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 露易丝·格丽克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纪文景 副标题: 露易丝·格丽克诗集 原作名: Averno, A Village Life, The First Four Books 译者: 柳向阳 / 范静哗 出版年: 2016-5 页数: 363 定价: 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沉默的经典 ISBN: 9787208134003《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完整收录了格丽克的《阿弗尔诺》（新英格兰笔会奖）和《村居生活》（格林芬诗歌奖短名单）两本诗集；此外还有 早期 五本诗集的精选，涉及的诗集为《头生子》（美国诗歌学会诗人奖）、《沼泽地上的房屋》、《下降的形象》、《阿基里斯的胜利》（全国书评界奖）、《阿勒山》（国会图书馆丽贝卡•博比特全国诗歌奖）。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1943— ） 美国桂冠诗人，生于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1968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子》，至今著有十二本诗集和一本诗随笔集，遍获各种诗歌奖项，包括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书评界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波林根奖等。 格丽克的诗长于对心理隐微之处的把握，早期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后来的作品则通过人神对质，以及对神话人物的心理分析，导向人的存在根本问题 ，爱、死亡、生命、毁灭。自《阿勒山》开始，她的每部诗集都是精巧的织体，可作为一首长诗或一部组诗。从《阿勒山》和《野鸢尾》开始，格丽克成了“必读的诗人”。大卫： 诗歌一直是神话的侍女 ，或者反过来也一样。有时诗人忙着收集和改写流传下来的神话，比如奥维德《变形记》和《诗体埃达》。还有些时候，诗歌为来自历史和传说的故事和人物赋予一种神话色彩的魅力，甚至为来自其他神话的人物增色（《埃涅阿斯纪》的主人公是《伊利亚特》里的一个小人物）。于是，有些诗人将神话的概念和人们通常假定诗歌所具有的非理性特质等同起来。1948年，罗伯特·格雷夫斯说：“如果一个诗人从未在幻象中看见过那赤裸的国王在砍削的橡木十字架上钉死，如果他未曾看见那些被祭坛的烟火熏得眼睛发红的舞者，不停地重复那单调的声音‘杀！杀！杀！’‘血！血！血！’，他就无法理解诗歌的本质。”这段描述听起来更像是一段严重变形的脱衣舞俱乐部野餐，但总之你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诗歌和神话之间的关联，是露易丝·格丽克诗集的中心 ，在格丽克那代人里没有诗人比她更明显地依赖菲利普·拉金所说的“共同的神话赌注”。看看这些诗的标题：“双子座”、“阿芙洛狄忒”、“阿基里斯的胜利”、“传奇”、“幻象”、“寓言”、“亚马孙人”、“珀涅罗珀之歌”、“忒勒马科斯左右为难”、“喀耳刻的痛苦”、“欧律狄刻”、“漂泊者珀尔塞福涅”（出现了两次）。列举的这些标题甚至不包括她1992年的诗集《野鸢尾》， 这部诗集整体就是建构在有关花园植物的寓言体系之上 。神话、传说和童话对于格丽克来说，就像原种土豆对于名厨爱丽丝·沃特斯的意义。 考虑到格丽克的感受方式，这或许是必然的。她总是（而且是有意识地）偏爱普遍性胜过个别性——从一开始，她的诗行就几乎完全摒弃了弗兰克奥哈拉以来当代美国诗歌中十分常见的喋喋不休的新闻报道风格和流行文化式的名词罗列。 格丽克的诗带有梦幻感，冷静而神秘 。它是非常静止的，也非常结实。它几乎是以非常强势的方式， 集中在一个核心主题上。这些诗围绕着“黑暗”、“池塘”、“灵魂”、“身体”、“土地”这样的词展开。 它是那种频频使用“这是”开头的判断句的诗歌。它用细微的语调变化制造强大的效果，就像是在海洋上飞行的鸟，用一次次翅膀的拍击让自己穿行数百公里。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些诗依赖于心绪、暗示和氛围：格丽克的大师才能，不在于情景本身， 而在于情景的营造 。 这些营造过程一般都是暗色调的。在她第一部诗集《头生子》（1968）中，我们看到了一组受到折磨的图像，被阻碍的恋人，窗户，残疾人，充满不安的家庭。即使是知更鸟也愁眉苦脸（“母亲在她的鸟蛋上凋零”）。在这部早期作品中，西尔维娅·普拉斯和罗伯特·洛威尔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比如《单人间里的女士》这首诗的头几句： 像蜗牛和海螺那样幽居 在埃德加城，大西洋 在此升起，把垃圾沉积在 松软广阔的沙滩上，还有那些迂腐的 喝茶闲谈…… 这简直仿佛带有“洛威尔1959”的标记。你能在这里看到格丽克后来诗歌主题的大概轮廓，但此时它们还笨拙地包裹在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技巧里。 但是过了不久，在她的第二部诗集《沼泽地上的房屋》里，格丽克就以令人躁动的方式彰显出她的个人特色。 早期诗歌中波澜汹涌的水面这时变得平滑了，变得十分辽阔而且全然黑暗。 这种浮现出来的特质，对于这些诗本身和对于它们所创造的世界而言都同样保持着批判性，这种批判展现在那些被海伦·文德勒称为“具有等级性的、非世俗的”诗句中。在《信使》的开头，她写道： 你只能等待，它们会发现你。 野鹅在沼泽上空低低飞行， 在黑水里闪着微光。 它们发现你。 此处的诗人声音，对于这些词的原本意义而言显得有些陌生——一种外来感——仿佛它来自几个世纪前就不再关心人类的祭司。在这些幽暗的鹅群之后，格丽克又写到了鹿（“它们多么美丽，/似乎它们的身体不曾妨碍它们。”）这首诗如此结尾： 你只能任其发生： 那叫喊——放开，放开——像月亮 挣脱了大地，升起 圆弓满满 直到它们到你面前 像死亡之物，担负着肉身， 而你在它们之上，受伤但主导。 这里的关键词是“主导”，格丽克借此以自己的方式指向了传统浪漫派自然诗中起推动力量的意志——在自然中看到我们自身的映像，就是要把自然变成我们人类的仆人。最重要的是，格丽克的那些成熟的诗作总是关注控制、统治的主题 当然，对于所有诗人来说，这个判断都在某种程度上成立。诗歌的结构总是在组织和控制经验。但是，要控制一首诗的效果是一回事，要写出《溺死的孩子》（收入1980年出版的诗集《下降的形象》中）的开头则是另一回事： 你看，他们没有判断力。 所以他们溺水，是自然而然， 先是冰吞下他们 接着是整个冬天，他们的羊毛围巾 在他们后面漂浮，当他们下沉， 直到终于安静下来。 池塘托起他们，在它繁多的黑暗臂膀里。 “自然而然”：显然，孩子们溺水完全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或者，对此处所说的自然而然的程度而言，我们不禁好奇，想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格丽克的重点。那些超乎我们个体的、控制着我们生活的力量（时间、空间、我们无意识的欲望），它们运转的方式，超越了日常对于汽车费用、付款期限这类东西的需求。与其说它们是非理性的，不如说它们和理性无关，而且不可抗拒。这一事实可能带来惊惶，但正如格丽克的头几本诗集显示的那样，这些力量也可能是令人不安地美丽，正如一只鲨鱼或海啸也可能是非常美丽的那样。 然而，最吸引格丽克的控制力，在于和人待在一起时和在人群之中的时候，一个人要寻求的那种掌控。她那些有关人际关系的诗——无论是关于男女之间，还是家人之间——都无情地聚焦于那只掌控鞭子的手。关于姐妹：“一个总是观看者，/一个是舞者。”关于性：“像石头那样裸露的女人/有这个优势：/她掌控着港口。”关于友谊：“在这些友谊中/总是一个人服务另一个人，一个人比另一个更低微。”关于母女：“假定/你看到你妈妈/在两个女儿之间被撕扯：/你能做什么/来挽救她，除了/甘愿摧残/你自己”。这种态度非常容易戏仿——并非每个令人沮丧的周末短途旅行都是心理原型之间的仪式性斗争——但是在格丽克早期诗歌最有力量的那些作品里， 你会发现那些古怪的欲望如何渗透了并决定了我们本来十分日常的举动， 暗中煽动那些我们甚至并不认为是一种损害的暴力。 描述这些无意识的欲望，就是神话的基本功能之一。这解释了为什么格丽克——她非常感兴趣的是谁对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何这样做的问题—— 不断地回到那种人物形象上，这些人物形象不是现实中特定的人 ，而是普遍化的焦虑的化身，特别是有关背叛和遗弃的焦虑。（在《黑暗中的格莱特》中，格莱特对汉赛尔说：“好多个夜晚，我希望你抱着我，/你却不在那儿。”）问题在于，这种写作策略会导致诗歌滞留在它们的极限之内，就像北极地带被遗忘的路碑。 格丽克非常清楚这个问题。所以当她进入中年，她就开始把更多明显来自个人生活的指涉加进诗中。《阿勒山》（1990）的中心是她父亲的去世，《草场》（1996）则是有关她离婚的经历。 她加入了口语。她开始尝试幽默。 （“我想我的生活已经结束，我的心已经破碎。/于是我搬到了剑桥。”）采取这种写作路径的格丽克追随着美国诗歌历史上已经非常成熟的变化模式。粗略来说也就是， 一个年轻时十分强烈、封闭、自我迷恋的诗人渐渐地开始理解外在世界，发展出一种个人化的、令人亲近的中年风格 ，质地上比那些愤怒的早期作品更加丰厚。 但这种模式并不属于格丽克。虽然她中年时期的诗从来不坏，却可能在总体的方法上陷入自我沉溺。格丽克曾经以保留神话本质的陌生感（也是神话的真实感所在）的方式援引神话，但现在，她引用神话的方式更明显地像是心理分析。神话学、心理学和诗歌彼此相关，但仍然是思考我们在世间存在的不同的方式，它们常常互相交融并彼此增益，但让其中一种方式支配另一种则是非常危险的。正如荣格所说：“如果一件艺术作品可以像神经官能症一样得到解释，那么，要么这艺术作品就是神经官能症，要么这神经官能症就是艺术品。”在格丽克更早的诗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出自1980年的《花园》： 那花园赞美你。 为你，它涂染自己，用绿颜料， 用令人迷醉的玫瑰红， 所以你将和你爱的人们一起到这儿来。 但这种冷峻被1999年《新生》中这样的句子取代： 在离婚之梦中 我们正在争执：谁来拥有 这只小狗， “暴风雪”。你告诉我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他是 某种毛茸茸的庞然大物 和一只腊肠犬 杂交的品种。 “在离婚之梦中”：现在，格丽克小姐，我们或许可以开始了。不是吗？ 如果格丽克的写作之路在此停留，那也不是一件坏事。毕竟，没有人要求一个诗人几十年间都能保持火焰燃烧。如果在她的写诗生涯中能写下五首，十首甚至十几首非常好的诗，她就已经成功了，格丽克很容易就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格丽克的《村居生活》（2009）是她最好的诗集之一，这些诗让人想起她早年的诗作，但不是在模仿这些早年诗作。这些诗关注的是一种尚未被言说的、想象中的乡村生活，借由各种乡村居民的声音被说出（还包括一条令人难忘的蚯蚓）。其中的黑暗和那种非现实色彩是典型的格丽克特质，但这种气氛却是全新的。 它包含了季节变更中 令人悲伤的希望感：死亡、出生，重生。最重要的是，这些诗容纳了他者。不是格丽克生活中认识的其他人，而是想象中的人——这就是说，这些人物的存在表明格丽克的感受力进一步拓宽加深了。在《村居生活》的结尾，诗中的一个农民这样说道： 窗外，月亮悬挂在大地上方， 满是信息却毫无意义。 它是死的，一直就是死的， 但它假装自己是其他东西，它就像 星星一样燃烧，而且烧得令人信服，令你有时会觉得 它可能真会在大地上长出什么东西。 假如灵魂有形象，我想这就是了。 我穿过黑暗，好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好像我已是黑暗的一分子。 平静地，安宁地，天就破晓了。 赶集日，我带着生菜，去集市。 生菜和集市都是十分平凡微小的事物，但它们绝不是空无。她精准的诗意语言所营造的冷峻之美，让个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是的，作者擅长用词汇营造具有特色的情景。
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具有明显的自白诗特点。
比如，《沼泽地上的房屋》虽然自传色彩依然浓厚，但是作者在运用古典神话和《圣经》典故方面的特点已经明显，自此，露易丝·格丽克逐渐走出单纯受“自白派"影响的写作路向，在“自白”与“典故"的双重作用下不断锻造自己的诗，逐渐走向了“后自白诗”的道路。
因此，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一定程度上回归了里尔克之前的象征主义，倾向于在高度的自我关注下，把自我历史的每一个细节做出意味深长的隐喻化，并且具有有神秘主义色彩。
扩展资料
露易丝·格丽克的诗中大都使用第一人称，语气间洋溢着不满或愤怒。但是，她也在克制自己的语言，同时对韵律和节奏充满想象地运用。
比如，《沼泽地上的房屋》《长女》中，作者的语言看上去冷酷，但较为克制，更为充分地体现了露易丝·格丽克对语言的掌握，这使她对不同观点的表达也变得越来越具有想象力。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长恨歌》的叙事艺术，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又有拓展与突破。《长恨歌》对叙事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表现出与现代审美观念惊人的契合，其叙事策略与叙事话语，穿越千年岁月，具有某种现代品质和价值的美感特征。其美感特征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艺之间彰显着“不同之同”、“同而不同”，具有一种“坚奥的美”(［英］鲍桑葵)。这是《长恨歌》研究尚未触及的阐释空间。因此，在现代审美理念的观照下，我们将在重读中收获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信息，作品也会在重读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和价值。换个角度说，文本在形成中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会重现在后世的审视中。这种解读所发掘的内涵和价值，对创作和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印证西方文论、现代文论的有效阈限。 叙事意识的多元性 《长恨歌》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引人入胜，令人激赏，不只是故事和人物，还有其叙事态度和叙事方式。而决定其叙事态度和方式的是叙事意识。正是叙事意识的多元性，使得《长恨歌》的创作在审美范畴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l、疏远“载道”、“言志”、“明理”的诗学传统，在古代文人最有心理障碍的题材中，挑落了君臣纲纪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在《长恨歌》大胆纵情的书写中，耽入爱河的帝妃与世俗红尘男女没有本质区别。男女主人公情的痴绝乃至性的沉湎，在毁灭中的无可奈何，在心灵创伤中难以自拔，在幻灭无助时憧憬超自然的力量，“生命情调”的体验尽显于诗人笔下。把“生命情调”表现得如此大胆、坦率、执著、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叙事诗中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载道”、“言志”、“明理”的诗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代的文学“工具论”。国人直到20世纪末才算是挣脱了“工具论”的枷锁。白居易竟然在千年之前冲破了“工具论”的桎梏，不能不让人敬佩其文学上的胆气和识见。诗人对历史中的玄宗和杨妃并非没有腹诽和讽喻，我们只要检索《长恨歌》以外的白诗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以民间传说为素材来塑造新的文学人物时，诗人不但疏远了传统诗道，也否定了惯于讽喻的自我。正是这种疏远和否定，催生了新的文学典型。这里，对美的理想形态的憧憬、想象与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创作定式。 2、背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之规，在中国封建时代视为文学正统的诗歌领域，将笔触伸入到神灵世界，不仅写了“不见玉颜空死处”的怪异，又写了碧落仙界的神奇。这在诗中不是作为典故偶而涉及，而是建构了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叙事框架。其构思立意从总体上背离了孔子之说。在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中，这种叙事意识并不被认可。唐朝孟棨《本事诗�6�1嘲戏》载：“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也?’”可见，从正统中出走需要怎样的胆识和才力。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使《长恨歌》中的李杨故事具备了完整性和传奇性，其“有一定的长度”的完整性正暗合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史诗标准，而故事的传奇性则回应了唐朝新兴的传奇文学的审美诉求，具备舞台表演可能的潜质。 3、走出“红颜祸水论”，颠覆历史本事，使女主人公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新唐书�6�1玄宗本纪赞》代表了典型的传统看法：“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这里既把安史之乱归罪于杨妃，又对玄宗没有汲取所谓的历史教训充满惋惜。而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则与“红颜祸水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纵观白居易诗作中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才德的激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我们就不难理解白居易为什么摈弃了祸水论，不难理解诗作为什么对玄宗夺媳秽行、杨妃因忌悍出宫以及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之类的闱壶之玷一律芟刈，不难理解杨妃为什么在诗中获得全新的人格定位和情感定位。诗中的杨妃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而是获得新生的文学形象。白居易以崇高的诗美祭奠杨妃，是因为这位风华绝伦才艺超群的女性，在个人生死存亡家国兴衰续绝的关头，以身殉国，以死殉情，以女性的牺牲换取男性生命的拯救，在神化成仙后又以女性的宽宥实现了对男性心灵的拯救，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和人生选择智慧的痛苦。“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根据审美理想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叙事，表现了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义的真实。 4、接近乃至认同世井传说的价值判断，使得《长恨歌》的叙事具有某种平民化书写的风格。关于李杨故事在民间传说中的原貌，我们只能从零星材料和《长恨歌》、《长恨歌传》的追溯中略知大概。在世人的传唱中，历史远去留下的深刻背影，不是五千年前那场浩劫的罪魁祸首，而是兼具动乱的当事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时过境迁五千年，时空的距离效应蒸发了历史的血腥，过滤了历史的沉重，留下了男女主角的风情和憾恨，并藉此拨响诗人感伤的琴弦。当李杨情史在民间传说、坊间传唱中经过宽宥的洗涤，乃至蜕变之后，白居易则顺应延续这个轨迹，使之脱胎换骨，经过圣洁化、理想化的艺术处理，在中国诗歌史中推出先前不曾出现过、后来也不再出现的文学形象。这种叙事，不仅仅是题材处理的方法问题，而是审美价值在叙事中的一种转向。联系到白居易生平与人民的接近，诗风的平易近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借鉴等等情况，《长恨歌》叙事的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创作的自觉。 5、对文学张力的营构意识。被称之为“诗的共同特点”的文学张力，源于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伦�6�1退特1937年《论诗的张力》一文，随后被用之于包括角色、结构、情节、语言等等在内的文学各个层面的研究。诗的张力被认为具有多义性、情感饱绽、包孕矛盾对立、内在的动感等特征。千年之前的白居易不可能对文学张力作出概念的界定，但是他的创作主张却有相似的论述，并体现在他的诗作中。白居易在述及感伤诗的创作时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这近似一篇创作过程论，又逼肖诗歌文学张力理论的古代版：在创作过程中，外在的事物与内心的情理及其之间多种对立的文学元素，在感遇(感触、感觉、感悟、体验)中牵、动、随、形(牵连、冲撞、抗衡、比较、映衬、交合、生发)，使受众的思维不断在多极之间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影响下产生立体感受(张力)。《长恨歌》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这种文学张力的营构。《长恨歌》的题旨具有多维向度：它既是民间传唱的意蕴升华，又是历史本事的颠覆文本；既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纪事载体，又是对历史、人生、情感去向的诗意追问。诗人对笔下人物一往情深，提供了命运转化的支点，却又不得不残酷地让他们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与阅读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却又反常合道。诗中的玄宗以天下之主却不能庇一妇人，陷入无从消解的悔恨；杨妃太真侧身仙界却心系红尘，坚守誓盟却无力回天，只得溺于绵绵不绝的长恨。诗中互文、叠映、闪回、逆收，使叙事充满了张弛开阖起伏跌宕的动势。这些作为有机整体的文本中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形成巨大的文学张力，不断冲击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考验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应当说，《长恨歌》叙事中的这种“不动之动”的文学张力的生成，只能来自诗人的有意识经营，而其识见才情又足以副之。 叙事意识的复杂多元，镕铸了《长恨歌》叙事艺术众美兼具的品格，既体现出传统诗艺的濡染，又有与现代美感的契合。其审美判断有极大的接受面，由此引发题旨判识的见仁见智，引发审美冲动的多彩多姿，诗作因此成为一部把美和情与广大受众永久分享的文学经典。《长恨歌》中的故事不再是历史的影像，而是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式。这种叙事个性，带来了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所谓“开放”，与“封闭”相对，指与外界有联系。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则为开放系统。叙事结构作为一个系统，其开放性的界定，应指文本形成过程与外界有联系、与环境有信息交流，具有某种有意设置的不确定性和缺失性。《长恨歌》的叙事，与民间传说、历史本事、时代氛围、作者情感历程紧密联系，并产生互动。在叙事中，历史本事不断离散并受到颠覆，民间传说作为基本素材受到过滤和扬弃，时代情绪和呼唤影响叙事的调式并得到体现，诗人的情感历程隐含于叙事之中并烙上鲜明的印记。千百年来，《长恨歌》的叙事艺术给受众带来震撼、愉悦和陶醉，而叙事中的空白处、简略处、存疑处和缺失处则带来了困顿、疑窦、期待的失落和求索的欲望，受众以史书纪事与逸闻、民间传说、诗人情殇之史与相关诗作、同题材创作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长生殿》)去论证、注释、解读文本，与诗中的男女主角形成对视和交流。文本在形成和阐释中的信息交流互动，使《长恨歌》的叙事结构成为开放系统。其开放性，表现在叙事的诸多节点中，其中又以高潮结局部分为最。 l、恩宠部分的空白处 杨玉环的入宫，诗中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带过，而夺媳的复杂过程则成了空白。杨入宫后受到专宠，诗作对惊艳、赐浴、恩幸作了种种渲染，而宫闱中争宠的勾心斗角和因忌悍和不检点而出宫的秽行丑闻则消解得无影无踪，杨氏一族恃宠而骄败坏国政的种种劣迹则置之空缺。渔阳鼙鼓作为叙事的转折出现在背景中，而没有和玄宗沉湎女色构成因果关系。这些空白、间断所遮蔽的历史本事、宫廷秘闻在民间传说甚至在《长恨歌传》中均有生动的陈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猜测和征索。叙事在历史本事的间隙和边缘机巧穿行，行文和本事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似乎要指向讽喻，似乎在导向讴歌。其飘忽的叙事形态把要表达的张扬到极致，要规避的轻轻撇过。这些间断和空白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犹豫和游移，富于诱惑，易成误导，所形成的开放性，提出一种无言的邀请，致使千百年来为其主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马嵬事变的简略处 马嵬事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的大关节。天日无辉、风云骤变的场景，急转直下、存亡取决于呼吸之间的情势，生死抉择中百转千回的心态，种种激化的行为冲突、心理冲突，本应形诸文字，何况白居易又是擅长繁复的高手，但在诗中仅简缩为四句：写玄宗的屈服——掩面救不得的无可奈何，写杨妃的屈死——婉转蛾眉马前死。就是这四句，也是为后文张本。玄宗因屈服而受到苦思无期、天人睽别的命运惩罚，杨妃因为屈死而得到神化成仙的命运补偿。叙事把极易出彩、出戏的场面、行动、心理、情感以简笔出之，把偌大的再创作空间留给他人施展身手，也把一个个问题留给读者思索、拷问：承诺和情感为什么如此脆弱易折?君威和智术为什么这样不堪一击?难道是别有隐衷，只得秘而不宣?还是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唐窦弘馀《广谪仙怨》)，真正的幽深本不宜诉诸繁复的文字? 3、“不见玉颜空死处”的千古之谜 明明“婉转蛾眉马前死”，何以改葬时“不见玉颜空死处”?全诗这一真正难解之处，并非疏忽，乃是故意留下的疑窦。首开怀疑杨妃死于马嵬先声的，是俞平伯先生(《小说月报》20卷2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俞氏在详加剖析后认为：当年死于马嵬的蛾眉并非杨妃，而是她的替身，她逃走后当了女道士。“不见玉颜空死处”，实指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其实是“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只是唐之女道士迹近倡家，非佳话也”，“而太真以贵妃之尊仍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壶之玷，可恨孰甚焉……明皇知太真在人间而不能收复水，史乘之势甚明”，终于铸成千古长恨。另一种破解来自后世学者对刘禹锡《马嵬行》的剖析。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提出杨妃服用金屑酒致死而不是缢死的新说法，其本意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为“平日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张本，因为服用了急救用的杏丹杨妃死而复生，故马嵬坡留下的只是空死处。还有一种破解是杨妃逃脱大劫流亡日本，并以在日本留下种种遗迹和传说为证。而为了破解这一疑案，走得更远的，是直指李白诗集中《寄远十二首》为李杨两地书，杨妃不仅活着，还与玄宗青鸟往返，再续前缘，《寄远十二首》就是他们的秘密通信。“尸解”则是洪异的《长生殿》对“不见玉颜空死处”的解说和演绎，谓杨妃原系蓬莱仙子，因过暂谪人间应劫，尸解后复藉仙班。也许还有更多的破解有待从历史的深处打捞，不知能否找到开启这段尘封往事的钥匙。看来“不见玉颜空死处”不是叙事行文的疏忽和破绽，而是诗人精心设计的文学“黑洞”，以吸纳、包容种种秘闻、传说，给解读的千思万绪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4、没有结局的结局 天子使者对蓬莱仙山的拜访是全诗的高潮。玉妃托物致词之后，按叙事的逻辑和惯性承接而下的应是天人相见的盛会。同以民间传说为素材作于《长恨歌》之后的《长恨歌传》就是这样处理的：“复坠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初”。根据《长恨歌》、《长恨歌传》创作的《长生殿》最后一出，则铺排了李杨同登天界，再证前缘，永为夫妇的盛大场面。这种结局亦多为后世戏曲编撰所采用。白居易却在读者延颈眺望之际，让叙事戛然而止，留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绝响，陷翘首以待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于惊愕震撼和困惑费解之中。这就在读者心中刻满了问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为什么要生生扭断情节，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截止叙事?为什么置读者乐见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心理于不顾呢?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结局。面对叙事收束与传统期待的反差，读者也许会根据“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一渺茫的期愿和无望的慰藉编织一条光明的尾巴，读者也许会根据“昭阳殿里恩爱绝”的提示感悟玫瑰色的结局缺乏情理依据。逆收叙事的非逻辑指向带来的丛丛疑问、种种可能，凸现的正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长恨歌》叙事结构的开放性扩大了叙事空间，多元的叙事意识获得相应的承载，丰富的叙事资源获得足够的容纳；解放了叙事策略，叙次章法和表现手法因变革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叙事语汇的多义性和陌生化得以生成；优化了叙事形态，使之具有腾挪转合的动势和空明洒脱的意境；强化了叙事效果，诗中的空白处、简略处、谜障处、反常处无一不是无言的邀请，召唤并吸纳解析和演绎。 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的常规以逻辑关系为据，以时空转移为序，但是多元化的叙事意识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带来叙事逻辑的变异和叙事手法的变化，使《长恨歌》搜奇记逸的文本呈现出非常而复杂的形态，叙事学中的一些通常法则已不足以描述其叙事形态和特征。这表现在： 1、互文、叠映使意象、叙事单元互相生发 《长恨歌》的意象营构和叙事单元组合在表层上是顺时顺承的，但互文、叠映使得彼此之间互相生发，叙事形态因之具有勾连错综、指涉多向的特点，非设伏、照应、补叙、插叙之说所能涵盖。“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赓续和印证。正是李杨爱情的过于奢华，才有了聚九州之铁铸此长恨。相思部分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诸多景观，无一不辐射、叠映着昔日承欢待宴的场景，明叙今日之凄楚，暗寓往昔之欢情。高潮部分的“雪肤花貌参差是”，“九华帐里梦魂惊”，“犹似霓裳羽衣舞”，“梨花一枝春带雨”，与恩宠部分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芙蓉帐暖度春宵”，“缓歌慢舞凝丝竹”，“回眸一笑百媚生”前后绾挽、彼此映发，使当年的繁华隐含沧桑的阴影，使后来的沧桑具有繁华的衬映。女主人公遥寄钗钿重诉密誓，则是昔日欢场的闪回，像一束追光，照亮了逝去的红尘富贵和玄宗的思念追悔，使之具有感情和思想的内涵；又像谜底的浮现，使杨妃的殉难获得理性和情感的支撑。这种互文性构成了叙事形态的多维向度，意象是复合的意象，情感是复合的情感，尽显欢情、离情、悲情的彼此倚伏和互相生发。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把握，不仅存在创作的整体过程中，也存在叙事单元之间。随着物象转移和意识的流动，读者的情感和思维不断在悲欢两极之间往返、游移，产生复杂多向的立体感受。 2、情节陡转带来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 马嵬事变是情节的第一次陡转。在情感的摧折和爱情的灾难中，首当其冲牺牲的却是女性。其后的诗情和文字亦为之一变，浸透了伤心月色的苍白和梨花泪雨的晶莹。曲折的叙事和凄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带来情节的两分和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相思部分明写玄宗实则处处写杨妃。终日泪垂，长夜漫漫，秋夜梧桐寒雨点点滴滴彻夜连宵敲打玄宗悔恨煎熬的灵台，玄宗的深悔正是杨妃深情的反衬。苦思无梦方士寻觅是情节的再次陡转，叙事之舟由生之此岸驶向灵之彼岸，使故事绝处逢生，玉妃太真成为叙事的聚焦人物，玄宗则成为叙事中的影子人物。这种转换表现了情爱本体超越时空的力量和情爱主体执著追求的精神，展现了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流。 3、纵笔入幻，以幻写真 作为世俗世界的人物，李杨故事当终结于玄宗无望的相思，像白朴的《梧桐雨》那样结撰故事。既然生离死别尚不足以一申长恨，那末绮情传奇便突破时空，演绎到碧落仙界。突破时空界限，改变叙事逻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虽早已有之，但白居易的创造性在于：①设置灵界作为一种精神彼岸的象征和存在，诗人借此表达对历史、生命、情感去向的追问和关怀。②虚构中类象的精确描写实现了审美超越。如果揭去神话的外衣，玉妃哀婉的形象、情深的致词、凄美情愫，很难使人相信这一切发生在奇幻的神仙世界而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显例，现在看来，诗人是以奇幻玄想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借精确的虚拟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性。天子使者的到来，玉妃再次面临抉择。马嵬之变，杨妃选择殉难拯救了玄宗的生命，表现了女性的牺牲精神。如果说第一次抉择是出于被动的话，再次抉择则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动。既然“昭阳殿里恩爱绝”，玉妃就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规避和拒绝。玉妃却以中国女性的宽容大度，原宥了玄宗的动摇和失误，以情盟的坚守拯救了玄宗的灵魂。为情而牺牲，又为情而永生，玉妃也因此成为唐诗中的爱情女神，成为歌德所说的“引导我们走”的“永恒之女性”(郭沫若译《浮士德》)。韩愈以文为诗，而白居易以传奇为诗，虽被时人讥之为传奇体，却自有其文体创新价值。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判识：李杨故事由世俗延伸到灵界，始自白居易、陈鸿，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构思，说明白、陈“洵为天才之文士。” 4、逆向收局生成的悲剧价值 《长恨歌》无视阅读期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卒章显志应对题中明旨，形成惊心动魄的审美冲击力。诗人悲天悯人，为欲望和追求构建了诸多人性的支点，但善意的初衷却无可奈何地走向感伤归宿。神灵无所不能的法力，文学虚拟无所不达的笔力，都没有给男女主人公带来情缘再续的团圆，而是永无绝期的长恨。人力和天力都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充满了玄关因果的神秘，让读者百思难得其解作出是耶非耶的明确判识，使我们联想到希腊悲剧的宿命主题——命运是不可逆转的。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是各种哲学的基础，人天分裂对立也是人类悲剧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悲哀也就成了所有文化的底色。长恨的哲学内涵正是人天分裂对立的不可改变，成为诗作现代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感伤正是对人类悲剧地位的敏锐感受和表达，形成笼罩全篇叙事的情感基调。玉妃在天堂对爱的无望坚守比死亡更残酷，但这种坚守表达的正是对命运的抗争，表现的正是悲剧精神。古典的“中和”之美，被绵绵不绝的感伤所冲击、所改变、所遮掩，诗作便逾越了“哀而不伤”的诗教，弥满感伤、凄美的悲剧氛围。《长恨歌》演绎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时代悲剧、美的悲剧蕴含的审美价值，不仅指向个体而且指向普遍，不仅指向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5、叙事形态的对象自我化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带有诗人情感历程和体验的鲜明印记。白居易早年与邻女湘灵恋爱，青梅竹马、赠物寄情而红线难牵。诗人为了寻找流落河北的恋人，远涉北上终因难觅芳踪，留下《冀城北原作》。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而饮恨终身，不时形诸忆念并散发为贯穿一生的伤情歌咏。从青年时代的诗作《潜别离》、《寄湘灵》，到40岁作的《夜雨》、46岁作的《感情》、50岁作的《紫袖红弦月明中》，吐露的正是生离死别永无后期的情殇长恨，比肩连理的青春誓约，赠物表情永结始终的情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相思，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伤痛，心共花发无人解惜的哀婉，“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凄清……如果将这些连绵不绝的诗章与《长恨歌》对照读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以及情深不永的结局是何其相似相通。《长恨歌》的诗行，栖伏着诗人青春初萌的悸动，明灭着诗人梦断情殇的泪光。玄宗的思念追悔就是诗人的思念追悔，对杨妃精魂的寻觅就是诗人对失落的青春感情的寻觅。诗人与笔下的人物泪眼相对，椎心沥血，渐行渐近，融为一体。从对象自我化的意义上说，《长恨歌》就是诗人青春感情之旅的豪华版。“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通过对李杨情殇之史的吟唱，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对话。同时，诗中的虚拟因生命情感的真切体验而获得真实的品质。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但并没有失去内在逻辑和节奏控制，意象营构、单元组织、情节安排的顺逆、奇正、张弛、起伏、虚实、繁简、疏密、抑扬、开阖，“收纵得宜，调度合拍”(《养一斋诗话》卷一)而不落痕迹。叙事通过风华掩映、异彩纷呈的复杂性实现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结 束 语 《长恨歌》的横空出世，使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叙事巨构杰作的说法成为偏颇。叙事经典的缺席，对于唐代诗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长恨歌》使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获得全面成就而雄视百代。作为经典，其文学性是穿越文化性的，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虽然这一切并不一定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活动来展现。文化史也不例外”。作为叙事诗的经典之作，《长恨歌》的诗艺精灵像不倦的舞者，穿越广袤的空间，历经千年岁月，仍活跃在审美舞台，其“坚奥的美”从古典出发却情动现代，产生于一个时代却拥有所有的世纪，属于一位诗人所创造却认同于整个人类。作为经典文本检验时，中国与西方文论、古典与现代文论都可以对其进行有效阐释，又都不能完成终极阐释，继续阐释也就成了必要。
(3)双重主题，在诗歌的前半部分批判的意味比较明显，后半部分中诗人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对他们爱情的歌颂和惋惜远远大于批判.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分极浓的长篇叙事诗，是白居易对叙事诗的一大发展创造。(1)诗人对安史之乱、马嵬之变、平乱回京这些历史事件没有具体展开描写，只是作为抒情的桥梁，一笔带过，而将大量笔墨集中在铺写玄宗对贵妃的苦苦思恋上，写的缠绵悱恻，动人心魄。(2)人物十分单纯，诗中着力塑造的是李、杨两个人物形象，而且主要是通过心理刻画完成的。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不仅成功的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有效地推动了悲剧故事的发展。(3)诗人把人物语言与作者语言融合在一起，运用虚构和想象来发展情节和塑造人物，并以优美的语言创造意境，成为古代长篇叙事歌行中的绝唱。 艺术特色要点： （1）情、景、理的完美结合结构。 （2）语言方面，音节和谐，句式骈散结合。 （3）主客问答的形式及其作用。 人生启示要点 ：人的悲剧性命运及以庄禅思想为依托对这种命运的超越，对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愉悦的追求 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水乳交融，也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出自 [ 先秦 ] 佚名 的《葛生》 。中国古代十大悼亡诗之首，不算传之寥寥了。喜欢的人还是很多的。后世对这首诗评价极高，今人认为本篇“不仅知为悼亡之祖，亦悼亡诗之绝唱也”(朱守亮《诗经评释》)，又认为“后代潘岳、元稹的悼亡诗杰作”，“不出此诗窠臼”(周蒙、冯宇《诗经百首译释》)。就本诗的艺术魅力和对后世悼亡诗歌的创作影响而言，这种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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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邶风·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魏晋·潘岳《悼亡诗》三首之一：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还有很多很多，你知道哪些呢？
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因为历史太过久远，许多写的好的诗歌都不一定能得到广泛传播，能口耳相传的，都只是少数。
蒲松龄的悼亡诗|1|2| 曹立波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死亡是最大的不幸，是最可怕的事情， 也因此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想象力的事情。”“中国古代涛坛上， 诗人们对死亡之感伤的描写也曾佳句迭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 鸡鸣”饱含战乱之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充满黎元之叹。曹 操、杜甫的诗由百姓及子女，读来固然令人感时伤世，但世间挚亲 是夫妻，别妻丧偶，往往使迁客骚人平添孤愤。所以悼念亡妻的诗 篇，历来受人瞩目，从晋代潘岳以来，“悼亡”之题也屡作不衰。 清代蒲松龄虽然以小说《聊斋志异》著称于世，但他的诗歌成 就也很大。妻子刘氏去世(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写下了许多缅 怀的文字，除《述刘氏行实》文外，《聊斋诗集》中现存五首悼亡诗， 分别题为《悼内》、《(悼内)又》、《绝句》、《二十六日，孙立德不忘祖 妣初度，归拜灵帏，因与恸哭》，还有一年后(康熙五十三年，1714) 所写的《过墓作》。品味蒲松龄的悼亡涛，我们会思索这样一个问 题：曾以“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亦作‘时’)”被王士祯 推崇的聊斋先生，一旦直面“人间”惨事，当挚爱的亲人成了新鬼的 时候，他是如何抒发真情的呢?下文将对这一蒲松龄研究领域尚无 人问津的问题展开论述。 一、师承前人悼亡诗之余韵 中国古代诗史上，悼亡诗的开山鼻祖是晋代的潘岳，他开创了 以悼亡诗专门悼念亡妻的先例。继之，唐代元稹也以写悼亡诗著 称。蒲松龄的悼亡诗继承了潘岳以来悼亡诗的传统，在内容和形式 上力采潘岳、元稹悼亡诗之所长，使其悼亡诗呈现出情真、凄婉和 浑朴、平易的风貌。 蒲松龄的悼亡诗首先得益于潘岳的影响。潘岳，字安仁，是西 晋著名文学家。在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坛上活跃着三张(张载、张协、 张华)、二陆(陆机和陆云)、两潘(潘岳和潘尼)、一左(左思)等作 家，潘岳和陆机齐名，并有“潘江陆海”的美誉。潘岳不仅是一个 英俊”的才子，而且是一位多情的丈夫。潘岳一生写过很多哀诔之 文，其最多的哀思是写给妻子的悼亡之作。西晋元康元年(298年) 秋天，爱妻杨氏在洛阳去世，潘岳悲痛欲绝。他20岁与杨氏结婚，共 同生活了近24个年头，夫妻意笃情深。长歌当哭，潘岳写下了《哀永 逝文》、《悼亡赋》、《杨氏七哀诗》，堪称悼亡佳作的是三首《悼亡 涛》，其中第一首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由于潘岳的影响，“悼亡诗” 变成悼念亡妻的专用题材，而不再是悼念其他死者的诗篇。 蒲松龄承继了潘岳悼亡诗的凄婉真切，并在艺术上有所完善。 他熟知潘岳的悼亡诗，而且能化用自如。如他在康熙十四(“75)年 所作的《读张视旋悼亡诗并传》一诗，在这篇六组匕言绝句构成 的长诗中，有一组写道： 潘郎人说太情深，事到关情自不禁。 邻笛听来犹下泪，况堪短烛照遗簪。 文中的“潘郎”即指悼亡诗人潘岳。蒲松龄通过评价友人的悼亡诗， 表达了对“事到关情自不禁”的作者深深的理解。这里的作者既有 张视旋，也有潘郎。蒲松龄则作为悼亡诗的知音，共诉“桃李不知人 事变，清明犹傍短墙开”的凄婉之情。 在悼念自己亡妻的诗篇中，蒲松龄深受潘岳《悼亡诗》第一首 写法的影响，如他的《过墓作》，诗体同潘岳一样为五言古诗，其中 几个排比句生动感人： 老屋汝所处，今日空无人； 衾裯汝所寝，设置不复陈； 华服汝所惜，散弃无复存； 菽粟汝所蓄，抛掷等灰尘。 这几句近似潘岳的诗句：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从潘岳的“望庐思其人”到蒲松龄的“老屋汝所处，今日空无人”，读 者感受到的都是物是人非的凄婉哀痛。这是蒲松龄在悼亡诗的情 调上受潘郎的影响所致。潘岳悼亡诗的成功缘于他对亡妻的情真 意切，正如明代陈祚明所言：“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 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 佳者。” 与潘岳的诗相比，蒲松龄虽然也在写睹“屋”思人、物是人非的 凄凉哀怨，虽然也用了五言排比句，但与潘岳也有貌合神离之处。 在诗歌意象上，衾裯华服不同于帏帐屏风，表明了各自的妻子所 处的时代、身分各异。菽粟更不同于翰墨，分别刻画了人物的个性、 嗜好，潘岳的妻子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喜爱笔墨字 画；而蒲松龄的妻子刘氏，自出嫁后五十余年一向忙于田间灶前， 珍惜菽粟豆麦。对诗歌意象的选择，体现了两位诗人对妻子的真切 相知。从排比的效果上看，蒲松龄的诗句较潘岳的《悼亡诗》，语气 更加强烈，句式更为精炼。 唐代大诗人元稹也曾以悼亡闻名。“元稹的妻子韦丛于元和四 年(809)七月初九去世，三个月后的十月十三日葬于咸阳。”*元稹 的悼亡诗《遣悲怀》七律三首历来为人称道。除了潘岳诗所具备的 哀婉动人之外，还“由于感情真挚，并能将律诗口语化，较之潘岳悼 亡诗尤为人所爱读。””如《遣悲怀》之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韦氏一门为长安望族，其妻韦丛秀外惠中，但没有贵族小姐的 娇矜，去世时才27岁，元稹30岁，七载伉俪，感情甚笃，难怪元稹“悼 亡诗满旧屏风”。这首《遣悲怀》通过对妻子一系列动作的描绘，“无 衣搜荩箧”(荩草编的衣箱)、“沽酒拔金钗”(用金钗首饰去换酒）、 “野蔬充膳”、“落叶添薪”，一位贤德女子为丈夫、为家计含辛茹苦 的形象跃然纸上。贵族出身的妻子随自己安贫乐道，她的英年早 逝，使元稹不禁发出“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感慨。 蒲松龄受元稹悼亡诗的影响较潘岳更为直接。他的悼亡长诗 《悼内》，由六组七言律诗构成，其中第二组写道： 自嫁黔娄艰备遭，家贫儿女任啼号。 浣衣更惜来生福，丰岁时将野菜挑， 怜我衰髦留脆饵，哀君多病苦勤劳。 幸逢诸妇能相继，井臼无须手自操。 蒲诗开头一句“自嫁黔娄”四个字直接由元稹的《遣悲怀》而来，寓 意也相同。“黔娄”是战国时齐国的隐士，家贫，不求仕进，齐鲁之君 聘赐，俱不受，死时衾不蔽体，后来人们以喻贫士。元稹的“自嫁黔 娄百事乖”言韦氏嫁给自己是由贵人贱，蒲松龄电以”自嫁黔娄艰 备遭”自比贫士，表达了对妻子下嫁于自己的感激与愧疚。他的妻 子刘氏的父亲，是“文战有声”的人，出身也算书香门第，未嫁时 刘公自知蒲家贫寒，但敬重蒲松龄父亲的为人，曾说“闻其为忍辱 仙人，又教儿读，不以贫辍业，贻谋必无蹉跌，虽贫何病?”毅然为 女儿定亲。出嫁后，“刘氏食贫衣俭””操劳了56年，临终前“尚卧理 家政”，因而“自嫁黔娄艰备遭”的诗句既是借古喻今，也是肺腑 之言。 从诗歌创作风格上看，蒲松龄的悼亡诗自然浑朴，更接近元稹 通俗浅切的风格。同是以悼念亡妻为题材，潘诗与元诗有较大差 别，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背景、文坛风气有直接的关系。潘 岳身处西晋太康年间，当时形式主义浮靡文风盛行，陆机在《文赋》 中明确要求”诗缘情而绮靡”、“诔缠绵而凄怆”。潘岳的悼亡诗恰好 是涛歌体裁的诔文，所以兼容了当时对诗与诔的写作要求，除了感 情缠绵凄怆之外，文字也绮靡“繁冗”，这是时代所致。 与潘岳的六朝习气所不同的是，元稹和白居易都是中唐新乐 府运动的代表作家。他们强调诗歌的现实性和社会功能，所以他们 “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通俗平易，元稹的悼亡 诗体现了新乐府诗的特点。蒲松龄的诗(不仅仅是几首悼亡诗)从 整体风格上看，现实性、通俗性都较强，与唐代新乐府诗意脉相连。 仅就悼亡涛而言，蒲松龄借鉴了潘岳的情真意切、凄凉哀婉，同时 摒弃了潘岳的绮靡繁冗，而吸取了元稹的通俗平易，因此在内容和 形式上都增强了可读性。
这是因为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这样的诗句，而且也不能够理解其中的感情，所以会传之寥寥。
质问他明明苏轼还有一首怀念亡妻的词，他不念，却非要念这首
送别诗的艺术特点（一）创作情怀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总是与特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唐代送别诗如此繁荣，必有其特定的创作情怀。唐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继汉代之后又一个鼎盛时期，经济发达，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民族大融合。在这样的时代里，必定有一大批文人希望通过读书走上仕途。这正符合“学而优则仕”的大环境。而在唐代正是科举考试走入正轨时期。大批的读书人想走入仕途必定要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一种竞争非常残酷的考试，要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才能到殿试一关。殿试是皇帝亲自主考，地点在皇宫。唐代的国都在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我们可想而知，当时的交通条件，南来北往的举子到西安去是何等的不容易。举子赴京赶考冲满了艰险，分别后生死未卜，前途难测，所以唐人特别重视送别，更重视赠送送别诗。着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如张籍的《送裴相公赴镇太原》里有一句是“天子亲临楼上送，朝官齐出道旁辞”，这是皇帝参加的送别场面。从皇帝都参与，不难看出贫民百姓对送别懂得参与与重视。唐人重视送别诗，还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唐朝人爱好诗歌成为一种风气。当时的各类文书，大多皆用诗歌写成。在当时达到了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1）在科举兴盛的时代，唐朝也流行温卷，行卷，把这样的方式作为走入仕途的敲门砖。而同时，写送别诗，还有它实用价值的一面。送与被送二者的关系，往往是挚友或亲人，而这双方往往有一方身份高贵，所送之诗就是到达异地的通关证。这样，到达异地，呈上所送之诗，往往会得到一些关照。正是这种实用价值，更加速了唐人创作送别诗的高潮。再从唐代的文化来看，唐代文化异彩纷呈。音乐舞蹈都呈现出气势恢弘，风格多样，优美和谐，铿锵热烈的盛世特色。著名的歌舞大曲有歌颂唐太宗武功的《秦王破阵乐》，唐玄宗参与编制的《霓裳羽衣曲》等。这时的诗歌也与音乐相互结合，互相促进。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本是一首普通的送别诗，但后来被谱成“阳关三迭”，就这样诗借歌传，歌借诗飞，一直被传唱。后来，这首诗成为送别的必唱之曲。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种最有普遍性的离别。它没有特殊的背景，而自由深挚的惜别之情，这就使它适合绝大多数离别之席演唱，后被编入乐府，成为最流行，传唱最久的歌曲。当然，唐人创作诗歌的情怀是多样的，从上面几点足以说明送别诗的繁荣。但创作送别诗肯定还有社会，个人等内外因素的促使，这是我们研究送别诗创作情怀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内容。（二）抒情艺术通过认真品读唐人的送别诗，不难发现诗中的抒情手法。可以说送别诗就是抒情诗。抒情，有直抒胸臆，有借景抒情，有寓情于景，有情景交融等。那么，唐人的送别诗，表现出的抒情艺术有哪些呢？直抒胸臆的手法在送别诗中运用得很广，往往这种手法让送别诗通俗易懂，更易流传。如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首诗前两句直接写落日之景，后两句直写真诚情谊，全是肺腑之言。后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是对朋友的劝慰：此去你不要担心遇不到知己，天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庭兰啊！话说得多么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朋友抖擞精神去奋斗、去拼搏。诗句毫无保留阻碍,慷慨悲歌，一吐为快。再如李白《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首诗前两句叙事，后两句抒情，友情之深，深及千尺。借助潭水直抒胸臆。当然，直抒胸臆是一种坦诚，是深情厚谊的最直接表现，但是，深挚的情感又往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有很多诗人不原去仰声长呼，而是借助别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借景抒情这一法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触景生情，情景交融堪称是我国古典诗歌抒情的基本特征。的确，景物在人的眼中会随人的感情而变化，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因此，在送别诗中，诗人他们在送别时的眼前的景物也都往往附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唐人在创作送别诗，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寓情与景，情景交融已成为唐代送别诗的基本抒情特征。历来被人们所推重的是薛涛的那首《送友人》则是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开头两句直接写别浦晚景，秋季相送格外难堪，眼前的景色令人骤生寒意，而且此处不尽写景，暗用蒹葭诗意，以表达一种友人远区，思而不见的情绪，使诗的内涵大为深厚。第三句似宽慰的语调，与前句隐含的离伤构成一个曲折，表现出相思情意的执著，尾句美梦难得，一句之中层层曲折，将难堪之情推向高潮。 借景抒情这种艺术手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都是最常用的抒情手法之一，用在诗歌中的更是俯拾即是，因为离开了景而纯粹去谈情，仿佛这情便没有了着落。所以，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几乎每首诗都有借景抒情的例子。但我以为借景抒情的最高境界则是：融情入景，把一段浓浓的深情，深婉含蓄地藏在简淡的、似乎是不经意间得来的景中，只留下若隐若现的一截丝头，让读者去发现、去抽取，越抽越多，牵出一腔心事，跌宕起伏，意味深远，一如醇酒，虽清洌而味厚，时愈久而愈香。借景抒情的诗作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比比皆是。如李白的《送友人入蜀》和王昌龄的《送十五舅》都是这类作品。而这类诗歌较为典范的例子是《送梁六自洞庭山》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这首七绝，诗人深深地掩藏自己的心事，知识借助景物透露给我们一些信息。眼见友人离去，帆船渐渐远去，直入朝廷去了，而自己仍在谪居地，遥无归期。诗中的一个“孤”字语带双关，一种失落与孤独的情绪。而一个“浮”字更激起了心中的愁云。一个浮字让人有人浮与世的感觉，漂泊之感更加浓厚。第三句写传说中的神仙“不可接”实是友人“不可接”，友人远去的地方---朝廷不可接。于是，诗人心中凄婉的心事在这秋景中浮现，随着这湖水起伏荡漾，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曾具体的论述了情与景的关系。“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与诗者，妙和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在送别诗中，景是触发感情的媒介，情是景最终的寄托。
我想薛涛这样的女子，还是做妓的好；如果不去做妓的话，还真没有更好的职业适合她。寻常男子配不上她绝色的姿容和才情，也难有那个心胸去包容她做个才女；若做个深闺贵妇，或者做个小家碧玉，前者空虚无聊，后者日日操心家长里短，日子久了，再好的珍珠也成了鱼目。只有像歌妓这样的角色，虽然不是良家女子，倒也空气清甜，水源丰富，供她长袖善舞，伸展自如。所以没什么好可惜的，况且大多时候留得个虚名供后人钦敬，还是好过默默无闻，老死一生。要不然这世上追名逐利的心，怎么只见多，不见少？薛涛这样长袖善舞，青史留名，反而是幸事一件。当初的妓不同与日后倚楼卖笑任君挑选的妓女，她们只歌舞助兴，不卖身失色。间或有个公子相公看中了，问主人要来，收为内室。即使身为姬妾，也是一个男人的私物，或爱或厌，但怎样地卑微到底，也比明清时的妓女们多点安慰。唐宋的妓女，更应称作姬，更不比怡红院里一叫一大串的俗艳。尤其是达官贵人宴席间应酬的女子，大多是有姿有才的女子。娥眉婉转，还要胸有文墨，多是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薛涛无疑是其中的翘楚。薛涛梧桐诗谶的故事很有名。据说她八岁那年，她父亲薛郧看庭中有一棵梧桐树开得茂盛，便以“咏梧桐”为题，口占“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两句，让薛涛来续答，试她才华。薛涛应声而吟：“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父亲听了，除了讶异她的才华，更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女儿今后恐怕会沦为一个迎来送往的风尘女子。薛涛后来果然成了官妓。薛涛做的是官妓，比起和她齐名的李季兰，放浪无忌，不是妓女，犹过妓女，倒更多一份庄重高贵。她的才情美貌名动蜀中，历任蜀中节度使都对她既爱慕又尊重。最先赏识薛涛的是名臣韦皋。韦皋听说薛涛诗才出众，且出身不俗，是官宦之后，就把她召来，要她即席赋诗，薛涛即席写下一首《谒巫山庙》——乱猿啼处访高唐，一路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尤是哭襄王。朝朝暮暮阳台下，雨雨云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韦皋看过赞叹不已，传阅给席间众宾客，大家也都叹服。薛涛这首诗写的是过巫山神女峰，《谒巫山庙》的情景。其实这样的诗不算特别出奇，只不过自从宋玉的《高唐赋》以后，巫山云雨已经成了男女欢爱的代言，薛涛却偏偏写出了点惆怅怀古的味道，大有凭山凭水吊望，感喟世事沧桑的味道。尤其最后一句“春来空斗画眉长”更隐隐指责前人沉溺女色，这样的立意出自女人之手已是不易，出自一个官妓更是殊为难得。所以薛涛的诗好，后人赞：“工绝句，无雌声。”是有道理的。韦皋走后，继任的剑南节度使李德裕，对她同样非常欣赏。后来她和李德裕在“筹边楼”饮宴，还写出了“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这样见地深远、雄浑豪迈的诗，让人惊讶于她除了美色之外的眼界心胸。同为女子，我们看鱼玄机，感慨的是：“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二十六岁的鱼玄机因妒挞死了侍婢绿翘，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而薛涛晚年则隐居高楼，穿起女道士的服装，安然地接受老去的现实，因为心态平和，得享高寿。她殁后，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段文昌还为她亲手题写了墓志铭，并在她的墓碑上刻上“西川女校书薛涛洪度之墓”。相较鱼玄机，薛涛阅尽世事的淡定，更让人倾慕。韦皋对薛涛另眼相看，一捧再捧，把她捧成了蜀中首屈一指的交际花。韦皋是个敢于破旧除新的人，他看薛涛实在是才高，寻常男子也比不过，干脆让她做了自己的女秘书，担任校书之职，帮自己处理公文。薛涛才能出众，她做女校书有实无名。韦皋觉得委屈了她，就想上书朝廷，让朝廷下旨封她做真正的“女校书”。我总感叹这样的奇思异想也只有唐朝人才冒得出来。后来的人恪守礼教，心苗全是些枯枝败叶，再也绽不出花火。这件事后来顾及影响不好而作罢，但韦皋这么一闹腾，却好像现时媒体的炒作一样，使薛涛的“女校书”之名，更加广为人知。当时有个叫王建的诗人就千里迢迢地写了信去赞美薛涛：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忍不住要感叹薛涛命比现在很多女大学生都好，遇上个唯才是用，不歧视性别，也不单看容貌的男人。若说薛涛是烟花如幕，韦皋就是那根揭幕的火柴。如果没有他，薛涛的一生想必不会如此光华耀目。在韦皋的帮助下，薛涛名盛一时。她的艳名随着蜀江水越流越广。意态高昂的她用胭脂掺水制出红色的小彩笺，题上诗句，曾给那些她认为相宜的客人，这就是后世称赞的“薛涛笺”。多年以后，也有个女子制了“桃花笺”， 每日随水流诗，也招得无数王孙公子趋之若骛，行事作风与薛涛近似。然而，若说“薛涛笺”是文人书房里的经久不息的沉香，“桃花笺”则更像是春梦醒后衣襟上沾染的香痕，淡薄地香艳地，很快就随风飘散。无论是何年月，人们对轻薄浮浪人的尊重总是少于端庄的。薛涛远比鱼玄机沉着庄重，她的风流赢得了后世文人的爱重，“薛涛笺”成为后世风流雅韵的象征，也因此能够获得比“桃花笺”更久远、更深长的存在。男女相悦似一种舞，更是一种斗。每每看到薛涛的《十离诗》我就会想起这句话。人欢我不欢，薛涛与众男士的周旋流连，让韦皋吃醋了。他将薛涛贬往偏远的松州。薛涛的一生都是个聪明机警的女子。她审视度势，一直能够冷静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和韦皋交往如是，和元稹交往也是一样。一旦确认元稹没有和她共聚白首的可能，她也就不多作纠缠，安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虽然，她曾经写诗清楚地表现自己对元稹的欢喜眷恋——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忙将趋日，同心莲叶间。——薛涛《池上双鸟》诗中浓情蜜意，还有“朝暮共飞还，同心莲叶间”的表白，大有和元稹双宿双栖的想头，想来在情深意密的时候薛涛是想过嫁给元稹的。不过好景不长，一年以后元稹离开四川。那时薛涛已经四十六岁，芳华已至秋暮，元稹又是一个放纵多情的人，薛涛就静静地了断了这场情缘。聪明如她，是明白她和元稹之间的关系的。露水情缘，朝生暮死，何必恩恩怨怨反复纠缠？“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韦庄词中女子如是说。可叹痴情女子太多，像薛涛这样能够斩断情缘，反而更显得珍重。我所喜欢薛涛的也正是这一点：聪明冷静。身虽为妓，心洁如冰雪，花容月貌不减清烈。韦皋发怒，一纸贬书送到她面前。薛涛忽然醒悟自己玩得过火了，再怎么声名远播也是他捧出来的。那些王公子弟，再怎么赞美留恋，数日之后，也是绝尘而去的事。真正和自己朝夕相对，能够掌握自己生死的，是这个叫韦皋的男人。心中的悲戚涌上来，小小的波折让她看清楚自己的处境和身份。艳名是虚名，才名是虚名，觥筹交错，男欢女爱都是假的，唯一真实的是——她是一个妓女，需要依靠别人的慈悲怜悯才可以立足于世。聪明非常的薛涛，冷静地收敛起自己的悲切，那是无谓的。没有一个人的悲伤可以感动上苍，除非她有力量扭转乾坤。薛涛在赶赴松州的途中写下了十首著名的离别诗，差人送给韦皋。这十首“十离诗”是这样写的——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著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犬离主》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笔离手》雪耳红毛浅碧蹄，追风曾到日东西。为惊玉貌郎君坠，不得华轩更一嘶。——《马离厩》陇西独自一孤身，飞去飞来上锦茵。都缘出语无方便，不得笼中再唤人。——《鹦鹉离笼》出入朱门未忍抛，主人常爱语交交。衔泥秽污珊瑚枕，不得梁间更垒巢。——《燕离巢》皎洁圆明内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宫。只缘一点玷相秽，不得终宵在掌中。——《珠离掌》跳跃深池四五秋，常摇朱尾弄纶钩。无端摆断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鱼离池》爪利如锋眼似铃，平原捉兔称高情。无端窜向青云外，不得君王臂上擎。——《鹰离鞲》蓊郁新栽四五行，常将劲节负秋霜。为缘春笋钻墙破，不得垂阴覆玉堂。——《竹离亭》铸泻黄金镜始开，初生三五月徘徊。为遭无限尘蒙蔽，不得华堂上玉台。——《镜离台》这十首诗是用犬、笔、马、鹦鹉、燕、珠、鱼、鹰、竹、镜来比自己，而把韦皋比作是自己所依靠着的主、手、厩、笼、巢、掌、池、臂、亭、台。只因为犬咬亲情客、笔锋消磨尽、名驹惊玉郎、鹦鹉乱开腔、燕泥汗香枕、明珠有微瑕、鱼戏折芙蓉、鹰窜入青云、竹笋钻破墙、镜面被尘封，所以引起主人的不快而厌弃。说实话，薛涛这十首诗不是我喜欢的味道，有离思而无离情，说是离思，却没有诚挚的苦意。一叠声的“不得”不像在作诗，十足地一封认罪书。太谄媚，失却了她诗里原有的气节。然而仅就离别而言，薛涛的构思算得上新巧，着眼的都是身边事物，不惊不奇，写诗最难得的就在于能把身边寻常事物写得曲折动人，薛才女娓娓写来如泣如诉，难怪韦皋看过以后立刻派人把她追回来，两人和好如初。这一场舞斗纵然是韦皋赢了，可也胜得不那么光彩。不知道为什么，这“十离诗”总叫我想起宋高宗的十二面金牌，如果岳飞当初也有薛涛的媚诗功，不知道能不能使得高宗改变心意，任他直捣黄龙，免去后世百姓两百余年的离乱之苦？但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种异想天开罢了。读“十离诗”，我感觉到薛涛是强忍委屈的。然而就是委屈也得生受着。世人多是委屈的，只是依附与人的姿态不同罢了，像一园盆景，多被人剪去枝蔓，拗断筋骨，摆弄成喜欢的模样。只是有的血泪见得，有得见不得，深埋土底。况且做英雄做美人，原都是委屈的，想迎合这俗世，却迎合不上。“夜深同花说相思。”说到底，薛涛比很多人都要幸运。------------------如果单纯研究薛涛生平的话，可以参考百度百科，如楼下所说，的确很详细。但我认为liuqiwei26是想得到一些主观性的评价，而不仅仅是客观的叙述，不然的话，人家不是早就自己去看百科了么？又何须来这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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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论新时期通俗文学现象
23.论王蒙的小说
24.论新时期的小说艺术
25.论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26.论柯岩的创作
27.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28.论新时期的军事文学
29.论刘绍棠的小说
30.论刘索拉的小说
31.论新时期的改革文学
32.周梅森小说论
33.方方小说论
34.新生代诗歌研究
35. 金庸小说论
36.席慕蓉现象研究
37.论谌容的小说
外国文学
1.论哈代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流变
2.于连与拉斯蒂涅形象比较研究
3.从《喧哗与骚动》看意识流小说的创作特征
4.论卡夫卡的变形人物
5.论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兼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比较)
6.论象征主义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7.论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兼与鲁迅小说比较)
8.拜伦与普希金比较研究
9.论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形象
10.论《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
11.评《简爱》的爱情主题
12.《呼啸山庄》主题研究
13.浅析中西创世神话的异同点
14.试析古希腊文学蕴涵的人本意识
15.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复调”艺术
16. 理性与信仰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体现的“惩罚观”
17. 论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精神中的空想成份和宗教色彩
18. 浅析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描写艺术
19. 试析现代派文学体现的“丑”与“审丑”取向
20.浅论《荷马史诗》的战争观和妇女观
21.比较古希腊文学与古罗马文学在审美倾向上的异同
22.试析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到“新人”的转变
23. 论现代派文学的反英雄色彩
24.试论《神曲》中两希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25.浅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地位和影响
26.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试论《堂吉诃德》
27.试论《堂吉诃德》与中世纪骑士文学的关系
28.浅析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丑角形象
29.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
30.《麦克白》与《俄狄浦斯王》的命运观比较研究
31.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的形象比较研究
32.试论莫里哀喜剧人物的类型化特征
33.“浮士德精神”的现代阐释
34.浅论《浮士德》的艺术特色
35.“拜伦式英雄”的现代阐释
36.论普希金创作的民族性与独创性
37.试析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
38.从《叶甫盖尼 奥涅金》看俄国文学“多余人”的精神失落
语文 教学论
1.当代诠释学观照下的中学 语文 阅读教学
2.感悟式阅读教学的思考与尝试
3.基于情境认知与学习的 语文 教学模式研究
4.论 语文 课程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5.新课程理念下初中 语文 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6. 语文 整体阅读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
7.元认知与 语文 写作教学
8.中学 语文 体验式阅读教学研究
9.对 语文 教学中的网络写作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0.高中 语文 教学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研究
11.新课程中 语文 教学评价方式探究
12.论 语文 教学个性化与学生个性发展的关系
13.中学生古诗文学习兴趣的激发与培养
14.“对话”理念指导下的新课程阅读教学研究
15.在 语文 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16. 语文 教学中如何实施“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17.诗歌教学中创造性思维训练的策略研究
18.小学 语文 中口语交际教学与以往听说训练的比较研究
19. 语文 教学中的语感培养新探
20. 语文 教学中的现代教育技术运用策略研究
21.新课程中小学 语文 识字写字教学优化探索
22.浅论中学 语文 综合性学习课程的实施
23.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状况的调查分析及改进措施
24.以发展思维为前提的小学 语文 教学设计
25.苏教版与人教版中学(小学) 语文 教材比较研究
文学概论
1、当代商业社会中文学消费问题的思考
2、 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挑战
3、“语不惊人死不休”—— 试论形式探求的积极意义
4、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理论的反思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
李白山水诗研究 李康永 摘要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诗。李白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李白的山水诗以雄奇、豪迈、大气、苍凉见长，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借山水以自娱的窠臼。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李白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充满了一种人文、历史、地理和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使人文美与自然美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李白山水诗选择了“感物”的路线，摆脱了玄言，回归情感，情景交融，把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美感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文化高度，对山水诗变体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白 山水诗 “盛唐风骚绝往昔，更添风华一谪仙”，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在唐代以及唐以后，都有着特殊的内涵和特殊的魅力。提及其山水诗，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李白嗜爱山水，竟至于沉醉，乐极，“一生好入名山游”，甚至达到“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的痴迷程度。李白的山水诗，约莫有百余首，有继承庄子散文意境宏阔、浩渺奔放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放浪诗作；有借鉴陶元亮融情入景的园田诗作；有袭二谢余风，而意境结构日渐佳境的山林诗作。李白很敬佩、赞慕二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谢公宿处今尚在”和“脚著谢公屐”以及“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中可以看出。另外还有与王孟等初唐山水诗人风格相似的意画诗作，还有游仙缥缈入天地山海的意念诗作等等。由此可见，李白山水诗的丰富多彩与绮丽。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等，黄河、长江流域。李白20岁前后游历了蜀中的不少名胜古迹，山水诗描绘了蜀中的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他壮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李白25岁后，出蜀漫游，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后，又再度漫游，游踪遍及齐鲁，江浙、燕赵，歌咏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此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内容。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浪于宣城、历阳，此时山水诗将游仙、山水和现实联系起来，反映李白深刻内心矛盾。所以他创作了许多山水诗，并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李白与山水诗的关系 李白是中国山水诗人中的另类，他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势和极富张力的生命力，非常的飘逸和洒脱，这种个性的因素使得李白的山水诗在表现手法上似乎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规律，这就造成把握李白山水诗的风格和意境很难。但就像看梵高的画一看就是梵高的画，李白的山水一看便是李白的山水。实际上，李白才是真正主宰着山水诗的形式和规律的。李白写的不是山水的细节，而是山水的气势，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这也是写他本人的气势，正是他本人的气势推动着他写山水的气势，只有他桀骜放纵的个性才能把山水固有的气势从山水中张扬出来，张扬山水的气势就是张扬李白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即是把他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扩张到山水中，他的生命力是无限扩张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山水感染了他，而是他感染了大唐的山水。 二、李白写山水诗的原因 李白写山水诗首先是体现在他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上。李白热爱祖国河山,所以他可以忘记忧愁,以极大的热情去写祖国河山。 其次，是因为李白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再次，是因为受到二谢的影响。李白深为感佩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还有就是受孟浩然的影响。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了。到了唐代，人们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李白也不例外，而且他还写出了许多千古名篇。 三、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第一，宏放高远。其一是指李白的山水诗描写的题材广泛，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人文景致等都是其写作题材；其二是指时间宽度大，年代久远，空间高远，即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白写山水常追溯及远古历史发端。具体如《蜀道难》一诗,诗人从秦蜀远古的隔绝之状起笔：“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接着写蜀王派五丁开山,壮士们牺牲生命，才建成一条钩连秦蜀两地的天梯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远别离》写洞庭、潇湘、九疑、苍梧等山水也是与远古的娥皇、女英、尧、舜、禹等人物相连。空间的高远则又是指李白善于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山水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描绘。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西上太白峰，夕阳穷攀登，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古风》其五) ，“水从天汉落”(《赠崔秋浦三首》)，“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这些诗句山高水远，如同一幅幅远景山水画，具有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境界邈远的特征。这既是大自然恢宏博大的写照,又是诗人心胸开阔的反映。 第二，意象飞动浩荡。这是指李白笔下的山水虽也有幽静、秀丽的一面，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这并非主流，由于他思想奇逸浪漫，个性自由奔放，犹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所以，意象之景外化后常使其山水形象具有飘逸飞动之势，如“巴水疾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炎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望庐山瀑布》二首)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第三，虚实相生与浓重的画意。虚实相生，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说的就是意境。近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他认为这就是“有意境”。这些用来评说李白的诗可谓恰如其分。就其山水诗而言,李白眼前之景象与胸中想象大多相融而莫分,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心物合一的地步。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认为意境从结构上看，正是“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的统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意境也就可分为实境和虚境，进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山水诗，他将虚的“见于言外”与实的“如在目前”发挥到了极致。如其《行路难》便是最好的说明，冰塞黄河，雪满太行，垂钓碧溪以及直挂云帆破浪济海等，看似实境，却均由心中抽象的情感和意念而来，是虚境的自然表现。实境与虚境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无比美好的世界。再谈谈画意，李白在此与王孟的造诣大约相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却把浓重的画意借助于其出神入化的意境抒发而加以表现，也就使得他的一些山水诗正如一幅幅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意画，并且这些画的技巧炉火纯青，返璞归真，千态万状皆不离自然之道，而雕琢之迹全无，这正是中国诗画的最高境界。李白诗的山水名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及《行路难》可作例证。《蜀道难》可谓一幅峥嵘嵯峨的蜀国山水图。览毕此诗，无不感到他在穷形尽相地描写蜀道艰难的实境时那种充满了激情，寄寓着许多慷慨悲壮的感受。同时作者驰骋想象,写景抒情,创造出蜀山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其 虚境蕴含十分丰厚,以至众说纷纭,历代“解此诗者,几如聚讼”(《唐宋诗醇》) 。再者在此意境的基础之上，那种悲凉、愤懑的画意又随即映入眼前，或云感慨仕途坎坷；或言揭露时弊、讽玄宗幸蜀；或以为是劝告入蜀友人等等不一而足。 四、李白山水诗的语言特点 自然明朗是李白山水诗语言的基本特色,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朴素清丽、单纯自然的语言,受乐府民歌沾溉,而更多来自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脱胎于南朝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欲倒非人推”,随意挥洒口语,更见性情的放旷。他多样化的语言又总归于率真自然、清新明丽,体现为自然之美。 李白山水诗的语言是完全个性化的。李白写不同风格的山水，就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他有许多著名的山水绝句，就是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写成的，如：“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湖五首》）这类诗所以能如实绘出秀丽山川的本色，正是得力于诗人清丽自然的语言。李白珍视语言的天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的绮丽之风。 “李白的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他以描绘中国大好河山，表现大自然无穷景物之美为主旨，并于容情入景中兼以抒发主观情怀。李白把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视为主体，作为审美对象加以审视，而且要以新的视角、新的色彩、新的声音、新的气势写出前人和同时代人巅峰之作。李白的山水诗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代表之作，它不仅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本体意识，而且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关于时代，社会，以及民生疾苦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总之，一句话，李白写山水诗不单纯写山水，李白的山水诗是难以脱离社会生活的窠臼的。 参考文献 1、《全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 ， 1992年 第05期 。 3、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 5、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6、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裴斐等《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希望采纳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