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性学习的背景及特点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开始对本国的教育系统作重大改变,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点和共同点集中在如何使本国的青少年具备21世纪所需要的“关键能力”,即用新技术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主动探究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人合作及责任感、终生学习的能力等。要培养这些能力,仅靠传统的学科和原有的学习方式显然不行。于是,project--based learning或project learning,(我国称之为“研究性学习”),应运而生。研究性学习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教育界比较普遍推崇和实施的一种新课程。这种课程源于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杜威提倡“新教育”以来,美国中小学始终比较强调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强调学生自主地探究学习。199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推出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明确指出,科学探究是科学教育的核心,学校教育要把科学探究作为获取知识和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突出了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他国家也在这方面表达了相同的认识。 什么是研究性学习?从广义理解,研究性学习泛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它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方法,适用于学生对所有学科的学习。从狭义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研究性学习指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和途径,让学生通过自己收集、分析处理信息来实际感受和体验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而了解社会,学会学习,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 研究性学习它有以下特点: 1.“问题”(或专题、课题)是研究性学习的载体,整个课程主要围绕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来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 在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指导者通常不是提供一篇教材,让学生理解、记忆,而是呈现一个需要学习、探究的问题(专题或课题)。这个问题可以由展示一个案例、介绍某些背景或创设一种情景引出,也可直接提出;可以由教师提出,也可以引导学生自己发现和提出。 2.开放性是研究性学习在内容选择上的主要特点 在研究性学习中,问题多来自学生生活着的现实世界,内容涉及的面可以相当广泛教材、校园以外的各种教育资源,学生学习途径、方法不一,最后研究结果的内容和形式各异,它必然会突破原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把学生置于一种动态,开放、主动、多元的学习环境中。 3.研究性学习过程主要由学生自己负责完成 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性学习为基础,在确定研究性学习的内容后,通常采用学生个人或小组合作的方式来进行,整个课程的内容、方式、进度、实施地点,最后的表现形态主要取决于学生个人或学生小组的努力。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成为某一个研究课题的提出者、设计者、实施者,他对课程目标的达成负有主要的责任。 4.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是研究性学习内容组织时应重视的几个方面 综合性即围绕某个专题组织多方面或跨学科的知识内容,以利于知识的融合贯通和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问题;社会性即加强理论知识与社会生活实际的联系,特别关注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注意开发社区资源;实践性即在学习间接经验的同时,提供学习直接经验并在探究实践中获得积极情感体验的途径与机会。
了解文化差异,走出交际误区 文化,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富有弹性。有人把文化说成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 象,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 化下了一个比较经典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其中包括 知识、信仰、艺 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交 际的过程是人 们运用语言知识和社会文化知识传递信息的过程,所以学习语言 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背景知识是分不开的 。了解英语文化知识,有助于交 际畅通并有效地进行。相反,缺乏了解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必然导致交际障碍, 冲 突和误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 "本文所谈 的不是因为语法结构出错而 导致的词不达意,而且指说话方式的不妥,或不符 合表达的习惯,或说得不合时宜。说话人未能按照英美人的 社会风俗习惯来交 谈所造成的失误,本文试图谈谈日常交际中出现的误区。一、打招呼中国人之间彼此较为熟悉的人见面问候时,一般采用下列用语:"上哪 去?"、 "吃过了吗? "如果把 这些问候的话直译成英语(即:Where are you going? Have you eaten yet?")。 英美人可能会茫然,困惑 ,有时也可能引起 误解。不了解汉文化习俗的外国人并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起交际作用的问候语, 比 如:问对方 :"Have you eatenyet?"对方可能认为这不是单纯的见面问候的 话,而会误认为你可能发出对他/(她) 的邀请。又如"Where are you going?" 很可能引起对方的不快, 所以他/(她)对这一问话的反应极有 可能是: "It'snone of your business.(你管得着吗?")。英美人的问候一般用"Good morning/aftern oon/evening(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How do you do? (您好!)""Nice to meet you. (见到你 很高兴)""How are you doing? (你最近好吗? )。 在关系亲密者之间可用"Hello"或"Hi"二、称呼在英美国家,人们相互间称呼与我国的习惯相差极大。有些称呼在中国人看 来有悖情理,不礼貌,没教养 。比如:小孩子不把爷爷奶奶称作grandpa和 grandma,而是直呼其名,却是得体,亲切的,年轻人称老年人, 可在其姓氏前 加Mr、Mrs或Miss。比如:Mr Smith、Mrs Smith、Miss Alice等。在汉语里, 我们可以用"老师 、书记、经理、工程师、厂长"等词与姓氏连用作称呼语, 而 在英语中却不能, 我们不能说"teacher Zhan g(张老师),"engineer Wu(吴 工程师)等。正确的说法是应按照英美人的习惯把Mr、Mrs、Miss 与姓(名 ) 连用表示尊敬或礼貌。 中国人称呼家庭成员、亲戚或邻居时,往往用"大哥"、"二姐"、"大嫂"、 "李大伯"之类,这些称 呼不可用于英语。用英语称呼时不论男人还是女人, 一般直呼其名就行了。三、寒暄中国人见面寒暄通常是:"你多大年纪?""你能挣多少钱?""结婚了 吗?"。在英语文化中,年龄、 地址、工作单位、收入、婚姻、家庭情况、信 仰等话题属个人隐私范畴,忌讳别人问及。英美人寒暄最频繁的 话题是天气的 状况或预测。如"It's fine isn't it? "或"It's raining hard, isn't it?""Your d ress is so nice!"等等。汉语里的寒暄有时还表示对对方的关 心。如:"你今天气色不好,生病了?”“好 久不见,你又长胖了。""你又瘦 了,要注意身体啊。"人们不会为此生气。 英美人如果听到你说:"You are fat "或"You are so thin."即使彼此间较熟悉,也会感到尴尬,难以回答, 因为这是不礼貌的。另外,在思维方式上,中国学生习惯用汉语的语义结构来套用英语。如:打 电话时,中国学生习惯说:" Hello who are you please? "而英美人的习惯 是接到电话先报自己的号码或单位、公司的名称。如:A:Hello 8403229B:Hello, thisis Tom. Could I speak to Jim,please? 打电话的套话,必 须这样用。 四、赞扬与祝贺当英美国家的人向我们中国人表示赞扬或祝贺时,我们即使心里高兴,嘴上 难免要谦虚一番。这大概是我 们中国人认为"谦虚"是一种美德的缘故,认为 不这样,就是对别人的不敬。例如:一位外国旅游者对导游小 姐说:"Your English is quite fluent. (你英语说得很流利) 。"这位导游小姐谦虚地回 答:"No,no M y English is very poor.(不,不,我的英语讲得不好)。"对 于中国人的谦虚回答, 英美人会误解为对方 对自己的判断力表示怀疑。又如: 在一次舞会上,一位美国人赞扬一位中国女士说:"You look beautiful t oday (你今天很漂亮)。"这位中国女士谦虚地说:"Where(哪里)、Where(哪里)。" 幸亏这位美国人懂 一点汉语习惯,非常巧妙地说了一句:"Every-where (到 处)。"根据英美人的习惯,当他们赞扬别人时, 总希望别人以道谢或爽快接受 的方式作答,而不希望以谦虚、客气的方式作答。对于上面两位的赞扬,恭维话 , 英美人的回答是:"Thank you! ""Thank you for saying so."五、道别英汉语言中告别的使用语言或方式也不大相同。中国人道别时,把客人送到 门口或楼下大门口,甚至马路 上,客人对主人说:"请留步",主人最后要说: "走好"、"慢走"、"再来啊"等等。这些话都不能直译 成英语,如果说Stay here,Go slowly,Walk slowly. Comeagain听起来不顺耳,也不符合英美人的 习惯, 其实, 微微一笑并作个表示再见的手势或说:“Good-bye(再见),See you later (回头见)、So long. Take care(再见,保重)就可以了。六、比喻用语比喻是一种修辞手段。日常生活中,常借用动物或颜色的特征来形容人之特 性的词语,但这类比喻往往因 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英 语中dog (狗)的形象一般不差, 常可泛指人, 如:You ar e a lucky dog (你可真是个幸运儿)。Everyone has his day(每人在一生中皆有得意之日)。 在汉语里, 用狗比喻人多带贬意,如"zou gou"、"赖皮狗"、"狗东西"、"狗 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另外,由于 环境、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在表示相 似的比喻或象征意义时,英语和汉语会使用完全不同的颜色词,例如:bl ue pictures (huangse电影)、the blue-eye boy(红人)、to be green-eyed(眼红、 嫉妒)。green hand ( 没有经验的人)、in the black(不欠债)、 grey mare (母老虎)、white harvest(晚秋时节的收获)等。七、其他社会礼节中国人使用"谢谢你"远不及英美人那样频繁。中国只有在别人提供了大量 的帮助时,才说:"谢谢", 而且是真正表示谢意。英美人无论是家庭成员之 间,还是上下级之间,上下辈之间,为了一件小事,甚至是份 内之事都需说: "Thank you "这里"谢谢你"只是习惯性的回答,并不表示多大的谢意。例如: 在给英美人 上对外汉语课时,每次上完课后,英美学生习惯说:"Thank you"。 如果回答"Thank you",中国人往往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把这句话直译 成"It's my duty",就不会让英美学生听起来那么愉快,因为“It's my duty"的含意是:我本不想做,但这是我的职责,所以不得不做。"这 与汉语表达的原意有很大出入,适 当的回答应是"It's a pleasure(我很乐意), Don't mentien it(没什么)或You're welcome(不用谢)。 "英语中的"Please"并不完全相当于汉语中的"请",在某些场合表示 "请"不宜用英语"please"。比 如:让别人先进门或先上下车时,一般都说 "After you(你先请)"。在餐桌上请人吃饭吃菜, 喝酒或请人 吸烟时,一 般用Help yourself,而不用please。如果生病, 到医院看病应说"Go to see the doctor(看病 )。"因此,我们在学习英语时,应了解它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随 时将它与我们的母语进行对比 ,使自己自觉意识到不规范语言产生的根源和避 免方法,进而增强使用规范语言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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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类学术论文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不再是本族语者的专利,作为国际语言,它是理解、交流以及表达不同文化的方式和手段。以下是外语类学术论文,欢迎阅读。
来自不同母语背景说话者的英语口音可能会造成交际的中断甚至失败;英语口音又与说话者的身份和自我紧密联系。中国拥有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英语学习者,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强大,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加,对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英语”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由我国学者葛传椝提出,将其定义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汉语特点的英语”。之后,许多学者对“中国英语”的定义进行了热烈的理论探讨和争鸣等。目前,学者们对于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基本达成共识,强调应从语音、词汇、句法、篇章等各层次来描写中国英语的特点,以求展示中国英语的全貌。而“中国英语口音”的概念至今也一直未见于国内文献。我们在借鉴前人定义的基础上,称其为“载汉语语言特征的英语口音”。
我们查阅了2000年至2013年期间,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14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所发表的文章,对上述期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首先将研究内容涉及“中国英语”及“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语音问题”的文章进行归类,相关文献共58篇(如表1所示)。总体上,中国英语的相关论文共15篇,占,而中国大学生英语语音问题的相关论文共43篇,占 9/6。其次,根据研究方法,将相关文章分为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分别占和。非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对世界英语理论及英语国际语理论的介绍、中国英语研究综述和语言迁移、英汉对比、中介语、音系学(优选论等)理论的探讨。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国英语口音特点(音段音位特点和超音段音位特点)、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特点、相关语料库的建设及中国英语口音的态度等方面。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仅对中国英语口音的实证研究成果,从以上五个方面逐一对这些论文进行归类和述评。
一、英语口音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
(一)对间段音位特点的研究
国内学者们认为,中国英语口音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E6]LT]。1994年南京大学的乐眉云教授采用方言调查法,首次全面对我国各大方言区中学生的英语语音学习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深入全国各地收集语料。从语音偏误的视角探讨了方言对英语音段音位发音的影响,找出各大方言区学生英语语音学习的难点及其基本规律。我们认为部分中学生的发音问题可通过英语教学得到解决,且国外学者对于世界变体英语口音的研究都是以受教育者(通常是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因此,我们仅选取以中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文献。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从英汉对比的视角,根据语言迁移或中介语理论,通过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得出中国大学生在英语发音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英语语音教学提出建议。
1.元音特点。元音是英语语音教学中的难点,元音发音特点的实证研究成果共2篇,都是基于学习者语料库进行的研究,总结了中国大学生在英语元音发音方面的主要问题,如单元音的音长、音质和双元音的简化等问题。陈桦采用实验语音学手段,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纵深口语语料库(LSECCI。)中14名英语专业学生4年的朗读录音进行语音标注及分析。研究发现,单元音/I//e/与双元音/eI//au//aI/离标准发音差别较大。程春梅等通过对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音段错误语料库的分析显示:/i/e/a/的出错率非常高,占整个元音错误的。8个松元音/i//e//a//u/的错误占到整个错误的。在替换型音段错误中,最多的是/i/与/I/。
2.辅音特点。关于辅音发音特点的实证研究成果5篇。其中,程春梅等通过对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音段错误的语料库系统分析,总结了中国大学生辅音发音的总体问题。她发现,辅音的错误率高的是/t//d//z//6//n//l//v/。在替换性错误中,最多的是摩擦音/6//z//v/。学生们倾向于用/d/代替/6/,/s/代替/z/,/w/代替/v/在脱落型错误中,频率最高的是爆破音/t//d//k/。四位学者分别针对辅音群、辅音吞音、塞音和塞擦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阎丽莉等通过分析6名大一学生的朗读录音,发现辅音群的误读中,插音类错误最普遍,其次为删音,替换类也较常见。她进一步以优选论为框架解释了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辅音群的习得情况。冯友通过检索分析大学四、六级口语语料库(COLSEC)发现,学习者最常见的辅音吞音,按照发音部位是齿槽音、软腭音和双唇音;按照发音方式,则是爆破音、摩擦音和鼻音;清辅音吞音:的情况远远多于浊辅音。最容易发生辅音吞音的位置是词尾,最不容易发生的位置是词首。陈桦。研究了中国英语学习者擦音和塞擦音存在的一些问题,如/6/发成/d/或/z/,/v//w/混淆,用/x/代替/s/等。王茂林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比分析了美国人与中国英语学习者词中塞音的发音时长。研究发现,中国学习者英语浊塞音的发音相对较好,而清塞音的发音相对较差。概而言之,中国学生在英语辅音方面的主要发音问题是清辅音与浊辅音的混淆、/l//n/混淆、th音、/w//v/混淆以及辅音群的误读和辅音段音吞音等方面。 (二)对超音位特点的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外国腔或外国口音与超音段音位的特点密切相关。因此,中国英语口音的特点也更多地体现在超音段音位层面上。杨军等通过梳理与朗读相关的文献,发现外国腔和韵律不当(如重音不当、节律不当、调组划分不当、边界调使用不当、音节时长不当等)是现有的两大研究主题。陈桦论证了我国英语学习者的超音段音位错误比起音段音位错误更为严重,强调超音段音位特征的教学应该在大学英语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们这里主要从词重音、句子重音和节奏、停顿、语调等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1.词重音。单词重音是重要的英语语音特征,既有文献中有关中国大学生的单词重音发音的实证研究仅1项。高琳等分析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朗读录音样本及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COLSEC中的单词重音错误,发现多音节单词重音位移比较常见,而且重音错发在单词(尤其是名词和形容词)第二音节的倾向更为明显。
2.句子重音和节奏。节奏对于语音的理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句子重音和节奏的实证研究总共有4项,该系列研究成果主要源自南京大学的陈桦教授。陈桦以8名英国大学生的调核位置为参照标准,对中国45名学习者的英语朗读口语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学习者采用对比重音和强调重音充当调核的比例少,使用不当的调核词汇多。他们常对诸于介词、人称代词、连接词等功能词赋予重音;陈桦对中国英语学习者4年纵贯研究的结果表明,学生的重音问题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由重音模式所反映的节奏模式没有明显变化。低分组学生口语中重读、弱读音节不分的程度明显重于高分者。许俊等通过PRRAT软件对比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母语者的韵律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缺少元音弱化和省略,而导致了更多地表现为实用音节节奏而非重音节奏;并且在重音的使用中经常出现错误,重读的表现方式仅局限于加大响度。概而言之,学者们从多个实证研究中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中国大学生在句子的重音和节奏上存在问题,没有掌握实词重读、虚词弱读的基本重音规则,口语中带有典型的“音节节拍语言”的节奏特点,与英语的节奏差别较大。
3.停顿。停顿对于口语表达的流利性非常重要,而我国英语学习者过多地使用停顿导致信息破损,影响了信息的传达,极大地降低了口语的流利性和可理解性。既有文献中有4篇进行了停顿的研究。陈桦。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朗读中停顿数量大大超出本族语者,且停顿位置错误较多。英国语音专家们的评语暗示了学习者过多地依赖停顿来达到语调切分的目的。如:词间隔太多、流利度遭到破坏、语流破碎、语流时断时续、断句有时很不自然等等。杨军通过分析15名大学生的英语朗读后,区分了二语朗读中的两类语调短语划分不当:语调短语标记缺失和语调短语划分失败。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受言语风格和在线产出管理的影响。语速及其他因素如任务条件、二语水平和紧张度等均未对语调短语划分产生显著影响。杨萌等分析了30名大学生即席话语中的停顿、及其对停顿原因的内省辨认后发现,他们表现出较高频率的语调短语内部停顿,该频率与口语流利性呈显著相关;停顿位置集中于实词前和首词后;停顿模式主要有非流利串、无填充停顿和非词语填充项。许俊等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一个完整的语义单位中通常出现大量无声停顿和填声停顿,其英语听起来零碎且不连贯。
4.语调。不少学者为中国大学生英语语音语调特点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数据,相关研究共9项。田朝霞分析了常见于中国英语学习者调核误用现象的原因及其所导致的信息误传,并将其归为三类:调群划分的错误、调核位置的错误及声调模式的误用。杨军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延续升调的使用上欠缺,表现在音高上扬不够,或音高曲拱不明显,或二者兼具,有着明显的“外国腔”。陈桦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对降调和升调的使用掌握得较好,但显示出过度使用降调的特点。其次,学习者在基本调型上与本族语者的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平调的使用上。此外,学习者不能根据意欲表达的语气和态度来选择相应的二级调型,调型使用混乱。毕冉等胡研究了英语专业学生四年中朗读口语中列举句式及简单陈述句音调的变化趋势,发现其音调变化趋势遵循负增长的曲线,且降调使用过多。许俊等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音高重音边界调以及结尾语调的处理上存在较多失误,过度使用降调致使语调平直且缺少变化。
两位学者对中国大学生的边界调使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夏志华等通过收集自然语料,并借助话语分析软件对其进行标注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在话轮转换中使用的边界调类型是齐全的,但其使用边界调暗示说话者变更话轮意图的能力远小于英语本族语者,且低降边界调的误用尤为突出。孟小佳等研究结果发现,除简短的祈使句外,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朗读陈述句、感叹句、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等其他六种句型的句末边界调时均与本族语者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对句首边界调的把握情况相对较好。
两位学者研究了性别差异对语调习得的影响。林秋茗考察了英语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的重音节奏和语调与性别的关系发现,女性的韵律表现只是略占优势,除重读外,男女生在意群停顿连读以及升降调的使用频率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蒋红柳借助语音实验的方法,对我国英语专业学习者的英语语调运用模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男女被试在调核音高上差异显著;而在英语语调运用上,被试则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特点。性别间在语调模式选择上的差异不显著。
总体而言,学习者未能意识到语调在信息传递中的重要性,对语调话语交际功能掌握不充分,声调的误用比较常见。平调、降调使用过度,在延续的升凋使用上表现较为欠缺;相对于句首边界调,句末边界凋掌握不好。此外,在语调使用上性别差异不明显。
(三)对各次变体P音的研究
《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汉语划分为十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闵方言、晋语、平话和徽方言。两位学者研究了我国各方言区学生的语音问题。学者们尝试了不同地区方言对英语语音的负迁移,共6项实证研究成果。刘锦明研究了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闵方言区的英语专业大学生/l/和/r/的发音问题。姜玉宇通过声学分析,将闽、吴方言元音系统和美语元音系统中的5个相似元音/a//i//u//e//0/进行比较分析,由于两地方言元音系统中相似元音的声学特征非常接近,发现两地学生都很难准确习得目标语音。 四位学者分析了我国各省市学生的英语发音问题。如王鲁男重点分析了四川、贵州学生/l//n/不分,/η//n/不分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刘锋等运用微变化研究法,考察了练习频率对两名四川受试/I//n/不分语音纠错的作用,1年的跟踪测试结果显示,频率作用对受试/l//n/不分现象有明显改善。谢谜采用微变化研究法,通过高频率的练习、高密度的观察和高精度的分析来研究频率作用对/v//W/分语音纠错的作用及影响。范烨借鉴优选论和感知图理论,分析了母语为北京话的学生在发英语韵尾辅音群时的增音现象,发现一些学生通过插入元音、删除辅音或将原辅音变为元音的方式来消除或简化韵尾辅音群。此外,/v//w/不分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如山东、浙江地区的学生有类似问题)。总之,我国各大方言之间差异很大,除了中国英语口音的共性特点之外,各方言次变体口音有着自己独特的语音特点。
(四)对相关语料库的研究
与中国大学生英语语音问题研究相关的语料库主要有5个。2003年卫乃兴教授主持建立的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COLSEC)首次为二语语音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平台。该语料来源为全国大学英语考试口语考试部分的实景音像资料,用随机比例抽样方法,对考生的地区来源、专业考试成绩,交谈话题等按比例选取,标注采用XML语言用一系列符号对话轮转换、语音、语调、停顿、犹豫、打断、非言语交际等进行逐一标注。之后,2005年文秋芳教授主持建立了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SWECCLE),其语料来源为全国英语专业口语考试语料。该语料库除了提供录音的完整文本外,还将各年的语料按照任务类型(复述、独自和会话)分别切分。此外,文献中还涉及华南师范大学何安平教授主持建立的《国际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中国子语料库和中国英语学习者纵深口语语料库LSECCI。(Longitudinal Spoken Eng-iish Corpus of Chinese Learners)等等。
(五)对英语口音的态度的研究
关于中国英语口音的态度的实证研究论文虽然2篇,但可喜的是它们都是在世界英语理论视角下进行的研究。周榕等采用言语变体实验法考察了101名英语专业大学生对英美英语的态度和认同感,以及实际英语口音测试法检测了其实际英语口音特点。结果发现,被试在权势地位、语言亲和力和语言表现力维度上,对美国英语的评价都优于英国英语,表现出更偏好美国英语的趋势。但是,他们的实际英语口音则是三分之二为RP、三分之一为GA的混合体,表现出更多英国口音的特点。高一虹等采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考察中国大学生奥运志愿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期间对世界英语变体的态度和多元文化意识。研究结果发现,奥运志愿者的语言态度总体而言趋向保守,认同英美“标准变体”,对其他英语变体的识别能力有限,对中国英语口音的态度比较矛盾。
二、研究评述:多视角的评判
上述文献回顾证明,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从研究现状来看,相关研究无论从已发表的论文数量上,还是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亟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将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成果应用等四个方面总结研究不足,并进一步提出研究展望。
(一)丰富研究内容,形成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特点的系统结论
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英语口音的总体特点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学者们在元音、辅音、重音、句子重音和节奏、停顿、语调等方面的特征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结论。然而,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丰富,相比之下,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的研究严重不足。在汉语十大方言的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研究中,最为成熟的是粤方言英语口音研究。国外学者们对香港英语口音进行了全面系统描述,如Huang系统描述了香港英语的音系特征,指出其有8个元音和20个辅音;Bolton描述了香港英语音位和超音位的特点,指出香港英语多用高升调,强弱重音对比不明显。其次是湘方言英语口音的研究和陈桦教授及其团队的吴方言英语口音研究。而其他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客家方言、闵方言、赣方言、平话、晋语和徽方言)的英语口音的实证研究鲜见于文献。此外,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之下,我们可进一步研究各省市的次次变体英语口音特点,如文献中的四川、贵州、北京等地英语口音的研究。总之,我们呼吁更多的实证研究,以形成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以及中国英语次次变体口音在音位和超音位方面系统的研究结论,并与中国英语口音特点进行对比,分析其共性与个性的特点。
(二)更新研究方法,建立中国英语口音语料库
从研究方法来看,语料库的蓬勃发展为中国英语口音的深入系统研究提供了便利。目前我国已建成的相关语料库多为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如COLSEC、SWECCLE等),而专门的中国英语口音的语料库建设比较欠缺。如今国际学术界已经建成了各国英语变体的语料库,建设中国英语语料库的构想已被有关专家学者提出。陈桦也介绍了中国学习者英语语音语料库(English Speech Corpus of ChineseLearners)建设的起因、方法和意义。该语料库涵盖中国十大方言区,以国内四个不同层次受教育群体(初中、高中、英语专业本科、英语专业硕士)作为录音对象、以朗读和自主对话为任务而完成。该语音语料库将结合英美标注系统对学习者录音进行多层音段及韵律标注。我们期待该语料库的出版,以便对中国英语口音的共性特征、次变体口音及次次变体口音的.个性特征进行系统描述,结合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系统的研究结论。此外,未来的中国英语口音语料库的建设可进一步与国际上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语料库建设接轨,如VOICE维也纳牛津国际英语语料库(Vienna Oxford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ELFA学术背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语料库(Corpus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 AcademicSettings)和东南亚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South-East Asian Englishes)。唯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英语口音研究的健康发展,并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 (三)拓宽研究视角,将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置于全球化的情景中
在表1的文献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从研究视角来看,既有实证研究共34项(占),多从语言迁移理论和音系理论等视角解释中国学生英语的发音特点;或是通过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以本族语者为参照,找出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音问题症结所在。而在世界英语理论或者英语作为国际语理论的视角下对于中国英语口音的态度研究仅2项(占)。而国外学者对于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更多地围绕着英语变体口音的态度和可理解性展开。如Jenkins以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326名受教育人群为研究对象,对10种世界英语变体口音的态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发现中国英语口音在正确性上排第八、可接受度上排名第七、在舒适度上排名第八、在熟悉程度上排名第四。在中国英语口音的可理解性研究方面,Kirkpatrick以香港教育学院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与英国侨民教授的谈话为录音语料,选取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大学生为听话者。研究结果表明,香港英语口音的国际可理解性和可接受度很高,并建议其作为语音课堂的教学模式。我们呼吁国内学者在世界英语和英语作为国际语视角下对英语变体口音的态度和可理解性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如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不同英语变体的口音态度如何?他们对于自己的中国英语口音态度如何?中国英语口音的国际可理解性和可接受度如何?中国英语口音的音位和超音位的哪些重要特征影响了国际可理解性?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的可理解性又如何?总之,未来研究可更多地在世界英语或英语作为国际语理论视角下进行,如何将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置于全球化的情境中,将研究结果与亚洲英语口音以及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语音共性特征进行对比描述和分析等等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应用研究成果,优化中国英语语音教学效果
从研究成果的应用来看,中国英语口音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在优化我国英语语音教学效果、英语语音教学大纲的设置、英语语音教材的开发与编写等诸多方面的应用等方面比较欠缺。传统的英语语音教材都足以接近母语者口音(标准英国英语口音和美国英语口音)为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涉及所有的音段音位和趟音段音位特点。在英语作为国际语的背景下的英语语音教学,应该以国际可理解性为教学目标,让学生接触各种世界英语变体口音,提高他们对不同英语口音的容忍度,增强他们对中国英语口音的自信心。Jenkins搜集了大量的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语料,调查了来自不同母语背景的人们之间的英语交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通用语核心理论(Lingua Franca Core)。她认为,影响国际可理解性的核心部分主要表现在大多数的辅音、辅音群的简化、元音的长短区分以及句子的重音。通用语核心之外的部分,被认为是地方口音,不能称为语音错误。Walker在其专著《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教学》中也指出,在语音教学中,只有采用英语作为国际语的教学方法才能使可理解性和身份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达到和谐。因此,在语音教学中,教师应充分了解中国英语口音的共性特征、各方言区英语次变体口音的个性特征,将教学重点集中在影响可理解性的语音特征上;对于中国英语口音中不影响可理解性的部分,不必过于强求其准确性,从而在语音教学中有的放矢,提高他们在国际口语交流中的有效性。
英语的不断国际化和本土化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与日俱增的探讨。英国学者Graddol在《英语走向何方》一书中曾预言: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可能决定全球英语的未来。毋庸置疑,研究具有中国礼会和文化特征的中国英语必将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2011年5月第四届英语作为通用语国际大会在香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召开;2012年12月第18届世界英语国际学术会议在香港城市大学和中山大学两地召开;2012年4月“世界英语时代与中国实践”国际研讨会在湖州师范学院召开。这些重要学术活动都标志着中国英语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代。虽然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作为汉语母语者,国内学者在此研究领域有着国外学者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英语在世界英语大家庭中的地位会随之进一步提高,中国英语口音也将逐步成为世界英语教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探讨课题。
一、外语教学与研究简介《外语教学与研究》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期刊,是国家重点学术期刊,主要发表语言学研究和外语教学研究论文。 1957年6月《西方语文》创刊,为双月刊。自1959年第4期起,更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1期改为季刊,出至1966年第2期,此后因文革而停刊12年,至1978年9月恢复出版。2000年起,刊期改为双月刊。 [据2018年5月1日中国知网显示,《外语教学与研究》共出版文献4092篇、总下载3544380次、总被引173970次 (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据2018年5月1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外语教学与研究》共载文685篇、被引量54522、下载量117217,2015年影响因子为。 二、刊物历史1957年6月《西方语文》创刊,为双月刊。1959年第4期起,更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1期起改为季刊,出至1966年第2期;此后因文革而停刊12年,至1978年9月恢复出版。2000年起,刊期改为双月。 2014年11月,成为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 三、办刊条件1、栏目方向《外语教学与研究》主要发表语言学研究和外语教学研究论文,以英语为主,兼顾俄、德、法、日及其他语种。刊登翻译理论、书刊评介、学术动态,介绍大学外语教学实践经验和翻译技巧等。 《外语教学与研究》主要栏目有语言学研究、语言研究、外语教育、翻译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书刊评介。 [《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读者主要面向为高校外语教师与翻译工作者、高校外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等。 2、人员编制据2018年5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官网显示,《外语教学与研究》编审委员会拥有21位编委。 四、办刊成果1、研究发表据2018年5月1日中国知网显示,《外语教学与研究》共出版文献4092篇。 据2018年5月1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外语教学与研究》共载文685篇。 收录信息《外语教学与研究》被美国《语言学与语言行为文摘》(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社会学文摘》(Sociological Abstracts)、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含扩展版)、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2000年版、2004年版、2008年版、2011年版、2014年版)、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收录。 2、影响因子据2018年5月1日中国知网显示,《外语教学与研究》总被下载3544380次、总被引173970次,(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据2018年4月28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外语教学与研究》被引量为54522、下载量为117217;2015年影响因子为,在全部统计源期刊(6188种)排名为第11名,在语言文字(43种)排名为第2名。 3、荣誉表彰《外语教学与研究》曾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语言学类权威期刊。 《外语教学与研究》曾被评为百种重点期刊;社科双效期刊。 五、文化传统1、办刊标准秉承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兼顾的传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2、办刊责任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建设具有高学术水准和高编辑质量的全国语言/外语类著名学术期刊。 以上就是关于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全部介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杂志名:《中学英语园地》。主编:李梦海。简介:《 中学英语园地》创刊于 1985年 ,由河南大学外语学院与河南大学出版社结合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国中学师生发行的外语教学辅导类期刊。 2、杂志名:《英语学习》。主编:侯毅凌。简介:《英语学习》是2010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侯毅凌。本书包罗政治、文化、商业、科技、文学、娱乐、旅游、职场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潮流讯息。 3、杂志名:《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主编:王斌华。简介:《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杂志又名为《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杂志。期刊经由国家教育部批准,华东师范大学为主办单位。期刊出版地在上海市,语种是中文,开本是16开。 4、杂志名:《中学生英语读写》。主编:马王胜。简介:遵循大纲辅导,突出读写训练,点拨学习技巧,提高交际水平。 5、杂志名:《中小学外语教学》。主编:赵群。简介:创刊于1978年,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以中小学英语教师及教研人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刊物。
《外语教学与研究》 现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 该刊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审稿制度和编辑体例均严格遵从国际惯例,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编委会,由北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负责编辑,并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其被长期列为“中文核心期刊”(北京大学编制,自1991年首评以来一直名列外国语类核心期刊第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制,在该系列中位列第一)、“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教育部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科评价中心编制,在全国16家语言学类期刊中位列第一),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还获评“北京市十佳社科学报”和“北京市一等奖社科学报”等。并为《中国期刊网》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本刊以学术性、规范性得到国际学界认可,为美国《语言学与语言行为研究文摘》(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社会学文摘》(Sociological Abstracts)等著名文摘检索刊物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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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是华东师大出版的“全国核心期刊”,对教育教学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你可以向学校推荐,让学校阅览室订阅;如果学校经济条件较差不能够订阅,当然可以自己订阅。可以直接到当地邮政局报刊发行中心订阅就可以了,可以是半年或一季订阅一次,也可以是全年的,订阅全年的通常在每年的十一月份。
新版(第七版)有六十本左右。例如:《高等教育研究》《高校教育管理》《基础教育》《教师教育研究》《教育科学》《教育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其中几个通过期刊之家(qikanzj)是可以进行投稿的,
《小学教学设计》(下旬刊 英语),网站在线投稿。
英语教学核心期刊主要有以下几个:---课程·教材·教法(英语教学栏目)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CSSCI社科核心月刊地址:100009北京市沙滩后街55号---外语教学与研究北外---语言文字应用社科院---中国翻译CSSCI社科核心---当代语言学(国外语言学)社科院CSSCI社科核心---外语界上外社科院核心---外语学刊东北师大CSSCI社科核心---外语与外语教学北外社科院核心---现代外语广外CSSCI社科核心---语言教学与研究北语CSSCI社科核心---语言研究山西CSSCI社科核心---中小学外语教学北师大基础教育核心---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华东师大基础教育核心---《中学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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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辅导报》、《英语周报》学生版、教师版均可;《中学生英语》、《英语之友》《中学语数外》、《语数外学习》等刊物文章刊发后均付稿费,且发稿难度不是很大(质量较好就行);《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中小学外语教学》属国家核心期刊,刊发质量要求较高,在投一般刊物且大量发表后,可把自己认为质量较好的文章投向国家爱级刊物。
基本如此,只是70%的比例有待商榷。民国时期,大批的近代科学词汇,甚至日常用语都是先由日本将英语翻译为日语或日语汉字,中国再予以引进。甚至很多文献也是先被翻译为日语,中国再翻译日语文献为汉语。比如《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版本就是从日语版本中翻译过来的。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日本是离中国最近的列强,而其汉语和日语的差异相较于汉语和英语要小得多,再加上中国有大批的留日学生,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大。
印象中这在现象语言网络图中称之为语言节点或者语言枢纽。
英语是世界性语言,几乎所有重要的科技文献都是通过英语来交流的,日语曾经是东亚的语言节点,即东亚各种语言中的现代词汇不是来源于英语,而是通过日语的转译;西班牙语、法语、俄语等也都是区域语言节点;而汉语则是中国的语言节点,即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现代科技词汇都是直接从汉语中转化来的,而非直接来自英语或者其他语言。
英语是最有影响力的语言枢纽,中文、印地文和阿拉伯文虽然使用人口众多,但它们都孤立在语言网络的核心之外。
这种现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历史上汉语就是整个东亚的中心语言。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中国曾经有过学习俄语的热潮,那是俄语就充当了部分语言节点的作用。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汉语基本上已经不需要日语、俄语这样的语言节点了,现在的科技词汇基本上全部直接来源于英文,各种文献基本也是直接翻译自英语。当然,汉语想成为区域性语言枢纽还需要很长的路走。——当然也可能随着人类的进步,各种区域性语言节点基本都逐渐消失,只剩下英语成为世界性通用语言。
没有那么多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这是许多网友纠结的问题。这并不是像日本人所说的因为“中国人自卑”,而是日本人自卑。他们拿不出什么来说事,只能纠缠于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加之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学者或公众人物,推波助澜,一次次污蔑中国人民“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汉语中有多少日语外来词,张嘴胡说八道。对此,有网友曾经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别人借给某人1000元钱,该人还了10元钱,还说离开了这10元钱,别人没法活了。”确实是这样,日本人还拼命证明这“10元钱”是他挣来的,不是中国人借给他的,所以离开了那“10元钱”,就没法活了。但是,“离开了那‘10元钱’”和“别人就没法活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日本人这样的心态,用我们上海话说,就是“穷瘪三没钱还惯派头(装阔)[1]”,是自卑的表现。日本人没知识没头脑,难道咱们那些学者或公众人物,甚至教授,也同样没知识没头脑?可他们还自诩“有文化”、“有知识”、“有头脑”,道貌岸然、喋喋不休地“教育”别人。常言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问题,本来应该是个很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据1984年出版《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共878个,不足收录的汉语外来语的;[2]而汉字汉词在日本被广泛采用,“从《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文,到《康熙字典》的四万九千多字,几乎全部行用于日本。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大汉和辞典》共四万九千多字,五十二万余语汇。新村出作《新苑》附日本国字表,就是日本人自造、中国没有的汉字,通共才一百三十四字,占日本所用汉字的百分之零点二”。[3]这里的反差是十分巨大的。可不知为什么,1998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4]该文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5]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王彬彬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被无限放大了。2013年8月9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电视台“晓说”节目中称:“大家只要看到双字词,基本上就从日本引进的。所以今天的现代汉语大家用的,有大量的词,超过一半双字词,都是日本引进的。”这纯粹是没有常识的胡说八道了。我们且不说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是双字词,日语外来词不足,仅从日本人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看,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超过日语外来词。[6]那么如果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已经超过了一半,英语外来词又超过日语外来词,这个算术就无法算了。况且,汉语中还有其它外来词,如俄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的等等,算下来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了。如果不是脑袋被枪打过了的,即使是个小学生,都会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算怎么回事呢?请高晓松解释解释。其实根本就不必去纠结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从上面可以看到,日语中采用的汉字汉词远远大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离开了汉字汉词,日本人根本就无法说话,也根本无法成文,那些“松下”、“山里”、“田里”、“井边”、“河边”的姓名都无法取了,日本人只能编号了,就连“日本国”这国名也只能“唵嘛呢叭咪吽”[7]了!对于汉语中那么区区几个日语外来词,在数量上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概率学认为,小于5%的事件为小概率事件,一般可以忽略,而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照最近新加坡学者和日本人所说的有2000个,也不足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不少所谓“日语外来词”,可以用汉语固有词汇替代,更何况汉语词汇一词多义,根本就不足以影响汉语的使用。可偏偏有那么些人拿这来说事,还在那里“头皮发麻”、“毛骨悚然”。那咱就来探讨一下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是不是离开了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以正本清源。否则,我们把先人创造的词汇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必须先说明的是,有些学者的论文以某句句子来考察日语外来词所占的比重,是不科学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现在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组成一句句子,那占有量就是100%;我们也可以完全回避所谓的“日语外来词”组成一句句子,比如“你吃饭了吗?”,那占有量就是0。同样,用我们年轻时期电视上日剧较多,常常使用日剧中的词语,来说明日剧几乎不存在的今天,日词“易受到青年人的青睐”、“更有市场”,也是不恰当的。汉语中究竟有多少个日语外来词(日语借词)?据《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词语共878个,其中包括了“奥巴桑”(老太太)、“吉地”(木屐)、“加答儿”(粘膜炎)、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等等汉语并不使用的词汇[8]。而日本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共收集到844条日语借词词汇[9],并非像网络上所说的“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而且不少词源自中国古汉语,《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94条日语外来词源自于中国古汉语[10],并非完全是日本人的创作。更有不少是明清以后由中国输入日本的,被误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沈国威教授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中承认,据日本学者近年研究,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语外来词中,有44条词汇是明清以后的汉译西书中曾频繁使用过的。根据其考证,还有43条词汇(其中15条重复),也曾在《英华大词典》中出现过[11],完全是由中国输入日本的。沈国威认为,据他整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在1600条左右[12]。但他并没有公布这1600条左右的日语借词。不知是否包括了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使用的词汇。另外,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在他的《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中也提到了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等11个词是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其中7个与沈国威的重复。[13]而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他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收录了19世纪中国书刊上所发现的新词500条,其中另有48个被认为是从中国进入日本的新词。[14]因此,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24个词不应该被认为是汉语的日语外来词。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还会有更多的被误认为日语外来词的词汇被确定为汉语词汇。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梁启超先生等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词汇,如“化学”、“物理”、“银行”、“资本”、“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等等,现在经学者研究,都是日本从中国引入的新词(不是中国古典词语)。书上引用梁启超先生对新词的注释及若虚在《评中国著译界》中所言:“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只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新词不了解,误以为是日语外来词了,并不能说明这些词真的不是中国的。再有,如“主人翁”一词,[15]中国古代就有了,唐代刘禹锡的《纥那曲词》就有:“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清代采蘅子的《虫鸣漫录》中有:“成婚三日,壻竟执簿入肆,按籍而稽,居然自作主人翁矣。”这里词义并没有变化,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将“主人翁”改为了“主人公”,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都是中国固有词汇原有的含义,而军事、法则、关系、刑法、交流、供给、消化、相对等,都是中国古语,只是日本人将意思略加变化。郑奠也在《中国语文》总68期上撰文,指出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权利”、“文法”、“历史”、“伦理”、“心理”、“积极”诸词误认成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了。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了这些,还包括“化学”一词。[16]因此,这30个词应该从日语外来词中除去。豆丁网上有篇厦门大学顾江萍同学的博士论文《汉语中日语借词研究》,该文通过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初期的汉语词典的筛选甄别,对过去政文、奏章、散文、笔记等原始文献的耙梳整理,并阅读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书籍进行收集这四条途径,收集到不重复日语借词共2250条。从该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仅占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4%,并非现代汉语中70%都是日本外来词,“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必须说明的是,顾江萍的论文中并没有将《汉语外来语词典》中那些现在根本不用的日本外来词剔除,而且还将1915年版《辞源》等中的“八线”、“保佐人”、“并等”、“并制”、“不都合”[17]等现代汉语中根本不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连1984年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都舍弃不用的词条,都算在她收集到的2250条日语借词中去了。可以说顾江萍同学从近代汉语的犄角旮旯中将曾经出现过,现在根本不用的词汇都已收录在囊中了,应该是十分全面完整的。沈国威教授在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用》中查实,1915年版的《辞源》和1931年版的《辞源》续编中共有336条日源词和33条日本参照词(包括了“并等”、“并制”、“不都合”等词汇),[18]可保留到现在的仅剩65条,占。看来顾江萍同学确实是将现在不用的许多词也算在日语借词中了。而且,在65条词条中,沈国威教授仍保留了代用教员(代课教师)、代用学校、支店(分号、分店)、膵(胰)等现在也已不用的词。还有,“算术”一词应该不能算日源词,中国古代就有“九章算术”,“算术”一词的意思并没有变;“味素”和“探检”也应该去掉,现在汉语中是“味精”和“探险”。那么从《辞源》来看,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汉语中的日源词下降了约85%,中国人不仅没有不能说话、写作,而且说话更流畅、写作也更便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连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日本,这样的事实不就是给那些“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谎言者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吗?!对于这2250条日语借词,顾江萍的博士论文按“日常生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来统计,三类各有词语879、1022、349条。再按23个具体学科来划分,数量最多的学科是经济、法律、医学,分别达到311条、129条、124条。[19]我查阅了1994年9月出版的、由梁小民等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共收录了名词、术语4288条词目。如果按顾江萍统计,那么在经济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咱且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仅占。即使把顾江萍同学统计的1022条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全算在经济学头上,也仅占。而那套《社会科学系列大词典》计划出版10种之多,且不包括哲学。1022条“社会科学”的日语外来词,还不足汉语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3%,远远达不到王彬彬教授所说的70%。看来1998年王彬彬教授在《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中,将事实大大地夸大了。是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呢?我手头有本1996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共收录名词8264条。那么仅仅《物理学》一个科目,“自然科学”的349条日语外来词,也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只占物理学名词的,更不要说整个“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畴的标准科学名词(非正规和同义词咱就不算了),足有数十万条,区区349条日语外来词,更是不足1‰,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说“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这样的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是哪个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的?他能算“语言学家”吗?!现代汉语中真有70%以上的日语外来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汉语中还有大量的其它外来词,数量远远超过了日语外来词。苏州大学曹炜教授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认为:“世界各国的语言中数英语的开放程度最高,直接或间接吸收的外来词为世界各国语言之最,即便如此,英语词汇中也有将近一半是本民族传承词;汉语的开放程度与英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难道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的汉语发展到了现代,竟然是以直接或间接吸收外来词得以形成眼前的状态的,这着实让人难以认同。”[20]胡裕树在其《现代汉语》中也认为:“在吸收外来词方面,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结构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借用的外来词在汉语中的比重较小。”[21]至于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所说的:“在汉语和日语的融合过程中,现代汉语就吸收了许许多多日语的词汇成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成分。”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就已经提出批评:“研究现代汉语的一些学者,他们一味的强调后面这段过程,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本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国。”[22]况且,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只列举了450个“日语外来词”[23],并非真正“许许多多”。有人会说现代汉语中有70%的日语外来词,是指汉语中的常用词,指汉语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70%是日语外来词。关于这,曹炜教授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制定的《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确定的3051个常用词研究查实,现代汉语的3051个最常见的词汇中的1011个甲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83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187个,占;而1968个乙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146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506个,占;还有72个词《汉语大词典》未予收录。[24]总计这2979个最常见的词汇中只有不足31%的词汇首次出现在清代及以后,才有可能是日语外来语,当然也可能是其它外来语或中国人自创的新词,而本民族传承词占69%强。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近70%的词汇是汉语固有词汇。那么,所谓的我们在写作时“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的说法,便无法成立了。有人认为,由“~化、反~、~主义、泛~、~作用、~式、~炎、~社会、~法、~性、~的、~物语、~界、~问题、~型、~时代、~率、~腺、超~、~阶级、~感、~论、~线、~学、~点、~观”这26个词构成的新词,应该算日语外来词,[25]最近有人提出由~屋、~族等构成的新词,也应该算日语外来词,这样算下来,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有“许许多多”了。但这样的理由是说不通的。我在“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一文中就举了“哲学”这词的例子,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我再举个例子,如现在中国流行的新词——“科学发展观”,按照上面的观点,应该算是从日语中借来的词。但事实上日语中压根就没这个词,又怎么去借呢?难道咱胡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用了日本人的观点、借了日语外来词?笑话!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况且,像“~的”、“~学”、“~界”、“~论”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这样的用法,怎么能算日本人的呢?!《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的”都是日语外来词?开玩笑吧!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中的“黄洋界”是不是也算日语外来词呢?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天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张仲景的“伤寒论”、三国时期杨泉的“物理论”等等,都是日语外来词?那时候日本连字都没有,哪来什么“日语外来词”呢?瞎扯淡!太厚颜无耻了吧!应该是像“哲学”、“美学”、“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都算作汉语固有词汇才对。而那些鼓吹“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又不承认这点,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么的自相矛盾。用上述“构词法”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十分不妥的。因为这“构词法”是汉语固有的,而不是日语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符合汉语构词法,所以无法分辨它究竟是汉语词汇,还是日语词汇;而那些不符合汉语构词法,一看就知道是日语词汇的词,都被淘汰了。如果用“构词法”来认定,那么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应该是汉语词汇了。纠正高晓松的一个错误,“警察”一词出自《金史》,[26]并非日本人创造的,日本人只不过把“警察”这词用在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的名称上了。“~屋”的用法中国过去就有,如著名的“三味书屋”,其横匾还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书写的,不可能受日本的影响。这里的“屋”是指“空间较小的特定场所”。无论是日本的“花屋”、“本屋”,还是中国的“咖啡屋”、“西饼屋”等,还是这个意思,并非“店铺”的意思,[27]所以,以“~屋”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不能成立的,否则“三味书屋”也成“日语外来词”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OttoJesperse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许多语言混杂当中各种各样的成分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且可以分开的,就好象是一副扑克牌还能挑出红桃、黑桃等一样;但在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情况下,我们却有一种更微妙的、更密切的混杂,很像把一块糖放在一杯茶中,几分钟以后,就很难说哪是茶、哪是糖了。”[28]汉语和日语外来词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些词汇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真正要说清楚哪些是汉语词汇、哪些是日语外来词,是十分困难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机关”这词,有几个意思:1.整个机械的关键部分;2.用机械控制的:机关布景;3.办理事务的部门;4.周密而巧妙的计谋。在这四个意思中,只有3.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义)”,其余3个都是汉语固有词汇的意思,那么把“机关”这个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把其余3个汉语固有词汇意思的词全混淆成“日语外来词”了。又如“关系”这词,1.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2.人和人或人和事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3.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4.泛指原因、条件等;5.表明有某种组织关系的证件;6.关联;牵涉。这6个意思中,仅1.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其余都是汉语词汇的意思,但仍认为“关系”这词是“日语外来词”。算术上有个“四舍五入”,民主上还讲个“少数服从多数”,咋日本人的一个扩展用法,把汉语词汇自身的几个用法全盖过了,汉语固有词汇就变成“日语外来词”了呢?有人会说词语就是这样的,但我有反例。比如“简单”一词,不是汉语固有词汇,应该算所谓的“日语外来词”吧。汉语中“简单”一词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草率;而日语只有1.这一个意思。那么“简单”这词被用到汉语中后,又扩展了二个意思,按照上面“机关”这词的理由,“简单”应该算作汉语词汇,咋还是“日语外来词”呢?有些汉语固有词汇到了日本,如革命、共和、经济、社会等,词义发生了变化,回到中国变成了“日语外来词”。但一些日语词汇来到中国,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却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比如“取缔”,日语的意思为“管束、监督、管理”,而汉语的意思为“明令取消或禁止”,意思完全不同,但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又如“劳动者”,是日本人用汉语词汇“劳动”和“者”组合成的一个新词,意思为“工人”;但现在汉语中“劳动者”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涵义比日语广泛得多,但也还是“日语外来词”,等等,反正有人说“是”就是“是”,没有任何规矩。关于“共和”一词,对译英语的“republic”,一般认为始见于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29]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有“共和政治”一词;而中国首先使用“共和”一词的为章太炎,于1903年。但我发现,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30]这里的“共和”应该对应“republic”,不但早于章太炎的1903年,也早于日本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应为首先使用。由于黄遵宪1877年任中国驻日参赞官,与日本脱不了干系,所以无法确认是他首先使用了“共和”一词的新概念。一般认为,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著作,才将“日语外来词”带入汉语之中的。中国首先翻译日本书籍为1899年樊炳清翻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不是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本书籍则是20世纪后的事了,“在1902-1903年间,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31]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在19世纪出现的新词并不是日语外来词,而日本在19世纪将大量中国翻译西方著作的书籍运回日本,日本翻译西方著作应受中国的影响。但是,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年)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中出现的新词仍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理由是他们的文章介绍日本,所以他们使用的新词“肯定”受日本影响但为什么日本运回了那么多中国翻译的书籍,他们创造的新词就不受中国的影响呢?!道理讲不通吧!总而言之,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把汉语词汇算作他们的,而中国人则把汉语词汇往外推,恨不得把所有的现代汉语词汇都算作日本的,于是乎,王彬彬、高晓松等人就有了“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一说。转载之天涯,
我就呵呵了,不知道这是谁放的狗屁,对待一个如此不知廉耻的民族,请允许我的不文明。
“外来词”也被称为“外来语”“借词”“外来词语”。汉语词汇研究中对“外来词”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观点认为音译自外语的词语是外来词,这种定义实际上是来源于以英语为代表的采用拉丁字母书写形式语言的定义。英语书写形式里除了吸收阿拉伯数字和希腊字母之外,一般不会借用汉字或者日语假名,因为汉字数量太多,难于借用,日语影响力尚小。而汉语、日语不同,由于拉丁化运动的发展,由于拉丁字母的易用性和强势地位,汉语、日语的书写形式里吸收了大量直接用英语缩略语构成的词语,这类词语已经成为汉语和日语词汇的一部分。因此,狭义的外来词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汉语和日语。“外来词”从字面分析,其关键意涵或者着眼点在于其来源是外部引进的不是自我产生的。之所以有这个词汇类集的划分,正是从词汇产生来源来分析词语的结果。从词汇产生来源的角度分析,可以将全部汉语词汇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汉语自己创造或产生的词语,这类词语是汉语词汇中的大多数,因此并无特别的名称;另一部分就是来源于外语的词语,这部分词语习惯上被成为“外来词”。狭义外来词的观点认为,只有读音借自外语的词语才是外来词,广义外来词的观点认为,只要这个词是来自外语的不是本土创造的,这类词语都可视为外来词。类似沙发、卡车这类汉语外来词适用于狭义外来词的定义,但早已被汉语词汇学界视为外来词的日借词就不适用于这种狭义的外来词定义。日借词实际上是书写形式借自日语,而读音完全是按汉字读音而非日语读音。所以日借词实际上是借字形而非借音,因此可以看到,汉语外来词早就不是狭义外来词所定义的那种外来词了。至于WTO、CPI之类的字母形式的词语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在汉语中出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刘涌泉先生在学术期刊《语文建设》1994年第10期提出“字母词”的概念来指称这类词语,指出字母词是“一种新形式的外来语”,并先后编纂出版2本词典,分别是《字母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和《汉语字母词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996年,南开大学王吉辉教授在《非汉字词语研究》一文中指出,字母词这样的非汉字词语属于汉语词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沈孟璎教授在其编纂的《实用字母词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中也指出字母词是外来词。汉语外来词研究专家史有为先生在《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一书中指出,当代借入的新外来词中直接引用外文缩略形式也有大量增加。由此可见,字母词属于汉语词汇早已是汉语语言学界和汉语词汇学界的共识。字母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是汉语词汇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几百篇相关论文发表,博硕士论文10余篇,3部词典和一部专著出版,也多次被国家语委列为研究课题,在教育部历年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也时有反映。需要说明的是,严格说来,字母词中绝大部分是外来词,但类似HSK、RMB这类汉语拼音缩写字母词是纯粹的汉语原创或原生词语,显然不是外来词,可以称为汉语原生字母词或汉语原创字母词。阿Q 、GB、ZL(专利)、WSK、HSK、RMB,这些都是汉语中创造的字母词,其中,阿Q 是鲁迅创造的字母词,之后衍生出阿Q 精神。RMB、GB、HSK、WSK、ZL是汉语拼音造词形成的。台湾地区常用的A钱一词,则是用拉丁字母拟闽南话音造词形成的,也不是外来词。近些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网络论坛、微博、QQ群中时常能看到汉语拼音缩写字母词,如MM、GG、RT(如题)、LD(领导)、FB(腐败,多戏称聚餐)、TX(同学),这类词的大量出现使汉语原创或原生字母词在汉语字母词中的比例逐步提升,但由于其使用场合较为局限,非正式性明显,稳定性有待观察,汉语词典一般不收。另有些字母词虽然是英语形式,但是汉语环境下创造的,属于批着外语外衣的汉语词,如CCTV、BTV、TCL、CEPA、ECFA,这类所谓外语词在中国影响巨大,但英语词典却未必会关注,这就更多的需要依靠汉语词典去关注。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白人或黑人,如果他/她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我们就不能因为他/她的肤色而说他/她不是中国人。我们看到一个黄皮肤的人,如果他/她的国籍是外国的,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她的肤色说他/她是中国人,只能说他/她有中国血统。字母词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上看,它们不是汉字形式的,似乎跟汉语不搭界,但实际上,由于它们已经融入汉语,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它们已经具有了汉语词汇的身份。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外表而将其排除在汉语词汇之外,那样的看法不能反映语言使用的事实,是偏颇的,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