5期。49、《承继共同正犯探讨》，载《法学家》2002年第4期。50、《论犯罪过失本质的学说与责任根据》，载《刑法论丛》第5期2002年1月法律出版社。51、《论刑罚适度与人身危险性》，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1期。52、《论犯罪预备的若干问题》，载《楚天检察》2002年第1期。53、《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策》，载《犯罪研究》2003年第3期。54、《身份与共同犯罪关系散论》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55、《主犯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56、《继续犯的若干争议问题的探讨》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4期。57、《论犯罪中止的若干争议问题》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58、《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阴谋犯》载《国家检察官学报》2003年第4期。59、《论共同犯罪的若干问题――以共犯为中心》，载（日）西原春夫主编：《共犯理论和有组织犯罪》（21世纪第2次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文堂2003年版。60、《论共同犯罪的若干问题――以共犯为中心》，载马克昌、莫洪宪主编：《中日共同犯罪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1、译佐久间修《共同过失和共犯》，载（日）西原春夫主编：《共犯理论和有组织犯罪》（21世纪第2次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文堂2003年版。62、《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构成及刑事责任中的若干问题》，载赵秉志、张军主编：《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3、《金融犯罪防治的法律对策研究》，载《珞珈法学论坛》第三卷，2003年版。64、《论想象竞合犯的若干问题》，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65、《论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及其认定》，载《江西公安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66、《犯罪未遂意志以外原因的分析》，载《检察日报》2004年2月25日第3版。67、《论吸收犯的若干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68、《论结果加重犯的争议问题》，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6期。69、《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若干规定的检讨》，载陈兴良、胡云腾主编：《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二卷《实务问题研究》（上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0、《单位犯罪法律适用中的若干问题－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理解》，载《中国监狱学刊》2004年第6期。7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疑难问题研究》，载《楚天检察》2004年第2期。72、《共犯关系的竞合》，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73、《论我国经济犯罪废止死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国际人权公约和废除死刑的实践为视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74、《竞技体育中伤害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2期。75、《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76、《自首、立功若干规定的理念及反思 》，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77、《科技手段真能杜绝刑讯逼供吗? 》，载《学习月刊》2005年第6期。78、《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79、《论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侵犯公司、企业利益犯罪的若干共性问题 》，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6期。80、《析侵犯著作权行为与侵犯著作权罪的衔接》，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6期。81、《我国<反恐怖法>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作者，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82、《刑法修正案(七)“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解读 》，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6期。83、《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84、《论非法组织卖血罪的几个争议问题》，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
在当今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也不断出现,其中影响小学生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对学校的安全稳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要确保学校安全，必须抓好安全教育，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防范、自我救护的能力;切实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尽量将安全事件消于无形，将安全事件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针对目前实际，我觉得做好防范措施是杜绝安全隐患的有力保障。
一、将安全教育与品德教育相结合.
现在小学生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打骂现象,同学之间为了一点小事争吵起来,互不相让,进而动手扭打,造成事故。但是如果一所学校的品德教育抓得好,风气正,学生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就可以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所以抓好安全教育,一定要与品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即结合品德课堂来进行安全教育。如要把《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中讲文明、懂礼貌、遵守纪律、关心他人等一些有利于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事例,生动具体的告诉学生,让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道理。作为班主任教师的我始终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特点,以《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依据,以《小学生德育纲要》为准绳,结合学校实际及班级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班级教育计划,并分步落到实处,使学生们在学校和班级集体活动中受到良好的熏陶和教育,让学生们在喜闻乐见的教育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同时班主任要结合留守 儿童 的情况建立健全 规章制度 。如:建立进门须知和来访登记等一些必要的制度来约束学生的非规范行为,防微杜渐,反复练习,特别要训练学生在没有老师和家长在场监护的情况下,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班主任除了对学生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外,还要根据周围环境的特点进行教育。如:我们学校靠近路边开展交通安全教育,让学生明白学校门前来往车辆较多,每天过马路要左右看没有车辆最安全,不在马路上嬉戏打闹,使学生认识到在马路边玩耍、游戏的危害,要做一个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学生。班主任的我经常利用看图片、讲故事、唱儿歌、看录像等活动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二、在日常教学之中贯穿安全教育
一般来说学校安全事故一般发生的很少，因此，很多学校不会把安全教育和教学放在同等的位置，而且如果只是单纯的理论教学过于枯燥，学生就算听了，当真的发生事故时，他们还是会不知所错，手忙脚乱。我认为应该把安全教育当作一种生活常识，把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渗透每个教学当中。
首先我觉得学校要每个星期安排一节班队课，专门给学生讲安全知识，针对每个地区不同的情况而开展一些有必要的演练，像防踩踏事故的演练，每个学校都应该要组织学生开展，这样的事故发生的太多了。像怎样在火灾中逃生，这些知识最好是老师学生做正确的示范，这样能让学生更准确的掌握。
其次，班主任一定要让学生彻底的明白一些事故的后果，像夏天为了图凉爽而去河湖洗澡;冬天为了图暖和在房里关上门窗烤火。因此而丧命的事故时有发生，班主任可以结合这些身边的事故带领学生一些分析发生的原因，这样行为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只有让学生从心理了解他们的危害，他们才不会犯错。而对于其他的事故，为了防范于未然，经常提上课堂，让他们时刻保持一颗警惕的心。
再者，科任老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些和地震，安全事故有关的内容应该详细的讲解清楚。我记得我上初中时，历史老师在讲长征的时候，特意给我们讲了关于沼泽的知识，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所以，我想只要老师多讲，真的从心底关心学生，他们会懂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
最后，教会学生临危不变的处事态度，对于突发状况，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紧张，不出错，但是有一种东西确很难受环境的影响，那就是习惯，所以要从小培养学生的良好的习惯。每次我们学校开完会后，值日教师都会亲自指挥学生上楼，一个学期下来，学生都自觉的按照顺序进教室，不再学校老师的监督。我想习惯的力量是无穷的，多花点时间对学生有计划，有目标的进行培养，万一遇上紧急状况，也不用担心。
学生可能不能切实的明白一些安全知识的重要性，因此，教师得更加关注才行，先有人，后有才，安全至上，它必须时刻摆在第一位。
三、将安全常识与学生自我保护能力相结合
学生中有些意外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学生缺乏必要的安全常识而引起的,因此,对于小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要让他们知其然,更要让他们知道其所以然。学校在组织学生春游、爬山、游泳、参加劳动时,班主任一定要把安全常识教育作为第一要务来做。此外要重视学生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向学生进行安全常识教育。夏天,进行防溺水和饮食卫生的教育,不随便去河边洗澡,不随便吃生冷食品及路边卖的不卫生食物等。每逢过年过节,小学生喜欢放烟花爆竹,班主任要对学生进行防火防伤害事故的教育等,把安全常识的教育与培养学生自我保护的能力结合起来。
总之，安全问题很重要，安全教育更是重中之重，我们应时时刻刻把学生的安全放在心中，时刻不忘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校工作地正常进行，才能保证让学生安心，家长放心。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吧!
让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是我们每位老师的职责，在教给他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安全教育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校安全工作直接关系着学生的安危、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因此，做好学校安全工作，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是十分重要的，做好学校安全工作也是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的基础。要确保安全，根本在于提高安全意识、自我防范和自护自救能力，抓好安全教育，是学校安全工作的基础。所以我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安全工作。平日里,不但对他们进行安全知识教育，而且在课余时间我也注意去观察他们的动静，只要发现了某个学生有不安全的行为，就及时进行教育。
一、认真做好安全教育工作。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学校的安全已成为家长最关注的问题。由于班主任对于学生在校学习或校外集体活动时的人身安全负有直接责任，因此，多数班主任是重视学生安全的。但是，由于认识不足，有相当一部分班主任的所谓重视是“捆住”学生的脚和手，尽量让学生少动。这种以牺牲班集体活动为代价的安全，是消极被动的。尽管，学生在严格管束之下，不会出什么事儿，但是，正因为很少“做事”，学生也就很难形成自觉的安全意识，获得自救自护的能力。作为班主任，应该本着对学生终身负责的思想，将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培养学生的自救、自护能力作为班级安全工作的最终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危害学生人身安全的不安全隐患。因此在班级管理工作中，我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做到时时讲安全，事事讲安全，对上级安全会议精神和文件都能做到及时传达，结合文件精神制定切实可行措施，认真落实。做到每天放学1分钟的安全交通警示教育，每次放学组织学生排好队伍整整齐齐的带队离校，并时刻叮嘱学生靠右边行走，不得散队，由带队班长负责监督以及适当管理。学生每天在校的安全更是尤为重要。课间不得追逐打闹，不得在楼上或楼梯向下张望，出教室、下楼要有一定秩序，避免拥挤。在课间活动时，指导学生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如：跳绳、踢毽子、跳方格等都有益于身体健康。教室里活动也从不掉以轻心，为了避免磕磕碰碰，只能不厌其烦地对学生进行教育。我经常教育学生上学路上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周围车辆及危险建筑。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时时刻刻，一句句叨念的话语，从学校到家，从家到学校，都安排好小小安全员，明确他们的职责，尽好自己的义务，做好督促工作。学生早已习惯紧记老师的教导，遵守纪律、高高兴兴上学、安安全全回家、快快乐乐成长。就连学生外出安全我都不会忘记唠叨几句，安全教育始终不敢懈怠。
每周一次主题安全教育晨会，每月一次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在晨会和班会课上，我总会选取学生身边熟悉的安全事例及经常遇到的突发事件和学生一起分析研究，并通过讨论提出合理建议或正确做法，从而真正提高学生安全意识，真正做到有效的预防和保护自己及家人的安危。适当的节日还会组织学生学习一些有关的安全小常识，以便应急。
教育学生无论是集体活动还是体育课，都必须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不得随意离开集体自己活动或不听指挥，遇到他人生病、遇险等，要及时报告老师。并且指导学生学会使用各种求救电话。让学生从思想上重视安全，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
二、开展丰富多彩的安全教育活动。
学生无论是上学、放学、课内、课外、校内、校外，随时随地都存在安全问题，而目前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却只局限于纪念日，局限于一两次的活动日。在教育地位如此突出的今天，严峻的现实警示我们，除了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而安全的成长环境，我们还要培养孩子们自卫、自救的能力。
现实生活中，天灾和意外伤害往往难以避免，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并加强对学生的防灾避险教育，当灾害来临时，是可以把损失降到最小程度。我经常利用班会、队活动、综合实践课对学生开展安全预防教育，通过这些主题班队会和 黑板报 、 手抄报 比赛、绘画比赛等方式，使学生接受比较系统的防溺水、防交通事故、防触电、防食物中毒、防病、防 体育运动 伤害、防火、防盗、防震、防、防煤气中毒等安全知识。必要时还配合学校活动搞好防火、防震等演练活动，教给孩子门正确的逃生方法，通过让孩子们亲身经历现场模拟，并在活动结束时以 日记 或周记的形式，让学生更深刻的记录他们真实的感受，从而深化安全教育的目的。
三、加强检查，及时整改。
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不仅在于形式多样，还要力求扎实、有效。为此，在我所带的班级中，每天实行上课点名制度，让班干部报告人数给上课的老师。如果上课时发现哪一位学生不在座位上，就及时询问他的去向，如果没有按时来上课就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弄清原因，自己做到胸中有数;每天放学的路队，也让路队长认真清点人数，并及时核对路队名单，进行评价;送路队时教育学生要好好走路，不要边排路队，边打闹，不要在路上玩，要按时回家;小饭桌学生排队上楼就餐，队长点名组织带队保证就餐秩序，培养良好习惯;课间，派出安全小卫士监督检查，对于追逐打闹的学生做好登记，进行严厉的批评，给于适当的惩罚。对于不守纪律的学生，我认真做好教育工作。
案例：记得刚接班不久，便了解到这个班中较有个性的孩子比较多。一天中午，在小饭桌吃饭的同学李炳潇性格倔强，又不服管，因吃饭时跟小饭桌阿姨顶了几句，任性的不吃饭就要离校回家，同学们拉也拉不住，幸好有同学及时通知我，我与学生紧追，他已跑到一楼大厅，幸亏还没有走出大门。见他气汹汹地样子，我也不便批评他，只好就地安排他坐下来，等他稳定下来再询问事情经过开导他。劝慰他先去吃饭，之后我又找到他交谈，教育他遇事要冷静处理，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也可以找老师帮忙，不能随便出校门，以免出现安全事故。为此，我严厉批评了他，并且循循善诱地开导他不要只由着自己的性子做事，做个小小男子汉，小事不能斤斤计较，教给他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遇到危险时该怎样处理，李炳潇同学事后非常后悔自己的行为，并保证再不犯这样的错误。
四、关注生命，尊重学生个性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现在孩子心理素质差，承受能力小等不良现象。 “班主任在学生全面健康的成长中，起着导师的作用”。要做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班主任就要在自己的工作中增强这样的意识：关注生命。
一颗流星、一点流萤，在广袤的夜空，都是亮丽的风景，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一个”的独一无二与与众不同。同样，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认知特征、不同的 兴趣 爱好 、不同的欲望渴求、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创造潜能，从而铸就了千差万别的个性。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挖掘学生的潜能，发展学生的个性，让个性由依附走向独立，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内敛走向凸现。
作为班主任要有一颗包容之心，有了它，就能充分地尊重每一个学生及其人格，尊重他们独特的思维和包罗万象的见解。一个班主任对自己的班应静下心来仔细分析，找出班级特色，找出学生的个性特长，并创造条件让其发展。学生的思维和行动难免幼稚，但也会象《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小孩一样，包含着成年人所看不到的、不敢说或不愿意说的真理。只要我们尊重学生并且给他们机会，说不准他们中就有未来的爱迪生或者爱因斯坦呢!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学校是培养二十一世纪人才的摇篮，而学校的安全工作直接关系着学生的安危、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因此，做好班级安全工作，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是十分重要的，关注学生的生存环境，关注学生的人生安全，让我们携起手来共
同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吧!
摘要：大学生的安全事关大学校园的稳定,是营造良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的基础和保证。大学生的安全意识普遍比较薄弱。加强教育管理,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都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关键字：大学生 安全教育 意识 培养
一、大学生安全意识的现状
1.思想麻痹,财物保管不严。学生宿舍发生的失窃案件,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同学们思想上麻痹大意,不注意关门上锁,财物保管不严造成的。有的同学从家里带回较多的现金,不存入银行;有的同学甚至把贵重物品(电脑、手机等)带回宿舍,不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这些都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际。
2.行为单纯,轻易上当。大学生虽然有较多的文化知识,但缺少社会 经验 ,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他们的无社会知识行。如有的利用女生，谎称自己被窃取钱财。有的利用学生热心助人的特点,趁机不备而偷窃。
3.碍于情面,缺乏应有责任。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抱有“自己不违法违纪,莫管他人的闲事”的思想。即使看到违法事件,只要没有直接损害自己,也当事情没发生,不主动向学校有关部门报告，而同学们不知道,他们这种纵容行为往往会使犯错误学生或下一个受害者受到更大的伤害。
4.碰到问题,难以应对处理。面对安全事故、安全威胁,缺乏应有的处理和对抗措施。有些同学发现宿舍起火,手拿灭火器却不知如何使用;当发现坏人进入室内时不敢叫喊,却拚命地往被下钻;碰到抢劫时,不敢进行有效的抵抗;
二、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1.加强大学生的安全教育，对于维护校园公共安全、保证大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和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学生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意识提高，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自身在遇到危险时成功自救，同时也能够使学生对可能发生的危害有高度敏感性，自觉维护校园公共安全。
2.加强大学生的安全教育，能够完善在校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防灾抗变的能力。大学生在校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学习必要的安全知识和法律法规，掌握必备的安全防范技能，不仅可以减少自身在校期间的安全风险，还可以依靠法律法规的力量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3.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能否经受得住挫折是现代人才素质的一个考验，当他们独立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会纷繁复杂的现象，往往会表现出无知与无奈;不知道运用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加强在校生的安全教育,能够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学习并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的技能，提高安全防范能力，从而实现职业生涯中的安全与健康，终身受益。
三、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1. 法律知识教育
法律知识教育是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重要途径。对大学生开展法律知识教育，应从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入手，要充分发挥高校公共基础课、法学专业课以及相关法制教育专题讲座、论坛等作用，对大学生进行民主法制教育，增强学生守法自律意识，减少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2. 校纪校规教育
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通过校规校纪及法律知识的学习，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这对大学生在学校的安全成长乃至走向社会都是有用的。因此，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必须建立和完善学校教学、生活、管理等各方面的规章制度，把法律和道德规范具体化。平时，也应随时随地进行校纪校规教育，培养学生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并对少数严重违反校纪的行为予以严肃处理，以维护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
3. 网络安全教育
随着计算机 网络技术 的飞速发展，利用网络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大学生涉及的网络犯罪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参与网上的违法犯罪行为，另一种是网上购物或网上交友，其人身、财产安全受到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为此，首先应当加强网络法律知识的教育，通过网络法律知识的学习，使大学生认识到哪些行为在网上是非法的，是法律严令禁止的，以免大学生由于网络法律知识的欠缺，参与到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中去;再者就是加强网络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懂得如何在网络中保护自己，不要轻信他人，更不要随意的接受他人的邀请，或将自己的相关信息告知他人，避免上当，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4. 心理健康教育
由于社会压力大、生活节奏加快，尤其是学习压力、经济压力、就业压力以及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等诸多原因，使一些大学生产生心理问题。大量的研究统计表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心理上存在不良反应和适应障碍，心理障碍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表现形式为焦虑、恐惧、忧郁、冷漠、偏执、暴躁、消沉等，情绪色彩和偏激行为十分强烈。因此，学校要特别重视学生的心理安全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的心态。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人际关系教育、环境适应教育、健康人格教育、心理卫生知识教育、挫折应对教育以及心理疾病防治教育。把安全教育与心理咨询有机结合起来，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做好安全防范教育，使学生安全教育迈上新的台阶。这对优化大学生的心理素质，预防心理问题产生促进健康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有着十分重要作用。
四、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的途径和措施
1.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安全教育齐抓共管的氛围
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依靠学生管理部门、学生工作者、学校党、团组织等各个部门，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在开展日常的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强管理，从管理上加强学生安全防范工作。要建立、健全校园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完善安全教育运行机制，进一步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制。安全教育工作由各校党办、学生处、保卫部门负责，团委、教务处、公寓管理部门、网络及心理咨询中心等相关部门要相互配合，明确职责，加强协作，层层抓落实。班主任、辅导员、专兼职老师、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都应参与安全教育工作，形成全校齐抓共管的安全教育氛围。
2. 将安全教育纳入教学管理和教学计划之中
校级安全教育课领导机构要由各高校主管安全工作的书记、校长担任主要领导，保卫、教务、学工处、团委等部门共同参与组成，下设教研室，具体负责安全教育课的实施工作。高校要将这一课程的实施纳入教学评估中去，及时督促检查安全教育课的落实情况，经常性地选派教师走出去进行有关的培训和学习交流;开展安全教学研究，将成型的科研成果推广开来，进而推动安全教育课的实施。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关键在落实，要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把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长期抓下去。要明确责任，把安全教育纳入学生日常管理计划，统一教育内容，制订安全教育计划。国家教育部门应统一编制高校安全教育的教材，纳入教育教学计划，规定课时，以保证安全教育落到实处。
3. 建立大学生安全教育的运行机制
为使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仅仅依靠保卫部门或者辅导员的工作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健全安全教育运行机制。要建立健全大学生安全教育的运行机制，首先应建立学校大学生安全教育领导机构，负责大学生的安全教育，确定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制定安全教育计划，组织进行授课，考评教学效果等。其次是理顺安全教育体制。把大学生的安全教育纳入学校整个的教学计划，在学校教务处指导下开展工作。再次是建立和完善保证大学生安全教育健康运行的一系列制度。第四是明确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基本载体，主要是系统的课堂教育与各种讲座及安全教育活动相结合，从而使大学生安全教育全面得到落实。
4. 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大学生安全意识
事实证明，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仅靠保卫部门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学生管理工作者及学生组织等有关部门和人员共同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特别要发挥思想教育阵地的作用，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体系和优势，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因人因事有针对性地进行安全教育。此外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 渠道 作用，在有关课程和教学环节中由任课教师结合课程内容适时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如在化学、物理实验课中讲授有关防火防爆方面的内容等。
高大学生安全意识是一项长期的常抓不懈的工作,是需要学校重视以及各部门齐抓共管才能做好。高校各部门应相互协调,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共同为增强大学生的安全意识而努力,让我们的广大学生能正确、健康地成长。
五、结语
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的紧密配合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更需要学校各部门的通力合作、齐抓共管，提高对大学生安全事故的预见能力，把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做在前面，不断增强大学生安全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为国家培养更多具有良好安全意识和能力的
高素质合格人才，这样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达到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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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在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便利和机会的同时，也给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如网络暴力、变态网恋、病毒黑客、垃圾信息、网络性心理障碍等，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网络道德危机。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网络道德问题研究论文2500字，希望大家喜欢!
《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危机的表现与成因研究》
[摘要]网络在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便利和机会的同时，也给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如网络暴力、变态网恋、病毒黑客、垃圾信息、网络性心理障碍等，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网络道德危机，如诚信危机、价值危机、主体危机和安全危机等。引起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有制度原因、 文化 原因、主体原因、技术原因等几个方面。面对网络发展带来的问题，研究大学生网络道德危机的表现与成因就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 的一个重要部分。
[关键词]大学生 网络 道德危机 表现 成因
[作者简介]肖虎(1980- )，男，四川成都人，西南石油大学研究生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一、网络道德及危机的定义
网络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上网行为，调节网络时空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网络道德危机是在网络生活中产生的网络道德问题以及存在的潜在危险，其表现在于网络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或满足个体的某种需要而采取的有悖于传统道德价值理念或不利于良好公共网络环境形成的言行和信息。
二、大学生网络道德危机的表现
1.诚信危机。大学生之所以在网络活动中随意操作、散布谎言、传播虚假信息而不用担心被发现受到相应的惩罚，是因为网络具有隐蔽性的特点。有了这种隐蔽性的保护，大学生就容易产生一些不诚信的网络言行。因为网络中的不诚信行为加大了对大学生不良行为的影响，从而导致现实生活中出现更多的不诚信行为，如大学生考试使用手机和高科技手段作弊、盗用别人的账号密码、拖贷欠贷等时有发生。大学生诚信问题已到了不得不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的地步。在一份关于“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调查中，有过这样的数据：在“你是否有过在网上下载 文章 来完成作业的经历?①”的选项，文史类和理工类学生分别有和选择“经常”、和选择“有过，但不经常”、和选择“没有”。从以上的调查可知，大学生不诚信行为的影响极其深远：一方面，他们不惜违背学术道德，利用网络下载他人的研究成果的剽窃行为践踏了学术尊严;另一方面，更是加剧了学术腐败在现实中的蔓延和滋生，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大学生为人、为事的标准急剧下降。
2.价值危机。网络信息极为丰富，各种信息混杂在一起，使许多青年学生沉溺其中，不辨是非、美丑、善恶，造成价值观混乱，导致其价值迷惘。首先，“文化霸权”导致青年学生价值迷惘。在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信息生产权被掌握在少数西方国家、少数人手中，在网络中形成“文化霸权”。这使得大学生在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和西方伦理价值之间迷茫、迟疑，难以抉择，使得大学生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紊乱。其次，黄色信息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黄色信息在网络中泛滥;另一方面，青少年是非判断能力不强，自我控制能力较弱，容易受新奇的富有刺激性的信息的吸引，久而久之便沉迷于此，甚至上瘾堕落，严重影响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再者，“技术英雄”导致青少年价值追求偏颇。在网络世界中，技术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青少年群体对“技术英雄”一味地盲目地崇拜，容易造成其人文精神的失落与价值追求的偏颇。
3.主体危机。大学生长期处于孤独的物理空间之中，会造成大学生脱离现实群体，迷失自我，情感上变得脆弱而冷漠，随之产生主体危机。首先，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别容易导致人格冲突。有些大学生在现实环境和虚拟的网络环境中判若两人：现实中自我封闭、少言少语，在网上则变得激情满怀、兴奋异常，这样造成了大学生双重人格的冲突和主体异化。其次，网络的机械化和程序化容易造成主体人格异化。网上学习、网上购物、网上交流等行为都被设计者预先设定妥当，人们只需简单地通过敲击键盘、点击鼠标或输送代码就可以完成，一切都变得十分简单和机械。但同时也加重了人们对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依赖，造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式和局限，尤其会引起青少年主体人格的异化。再次，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容易引起主体道德思维能力下降。网络会导致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冷漠，缺乏许多真实的道德生活，以及体验与锻炼，使道德判断、选择能力和道德行为能力缺失。
4.安全危机。网络的发展给人和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安全危机。网络信息和网络言行很难得到有效监控，网络犯罪和网络越轨现象日益突出。我们经常看到各大电视台、杂志、广播经常报导大学生网络犯罪事件，轻者入侵他人电脑或数据库，重者破译账号密码非法侵占国家和他人的财产，更有甚者散布谣言引起社会动荡，传播反动言论给国家和民族安全造成威胁。大学生网络安全危机的动机各有不同，有的是受利益驱使，企图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有的则出于炫耀技术、哗众取宠的心理。有些调查在问及大学生如何看待“黑客”问题时，不少大学生竟选择“崇拜”“羡慕”。②
三、大学生网络道德危机的成因分析
1.制度原因。目前，大学生的网络管理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缺乏统一和权威性的明文规定、责任落实不到位、缺少法律支持;即使有的局部区域或个别单位有类似的规章，往往也是一纸空文，不切实际、不便于操作。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计算机网络本身没有明显的地界和属地，不属于任何哪个机构和组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正式、通行的国际法规来约束网络活动。所以对于不道德的网络行为和网络犯罪缺乏相应的处理依据。我国目前针对网络的法律法规同样还存在着许多的不完善，一些投机分子和犯罪人员便在这种虚拟空间中投机钻空子，侵占他人财产和危害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十分重要。但是，学校和家庭在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上并没有明确的分工，划分各自的责任，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两者在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上不但不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反而会相互推脱、相互阻碍。
2.文化原因。首先，计算机网络的特点决定了网络文化具有不可预知性、不可控制性、超现实性、隐蔽性、便利性等特点。网络文化的这些特点，一方面，会对自我监控能力不强、极富好奇心的大学生产生极强的诱惑力，对大学生的道德成长构成严峻的挑战，影响着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③另一方面，会改变大学生传统的 人际交往 方式，这种新的交往方式大大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流，使个体对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大大降低。其次，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文化导致全球范围的重智轻德倾向。以上种种原因助长了在校大学生“重智轻德”的倾向，有可能导致当代大学生片面重视理论学习和 智力开发 ，而忽视了思想道德和意志品质的修养，更为严重的情况会引发个体私欲的膨胀和高科技犯罪，给他人和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全人类有待解决的问题。再者，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园内外不良文化的误导。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的心理需求是变化多样的，容易被外界不良文化所误导。这些不良文化与 传统文化 相比，能够为当代大学生提供更多机会展示个性和情感，但其过于追求形式和感觉，容易导致大学生对社会的参与限制在肤浅和感性的层面上，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判断，从而造成大学生的道德认同变得困难，进而导致道德约束趋于松懈。
3.主体原因。一方面，大学阶段正是人一生中逐渐向成人转变的关键时期，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成才的需求往往与社会所能提供的教育环境产生一定的矛盾。世界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与网络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结合越来越紧密，大学生知识结构尚未完善，心智尚不成熟，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恶意曲解，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不断侵袭，导致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困惑，不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30年的改革开放给社会经济环境带来了巨大变化，引发了大学生群体道德与价值观念的嬗变。其次，目前的不良社会风气、发展中产生的不公平现象和诸多的社会问题也给一部分大学生带来了较强的忧虑和不满倾向，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大学生网络道德规范的形成。再次，当前的就业形势与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没有达到和谐的状态，就业的现实情况往往与大学生的期望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许多大学生有一种失落感，很多人把发泄途径投向了网络这个虚拟空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把网络当成了消遣对象，无节制的上网让一些大学生逐级丧失了个体性，甚至沦为工具客体的危险。
4.技术原因。专家指出，科学技术的步伐，常常比伦理学的步伐要急促得多，正是这种科学技术与思想观念发展的间距对网络道德的养成构成了严重威胁。首先，由于信息技术形成的不同主体之间信息权利的不对称性导致网络资源占有的不平等。 网络技术 人员、网络专家、网络所有者在知识和资本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他们凭借这些优势可能侵犯个人和公众信息，从而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损失。如几年前炒得沸沸扬扬的“网络蚂蚁”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因使用简单、下载速度快等优点很快在网民中流行开来。但后来，网民们发现这个软件可以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自动访问其他网站，更为严重的是泄露个人信息，这在国内引起了广大网民关注网络隐私的问题。其次，网络作为一门技术，利用好的话可以造福人类，但也可能成为满足某些人邪恶要求的工具。网络软件都是网络技术人员设计出来的，从技术的角度讲，一则软件本身就有可能存在缺陷，为黑客们留下“后门”;二则，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终有被攻克和解除的时候。因此，有专家认为：网络道德问题仅靠网络技术单方面是无法解决的。
当代大学生离不开网络，但网络不能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引导学生将网络与生活联系起来，在生活中审视网络，看到网络的利弊、优势与不足，架构好网络与生活的桥梁，也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策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指导学生 反思 自己和同伴的网络行为，进行网络生活的道德体验教育和道德评价活动，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网络行为道德与不道德的不同结果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并处理好上网娱乐与上网学习、上网学习与读书学习的关系，树立科学、理性、自觉的网络及网络道德观念。帮助学生疏导网络生活中的主体矛盾冲突、困惑、苦闷等，引导学生明白网络的不足，树立正确的网络生活观念，加强网络道德修养。社会和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根据大学生网络道德发展和互联网发展的规律，积极调研、勇于创新、投身实践，努力探索大学生网络文明工程和网络道德教育的新 方法 、新思路、新 渠道 和新成果，为广大青年大学生营造宽松和谐又稳定健康的网络环境，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从而将他们培养成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高级人才。
[注释]
①韩振峰.警惕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N].河北日报，2003-11-05.
②彭雪开.网络文化价值渗透试析[J].求索，2002(3)：36.
③于睿.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的成因及对策研究[J].教育探索，2008(3)：112.
[参考文献]
[1]王凤秋，何葵.网络对学校德育的冲击[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1(1).
[2]韦文广.论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J].改革与战略，2007(9).
[3]张燕.论网络时代下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危机[J].考试周刊，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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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金融学毕业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金融学毕业论文范文篇1 浅议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在改进货币资源的配置、服务农业和农村建设，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确保金融的核心作用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发挥与更加高效的运行，切实防范与控制金融领域的风险，健全完善农村金融法律监管制度显得极为迫切。因为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法律制度设计依然具有相当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以及行政干预色彩，因为也就导致了金融抑制。目前的改革也仅仅是在机制上进行了一些局部上的调整，但是并没有对制度体系以及核心内容实施全面而深入的变革，导致形式上的制度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实施正确而合理的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不但能够有效地防范金融组织的风险，而且还能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更是确保我国农村经济快速而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1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形成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1)目前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不够齐全，显得系统性不够强。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主要包括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其中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规定。但是以上立法中往往具有大量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却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条款，同时，监管的内容过于简单，大大落后于我国金融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且随着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随之而得到持续发展，对于一部分新型金融业务与金融产品尚缺少一定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民间融资没有采用法制化的方式加以引导，对于高利贷仅仅按照传统社会上的公德意识来加以制约，而且就如今的金融监管法制总体结构来观察，规章的比例太大，实施就缺少足够的权威性。同时，在构成目前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之中的各项规范性法规之中部门规章所占比例太大一旦实施起来就缺少权威性。 (2)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操作性不够强。在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之中，对于市场准入、市场督查、市场退出等均有所覆盖，但是更多的则是原则性规定，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因而可操作性不大。 (二)缺乏公平竞争的农村金融监管工作理念 制度不但要富有效率地合理安排权利资源，而且还应当更加公平地安排权利资源，从而实现各类金融市场主体权利实施平等性保护。缺少公平正义目标的金融市场并非是现代金融市场，而脱离开正义理念的金融监管法制并非是现代法制所倡导的制度性安排。如今的农村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体现出对于民间资本以及非公行的漠视与不公。笔者觉得，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均为社会资本中不一样的形式，而是应当分别享有相同的国民待遇。农村民间借贷监管机制应当积极促进而且体现出民间借贷监管机制之形成与发展，而不是为保护少数市场主体所具有的特殊利益。 (三)忽略甚至漠视农村地区群众的金融权利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把金融问题看作是经济发展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看作是资源配置方面的问题，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对于民生保障这类问题的考虑不够周到，甚至会为了金融之稳定而选择牺牲公民自由融资之权利。尽管我国政府己有充分认识并且采用小额贷款的方式，允许设置村镇银行与借贷公司等形势尽可能多地增加农村资金之供给，但是这些基本上均为具体手段层面上之改革，整个农村金融监管机制在基本的理念上尚未产生根本性转变。因为农村金融市场在监管法律体系上具有局限性所以也就产生了农村地区金融资源在总量上的不足，当前，我国金融资源在分布上具有显着的地域上的不平衡性，诸多农村资本外流，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农村金融在供给上的能力，同时也造成了弱势农村群众在金融资源上获得之不足，尤其是对农村小微企业以及农户的金融供给上有所不足。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农村金融市场取得新的发展，造成了我国农村地区尚未真正形成能有针对性地面对不同客户和不同需求层次，能够提供显着差异性金融服务的现代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以至于造成了我国农村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的种类相待单调，难以满足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对于金融服务具有多样化与多层次之需求，进而造成农民群众无法分享到金融改革之成果。 2进一步健全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策略 (一)形成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现代金融属于法治金融，而政府的权力对于金融市场所进行的监管主要是运用金融监管法制调整与规范加以实现的。健全而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监管机构实施依法监管的重要前提，集中了监管绩效和金融监管立法之健全完善与否、质量优劣等具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为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实现更为健康的发展。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应当积极顺应农村金融市场所出现的新变化，及时而有效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实际的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具体来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我国应当积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性金融监管法建这一基础，积极顺应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之中的趋势性要求，从而健全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l)要及时健全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主体性法制体系，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具体实施细则，从而强化可操作性，并且对有关法律制度加以清理，尤其是对不适应条款加以废除或者进行修订。 (2)要依据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具体发展状况、监管情况和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改革之趋势，形成合理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而弥补我国在农村金融监管立法领域之中的空白。 (3)要积极顺应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之趋势，以保障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安全以及促进农村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基础，制定出能够兼顾实效性、操作性与相应前瞻性的现代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进而实现对农村金融市场所进行的监管，维护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 (二)着力凸显公平保护的法律工作理念 金融监管是依据经济发展之所需而诞生的，其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且金融业安全并非是金融监管之重要目标，也不是金融业目前存在与发展之最终目标。从这一视角来看，农村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应以全面满足农村金融业的繁荣发展为目标，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更为稳定的发展，提升社会福利。因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相对来说较为特殊，而农村金融并不完全属于商业金融之范畴，农村现代金融机制应以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更加公平地获得发展良机与结果为其主要目的。 (三)保障公民金融权利的实现 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人权中的重要内容，切实维护与保障我国公民的存在权与发展权，这是所有法律一定要加以坚持的基本价值取向。金融之本质在于为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提供资金领域的融通，切实保障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主体和利益变得愈来愈多元化，大量公民进入到市场中开始从事生产经营类活动，因为资金也就成为人们开展生产经营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融资实质上己成为公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融资权成为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构成部分之一。在当前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显着不均衡与不合理的条件，各中小企业以及农户得到融资显得相当困难，农户与农村工商业者在资金的需求上从未得到满足，而民间借贷也就具备了更加突出的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之功能。就这一意义而言，监管制度能够严格地限制甚至几各类非正规金融机构之存在，全面惩罚私自放贷人员。所以，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建设之本质是为各位公民的融资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而不是简单地排斥或者压制资金上的流动。 (四)强化监管制度施行金融创新 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对于金融创新作用主要表现为: (1)金融监管机制之制定应当具备前瞻性。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措施应当适应于我国金融业今后的发展与变化的趋势。为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今后金融市场的创新问题与金融机构资产变化问题等。同时，要通过健全完善农村金融监管预警体系，强化对金融体系所施行的社会性监测，从而确保农村金融体系得到稳健地运行。 (2)大力鼓励农村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所造成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应当尽可能地发挥出其所具有积极性，也就是鼓励实施金融创新，与此同时还应当尽可能地抑制其不利的一面，也就是要控制消极的金融创新。唯有如此，才能运用金融监管让金融创新成为促进金融改革的生力军。 (3)改进农村金融监管的模式。因为金融监管部门对于金融创新弊端所作出的反应通常比较慢，而金融行业协会的反应则相当灵敏，所以，对于金融创新所实行的监管需要更加多地依赖于实施内部监管，从而适时地调整金融监管，进而适应金融创新取得新的发展。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作为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护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受到城乡二元金融结构造成的影响，我国农村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如今正面临着愈加复杂的形势。如今，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不但承担着维护我国整体金融形势稳定的重要任务，而且还将履行切实解决我国农村金融资源赓乏这一重大挑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农村金融监管法制建设工作，切实保障我国农村金融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金融学毕业论文范文篇2 浅析第三方支付引发的洗钱问题及对策 互联网金融服务相比传统金融服务模式而言，有低成木、便捷、省时等优点，第三方支付作为以实际电子商务交易为依托，利用网络支付的金融服务形式，在我国获得了较人成功，第三方支付金融服务的额度、规模在逐年递增，而且服务的层次也在不断得以拓展，如企业的市场资金管理均已成为第三方支付涉及的服务领域。木文将剖析第三方支付的运作模式，基于反洗钱风险的防控目标来探析第三方支付引发的洗钱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立一套完善的第三方支付洗钱风险防控体系，促进第三方支付服务的健康发展。 一、第三方支付相关理论概述 (一)第三方支付定义 第三方支付依附于交易商业行为的交易而存在，开展第三方支付金融服务的独立机构通过网络平台，参与两方之间信任度较低的商业机构或者个人之间的交易服务，在实际运营上，购方付款后相关款项首先“寄存”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供货方发货，而后在购方收到货物且无任何纠纷异议的情况下以通知方式将货款支付到供货方账户。第三方支付多依附于电子商务活动，以合作银行信用为依托，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信用问题。 (二)我国第三方支付服务发展现状 在我国，第三方支付包括包含网上支付、电子货币发行与清算、银行卡和票据跨行清算及几种代收代付服务方式，另外，第三方支付还存在于一些产品销量较人、信誉较好的企业，主要以预付卡业务的形式存在，通过系统终端处理第三方支付服务交易。在盈利模式上，我国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利润源主要来白手续费和客户备付金，第三方支付平台将手续费与传统商业银行之间制定分利标准。而随着第三方支付市场竞争的激烈，一些第三方支付企业为提高市场份额，甚至处在亏损经营状态，而我国又进一步限制第三方支付企业动用客户备付金开展其他商业活动，在这样的状态下，第三方支付企业积极探索扩展利润源的经营模式，但就当下而言，第三方支付企业之间的竞争还处在价格竞争、服务质量、增值服务费等方面的竞争，第三方支付企业在业务运作过程中还未形成明确且稳定的新利润源。 二、第三方支付模式的洗钱风险分析 (一)网络支付的隐秘性造成的监管难度 诚然，互联网的兴起为支付服务带来了巨人的便利，且使交易双方的信任度得以上升，但是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资金转移与直接汇款的支付方式相比，在交易的过程中，第三方支付机构还未建立完善的客户身份审核机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直接进行匿名交易是较为容易的，这就很容易越过银行系统的身份审核监管体系，难以追溯交易资金的来源，给洗钱行为敞开了缝隙，在洗钱案件的查证过程中，一些虚拟物品的交易很难实现准确求证，交易过程较为隐秘，一些犯罪分子可以将赌博、贩毒等非法资金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实现“洗自”。 (二)交易记录的不完整导致查证困难 在第三方支付交易运作的过程中，出于客户信息安全的考虑，一般通过网络密钥对交易双方的身份信息进行保护。但是在对洗钱案例的监控和查证过程中，多采用跟踪交易记录的方式来进行，但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用户资料及交易记录保护机制增加了案件查证难度。其次，通过网络交易，交易平台难以完全掌控交易的地点、时间等信息，使得交易记录信息有限，增加了在第三方支付领域开展反洗钱案件查处的难度。 (三)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近年来，第三方支付市场呈现迅猛发展态势，但是基于反洗钱为目的针对第三方支付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针对性立法的缺失，使得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出现的洗钱犯罪行为在法律责任追究上难度较人，法律法规的滞后是第三方支付市场反洗钱监控与查处难度人的重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反洗钱的专门性法律，但是此法与我国刑法中均未涵盖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的相关监管内容。 三、建议 (一)基于反洗钱为目的加强对第三方支付企业监管 首先是源头管理，抬高第三方支付企业市场准入门槛，金融监管机构要在牌照发放环节加强对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审查，包括对信息系统建设、客户信息审核软硬件等方面的审查要严格开展，严格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审查，从而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减小反洗钱案例查处的难度。第三方支付机构应完善信息系统建设，提高白身对客户身份信息、资信状况、业务范围等方面的审核和信息收集能力，从而有效配合相关机构对反洗钱行为的监管和查处，各交易主体也应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做好客户信息的收集工作，各方要合作建立一个有反洗钱监管机构参与审阅的信息系统，保障反洗钱监管工作的常态化开展，从而在案件发生时能够收集完善的证据。第三方支付企业应不断完善反洗钱检测系统，加强技术能力，提高平台对交易信息的完整性。 (二)加强反洗钱技术队伍建设 不仅要在反洗钱监管部门建立一支具有专业信息管理知识的人才队伍，还需要第三方企业能够通过教育培训，提高业务人员、技术人员对反洗钱犯罪行为的敏感性，并拥有健全的支付业务知识和反洗钱技术知识，能够有能力及甲-发觉可疑交易信息，形成对洗钱行为的有效监督管理。 (三)商业银行要加强对备付金监管力度 第三方支付行为主要依托银行进行资金转移来完成支付行为，商业银行是备付金的实际管理者，故此，商业银行应该完善第三方支付备付金管理制度，对备付金进行实时监测，利用白身的信息优势，对备付金账户各种交易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及时将违规操作反馈至金融监管机构，形成对交易风险的及时预警。 猜你喜欢： 1. 本科金融毕业论文范文精选 2. 金融毕业论文范文大全 3. 金融研究毕业论文范文 4. 金融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5. 金融毕业论文免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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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防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对策措施 既然职务犯罪是社会诸多矛盾和因素的综合反映，既然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预防之策必须是紧密联系金融行业的实际，实施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针对当前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发案的共性原因，防范对策措施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构筑起拒腐防变和防范案件的思想和道德防线。金融业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员工的思想动态，加强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坚持业务发展和员工政治思想工作“两手抓”，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依法合规、遵章守纪、稳健经营、规范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员工珍惜职业生命，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遵章守纪、规范操作的自觉性，防患于未然。 2、进一步完善金融内控机制，构建案件风险防控体系。一要坚持制度先行的原则，狠抓规章制度执行和落实，严禁违规操作和越权办事，严防出现制度监控的盲区。二要采取强制性措施，严格执行重要岗位人员定期轮岗、换岗以及休假制度。三要根据“下管一级、监控两级”要求，切实加强对基层机构负责人的监督管理，特别是对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重要岗位或部门负责人的动态监督和管理。四要提高保卫监管力度，真正做好防范抢劫、盗窃和工作，提高技术防范水平。 3、加强稽核监督检查，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在抓制度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规章制度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切实履行监督制约机制，加强管理，加强监督，把关键部位、关键环节，作为预防工作的重点，加大稽核监督检查的力度。 4、建立有效的法制监督制约机制。实行体外监督，体内查处；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违纪的重大案件，应同时追究相关领导责任；提高科技含量、减少隐患，及时发现和严厉惩处违法犯罪活动。 5、建立健全立体监督防犯体系。通过各种监督形式，使金融法规、政策、原则、决议、条例、操作规程及各项规章制度得以贯彻执行，保证金融各项经济活动健康、稳定、顺利地进行。
金融风险指的是与金融有关的风险，如金融市场风险、金融产品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等。 一家金融机构发生的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往往超过对其自身的影响。下面是我带来的金融风险的论文，欢迎阅读!
试谈金融风险防范问题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金融业的发展正面临着很多风险的挑战。因此，在新时期加强对金融风险防范问题的研究，是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金融风险;种类;防范; 措施 ;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金融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提升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现实的生产生活中，金融业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挑战。因此，本文将从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对相应的防范措施进行有效性分析与研究。
一、针对金融风险的研究
所谓金融风险，就是指经济主体在金融等经济活动中，受到各种因素变化影响，不能事先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预测，进而使得金融资产在未来一段时间的预期收入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其种类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国家风险、战略风险以及法律风险。其中市场风险为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风险类型。
二、关于金融风险产生原因的研究
(一)原因之一——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的脆弱性特征
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的脆弱性特征的主要表现：金融行业的发展具有内在脆弱性特征，在外界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其脆弱性特征可能会转化成现实生活中的危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我国金融体系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治理结构不健全、缺少拥有长期性投资观念的投资者或机构、股权分置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违规操作十分严重、市场泡沫十分严重;二是金融机构存在的金融风险大，金融体系十分脆弱，自身控制与防范风险的能力较低;三是金融机构之间的混业渗透与风险转嫁问题较为严重;四是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存在着大量的法规过时与法律空白矛盾，信用体系的建设落后，社会信用的意识较为薄弱，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
(二)原因之二——金融信息存在非对称性与不完全性
金融信息存在非对称性与不完全性的表现：在金融交易的整个过程中，两个金融机构之间及和投资者之间关于金融交易信息的不完整，进而致使在交易的过程中交易双方之间的利益存在失衡的现象。金融机构作为核心债权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信息知晓不多，且企业筹资人员直接把握企业的负债、资产、生产经营状况、现金流动状况、企业发展规划与前途、企业获利与偿债能力等，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所获取的信息是不对等的。
(三)原因之三——金融创新存在风险
金融创新存在风险的表现：金融创新只有分散与转移金融风险的能力，却没有消除全部金融风险的能力。金融创新只是简单地降低了金融系统中潜在的风险，从宏观方面将金融风险自风险回避方转移到风险偏好方。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内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创新虽然为金融机构的投机活动提供最新的 方法 与手段，一旦出现使用不当的问题，极有可能为金融机构带来更大的危害与风险;二是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与联系，逐步形成以资金联系为前提的伙伴关系，在业务方面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一旦其中一家金融机构出现金融风险问题，将会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严重的危害;三是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金融市场国际化的联系，国外有大量的金融投资进入我国，进而导致我国银行等机构的资金流动出现大幅度震荡，银行信贷的规模出现不稳定状态，从而给金融体系造成极大的风险。
三、针对金融风险防范措施的研究
(一)措施之一——构建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机制
构建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机制，需做到以下两点：一是严格观察与分析金融风险的早期预警信号，从中发展金融风险问题并对贷款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同时构金融风险防范识别机制，建立健全信贷档案，对贷款的管理、发放、回收进行详细、全面、真实地记录;二是构建金融风险的风险防范分析研究机制，通过非财务与财务等两个层面对金融风险进行分析与掌握。
(二)措施之二——强化金融体制的改革
强化金融体制改革：根据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与潜在的风险问题，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速度与力度，在最大程度上消除各种类型金融风险潜在的风险，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创新。构建适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金融机构体系、金融调控监管体系以及金融市场体系，进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与保障金融安全。
(三)措施之三——强化金融监管力度
强化金融监管力度：一是采取措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进而强化对我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在金融机构内部构建内部的监督管理机制、风险业务的评价机制以及内部监督检查的评估机制等，对金融机构内部的一切违规活动进行披露与惩处;二是强化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建设，严格规范市场准入规则，规范金融操作程序与流程，退出与进入市场交易等一系列活动均需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行;三是强化金融业成员的定期自查力度，强化对业务运行过程中的监督与指导，进而有效预防金融行业运营过程中潜存的金融风险。
(四)措施之四——加强与国际金融界的合作
加强与国际金融界合作：在强化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约束与监测的基础上推进国际间的金融合作，科学分配国际金融储备，构建全球金融市场的预警与监测系统，对金融风险的状况、资金流动、国际储备的波动状况进行科学监测，强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尽全力化解与防范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风险。
结语
金融风险是指受到各种外界或内部因素变化的影响，在信用活动与货币经营中，使得投资者与金融机构的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出现偏差，甚至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因此，在新时期加强对金融风险防范问题的研究，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对市场经济与投资者利益的损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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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金融风险问题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本文从国内外形势出发，分析了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探求其成因，针对性地提出了规避金融风险的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国内外形势
一、目前的金融状况
(一)国内外经济形势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从国际上看，次贷危机深度扩散，已经形成全球金融危机，基础产品价格大幅上涨，金融市场跌宕起伏，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大大增加了｡从国内来看，受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出□减少等因素影响，加上雨雪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2008年中国经济增速趋缓｡部分城市房价大幅下降，股市剧烈波动，投机资本大量进出，部分行业和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多种迹象表明，我国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的挑战｡
(二)国际金融形势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严重恶化的迹象｡美林忍痛出让控股权予美国银行，全球最大的 保险 商美国国际集团(AIG)寻求政府援助，美国老牌券商雷曼兄弟破产，从而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巨大的震荡｡从全球金融市场来看，雷曼申请破产，不仅会引发金融市场出现恶性抛售，也会引起美国中小金融机构倒闭概率上升，美国企业破产潮的爆发，并由此导致美国经济衰退，欧亚经济进一步变差，对新兴市场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可能引发全球经济全面衰退｡
(三)国内金融状况
随着国际金融形势的恶化，中国的经济金融形势也出现了变化，宏观调控决策从2007年的“防过热”到下半年提出的“双防”，再到当前的“一保一控”，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四保”，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从利率政策上看，今年9月末以来央行连续三次降息，这意味着新一轮减息进程的开始｡股市、楼市持续低迷，资产价格下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意味着短期资本流入的预期收益率将大幅降低，资本流出进程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房地产泡沫问题
2008年以来，房价涨幅一直呈下降趋势：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幅度已经连续9个月出现下降｡一些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开发商已经对某些城市的楼盘采取了下调楼价和打折促销的措施，全国购房者的观望情绪也非常浓厚｡央行最新发布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未来三个月打算买房的居民人数占比为，创1999年调查开始以来最低水平｡房地产周期出现了下行的势头｡
为防止房地产市场的灾难将蔓延到经济的其他领域，政府选择性地放宽了对该领域的限制，采取特定措施来刺激房地产领域｡当前，从地方政府的救市，到财政部、央行的政策出台，“组团”救市的阵容越来越强大，采取救市措施有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和贷款首付比例等｡
(二)股市动荡问题
当前，中国股市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金融动荡，全球股市仍面临金融危机的威胁，各主要股票市场大幅下挫震荡，中国股市全面好转的国际环境并不具备｡从内部环境来看，国内经济下行趋势越来越明显｡上市公司利润出现了拐点，使得市场的动态估值进一步降低｡内外环境的压力使得投资者对股市信心崩溃，不难发现，当前A股市场的内外环境是历史上最差的时期｡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轮的救市开始了，管理层密集推出汇金入市、央企增持、印花税单边征收、免征利息税等实质利好政策｡这一系列的救市措施对恢复投资者信心、稳定投资者预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救市的同时，国家最高领导层发表了“要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维护证券市场稳定、社会大局稳定”的讲话，将四个“稳定”并列表明国家对股市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政府行为从宏观领域进入到微观领域，使得市场行为发生重大变异，政治预期与政策预期逐步取代市场预期而成为主导预期，市场的投资判断就会失效，市场会逐渐呈现出扭曲的走势和行情｡而且应该注意到的是，政策只是在资金面、股票供求方面改善市场格局，并没有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因此，一旦政策效应结束，行情仍有可能回到原有轨道｡管理层只有将救市与治市相结合，从根本上改善市场预期，市场才能在完善自我机制的过程中走向良性循环｡
(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问题
金融危机对我国潜在冲击 渠道 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抛售我国金融机构股权｡有关资料显示，雷曼兄弟在中国主要金融机构没有持股;第二个是我国金融机构对境外金融机构贷款、持有境外金融机构的股票或者债券｡我国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在美国投资，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以前投资，选择的都是保守的金融产品，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例如截止到目前，已批露我国有七家上市银行持有雷曼兄弟债券，而雷曼兄弟的破产导致它们遭受损失，七家银行合计持有债券以及风险敞□的数量约为亿美元｡即便是购买美国国债这种风险系数小的金融产品，到期后虽然能够获得本金和利息，但一旦美元贬值，投资也会发生缩水｡当前风险已经发生新的变化，原来信用风险是主要风险，现在金融创新越来越多，风险类型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此外，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也逐渐显现出来，要防止国际经济放缓浪潮蔓延中国，叠加在中国本身经济的放缓之上而引发恶性互动｡中国以出□为主要经济增长引擎，长期以来形成了“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市场格局｡当前正在全球肆虐的金融危机带来中国外需环境的剧变｡尽管中国1―8月出□累计增长，但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和价格上涨因素，实质的出□增速只是个位数｡其中，对美国出□下降更是严重｡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增速已从2006年的下降至2007年的，2008年1-7月更是下降至｡
三、问题的成因
美国学者德罗萨在《金融危机真相》中认为，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都来自于发生国内部的经济政策而不是资本自由流动下金融家们的资本投机行为｡审视此轮美国金融危机，发现美联储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后的低利率政策，特别是对于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真空，才是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由投资者盲目的自信和非理性造成的，但实质上市场失灵的背后的政府失灵，政府宽松的经济政策和监管手段才是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纵观国内经济，去年以来我国经济遇到了通胀，股市、房市大幅下挫，企业的成本上升，订单减少，中小企业生存困难等问题，我国面临着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挑战｡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改革开放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了以发展求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不可避免地选择速度优先的策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无一例外需要投资拉动｡吸引资本进入的唯一方式就是提供较高水平的资本利得｡而资本利得的形成，只能依靠压低成本，也就是压低要素价格｡这就变成以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国际消费者提供巨额补贴｡
这样会使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而且投资的效率不断下降，金融系统变得非常脆弱｡为了防止投资率下降而需求不足，我国实施出□导向政策，用政府的力量，一方面适度保护，加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另一方面本币低估，让本国货币贬值｡但这样会带来外汇存底的大量积累，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增加，贸易摩擦加大，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实行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
于是，国人民币开始缓慢升值，到了2006年的12月，我们的外汇储备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本币升值的结果是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则造成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上升、通货膨胀;三是二者兼而有之｡我国近几年先是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猛烈上升｡房地产和股市都形成了泡沫，泡沫越积越大｡现在泡沫破裂后，一方面是股市、房地产市场剧烈下跌，另一方面CPI上涨，尽管CPI已出现回归，但CPI和PPI倒挂，风险依然存在｡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当前风险问题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通过跟进式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并综合利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稳住当前局势，防止楼市低迷、股市崩盘，另一方面要积极探寻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追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对策和建议
(一)金融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夯实经济基础
应当明确加工制造业仍是中国经济与就业增长的重要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大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有效把资源配置给有成长、有价值的产业和公司的不同层次的市场，如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主板、企业债、公司债市场｡只有以上市公司的价值增长和发债公司的价值增长为投资目标的市场，才是金融证券市场的基础，也是金融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培育优质上市公司和发债公司，使公司业绩不断增长，做实做强做大基础“标的”市场｡对于衍生品市场要审慎渐近，但绝不是杜绝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要与实体经济相结合，要围绕生产要素、消费要素创新｡金融创新产品在大规模推出前，要进行论证和试点，在明确风险之后，再大范围推出｡
(二)扩大内部需求，发挥消费拉动作用
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可以考虑择机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取消储蓄存款利息税，加快 教育 、医疗、养老等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落实补贴政策，增加对中低收入者、困难群体的生活补贴等，通过多种措施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与此同时，加速推进增值税转型，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东部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对企业技改和研发投资给予适当的贴息和其他优惠，以提高企业投资热情，鼓励有条件的人员积极开展发明创造、创办企业，对知识产权等给予更多的优惠，构建和谐的发展环境｡
(三)加强政策协调，全力化解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应适度放松，但幅度要有所把握｡首先，不对称利率调整仍是主要调节方向｡在信贷控制上，加大对中小企业、“三农”、灾区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拓宽融资渠道｡汇率方面，将汇率调整到一定水平，并保持稳定，没有必要继续通过快速升值换取进□方面的好处，而且汇率稳定也有利于对冲客观环境恶化带来的出□增长被动大幅回落的风险｡
财政政策结构性扩张空间仍很大｡扩张深度、结构调整需与节能减排、区域投资调整相联系｡为了缓解投资增速下滑局势，我国财政支出已在结构方面做出较大努力，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在中小企业集中的江浙地区、灾区重建等地区财政专项资金安排｡
税收政策应进一步减税｡目前有调整空间的税收政策主要有出□退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减税的范围应覆盖各行各业的企业，而不只针对出□型企业｡政府要根据收入水平有选择性地给老百姓减税，如可采取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中低收入人群收入以及把对企业补贴增加转向对低收入人群补贴等措施｡
产业政策实施力度需继续加大｡其中，除了在产业规划方面做好调整外，还需进一步取消价格管制，理顺价格运行机制，特别是煤电、成品油等价格｡这有利于企业通过市场手段调节自身经营情况，也有利于从整个社会层面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四)加强金融监督管理，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加强有效金融监管的制度性建设｡健全金融企业内控机制，健全金融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建立对违规者的追究机制，建立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判断和救助体系，依法规范金融行为｡只有建立起有效、健全的内控制度，才能防范、控制、化解金融风险及危机，最终保障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其次，密切关注跨境金融风险，严密防范金融冲击，近期特别要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要进一步建立完善金融监管和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加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打击力度，努力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创造平稳的经济环境｡既要严控资金的异常流入，也要防止其获利后大规模集中抽逃｡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防止在美元趋势明朗以后，热钱短期大规模流出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短时期内急剧波动｡最后，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监督机构之间沟通协调｡
(五)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构筑金融防火墙
一是加强征信体系的建设｡利用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数据分析银行贷款集中度情况，及时发出风险预警，对银行违规放贷情况进行非现场核查，查找分析企业关联贷款情况，对信贷资金的变化情况实时监控，为决策者和有关部门进行风险处置提供决策支持｡二是加快反洗钱体系建设｡对于国内商业银行来讲，通过建立防范和应对包括洗钱活动在内国际金融犯罪风险防范体系，有利于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提高国内乃至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支付系统运行管理，力求使中央银行对支付清算系统的监测管理涵盖与大额资金交易有关的各个领域，关注网上交易和虚拟货币市场的发展及风险问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六)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防止价格大幅波动
对于股市，主要防止股价进一步下跌｡要通过控制股票发行节奏和数量、实行公平定价、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规范“大小非”解禁等措施来振兴股市，恢复投资者的信心，防止股票进一步下跌带来的资金流动性风险、散户投资的民生风险和国际资本抄底带来的价格波动风险｡
从房地产市场来看，应加强对普通住宅、经济适用房等房地产项目的正常贷款，应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资本市场通过股票、债券进行直接融资，鼓励房地产行业的兼并重组｡对于以往投放的资金、先期的客户银行要进行紧密监控，密切关注企业的财务状况，对于已经形成的问题资金进行全面清理｡在投放地区上，将重点关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形势，加大向中西部地区的贷款投放，平衡整体风险｡此外，需要加强对正常的住房需求的金融支持，给予足够的消费信贷，改革各地的住房公积金组织及管理体制，尽快组建政府支持的住宅抵押贷款银行及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机构，以缓解当前房地产行业所面临的困境｡
刑法研究生论文篇2 浅析刑法理论中的洗钱罪 摘要：洗钱，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毒品、走私、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猖獗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掩饰、隐藏犯罪所得及非法收益。从犯罪构成上讲，洗钱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其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在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及其来源，洗钱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侵害的是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关键词：洗钱;犯罪构成;洗钱罪;《刑法》第191条 洗钱，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毒品、走私、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猖獗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掩饰、隐藏犯罪所得及非法收益。它不仅破坏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环境，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威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而且洗钱活动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极大地助长了这些严重犯罪行为，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安全乃至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洗钱犯罪在我国也日趋猖獗，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然而，由于我国对洗钱罪及其法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不管是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洗钱罪的研究和认知都有待进一步深化。为此，本文拟就我国刑法理论中洗钱罪的相关理论及认定问题作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 一、洗钱及反洗钱 现代意义上的洗钱行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黑帮犯罪集团[1]3。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司法官员查处“水门丑闻”案中，“洗钱”这一概念才第一次被作为正式法律术语来使用，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毒品交易的蔓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2]5。第一个把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国家是意大利，该国于1978年3月21日颁布法令，在刑法第648条第2款中增设了洗钱这一犯罪行为，只不过当时的洗钱罪仅针对武装抢劫罪、勒索罪和劫持人质罪这三类上游犯罪[3]。 后来，随着毒品、走私、贪污贿赂等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成灾，国际社会认识到打击这些犯罪及后续犯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洗钱罪陆续出现在各大国际性法律文件之中。从《巴塞尔原则声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洗钱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惩治洗钱犯罪也成了各国刑事司法协作的共同目标。除了国际性法律文件以外，国际社会还设立了一个专注于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该组织在打击洗钱犯罪方面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绩就是发布了《反洗钱40项建议》。2013年5月13日，中国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六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展反洗钱工作。 二、洗钱罪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与性质，将其转换为其他类型的资金形式，协助资金转移，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将其收益合法化的行为。洗钱罪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犯罪，其犯罪手段众多，没有典型的受害人，犯罪构成较为复杂。洗钱罪罪名的成立不一定要有相应的危害结果，而只要实施的行为特征符合其构成要件，就可定罪处罚。因此，洗钱罪是行为犯。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犯罪主体 根据2011年《刑法修正案(六)》的规定，洗钱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是指年满16周岁并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法人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团体。所以说，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这里重点讨论的是，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实行犯或其共犯(即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洗钱的行为(即“自洗钱”)能否定罪、能否实施数罪并罚的问题。在传统刑法理论中，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本犯不应再判罚洗钱罪，理由是：上游犯罪本犯的洗钱行为是对其犯罪行为的后续，这种事后行为不具备可罚性，其先行实施的上游犯罪行为吸收了后续的洗钱行为，因而只能按照先行的犯罪定罪处罚[3]。而且，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去看，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明知”也只能是针对本犯以外的其他犯罪人而言的。 另外，张明楷教授认为：“否认上游犯罪者可以成为洗钱罪的行为主体，并不是因为洗钱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而是因为否定说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从立法论上来说，将自洗钱规定为洗钱罪或许更合适，但在解释论上，只能在刑法条文规定的范围内确定行为主体范围。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明显采取了否定说。”[4]700因此，我国有学者提出把洗钱罪的主体进行扩大，将其上游犯罪中的本犯也纳入进来，这种做法适应立法的趋势，反映了与洗钱行为做斗争的必要性。至于扩充洗钱罪犯罪主体的理由，则各种各样。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刑法理论已经过时，理论应是对实践的概括与升华，而不是实践的羁绊和束缚。有的学者认为，将自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实行数罪并罚，并不当然违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理论。 因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并不是理论上说的“不可罚”，而是“共罚的事后行为”。现代洗钱行为已呈专业化、规模化态势，因此，洗钱罪作为独立的犯罪，而不再依附于其上游犯罪而存在。因而，我国应真正从价值层面上将洗钱罪从传统赃物罪中分离出来。换言之，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洗钱行为之所以不构成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因为洗钱行为不同于赃物罪中的行为，它对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是不能评价于其上游犯罪之中的，它必将不可避免地侵害“新的法益”[5]。因此，上游犯罪本犯的洗钱行为是可以处罚的[6]。 也有学者认为，自洗钱可以单独成罪，理由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第一，洗钱罪与传统赃物罪相比，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除了给司法机关造成阻碍，还对国家金融和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影响，从罪刑均衡原则考虑，本犯犯洗钱罪应当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第二，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不同于传统的赃物罪，已经是独立于上游犯罪的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犯罪过程。第三，其侵犯的法益不同于其他犯罪侵犯的法益。第四，对本犯可以单独定罪，有利于我国行使司法管辖权，这是因为洗钱犯罪往往都是跨国性的，试想如果犯罪分子是在国外实施上游犯罪行为，而在我国实施洗钱犯罪的，那么因为我国否认本犯可以单独处罚，而对发生在国外的上游犯罪又缺乏管辖依据，这就使我国的司法管辖权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1]101。根据上述不同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上游犯罪的本犯可以单独成立洗钱罪，理由是：现代洗钱犯罪因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已然独立成罪，我们不能将目光局限于“本犯”的危害上，而应将其与传统赃物罪剥离开来;因为洗钱罪独特的行为方式，导致了本犯在实施洗钱行为时侵犯了新的法益，从而不构成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二)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在行为人必须“明知”其行为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及其来源，“明知”的对象是其上游犯罪所产生的收益。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将其收益当作合法财产，只是客观上实施了隐匿等行为，那就不能认定为洗钱罪。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那么包不包含间接故意?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行为人以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实施洗钱行为成立洗钱罪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是间接故意能否成立洗钱犯罪。对于这一问题，意见分歧就在于如何理解《刑法》第191条中所规定的“掩饰、隐瞒”的含义。 一种观点认为，为“掩饰、隐瞒”而实施洗钱的行为，就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犯罪目的，在我国《刑法》条文中已经排除了本罪可由间接故意构成，所以洗钱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另一种观点认为，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洗钱罪，其理由是：“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是构成要件的基本内容，是洗钱行为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关于犯罪目的的规定，亦即行为人实施洗钱行为时，认识到其隐匿等行为的客体是洗钱罪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4]702。因此，洗钱罪不能作为目的犯，其罪过自然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第二，明知的对象是什么?上文已经提及，行为人“明知”的对象是法条规定的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学界对于“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理解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是指，行为人要“明确知道”是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才能构成洗钱罪中的“明知”。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是指，行为人对属于七类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具有概括性认识即可，无须知道是具体哪一个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就可成立“明知”。笔者赞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因为“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过于机械地理解了《刑法》条文，而不利于司法实践对“明知”的认定，它还违背了刑法关于主观认识错误的理论。 (三)犯罪客体 “一般认为，洗钱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7]349所以，学界通常认为，洗钱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不过，有学者提出要对这种复杂客体进行分类[8]。这种观点与立法机关对于洗钱罪立法宗旨的理解似乎达成某种契合。笔者认为，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通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从犯罪的本质属性和立法活动的逻辑周延性角度出发，恐怕就不一定说得通了。其实，这里涉及的主要是洗钱罪在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我国现行刑法未将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是应该进行考量的。笔者认为，洗钱罪应该归入妨害司法罪一节中，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洗钱罪更加符合妨害司法罪特征;第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更符合立法逻辑的周延性。 三、洗钱罪的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明知”是一个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问题。对此，上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过多阐述。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有学者提出，尽管《解释》解决了“明知”客观推定的程序性技术难题，但与美国刑事立法对于“明知”的规定仍然存在差距，我国洗钱罪的主观范围仍然存在实体面过窄的问题[9]。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毕竟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明知”的认定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二)对本罪以及上游犯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 区别洗钱罪与上游犯罪构成共犯的分界线，主要看行为人与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事前有无通谋：如果行为人事前通谋，事后再次实施洗钱行为，则应构成共同犯罪;行为人事前如果没有通谋，只是实施了洗钱行为，则应只构成洗钱罪。 (三)此罪与彼罪的认定 这里要对《刑法》第191条、第312条、第349条的互相认定问题进行讨论。上文已经提到，我国赃物罪与洗钱罪已经越来越趋同，其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上游犯罪的不同。而洗钱罪与窝藏毒赃罪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上游犯罪不同，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由7类犯罪构成，而窝藏毒赃罪只能由毒品犯罪构成。(2)客观行为不同，洗钱罪是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就是将赃物合法化;而窝藏毒赃罪是转移、窝藏、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财物的非法性质没有改变。(3)主体不同，洗钱罪主体为一般主体;而窝藏毒赃罪的主体只是个人。 参考文献： [1]何萍.洗钱与反洗钱动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何萍.中国洗钱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兼与欧盟反洗钱制度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钊作俊.洗钱犯罪研究[J].法律科学，1997(5).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马克昌.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6). [6]赵军.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相关问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相协调[J].法学评论，2004(4). [7]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8]陈明华.洗钱罪的认定及处罚[J].法律科学，1997(6). [9]李云飞.中美洗钱罪主观要素界定的比较[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猜你喜欢： 1. 有关刑法研究生毕业论文 2. 刑法论文 3. 浅谈刑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4. 刑法硕士毕业论文 5. 刑法硕士论文
走私毒品是一种跨国性犯罪，是毒品犯罪中最严重的一种，因此，各国无不通过刑事立法，对走私毒品的犯罪严加惩处。例如，新加坡法律规定，走私鸦片1200克，大麻500克，大麻粉200克，可卡因30克，海洛因15克以上者，可判处刑。我国《刑法》第347条亦对走私毒品罪作了明确规定。刑法学界对走私毒品罪的法律特征有了较为成熟的通说，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笔者就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在司法实践中，比较难区分的是贩卖走私毒品的定性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贩卖走私毒品的行为，无论毒品卖到何处，无论转手几次，毒品仍是走私来的，性质未变。因此，任何贩卖走私毒品的行为，都属于违反海关监管，侵犯国家对毒品进出口管制的行为，应定走私毒品罪。另一种观点认为，贩卖走私毒品不是直接走私毒品，而是贩卖已进入国内的走私毒品，在国内贩卖走私毒品，只能属于贩卖毒品罪。笔者认为，贩卖走私毒品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犯罪行为特征及其侵害的直接案件来确定。根据司法实践和有关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定走私毒品罪：（1）非法从境外购买毒品入境后贩卖的，或者走私毒品犯罪分子直接指挥他人贩卖走私的毒品的；（2）境外贩毒分子相互勾结，将毒品运输入境后贩卖的；（3）贩毒分子假道我国将毒品运往第三国或地区，或者在我国境内非法购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并偷运出境的；（4）走私毒品集团购买，运输毒品，或者在边境地区与境外走私毒品犯罪分子相互勾结，买卖，运输毒品的。（5）与走私毒品犯罪分子通谋，为其提供货款，资金，实物，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藏匿等方便的；（6）明知是毒品走私犯罪分子，而直接向其非法贩入毒品供倒卖的。2、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罪是指违反毒品管理法规，转手倒卖或销售自制的鸦片、海洛英、吗啡、大麻、可卡因或国家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行为。贩卖毒品是毒品犯罪中数量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一种犯罪。毒品制造出来以后，必然通过销售来实现其价值并赚取巨额利润，而吸毒者大多也要通过购买毒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毒品的贩卖是毒品从制造到消费过程的主渠道和中心环节。毒品的贩卖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世界毒品非法贸易的利润已超过石油利润，每年达5000亿美元，仅次于军火交易。35毒品交易造成了世界毒品的泛滥，是其他毒品犯罪日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我国当前各种毒品犯罪来说，贩卖毒品的案件在全部毒品案件中所占比例也是极高的。无论是集团贩卖，或是个人零星贩毒，或是武装贩毒，都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严重的是，吸毒者“以贩养吸”的现象尤为普遍。因此，贩卖毒品是缉毒中打击的重点对象。世界各国面对日益严重的毒品危害，均在各项禁毒立法中，将贩毒作为重点打击的目标。美国在1987年国会通过的一项反毒品法案中，对贩毒可判处5-10年有期徒刑，严重者可判处40年至无期徒刑。对在学校距离1000英尺内贩毒的罪犯，要加倍判处刑罚，以保护青少年和儿童。对用其他犯罪手段或邮寄方法贩毒的从严打击。马来西亚法律规定，贩卖鸦片1000克，大麻200克，吗啡15克，海洛英15克以上的将被判处死刑。伊朗从1988年开始发起禁毒运动，规定贩卖海洛因，吗啡30克，鸦片5000克以上者，判处死刑。此外，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家的法律规定，对贩卖毒品的严重罪犯，可以判处死刑。希腊、澳大利亚、尼日利亚、英国、日本等国的法律规定，对贩卖毒品罪最高可处终身监禁。近年来，俄罗斯、尼泊尔、古巴、印度等许多国家也都修订了禁毒立法，对贩毒罪规定了极严格的刑罚。贩卖毒品罪的特征已在学界形成通说，笔者不再赘述。笔者只就司法实践中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和犯罪引诱问题谈点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对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问题和犯罪引诱问题有较大的争议，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贩卖毒品罪的既遂，只要是实施了贩卖毒品行为，就应视为完成犯罪过程，是犯罪既遂。36有学者认为，贩卖毒品以实际上转移给买方为既遂。至于转移毒品后行为人是否已获取了利益，则并不影响既遂的成立。37有的学者认为，贩卖毒品本身包含了贩与卖两行为，因此无论是买入还是卖出，只要买或者卖的行为实施完毕，两者只居其一，就构成本罪既遂，而无须必须卖出获利。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二种观点将贩卖毒品归于过程行为犯（又称过程犯），而第一，三种观点将贩卖毒品罪归于举动犯。第二种观点主张的“毒品转移说”使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范围过窄，故不可取；第一，三种观点因主张只要实施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就是既遂，忽略了毒品作为贩卖毒品犯罪证据的重要性，因为在毒品买卖双方单纯商谈的场合，因缺少毒品买卖的证据，一般是很难认定其实施了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可见这种观点也存在不足。笔者认为，贩卖毒品的既遂与否，应以毒品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至于行为人是否已将毒品卖出获利，或是否已实际转移毒品，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毒品未能进入交易环节，则属贩卖毒品罪未遂。具体分析如下：1、从贩卖毒品行为特征来看，贩卖毒品罪属于举动犯，不是过程犯。贩卖毒品行为通常始于购买，单就购买毒品行为而论，其已具有双面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购买毒品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可能要出售毒品；另一方面，买大宗毒品往往是实施新的卖出行为的起点或必要前提，因而购买毒品行为同时包含了进一步危害社会的现实危险性；而卖出毒品是把购买毒品产生社会危害变为现实。由此可见，贩卖毒品的过程的这两个关联行为均不缺乏独立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要实施其中一个行为，就具有以下犯罪既遂的必要。所以，贩卖毒品行为的既遂不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实现与否来决定，亦不以贩毒行为过程中的全部行为实施完毕为必要。2、在贩卖毒品过程中，大量被抓获的毒品犯罪人均停顿在购买了毒品尚未卖出，或者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俱获的场合。真正已将毒品由卖方转移到买方手上，毒品交易完成以后被抓获的情形属于少数。实践中，某些毒品交易的现场，双方正在进一步讨价还价，或在正在清点钱款或鉴定毒品的质量，在此很难确切界定是否已将毒品真正转移到买方。如果以“毒品转移说”的观点判断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否，则必然使大量的贩卖的毒品案件作未遂处理，显然标准过严。3、在贩卖毒品中，毒品的数量影响量刑轻重。如果以实际转移到买方的毒品数量既遂标准的数量，那么从毒犯家中搜出的没有出售转移到买方的毒品就只能作未遂认定。由此产生了既遂与未遂的毒品数量能否相加计算的司法难题。例如，某甲在贩卖毒品海洛因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缴获海洛因15克，随后从其居住的出租屋里查获海洛因235克。对某甲贩卖毒品海洛英的数量应认定为250克，或是15克，根据《刑法》第347条规定贩卖毒品罪的精神，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及量刑关系三方面分析，贩卖毒品罪以界定为举动犯为准确，对贩毒分子未带到交易现场，而在其居住的地方查获的毒品应计算在贩卖毒品的数量内。4、以毒品被实际带入交易环节为标准，判断贩卖毒品罪既遂或未遂，是由于贩毒品的中心环节就是交易，如果仅仅是买卖双方在商讨价钱或者其他问题，而没有将毒品带在交易现场，这只是着手实施贩卖，或者说是谈交易，持第一，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贩卖毒品罪就既遂了；然而，如果从商谈交易的双方身上或现场没有查获毒品，就很难认定贩卖毒品罪，因为缺少交易不可缺少的对象-毒品作为证据，只有当在交易时人赃并获时，无论其是否完成交易，均以既遂论处。这样既符合行为犯的构成特征，又体现了毒品交易的特殊性。由于贩卖毒品罪中贩卖行为复杂多样，因此具体将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作如下几种分别认定：第一，以贩卖毒品为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行为，如果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并获或已经买进了毒品，都应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第二，对于非以购买方式获得的毒品予以贩卖的，如祖传，他人馈赠的毒品，只要将毒品带到买方约定的地点开始交易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第三，对于因贩卖毒品被抓获后在其住所查获的毒品，应全数作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认定，不将查获的未卖的毒品作本罪未遂或非法持有毒品罪处理。第四，误把假毒品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如果正地进行毒品交易人赃并获或已将假毒品交易完毕后被抓获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论；在其毒品掺杂使假后予以贩卖的，只要没有使其丧失致人瘾癖的毒性，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如果明知是假毒品而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应以罪论处。
001 当代女性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002 繁荣背后的优思 003 国家工作人员经济类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004 对二十世纪末中国大陆有组织犯罪研究之考察 005 我国职务犯罪及防治对策 006 网络犯罪探析 007 网络犯罪及其对策 008 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嬗变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009 犯罪测量研究 010 持有型犯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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