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蒙古舞蹈美学多年来，我收集整理“蒙古舞及蒙古诸部族舞蹈名词术语蒙汉双解资料”的同时，立项研究了“蒙古诸部族舞蹈审美特征”。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这部《蒙古舞蹈美学概论》。我是从舞台表演艺术起家的，尽管有大量的艺术实践经验和艺术创作，但我并不具备论证的能力和理论高度，很难迈入学术领域的门槛。我没有灰心。通过1990年至1992年近两年的准备，通过朋友邀请自费赴蒙古国摸底考察，6天的时间里收获不小，扛回来一批图书资料和录像、录音带等相关资料。回到北京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看录像，听录音。1993年我向文化部提出了确立蒙古舞蹈科研项目“蒙古诸部族舞蹈审美特征”和“蒙古舞蹈名词术语蒙汉双解资料”的申请，获得批准。1994年、1995年又赴蒙古国考察学习，在乌兰巴托学到了自己想学的东西，查阅了大量资料，得到了充实提高，也征集到了相关资料。在我研究蒙古诸部族舞蹈全过程里，经过多次反复鉴别，我把其中一部分认定并提升为美学术语并加以注释。还有一部分是原有的蒙古舞蹈名词术语，过去只是作了一些简单的动作解释，并没有认定它是美学术语，现在我把这一部分也提升和认定为美学术语，从不同的审美视角加以注释。譬如，“萨布尔登伯依勒格”运作组合里的名称及名词术语，以往只做学术动作名称的解释，没有从美学和文化蕴涵的视角和深度与高度思考“萨布尔登伯依勒格”的美与动律名称及名词术语。我觉得应当从美学视角思考研究它的来源、它的形成、它的审美特征、它的兴起环境。再从它的发展规律入手，追踪其动律名称与组合名称之间的变化，组合名称与名词术语之间的沿革，以至将名词术语里的美学含量加以注释提炼，而后把它提升到美学术语加以锁定。我认为，应当保留“陶布绣尔伯依勒格”的12个“组合名词术语”和12种“陶古绣尔”乐曲相媲美构成的一套完整系列性组舞，这12个名词术词不可以拆开，这一组系列名词术语里有鲜活的蒙古舞蹈美学，它有待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还有，“萨布尔登伯依勒格”是由动律名称与名词术语组合而成的。每个动律组合里包含美学术语的成分。每一组动律组合里蕴涵着蒙古舞蹈的美。蒙古舞蹈“伯依勒格”里的文化底蕴深厚且容量大。在蒙古舞蹈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里，它是所有蒙古舞蹈中的名词术语提升为美学术语的坚实基础，其美学术语是蒙古舞蹈美的领先“样本”。“伯依勒格”是构成蒙古舞蹈精美的舞蹈语汇的佐证。假如一个民族只有单一的几个舞蹈动作而没有丰富多彩的舞蹈语汇，就好比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一样，将会受到极大的局限。一个民族的舞蹈没有丰富多彩的舞蹈语汇，它怎样来表述审美特征呢？！由此而言，“伯依勒格”是蒙古舞蹈文化的原形，是蒙古舞蹈的主流文化，是民族特色的象征，也是蒙古舞蹈文化兴起与繁荣发展变革中的标志，是蒙古舞蹈精致化的艺术缩影。还有，《乐诗之舞》与《史诗乐舞》不能混为一谈。《乐诗之舞》是指诗歌里的乐舞，《史诗乐舞》是指蒙古史诗里的乐舞。这是蒙古舞蹈艺术精致与成熟的程度中，产生了在“宏大”里的细节，与其渗透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之中的美学成分。对《安代舞》，经研究认定和排列了12种名词术语的顺序，这12种名词术语顺序不可以颠倒，如果颠倒了的话，势必会破坏经提炼而成的美学术语的完整性，贬损它的价值。蒙古传统舞蹈动律的核心是情趣美，应当让人们透过动律美意会到灵魂美，领略到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回味无穷的艺术想象力。蒙古民族在“诗的海、歌的海、舞的海”中充分显示了一个民族的艺术想象力及其悠久传统，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艺术想象力和不具有艺术家群体，那么这个民族可能是愚昧无知的民族吧。舞蹈是视觉艺术，是通过舞蹈演员的人体旋律在舞蹈作品中体现美的含义。它的审美情趣直接通过舞蹈演员展现。然而，舞蹈演员的能力直接影响到舞蹈作品的成与败。如若舞蹈演员不注重美学和文化修养，那么，单纯靠舞蹈的技术技巧去完成一个作品，就等于没有民族文化的血脉与审美情趣，也就不大可能上升到美学高度，只能是停留在技术技巧的层面上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讲，再好的技术技巧也不可以取代舞蹈的美学和美感。舞蹈不是语言艺术。假如，演员在心目中只注重自我与舞蹈的技术技巧，而不去探索作品里的美，那他就不可能准确地表现舞蹈作品里的灵魂美，从而会直接扭曲作品的原本立意和美的意境。我认为蒙古舞蹈的美学思想就是通过好作品、好编导、好音乐、好演员铸造出来的，而且缺一不可。譬如，《盅碗舞》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真正地体现了《盅碗舞》与“伯依勒格”的密切关系；演员通过表演体现了与蒙古诸部族传统舞蹈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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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文化里，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密不可分。音乐不仅对我国诗歌的内容、题材、形式和风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历代诗歌的生成、传播以及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诗歌与音乐在向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两者时分时合。诗歌是一种人们非常喜欢的艺术形式，要想弄清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首先要弄清诗的根。“诗歌”，顾名思义，“诗”和“歌”是密不可分的，好诗的诞生激发了音乐的多样化，它们就是这样相辅相成地陪伴着。一、我国历代诗歌与音乐的历史关联性诗是最早绽露的文学萌芽。诗和音乐像一对孪生的姐妹，从诞生之日起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它特有的声情韵律感染着万千读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一）诗歌与音乐的渊源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每一首诗，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风”“雅”“颂”便是根据音乐特点所做的分类。从《诗经》到《楚辞》，以至律、绝、词、散曲，都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对音乐美的追求与进步的足迹。历代文论对此问题也不乏探索与灼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袁枚《随园诗话》说“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明代诗论家谢榛的《四溟诗话》主张“诵要好，听要好……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清人刘大在《论文偶记》中说“积字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来看，诗歌和音乐相结合更是水乳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段。诗歌与音乐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抒情见长，都十分讲究节奏、韵律、音调。我国历代诗歌都具有格律化、音乐性、“韵律美”。在古代文化里，“音乐入诗”是个热门的话题。音乐艺术，可谓是古代传承下来的“永恒主题”。诗歌传唱的盛行不仅为古代文化的传播发展、继承做出了贡献。使我国历代、现代的诗歌和音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诗歌与音乐文化渊源的角度来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这会使我们对诗歌与音乐之间的认识变得更加全面和清晰。（二）以汉代为分界的诗、乐相互关系在我国汉代诗歌与音乐的研究领域中，中国古代文化精神史上它们也极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用。在汉代，人们继承并发扬了我国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传统，新创立的律、绝二体新诗，尤其渗透了音乐元素，比古体诗歌更适宜入乐。由此，诗歌与音乐的交互关系密不可分，让我们重温了诗歌与音乐的融合性，在我国诗歌与音乐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演变阶段。自汉代开始，乐发达，诗鼎盛，是乐与诗的完美结合，促进了音乐与诗歌的共同发展；同时诗对乐的精妙描写， 使热衷于音乐、诗歌的人都受益匪浅；保证了音乐与诗歌朝着更加健康和理性的方向发展。（三）现代诗歌与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现代诗歌与传承音乐是音乐和实际意义的语言结合，这就是诗歌的本质意义所在。而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必须是与该时代的音乐相适应的，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就会发现，现代歌曲正是现代诗歌与现代音乐的结合，反映着现代人的喜怒哀乐，强烈的抒情性是它突出的特点；它也继承了赋、比、兴的手法，也采用重章叠唱的传承方式。因此，每个时代亦有与该时代音乐相适应的诗歌形式，音乐的变化发展必然引起诗歌形式的变化发展。认识到现代音乐是当代的诗歌形式，那我们就不应再去盲目探索新诗的形式。现代的人们应更加投入到现代音乐歌曲的创作中去，尤其是要投入通俗歌曲的创作中去，使这种诗歌形式得以提高，从而得到不断的新发展。二、诗歌与音乐在文体上的相辅相成性诗歌与音乐来自语言文字的内在支出，只有载着情感的语言，才能将潜藏在语言内部的音乐借节奏、音调、韵律美等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并引起读者们的心灵感应和共鸣，从而给人以美的享受。以下就从诗歌和音乐的节奏、音调、韵律美来展开说明：（一）诗歌中的乐感呈现（节奏、音调、韵律美）在我国古代生活中，任何事物的节奏都是调节感觉反应一致的，节奏在诗歌的音乐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诗歌与音乐的节奏，是由不同语音排列次序，形成抑扬顿挫的韵律，主要有一定的轻重高低的音律和一定时间间歇所形成，每一个顿数之间的时值相等，这样读、唱起来就形成了有力的节奏感，因此诗歌与音乐节奏才真正和谐、表里如一，更为融合。历代诗歌与音乐的音调调配上也很讲究，所以读的时候抑扬顿挫，唱的时候也更富有旋律感。音调是表达感情的，诗歌与音乐是感情宣泄的窗口，诗歌与音乐的音均是四种音调，每一个音调一旦改变其高低升降，就改变了其意义，这是音调的特色之一。音调的高低、升降、构成了语言的音调，而高低、升降是音调的主要表现所在。我国历代诗歌与音乐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韵律美”充分体现出诗歌与音乐的精髓之处。诗歌具有一定的音乐性和“韵律美”。完美的“韵律”，一方面可以加强诗歌与音乐的节奏感，达到和谐整齐的感官审美效果；另一方面则可以促进情感的抒发。可见，诗歌与音乐的韵律与感情的抒发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历代的诗歌与乐上十分注重“韵律美”，但“韵律美”表达的方式比较自由，没有硬性的规定。韵律对诗歌与音乐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使诗歌和音乐更加悠扬动听，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以此来加强诗歌的“韵律之美感”。（二）诗歌中的音乐“感受”在我国历代艺术的表现中，诗歌与音乐往往结合在一起共同宣扬。在诗歌里，乐的句型构成节奏，声调和语调构成旋律，韵式相当于调式，从而形成了诗歌对音乐的感受。优秀的诗歌，体现了音乐本身的力量和精神所在，体现出音乐的感觉和诗歌的节奏。诗歌应该体现出一种张力，并融合内在的魅力和生命力。在诗歌里，我们很容易发现音乐的存在，诗人们喜欢用音乐如歌声，演奏曲，去抒发情感，用这种无形的有规律的音流，把人们的视觉转移到听觉历史上去，并由此而产生新的美的艺术效果，得到一种顿悟灵通的微妙艺术享受。 （三）诗歌的音乐“美”特性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式，对音乐美的表达有着相当高的要求，“诗”是诗歌对事物和存在个体自身神秘而神圣的言说方式，诗歌不但有义，还有音。诗歌的节奏和抑扬变化是音乐抒情的重要手段，也是形成听觉艺术形象的主要因素。因此，一切有成就的诗人都很重视诗歌语言的音乐美的特性。有音乐学者，坚持诗歌是音乐美的固有的特性，关键在于确认和坚持诗歌的音乐性为前提。诗歌在结构上复沓、整齐、对称等，因而也产生了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强烈的音乐美感。这种结构的特点及规律也就形成了一种“大节奏”，如果将整首诗歌想象为一句，那么这种大节奏即相当于诗句内部的节拍，缺乏这种大节奏，诗歌整体的音乐美感就要逊色多了。正因如此，我国古典诗歌才在结构形式上严苛始终，操守不改。三、诗歌与音乐意义分析诗歌与音乐，必然是促进了诗的音乐性。而好诗的诞生又激发了音乐的丰富多样化，它们就是这样相辅相成地“陪伴”着，助于探究历代诗歌以及音乐的发展脉络，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共融性。一首优秀的音乐艺术歌曲，带给我们的不单单是音乐上的享受过程，更是心灵上的感情表达，很好地将我国历代诗歌的精髓，充分展示在音乐曲之中，以求诗歌词和音乐完美的结合，从而创作出特色鲜明、情景交融、清新典雅的艺术佳作。音乐和诗歌的关系是一种独立而又从属的神秘关系，音乐必须表现诗歌的意念，就像我们拿颜色表现画的意念一样。我觉得诗歌与音乐的融合，是整个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现代的音乐在词的表达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诗歌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音乐艺术，这在整个主题表达上无疑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在情怀上还是感情上表达，古典诗歌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音乐艺术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在历代诗歌与音乐在传承中，无论在历史进程还是文本演变中，都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彰显的关系。认清两者的关联性与意义，将推动诗与乐文化的纵深化发展。总之，在我国历代音乐与诗歌的艺术道路，它们经历了数千年悠久历史。在古代，诗歌本身具有格律化、音乐性，且具有韵律美。本文从新的角度探讨了诗歌与音乐之间的深厚渊源以及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使我们对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加强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是世界文化向前发展的重要途径。综上所述，诗歌这个词语里面本身包含了“音乐”所在。由此可见，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二者之间始终相辅相成，互相交融。
古诗词是现代流行歌词的远祖，有其“剪不断理还乱”的藕断丝连和“抽刀断水水更流”的一脉相承，这是事实，不可否定。这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底蕴与文化传承的结果。前苏联词作家萨柯夫斯基明确指出：“好的歌，它的词都具有不依赖音乐的独立艺术价值。”因此，研究古诗词的承传与转化，对当代歌坛的开拓价值，具有畅通古今的现实意义。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又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再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乐歌。楚辞“书楚语，作楚声”，与《诗经》成为诗歌史上的两座丰碑。《乐府诗集》中的乐府，多为歌词，“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表达了诗与歌之间的密切的血缘关系。在中国，诗与乐很早就发挥着抒情言志和教育人的作用，诗依靠乐得到广泛的传播，诗就是歌，即声诗。古诗词吟与诗是紧密相联的。吟诗也是诗人赏析、抒情、创作诗词的重要方式。《辞海》解释“吟”为：“吟咏、做诗”。《孔颖达疏》又对“吟”作了明确解释：“动声曰吟，长言曰咏，做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实际上吟诗的过程也就是品诗的过程，吟出其情其感。吟诗有三品：一吟一品：品物境；再吟再品：品情境；三吟三品：品意境。从原始歌谣、《诗经》、汉乐府、直到词曲，声诗的发展源远流长，当一种诗体产生民间时，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也好，唐诗宋词也罢，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宋词就是配合乐曲而唱的歌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流行歌曲称通俗歌曲。“通俗”是就其演唱方式而言的。流行的歌词创作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属于诗词创作的范畴。流行歌曲展现了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心态，为一种通俗文化。“以歌传情”是流行歌曲的核心，每首歌词都确定一种感情基调，字里行间中寻觅以词抒情、以情带声的重要追求。中国古典诗词大都非常讲究，在遣词造句、叙事抒情上自有一套严格的理论，是字字珠玑，千古传颂。古典诗词非常强调韵律，大多音乐感极强，结合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含蓄委婉，百折千回，动人不已。这是当今诸多流行歌曲创作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许多音乐创作人采用挑选经典的古诗词，谱上曲，诠释千古佳句。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著名歌手邓丽君、王菲等人都曾演唱过,流传甚广。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此词被重新谱曲后歌名为《月满西楼》，配以古典情怀：一位古装女子，手持罗扇，独倚窗前，望穿秋水，只为等待归人。整个歌曲朴素清新，笼罩着深层的相思之痛，与李清照的词风尤为吻合，实乃天作之合。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柳永的《雨霖玲》（寒蝉凄切），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等，由古月、刘家昌、翁清溪等著名曲作家谱曲与诗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加之有婉约清新唱腔的邓丽君演唱，使得这些曲目成为现代音乐史上传颂的极品。曾被《音像世界杂志》评为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可谓评价之高。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现代版诠释了。83、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武松》中，张都监家的丫鬟，就曾弹唱了这一曲，但这属于声乐作品的范畴。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的融合性。再来换一个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现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恰好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正说明了，艺术其实并无雅与俗不可逾越之鸿沟，关键在于融合的手段了。徐小凤演唱的《别亦难》，由何占豪作曲，用的是李商隐《无题》前四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样是脍炙人口的好歌。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词人借千古英雄的是非成败，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在浑厚的音调之下，表现对世事沧桑的超然和感悟，雄浑而深沉。《三国演义》电视剧将词谱曲，杨洪基演唱，为电视剧增色不少。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是你吧/高高挂在穹苍千年啦/看尽了人世离与散……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首歌曲中引用了古诗直接谱曲，在诗的前半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对李白的《静夜思》做的全新注释。著名音乐人宋柯曾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古诗新唱还是意译古诗，都是适用了经过上千年有中国特色检验的文学精品，它们具有广泛的认知度和群众基础。借用古典诗词来表现流行歌曲的主题和内容，既给予了流行歌曲一表现空间，广泛的也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找到了一条将歌手推进众人的捷径。”古典诗词对现代流行歌曲创作有着深远的的影响。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诗经》亦是现实主义），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汉代《孔雀东南飞》、北朝《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此外，《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杂言种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 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 统，是《庄》、《骚》的遗响。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05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下面是我整理的谈乐府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相关内容。
摘要：在乐舞体系中，《诗经》开辟了中国音乐文学的源头，在不断的发展摸索中，汉乐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乐舞体系。本文首先分析了乐舞体系的具体含义和大致的发展框架，然后选取了比较有时代特点的《诗经》乐舞与汉乐府乐舞体系，然后分析两者建立的背景，两者作为诗和乐舞的综合体都有自己独有的社会功能，从多种不同的社会功能演变中进而分析汉乐府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从多个角度阐述当时社会在乐舞运用上的功能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会原貌。
乐舞体系与诗是不可分割的，正如余冠英曾说的那样，他说《诗经》是汉代以前的《乐府》，《乐府》是周以后的《诗经》。足以知晓两者关系的密切。在实际中，《诗经》和《乐府》也存在着联系，以前乐舞体系的建立与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密不可分，当时周和汉在治国上主张“礼乐治国”，通过这种思想体系和文化系统的构建达到教化民心的作用。要想维持社会的“礼”就需要乐舞的软性调和，而不是用“邢”来强制约束，而乐舞又与诗是紧密联系的，诗中展现出来的美好景象需要用肢体行动来描述，《诗经》和汉乐府诗歌也就成为了诗乐舞为一体的综合形态展示。在乐舞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汉乐府是如何借鉴《诗经》中的元素一步一步发展演变的，这是本文论述的关键所在。
一 《诗经》与周王朝乐舞体系的建立
众所周知，《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可见《诗经》中的诗用于歌唱，诗词都是被人谱曲唱出来或者是按照节奏跳出来，在史书《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曾三百五篇皆弦歌之。”按照音乐风格的不同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了十五个地区的有特色民歌，也就是所谓的民间歌谣；《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是一些贵族进行宴会或者是诸侯朝拜时候奏的乐曲，《颂》是进行祭祀时候的舞曲和史诗，大多是宫廷的乐师根据需要进行收集或者是创作，一般都是歌功颂德，在祭祀祖先需要在配有仪式，也需要配乐舞蹈，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时最重要、最典型的乐舞表现形式。可见，在《诗经》产生的周代，《诗经》集合了诗与乐舞，组成了三位一体的独特结构形态。
《诗经》中乐舞因素与周代的治国理念也是不谋而合的，周代是一个特别注重礼教的朝代，也就是“礼乐治国”，“《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这正说明了诗书礼乐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祭祀活动中，祭祀不能没有诗歌，不能没有根据诗歌编排的乐舞，这也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正如《礼记?祭统》中多说的那样：“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先秦时代，每个部族在进行祭祀活动时，都有自己偏爱的内容和形式，这种形式一旦被整个部族认可就会被一直延续下去，这种乐舞的形式也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当时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大概意思是国家灭亡了宗庙祭祀活动的乐舞是不会消失的，还会在一个新的国家中一部分小团体还在沿用。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民心，一统天下，于是就采取礼乐治国的方式，从事一系列的文化统治活动，例如设立了管理乐舞的专门机构，设置了专门从事乐舞采编活动的人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诗经》中的诗歌内容不断丰富，留给后人大批的精神财富，同时乐舞体系也不断地完善建立，周王朝在“礼乐治国”思想的引领下，逐渐强盛。
二 乐府诗歌与汉代乐舞体系的建立
秦代之后设立了乐府这一管理乐舞的机构，借助乐府，汉乐府诗歌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汉乐府诗歌也就成了继《诗经》之后歌舞乐曲的大融合。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广阔，不仅包含了宗庙祭祀的乐舞，而且还包含了征战、宴饮以及女性题材的乐舞。在《乐府诗集》中大概汇集了四种题材的乐舞形式。第一种是祭祀的乐舞，如《郊祀歌》，主要是祭祀天地诸神，乐舞华丽典雅，就是单纯的祭拜，没有太过深刻复杂的思想内容。第二种是鼓吹曲辞是民间创作出来的较为杂乱的乐舞，相传是受民族融合的影响吸收过来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第三种是相和歌辞，也就是江南地区的民间歌谣，比较出名的就是《白头吟》、《雁门太守行》等，除此之外还有50多首的民间歌谣，这些都是汉乐府诗歌中的'精品。第四种是杂曲歌辞，据说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声调已经失传，来源也尚不明确。
在汉乐府推动下的乐舞体系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思想和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往在周王朝推崇的礼乐治国发生了动摇。尤其是到了春秋战国百家思想争鸣，法家也推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尤其是到了秦末战争之际，彬彬有礼的做法已经消失殆尽，不良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乐舞体系的建设也没有以前那么重视，不会当做是国本来经营。唯一变化较小的就是汉代依旧很看重宗庙祭祀活动。相传刘邦让其夫人创作用于祭祖的乐舞《房中乐》，可见在当时祭祀活动必须要有乐舞才能完成。汉高祖过世时也有人奏《嘉至》，奏《永至》。当时还设有乐官奉常，负责宗庙祭祀的乐舞。到了汉武帝时期，“尤敬鬼神之祀”成了帝王的信条，祭祀活动也设置了相应的管理部门，乐舞也形成了固定的形式，自此汉代恢弘庞大的乐舞体系才开始正式建立起来，逐渐朝着“建章立制，衬托皇家神威”的典礼仪式方向转化。汉乐府诗歌也就被更多的人所熟识。
三 乐府对《诗经》在乐舞方面的继承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朝代关于乐舞的理念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汉乐府与《诗经》在诗歌写作内容上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乐舞的发展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是如何变化的，是接下来要论述的重点。
1 汉代乐舞的规模较之周时期乐舞有所缩减
周代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从“以礼治国”的治国方针出发，建立了大规模的乐舞体系，在当时有专门的机构从事乐舞的编排工作，尤其对祭祀来说，天子的祭祀活动、诸侯王爷的祭祀活动以及后宫妃嫔祭祀活动的规模都是很大的，程序严谨，包括演奏者手中的乐器演奏方式小致乐器的摆放，演奏时间、人物和演奏者的出场时间和方位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场景宏观浩大。在相关乐舞文献《同耗》中就是这样记载的：“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蒴》，士奏《采蘩》。”意思就是根据身份的不同采取的乐舞也是不同的。这些乐舞都是由国家规定的，大到王公贵族小到平民百姓都需遵守，在典礼中，乐舞成了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职能部门。到了汉代，也建立了乐府机构，但是规模不如之前。在汉武帝时期，重视祭祀活动，乐舞的规模稍大。但是到了其他帝王当政，对祭祀的重视程度不如以前，乐舞大多用在了娱乐方面。从事乐府活动的不再是权高位重的王公贵族，担任此项活动的人很多都是出身比较贫寒低贱的庶人，当时也出现了很多以此为业的艺人。在汉代文学作品的记载中，《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是用于祭祀活动，而其他的作品大部分是说宴饮的。也就是说乐府的规模伴随着祭祀规模的缩减，其乐舞的规模也没有周代时期鼎盛。
2 汉代用于祭祀的乐舞相比周代有所减少
在《诗经》中有大量的关于祭祀乐舞的记载，占据了整个《诗经》的大部分，大多是说天子诸侯和后宫嫔妃的祭祀活动。按照《诗经》的分类，雅占据了很大成分，其中的雅又分为大小雅，大雅用于祭祀祖先、功臣，小雅祭祀天地神灵，可见祭祀的乐舞是周代乐舞的主体。到了汉代，他的乐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像《文始》舞是继承的周代，效仿周代祭祀先王的，另一部分是汉代乐官和民间制作的，有宴饮的乐舞，有歌颂军旅生活的乐舞，与之前相比增加了更多的抒情性质。随着国家统一的步伐，分封制度得以建立，诸侯割据的局面也逐渐减弱，祭祀诸侯的乐舞也就相应的消失，祭祀也就变成了祭祀皇族和祭祀天地，由于祭祀对象的减少，祭祀的乐舞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3 乐舞伴随着新声开始大规模的流传于民间
在《诗经》中记载的流传于民间的乐舞是非常少的，在《礼记?乐记》中就记载说：“郑音好滥淫志，宋膏燕女溺恚，至膏趋数颓志，骞音敖辞乔恚，此四者，淫于色丽害予德，是以祭季巳弗用也。”这些乐舞经过乐官的润色基础上不会流入寻常百姓家。民间的乐舞由于自身的内容涉及百姓的生活无关社稷，与当时大规模的祭祀乐舞不相符，所以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所有在民间留下了的周代乐舞很少。但是民间乐舞的发展步伐并没有因此终止。随着汉代疆域的不断扩大，民族融合的步伐也加快，统治者对待外来音乐比较宽容，在汉武帝时期还任用了有才能的乐官李延年，他在乐舞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一些所谓的新声也逐渐流入庙宇。在《乐府诗集》中说：“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可见在当时的乐器比较丰富，有箫、笳、角、鼓等，也说明汉武帝把这些乐舞作为厚礼会赏赐了南越七郡。这些新鲜的乐舞为人们的生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逐渐逃离了宗教祭祀礼乐的束缚，开始了不是“先王之乐一，而是‘世俗之乐’”的新旅程。
4 乐舞轻松娱乐的元素更多
根据《诗经》的记载，大部分的乐舞都是雅乐，乐舞的动作和音乐都太多庄严肃穆，一般都是用在正规场合，用于朝廷的重大活动，大多是祭祀活动。而且就像孔子说的那样，这些诗主要是为了贵族青年服务的。到了汉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出来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外，开始尝试着去追求一种新的乐舞以丰富自身生活。汉乐府的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雅乐已经不适合汉代生活了。在《汉书?扎乐志》中可见：“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气。”这就说明在汉室雅乐的声律有人已经不能说出准确的意思了。在此时人们也希望有更轻快自然的乐舞出现，丽俗的乐舞对应了大部分人的口味。在这种情况下，俗乐在汉代就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俗乐轻快的风格带给人的轻松愉悦的感受也就注定了它能够深入民间，这种轻快的乐舞更加具有表现力，也不再向以往那样的沉重庄严，在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汉乐府的形式不是凭空形成的，它的乐舞在自身进行创新的同时也继承了《诗经》中某些有利元素，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经过官方和民间的加工改良之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这些特色也显示出来音乐文学存在着内在的继承性，这是音乐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是音乐文学发展的道路，在历史演变中不断寻求新的突破，为创作出更好的音乐作品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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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阳：《微妙的调和：唐代乐舞文化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扩展：汉乐府是哪个朝代
汉乐府是西汉朝代的。
汉乐府介绍
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乐府”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官署。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于《诗经》的是，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汉代《孔雀东南飞》、北朝《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此外，《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汉乐府分为：
1、郊庙歌辞：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华丽典雅，没有什么思想内容。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楚音）、《郊祀歌》十九章等。音乐主要采用秦国音乐和楚国音乐。
2、鼓吹曲辞：又叫短箫铙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歌辞是后来补写的，内容庞杂。主要是民间创作。
3、相和歌辞：音乐是各地采来的俗乐，歌辞也多是“街陌谣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汉乐府中的精华。
4、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无可归类，就自成一类。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六百多年的诗歌三百一十一篇。汉代乐府诗定义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汉书艺文志》记:“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武帝采诗,除为考察民隐外,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以供娱乐。
（1）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和残暴罪行，表达了下层人民的痛苦、不平和反抗，是《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进一步发展。（2）汉乐府民歌发展了《诗经》的叙事成分，形成了新的诗歌体裁——叙事诗，丰富了我国的诗歌体裁。（3）汉乐府民歌突破了《诗经》四言格式，长短不拘，以杂言为主，并逐渐趋向无言，表现力有很大提高，（4）汉乐府民歌继承发展了《诗经》赋比兴手法。总之，两汉乐府民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传统，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800字，太多了吧
这个有困难。
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诗词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丰富的描写内容、奇妙的韵律节奏让多少文人倾心于它们的创作，让多少百姓醉心于它们的品读。无数的价值寄托，无尽的情感宣泄凝结其中，直接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文人精神。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大众。流行音乐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受众集中体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独特的情感选择与对当前社会的感触。流行歌曲是通俗的，但不一定是俗的。 因此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主动地将唐诗宋词和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高峰上的千年积雪，一个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相隔着太遥远的距离。但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抹灭的关系。 一、诗词与流行歌曲的本质趋同 如果把唐诗、宋词称为唐宋时的流行音乐也不为过，更何况词更多的时候是配乐演唱的。说诗词与流行音乐的本质趋同是结合了一定的时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无论诗词还是流行歌曲都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气质文化在诗词与流行歌曲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而且是作为主流文化反映的。古典诗词在那个时代与流行歌曲具有共同的一个特点：流行。诗词流行音乐在抒情言志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是抒情言志的良好的载体。人是需要情感表达的，更需要情感表达的良好方式。当一个人在诗词与流行音乐中读到自己相同的情感寄托，那瞬间的感动足以说明诗词、流行歌曲在情感表达方面对莫大作用。诗词、流行歌曲的本质是趋同，只不过音乐文学（歌词）还没有古典诗词一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它永远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只是这需要历史的积累与时间的积淀。 二、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影响。 1、唐诗宋词直接成为流行歌曲的表现主题和内容，给了流行歌曲另一方表现空间，一方面考较着流行歌曲创作人对文化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流行歌曲的表现功能，且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 流行歌曲展现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形形色色的情绪与心态。而作为当时朝代的流行歌曲，唐诗宋词的功能与意义恰好在在这个地方。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人们所经历的事物各有不同，由此洐生而出的情绪感受也会相去甚多，但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反应与情感，却并不受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因此，某些古人所经历的心理应变放在今日也同样可以适用，那么用以表现古人情感的诗词歌赋，同样也会是今人的心理映照。中国的古代文学大都非常讲究，在遣词造句，行文起势，叙事抒情上，自有一定规格，往往是字字珠矶，千古传颂。古诗词非常讲究韵律，大多音乐感极强，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结合到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往往是含蓄婉转，迂回曲折，动人不止，这些恰似当今诸多流行歌曲创作人所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因此，许多音乐创作人，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直接挑选经典的唐诗宋词，谱上曲，换一种角度来诠释千古佳句，这本身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对演唱人来讲亦是如此，因为听者会不自觉地拿曲作者的曲与演唱人的唱来与原诗相靠，看是否丝丝入扣，从而对创作者与演唱人的品质进行评判。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我觉得当属邓丽君。邓本身是以唱台湾小调起家，本身已有不少民族文化气息的濡染，加上台湾一批执着于传统文化的音乐人，共同泡制出许多与原诗同样经典的作品。邓曾经出版过一张名为＜淡淡幽情>的个人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和多位宋代词作名家的经典作品，包括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源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是<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由台湾声名卓箸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扬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再加上邓的内敛婉约清丽的唱腔，使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足以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有长久＞，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的现代版诠释了。 2、唐诗宋词构成了现代流行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并成为其创作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方式。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广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题的广泛性。许多现代的流行词作人，更是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面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唐诗宋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 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中的领头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吴市影响的“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扯不断的关联了。后来他又写了 <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是毛宁的<大浪淘沙>，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演绎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中文流行歌词创作形成一个典范。 后来还有一个冯小泉，因为他本身是学后来还有一个冯小民族乐器的出身，所以对民族文化自然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里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还有<秋水长天>等。 3、从创作的形式上来看，唐诗宋词也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一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现在的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香港的很多词作家，他们的古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他们的作品中即可看出很多的用典，甚至用唐诗宋词的写作方式，规范来进行创作。首先是黄霑，最有名的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歌<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沈随浪只记今朝……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腻了一襟晚照……”，还有<射雕英雄传>里的一首<千愁记旧情>“红日/再不会升/热心渐似冰/彼此星沉天际/剩我低回血泪凝”，(<射>里还有一首<四张机>，手法相当规整“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不过这应算是金庸的作品了)。还有著名的<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幻作滔滔一片潮流”， 他的风格恰似一位笑傲江湖的大侠，豪情奔放，热情不羁。 另外还有卢国沾也是这类高手，他总是背负着家国情重，作品中很浓的民族情怀与历史评判的味道，这正是诸多唐宋名家为世人所景仰的品质。来看他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少女慈禧>“巾帼历次胜男儿/男女代代对峙/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重由弱质再把持/” 再如许冠杰，也善用诗词典范来描绘世态人生“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浪子心声)，“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沉默是金)，写情“曳摇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心相对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悦情调/艳阳下与妹相亲/望谐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绿柳花间相对缘份/泪残梦了烛影深/月明独照冷鸳枕/醉拥孤衾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双星情歌) 再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的歌词创作更偏重于现代文体，更多关注风花雪月，但这也恰好是许多旧诗文的一个主要素材。最突出的我觉得还是琼瑶，她最擅用古诗旧典，来表现恋爱儿女的浪漫情怀。如“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时光留不住/春去影无踪/潮来又潮往/聚散苦匆匆/往事不能忘/浮萍各西东/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且拭今宵泪/留与明夜风/风儿携我梦/天涯绕无穷”(几度夕阳红) . 小虫也有几首有名的作品，都表现出古诗词中的一些情怀，但距离唐诗宋词，已经有些距离了，更象元曲什么的。如他写给陈淑桦的<情关>“我本有心/我本有情/奈何没有了天/爱恨在泪中间/才能拥有这个梦”，<红楼梦>“昨夜红楼入梦中/多少伤心往事上心头/今晨醒来梦已空/徒留红楼在梦中/红楼，红楼/为何浓浓的红妆遮不住你的轻愁/红楼，红楼/你轻愁只因为人们将你遗漏”，还有给潘越云写的<红娘>“盼你来/盼到桃花谢又开/问天也不能明白/。。。/对望两相爱/心似祝英台/这应是天的安排” 除去形式上的模仿与借鉴，在歌词的写作手法上，现代的流行歌曲也是从唐诗宋词身上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向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唐诗宋词里更常用到的比兴手法，在现代歌词的写作中，例子那更是不胜枚举。 三、 流行歌曲相对于古典诗词的优势 尽管现代歌词的创作沿袭着古典诗词的创作的路子起步并发展起来的，然而，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还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毕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并接受不同时代标准的审视与评判。 我们说文学是为了体现生活而存在的，那么任何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反映一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体现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征。正如我们都说唐诗与宋词，而并没有泛称为唐宋诗词，就是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流行歌曲则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同于唐也不迵异于宋，所以它与前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更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这也正是如今很少将他们主动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 而流行歌曲更为通俗，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受众，其次留心歌曲的传播方式是古典诗词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传播途径的多元化，流行音乐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流行音乐是当今时代的一个体现，但在文化内涵上仍有许多不足，当“妹妹坐船头”唱遍大江南北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流行音乐在主题、内容方面应该有较大的提高，近年来的流行歌曲逐渐的吸收古典诗词的一些元素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使得流行音乐通俗而不俗，品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然而作为中国瑰宝的古诗词却得不到高中学生的喜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学习兴趣和教师想象的相去甚远. 以前的高中生们对古诗词喜欢得颠来倒去地背，许多学生笔记本的扉页上都认真地写着最喜欢的诗句，还有的学生喜欢选取诗中的词作为自己的笔名或者是书斋的名字，而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少看到了，大部分学生对学习古典诗词已提不起太大的兴趣。 还有一部分同学对背诵古诗词更是深恶痛绝。现在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已兴起了读背古诗之风，为何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古典文学底蕴反而变得如此贫乏？到底是谁伤害了我们的学生？是什么导致了高中生对古典诗词学习兴趣的减退？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 （一）、造成现状的客观原因 1、在流行文化、快餐文化的冲击下，学生的阅读空间变小，阅读品位变低。 现在的高中生课业负担都非常重，再加上网络、电视、广播和流行音乐的冲击，学生课外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可谓少之又少。 我们经常看到有老师从学生那里没收到卡通、漫画、武侠或者言情一类的口袋书。经常性的阅读这些书，使得学生的语言水平深受其害，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品位难以提高，拿到高雅的古诗词就没精打采，无兴趣去读。 2、课本中所选的某些诗篇与学生有一定距离，不能吸引学生。 如第三册的《离骚》，就有不少学生反映这首诗古奥难懂，提不起兴趣。《离骚》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源头，距离学生的时代比较久远。虽然前面学生已经接触了《诗经》，但对于楚辞，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仍然是陌生的。从字面上看，障碍特别多，学生也就没有了读下去的欲望。 3、死板的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热情 不少教师平时教上古典诗词，篇篇逐字逐句串讲，老师讲的多，学生自己体验的时间反而少；或者似乎把一堂古典诗词鉴赏课上成了一般的文言文教读课。而事实上古典诗歌不同于文言文，把教文言文常用的方法放到欣赏古典诗歌的课堂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也难怪学生不喜欢。古典诗词鉴赏课要充分考虑文体的特点，既要有利于学生理解诗歌内容，又要有利于学生鉴赏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 （二）、造成现状的主观原因 1、“长一点的诗歌，学起来费时费力，又难懂，学了就忘”，这是一种畏难心理。许多同学看到课后“背诵”两个大字就顿生反感，让他们自觉静心背背古典诗歌是不容易。而实际上要想在嘻嘻哈哈的笑闹中轻松学好语文同样也是不太现实的，要想在学习中取得成效，本身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学古典诗词落伍了，不够现代” 古典诗词不是外语，而是我们民族古代的语言形式。学习古典诗词就是回望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源头，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好好学习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我们就愧对于祖先，愧对于血管里流动的中华民族的热血。但学生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这些，他们受流行文化的影响喜欢流行歌曲，却不知有许多歌词都是由古典诗词改编而来的。所以他们会觉得学古典诗词是“落伍”，跟不上时代。 3、“为了考试，我愿意在语文课堂上读读古典诗词，在课外我从来不读这些诗词” 这些学生很实际也很纯粹，他们学习古典诗词就是为了考试时的得分。抱着这种应试心理，学生就变得功利、浮躁，不肯静下心来多读多背，至多背几句“名句”“考点句”。 面对这种现象，应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热情，先要让学生认识古典诗词的价值.古典诗词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学习古典诗词，从语言的范例中学习语言，能丰富语文素养，培养语文能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阅读与鉴赏中明确指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如今古诗词在现代歌曲中有所应用，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通过流行歌曲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歌唱，是传播诗词的功臣. 歌唱则是根据既定的乐谱，把诗词依谱唱出声来。我们要写为诗词而歌唱的乐谱，仍须依赖音乐家。当然最好是懂得诗词的音乐家，像宋代的姜白石，这样的人才非常难得。最理想的办法是让诗人和音乐家密切沟通，培养音乐家们对诗词的兴趣和欣赏能力。好的音乐家，必定有丰富的艺术修养，先天上就该会有诗人的气质。因此，能为诗词谱写乐歌的作曲家，就是传播诗词的功臣. 然而，时代在变，今人对音乐的感受程度和古人自然有很多的不同。比方说，姜白石是了不起的词人兼音乐家；他的词句，傲视古今，但是他写的音乐，若就现代的音乐观点而论，除了「古意」之外，未免失之单调。古意虽好，但是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人的音乐品味。今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是很难造就像「小红低唱我吹箫」那样的环境和情调的。若是要靠他留下的古谱乐曲去推广宋词，恐怕很难被现代人接受。古谱有它们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但是却不能为推广传统诗词发挥多大实用。同样的道理，魏氏乐谱和碎金词谱等等古籍译出的乐谱，可以教导现代人学习古意，提示深含传统韵味的旋律，然而在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诗教」工作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从欣赏古典诗词上来说，无情的现实，难以配合当时的情调，的确是现代人的悲哀。然而，我们如想挽救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还须面对现实。这个历史责任，就落在现代有民族文艺思想的音乐家们的身上. 前人留下许多的诗词，多的是美不胜收的歌词资料。这些宝藏里的每首歌词，今人可以全首引用，或者截句接收，也可以利用前人的意境构句或词汇溶入自己的思想，应该可以谱出许多优美的歌曲。很可惜现代的中国音乐家们，能够去发掘这宝藏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当然，作曲家若要利用这些优美的歌词，自己必须先能了解诗词的内涵，才不会写出不合词意的怪谱，白白糟蹋了前人宝贵的智慧结晶。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音乐家们，应该多读诗词。音乐院校的作曲系，应该把中国诗词列为必修科，无论学生们以后要作可唱的歌曲，或是写演奏的乐曲，有了诗词的内涵，对表现乐曲中的民族风格和弘扬中国文化，都有很大的益处。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唐诗宋词永远都会对现代包括今后的流行歌词创作中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唐诗宋词会是流行歌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一种取用不尽的源泉，一个无法回避的诱惑，从遣词用句，主题营造，意境铺陈方面，都为现代的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 而歌曲是诗词传播的触媒，诗词可以藉音乐的帮助，广为流传。唐宋前人的例子，很值得今人效法。乘着音乐的翅膀，载着优美的中国歌词，飞扬五洲四海，让普天下都唱中国歌曲，传诵千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我衷心地希望现代的音乐家们，今后多多创作能歌唱中国诗词的曲子，不要再轻易错过中华诗词这个无尽的宝藏。先人留下的这些古典诗词是我们现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应该用好这些资源。幼年时期依靠音乐帮助所掌握和学到的东西让人难以遗忘、终生受益。衷心希望华人儿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愿中华古典诗词唱响神州！
双方发生大幅度
1、时代背景不同。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而杜甫却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2、个人经历不同。李白早有诗名，杜甫一直默默无闻，在政治上也极为不得意，李白可以有“千斤散尽还复来”的豪气，杜甫却只能悲叹“茅屋为秋风所破 3、两人性格不同。李白洒脱豪迈，嗜酒，更狂放不羁，杜甫是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更关注民生 4、李白的诗多秉性而为，恣意天成，杜甫的诗却是经过反复琢磨、千锤百炼
李白是浪漫主义风格的杜甫是现实主义的
诗人李白和杜甫的情谊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学史》）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 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胡适等先驱大胆提出“作诗如作文”，彻底打破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规范，创立自由体的白话诗，即“新诗”，使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汉语诗歌的主流形式，在体式上与中国古典诗歌实现了全面的断裂，开始了中国新诗自己的发展历程。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提法与其白话诗实验必须作为一个具体的思想求索过程来理解。为了寻求新的变革可能,胡适自觉地与传统认知观念、文化心理进行离向,＂作诗如作文＂看似不经之论,其内蕴的语言意识最终却促成了文学革命的理论蜕变。胡适在白话诗探索过程中有意坚持对＂语言主动性＂的强调,尽力协调好各种新语素在诗体内的相生关系,探索白话语态可能产生的诗体审美效应。这样一种意识贯入与实验主义相结合的实践路径使其绕开了先前别人改革的误区,使得中国诗歌终于驶出了传统的航道。
胡适（—），汉族，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绩溪县人。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常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页；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丰厚，治学方法上具有徽派朴学遗风。胡适故居坐落在绩溪县上庄村内，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屋南向，砖木结构，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占地208平方米，建筑面积350平方米。门面二柱单门一楼式，上嵌砖雕、鸱吻。门前黑底金字“胡适故居”木牌，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前进堂前摆设“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钱君陶书。东西分列茶几、靠背椅，壁间挂胡适直系亲属图表。西部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房间，房内有木床、桌、椅、橱、凳等。前厢房是胡适童年读书处。东部房间连厢房为胡觉（胡适二兄）使用。正厅两厢房展出胡适家书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谱、海内外名士所赠字画、诗词和胡适“全家福”照片。后堂堂前挂胡适父亲铁花画像，东侧有胡适生母冯顺娣照片。堂上高悬朱底金字巨匾“持节宣威”四字，为邑人程东屏书，款落“绩溪县长朱亚云赠，民国三十一年”。当时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四字意在勉励他衔命持节，不忘国威。故居内12扇落地隔扇门阴刻兰花，4块窗棂板刻花草题字，为墨模高手胡国宾作。其中有一幅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故居还陈列有胡适各个时期的照片，胡适手书范缜《神灭论》立轴，张之洞赠胡铁花帽筒，胡铁花七星剑、诰命箱及从台湾带回的海螺。
《归国杂感》《贞操问题》《“我的儿子”》《不朽》《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新生活》《名教》《论文说诗》《文学改良刍议》《易卜生主义》
胡适诗歌成就：
当历史行进到前"五四"时期时，曾给传统诗歌以极大冲击，但最终陷入困境的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已经结束，喧嚣一时的中国诗坛开始趋于沉寂。
然而，正是这一相对萧条的时期，诗坛却出现了一种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前"五四"白话诗尝试。[6]
从语言方面来看，胡适引入了新名词与开拓了新意境。
从形式方面来看，胡适则在诗界革命"旧瓶装新酒"的基础上，采用多种革新方法，进一步把诗歌的外在形式导向了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领域。
在句式上，胡适遵其"作诗如作文"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张，采用"散文化"的方法，打破旧体诗的章法结构和格律要求。
在诗体上，胡适采用"背律向古"与"借用西方"的方式，向着"自由化"的目标进行了多种认真的尝试。
在风格上，胡适此时期的诗作显示出了清新、平实、自然的特征。如他的"白话诗八首"就在其纯白的语言、活泼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写的日常社会情状和抒发的个人生活情感之中，显示出了朴实与清新之风。
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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