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学得好不如说我运气好，因为当时的问答题我全对了，其实我也分不清重点与非重点，一般是通杀的，理解非常重要，很多人说文概太抽象，如果你考过了马哲，那这点抽象的东西还是能理解的。我有做笔记的习惯，当你看第二章时可能忘记了第一章的内容，但笔记可以连惯起来记忆（毕竟笔记内容少得多），做笔记时顺便记下书的页数，如果笔记看不懂，可以很迅速是翻到教材，做笔记工作量很大，时间上要早准备。文学概论和文学批评浅谈(2008-11-27 03:41:03)转载标签：疯言疯”宇“随便侃侃杂谈 坦白说,浅谈都不算,文学理论内容浩如烟渺,岂能虽然谈的，心中惶惶不安。但无题也不算太好，于是解释一番，内容不过是和朋友讨论的一点心得，是为题解。最近朋友要写论文，问我到底攻哪个方面，是女性文学还是文学概论方面。作为我来说，女性文学不说不了解，但也只知其意而不知其中。虽然知道是女性写的作品和写女性的作品，女性作家就很多了比如张爱玲女士、和李清照等人的作品，而写女性的作品也是大把大把（虽然未必是以女性为主要内容或主要人物），比如《红于黑》《包法利夫人》《茶花女》《娜娜》等等，当然还有《边城》中的翠翠。但对于女性文学，说实话不太感兴趣，而我一向也不怎么喜欢看小说，很多作品还是在大学上文学鉴赏课时看的电影。因此我推荐还是文学概论方面可能简单一点。就算对于文学概论，我一样也是一知半解，问号多多，也就只能边讨论边补习了。文学概论和文学理论是不是一回事，这很难解释，虽然论文方向是文学概论，但就我个人感情色彩希望等于文学理论。最后看了些相关资料，姑且让我想为文学理论等于且大于文学概论，而文学概论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的理论概述总汇。或着说，在开课方面可以叫：文学理论基础。如此说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应该就是包含关系，文学理论包含文学批评。美国文艺家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四要素说，也就分别是作家（主体）、作品（载体)、读者(受体）、世界（客体），文学理论是要求文学四要素的活动流程和活动规律；而文学批评属于文学消费中的一只，也就是读者对作品或作家（主要着力点应该是作品）的评价，是文学消费的高级行为——文学鉴赏的一种。这就清楚了在设计文学概论论文的时候文学批评方面的论文是可以纳入的，而且文学批评自成体系，自“百家争鸣”时期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教观、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论、孟子“与民同乐”的文学观及其文学批语方法论一直到现当代文学评论家或作家探讨七月诗派“苦难历程”、伤痕文学的局限或纂文表达对网络小说、青春小说的愤怒，都属于文学批评，而专门的文学批评书籍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也是很多，《典论·论文》《文赋》诗品》《文心雕龙》《诗艺》等等。至于北大教授李零《丧家犬：我读<论语>》《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到底是属于文学批评还是读后感、随笔。当然文学批评是分实质的批评，和批评理论，也就是文学观点的问题了。难道文学批评的作品不是文学么？我们不也可以鉴赏《文赋》么！
对不起，没空给你做作业。谢谢
不可能给你做作业吧，论文这东西还得自己写才行，给你一些资料，你参考一下，3000字不算多，拼拼凑凑就完了，毕业论文还要5000字呢。这些资料没有发完，有字数限制，你给个邮箱，剩下的发在你邮箱里 ，对你很有帮助的，随便润色一下就可以交了。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 ，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 （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19 世纪7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心在法国。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著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 。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 、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什么是比较文学呢？让我们先从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持续达千年之久的一桩“公案”谈起，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认识比较文学。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然而，无论在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也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是文艺思潮、流派和运动之间，都还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影响事实联系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过无声之美：“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无独有偶，英国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中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同为抒写对意中人的倾慕之爱，明代《乐府吴调》中有一曲写道：“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萧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而欧洲的诗歌、小说也常有这类描写，古希腊的诗人写过：“愿变为心上人的口边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纪剧作家罗哈斯民剧中也写过：“愿变为意中人腰间之带。”甚至在德国文学中还写过：“愿变为心上人身边的跳蚤与虱子。”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相似，连反映性格的细节也几乎一样。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同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都同样爱钱“胜”命，悭吝而无情，如阿尔巴贡要掐掉两支蜡烛中的一支，才称心如意；而严监生要灭剩油灯芯中的一根，才咽气罢休。在白居易与济慈、明代《乐府吴调》与欧洲古代戏剧、《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之间的异同，并非彼此有过“影响联系”，而是作家们在各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与加工塑造的结果。要说受到“影响”，倒是在东西方各自文化体系与文学传统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头。如严监生之前的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生，就同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劲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贾生要儿子舔尽沾了油渍的手指方肯咽气；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俭吝老人”，甚至战国时《商君书》中的“东郭敞”，都是以爱物胜过爱人的吝啬与贪欲而影响后世。同样，莫里哀塑造的阿尔巴贡，可上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论文《性格论》，因为论文里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类型。崇尚古典主义并又热衷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创作题材的新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受其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连他本人也直言不讳。因此，在研究这二者相似的问题上，就要撇开影响研究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规律。通过对阿尔巴贡与严监生这组中外文学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贪欲与吝啬尽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资本降世之时，由于金钱渐渐成为取代封建社会等级与特权的一尊“至圣”，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现的那批商人资产者身上，吝啬就是他们积累财富与货币的一种手段，又同他们拼命猎取剩余价值的贪婪与世俱存，从而构成了他们性格习惯与心理状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钱一物都视为一本万利的万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对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用一“闹”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同样，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无独有偶的是，这种把无声的事物写成有声的佳句，在西方文学中也有：19世纪意大利诗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写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鸡儿似的走动。”18世纪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也说：“听见发声的花朵，看见发光的音调。”以李渔、纪晓岚之见，这些写法都违背了常识，因为无声的繁星怎么可能有声呢？是写错了。但是，心理学与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感觉会有“感觉挪移”的现象，叫“通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颜色似有形象，冷暖会有重量，气味变有锋芒。如：臭气刺鼻，高音区响亮，颜色有冷色热色之别等。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类特征的扩大与缩小，而且不发生“感觉挪移”。同样，星星太多，此闪彼闪，影闹如沸水；红杏盛开在枝头，你红我更红，似乎在争闹一样。从通感来说，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感知通感规律的记录，因此才成为千古流传并魅力不减的修辞佳句。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可见，跨国族界、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比较文学，是一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体系，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与要求。它是产生于各国文学文化交往的基础上，随之发展而成熟，并与当今全球化时代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学科。“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一、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学理1、定义：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2、“比较”的意义：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注：（1） 布吕奈尔等著《什么是比较文学》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2） 转引自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第6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科举启示录——考试与教育的关系郑若玲：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厦门361005 回眸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曾经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在科举制消逝了近百年 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科举时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之无处不在。在经历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举制又 渐渐为世人所慎思、所吸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考试，科举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政府官职为鹄的 ，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教育的角 度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封建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足见科举对教育的影 响之大。科举废除已近百年，其对教育的影响却弥漫并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部分。探讨科举制下考试与教育的 关系，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改革鉴古知今、趋利避害。 一 我国是文明发达的古国，自夏商开始便有了正式的学校教育，经历西周、东周和汉代，学校教育的规模不 断扩大，至隋科举产生之前，已初步形成一整套招生、教学、管理（包括考试）和用人的教育制度。封建统治 者越来越热衷于兴办教育和选拔人才，以实现“贤能治国”的理想，学校教育似乎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然而 ，令统治者们始料不及的是，一种新型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科举制之建立，却突然改变了学校教育的发 展轨道，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从此走上了命运多舛的不归路。各朝学校教育与科举制之间的轻重存废，总是遵 循着重学校轻科举——科举与学校并重——重科举轻学校的一般规律。在这种矛盾互动中，看似势均力敌，实 则有其轻重，结果是科举制取得了决定性中心地位。这种态势从唐宋两代便清晰可见。 公元618年，隋灭唐起。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唐高祖深知教育为兴国之本，下诏恢复隋朝衰落的学校，国 子学、太学、四门学及地方州县学校相继恢复招生。到唐太宗时期，一方面继承先祖传统，大力兴办教育，使 中央官学达到了全唐空前绝后的盛况，“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注：《通典》卷五十 三《礼典》十三《大学》。）另一方面，实行开科取士。由于没有偏废一方，唐太宗时期的学校教育与科举考 试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武则天临政后，采取了重科举的政策；在学校教育方面，却一改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 代之以崇佛轻儒，并频繁地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任命一些不懂儒学的人担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致使“学校 顿时隳废矣”。（注：《旧唐书·儒学传序》。）由于胡滥改制，加之科举不经学校，多从各地直接征召文士 到洛阳应试以及进士科举内容不以儒道为重，“重乡贡轻生徒”的社会风气已初露端倪。 到天宝年间，“重乡贡轻生徒”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学校教育的发展再次面临停滞的危险。为扭转这一 局面，励精图治的唐玄宗一方面改革科举制，作出停止乡贡、所有举子皆入中央和地方官学才许应举的决定；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建立从地方到中央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允许私人办学。此举给面临衰颓的学校 教育带来了一丝曙光。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造成“重乡贡轻生徒”的故态复萌，使学校教育终难摆脱衰败 的命运。 到了宋代，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兴衰互动依然故我，但考教合一的理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与唐代 统治者所不同的是，宋代更关注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连结。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中。 这三次大动作的改制使宋代的学校教育得以避免了唐代时的大起大落，但在兴旺中却渐渐熔入科举体系，最终 沦为其附庸。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主政参知政事，实行三舍取士，将所有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 三等，逐次考舍升级。上舍生依考试结果，“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注：《玉梅》卷一一 二《元丰太学三舍法》。）三舍取士法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系统地结合起来，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学校教育。 到徽宗时期，宰相蔡京在三舍取士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激进的改革，罢废科举14年。这期间录取的五榜进 士，皆由太学上舍取。这次为兴学校而罢科举的事件，表明学校教育在与科举考试的轻重存废斗争中取得了暂 时性胜利，但由于科举考试运行了500年之久的强大惯性及其广开仕途、公平公正等诸多为世人所称道的合理之 处，使得蔡京的以三舍考选代替科举取士的办法仍以失败告终。 以上对唐宋两代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互动关系的论证表明，考试与教育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兴衰互动关系 。虽然科举也曾面临着衰落甚至停罢的危机，但在与学校教育的角逐中，多数时候仍处于主流地位，对学校教 育产生了强大的制约和导向作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及第入仕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利诱力实在 太大。因此，只要科举的取士功能尚存，它对学校教育的强大制约和导向便不会消亡。客观上讲，只要科举考 试能根据社会的需要及时更新考试内容，它还是能够公平地选拔出社会的栋梁之才，变“贤能治国”的理想为 现实。令人扼腕的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几百年一贯制地局限于儒家经典，命题范围有严格的限制，要想拉 开考生间的距离以便于区分选拔，只有钻牛角尖出偏题怪题，以致举子们在八股文这种高级的汉字游戏中耗尽 人生的智慧。发展到清末，科举已无法适应近代社会要求，成了远离社会的“外星人”，不得不在1905年退出 历史舞台。 二 科举考试在与学校教育千余年的角逐之后，终于败下阵来。科举制在考试内容与形式上步入死胡同的同时 ，也带领学校教育偏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然而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科举制却备受赞赏，以致在19世纪 西渐欧美后，成为近现代文官制度的胚胎，也是中国政体中“受到欧洲人无条件赞美”的特别之处。现代不少 西方学者还认为科举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注：威尔·杜兰 (Will Durant)：《伏尔泰所赞扬的政府》，《世界文明史》第1卷(4)，台湾幼狮文化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 196页。）这一切都缘于科举考试的基本原则——考教分离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两个最突出的优点：公平公正和 防止作弊。 1.公平与公正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国度，重人情面子与讲裙带关系构成其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实行的选士制度，若没有可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 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注：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第4期。）最终必将走入求才的死胡同。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无不由最初的唯才是 举走到最终的权贵把持便是鲜活的例证。与以往选士制度不同的是，科举制由封建王朝设科招考，士人“怀牒 自进”自由报考，采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择优录取原则。显然，它比以往的任何选士制度都更为公平与 公平。 首先从报考条件看，科举将官僚系统向全社会开放。从隋唐到清末，报考限制越来越少，清代除倡优、皂 隶之家与居父母丧者外，原则上人人旨可报考，且无须地方官举荐，可“怀牒自进”。自由报考使得一般平民 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成为官僚系统的成员，结束了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据统计，明清两代的进士平均有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注：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 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页。）其次从考试的实施看，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订立繁杂而严密的贡院的 规制、命题与评卷程序以及作弊的惩罚措施等，使考试成绩能真实反映出应试者的水平，保证考试的公正性； 为防止权贵干预、确保平民子弟有较公平的竞争环境，大部分朝代还对主考官和朝官子弟作一些限制，如唐宋 时期礼部待郎亲族的别头试、明清时期严格的复试制度与回避制度以及清朝官、民子弟“分卷取中之法”，等 等。再次，从录取环节看，其不问家世阀阅，“一切以程度为去留”的录取原则具有明显的公正性。此外，由 于入仕和受教育机会在各地之间并不完全均等，故超越于考试技术上的公平与公正外，解额分配制之建立所体 现的区域公平性也不容忽视，尽管它隐藏着统治者更为深远的地缘政治的考虑。 严格地讲，科举所体现的公平与公正是相对的。首先，要通过科举的层层选拔，需要有“十年寒窗”的用 心攻读，而寒门子第少有受教育机会，也难以支付应考费用，与家道殷实者的竞争显然不是平等的。其次，妇 女无权应举入仕。再次，从本质来看，科举这种以大量财富和社会声望来犒劳少数中举者的制度，无法维护平 民百姓政治上的公平性。尽管如此，在特别注重人情、面子和关系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科举考试仍可谓“惊人 地大公无私”。（注：（美）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41页 。）其考教分离原则所体现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等精神具有超越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时代之特征。 2.防止作弊 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统一考试，科举制实行考教分离的原则。虽然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在教学内容 和标准上保持高度的一致，但在职责上却具有相对独立性。学校只管教学，并不参与科举考试的各项工作。中 央官学由尚书礼部下属的国子监统辖，而科举考试为尚书省礼部专司，乡试以上主考官由朝廷选派。这种考教 分离原则至少从职责上有效地杜绝考试作弊的可能性。 此外，为确保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应具有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中央政府还制订了从命题到录取 的一整套严密措施，主要包括：第一，“锁院”制度。考官一经任命即刻赴贡院入闱回避，断绝与外界乃至亲 友的往来，以避免发生行贿受贿、请托舞弊等事件。第二，严格的考场和考试规则，包括报名时的结保、保廪 生认保，考前的点名、搜检，考试中的巡视以及考场秩序的维护等。第三，糊名和誊录易卷制度。考生交卷后 ，由弥封官将考生所填履历、姓名等弥封糊名，然后交由誊录手将墨卷誊为朱卷，由对读生核对完毕方可送考 官批阅。第四，复试制度。为严防录取环节的舞弊行为，科举考试对所有被录取者均采取严格的复试制度。第 五，回避制度。主持考试的主要官员，其亲属要回避科考。到了清代，回避制度几乎涉及参与考试工作的所有 人员。例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规定，主考、同考、监临、临试、知贡举、提调、受卷、弥封、誊录、对 读及收掌等一切考官的子孙宗亲和近亲皆不准参加科考。在今天看来，这一系列指施中有些显得十分繁琐甚至 无理，但在弊风肆虐的当时，的确起到了防范科场舞弊、维护考试公正的巨大作用，从制度上保证了科举的高 效率与权威性。 三 无论日月如何更换，社会总在绵延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且历史总是呈现出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科举 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余年，是当时整个教育制度的重心和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成为最受时人关 注的焦点，并对中国封建社会各方面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千余年科举考试所形成的一些传统至今仍以潜在的形 式顽强地存留于现实之中。百年前科举考试很不光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声息已然飘渺，而当代社会却又出现 了某些与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人们再度聚集被喻为“现代科举”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整个 社会都在激愤地抨击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并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群起而攻之，学术界和广大百姓也正就高 考的存废问题争论不休。假如我们能超越个人情感，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科举，借鉴其精华、吸取其教训，也许 在高考的决策与操作上可以减少很多失误，少走很多弯路；那怕历史与现实并不完全同轨，至少能给我们的思 维以启示。 1.“片追”的阴影 “片面追求升学率”可谓近年来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谈论的热门话题，在各报章杂志往往处于十分显眼的 位置。“片追”与高考录取率有直接的关联，是伴随激烈竞争而产生的一种不正常的教育现象。它与高考如影 随行，成为笼罩在高考头上一块久久不散的乌云，“黑色七月”也因此得名。它还赋予高考以“魔力指挥棒” 的功能，使整个中学乃至小学、幼儿园阶段的教育都在这根魔棒的指挥下运转得精疲力竭，怨声载道不绝于耳 。如今，人们已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片追”在破坏正常教学秩序的表象下，更深地危及到社会风气和中国 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对“片追”的喊打声也愈来愈响亮。其实，“片追”这种伴随高考竞争在60年代萌发 滋生的教育现象，并不令人陌生。在中国这个考试的故乡，“片追”现象古已有之。 隋唐以后，科举制的选拔人才功能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朝廷衡量州县学的优劣和对学官的奖励标准 ，主要是根据各校的科举及第率。宋代蔡京罢科举实行三舍升贡之时，升贡率（升学率）遂成为判断各校办学 成绩好坏的主要标准，教官考课“第一项，教育有方。注谓贡士至辟雍升补推恩者多”。（注：《宋会要》“ 职官”五十九之十五。）对及第率的追求即确立了科举考试的在教育中的轴心地位。 与功名利禄直接挂钩科举制强化了官本位体制，牵引着士子们一心投身科场，两眼紧盯及第，在激烈的科 场竞争中耗费终生，豪情悲壮却令人痛惜。今天的“片追”何尝不是如此？那么，我们是否只能任由“片追” 和高考的魔棒对教学秩序越来越肆虐的破坏与指挥而无所作为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大有可为。一 是继续改革政治体制，淡化官本位色彩，提供多种成才途径。二是改革高考，包括改革考试的科目、内容和命 题形式等。三是改变文凭至上的教育价值观，使人们从争过高考独木桥改为走多途径发展的立交桥。 2.高考的存废 1952年建立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与中国古代科举统一考试一脉相承。与科举考试一样，作为一种选拔人才 的制度，高考在促进人才成长、推动全民族文化的发展方面，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在数十年的运作中也出现 了很多弊端。为了改变考试对教育教学的负面影响，一些论者提出了废止高考的主张。教育界为此展开了系列 争鸣与商榷。高考这一上关国家政策、民族前途，下系民众个人命运的制度之存废与否，已成为广大师生、家 长乃至整个社会热切关注的重大问题。现时高考的存废利弊之争和历史上的数次科举存废之争何其相似！我们 不妨把视线再次投向科举。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立进士科（注：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版，第24～26页。）以来，“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便显现出勃勃生机，充分发挥着公平选才的积极 功能。但由于其弊端亦十分突出，历代都就科举制的存废利弊进行过争论或改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6次。（注 ：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这六次争论或改制都 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且都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重复，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结果是，科举制在经历了 数次短暂的中断之后，由于人情困扰，旋罢旋复，各朝仍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科举制在历史上之所 以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科举制是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一项具有公平精神的制度”。 （注：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而科举考试的公 平与公正，恰恰是由国家主持的统一考试来保证。 与科举制一脉相承的现代高考制度之公平精神与社会效益亦缘于统一考试，这一点已广为认同。因此无论 从科举考试的历史还是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都应坚持统一高考。尽管高考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种种弊端， 然而，与科举制一样，“立法取土，不过如是”。历史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矛盾互动最后以兴学堂废科举 为结局，那是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合理，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今天的高考内容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 的。在处理考试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做法不是废除高考，而是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好地促进 中学教育和教学的发展。
起源于隋朝，发展在唐朝，宋朝到高峰，元朝没什么特殊的东西，明朝开始堕落，清朝就不说了！
一、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废除 （一）科举制度的产生 隋文帝时期，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对国家各项政策进行了改革，包括改革选官制度。以门第为评选标准的九品中正制阻碍国家政权的统一，于是察举制的选官制度出现并成为科举制产生的胚芽。在吸取察举制经验的基础上，科举考试制度慢慢形成。首先是开皇七年（587年）正月“制诸州岁贡三人”此令是科举考试制度起步的重要标志。[1]其次是开皇十八年（598年）“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表明察举转向设科举人，具有科举考试制度的重要特征。最后是大业二年（606年）“始建进士科”，[2]表明科举考试制度已经正式的确立。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 隋代科举制度建立后，历经唐、宋、元、明各代，一直延续至清。 1、唐代的科举制度 唐代基本上是承续隋代的科举制度进行的。在此基础上，唐代对科举的科目标准和考生名额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关于科目的设置方面，有很大程度的丰富与发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此外，考试内容有所变更。从隋代的只试策一项发展到每科都有自己的考试内容，而且扩大了考试内容的范围。 2、宋代时期的科举 宋元时期的科举制度已经开始成熟，成为宋元选官制度最主要的途径。主要的表现为武科出现、科举名额大量扩大、科举及第后的地位的显著上升、科举时间成为定制以及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形成。 3、明代的科举 明代是科举的鼎盛时期，这是经历过被荐举取代后，又重新被恢复的命运。其特点是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四级考试程试成为定制、科举考试有了固定形式的文体――八股文、学校教育与科举的关系十分紧密。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 清朝时期，科举制度作为政府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然而科举制度的衰落却是从清朝开始的。例如：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场舞弊现象十分严重等。直至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发展，于1905年被废止。 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 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教育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的影响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气。[3]由于它的重要性，一度被西方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在精神领域世界中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之一，甚至超过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视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4] （一）对封建社会的积极影响 总体来说，科举制度对封建社会带来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善了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它使得社会身份不再世袭，为封建社会各阶层的人员流动提供了机会。科举制的创立使得士族门第制度瓦解，寒门子弟可以通过科举及第走上上层社会。 其次，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它消灭了氏族制度，巩固了封建君主对中央大权的掌握。豪门贵族的政权的流失以及平民子弟的涌入仕途，是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了消除了阶级斗争和不满，对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再次，促进了中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科举及第带来的光宗耀祖和改变命运的极大激励作用，促使知识分子都以考上科举为人生目标，于是民众走进学校修习以期望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因此，走进学校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对知识的普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得平民百姓中知识分子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然后，它结束了隋以前魏晋风度中遗世独立的士人风气，例如：魏晋时期形成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他们提倡一种超然脱俗的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了一种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的魏晋风度，隋唐科举制度的形成扭转了中国文人的率真自然、不问俗事的思想，为专制政权培养了大量可用之才和治国官吏。 最后，开启了我国封建社会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官员选拔制度。从科举制度的建立开始，以后的历朝历代都以科举取士为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开始有了正式并有效的规定。 （二）对封建社会的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毫无疑问地起过重大的进步作用，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政权更迭，以及清朝后期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端和消极影响也逐渐显露开来。 首先，科举考试内容狭窄、考试形式僵化。科举考试的内容一直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到了元朝以后，更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答题标准。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规定科举考试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5]到了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科举制度更是变得僵化，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这样就将考试内容与社会主流思想一致化。 其次，禁锢士人思想、束缚士人才智。科举考试的内容固定在儒家思想和文化范围内，民众便苦捧儒家经典进行反复吸收与学习，没有志趣和精力去研究其他有价值的文化和思想，而且，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得科学实用的知识被丢弃在一旁，得不到重视。科举考试激起士人都去求学做官，然而当学校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时，科举考试的内容便是学校教学的内容，所有教育的目的和学生求学的目的都只是为了科举及第。所有的文体范式被中规中矩的民众遵守与服从，不需要思考，也不提倡创新，民众的思想和心智仅停留在科举严格规定的框架中。 最后，科场考试风气糜烂，同时影响了世风。有些士人用了一生的时间就是为了能够考上科举，改变命运，拥有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于是，巨大的物质利益使得有些人宁愿铤而走险、营私舞弊。清朝的科场考试作弊现象最为严重，能够罗列出的便有以下几种：冒籍、怀挟、倩代、传递、通关节。这种考场作弊风气让科举考试制度的公平选拔受到质疑，并且这种作弊风气的形成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 三、科举制度对中国当代教育的影响 作为中国文化领域和选官制度的首创之举，科举制度对中国当代教育来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价值。因为科举制度本身就益害矛盾的共同体，那其对中国当代教育的影响也要从利弊两方面剖析。 （一）对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正面作用 首先，科举制度中的以才选人体现的平等精神一直在现今的教育中延续着。科举制标榜公平竞争，及第标准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6]即依照考试成绩决定是否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通过考试的方式，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冲破了门第、豪世所形成的士族世代官位传袭的局面。这种平等精神体现在今天的教育中，表现为教育的入学资格和入学条件基本上没有严格的限制。不论身份、社会地位、种族、性别，只要达到法定的入学年龄并愿意接受教育，都可以进校求学。其次，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一再强调“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现代教育中也有很明显的痕迹。很多参加高考、接受教育的学生是为了学到知识、提升能力后，走进仕途，为官治国，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有志向的青年人才。最后，隋唐科举考试创建了各种考试方式，例如：墨义、口试、贴经、策问等，这些考试方式在当今的教育中也有相当程度的借鉴与发展。 （二）对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负面作用 首先，科举制度使得“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深入人心。造成一种惟有参加科举走上仕途之路才是唯一生存之路的局面。在当今教育中，也造成一种只有参加高考，考上重点大学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的误区，很多父母和长辈倾其所有让孩子上重点大学。推崇读书学习固然是可取的，可是如若把读书学习考重点大学作为一个人一生唯一的生活方式，那么将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例如：学生会只读死书、过分的强调去读重点本科大学，会导致很多真正需要专业技术人才的行业出现了短缺现象等。 其次，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学校的教育任务便是让学生可以科举中第，学校是为科举输送生源的场所。在如今的中国教育中，这种模式和状况仍然清晰可见。即高考考什么，学校便会教授什么。一直以来提倡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已经成陷入了形式主义。现今的“考试主义”与“升学主义”便很好的证实了这种影响的带来的后果。追求成绩万岁的教育现状会让本来追求培养人才的教育目标变得畸形。这种教育下的学生，必定会深受不良影响。例如：缺乏足够的道德教育会导致学生道德缺失；沉重的升学压力会导致学生心理问题泛滥；学校成为高考的附庸也会导致学生创新等精神无法得到正常的发挥等。 四、如何克服科举制度对当今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于科举制度对我国当今教育的影响，我们应该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来面对。对其进步的方面，应该积极的吸取并借鉴，对其逐渐出现的弊端带来的消极影响，应该加以摒弃并找到方法去消除。 （一）改革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问题的调整。它关系到课程、考试方法、评价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例如：最近几年教育部开始出台的一些教育文件，关于各阶段课程的整合与改革；关于高考考试制度的调整等，都是对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的处理与应对。具体来说，首先，教材要适应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学管理制度要改进；最后，考试制度要改革。 （二）树立多元化的人才观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这种不同的个体在遗传、环境和教育三者的共同影响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和天赋，例如：有些人更适合接受普通的文化教育，有人更适合学习音乐或绘画，而有些人有更好的动手操作能力等。真正的多元化人才理念便要善于挖掘学生个体身上的优点，加以培养，任其所能。因此，首先要加强文、理科的融合。其次，专业课和选修课教学兼顾进行。再次，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最后，运用现代化的评估手段来优化教学团队，提高教学质量。 （三）树立教育为本的理念 教育本身就应该是它的目的，除此之外教育别无其他的目的。[7]学校教育应该是以起到教育的作用为最终原则。对于知识的传输与普及是教育本身就应有之义，所以不应该使其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如果教育的目的变成了对文化知识的传输、对高等学府的一种追逐，如果学校教育变成了走上官场的一种手段，那么教育将失去意义。所以，无论是何种阶段的教育，都应该把提倡教育为本。所谓教育为本是指学校的首要目的是应对学生的成长起到帮助和促进的作用，对于学生的未来和人生发展起到引导和规划的作用。学校扮演的角色是引导者，不应该是决定者。如果学校教育所倡导的理念是追求知识、探索创新、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与成长，而不是以追求高分数和登上高等院校的学府为最终目的，不是把走上仕途之路作为学生未来的最佳选择，那么教育的意义会更纯粹。 科举制度使我国精神文化领域的一种创新，是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对待科举制度对我国教育的影响的问题上，我们要学会有所选择，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探索创新。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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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医学文献检索的发展 作者：林丹红,苏晓宇,林晓华【关键词】 文献信息检索课；中医高等院校；中医教育中医药文献信息检索课自1985年首批中医院校开课至今已25年,目前国内所有中医院校均已开设检索课,有了相应的统编教材和自编教材、教参和一支教师队伍,不少院校还成立了检索教研室。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增强了中医院校大学生的信息意识,使广大同学普遍掌握了文献检索最基本的方法和技能,为今后的临床和科研奠定了基础。1医学文献索课程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北京大学等已正式设立了《科技文献检索》课程，为国内文献检索教学拉开了序幕。《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早期仅在少数高校以选修课或讲座形式开展，但在1984年之后，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有了较快的发展。首先，国家教育部在1984和1985年分别颁布两个行政性文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高校文献检索课程的发展。其次，1985年前后国家卫生部在四所医学高校设立了图书情报学系。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成为此类专业的专业主干甚至核心课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最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使文献检索教学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是一门工具课，一是文献检索的目的是为其他专业服务，通过检索文献为科研、教学或临床等提供医学信息：二是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学会使用文献检索的工具书，以获得需要的文献信息。早期的文献检索是手工检索，以印刷版的工具书为检索对象，比如美国的《医学索引》、荷兰的《医学文摘》，虽然编排结构严谨，但使用依然不方便。1 985年，赖茂生主编的《科技文献检索》教材中，认为计算机检索在我国已经成为现实，在某些章节中也穿插了少量计算机检索的内容，但该教材内容以检索理论为主，检索工具的介绍则以国外工具书为主…。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手工检索逐步向计算机检索过渡，特别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检索对象由单一的出版物变成了形式多样的网络信息，人们逐渐接受并认可信息检索这一概念。2医学文献检索与医学信息检索概念使用现状2．1医学文献数据库文献分析通过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对几个常用的概念(“文献检索”、 “信息检索”、“文献信息检索”、 “信息素养”或“信息素质”)使用频率做一比较，数据见表1，CBM数据库“文献检索”、 “信息检索”等文献数量表，时间截止到2012年12月18日。从表1可见，在医学科技文献中，使用“信息检索”概念始于1995年，使用“文献检索”概念的文献数量明显多于其他概念的使用，数据中不排除同一文献中出现两个以上概念。使用“文献检索”和“信息检索”概念的文献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 “信息检索”文献数量阶段性变化比较明显(将文献数量相近的连续年分为一个阶段)，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 995—1 998年，年均2．5篇；1 999—2000年，年均1 4篇；2001—2004年，年均37篇；2005—201 2年，年均57篇。而使用“文献检索”概念的文献数量虽然也处于增长态势，但变化趋势不明显，对照上述的四个阶段， “文献检索”概念的年均文献数量分别为，46篇、76篇、1 06．3篇、223篇。对万方医学网1998—2012年的文献分析，发现使用“文献检索”概念的文献数量(3453篇)明显多于使用“信息检索”概念的文献数量(907篇)(时间截止到20 1 2年1 2月1 8日)，与CBM数据分析结果一致。2．2课程名称分析关于课程名称，张妍妍于201 O年1月1 1日在中国期刊网数据库中分别以“文献检索课”、“信息检索课”和“文献信息检索课”为检索词，分别得到1580条、360条、17条结果比‘。在万方医学网期刊库(2000—2012年数据)中以“文献检索课”、 “信息检索课”为检索词，分别得到291条、62条数据。在CBM(2000—2012年数据)中以“文献检索课”、 “信息检索课”为检索词，分别得到282条、58条数据。可见教育界对“文献检索”的认可度仍高于“信息检索”。2．3教材或论著名称分析关于教材或论著名称，目前出版的检索类教材，信息检索的种类的数量已经远超过文献检索U1。通过检索南京图书馆(江苏省级图书馆)中文图书库，对“文献检索”、 “信息检索”、“文献信息检索”、 “信息素养”使用频率做一比较，发现虽然使用文献检索为书名的图书种类(213种)多于信息检索(204种)。但21 3种文献检索类图书中有1 14种是在1993年前出版的，其中包括一些翻译文献，及检索工具介绍等。1993—2012年，信息检索使用
文献综述也称研究综述，是指在全面掌握、分析某一学术问题 （或研究领域） 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该学术问题 （或研究领域） 在一定时期内已有研究成果、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述而形成的论文。
综述一般都包括题名、著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几部分。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而文献综述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
其中正文部分又由前言、主前言用 200～300 字的篇幅，提出问题，包括写作目的、意义和作用，综述问题的历史、资料来源、现状和发展动态，有关概念和定义，选择这一专题的目的和动机、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果属于争论性课题，要指明争论的焦点所在。
扩展资料
文献综述具有客观性、综合性、评述性、前瞻性和继承性的特点。撰写文献综述时，应坚持选文献的“三最”原则，阅读文献的忠实原则，写作时的综述结合原则和读者意识，这样才能写出高质量高水准的学术论文。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格式与写法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
要把握四点：一、文献综述不应是对已有文献的重复、罗列和一般性介绍，而应是对以往研究的优点、不足和贡献的批判性分析与评论。因此，文献综述应包括综合提炼和分析评论双重含义。二、文献综述要文字简洁，尽量避免大量引用原文，要用自己的语言把作者的观点说清楚，从原始文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三、文献综述不是资料库，要紧紧围绕课题研究的“问题”，确保所述的已有研究成果与本课题研究直接相关，其内容是围绕课题紧密组织在一起，既能系统全面地反映研究对象的历史、现状和趋势，又能反映研究内容的各个方面。四、文献综述的综述要全面、准确、客观，用于评论的观点、论据最好来自一次文献，尽量避免使用别人对原始文献的解释或综述。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政策分析》
摘 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当前，要以环境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以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为抓手，重点发展绿色经济、完善体制机制，抓好节能减排，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恢复重要生态系统生机。在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基础上，尽快建立和完善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动态性和创新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规律而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成果的总和。也就是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种类型。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建设生态文明不是否定工业文明，而是强调先进的工业文明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们在享有现代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又能保持和享有良好的生态文明成果。
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生态文明的兴起是人类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也为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危机。选择生态文明道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已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二、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形势分析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初级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制定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基本国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出了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资源保护和开发管理不断加强，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在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方面，着力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一系列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广泛展开，环境保护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环评、环境监测和执法监察的力度加大，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和国际合作工作积极推进，公众环境意识不断提高。
在工业生产方面，坚持节能减排不动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清洁生产，积极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支持重点节能工程等项目，加强工业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实行限期达标排放措施，强制淘汰技术落后和污染严重的生产装置。
在能源开发和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节约能源的法规和技术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水污染控制的综合管理体制，启动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加强节能减排监督检查，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
但是，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阶段和以后，还将长期面临一些重大挑战。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人口压力巨大，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和道德素质亟待提高;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对资源能源的需求，资源能源短缺问题突出;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些问题导致各类自然资产损失与自然灾害，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直接经济损失日益增大，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分析
生态文明既是理想的境界，也是现实的目标。要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呢?建设生态文明，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渗透到物质、制度、思想等诸多层面，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加强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是我国现阶段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两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关系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关系民族振兴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庞大系统工程，需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倡导生态文明观念，使之广泛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共同关心并积极参与这项事业。
生态文明建设要有法制保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仅凭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制保证。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环保的法律法规，但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立法空白，一些环境管理制度不适应需要，一些环境管理制度缺少法律依据，环境法律配套滞后，缺少专门约束政府行为的环境法律，地方保护干扰正常执法现象普遍，环境民事赔偿尚无法律依据，弱势群体受到环境损害后得不到必要补偿等。因此，针对现有问题，加强环境战略和政策研究、完善环境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探索性课题，在系统界定、指标取舍等方面存在着许多技术和实践上的困难，现有指标体系的形成主要考虑了系统性要求，同时也兼顾了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因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不断修正现有指标体系，同时，进一步提高某些指标可操作性，以便真正客观、准确、科学地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将是下一步的工作任务。
党的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生贤.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J].求是，2012，10
[2]陈洪波潘家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展[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2，09
[3]鲁长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中共湖北省委党校，2010生态文明，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形势与政策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形势与政策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论文篇一
《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强的理论依据，它是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的中诸多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迫切需要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能够加快可持续发展的步伐，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将生态理念渗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的各个方面，推动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共生。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文明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一、生态文明的提出及内涵：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诸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缺乏等问题日益浮现在人们面前，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与其历史必然性有关，而且跟人类在社会建设中只追求发展，忽视生态平衡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关。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来，这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发展方式为内涵，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涵盖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环境文明的文明体系。它要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从维护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尊重和保护自然，尽最大可能积极主动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将发展的力度、速度和资源利用的效率结合起来，使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持续发展。
二、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一)资源能源短缺与利用效率不高
在资源能源方面，我国能源储备总量位于世界前列，但人均能源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且远不及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和，人均煤炭、石油、天然气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9%、和。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源效率大大提高，但当前我国能源效率仍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亿吨标煤，消耗全世界20%的能源，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倍，美国的倍，日本的7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还主要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张，电力、钢铁、水泥等重工业投资规模较大，产品增加较快，同时产生大量的污染物，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对环境的压力继续加大，也会超越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环境破坏与污染
在生态环境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也不断加大，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比较落后。因此由工业污染，汽车尾气，建筑装卸物，城市扬尘，生活垃圾等产生的污染物越来越多，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而且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我国在污染物的处理和管理方面的技术相对落后，而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因而传统污染型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因此，一些传统意义上污染较重的行业例如：电力、钢铁、建材、造纸、化工等污染型行业产生的污染物依然存在增长的空间，而且将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将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进一步的破坏，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任务
(一)在法制上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积极推进法制环保建设，出台土质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条例，进一步健全环保行政责任追究体系，加强在环境法实施方面的努力，将环境执法和环境立法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将环境执法作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点，加强环境法的宣传教育和人员培训，提高全社会特别是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的环保法制观念，强化国家环境监督管理体制的建设，使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有了可以遵从的、具有强制效力的法律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到法律的高度，让法律成为始终贯彻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保障。
(二)优化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对产业的生产发展方式进行优化和转型，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建设生态文明与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为核心，努力实现产业生态化，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科学技术作用，集中力量研究开发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技术，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相关科技，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高耗能、重污染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降低产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大力发展生态环境技术研究，为建设生态文明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三)政府相关体制的建立与改革
政府应加大环保投入，对生态文明基础设施加大建设力度，逐步完善对污染物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减少污染物排放。对高污染高排放的资源型企业在宏观管理和环保制度管理方面下大力气，从宏观上规划新型环保产业发展战略，严格控制高污染、高排放的资源型企业，确保其按规定进行排放污染物。在重点区域实施区域限批制度，对重点区域若出现严重环保违规的事件禁止其审批新建项目。通过区域限批可以很快取得治理效果，同时这也是建设生态文明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政府应该把污染减排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用政绩观来引导各级政府推动环境污染治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加强对公众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宣传教育
政府、机关、企业单位、媒体等要共同配合与努力，建立完善的环保教育机制，使公众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和道德观，在人们的心中树立牢固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养成良好的生态道德行为。广泛开展对公众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宣传教育，多形式、多方位、多层面宣传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知识、政策和法律法规，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营造全民关心、支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提高全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大力培养全民生态道德意识，不断强化全民生态文明观念，提高人们生态道德修养，营造培育全民生态环境道德意识的社会氛围。通过全民参与、共同行动，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实现可持续发展落实到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身上，落实到人们息息相关的生活中，对建设生态文明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形势与政策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论文篇二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政策分析》
摘 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当前，要以环境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以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为抓手，重点发展绿色经济、完善体制机制，抓好节能减排，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恢复重要生态系统生机。在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基础上，尽快建立和完善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动态性和创新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规律而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成果的总和。也就是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种类型。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建设生态文明不是否定工业文明，而是强调先进的工业文明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们在享有现代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又能保持和享有良好的生态文明成果。
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生态文明的兴起是人类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也为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危机。选择生态文明道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已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二、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形势分析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初级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制定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基本国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出了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资源保护和开发管理不断加强，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在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方面，着力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一系列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广泛展开，环境保护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环评、环境监测和执法监察的力度加大，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和国际合作工作积极推进，公众环境意识不断提高。
在工业生产方面，坚持节能减排不动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清洁生产，积极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支持重点节能工程等项目，加强工业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实行限期达标排放措施，强制淘汰技术落后和污染严重的生产装置。
在能源开发和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节约能源的法规和技术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水污染控制的综合管理体制，启动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加强节能减排监督检查，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
但是，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阶段和以后，还将长期面临一些重大挑战。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人口压力巨大，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和道德素质亟待提高;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对资源能源的需求，资源能源短缺问题突出;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些问题导致各类自然资产损失与自然灾害，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直接经济损失日益增大，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分析
生态文明既是理想的境界，也是现实的目标。要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呢?建设生态文明，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渗透到物质、制度、思想等诸多层面，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加强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是我国现阶段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两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关系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关系民族振兴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庞大系统工程，需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倡导生态文明观念，使之广泛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共同关心并积极参与这项事业。
生态文明建设要有法制保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仅凭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制保证。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环保的法律法规，但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立法空白，一些环境管理制度不适应需要，一些环境管理制度缺少法律依据，环境法律配套滞后，缺少专门约束政府行为的环境法律，地方保护干扰正常执法现象普遍，环境民事赔偿尚无法律依据，弱势群体受到环境损害后得不到必要补偿等。因此，针对现有问题，加强环境战略和政策研究、完善环境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探索性课题，在系统界定、指标取舍等方面存在着许多技术和实践上的困难，现有指标体系的形成主要考虑了系统性要求，同时也兼顾了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因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不断修正现有指标体系，同时，进一步提高某些指标可操作性，以便真正客观、准确、科学地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将是下一步的工作任务。
党的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生贤.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J].求是，2012，10
[2]陈洪波潘家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展[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2，09
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强的理论依据，它是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的中诸多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生态文明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发展绿色农业与建设生态文明》
[摘 要]生态文明作为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加强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建立起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以及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而绿色农业是当前现代农业的主导模式,发展绿色农业,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促进人们健康合理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的形成以及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 绿色农业 生态文明 作用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它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而绿色农业是以生态为基础、科技为主导的新型现代农业模式,发展绿色农业,不仅能够适应建设生态文明的客观需要,而且对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普及绿色农业知识,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加大绿色农业的资金投入和科技创新力度,大力扶持绿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大力促进绿色农业的发展,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一、绿色农业是适应生态文明客观要求的现代农业模式
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之后,现在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重大进步。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农业作为一种以生态为基础、科技为主导的新型现代农业模式,是对以前所有农业模式的总结和提高,加快绿色农业的发展正是适应了建设生态文明客观需要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工业文明既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又使人类的发展陷入了困境。导致陷入发展困境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一方面,人类消耗甚至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资源衰竭的困境;另一方面,人类的经济活动严重地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为摆脱发展困境,世界各国都在反思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认识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不仅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而且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做出了重要部署。从当前来看,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两项战略任务。这就要求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绿色农业是以生态为基础、科技为主导的新型现代农业模式,它不仅适应了现代农业发展趋势,更体现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客观要求。首先,绿色农业强调以科技为支撑,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来解决资源短缺与人口增长的矛盾。这就必然要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绿色农业强调以生态为基础,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绿色农业提供的是绿色产品,倡导的是绿色消费,通过培育优良品种、改善土壤质量和利用生态机制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对农药和化肥的依赖,也就较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因此,绿色农业是适应生态文明客观要求的最佳现代农业模式,在我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发展绿色农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绿色农业是当前现代农业的主导模式。在我国,发展绿色农业不仅适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而且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发展绿色农业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建设生态文明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绿色农业是对以前所有农业模式的总结和提高,能够有效地解决我国当前农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绿色农业强调以科技为主导,发展绿色农业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保障农产品的大量产出,有效解决农产品供求不平衡的问题;绿色农业以生产绿色食品为核心,发展绿色农业,能够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绿色农业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重点,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绿色农业是有效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问题的必然选择,不仅为建立起可持续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创造良好条件,而且还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发展绿色农业有利于推动科技进步和促进公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的转变,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发展绿色农业是推动科技进步特别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绿色农业要求确保资源安全,强调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这就会极大地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尽可能地减少农业资源的利用和消耗;绿色农业的最终产品是健康、安全的绿色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中,都要实行严格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这必然推动绿色农业相关技术的进步,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同时,发展绿色农业还有利于促进公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的转变。发展绿色农业,有利于引导广大公民全面认识农业,正确认识绿色产品,自觉进行绿色消费,带动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农药等。这必将对我国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重要的人力支撑。
再次,发展绿色农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安全的生态环境,绿色农业以“绿色环境”、“绿色技术”、“绿色产品”为主体,实现了由高度依赖先进工业装备和过分依赖化肥、农药的石油农业向主要依靠生物内在机制的生态转变,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选择的最佳农业发展模式。
最后,发展绿色农业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为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良好条件。发展绿色农业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绿色农业是一种投入较少而收益较大的产业,可以使农民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绿色农业积极倡导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作用,为农民收入的增加开辟了新的渠道;绿色农业强调实现产业化经营管理,需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仅可以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和增收渠道,而且形成了农工贸一体化服务,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这必然对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建设生态文明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积极建设生态文明
绿色农业是适应生态文明客观要求的现代农业模式,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绿色农业的发展,积极建设生态文明。
首先,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加快发展绿色农业的共识,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目前,我国在发展绿色农业的问题上还存在着认识不足、观念滞后的问题,直接影响了绿色农业的发展。对此,我们要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络等现代化的宣传工具,通过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宣传活动,普及绿色农业知识,在全社会形成支持绿色农业加快发展的共识,增强各级政府、农村基层干部以及广大农民发展绿色农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广大消费者认识化学农业、“黑色农业”的危害,认清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的国情,自觉拒绝污染和不安全的食品,增强绿色消费的观念,逐渐形成绿色消费的习惯和行为。通过宣传发展绿色农业的重要性,积极倡导绿色消费,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起生态文明的思想观念。
其次,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为绿色农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绿色农业是一种新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离不开各绿色农业示范区示范带动作用的发挥。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批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区,比如黑龙江、湖南的水稻生产和加工,内蒙古的乳品和牛羊肉生产与加工,新疆的葡萄和番茄生产与加工,江苏、浙江、福建的茶叶生产和加工等。这些省市区具有发展绿色农业优越的自然条件,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产品生产与加工优势,完全可以利用现有条件和优势,建好当地的绿色农业科技实验和示范区,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大力促进相关绿色农业科学技术在当地的推广和应用,通过示范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带动全地区绿色农业的整体发展,也为建设生态文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再次,加大资金政策扶持力度,为绿色农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发展绿色农业,建设生态文明,都离不开资金和政策的扶持。我国应该积极调整农业相关投资政策,把绿色农业建设作为农业投资的重点,加大公共财政的投资力度,为加快绿色农业的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提供雄厚的资金保障。根据绿色农业的发展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对绿色农业发展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主要应集中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扶持绿色农业科技创新,为绿色农业的发展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公共财政要加大对绿色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资金支持,并引导农业科研单位将研究重点转向绿色农业,加快对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技术及其综合配套技术、质量监督检测技术、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利用技术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二是大力扶持绿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绿色农业环境保护与资源循环利用的财政投资或补贴,为绿色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发展绿色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循环利用则是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加强公共财政对绿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农业环境保护与资源循环利用的资金扶持,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搞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大江大河大湖治理,集中建成一批大中型水利骨干工程。另外,我们还要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等,增强生态功能,为绿色农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三是大力扶持对广大农民的知识和技术培训,为绿色农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力支撑。农民是发展绿色农业的主体,而当前我国广大农民不仅缺乏对绿色农业的认识和了解,更没有掌握发展绿色农业所必需的相关技术,因此,应根据各地发展绿色农业的条件及其绿色农业发展规划,多渠道、多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当地农民进行绿色农业的知识和技术培训。通过提供有力的资金政策支持,大力发展我国的绿色农业,充分发挥绿色农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参考文献:
[1]刘连馥:《绿色农业初探》,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2]孙火喜等:《加快我国绿色农业发展的思路对策》,《江西农业学报》2007年第3期
[3]杨兰根 张爱民 郑立平:《绿色农业及其发展对策》,《江西农业学报》2006年第5期
[4]张秉福 叶海芹:《试论我国绿色农业发展中的误区与对策》,《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5]刘伟明:《中国绿色农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世界农业》2004年第8期
[6]张爱民:《关于绿色农业发展若干关键问题的思考》,《中国食物与营养》2007年第3期
毛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使我们的社会更快地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毛概政治论文30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长期艰辛探索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总任务;领导核心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06-02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党的报告对这些问题做出言简意赅的阐述，这对于统一人们的认识、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艰辛探索实践的根本成就
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大历史时期，每一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9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90多年成就积累而成，是90多年各方面成就的集大成。它既是党所取得的全部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在内的其他一切成就的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发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的时代强音，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90多年来，党和人民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构成的三位一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是社会主义，它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坚持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坚持以人民当家做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方面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和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特在何处呢?党的报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三位一体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征。由此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上，特就特在其理论体系上，特就特在其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2]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成功，也经历过很多艰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中国共产党团结的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它包括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的有机统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终极意义来讲，它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一种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以来，中华民族一切仁人志士的共同信念和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90多年的艰苦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之路、成功之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程和发展潮流，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时代要求。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就要回答“中国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在60多年的建设实践中科学解答了这一问题。中国现代化首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任何照搬“西化”或者其他“模式”都无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中叶，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3]1357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担负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使命;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把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最显著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新时期，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的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在当代中国，“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4]262
在新形势下，党经受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面对不断变化着的党情、国情、世情，承担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中国共产党要确保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领导核心，就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要完成历史使命，就必须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只有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依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5]6。为此，必须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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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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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接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成了2005年政治生活中的重大政治命题和理论课题，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也是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指发展的目的，“全面发展”是指发展的内容，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指发展的原则。科学发展观解决了何为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什么、如何发展、怎样评价发展的问题。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1)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进入人均GDP为1000至3000美元的发展敏感期；(2)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3)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客观上要求我们转变发展观念；(4)以往的各种经验教训促使我们实施新的战略决策；(5)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使我们有条件解决过去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三，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1)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理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来的，是对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2)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发展本质的新揭示、发展主体的新阐述、发展内涵的新界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发展目的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3)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指导思想。(4)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执政理念，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富民安邦的行动纲领。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