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语と中国语の同じ言叶で违う意味の単语源氏物语と红楼梦 贵族社会の相违点夏目漱石（日本人の作家なら谁でもいい）のある作品から日本人の考え方日本の少子化问题と中国の一人っ子政策民主党と中国政策の展望受験制度の比较非行化生徒の実态と対策日本の文化を通しての日本人のものの考え方ごみ问题 中国と日本の比较とこれからの展望日本の若者の考え方日本の若者の言叶食品问题から両国间のあり方中国、日本の交流の歴史（ある人物、事件を通して）20までいきませんが、日本人、日本の文化はいろいろありますので、ことばの说明に関する考察～国语辞典を资料として～强调を表す语についての研究「喜び」の表现に関する考察味の表现に関する考察ものの名前とその名づけに関する考察现代语における「全然」の用法女性の文末形式に関する研究同意を求める「～だろう」の使用～日本语母语话者と日本语学习者の比较～日本语会话教科书におけるあいづちの表现日本语教科书における终助词の扱い谢罪の表现とその使用意识に関する考察若者ことばの特徴オノマトペと动词の共起性に関する调査回避ストラテジーに関する考察现代日本语における自称词、他称词の使用に関する研究原因、理由を表す「から」「ので」に関する一考察终助词「ね」の意味机能「必ず」と「きっと」の意味分析受动文の使用と意识に関する一考察前置き表现に関する一考察日语自动词在表达中的作用从受授动词看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中日委婉表达的差异从日语中的待遇表现看日本人的语言观念从年轻人用语看日本青年人的价值观从近年来流行语的发展看当今日本社会对日本人姓名的考察对日本地名的考察日本的雨和风与日本人的季节感日本语言中的美意识考察中日家庭成员之间称呼的比较中日青年就职观念的差异日本的少子化问题考察日本女性就业状况的变化从日本人的饮食生活看欧美文化的影响对日本社会中欺凌现象的考察对日本浴室文化的考察自杀与日本的岛国文化从“花”看中日美意识的差异日本人生活里的“和”意识成语翻译技巧研究中日口译中的语境研究论中日互译中母语对译文的影响文学翻译中人物形象与语境的依存关系中文歇后语与顺口溜的日译研究关于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汉语翻译关联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或口译）中的应用中日谚语对比与翻译研究议中日谚语的互译技巧论中日商标翻译互译技巧研究中日商业广告用语、广告词的互译技巧研究论翻译中信、达、雅的关系论翻译中的直译与意译论中日翻译中的语义对等问题中日口译中的语境的处理技巧中文（或中日）新词、流行词日译（或互译）研究“まで” 和“までに”の応用の分析“ないで” 和“なくて”の応用の分析“たら” “ば”“と” “なら”の応用の分析“にとって” 和“にたいして”の応用の分析苏州シルク输出品の実态の分析无锡の陶器输出品の実态の分析常州のトランクス输出品の実态の分析南京の服装输出品の実态の分析南通蒲団输出品の実态の分析翻訳の质と言叶遣いの関系について分析走れメロスの天気について描写の私见伊豆の踊子の人物の心理描写について日本の自然主义文学の特徴についてー≪破戒≫などから）≪伊豆の踊子≫と≪舞姫≫の人物运命の比较大江健三郎の作品の特徴について川端康成の作品の特徴についてメロスの信念の强さから考えたこと日本语翻訳方法と理论の検讨“信达雅”翻译理论の応用翻译の质と历史资料の関系について.doc村上春树小说中的女性解读——以青春三部曲为例论村上春树小说中的寻找意识——以《寻羊冒险记》为例论宫崎骏动画中“飞行器”之意象芥川龙之介与其周围的女性——关于芥川之死从《地狱变》看芥川的艺术观论芥川龙之介中国题材作品群的思想倾向论芥川早期文学中“火”之意象芥川龙之介与《聊斋志异》从芥川的《鼻子》看日本人的羞辱观论日本战后“社会派”文学的“政治性”论川端康成文学中“镜”之意象从川端康成的《雪国》看日本传统美学意识川端康成《雪国》三种中译本评析汉语“被”字句及其日译研究 中日指示词的比较研究日语高年级学生「ている」误用研究文脉指示中“その”的汉译日语“夕”和汉语“了”的对照研究 从电影译名看外来文化对中日两国语言的影响 关于日语流行语的研究关于日语惯用句（从结构或语义分析角度）关于日语惯用句（从中日文化对比角度）关于日语惯用句（从中日惯用句比较角度）关于日语惯用句（从翻译角度）关于含有某一特定汉字的日语惯用句（从结构或语义分析的角度）关于含有某一特定汉字的日语惯用句（从中日惯用句比较角度）关于含有某一特定汉字的日语惯用句（从翻译角度）关于日语成语（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关于日语成语（从语义和结构分析角度）关于日语成语（从翻译的角度）关于日语谚语（从文化的角度）关于日语谚语（从翻译角度）关于日语新闻翻译关于日语程度副词关于日语陈述副词关于日语敬语关于日本人的表现心理关于日语的特质关于中日交流中的跨文化交际关于石川达三及其作品日汉指示代词对比研究关于「ようだ」「そうだ」「らしい」的比较有关“こと”和“の”的分析比较 关于身体词汇惯用句的日汉对比 对日语中的请求表达的考察关于自动词与他动词的研究关于补助要素“てある”和ている的考察 汉日成语谚语 对比研究 汉日拟声词拟态词的对比研究 有关 授受表现日中对照研究日语中汉字的读法 汉日被动句型对比研究日中敬语表达对比研究从日语外来词的变迁看日本社会 格助词“に”的意义用法及其它关于日语中的女性用语赏樱花和日本人的自然观关于中日老龄化问题日本企业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国和日本的食文化在语言中的表现中国文化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迁形成日本少子化的主客观成因探索日本动漫对世界的影响论日本文化中开放性与主体性特征关于日本文学中的美意识日本文学中的唯美主义日本和歌文学芥川龙之介小说研究无常观与日本文学从芥川的“鼻子”透析芥川的人生观从日语的暧昧表现探讨日本人的性格日语自动词的意义分析汉日成语谚语对比研究日语惯用句论日语的呼应表达日语敬语研究日语拟声拟态词研究日语授受表现研究日语教学中文化导入问题研究中日惯用句表现之比较研究日本语の敬语误用と敬语意识关于日语头部身体词汇惯用句日语敬语的现状与将来中日同形词的对照研究从敬语表达看日本人的敬语意识汉日敬语的比较分析论《细雪》中妙子的自由追求.日中敬语表达对比研究日本人的死生观中日敬语对译研究“とても”与“很”的比较研究从“虫がいい”看日本人的语言技巧日语动物谚语及其汉语译文的对比研究日本语における拟态语拟声语について日本语に入った外来语について日本语の「しゃれ」について日本语の「なぞなぞ」について日本语の国字（和字）について日本语における隠语について现代日本语の中における江戸言叶日本人の略语の作り方五七调と七五调の诗学「小呗」と「どどいつ」の音乐性枕词はなぜ五文字なのか？和歌に及ぼした中国汉诗の影响松尾芭蕉に与えた汉诗の影响日本人の汉诗汉俳について「於母影」、「海潮音」、「月下の一群」における翻译态度比较论夏目漱石と正冈子规の往复书简日本人の书简の文体と作法日本人が咏じる植物倾向日本人の苗字について子供の命名に见られる日本人の特性流行歌流行语に见られる日本人の心性日本的隠者と中国的隠者日本の庭园と中国の园林日本人の世间体（体面）と中国人の面子日本人と中国人のマナー感觉日本の幽灵と中国の鬼について日本の妖怪変化について日本の山贼と海贼について星の民间传承における中国人日本人の宇宙观比较论道教が日本の民俗生活习惯に及ぼした影响について古代中国音乐が雅乐に及ぼした影响について绘巻物に见られる日本人の庶民生活について江戸时代の锁国の功罪について江戸时代の教育について日本の驿辨について日本人の遵法意识（ルール遵守感觉）日本人のペットの饲い方について日本人の笑い古代日本人の恋爱と结婚日本人の地狱观と极乐观日本文化における「间（ま）」について现代日本人の服饰に见られる色彩倾向现代日本人の「粹」と「野暮」日本的风狂の精神とは何かおたくとマニア「萌え」とは何か虚无僧と山伏について「山窝」について「心中」について「じゃんけん」の地域性について日本人はなぜ水に流したがるのか？日本人はなぜ空气を读むことを气にするのか？なぜ宦官は日本に入ってこなかったのか？车内放送における日本人の世话意识车内で平然と化妆をする日本人女性の感觉新闻杂志の讽刺漫画に见られる日本人の政治社会性みそみりんしょうゆにおける日本食文化の特徴日本におけるゴミの分别とリサイクルなぜ日本卓球は中国卓球に胜てないのか？中日同形语の比较/中日同形词的比较中日両国语助数词の异同/中日两国量词使用的差异日常挨拶の中日比较/日常寒暄语的中日比较拟音拟态语の中日対照/拟声拟态词的中日比较日中同形语「的」についての比较/关于中日同形汉字“的”的对比中国语と日本语における外来语の比较/汉语和日语中的外来语比较中日両国语人称代名词の比较分析/中日两国人称代词比较分析自然に関する中日惯用句の比较/中日自然惯用语的比较日本语における婉曲表现/浅析日语中的委婉表达日本语における感情表现用语の特质について/日语情感表达用语特点的分析日本语における条件表现/浅析日语中的条件表现日本语における思いやり表现/关于日语中的体贴式表达日本语における「雨」の表现について/浅析日语中与“雨”相关的表达日本语における「汉字语汇」意味の変迁/浅析日语中汉字词汇含义的变迁日本语における男女の言叶遣いの区别/日语中男女用语的差别日本语の惯用句の文法的特徴について/浅析日语惯用句的语法特征日本语における外来语の発展について/试论日语中外来语的发展日本语の女性语の特徴分析/日语中女性用语的特征分析暧昧语の表现から见る日本语の特性/从暧昧语看日语的特点日本语における第二人称の表现/浅析日语中第二人称的表现方式从语言表达看日本人的心理特征日语的模糊现象究因试谈日语的暧昧表达与语境的依存关系 谈日语口语中几个常见的暧昧表现日语的间接语言行为浅谈日语的“受身形”表达方式关于格助词：“に”和“と”关于终助词“ね”关于“は”和“が”关于“だろう”关于日语中的否定表达论日语中的人称代词论中日第一人称代词汉日第二人称对比研究主语省略现象的日汉对照以《刺青》为例看谷崎润一郎的美意识谈谷崎润一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略论耽美主义作家的美学观非母语环境下暧昧表达习得之实证分析非母语环境下も的习得情况之实证分析非母语环境下た的习得情况之实证分析非母语环境下ている的习得情况之实证分析非母语环境下まで的习得情况之实证分析非母语环境下に的习得情况之实证分析非母语环境下で的习得情况之实证分析非母语环境下ばかり的习得情况之实证分析非母语环境下が的习得情况之实证分析非母语环境下ハシル与カケル的习得情况之实证分析非母语环境下モドル与カエル及ヒキカエス的习得情况之实证分析非母语环境下トオル、トオス、ツウジル的习得情况之实证分析夏目漱石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以《我是猫》和《明暗》为例 谈川端康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日语交际用语中的暧昧表现 中日礼貌语言对比研究论日语中的人称代词初探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特征从文化的视点看日语中的省略表达浅论日语中的委婉表达试论日本语中的敬语误用和敬语意识汉日成语谚语对比研究日语敬语的现状与将来日语被动态的汉译及其问题论日语高级视听课之日本电影及电视剧欣赏课论“气”字惯用词组的语义特征和建构中国人日语学习中的误用分析议日语汉字和日本文化的关系中日被动句的对比研究关于日本语中的否定表达的探讨日本姓名的文化内涵从外来词的吸收看日本社会和文化关于日语中的女性用语关于日语流行语的研究通过“寒暄”观察日本的文化特点日本食の中国语表记について日本企业の中国名について中日の同形异义语について中日の鱼の名前の违いについて中国の省略语、日本の省略语汉字使用圏の比较日本の常用汉字の追加について日本から中国に来た汉字について中国と日本の色のイメージ中国と日本の食文化の违い日本と中国のタブーの违い日本の平均寿命の高さを考える日本の晩婚化、少子化を考える日本の社会保障制度 －特に年金制度を中心に－日本のオーバードクター问题日本人の宗教観日本の外来语についてカタカナ表记はすべて外国のものか奈良平安期の日本人留学生について前四史における日本の记事について宪法十七条と中国の史书古代日本人の好きな花 －万叶集と古今和歌集の歌から－织田信长、豊臣秀吉、徳川家康の比较孙文の盟友 梅屋庄吉について「大地の子」に见る残留日本人孤児の研究2009年の政変について －自民党政治の终焉－日本の终身雇用の崩壊と派遣制度日本の农业について －特に自给率の低さを中心に－阪神淡路大震灾とその复兴について日本の昔话と中国の昔话「源氏物语」から见た平安贵族の生活「枕草子」から见た平安时代の女性の生活鲁迅の留学について日本の葬式を考える －映画「おくりびと」から－宫崎骏のアニメに见る日本人と环境日本の国技相扑における外国人の进出について少林寺拳法について日本の地震対策について日本の温泉について －地域分布とその成分－日本人の中国语学习者について日资企业里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日语报纸新闻标题的关联理论解释中日合资A&D公司的跨文化冲突 日本在华独资企业的文化研究 日汉语言表达方式差异及跨文化交际 日本人的内外意识与集团意识关于我国企业导入日本企业文化的几点思考 日本企业文化的特色及其启示日本在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于在华日资企业“日本式经营”的文化分析 日本在华企业雇佣制度的文化分析 在华日资企业内部沟通研究日本式人事管理给我们的启示第八代雅阁在中国市场的SWOT分析代雅阁:喧嚣背后——解读广州本田的营销战略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的中国市场营销战略丰田——了解顾客做新车(市场调研)独具特色的丰田营销管理日式管理的精髓——“持续改进” 在华中小日企“本土化”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日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本土化滞后因素研究依靠品质管理创造顾客价值——日本朝日啤酒公司个案分析 日本强势汽车品牌的形象传播丰田生产方式在吉汽公司的应用研究日本汽车新产品开发策略分析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渠道策略研究丰田“威驰”营销策略研究 大连中升雷克萨斯汽车销售4S店服务营销战略研究古今和歌集的恋歌古今和歌集的四季歌日本茶道及其文化内涵日本国民性的特征从和歌看日本人的审美观表现禅与茶道日本的武士道浅论古今和歌集的恋歌与闺怨诗论《细雪》中妙子的自由追求对日语中的请求表达的语用考察日本人的死生观中日敬语对译研究从谚语来看日本人的传统家庭文化日语敬语的现状与将来日语被动句的考察日语动漫语言特色之浅见日语新词汉译译法类型探讨汉语新词日译译法类型探讨日语二重表记新发展初探中日网络语言差异研究文字以外的语言方式探索1(图形语言)文字以外的语言方式探索2(肢体语言)文字以外的语言方式探索3(符号语言)文字以外的语言方式探索4(声音语言)文字以外的语言方式探索5(视觉语言)文字以外的语言方式探索6(信号语言)格助词「を」非宾语用法研究日本人取名新动向特点探索中日贸易前景分析方法探讨日本公司及店家晨会作法的几种类型中日大学毕业生求职程序差异中日公司内部处理上下级关系的不同日语能力测试对实际语言应用的作用探讨学校的日语学习与工作的日语需要结合情况之我见男生与女生在外语学习上的差异与原因探索日本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与和谐日本语学习动机日本人好きな言叶と日本文化日本人の好き嫌いについて日本の学校教育における问题（いじめ、不登校など）日本の小学校英语教育と中国小学校英语教育の比较アルバイトについて中日大学生の比较死に対する日本人の意识日本の子どもの自立性中日の年金制度の违う就职にあって日中意识の违う日本语の暧昧表现について日本の食文化の特徴『ノルウェの森』から见る村上春树の文化特徴和制英语について花见と日本人自然観日本の温泉について日本の名字について日本の祭りの文化日本语の受身と中国语の受け身日本语を教える时に日本文化の导入日语和汉语的相互影响日语学习动机日语词汇どうも的词义分析及其应用关于日语汉字的研究关于现代日语中[ものの]与「ものを」的用法考察从外来词的吸收看日本社会和文化日语学习策略调查研究对在日语句子主部中的助词「は」和「が」的认识关于日语头部身体词汇惯用句论网络对日语学习的影响关于中日同形词差异的研究关于的「の」用法关于现代日语中的推量表达关于日语中第一人称的省略表达日语被动句的考察论から与ので的异同关于日语中的女性用语关于日本现代流行语论中日人称代词使用的异同
你好，我也是日语专业的。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获得了学院级、校级优秀毕业论文，并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虽然不知道你在哪个学校，但日语毕业论文的要求一本一致，可以给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你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文章】
【答辩阶段】
论文写好了要接受评阅组的检阅了。其中检查的要点包括：
以上就是关于获得优秀毕业论文的经验。
希望你以及看到此文者能够在日语论文写作中获得一定帮助。
写创新一点的题目，一定要原创哦。之前也是很困难，还是学长给的莫文网，没几天就搞定了，靠谱啊日本文学中的传统美学理念——物哀村上春树与日本文学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与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越界与位相:“日本文学”在近代中国的境遇——兼及中国日本文学教育孕育期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反思日本文学特质与当前日本文学研究——李俄宪教授访谈录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以南京大学引进课程“表象文化论”对日本文学教育的影响为例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浅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倾向五四前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日本文学经典中的“歧视”——兼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状况周作人——我国日本文学译介史上的先驱文学批评理论观照下的日本文学作品解读——以夏目漱石《心》的解读为例多元文化与日本文学谈日本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基于民族主义的矛盾性——战后日本文学战争反思主题评析世界文学能成为日本文学吗?“新时期”构造中的日本文学——以森村诚一和川端康成为例论郁达夫小说与日本文学的悲美传统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2010年度日本文学研究综述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民族特性论2006年日本文学研究现状与动向周作人与北京大学日本文学学科之建立——教育史与学术史的视角试论日本文学对《三国演义》的接受——以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关羽形象为例日本文学作品中的“无常观”湖南留日作家的日本文学影响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翻译释“幽玄”——对日本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的解析 优先出版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直接间接影响兼具,创作风格小同大异——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谈谈日本文学的特征
幸与不幸———日本文化之我见贵州大学蔡雯静将近九十年前,匈牙利作家梅尔彻·伦吉尔(Melchior Lengyel)写过一个剧本,名为《台风》。在这个剧本中出现了一批在巴黎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在剧中有如下的对白“:西方数千年来发展起来的古老文化,我们日本人只要十五年就把它变成囊中之物了。西方学者花费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要读五天书就握于掌中了。”“让欧洲人去费脑子好了!让欧洲人去干好了!等他们创造出什么好东西,我们再学过来那该多好!“”为了达到今天的水平,欧洲人已牺牲了多少代人,有多少人成为殉道者而倒下。但我们只用十五年就把西欧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了。”这些话是作为讽刺日本人在文化方面吃现成饭的事实而设计的。该剧写于1909年,去日俄战争不远。正当日本人在十年的时间里相继打败了中国与俄国两个庞然大物后,用这样的话来描绘他们当时的洋洋自得的粗俗嘴脸是并不过分的。日本留学生是不是说过上面那些话不必当真,但这些话却是道出了日本文化幸运的一面。所谓幸运就是指他们在历史上有几次直接输入了比自身文化先进数百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外来文化,从而使自身文化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须循序渐进耗时费事而无法省略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日本文化也有不幸的一面。日本文化的不幸就是在自己的文化尚未成熟时,已然遇上外来的发达的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压制未成熟的日本文化的自然发育,使之在精神方面始终处于侏儒状态。前述的文化方面的大跃进其实主要只是在物质方面与部分的制度方面。无论中国,无论欧洲,其精神文化都是在物质文化的发展上同步发展起来的,自身精神文化的建立绝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观念的东西很难超越。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不与其他民族发生文化交流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当这一交流发生时,往往使自己的文化产生新的活力,不但在物质文化方面增添新的内容,使之更显丰富,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方面有所更新而发出异彩。但不管如何变化,对于循序渐进的民族而言,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是齐头并进的,不会发生上下不整合的现象。无论是卡尔·马克思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是作为基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反映;或者是马克斯·韦伯所主张的: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就必然要兴盛起来;上两理论说的都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问题,尽管两人的观点完全相反。但是当一个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文化上的大跳跃时,情形就有些两样。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文化常常发生物质文化方面的跳越发展阶段的变化。但是跳越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也必须跳越精神文化的发展阶段,否则必然要发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痛苦的分裂现象。日本人的不幸即在于他们的物质文化已经发生大跃进,他们的精神文化却产生分裂,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另一部分却依然停留在跃进前的水平之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付外部世界。这就使得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民族: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彬彬有礼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又蛮不讲理,即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又常常一意孤行。而且更要的是,这一切相反的行为方式又都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使人很难对日本民族的性格下一个准确的断语。纵观日本文化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日本的精神文化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全盘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吧,又与本身原有的精神文化不能合拍,于是常常要发生回归日本文化的运动;全盘拒绝外来精神文化吧,自己原有的精神文化又要与已跃进了的物质文化发生裂痕,又不能不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以弥补这个
戴仁（Jean-pierre Drege)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兼该院与国家科研中心合辨的中国写本、金石图像研究组主任。法国汉学研究所IHEC创立于1920年3月，当时由法兰西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总统最高层赞助。它于1921年被承认为公益性组织之前，曾获得过普通民事社团的地位。它的创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保罗·潘勒维（Paui Painleve)部长。其目的是发展法中之间的多种文化关系，为此而要通过多种手段，包括组织对古代和近代中国的高等研究、创办一座汉学图书馆和出版重要的汉学著作。法国的这个社团也是借助出自中国在义和团事件之后每年支付的庚子赔款为基金。法国汉学研究所最早由保罗·潘勒维主持，其第一任所长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直到他于1940年逝世为止。伯希和(Paul Pelliot) 继任了他，直到1945年为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在此后数年间，由于巴黎大学的资助，汉学研究所才得以运行。战后，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领导该所的工作。在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的帮助下，他力求获准将该所正式归并巴黎大淡。直到1959年，这种归并才被获准。该所享有一笔正常预算，当时设在巴黎索邦大学（Sorbnne，即巴黎大学），该所的领导职务被委托给了韩百诗 (Louis Hambis)。1968年，经过对法国大学的广泛调整之后，汉学研究所被置于法兰西学院的监护之下，设立在亚洲会馆那比较宽敞的场所。它与其他同类机构共享这一设施，诸如日本学研究所和印度文明研究所，它们同样也附属于法兰西学院；但那裹也有各种亚州研究机构，如法兰西远东学院。法国汉学研究所此后又相继由吴德明（Yves Hervouet）和侯思孟(Donold Holzman)主持。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9年，汉学研究所于这一时间与其他亚洲研究所一并被安置于它今天所处的新所址。当时由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主持到1992年，然后将其位置传给了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和戴仁（Jean-Pierre Drege）。法国汉学研究所自创立到60年代末，其主要活动之一便是在多种领域中教学，诸如语言、文学、宗教、艺术和历史。汉学研究所获得了法国与中国最优秀专家们的协作。汉学研究在大学范围内取得了发展，先在巴黎大学，后在波尔多和普罗旺斯地区的埃克斯（Aix-En Provence）设立专门讲座；汉学在重要的高级教育机构的范围内也获得了发展，诸如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或者是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这种发展导致了汉学教学活动向新结构的方向发展。汉学研究所的另一项活动是出版学术著作。自1934年以来，该所于其《汉学研究所文库》中，共出版了大批法文汉学著作，至今已出版29卷，其中列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白乐日（Etienne Balazs）、戴密微、戴何都或石泰安（Rolf·A·Stein）的著作。此外还有一套《通检和书目》丛书。自1975年以来，又出版了一套叫作《汉学研究所论丛》的丛书，旨在发表优秀博士论文或同等水平的著作，现已出版了6卷。出版进度是每年两卷。在最新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提及以下几种。《汉学研究所文库》中有：《中国--名士族的轶事形象》，杰溺（Jean-pierre Diny）著（1983年）。《敦煌的借贷文书》，童丕（Eric Trombert）著（1985年）。《汉学研究所论文丛》中有：《数学、星辰、植物与内脏》由魏丕信和伊莎贝尔·昂（Isabelle Ang）主编（1994年）。《中国的变化观念和感受》，由艾乐桐（Viviane Alleton）和阿列克谢·沃尔科夫（Alexei Volkov）主编（1944年）。汉学研究所的第三项重要活动（也可能是耗费精力最多的一项）是维持该所图书馆的运作。汉学研究所的藏书是自该所创建以来，通过逐渐获取而组成的。50年代，通过刚刚运回国内的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的特藏，该图书馆的藏书量大幅度地增加。从此之后，这两批特藏集中在一起了。全部藏书共包括近10万部著作，也就是近30万册书。该图书馆向大学教授、科研人员和大学生们开放。此外，该图书馆利用与亚细亚学会图书馆相毗邻的有利地位。法国亚细亚学会是一个被称认为是公益性的学会，创建于1833年。亚细亚学会图书馆藏有大批汉学书籍，特别是由沙畹、马伯乐和戴密微遗书中的重要藏书。汉学研究所图书馆每年增加近2000卷书，尚且不计偶尔出现的遗赠。例如，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一次就向法国汉学研究所赠送1000多部著作。法国或外国的私立基金会也时而帮助增加其藏书量。该图书馆共拥有600多名注册读者经常出入。如果说其古籍藏量不非常丰富的话（因为那裹未收藏任何明代之前的著作），那么其藏书中却包括相当多的一批方志。尽管预算有限，使它无法获得范围更大的系列图书，但法国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仍为欧洲最重要的汉学图书馆之一。
谢和耐教授在汉学领域内一直勤耕不辍、著述颇多，已出版的著作有以下九种：《菏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1949）、《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1959）、《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1970）、《中国社会史》（1972）、《中国和基督教》（1982）、《唐甑的<潜书>》翻译及作序和注释（1991）、《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1994）等。这些著作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大都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以《中国社会史》（1972）和《中国和基督教》（1982）两部著作获国际汉学界好评。除专著外，谢和耐教授还有汉学方面的大量论文，计约80多篇。 谢和耐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于1956年由法国远东学术院于西贡出版，至今仍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曾于1977年在巴黎重印。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佛经、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都做了深入探讨。对整个佛教寺院经济现象所做的社会考察和可能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问题的具体研究上，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主要特点。谢和耐没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广阔的大背景下，视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加以综合考察，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这种方法论的革新，谢和耐在为中译本写的序中称，他采纳的那种首先把佛教现象看成是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观点至今仍不是论述中国寺院经济的著作中普遍采纳的出发点。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像历史学的方法那样，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广阔的社会现象，往往不是能一览无余的，它需要大量的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工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此书也是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的。在谢和耐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利用敦煌卷子研究佛教寺院经济，但很多人因为未见原卷，效果也不尽理想。而谢和耐曾亲自参与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卷子的详细目录，亲眼目睹原卷，利用了第一手资料：碑铭和写本，这在当时是领先的。除了这些以外，作者还利用了历史、佛教史料中有关的记载，在资料的丰富和详细上也是西方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就利用敦煌卷子的全面和深入上，较之中日学者在很多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以上，蒲立本（）于1957年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中发表书评，给予该书很高评价。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 Wright）于1957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称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多次发表书评。法国学者也将此书与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两大敦煌学名著。谢和耐关于敦煌学的论文主要还有《从9至10世纪的敦煌文契看中国的销售制度》和《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两文，耿升先生已经把它们译为汉文，收在《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一书中。 谢和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讲授的课程有中国实用文学、中国文学，此后逐渐转向了宋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在这方面主要是从白乐日教授治学，白教授对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很感兴趣，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所开的课程就有吴自牧的《梦粱录》，谢和耐的《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一书与此兴趣有缘，它是法国出版的一套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关于中国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此书。另外一部是有关清代日常生活的。谢和耐选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正好是其国都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他挑选的区域是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此书研究范围较广，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各个方面，许多是前人没有注意过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还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其他如衣、食、住等，虽然中外都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具体到一个时期的综合研究，则还没有这么深入地进行过。 《中国社会史》作于1964－1972年间，1972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首次刊行，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史学杂志》（Revue historique）曾称赞此书为“一部巨著，是东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通史，是一种坚实的、光辉灿烂的、完美的综合。” 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英、罗（罗马尼亚）、意、韩、葡、德、西等国文字。当时这部通史的英译本名为《中国社会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Foster译，曾多次再版。德文译本也曾再版。该书曾荣获圣杜尔奖（Prix Saintour），这是法国最高学术奖，并被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用为中国通史的教科书。此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技术史，谢和耐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二是注重中外文化交流史，谢和耐反驳了中国文化是孤立、封闭的论点。如此，既克服了旧史学缺乏洞察力的弱点，又避免了新史学忽视历史表象的特征，标志着作者新、旧史学方法的打通和兼容。《中国社会史》是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是教科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作者思想的发挥。 （1）《中国和基督教》1982年值此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传教400周年之时，谢和耐在巴黎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和基督教》（Chineet Christianisme），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先后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汉译本有两种。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东西，西方信奉某个上帝作为精神支柱，而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并不依靠对某个上帝的信奉却仍得到高度发展的文明，这就引起谢和耐对中国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并非传统的传教史，而是研究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全书分为五章：由同情到敌视；宗教态度与同化现象；宗教与政治；中国人的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中国人的天，基督教的上帝。谢和耐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异同，主要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在《中国和基督教》中，谢和耐没有叙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把重点放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反应上，从而指出中西方对人、对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他指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并不需要一个作为创始者的上帝。他认为中国虽然可以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从表面上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们的那种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都顽固地执著于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这就使那些雄心勃勃企图使全世界都“福音化”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感到不快。谢和耐在基督教研究方面除了《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外，还有一些论文，有些已经由耿升先生译出，收在《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如《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中国对基督教的第一次冲突》、《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等。谢和耐的基督教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关于中欧文化比较。谢和耐在《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特别比较了中国人的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指出基督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二是注重技术史的影响，如对于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他指出，传教士传教而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科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所传入的并非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其传授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宗教。（2）《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此书是由法国巴黎加里玛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它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收入作者从1955－1992年的一些文章。本书分为“导论”，“政治与社会”，“人类学与宗教”，“思维方式”，“文字”等五部分。其中“政治与社会”部分收有“中国城市考”、“关于国家”、“历史与农业”、“人或文牍”、“论责任概念”、“儒教改革”、“16与17世纪的宴集、社团与交际”、“教育”等论文。“人类学与宗教”部分收有“论蛮夷的道德”、“他者的形象”、“裸葬”、“5至10世纪的中国佛教徒的焚身自杀”、“基督教在中国的同化问题”、“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接触时的政治与宗教”等论文。“思维模式”部分收有“社会与思想史”、“论形神”、“冥想的技术、宗教与哲学”、“王夫之的哲学与智慧”、“怎样读史”、“论变化概念”、“中国与欧洲碰撞中的时空、科学与宗教（17－18世纪）”等论文；“文字”部分收有“文书与历史”、“文字的外形及心理学功能”、“灵佑语录”、“近海集”等论文。这些全都发表过。谢和耐的这本书内容很广，包括有：反映中国农业变化发展；研究唐甄及明末清初思想；研究唐律；论述宋代及明清思想史；研究明代的集会及结社；研究中国的一系列教育制度；研究佛教徒自焚；论述基督教归化；研究基督教入华时的政治及宗教形势；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概述；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等等。 诚如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的汉译本序中所说，他非常注重技术史，他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因此他于1984年创立了798研究组，简称GDR798，即“中国、朝鲜、日本科学技术史研究组”。GDR是研究组(Groupe de recherche)的缩写，798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备案和支持的众多科研团体中的编号。GDR798组筹备成立之初，谢和耐曾提议开展一种“有提纲的合作研究”。这种研究未必纳入国家科研中心的固定计划，然而，它应该围绕中国及其文明圈的历史，并就若干以科学为基础的观念展开综合思考。他的倡议，很快就获准实施。一个以研究中国、朝鲜和日本科技史为中心任务的研究组，正式在巴黎出现。谢和耐本人，便是该组的第一任领导，任期为1984年至1992年10月。1990年，谢和耐与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一起，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从17至18世纪东西方科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看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后来被称为“欧洲计划”。计划的实施，势必引导人们重新关注当年天主教士的特殊历史作用——即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计划的开展，不仅囊括了德、比、荷兰等国的大量研究人员，而且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
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 “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 “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一、文献综述是什么？1、定义文献综述主要是撰写人在确定论文选题后，结合前人的观点、研究，进一步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提出自己对选题的见解和研究思路。它非常重要，是开题报告的重点。2、内容和要求文献综述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了这些内容：现在存在的一些观点；国内外的研究背景和现状；前人研究的基本概括、还待研究的内容、以及发展方向。文献综述在字数上，有着一定的要求，字数一般要在1000字左右。二、如何写文献综述？1、文献综述一般有这3种结构：第一种结构：研究背景及意义--现状--评述--参考文献；第二种结构：研究现状--主流观点--存在的争议点与矛盾--参考文献；第三种结构：背景及演变--主流观点--研究方法--目前研究中存在的矛盾与不足--参考文献。2、找文献综述，要满足这2个条件的：一新的，二有代表性的。文献综述不需要太多，一般10篇左右就够了。但是呢，每一篇文献综述都要花时间好好研读一篇。3、在写文献综述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时，字数不需要太多，一般200-300字左右就够了。写的时候，重点一点要突出，要涵盖这些内容：国内外背景、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有什么意义等等。4、写文献综述的评述时，字数要把握在200-300字之间。评述中不仅要指出亮点和缺点，还要进一步叙述接下来研究的思路。5、写文献综述的参考文献时，则要注意格式的问题了。不少朋友在写参考文献时，格式都出错了。所以格式问题要特别注意。6、写文献综述时，切忌莫无中生有，任凭自己的想象力进行杜撰，这是一种很不负责的行为。另外，写文献综述要客观、公平、公正，千万别为了放大自己论文的亮点，故意抹黑、放大前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要知道这种行为是很可耻的！
研究课题申报中“目前的研究状况”是指研究课题目前国内外有些什么研究成果，以及对这些成果的观点综述。写国内外研究现状应注意：
1、文中反映最新研究成果。预期成果一般是论文或调查（实验）报告等形式。成果表达方式是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和多媒体等形式来表现。
2、如果没有与毕业论文选题直接相关的文献，选择一些与毕业论文选题比较靠近的内容来写。另外，还应提出该课题目前已做了哪些工作，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得到学校和老师帮助等。
写研究状况方法
1、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即提出问题，阐述研究该课题的原因。研究背景包括理论背景和现实需要。还要综述国内外关于同类课题研究的现状。
2、目的意义目的意义是指通过该课题研究将解决什么问题（或得到什么结论），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或结论的得出）有什么意义。有时将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合二为一。
3、成员分工成员分工应是指课题组成员在研究过程中所担负的具体职责，要人人有事干、个个担责任。组长负责协调、组织。
4、实施计划实施计划是课题方案的核心部分，它主要包括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时间安排等。研究内容是指可操作的东西，一般包括：研究方向；子课题（数目和标题）；与研究方案有关的内容，即要通过什么、达到什么等等；研究方法要写明是文献研究还是实验、调查研究。
5、可行性论证可行性论证是指课题研究所需的条件，即研究所需的信息资料、实验器材、研究经费、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及教师的指导能力。
论文写作通常可以遵循以下步骤：
1、定义主题
撰写论文的第一步是定义主题。了解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教育、宣传、推广)以及针对谁。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它为整篇论文奠定了基础。
2、创建大纲
大纲在撰写论文时至关重要。要想论文讲得通，唯一的途径就是整合逻辑。首先创建一个简单的草图，描述论文整体的框架，包括各个部分应该写什么内容。这会防止同学在实际写作时偏离要点。
3、广泛研究
这是撰写论文时收集所有必要信息的部分。遵循之前创建的大纲，以避免浪费时间。充分利用所有可用的资源，例如：书籍、网络、采访等，只收集相关和必要的信息即可。这部分将构成论文的主体，所以同学需要获得充分的信息。
4、撰写初稿
有了详细的大纲和相关的材料支撑，这一步应该很容易。初稿很少是完美的，但通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有几个最重要的部分需要同学留意：
5、校对修改
千万不要直接提交初稿，因为很有可能里面全是错误。同学要消除所有的语法和结构错误。尽可能地浓缩观点，并通过修改论点来突出要点。
首先，泰语论文网站上的论文不会有全，最多只有点思路在。 确定你喜欢的范围啊，然后再看看相关那个论题书籍多不多，要不你再喜欢，没资料那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如果你不求优秀只想平稳过关的话，写中泰某些传统文化对比，研究泰国饮食、泰语成语研究这类的题目就很好写，资料也大把多。（如果英语不是很好，选题就要注意咯，因为摘要一般要用中文和英语来写。） 嗯，最后想说，你的泰语论文你自己一定要看得懂，这是最起码的，不然答辩的时候肯可能会吃亏。因为有我们这届有人就是只准备了重点内容，小细节啊、有的生词啊不去理解（比如从书上引用的部分），结果没完成好答辩。
汉语（Hànyǔ）又称“华语”，是汉族的母语，[1] 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含内地和港澳台）和新加坡的官方语言、[2] 联合国官方语言[1] ，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1] ，主要流通于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缅甸、泰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的海外华人社区。[3] 也是马来西亚、缅甸、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国家的通用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是分析语，有声调，属汉藏语系。汉语的文字系统——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表意的同时也具一定的表音功能。汉语包含书面语以及口语两部分。书面古汉语称为文言文，现代书面汉语一般指现代标准汉语。现代汉语有方言和普通话之分。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写什么我觉得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找到系统的资料和你想要通过这些资料表达什么？你写这个题目的目的和你假设能够得到的结论是什么？然后就是你的报告最后证明了你的观点和结论了吗？创新的地方在哪里？结论是不是能够通过你得到的资料来证明！这些搞好了以后不管什么题目应该都能过的！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 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 参考总课题报告。
国内外研究现状需要在论文中写出你的研究综述，写出关于你做的课题的国内研究的现在和国外目前的研究现状，比如研究糖尿病课题你需要写清楚国内对于糖尿病研究到了什么层次，治疗药物，治疗方法以及治疗的精确程度，写国内外现状需要你阅读大量文献。
在写开题报告时，一定要重视“国内外研究现状”部分的撰写，国内外研究现状是重灾区，很多同学说我复制别人的，老师也不一定去查，那你就错了，老师看过的文献比你吃的大米还多，而且由于不同学者的文风不同，你复制的时候如果不修改，很容易被看出来不是一个人写的。
论文的撰写
在写作之前，同学们应该先收集和阅读相关的论文，整理主要内容和主题思想，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要对其观点进行充分阐述论证，并按照时间，国家进行分类，最后再进行客观评述，也就是说是否存在研究空白，是否亟待解决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述评评述是对前面论述的内容做一个总结，或是提出自己的取舍褒贬，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所需的条件，或是提出预测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还可提出展望和希望。结语的作用是突出重点，结束整篇文献。
字数以200~300字为宜。参考文献部分是指本文献综述引用和参考的文献。应当详细列举井注明篇目、著者、出处等。参考文献著录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索。
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lùn wén，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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