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之英”过后，有作为的便是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陶渊明和谢灵运了。陶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的开山；谢是“元嘉之雄”，山水诗的鼻祖。他们是试图从体制中解脱自己的一代。由汉末党锢、“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正始以迄太康，痛苦得太久了，而且他们的实践几乎都证明着这一点：要想在实际的政治生活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近乎徒劳的，甚至，“仅免刑”也难得，往往倒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从汉末至西晋，除了短暂的建安时期外，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为保命而不断退却的路。他们放弃了道德，放弃了正义，放弃了良心，最后甚至放弃了是非判断力，放弃了现实感受力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他们恍然大悟，终于“鸟倦飞而知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掉转头去，向自然寻求了。陶渊明找到了朴实宁静充满人间温情的田园，谢灵运则纵情于清新神奇一尘不染的山水。这是一种逃避，一种远遁，同时也是一种对现实叛变的姿态，他们的行为反证着现实的黑暗。这里固然有逃避伦理责任的味道，我们也尽可以批评他们把世界及世界上可怜的百姓毫不怜悯地拱手给暴君乱臣而独善其身，但孤单的个人在那个时代实际上也只有这一条路。他们不能改变社会的肮脏与险恶，但他们以自己的行为标示出一片洁净与宁和；他们不能反抗普遍存在且不可动摇的专制与黑暗，但他们在山水田园中保持了自己的自由的个性。这种洁净，这种自由个性，不绝如缕的为中华民族提供理想生活的范式，从而使人知道在“践踏人，侮辱人，不把人当人”（马克思语）的专制之外，还有别样的生活，从而带着希望去反抗现实，追求未来。这就是他们的价值之所在。
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具体说来，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首先是从写意到摹象。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以写意为主，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陶渊明就是一位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因此他无意于模山范水，只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谢灵运则不同，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极貌以写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和“尚巧似”（锺嵘《诗品》上）成为其主要的艺术追求。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馀力地勾勒描绘，力图把它们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如其《入彭蠡湖口》：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十分细致，刻划也相当精妙，描摹动态的“回合”、 “崩奔”、月下哀狖的悲鸣之声、“绿野秀”与“白云屯”那鲜丽的色彩搭配，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于山水景物的描摹更加细致入微：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灇。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开阔的洲渚，茂密的松林，蜿蜓的蹊径，淙淙的流水，嫩绿的初篁，鲜紫的新蒲，自娱的群鸟，像是把景物公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向读者展示眼前的一切。诗中所描绘的景物，的确是清新自然的，然其刻划描摹之功，不经过一番苦心琢磨和精心锤炼是达不到的。谢灵运的那些垂范后世的佳句，无不显示着高超的描摹技巧，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晚出西射堂》）；“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残红被径隧，初绿杂浅深”（《读书斋》）；“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 “密林含馀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 （《过白岸亭》）等等，语言工整精练，境界清新自然，犹如一幅幅鲜明的图画，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美。尤其是“池塘生春草”更是意象清新，天然浑成，深得后人激赏。谢诗不像陶诗那样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划，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同时在结构上，谢灵运的山水诗也多是先叙出游，次写见闻，最后谈玄或发感喟，如同一篇篇旅行日记，而又常常拖首一条玄言的尾巴。如其著名的《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又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这些都体现了谢诗典型的风格。（二） 其次是从启示性到写实性。陶渊明的诗歌，十分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陶诗中的物象描写，常采用白描的手法，虽然只是淡淡的几笔，但在平淡的外表下，却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如他笔下的青松、秋菊、孤云、归鸟等意象，无不渗透着诗人的性情与人格，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和人格的象征。而谢灵运的诗歌语言，则更注重写实性。他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他凭着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运用准确的语言，对山水景物作精心细致的刻画，力求真实地再现自然美。因而他笔下的物象，就更多地带有独立性和客观性。他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要描尽山姿，写水就要描尽水态，而且写来也鲜丽清新、自然可爱。我们从以上所列举的其诸多名章佳句中，已可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文心雕龙·明诗》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尽管刘勰对此持批评态度，却正好概括了谢灵运诗歌语言的特点。陶渊明对言不尽意的道理似乎深有体会，他常常遇到语言表达的苦恼，他说 “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其五）。所以他采取的办法是以不辨为辨，启发读者自己去体会和补充。而谢灵运所采取的办法却不同。他作诗的态度本来就十分认真，又要尽量捕捉自然景物的客观美。也许由于语言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当他面对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自然景物时，也同样有着语言表达的苦恼，所以他才有“空翠难强名” （《过白岸亭》）的概叹。但他还是要充分发挥语言的写实性，努力地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语汇，运用各种技巧去描摹或形容它们，并从不同的角度再现大自然的美，显示出其高度的驾驭语言能力。如果没有这种执著的探索与创新精神，他的诗也就不会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由于过分追求新奇，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义”（清吴淇《选诗定论》卷十四）之弊。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谢诗累句》（见《清诗话》）曾指摘谢诗中“不成句法”、“拙劣强凑”、“了无生气”之处达五十馀条。虽不免过分，但有些的确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尽管如此，谢灵运的诗正如锺嵘所说：“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诗品》卷上）谢灵运的诗，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唐释皎然誉之为“诗中之日月”，“上蹑风骚，下超魏晋”（《诗式》卷一《不用事第一格·文章宗旨》），虽未免过誉，但谢灵运毕竟为山水诗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在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这一新的特征乃是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创新现象。这新的特征成为 “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它深深地影响着南朝一代诗风，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而且这种诗风对后来盛唐诗风的形成，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陶渊明诗歌质朴平淡，语言以白描为主，是田园诗的开山之祖；谢灵运诗歌词采华丽，是山水诗歌的开山鼻祖。
中国文学发展到东晋，文学自然健康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由于魏晋以来门阀地主的统治，形成了士统这一特殊阶层，为了保住自己特权地位，极力从文化等各个方面垄断。以此掩盖精神的空虚和日益没落的特权地位。于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成为这一时期文人普遍的习作，建安，正始,太康以来健康的文学传统被抛弃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这一文学题材的艺术性、形象性几乎消失殆尽，诗歌成了解释老庄消极思想和佛理玄言的工具，成了有韵的说理文，这一情况的出现，迫切需要有人来打破，使文学发展步入正轨，陶渊明和谢灵运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两个著名诗人，他们开创的山水诗派和田园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有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由于陶渊明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动乱、政权更替频繁，大一统的思想局面被打破。因此，才能产生崇尚自然的田园诗歌。真正用“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谢灵运，用大量优秀的山水诗歌创作的实绩，树立了在诗坛的地位。 要理解二人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必须从二人的思想入手，二人不同的思想经历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诗歌的题材内容，而且更加深刻的影响了他们的诗歌艺术和表现技巧。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有济苍生的远大报复，担任过几任小官，他清高耿介、洒脱恬淡、淳朴善良、反感于政治腐败和官场斗争，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其耿介孤傲的个人秉性与迎合官场的习气格格不入，是在官场上不得适应的情况下回归自然的必然结果。而谢灵运出身士族，刘宋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为了回避政治迫害，也为了平衡内心的激烈冲突，他只得采取隐于官的处世哲学，身在官场，情归山水，既求得心境的一时安宁，又达到远祸全身的目的。可见，谢灵运一时也未曾忘记官场。与陶渊明的彻底决裂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诗作中，陶渊明以一个隐士的形象亲自溶入田园中，表现其中的乐趣，而谢灵运则以游览田园山水来消遣政治上的苦闷。 仅仅从思想上思想入手,很难理解陶谢诗歌的异同,还要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即归隐上进一步的了解.中国文人在东晋和刘宋的年代,就有很多的隐士,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由于躲避战乱,政治黑暗,官场倾轧,报国无门等等原因加入了隐居的行列.他们企图用隐居这种“终南捷径”来求得出仕的机会,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更加流行.而陶谢二人的隐居基本上代表了两类隐居的类型:一种是真的隐居,彻头彻尾的隐居;一种是亦官亦隐,希望通过适当的机会再度东山再起.这对他们的诗歌呈现的内容以及表现方式等等有着必然的联系.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生活在家乡的农村,亲身体验着农村生活,对农村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起初在军阀和野心家桓玄的手下当差,深感自己的志向和报复无从施展,而且,更加为自己替野心家效命而耻辱.后来的归隐是在当县令时,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辞去了官职.成为了后世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每当政治失意时,就拿陶渊明的事迹安慰自己.他不断在出仕和隐居中进行痛苦的选择.终于摆脱了所有的顾虑,毅然的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开始了隐居的生活.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陶渊明的隐居是真的隐居,是看破官场以后自觉的行为,绝对没有半点的虚假在里面.他在诗中不止一次的重复表现重返家园的快乐.有鱼归大海,鸟入山林的味道.从那些诗句里,我们仿佛可以听见那爽朗的笑声和轻快的脚步.如释负重般的超脱感觉洋溢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从精神上来讲,陶渊明的隐居比谢灵运是快乐的，少了很多的精神负担.其诗有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可以说,在古代文人当中,做到真隐的只有陶渊明一人.他的回归是自然本性的回归,与陶渊明热爱自然是分不开的.是真正农民化了的隐士,这在封建等级制度严密的晋宋时代是难以想象的.而且,陶渊明还亲自参加了农村的劳动,在诗里赞美了普通农民可贵的品质和邻里乡亲之间深厚的友谊.当时,在文人当中普遍流行鄙视劳动生产的风气,陶渊明以身作则,即使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也没有磨灭他的坚强信念.因此,陶渊明的诗集里,随处可见真真切切的农村生活的场景.让我们能够清晰的体会到浓郁的乡土气息,贴近农村生活,没有一点的牵强附会和矫揉造作,自然天真几乎成了他的专用名词.而谢灵运的隐居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由于谢灵运是氏族后裔,而且是前朝的遗老,在刘宋时代采取的压抑士族的政策里痛苦的生活.他有充裕的物质基础,所以能优游山水,徜徉其中而且乐此不疲.谢灵运热中官场,希望出仕来建功立业,他的隐居,从另一个角度体现着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当政治斗争激烈时,他就归隐来躲祸,而当一切归于平静时,他又很着急的再度出仕.这种痛苦的心情一直陪伴他的一生,他的一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出仕的渴望,现实世界是残酷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给他一个充分发展才能的机会.因此,.他只能靠游山玩水来消遣,排遣自己苦闷的心情.这些情况,导致了其诗歌内容的贫乏空洞,题材也不多,后人对他的评价很中肯. 陶渊明、谢灵运二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在他们各自的诗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穷途多厄的陶渊明最终能平心静气在把自我融入田园，在理想化的田园中完成自身的审美追求，因而诗歌情感平淡自然，并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富贵多难的谢灵运始终没有摆脱世俗功名的诱惑，总是把自身置于山水之外，诗歌中常常流露出一种矛盾痛苦的心情，作者的身影也时时出现在诗篇中。陶渊明的崇尚自然一直在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他的多次由仕而隐，以至最后长期隐居农村，如果说谢灵运的时仕时隐是现实社会和上层统治者给他施加压力的结果，是一种被动的接受，那么，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大都是他的人生理想的必然反映，是主动追求。他的每次归隐都是自身理想与丑恶现实的矛盾冲突，而并不是明显的外在压力。虽然陶渊明、谢灵运都和当时的名僧慧运有过交往，但陶并未象谢那样接受佛家思想，陶的思想中也缺乏佛家的种种生死轮回、善恶相报观念。正因为陶渊明自小热爱自然又始终抱着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因此归隐时期，他能心平静气地接受田园和田园生活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因而在他的田园诗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对田园的热爱，而是赋予田园新的生命和审美价值。他的《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的前四句叙述自己不幸落入罗网，接下来二句用比兴手法说明自己内心的痛苦，中间八句极力叙写田园生活的环境，由近及远，又收束到身边，末二句直接说出返归自然的愉快心情，结合全诗，不难看出作者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官场的厌恶。相反，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尽管也能写出山水的神态，但作者对尘世的依恋每每削弱了对山水的热爱之情，而陶诗的闲适之情则得自于他对生活的真切体验。谢灵运出身好,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很好的个人天赋给了谢灵运无穷的才气与智慧，也给他大带来了不尽的困惑与矛盾。综观谢灵运的一生，尽管有过荣耀，有过高官，但痛苦失意和孤独始终伴随着他，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他，谢灵运的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使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实的凶险与仕途的挫折又迫使他接近佛家思想，通过回归自然以摆脱现实的苦难。谢灵运向往归隐山林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不满刘宋王朝对自己的政治待遇，以此显示不愿与新政权合作的愤激，也有本身对那种隐逸逍遥生活的羡慕。无论是供职京城，还是放任外郡，都没有忘情山水，没有放弃过日后隐居的打算，“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别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总之，谢灵运一生中确有隐居的打算，只是这种感情有时浓烈，有时淡薄罢了。也正因为如此他山水诗中的感情既有对自然山水的热情歌颂，又放不开对人生世事的议论，他山水诗中那种写景抒情(说理)的形式，也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自然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要的描写客体还是农村的生活以及农夫和农耕.而谢灵运的诗歌则偏重于山水风景.主要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感受,他的诗往往和纪行联系在一起.陶渊明主观上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但客观条件也逼迫他不得不这么做!因此,他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是乞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开荒种豆,披星带月的劳动.安贫乐道的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躬耕垄亩,参与到农业生产劳动中,只有作家亲身体验的社会生活才能成为作家笔下的素材,才能更加真切的让读者了解作家的心境.读者才能经过千百年以后,还能体会到陶诗所蕴藏的真意!而谢灵运的诗歌,内容无怪乎优游卒岁,湖光山色,登游揽胜.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仿佛跟着诗人游览一个又一个的人间佳境,仿佛是有韵整齐的山水游记散文.诗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切.也与士大夫耻于农事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事劳作,鸡鸣狗叫的村居情趣,在谢诗里是难觅踪迹的. 在创作方法及艺术风格上,陶渊明写作的诸多田园诗歌里,可以清楚地发现,陶渊明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对田园生活的客观描写,而在于体现自然和各种生活中的意象相结合的感受与情趣.陶诗在选材上,经常截取方宅,草屋,榆树,桃李,村落,狗吠,菊花等田园意象,几乎无不摄入笔端.这些意象都是最能引起诗人思想感情的东西,达到意象与感情的共鸣.陶渊明做诗自然平淡,并不追求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极其相似,在描写当中,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往复,陶诗所描写的都是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的农家常事.用这些家常事来伸发出自己高于别人的哲理.陶渊明通过创作,经常把自己比喻成:青松,归鸟,菊花等等,尤其是菊花,来表现自己不同于流俗,坚贞孤高的品格和爱好自由的感情.同伟大诗人屈原的香草美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菊花也成了陶渊明的代称.陶渊明开其先导以后,历代吟咏菊花的文人习作渐渐多了起来.例如陶诗《归园田居》其三有诗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此,诗人截取日常农事活动为创作素材,语出自然,真率,选择自己热爱的田园生活和劳动场景入手,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位农民,衣着简朴,荷锄躬耕,种豆南山的情景历历在目.诗人久在樊笼,复得自然的快乐洋溢在字里行间,连露水浸湿了衣服都浑然不觉.谢灵运的诗歌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这些山水景物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是诗人描摹的客体,在谢诗里,山水姿态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穷貌极物成了主要的艺术追求,陶渊明诗里情景交融的情况在谢诗里被严重的割裂了.谢灵运着力地勾勒描绘,想把山水,四时,朝昏,阴晴的变化一一再现出来,达到了巧似的地步,他没有进入陶诗的浑然一体的境界,他却把景物分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象电影的镜头一样展示给读者。这样，陶诗和谢诗的艺术风格也就迥然各异了。陶渊明写松意不在写松，写菊意不在写菊，意在言外；谢灵运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是要描尽山态，写水就要写尽水姿，象中国的工笔画。陶谢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不同，自然也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诗歌艺术。 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它是华夏抒情文学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文学意境论早在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中已见端倪，盛唐之后开始全面形成。此后，意境论逐渐成了我国诗学、画论、书论的中心范畴，历代都有学者文人对它作补充、发挥，意境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概念。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它同文学典型一样，也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 清末的王国维历来被学者公认为意境论的集大成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一种意境的分类方法。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有我之境”，是指那种感情比较直露、倾向比较鲜明的意境。如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此诗道出了作者历经战乱，特别是目睹安史之乱后京城的破败景象的痛苦心情。草本不含泪，鸟儿也不会因人的别离惊心，只因诗人痛苦不堪，所以都有了人的情感色彩，这就是“有我之境”。所谓“无我之境”，并不是指作者不在意境画面中出现，而是指那种情感比较含蓄，不动声色的意境画面。王国维认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无我之境”，作者自己虽出现在画面中，但他的情感却藏而不露，一切让读者自己从画面中去体会。描写了景色，但未评价景色，中间无一字臧否，也是于不动声色之中见意境。但人们却可以从画面开拓的意境里，间接地领略到诗人欢欣的情绪和开朗胸怀。因此“无我之境”，只是情感不外露，并不是没有情感.这样,陶诗与谢诗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显现出来了，陶诗有生活中诗人总结和体验的生活之理,而谢诗则没有.相反,谢诗里有很多玄言诗的玄理搀杂其中,不免给谢诗的光辉染上了瑕疵. 在二人的诗歌创作中，就通向了两种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即充满生机的主观情感的外射，与超脱尘世的客观、冷静的刻画。田园景色是陶渊明宁静内心的外界的自在观照。其诗中之景，莫不笼罩或渗透着他轻快从容的“心象”，也就是他作为精神寄托的田园生活中的眼前景、胸中意。陶集中最多的，就是他在田园农庄中劳作的情景。田园诗歌无法忽略和回避田园生活主体“人”的生活。乡居生活离不开山水林壑，陶诗中也偶有这类景象。但与他田园景色中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一样，他笔下的山水秀色也少不了“人”的点缀，换言之，也都是“有我之境”。“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拟古〉〉其一)，无非眼前之景。窗下之兰，堂前之柳，并可见主人的雅趣。“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其七)，瞩目也不仅在描写的这些意象里,而是这些意象所包含的各种人情.即使是<游斜川》这样陶集中不多见的专为登山临水而作的纪游诗也从不忽略人情的存在.并未如谢灵运那样，对郭山穷形刻镂，精雕细琢，而只是用区区一句来造境写意，将天澄气和的自然美景融入到浓浓的人间情味中，也把他的诗拉近到现实人生中，立足在对生活的热爱中。这里还不能仅仅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他创作山水诗的数量不多，而应该考虑到，他的注视点始终没有忽略掉“人”，这不能不让人联系到他的人生态度，他的自然观，并为他在诗歌境界上形成“有我之境”寻求到一个合理而充分的依据。前人称陶诗“篇篇有酒”，其实更是篇篇有“人”，篇篇有真生活。反观谢灵运诗，在他现存的100余首诗中，山水诗占据了首要的位置。谢氏毕生钟情山水，有山必登，有水必临，山水色寓于目，动于中，发为诗歌，于是佳山秀水之丽句纷至沓来，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但他笔下的山水都只是山水本来的面目，作为诗人观照游玩的客体和对立面而存在。其境界超旷、秀美，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他最负盛名的诗篇， 漠视自然的山水与人间社会的位置关系，返回到它本身的“无我之境”。陶渊明则反之。他的隐逸并不是对世俗生活的厌恶，否定与离弃，恰恰相反，乡村生活中绝假纯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质朴自然规律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最能体现这一规律的人群之中，去感受同样真实同样切近的田园乡野、自然山水，感受生活的本来面目。他笔下的景色，已经同生活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浓浓的人间情味，充盈洋溢在他眼中、心中，凝结成文字，积淀为诗，更唤起他投向生活怀抱中的渴望，以及对自然最高的崇敬甚至信仰。陶之所以高于谢，正在于他已将自然之美融入到了生活当中，而不是仅仅对它远远观望、鉴赏，作为浑浊人间社会的对立面进行心理上的补偿。因而其诗歌意义更加丰富，更加贴近人生，也更耐人涵咏，更醇厚、有味。
天哪，还有比我懒的……
论陶渊明的诗歌美学风格[摘要] 陶渊明在对诗歌的审美特性的认识上，有自己的思想渊源和古朴的文风。首先，他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是儒道美学思想在文艺观中的反映；其次，他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提倡语言洒脱恬淡，诗化日常生活，用田园诗、山水诗表达诗人主体对田园山水客体的审美；再次，他崇尚“复得返自然”的心境，认为诗要有自然地基调、人要有自由的思想和人性归复的性情。这一审美原则源流于老子“和光同尘”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 陶渊明 诗歌 美学The theory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aesthetic style[Abstract] Tao Yuanming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poetr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origin and the style of of primitive simplicity. First of all, he stressed: "qualitative nature, not the proper and complete income", this is in pf of confucianism aesthetic thoughts; Second, he argued that "the clothes stained with solicitors, but would make no violations", advocating language is calm, free and easy, including daily life, express the poet in pastoral poems and landscape poems of aesthetic subject of rural landscape object; Again, he advocated "after return to natural" state of mind, that poetry will have naturally tone, people will have th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dapt to human nature of temperament.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origin in Lao zi "bland" aesthetic thought. [Keywords] Tao Yuanming poetry aesthetics目 录引 言1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1（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思想源流........................................................................1（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1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1（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1（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1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1（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1（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1结 语1参考文献1谢 辞1引 言由于道家哲学观认知度的提高和大型电视剧《陶渊明》的摄制，一个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中国文人——陶渊明，逐渐被人们熟知和喜爱。他在散文领域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们每当谈起陶渊明便会想起他的散文辞赋，却忽略了他的诗歌和其朴素的美学理论。晋宋以降，很多人对陶渊明诗歌做了搜集整理和考证的工作，到了近代人们逐渐从研究作品本身提升到体悟作家美学思想上来。只是研究作品本身不能完全汲取作品的养分，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的忽视和对作品认识上的不足。他是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哲人，在我看来陶渊明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上，陶渊明有自己的思想见解和古朴的诗文风格。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审美源流陶渊明具有朴素主义的思想和唯物主义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关注，对人生所做的哲学思考。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写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在《形影神》中，他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精神对待文学和生活。可见，所谓“纵浪大化中”的目的在于思考和解释人生存在和生死等哲思问题。从而达到“不喜亦不惧”的功效。陶渊明晚年曾写一首《自祭文》，诗歌最后说：“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孰重后歌的原因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坚持诗歌的自然本色，与浮文妨要、虚谈废务的体例划清界限，不能一味地阿谀奉承、粉饰太平。陶渊明在向朝廷申诉辞官归隐的原由时说：“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说明陶渊明确是彻底体悟到了世俗社会与自己崇尚自然地本性是不相符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社会的观念，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辞官。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创作的朴素主义名篇。陶渊明在《答庞参军》中写道“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行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作者把道家隽永的哲思注输在文章的内容中，强调洒脱自然心性的重要性。“行迹滞江山”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道家朴素主义思辨观在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中的体现。（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陶渊明诗歌具有儒学审美形态，在于其年幼时外祖父给他提供了的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其阅读了大量的儒学典籍，使他具有了“猛志逸四海”、“匪道曷依，匪善奚敦”的志趣。陶渊明熟谙儒学，其诗歌中引用论语经典就达37处之多。陶渊明关于审美形态下的品德准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咏贫士》中：“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朝与任义生，夕死复何求。”在这里陶渊明本着“与仁义生”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安贫与求富在他心中的考量。人生过分追求富贵，则不能符合“与仁义生”的精神准则。作诗仅仅满足于对世俗的歌颂、阿谀奉承，则不能完全体现诗歌的审美效果。诗歌要有真性情、人要有不阿谀的品行，这就是陶渊明主张的诗歌与人性共同的本质特点。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关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所体现的风格，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其创作的田园诗中，作者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中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这里，陶渊明本着语言洒脱，诗话生活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在审美上诗人主体和田园山水客体的关系。诗歌如果过分追求华美，则不能体现诗歌自然的情趣和风格，只有抓住客体意象的本质，才能达到诗人主体与诗歌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纯真的性情是陶诗之体、自然的语言是陶诗之用。钟嵘《诗品》曾叙述说诗歌的最高造诣，应该是“使味之者无极”，唯有陶渊明诗歌是这样的。对陶渊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对诗歌风格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其一，诗歌语言要洒脱恬淡。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是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余天，因“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挂印归乡时所作的。“虚室有闲”，意谓着语言洒脱恬淡，就是要符合自己的心性，不粉饰、不浮夸，传达出作者对文学语言朴素的见解和要求。陶渊明以平实的生活写诗，诗话人生，从写庭院景色转笔写情，在虚静的居室中悠闲地生活，令人感慨万千。而过分追求社会名利的人，则被陶渊明讥之为乡里小儿，足见陶渊明对官利社会的厌恶，对民风不古的痛彻。而社会粉饰阿谀的文风又无法改变，所以只能借助于诗文，表达出对诗歌语言的内在心愿。陶渊明语言平实的观点，也体现在他其他的诗作中。在《拟古》中写道：“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春天到了，燕子翩翩飞回我的草庐，自从分别之后，门庭日渐荒芜。陶渊明在诗歌中描写的大多是生活中日常之物，所用意象如燕子、草庐、门庭等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平淡中见绮丽，因此其诗作长久的被人提及，而那些只注重形式的作品则被人们所鄙弃。其二，诗歌意象要准确得体。陶渊明的诗歌笔调宽旷，感情冷峻沉痛，同时包含了一颗爱国思民之心，大为后世推崇。陶渊明诗歌构思别致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诗歌所引用的意象精致深刻。他继承了我国自《诗经》《楚辞》以来比兴的手法，引用大量的比拟意象，如《诗经》中的《魏风·硕鼠》和《楚辞》中的《橘颂》就是用比体来写实的作品。陶渊明继承和发扬了《诗经》和《楚辞》大量引用意象，运用比兴的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鸟”这一意象，以归鸟喻自己回归田园。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四）的首句写道：“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用比喻的手法，暗喻自己从尘网回归到自然之乐，表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歌颂。陶渊明以孤鸟自比，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自己从尘世解脱之乐，比直接叙述更加令人深思，意蕴绵长。他在《归鸟》四言诗中，也舒发了相似的情感，如“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同样抒发了作者倦而知返的情怀。这种借鸟之归栖来比喻世俗社会黑暗的诗句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不少见，如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强调“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又如《归园田居五首》中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在引用“鸟”这一意象的同时，还采用强烈的对照手法，来强化所引用意向的效果。“酒”这一意象在他的作品中也大量出现。大致在魏晋之前，社会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导和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天”的支配作用。这是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的绝对权威，但在东汉之后，遭到广泛质疑。于是个性解放由此产生，在文学层面，也就有了关于“以人为本”的主题。但旧的困境无法瞬间摆脱，新的背谬和问题又相继提出，因此诗人们不断发出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这是有限人生对无限存在的回应与感慨。在社会“大化”变迁之中，诗人无以找到“心远地自偏”的境地，因而使得生命充满焦虑和矛盾，于是他们独钟于玄学，倾心于饮酒。在陶渊明作《饮酒二十首》（其五）中，我们不难想象到一位微醺的，飘然如神仙的诗人在自己的庭院里采摘菊花，偶尔抬头远望，恰好与庐山相会，陶渊明所述的“悠然”不仅属于山，更属于人。陶渊明把日常生活琐事、平实意象，都写入诗歌当中，而又显得质朴率真，这是陶渊明诗歌的高妙之处，他借意象清晰地表达出不流于世俗的高尚精神。（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东晋以来，文人墨客喜欢用玄理写诗，然而大多诗作哲理浅陋、平乏无味，被后世之人大为鄙弃。唯有陶渊明的诗哲理意趣并在，情深意隽，大为后人赞赏。而后世对于陶渊明与文人玄士评论迥异的根本原因在于，陶渊明对于理的追求以及对理表达的方式高于后者。陶渊明认为诗要有自然之理、有自己的风格。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中明确提出诗歌要体现真性情，“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两句既点出饮酒的情由，又道出了作者性情的质朴。他在自然古朴的田园生活中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得到了精神的满足，而在诗歌中的体现，即是淳厚质朴的文风；陶渊明对“自然之理”的追求，显然受到了老庄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他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的后半部分写道“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在酒过三巡之后，自我意识已经消失，外物对于自己的羁绊更是无从谈起，诗人在醉意中达到了“超我”的心境，以酒中的“深味”收笔，浑然天成。诗人把玄理的表达与饮酒、复醉的生活情趣结合起来，使生活和玄思完美的结合，相得益彰。陶渊明很赞美贫士的品行，他在《咏贫士七首》（其五）中说“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以袁安居前积雪映高士开笔，又书之“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寒长交战，道胜无戚颜。”一种穷且益坚的高昂之势跃然纸上。天降大雪，而袁安僵卧不去乞要，他对来巡视的县令说：“天下大雪，人们都饿着，我不能再去麻烦大家。”在这里作者把视觉、触觉、和感觉所产生的复杂作用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审美上的中和和心灵上的超脱，他的作品确是充满自然质朴气韵的佳作。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 （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歌与人生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陶渊明认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意谓出于质朴、无需人为雕饰。凡出自“自然”者，必体现作者的本心，给人以“自然清新”之感。陶渊明在写作诗歌的时候，常常用古朴、自然作为其审美的标准。如《归园田居五首》（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归园田居五首》（其三）：“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陶渊明看来，古朴自然的人生可以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古朴自然是诗的生命，是审美的最高准则。陶渊明提出的古朴、自然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情感质朴。陶渊明自道其田园生活的体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他又在《饮酒二十首》（其八）一诗中自述酒后生活的情境：“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寄情于精神世界，树立了一个挺立高尚的人格。陶渊明在很多诗文中，歌颂的莫不是具有质朴精神的人，他也把真我的性情作为写诗的重要标准。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写道：“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日入”二句最为真切，前句说的是结伴一起回家，后句写用壶浆来慰劳邻里的朋友。只有情真才可以感人，才能有所共鸣。陶渊明一生穷困潦倒，他那些怀古之作，如“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确是催人泪下。多次被举荐入仕，又多次辞官归隐，其在《归去来兮辞》中云：“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而在田园生活中，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其诗云：“谈谐终日夕，殇至辄倾杯。”（《乞食》）他确是一位敢于直言真情的诗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第九首中写道：“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田父劝他做官，他却表示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苏轼评论陶渊明诗：“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他与陶渊明的心意不谋而合，陶渊明对那些虚情假意非常不满，对千古的士人社会评论说：“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其二，意境质朴。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创造，它能引起作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陶渊明的“复得返自然”概括了意境的含义，认为诗歌应有自然超凡的意境。他称赞贫士的诗：“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陶渊明认为古代贤士像太阳一样，给他信心与希望，不汲汲于富贵，所以无论是早晨的太阳、秋天的白露或是冬天的明月，都是质朴美好的。质朴自然的审美意境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陶渊明对老庄深邃自然的思想有很深的层次的理解，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家园，达到诗歌与内心世界真善美的统一。陶渊明与他创立的田园诗派，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陶渊明的影响下，钟嵘成功地把庄子“天下有大美而不言”等美学思想引进到诗歌美学领域，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倡的“真美”与陶渊明提出的“自然”思想同出一辙。在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就是“道”和“自然”。唐代王维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批判地继承了陶渊明诗歌的灵魂和精髓，以诗入禅境，最终达到以物观物、物我两忘的高度，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陶渊明诗歌对宋词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宋代诗词更加关注诗人内心较为抽象的矛盾和情感，以范成大为代表的农事诗便是对陶渊明别样的继承，宋代词人苏轼提出“是万物之盛衰于四时之间者，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苏轼提倡的“自然之数”、“文理自然”等理论也正是陶渊明“复得返自然”思想的理论创新。陶渊明追求的自然之理，实际正是以他最理想的“道”和“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标准。 结 语陶渊明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即具有文学性，又隐喻着深刻的哲思。年幼时家庭开始衰微，经历了晋宋易代之际的动荡时局，但外祖父给他提供了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他不仅学习儒学，而且熟谙老庄之道，能熟练运用《老》《庄》等各种典故，儒学功底在其诗作中可见一斑，使其具有“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志趣。陶渊明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典故，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变通修饰。他的创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隐士生活的热爱和对官场社会的鄙夷，其深刻的文艺美学哲思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渊明的诗歌、散文创作，达到了文学、哲学、文艺美学的高度统一，对儒道等中国古典文化兼收并蓄。作品中的“酒”、“月”、“菊花”等象征意象，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创作中的经典和典型的意象。其作品的文艺美学价值不言而喻，诗文源流广泛、影响深远。陶渊明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创作意境深邃，而他的创作并不是一味的消极避世，而是受到了晋宋易代之际历史、社会的制约和影响。在诗歌方面，沿袭魏晋古朴之风，使诗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不再是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使玄言诗达到了新的高度；开创了田园诗派，将“自然”提高到了一种美的至境。在散文方面，付之以大量的哲学思考，古为今用，展现了静瑟的散文之美，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之巢。陶渊明的作品今存121首，但是诗歌简短精炼，立意深邃自然。其作品引用《论语》典故37处，引用《老》《庄》典故有77处之多，既展现了文学和文艺理论之美，又展现了他清高耿介、淳朴善良的人性美。陶渊明即是晋宋之际的文学家，又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思想深邃质朴，使之成为了一个令人永不生厌的话题。参考文献[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吴小如编．陶渊明诗文辞典鉴赏[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袁行霈．陶渊明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傅东华．陶渊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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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田园诗论文提纲
陶渊明的诗文平易朴实，淳厚有味，语言真切，朴素，简洁，明确，通俗而精练，深入浅出。在编写论文的时候要注意把这些陶渊明的诗词特点理清，那么写作的思路就清晰了。
内容提要：
中国诗坛，人才辈出，其中“五柳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出身在东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的田园诗不多，却在中国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厌恶污浊的官场，绝然躬耕田园，矢志不改。在田园生活中，他领略了田园的美好，民风的淳朴，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他还将当时士大夫所不耻的田园风光、劳动生活带入到诗歌领域，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创作的先河。他的田园诗风格自然质朴，体现了自然质朴的创新美、自然淡永的抒情美、意境盎然的形象美、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自然”的风格至今都可称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几乎无人能超越其艺术的高峰。
关键词：创新、抒情、形象、语言
学校(院系)：*****
班级：*****
学号：*****
中国诗正文：坛，人才辈出。其中“五柳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出身在东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就是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田园诗派的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末年著名诗人，田园诗派的开创者，别号“五柳先生”。这是作者晚年，时适战乱频繁，作者为了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于是托名“五托先生”，写《五柳先生传》来表现他的志趣。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多，却在中国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厌恶污浊的官场，绝然躬耕田园，矢志不改。在田园生活中，他领略了田园的美好，民风的淳朴，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虽他饱受困顿之苦，却不返官场半步。这种高洁的德操常人难以企及，也震撼着人心。他还将当时士大夫所不耻的田园风光、劳动生活带入到诗歌领域，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创作的先河。
提起陶渊明，人们便会谈起他的隐逸和他的田园诗。他的归隐，绝不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仙踪难寻，而是真真切切的不愿做官，实实在在的躬耕田园。他不仅真正参加了劳动，而且讴歌着田园风光、劳动生活，为诗歌题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其自然质朴的风格更为他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语)。我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之所以受到历代特别是唐宋以来诸多名家的推崇，原因就在于其自然质朴的风格。
一、自然质朴的创新美
陶渊明的诗在生活题材上，在语言锤炼上，在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田园诗作，继“风骚”，承“三曹”，开诗坛田园之先河。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苏轼与友人读完此诗，在《书渊明诗》中无限深情的写道：“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矣!”劳作的甘苦，通过陶渊明的田园诗，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歌颂。四十四岁以后，陶渊明连遭不幸，阅历日深，对衣食和劳动有了更加现实深刻的理解。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劈面则提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可以看出陶渊明高于晋人和文学史上很多优秀作家之处，就在于他以躬耕不懈寻求到了人生的新意境。
他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在语言上的通俗、朴素、精练、深情而近似“田家语”的白描手法，都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艺术效果。“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的信笔拈来，“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等用质朴语言形象创新性的反映了诗人对劳作的新认识、新感情，苏轼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别此语之妙也。”(《题渊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烦绳削的佳作，较之晋宋那些穷力追新，极貌写物，因辞累句叠而损伤了真正自然美的山水诗，给人以清新自然的享受。
二、自然淡永的抒情美
诗的生命是情感，陶渊明的田园诗有对田园宁静恬淡乡间生活的写照：“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对他亲躬陇亩则更是自然朴实的抒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农村生活环境较之官场的“雷同毁异，物恶其上”的喧嚣倾轧，更使诗人深感田园生活的清净闲适。在田园劳作中，他也切实找到了和劳动人民“话桑麻”的共同语言：“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仕途痛苦反复使他清醒看到官场生涯与他“性本爱山丘”的心性是不相容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清人温汝能说：“陶诗多真趣。”(《陶诗汇评》)这里点出陶渊明田园诗中那种舒适淡永的一往深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对田园之爱于字里行间真切流出，给人以丰富有韵、回味无穷的美的感染。
元代陈绎真评论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时说：“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几于《十九首》矣。”《诗谱》这段话点明了陶渊明田园诗所写的事均出自他的真情实感，自然美妙。在表达感情的方式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善于把自我抒情自然融合于客观事物中，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自然摹写典型景物中，物我合一，表现了诗人闲适、恬静、淡泊的自我心境。陶渊明田园诗的质朴自然抒情，是和诗的内容相关联的，质朴来自贫困寒微的生活境遇，清净自然淡永是傲视腐化罪恶社会和崇尚自由人生品格的体现。
三、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创作过程中所塑造的形象是用点染白描手法，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并不着意刻画，苏东坡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冷斋夜话》)所谓“奇趣”，包括诗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意，也包含诗人艺术上的独特创造所给人的审美意境，古人曾指出陶渊明的田园诗“遇境成趣，趣境两忘”的特点。(许学夷《诗源辩体》)
陶渊明田园诗塑造的形象还富有理想的色彩。诗人在《桃花源记》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成果归自己，没有封建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塑造形象时，能够使景，“依依远人村”;事，“种豆南山下”;理，“欲辩已忘言”，巧妙融合，创造出景、情、理浑融深厚的艺术境界。诗人把对自然景色的观赏体会与领悟到的人生真意联系到一起，使诗歌的景、情、理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正如苏轼所言“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种独特塑造形象的风格构成了陶渊明田园诗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四、质朴无华的语言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虽然极近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精粹传神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情感、典型的形象。“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一个“贮”字，用在这里，形象生动新鲜传神，中夏清幽林阴好像是可贮存、可掬取的一泓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动感地看到那和煦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平淡无奇的四句诗却写出了一片生动田园生活和谐欢快的声音和气氛。北宋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能够做到如此平淡朴素而又寓意深远，的确难能可贵。他的一些诗句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看似淡然没有精雕细琢，细细品味，其实都是颇具匠心的“奇句”。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就是经过提炼的“田家语”，是自然的再现，简净、含蓄却又至为丰美，是蕴寓于通俗中的神奇。正如苏轼在《与苏辙书》中云;“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著名诗词评论家叶嘉莹教授也评道：“陶渊明的殆无长语的省净的诗篇，与他躬耕归隐的质朴生活，在其省净的简单之外，原都蕴蓄着一种极为繁复丰美的大可研求的深意。”元好问评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虽然陶渊明的田园诗在绮靡文风盛行的东晋并未受到多大的关注，但是到了唐宋以后，却得到了诸多诗人的企慕与推崇。其以无穷的魅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在东晋以后的诗人诗作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还有诸多的学陶渊明田园诗等。也正如清代文人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承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义曹有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可见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熏陶和影响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也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
学校(院系)：九江职业大学师范学院
班级：06语文教育(2)班
学号：0631240
[参考文献]：
1、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2、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3、袁行霈著《.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
4、程郁缀著《唐诗宋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李华主编《陶渊明诗文常析集》巴蜀书社出版，1998年版
摘要：《二十四诗品》历来被视为以诗评诗的典范，作为我国古典文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更加重大。虽然其是否为唐末文学家司空图所作尚不能确定，然而其中对诗歌的感悟与理解的确与司空图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将司空图的诗歌理论（见于《司空表圣文集》中的“论诗杂作”）与《二十四诗品》进行比较分析，即可见二者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司空图 诗歌理论《二十四诗品》“论诗杂作”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汪涌豪先生在《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一文中,认为《二十四诗品》通篇充盈道家气息,而司空图一生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进而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实际上，儒家思想、禅宗思想共同影响了司空图的后半生；另一方面，从《诗品》内在精神来看，它应是道心、佛性、禅理、儒思的统一，前三者无需赘言，至于儒家思想的体现则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果说前三者都表现为对尘世的一种超脱的话，那么儒家则崇尚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在《诗品》中的“幽人”、“高人”、“畸人”都是不拘束于现实而能够实现真正审美精神的主体形象，然而在这些形象的背后我们又隐约可见另一个灵魂，它在慨叹“大道日往，若为雄才”（《悲慨》），感受着“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同上）——这种发自心底的悲痛，足见其并未全然忘却世事。所以朱东润先生在《司空图诗论综述》一文中这样说：“《诗品》所能表现者，适为诗人当国破家亡之际所造之幻境，其目的在于自慰，其结果则转成幻灭而使诗人深堕于怅惘之境地……”而这样的心情，在当时又有谁比司空图更深有体会呢？ 在司空表圣文集里，有论诗短文五篇，即《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和《诗赋》，谈到了创作的体会和诗文鉴赏的经验。我们统称其为司空图的“论诗杂作”。按照与汪文同样的思路研读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与尚不能确定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之间，恰恰有着许多惊人的同趣之处。 一、“品”与“味”的契合 24首四言诗构成了这部《二十四品》，由于最早见于《虞侍书诗法》、《诗家一指》等著作，所以被后世称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我想先从这个名称说起，这里的“品”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它不同于南北朝时期钟嵘所作《诗品》之“品”，它不是品级的“品”， “《诗品》，品诗也” （杨振纲《琐言二则·一》），是对艺术人生的思索与感悟，既有对诗歌韵味的咀嚼，也有对诗人心境的解读，生动凝炼地道出了各种创作体验与内心感受。作者从“雄浑”到“流动”细细地品味，从而完成了一次对艺术人生的巡礼。“品”的是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既指不同诗歌所呈现的不同的格调韵味，也指这种格调韵味中潜藏的诗人的创作心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与“品”相关的“格”、“韵”、“味”，与司空图的诗论体系是相通的。司空图曾在他的《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诗味说”：“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把“味”作为诗歌的第一要义提出来，并指出“味在酸咸之外”，进一步要求诗歌能表现“味外之味”。还是在这篇文章里，谈及王维和韦应物的诗作，司空图赞道：“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又赞道：“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在《题柳柳州集后》一文中更有这样的表述：“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搜研之致，亦深远矣。”从以上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司空图是惯于以品味的方式去探寻诗美的，这与《二十四诗品》对各种形态的美的咀嚼玩味又不谋而合。虽然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司空图就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但至少可看出二者对诗学研究的视角是一致的。 其次，对于《二十四诗品》名目中的“品格”用语，在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如“渟蓄”、“抑扬”、“温雅”、“澄澹”、“遒举”、“遒逸”、“渊密”、“沉郁”、“清厉”等，虽然远不及诗品面面俱到，但却是阴柔、阳刚并举，而且通观司空图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相当之广，简略地评论了从初唐到他所处的时代约30位风格各异的诗人。可见，司空图对前代诗歌有着整体上的把握，对初、盛、中、晚各家各派的特点也是了然于心的。 二、对“全美”的追求 司空图非常注重和强调诗歌的“全美”。“全美”这一概念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的：“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此前,他曾列举了自己的二十几联诗,然后自评曰:“皆不拘于一概也。”在《题柳柳州集后》也有这样一段话：“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司空图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全美，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对诗歌的品评上，主张以宽广的视角对诗人诗作进行全面的衡量。他在评价诗作的美学风格时，往往兼顾到了“全美”，如在说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岂妨于遒举哉？”也就是说，在司空图看来，“澄澹”与“遒举”两种风格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同一诗作中，或是同一诗人身上的，不过，只有以“全美为工”的诗人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再者，对于那些诗风单一、诗境狭窄的诗人，司空图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那些自己本身诗才浅薄而又不能以通达的眼光看待别人作品的诗评家，司空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来看《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可以说，二十四品各则名目都是在一定美学基准上选定的品格用语，曾有研究者把它们纳入到“素美、壮美、华美”三个范畴内（参见成复旺、黄葆真等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第四章），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而这也正与司空图“以全美为工”的诗学主张相一致。实际上，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出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24则意见罢了。但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三、两相呼应的诗学理论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以散文为主（其中《诗赋》一篇为四言韵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 用“思与境偕”来概括诗歌创作的意境理论，是对前人诗歌意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唐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对陶渊明以来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实践的总结。具体来讲，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而通观《二十四诗品》，每一则几乎都是一首精致的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出这种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劲健》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而具有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等等，都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在此不必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对元白诗风的称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散见于其“论诗杂作”中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见司空图《与极浦书》）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告诉我们含蓄的艺术效果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境界，但同时要想做到含蓄，又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对于实境，作者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艺术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诗歌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诗品》作者还有意将诗歌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 综上，通过《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歌理论的比较，从中确实找到了许多可以相互生发之处，在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到底是谁之前，我觉得尊重历史上的判断，还是可取的，毕竟，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确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所称：《诗品》“理熟言弥粹”，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而从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品评诗坛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就曾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样一段唐代诗歌小史： “国初，主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通观司空图一生的诗文创作理论主张，正是在追求主观世界与自然界的默契，人与艺术的和谐，而《二十四诗品》正体现了人的心灵与艺术世界的共鸣，这不能不被视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我们并没有牵强地生拉硬拽，只是作一种客观的展示，而诸多“偶然”的“遇合”则有力地证明着一个必然的存在，也期待着能有更多新的研究、新的发现来为我们拨开迷雾。但不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这两个点是否可以连成一条线，他们各自的存在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内容摘要：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他的田园诗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陶渊明的田园诗其实只是取材田园，貌似田园，其实际意义早已超出田园领域之外，延伸到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去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深入到陶渊明田园诗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的精髓之中去认识，探索它的艺术特色。他在一个玄学盛行，唯美主义支配整个文坛的时代里，以崭新的思想内容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巨大的革新精神。所以，对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进行讨论，定能学习领略到我们伟大田园诗人的情怀。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 1 .情、景、事、理的交融 2 .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艺术特色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一．谈田 园诗离不开陶渊明，东晋著名文学家，田园诗人,辞赋家，散文家。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谈陶渊明自然会想起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他的田园诗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如果仅从他的田园诗的字面上看，诗人之超然物外和物我两忘的超凡脱俗，真有着神仙般的无限风韵。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这是因为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古代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高门钜族生活糜烂，老百姓食不果腹，衣难遮体，统治阶级和底层民众之间等级森严，差别甚大。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出仕做了几年小官之后，终因不愿与腐败的官僚们周旋而宁可还乡归隐。当时的诗坛上也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在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而陶渊明却能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巨大的革新精神，最终达到了同时代人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俗话说愤怒出诗人，这说明只有真正有所触动有所感受者才会言之有物，正因如此，陶渊明的田园诗虽取材田园，貌似田园，但其实际意义早已超出田园领域之外，延伸到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去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不至于仅仅在其文字和形式的表现上徘徊，而是真正深入到陶渊明田园诗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的精髓之中去认识，探索它的艺术特色。陶渊明的诗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他的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平淡自然。这是和他的诗歌内容以及表现上的特点分不开的。他的诗的主要内容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而又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真好象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自然，日常生活的诗化，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田园诗的总体艺术特 色。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1］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 ［2］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他的田园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田园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 “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 ［3］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平淡，却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诗歌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十分精粹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自然风光，或是社会生活，都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这是写诗人的生活环境。“贮”字虽只是一个平常的字眼，但用到这里却很形象很新鲜，中夏清幽凉爽的林荫好象是可以贮存、可以掬取的一瓮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那和煦的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 二．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创作：大都数田园诗都以“高远的理想与志趣；劳动生活内容的反映；田园贫困状况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 为主要题材,表达自身的社会思想。陶渊明的田园诗的代表作至今存留一百二十五首，其中九首四言诗，一百一十六首五言诗。其中《归田园居》五首、《饮酒》二十首、《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等，另有文、赋十余篇，也都成为传世之作。 田园诗是陶渊明创作的主要成就。 《归田园居》是一组清新自然的佳作，其中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生动地摹写了悠然恬静的乡居生活，表达了冲出"尘网"、"樊笼"，复归自然的喜悦心情。写闲适生活、弄饴之乐的代表作之一是《和郭主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诗中写夏日清风，书琴时弄，蔬谷自给，美酒解颐，稚子绕膝，望云怀古的田园风情。写困顿生活的代表作之一是《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副虚期。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诗中写陶渊明向人乞贷，主人赠与并款待他。此时陶渊明非常贫寒，无法像韩信那样回报漂洗衣服的老妇，只能死后在冥府中报答主人。在"躬耕自资"的田园生涯中，陶渊明还写下了对劳动的认识和感受。 《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深刻地表明力田自给符合人生之道，愿与古时隐士长沮、桀溺一样长年躬耕。 《归田园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更加细腻地写出了劳动中的切身体验。陶渊明的田园诗中还折射出一种"自然"的哲学内涵，《饮酒》诗第五首是后世广为传诵的名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中反映了陶渊明对人生的哲学思考，悠远的心境，纯洁的秋菊，高峻的南山，自由的飞鸟等都寄托了作者安贫乐道的操守与清纯高洁的理想。王安石对此诗大加赞赏，曰："有诗人以来无此句"。此外，陶渊明还创作了一些抒写胸臆的咏怀诗，主要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陶渊明在政治上一直若进若退，他曾经有过大济苍生，建功立业的猛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是，恶浊的现实使他壮志难酬，最后终于解绶归田。在他的诗作中，透露出一股亢壮之情。他以松菊、孤云自似，热情讴歌反抗强秦的荆轲，"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在《读山海经》之二中，愤世嫉俗的情绪表现得更为激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诗中讴歌了不向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同时又表达了他猛志难展的愤懑，黑暗的社会政治，使他徒有"在昔心"，却没有偿愿的"良晨"。这类诗作表现了陶渊明的另一种风格。陶渊明的文、赋和他的诗一样以质朴自然见长，《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自祭文》等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篇佳作。《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赋中的代表作品，作于彭泽辞官归乡之际。这是一篇与官场诀别的宣言书，感情真挚，文笔畅达。欧阳修对此文推崇备至，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五柳先生传》也是一篇奇文，全篇百余字，以"不"字贯穿始终，"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文中的五柳先生任情率真，超然世外，表达了陶渊明"自然"的人生哲学。《桃花源记》在内容上接近于小说，因此被收录于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陶渊明在文中塑造了一个没有帝王，没有战乱，自给自足，和平稳定的理想社会。文中写武陵渔人初入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风情："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这个美轮美奂的聚落中，有儒家追寻的上古之世的淳朴，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的宁静，表达了动乱时代的广大人民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此外，陶渊明的诗文还被介绍到朝、日、法、德、英、美、俄、澳等国，由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在给中国诗人梁宗岱的信中说："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日本著名学者大矢根文次郎在《陶渊明研究》中写道："渊明文学在日本的流传，从古远的上代直到今天。不论时光如何消逝，各个时代的诗人、文人和画家们，对于他恬淡高洁的人格的憧憬，对于其诗文的无限热爱从未中断。他们把这些吸收到了的自己的作品中，化成了自己的血肉。他长期地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各个时代的人们都从其中得到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他充分地保持了纯粹属于东方文化的特征。今后的日本文学，还会继续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三．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 1 .情、景、事、理的交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诗歌创作中,情,景,理三者交融是至关重要的,而情又是最为重要的.离开情的景就没有了生气,离开情的理更是"淡乎寡味"的空理.景和理如果没有浓厚的感情渗透,便失去了作品的生命力。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 “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 《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陶渊明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他的田园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2 .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渊明的田园诗的风格，然而他的田园诗不仅仅是平淡，它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它不仅仅是朴素，而且是在朴素中见绮丽。他的田园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4］，十分精辟。他的田园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5］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人读来初觉平淡，再咏则有“平中蕴奇、枯木茂秀”之感，诗人对于语言文字的提炼运用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把自己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融入到诗作之中，使人读之仿佛身临其境，在自然恬静的田园中漫步一样，给人无穷的遐想，正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如《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意言。”这是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乡村生活的写照，透过文字我们看到“面山结庐、抱膝吟歌、采菊观日、笑傲风月”的隐者形象。静谧的山林与倦飞的鸟儿与诗人问答，这时作者的心境不是用语言所能描述的。诗人不愿与世俗同流，极力向往自然和田园生活的愿望也可表现一斑。同时也可以看出诗人对于事物的表现手法和意境的延伸是非同寻常的，寥寥数字将人对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热爱、对事物的描写、对世事的鄙视，表现得一览无余。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创立了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田园诗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甚至被看成是“为诗之根本准则”。但笔者觉得陶渊明的每一首田园诗都是他唱响的一曲心路之歌，或借物抒情，或以花讽世，或指桑骂槐……其实都是他发出的血泪呻吟，虽然那血没有流在竹简和纸上，但是他的血和泪都是在心里流淌，流出的是苦和悲，是徘徊和忧郁，是一代人无声的抗争，是一曲苍凉的悲愤之歌，是他恨世厌俗的铁骨发出的铮铮亢音。他的人格、他的志向、他的诗情在今天对于我们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注释： [1]《五柳先生传》.陶渊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版.第2页 [2]《饮酒序》.陶渊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版.第4页 [3]《溪诗话》.黄彻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版.第46页 [4]《与苏辙书》.苏轼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版.第9页 [5]《论诗绝句》.元好问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版.第11页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李文初.陶渊明论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3]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邓安生.陶渊明年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5]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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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谢灵运思想的研究，以叶瑛的《谢灵运文学论述》论述最为全面和深入。该书从道家思想、佛学思想和儒家思想三方面的影响中分析了谢灵运思想的复杂性，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观点，即“灵运本道家之达观主义，故求超脱之自我；本佛家之顿悟及缮性，故求理想之世界；本儒家之尚志不屈，故主适性。合此三大思潮而造成一种超人之思想。此思想骤难实现，教可近似现实之理想世界，惟山水而已。”二是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研究，集中于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关系，及谢灵运山水诗创作艺术技巧和成就上。在张我军的《山水诗与谢灵运》、许文雨的《谢灵运研究》、邓潭州的《论谢灵运和他的山水诗》等著作论文中对这两点均有详细论述。三是对谢灵运山水诗文学史地位和影响的研究，谢诗一开山水之风已成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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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是的，我们都会被这句诗描写的环境心境意境所触动，作为千古流传的名句，也的确是大诗人陶渊明在归隐后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融合以及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 那么，陶渊明的归隐思想，到底在后世的影响是如何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分析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渊明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陶渊明28岁以前。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41岁。第三时期，归田时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故。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陶渊明今存诗歌共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他的四言诗并不太出色。他的五言诗可大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一类是几乎很少先例的田园诗。陶诗的艺术成是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当作是“为诗之根本准则”。为什么陶渊明会在唐代才开始被推崇，那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由此看来，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以至他的思想，甚至成为了后世文人的精神支柱和归宿。纵观历史，许多文人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以及理由。往往是在想建功立业失败后才想归返艺术，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而从陶渊明本身就非常充分的说明了这点，陶渊明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把自己树立成一个矛盾体。即使后来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从的他诗：“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很明显的体现出来。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从文学艺术角度来看陶渊明确实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当然，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不仅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也同样成为了后世推崇他的文人的支柱。“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那么，在艺术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陶渊明，这晚到的推崇和成就，是否是他当时所想得到，当然不可得知，然而我在推崇喜欢他的文学艺术的同时把他的处世方法当作是一种消极的避世，这又是不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也是不可得知，当然，应该没有人最初的最原始的理想就是归隐的。人生在世，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归隐，应该是艺术。而不是人生目标。
这麽多人回答，算了
我眼中的陶渊明——既握锄头又握笔的农民诗人 轻轻挖开花园角落的泥土，种上三株无名无姓的草儿，悉心的浇灌。 既然草本无名，不若我为你取个名吧！ 这一株姓陶，那一株名渊，最后一株唤明。 陶——渊——明。 ——题记 采菊东篱下，举目眺南山。 南山不可见，唯觉香满怀。 有心云常在，倦飞鸟无从。 笔泄山野句，神醉酒壶空。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把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当地混合起来，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与不动作之间，介于尘世徒然的匆忙与完全逃避人生责任之间；在世界上的一切哲学之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美满的理想了。 林语堂曾说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时，一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他不曾做过大官，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可是他至今依然是一堆照彻古今的烽火。 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忙乱中反抗尘世欲望的念头，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的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因为陶渊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所以他的生活会像他的诗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 陶诗所描写的往往都是些最平常不过的事物，如村舍、桃李、桑麻、榆柳、豆苗、鸡犬等等，这些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一经陶渊明重新审视，便进入了审美的可能，隐退尽了锋芒而泛着桃花源间的落英之芳与东篱黄花秋放之味的气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劳作虽辛苦，结果虽让人感到无奈，但这种无所拘束的田园生活却充满了欢乐，充斥着喜悦。“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尽管劳动还不熟练，但充满希望和美好向往的生活本身就是快乐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陶诗所表现出来的忧是一种疼痛，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感。《庄子》里有一则寓言——有一种树，树干粗大却无人砍伐。因为这种树做船船沉，做棺棺朽，做器器毁，做门流脂，做柱生虫，毫无用处，所以得以保存。陶潜犹如这一棵特立独行的树。在黑暗的官场中摸爬滚打一阵后，深知要保全自己就要不为任何人所用。自由的最高境界是摆脱一切束缚。所以他选择自然作主导的田园生活，逃避疼痛。结果，肉体自由了。 陶潜，高出不胜寒，欲乘风归去。便化龙潜回了日思夜梦的高山绿水，田园深处。 归去来兮，倦了的陶渊明回到自己的小屋，洒脱孤傲，无牵无挂。 饮酒作乐，以琴书来消愁，你可曾想到借酒浇愁愁更愁！ 坐车载舟，寻壑经丘，寻美景以排愁抒情，沉醉在这万物复苏，自由任性的世界却又保有一丝清明。又曰：“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说是排忧，不如说是为自己凭添忧愁。 寻高山以放歌，是在宣泄无法再压抑的忧愁伤痛吗？ 顺应自然，乐天安命，安度余生，还犹豫什么呢？陶渊明，你是在犹疑什么呢？听天由命，唾弃自己了吧？难道是任其自生自灭？ 寂寞的烟花在怒放。它们寂寞的无奈，却又不甘寂寞，不甘被人漠视，才不断地变幻自己的装束，不断呼啸着划过夜空。宣泄自己的不满，愤恨！陶渊明如果见了，也会舍下那菊，来哀怜这瞬间的美吧！ 纵然青史已成灰，人却各有性，复言归去来兮。 诗人陶渊明以生命的火焰烛照着他的人生里程，用杯中物消尽心中的块垒，而化作一篇篇珠玑般美丽的诗章，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给后世的文人们留下有益的启示。
陶渊明的一生是有传奇色彩的。他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饱读诗书缺不尽得志。在看尽了官场的种种黑暗后，他终于决定离开，他要去寻找他自己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