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重作用.积极作用：①有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如：秦朝、清朝前期维护国家统一.②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如秦朝修筑长城、隋朝开凿大运河.③在统一的环境下,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又利于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朝的民族融合.消极作用：①专制容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如秦朝暴政.②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钳制了思想,束缚了文化.如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朝“文字狱”.③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如明清时期.2.特点：1、夏商周时期我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宗法制,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在王位和爵位的继承上实行世袭制；在地方管理上实行分封制；在王族内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的宗法制.2、秦国统一了六国后建立了秦朝.秦朝创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初期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以皇帝为中心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官位不世袭,实行俸禄制度,由皇帝任免；官职有明确分工,既互相配合,又相互牵制.3、“汉承秦制”,由汉至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受到制约而削弱；中央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权力不断削弱.4、明清时期,转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废丞相、设内阁和六部、增设军机处；中央机构的设立和职权完全服从专制王权的需要；废行省,设三司,直接隶属中央,中央对地方控制进一步加强；大兴文字狱,八股取士,思想文化专制不断加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发展和加强一直在推动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每一次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尤其是皇权的加强,都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次重要发展,最终以清朝军机处的设立作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也发展到了自身的最高点.详解；
我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从战国时期产生，是地主阶级用来统治、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自产生以来，历朝都实行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措施，到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根源于中国的小农经济，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低于外辱，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起过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等进行水利等工程建设，保障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在早期还推动了中西的文化交流。但君主权利过分集中会带来暴政、专制等政治压迫，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也容易带来权力斗争；文化专制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还束缚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延缓了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瓦解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地区特殊的制度 中国无专制无集权便不会有太平 譬如一个问题如果想解决一个人拍一下案子就结了 如果没有专集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那么十年也解决不了要想改变一个社会，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历史的社会是非常难的。守旧的势力非常强大，以往的体制内的变革往往都是旧势力取得胜利，变革势力被打压下去，这样一拖延，往往就是几十年或一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存在的问题依旧，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暴力革命，天下大乱，所有的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同归于尽，然后再重新洗牌，重新开始。任何改良在中国行不通，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整体缺乏妥协精神，得势不饶人，但最后都不得其善终。历史的这面镜子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社会旧的秩序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作为强势的一方，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明白，作出让步或妥协是十分必要的。这其实是维护、保全自身利益的最明智的选择。让步虽然有所失，但亦有所得，不是眼前的得，而是长远的得，否则就是彻底的丧失。中国古人早就知道，在中国富不过三代。小富们敌不过强盗、官府和自身败家，大富们，包括皇帝老儿敌不过“暴民”进行的财产重新分配。所以西方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比我们更早地懂得了政治妥协的重要性。妥协，妥协来，妥协去，最后就产生了议会民主政治，国家从此就一劳永逸地安定了下来。权力必须分享，只有分享，才有和谐社会，才能避免动乱、内战和分裂。在刚出现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小农经济的发展的，但到了明清时，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其消极的地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在秦汉时期确立，直至隋唐时期达到其发展顶峰，宋元时期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盛极而衰，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利于 维护统治稳定，加强军权，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但长期的封建社会，使人们的人性自由受到束缚，也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和新科技的发展，使中国长期落后于世界潮 流。专制的实质是强加于人，即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其实在专制的社会里专制的思想并不是最高领导人所独有的，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所以由专制转向民主，并不只是改变个别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改造所有的人——起码是大多数人，改造一个社会。那种认为改变或更换一两个领导人就可以办到的想法是天真的。所以正确地说，葬送戊戌变法的并不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而是中国社会。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一定的先进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在古代是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比如唐朝时期，长安城遍布外国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各国来进贡的使者随处可见。 这样的制度就有优越在可以集中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进行国家的建设，而且加上了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的皇权的存在使得中国得以团结，随着中国古代的皇帝的皇权不断集中，皇帝对于地方的管理越来越容易和有效。这样就使得皇帝的命令得以迅速的传达和执行，这样的典型代表就是清代的军机处，一切军国大事都直接由皇帝任免和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清代的摄政王大臣会议在初期对于皇帝的种种限制。而且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话也有相应的制约机构，最早三公九卿在秦代就已经出现，再比如唐代开始的三省六部制和宋代的通判还有等，都是有效的制约机构避免了愚蠢的命令的执行，保证了皇帝统领的国家处于正确的运营下。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古代中国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艺术，书画、瓷器等，这些都可以归功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作为封建制度，还是有不可避免的弊端。首先，作为国家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封建统领皇帝的手上，如果皇帝贤明，百姓安居，皇帝昏庸，百姓遭殃。国家的命运不是人民说了算而是皇帝说了算（虽然现在也不是）。其次，这样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也使得政治黑暗，大家都知道，宫廷斗争不断，都是为了争夺皇帝的天子的宝座。最后，不是最贤明的人当了统治者，而是最有心计的（比如李世民，，发动宣武门之变，杀了自己的哥哥自己当太子，又逼自己的父亲退位最后当上皇帝）。后宫也自己有着权利的争斗。而且，在宋朝时期的冗兵，冗官为历朝历代最为严重，积贫积弱，使得宋朝没有前任唐朝富足。再次，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导致了国家的赋税在某种程度都是为了满足皇帝的一己私欲而不是为了社稷百姓的安居乐业。而且，若国家征收国家的苛捐杂税导致了人民的负担沉重，民不聊生，这样又回到了统治者的自己的修为问题上了，只要统治者好，一切都好，统治者不好，一切都不好。其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导致了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使得在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中落后了世界潮流，造成近代我国屈辱的历史（鸦片战争等等），也造成了现在的中国的国力没有很多国家强大一样，工业化的水平低下，城市化加快的过程中出现太多的问题都是这个原因。其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为严重的一点，使得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得到了影响。这也使得中国人没有资产阶级的追求和冒险的精神，在中世纪的欧洲，自从有了文艺复兴，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的是冒险精神和为了自身的幸福奋斗和鼓励发财致富。不幸的是，这些思想在近代中国逐步出现。而且古代中国以小农阶级为主，导致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以小农阶级居多，小农阶级有着不可避免的阶级劣根性，这样的阶级统治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是落后的。因为这样的阶级认不清世界的形势，只会为了自己的统治而不断加剧小农阶级在社会中的构成成分，这就是为什么各朝各代一般都支持“重农抑商”，这就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有，在封建阶级和官僚阶级的强大势力下迟迟无法壮大。 中国人在长期的封建主义的管理下习惯顺从了统一管理，不适合现代的民主进程；再者，在长期的封建管理下，中国人的习惯了麻木的心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就是关在黑屋子里的人啊！对于砍头的事情是麻木的，还觉得好笑。中国人是不习惯反抗的，我刚才说过在小农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要还有饭吃，还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就不会反抗，就会依旧顺从者统治而不是向西方人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去斗争，甚至是战争，这些在中国是不会出现的。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现代仍然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社会的黑暗面，却没有人出面去斗争。
延安黄帝陵 黄帝陵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的桥山之巅。黄帝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一位伟大的部落首领。黄帝姓公孙，因长于姬水，又姓姬。曾居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县轩辕丘），取名轩辕。祖籍有熊氏，乃号有熊。又因崇尚土德，而土又呈黄色，故称黄帝。黄帝生于山东寿丘，逝于河南荆山，葬于陕西桥山。黄帝以他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开创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先祖。 黄帝陵地处桥山，沮水环绕，群山环抱，古柏参天，四季青翠，环境幽雅。山下有大路可通山顶直至陵前。祭亭中央的高大石碑上刻有郭沫若题“黄帝陵”三个大字。祭亭后的一块石碑上书“桥山龙驭”四字。黄帝陵位于山顶正中，陵冢高米，周长48米。陵前数十米处有一高台。相传汉武帝征朔方还，在这里祭黄帝，筑台祈山，故称“汉武仙台”。 黄帝庙呈四方形，庙门朝南，气势雄伟，门额上大书“轩辕庙”三字。庙院内有大殿，门额上悬挂着写有“人文初祖”四字的大匾。大殿中间安放着巨大的黄帝牌位，上书“轩辕黄帝之位”。庙院内的“黄帝手植柏”，相传为黄帝亲手所植，距今四千余年。巨柏高19米，树干下围10米，有谚语称它“七楼八扎半，圪里圪塔不上算”，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另有一株高大柏相传为汉武帝“挂甲柏”，又名“将军柏”。庙内有一碑亭，内有碑石约50通，内容主要是历代帝王的“御制祭文”和历代修葺陵庙的记载。 自古黄帝陵一带就有八景的说法：桥山夜月、沮水秋风、黄谷黄花、北岩净雪、龙湾晓雾、凤岭春烟、汉武仙台、轩辕古庙，其中轩辕古庙是桥山风景最佳的一处。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被称为中国第一陵，千百年来，每逢清明，来此拜谒祭陵的人络绎不绝。
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位于陕西黄陵县城北约一公里处，是子午岭向东延伸的部分。子午岭南北而行，北为“子”，南为“午”，故称“子午岭”。桥山总面积公顷，山体浑厚，气势雄伟，沮水三面环流[42] 。山上林木茂密，古柏覆盖面积为公顷，计有古柏81600多株，其中千年以上古柏3万多株，是中国最古老、覆盖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采纳！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的陵墓，相传黄帝得道升天，故此陵墓为衣冠冢。位于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196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号称“天下第一陵”。黄帝陵古称“桥陵”，为中国历代帝王和著名人士祭祀黄帝的场所。据记载，最早举行祭祀黄帝始于公元前442年。自唐大历五年（770年）建庙祀典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祭的场所；中共建立政权以后，每年清明、重阳均在此进行祭祀典礼，特别是清明祭祀已成中华民族传统祭祀盛典，2004年开始每年对黄帝陵祭祀升为国家公祭。陵区历经多次修缮，最近的一次整修自1993年开始，为此成立了黄帝陵基金会以筹措资金，工程分二期实施，第一期工程2001年8月竣工。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城北1公里处桥山之巅。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号，号称”天下陵”。
黄帝陵区景色迷人，景区面积平方公里，分为陵墓区和轩辕庙两部分。黄帝陵园面积10余亩，陵前设有祭亭，内立郭沫若亲书”黄帝陵”碑。陵冢高米，陵园周长48米。
园内古柏参天，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陵园入口处有”汉武仙台”，高数10米，拾级而上，县城、东湾尽收眼底。
轩辕庙内沿南北轴线依次排列有山门、诚心亭、碑亭、”人文初祖”大殿。大殿神龛内有用墨玉刻制的黄帝浮雕像。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已成为炎黄子孙举办盛大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
扩展资料：
民间对轩辕黄帝的祭祀活动从古绵延至今。民间祭祀一般在清明节前后和重阳节期间，北宋以来，民祭则多在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举行。
传说这一天是黄帝乘龙升天的日子，故举办“民祭轩辕黄帝逸仙盛会”。农历九月九日清晨，黄陵方圆数百里成千上万的群众，端着贡物、抬着祭品，翻山越岭，齐聚桥山脚下。
时辰一到，击鼓鸣钟，古乐齐奏，民众将牛、羊、豕三牲和各种供品敬献在陵前的供桌上，祭奠祖先，祈福祈祥。祭祀活动规模宏大而肃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炎黄子孙回国拜谒黄帝陵的人数日益增多。他们千万里寻根问祖，不忘家乡故土，反映了炎黄子孙血脉相连、同根同祖的赤子情怀。
不同时代的桥山黄帝陵祭祀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祭祀观念和祭祀礼仪，但都体现了民族认同、国家统一、和谐振兴的中华民族精神，并将这种精神的主旨传承至今，绵延不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黄帝陵
杨度，旷世逸才
看时间的话有好多人可以写，比如孙中山，容闳，黄兴，溥仪，周恩来，毛泽东等等，那我就给LZ两篇我写过的吧。第一个：孙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大地上，民主资本主义正顶着遍地荆顽强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正冲破各种羁绊登上政治舞台，一个英气勃勃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正迅速形成。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然需要，也必会创造出站在革命前列，指导历史行程的大人物------孙中山。就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名文，1866年生于广东省山县翠亨村。他早年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行医，但祖国的衰败，让他痛心疾首，继而弃医，投身于革命。1894年，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革命政治主张，但遭到冷遇。通过这件事，孙中山明白了“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从此，孙中山走上了为复兴祖国而努力的革命的道路。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约集华侨志士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1895年，广州武装起义因计划泄露而流产，但同时因为这件事，资产阶级已同清政府彻底决裂，以武装起义迈出民主革命的第一枪。他，最早提出了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主张；他，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奔走；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惦念的依然是未尽的事业。他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接受西式教育，不受传统忠君观念束缚，才敢于如此自称；中华民国历史教科书亦采用此说。 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不实。 另外，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常当众倡言反清，闻者多胆怯走避，惟陈少白、尢列、杨鹤龄附和之，乃得四大寇之诨名。 清代政府、公家文件中，皆在其名字“文”上作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 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此外，孙中山亲自主持制订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其它方面的一些有利国计民生的法令。《临时约法》把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用法肯定下来。它的最重要价值，是由根本大法承认主权在民。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毛泽东同志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它的民主共和思想基本原则是有历史借鉴意义的。 孙中山根据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提出了各民族团结的“五族共和”原则。孙中山认为，为了“振兴中华”，坚持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和国内诸民族”，共处共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申明，“五族共和”是立国基本原则之一。其根本在于各族人民的团结，其目的在于达到中华民族的统一。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对外：“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对于“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 “五族共和”思想，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在建设统一的新国家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统一；（二）民族团结是以人民主权为灵魂的各族人民的民主大团结；（三）在国家、民族独立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自主，与各国各民族友好亲睦，反对媚外辱国和盲目排外。 “五族共和”发展了孙中山革命民族主义，也充实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内容。它起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如孙中山所说，它“不以复仇为事”，且有利于克服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民族偏狭观念，单纯排他的复仇心理。在资产阶级革命允许的范围内，它把民族问题纳为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使反对民族压迫和实现包括满族在内的民族平等，互相联系、结合起来，使破坏旧制度与建立、建设新制度，互相联系、结合起来。正如列宁所说：“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 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创造历史的第一功臣，这也是历史的不争事。关键字：新民主主义革命，三民主义，封建主义。参考文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个：溥仪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 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后，宣布和平退位。国民政府与清室协商，保留了许多对皇室的优惠条件，承诺支付溥仪400万银元的年薪，并同意溥仪保存皇室。1917年，溥仪在张勋、康有为等人的拥护下，再次登上皇位，史称“丁巳复辟”，在孙中山、段祺瑞等人的反对和声讨下，“丁巳复辟”仅12天就失败了。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支持下建立大满洲帝国，登上大满洲帝国之皇帝，年号康德。日本败战后，溥仪和日军一起企图逃亡东京，在机场被苏军捕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1959年9月17日刘少奇主席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被第一批特赦，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宣统帝，名爱新觉罗·溥仪，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光绪皇帝胞弟载沣的长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同时生了重病。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慈禧太后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正式登基，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初次登上了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即位时年仅3岁。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封建帝制的结束。溥仪虽然退位，但根据优待条件“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仍在紫禁城过小朝廷生活。他在大学士陆润庠和侍郎陈宝琛辅导下学习汉文，在都统伊克坦教导下学习满文，在庄士敦指导下学习英文。除了读书外就是恶作剧了。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在童年，有许多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他曾想用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是贫苦出身的乳母王焦氏教了他一些做人的道理。溥仪退位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袁世凯对小朝廷仍然效忠，于民国二年元旦派人给溥仪拜年，隆裕太后于2月22日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鉴于溥仪放肆，参政院于1914年11月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政府对小朝廷予以管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向溥仪提出7条“善后办法”：1、尊重中华民国，废止与国法令抵触行为；2、用民国纪年；3、赏赐只能用于家庭和家族，官民只能赐物，不能赐谥；4、皇室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5、皇室人员用民国服装；6、由民国司法厅办理宫内犯罪案件，执事、太监违规由专任内廷警卫的护军长官处理；7、裁内务府慎刑司。小朝廷内部机构臃肿，用费浩繁，太监为非作歹，盗窃成风。溥仪不得不加以整顿，遣散内监，裁撤机构，削减官员。即使这样，有限的经费还是难以维持小朝廷，溥仪乃大肆出卖宫中古物，如金器、名画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帮助下，从天津逃离，来到满洲。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在满洲建立“满洲国”。1932年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但溥仪始终与日本关东军周旋，一心一意为了满洲争取最大的利益，值得尊重。[5]溥仪自1932年3月1日至1934年2月28日任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 满洲国执政爱新觉罗溥仪至1945年，满洲国已经悄然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其生产总值在全球仅次于美、苏、英。 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3月1日登基，“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意在纪念，并寄托了祗承清朝基业之愿。溥仪还兼任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国协和会名誉总裁。1935年4月和1940年5月溥仪两次访日。在新京满洲皇宫内，溥仪性格乖戾，对人时而凶狠，时而温柔。他喜欢玩具、高尔夫球、网球、台球、弓箭，好骑马和自行车，喜欢集邮，能驾驶汽车。但溥仪实际上却一直“宵衣旰食”，勤勉地处理公事 大满洲帝国皇帝溥仪，使满洲国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到1945年，满洲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7]溥仪作为世界级政治家两上时代周刊，是“远东四大元首”之一。[8]溥仪受到满洲国百姓的敬仰，甚至在满洲国垮台后，仍有人在家中悬挂溥仪的照片。[9] 溥仪の野望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企图潜逃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厅室被苏联红军抓获。在苏联被监禁5年。在软禁5年期间曾有一次去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日本统治者在中国的罪行做证明。《我的前半生》记录了这他人生的重大经历。满洲时期的溥仪(22张)二战后，溥仪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赤塔和伯力的收容所被监禁了五年。1946年8 溥仪的囚服月曾返回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受到了约十年的“革命教育”与“思想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说：“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从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关键字：末代 皇帝 满伪参考文献：《我的前半生》。
李白的诗酒文化，是他人生体验的最好记录。他一生用酒当墨，用心作笔，写下了许多令人心惊和令人心驰神往的文字，在诗坛上成为一件又一件亮丽的瑰宝。李白一生关心国事，但为国立功的理想和不满黑暗现实的秉性，又构成了他特有的“诗酒”人生。
李白嗜酒，人称“醉圣”“酒仙”史书上记载他“每醉为文章，为少差错，与醉之人相谈议事，皆不出其所见.”客居任城时，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张叔明、裴政、陶沔在徂徕山，日日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虚”。
杜甫《饮中八仙歌》赞之：“李白斗酒诗百篇”又有人称其诗：“《乐府》之外，……，言酒者固多。”保留下来的1500多首诗中，写到饮酒的达700多首，其他的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的酒味。其中的《独酌》、《将进酒》、《襄阳歌》等流传甚广。
扩展资料：
酒文化其他名人
1、杜康。
《尚书 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唐孔颖达疏引汉应劭云：“杜康造酒。”杜康因为造酒，还曾被当作酒的代名词。有历史上跑得最快的人曹操（“说曹操，曹操到”）的诗句为证：“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河南陕西一带还有以“杜康”命名的酒。
2、纣王。
作为商朝的末代皇帝，他是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发明了利用酒进行宫廷娱乐的方法：“……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场面之壮观，可以跟罗马帝国凯撒大帝相媲美。
3、孔子。
孔子虽然贵为圣人，被称作万世师表，而实际上，他也有不少凡夫俗子的小嗜好，比如饮酒。孔子是主张饮酒的。《论语》中“酒”字一共出现过五次，其中四次出自孔子之口，可以证明他老先生平时是喜欢饮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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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公元541－604年）名：杨坚，汉族，鲜卑赐姓是普六茹，小字那罗延。隋朝开国皇帝，其父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北周武帝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为隋国公，杨坚承袭父爵。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 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北周的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 杨坚称帝后，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灭亡后梁，一年后下诏伐陈。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亡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隋文帝杨坚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隋文帝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精心治理，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精锐，威动殊俗的强盛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概由中央任免，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 隋文帝下令修建西京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所仿照原形）和东京洛阳城，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隋文帝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 他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中国重新置于一个政权治理下,外御强敌突契,内令人民安宁生息,功业之伟大,连后世盛唐也没有完全恢复隋朝的国面积.然而,御下过严,令不少功臣未获善终,尤其立杨广为太子,令遗祸后代,竟使江山断送,实为遗憾。文帝在位24年，604年病逝与大兴殿（目前基本公认死于杨广之手），终年64岁，葬于泰陵（今天陕西省县西南20里）。隋文帝无过啊！隋炀帝锈的大运河！
隋文帝得来天下，是相当容易的。隋文帝杨坚和父亲杨忠，两代仕周，在北周位尊权重。周静帝继位的时候，仅仅八岁，杨坚轻而易举取而代之，自己当了皇帝。古代的历史学家曾经这样长叹：“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杨坚取周而代之之后，对于北周王室采取斩尽杀绝的恐怖手段，从而在北部中国建立了隋王朝。接着隋文帝在北部中国稳定之后，以强大的武力平陈，结束了从西晋末年以来中国近三百多年的分裂历史，统一了中国。平陈的过程，是武力杀伐的过程，陈室君臣，都有臣服之意，因而隋文帝采取了怀柔的政策，让南方有了较快的发展。 隋文帝出生在一个尼姑庙里，是一个叫做智仙的尼姑把他抚养大的，13岁的时候才回到家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隋文帝的生身母亲不能过问任何关于杨坚的事情。甚至母亲思儿心切，偶尔抱抱儿子，智仙尼姑也要大声呵斥和责备。并且说：“你为什么大胆妄为接触我的儿子？”让母亲悲愤交加。在寺庙里长大的隋文帝，对于佛教情有独钟，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广修寺塔。公元601年6月30日，是隋文帝的生日，在30个州修建了30做寺塔。仁寿年间，隋文帝三次下诏修建寺塔，全国113个州，总共修建了113做寺塔，达到了每州一座。有了寺塔，就要有僧有尼。隋文帝在全国广度僧尼，史书记载，隋文帝在位期间，全国共有三十万人成为僧尼。当时全国的人口为4600万，就有这么多僧尼，比例是十分庞大的。隋文帝不但修建寺塔，广度僧尼，还在全国范围内广写佛经。佛经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在隋朝，就有了伪造的佛经。隋文帝让高僧们鉴别真伪，予以重新抄写。在隋文帝管理国家期间，抄写佛经13万多卷，可谓是汗牛充栋。隋文帝信奉佛教，就广交僧侣，把天下的僧侣作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僧侣不仅可以随意出入皇宫，还经常随驾巡幸。如果那个朝臣不和僧尼为友，隋文帝就会震怒。 作为一个佛教徒，隋文帝却是一个吝啬之徒。就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说自己是一个“躬履俭约”，“薄赋于民”的皇帝。当时在隋朝的国库里，囤积的粮食，可以国用五十年。但是在开皇14年秋，关中大旱，出现饥荒，尽管国库里“仓粟红腐”，但是隋文帝不准打开粮仓放粮，并且率领关中饥民就食洛阳。史书中记载：隋文帝在逢到饥荒之年，带领民众就食不止一次，关中又一次大旱的时候，隋文帝不予赈济，而命令老百姓就食山东。隋文帝国库里的粮食最后干什么去了？为李密、李渊父子起兵准备粮草去了，为推翻自己的军队提供军需去了。隋文帝的国库了到底有多少粮食呢？到唐朝的贞观11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隋朝两京府库的粮食还没有用完。唐太宗说：隋朝末年的”天下储积，可供50年。”王夫之这样评价隋文帝：“隋文帝，锱铢之主也。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王夫之对于隋文帝吝啬为民的做法，笔下进行了痛斥：“粟朽于仓，人殣于道，豪民逞，贫民毙，争夺兴，盗贼起，有国破国，有家亡家，悲夫！”做为一个信封佛教的皇帝，国库里堆满了粮食，该普度众生的时候，不屈普度众生，对于佛教简直就是一个嘲弄。 隋文帝信封佛教，极端吝啬，但是对付隋朝腐败的官员，他的手段是十分严厉和苛刻的。隋文帝是一个性格里充满了猜忌的皇帝，对于朝臣的清廉程度一概不放心。他认为，只要是一个臣子，都怀有贪婪之心，都会有贪占之心，都会有受贿之举。隋文帝拥有一个庞大的对付朝臣的特务机构，监管朝廷里的官员和地方的官员，一旦发现官员拥有过失，就加以重罪。有些不该处以极刑的，往往会处以极刑。隋文帝作为一个皇帝，没有一个皇帝的大度和敦厚，喜欢实施一些小人一样的术数，来对付官员，搞的大臣们身心憔悴。就是开国的功臣，隋文帝也以贪贿的罪名处以极刑。隋文帝最大的一个发明，就是命令一些人，悄悄的把一些金银财宝和钱，把一些丝绸和南方的出产的缎子送给一些大臣和官员，来衡量一个大臣和官员是不是贪贿。假若某个大臣接受了金银财宝和钱物，就以贪贿罪处理，在朝堂之上当着大臣的面砍下头颅，以儆效尤。隋文帝用这种实验贿赂的办法，搞得满朝文武胆战心惊，如履薄冰。隋文帝时代，是中国各个朝代里，官员最不保险的朝代。一个皇帝，如此的不光明正大，如此的用阴谋的手段对付自己的朝臣，也算是创造了皇帝之最。 中国有一句古话：始以欺人，终于自罔。隋文帝的灭亡，就应验了这句话。公元604年，隋文帝大病在床的时候，儿子杨广指使党羽，入仁寿宫，在床上把隋文帝杀了。史书记载：“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接着杨广又杀了隋文帝的大儿子、自己的亲哥哥杨勇，当上了皇帝，就是在历史上极富盛名的阴险狡诈、骄奢淫逸的隋炀帝。 隋文帝当了25年皇帝，隋炀帝当了13年皇帝，隋朝就灭亡了。在他们沉重的历史背影里，我们看见了历史沉重的一页。
秦始皇主要是疆域的统一而杨坚则是政治上的统一
那是因为他：确立三省六部制：中央设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为长官，行使宰相职能，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内史省和门下省是机要之司，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内史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6部。每部设尚书为长官。尚书令下有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度支、都官、工部三部事。尚书令与左、右仆射及六部尚书合称「八座」。开皇三年（583），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除三省外，又设秘书和内侍二省，负责图书修撰及宫内供奉等事。另设御、都水二台，负责监察和水利。记这样不仅加犟了中央集权，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二）简化地方官制：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於郡县设置过漤，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三）修订「开皇律」：修订「开皇律」。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同时，又减轻了许多法律的内容，如「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文帝对法律的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了使隋朝早日繁荣富庶，隋文帝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四）领均田令：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受露田（种植五榖）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5口给1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对一般农民，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於豪犟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从而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五）设置粮仓：文帝时所设的仓，可分两种，即官仓和义仓。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公人员。设置官仓的目的，即是在增加关东漕运的效率；也就是把原来关东各州对京师个别直接的输粮办法，改为集中和分段运\输的办法。并在黄河沿岸设置米仓，先把关东各州的食粮集中在这些仓里，然后利用黄河及广通渠运到京师。因此时间及人力物力，都节省不少。据唐人的估计，文帝末年诸仓所存的食粮，已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义仓又称社仓，设置於乡间，其储粮由人民捐纳，以备饥荒时赈济灾民。百姓军人，捐出的粮食，存入当地的社仓里由「社司」专管赈目和储存等事宜。如遇某地收成不好发生饥馑之时，便以某地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饥民。并规定民户捐粮於社仓的标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义仓之设，对人民的生活来说，自是一项有力的保障。
唐诗兴盛的原因:首先作为统治这个朝代的王族, 唐帝国一代雄主傲视群伦, 胸襟眼界之开阔前所未有. 更重要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 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 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明. “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李姓王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积弱之宋实难企及，明清两代，国势渐衰，也难望其项背。” 大唐朝奉行的国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讲究对待外族一视同仁. 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唐代的自信，使它的诗人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般如许的胸襟, 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齐放, 万家争鸣. 其次, 唐朝极重诗才, 严羽的《沧浪诗话》曰：“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虽不全面, 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高祖武德四年开科取士, 第一场既考诗赋，考五言排律，每诗要求 12 句, 太宗开[文学馆]「弘文馆」以征文人.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 唐代的统治者之好诗词歌赋, 犹甚往朝. 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 录入四万八千九百余首, 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并序》列位卷首。而后的高宗,则天,中宗,睿宗,至此道高手玄宗李隆基, 都对此十分重视. 不仅如此，王室成员中的后宫佳丽，公主王孙，能言诗的也不在少数, 他们所起的引领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 再有, 唐皇帝重视诗，更重视诗人, 很少广兴文字狱而耸人听闻. 太宗有《望送魏征葬》,玄宗有《送贺知章归四明》, 宣宗有《吊白居易》. 甚至连犯了死罪的诗人照样为他们编集出版，以示不泯。如此的宽容，历代少有. 唐代咏史诗、讽喻诗，直露且锋利非常, 比起前代被贬的苏东坡或是清代常有的诛族惨案, 唐代的诗人是很幸运的. 他们的君王既不特别神经过敏, 也不过于疑神疑鬼, 否则以当时的文风, 十有八九是要杀头的. 第三点文化, 也是唐诗不可或却的兴盛条件之一. 在这里文化即指文化背景而说. 其一, 唐朝上至宫廷秘闻, 下至生活百景无一不可入诗, 内容比前代丰富百倍, 格律更加成熟完整,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 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 丰富的文化背景, 给唐诗带来了绚丽多彩的发挥天地. 而在文化背景当中的另一点, 就是唐代诗人不仅限于王侯将相, 清代编撰的《全唐诗》, 作者除文人和帝王将相以外，更有“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和尚尼姑，娈童妓女，渔民樵夫，神棍艺人，甚至乞公丐婆”. 再加上唐朝是一个思想十分自由开放的社会, 给唐代文学的空前发达繁荣提供了机会。在这种文化氛为之下, 唐诗的蓬勃发展是绝对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趋势的表现. 最后的原因, 则是相对贫乏的历史积累给唐朝诗歌的君临天下作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唐诗之前虽有诗经楚歌,陈宫梁体, 但并无任何需要仰视的高峰. 能白纸为画, 从心所欲, 自然挥洒自如毫无顾忌. 以此使得后世之人犹如泰山在望, 遮阴蔽日, 目光所及均不离隙, 时有心生戚戚之感. 鲁迅先生曾说“唐后无诗”, 也意由此. 汇总上面所说, 唐诗的兴盛确有其原因. 无论从经济, 政治, 文化, 历史哪一方面来说, 唐朝都具备了更甚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条件, 给诗词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绝佳环境,使唐诗如一颗灿然明珠, 在中国文化史上烁烁生辉, 艳压群芳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善于铺陈，高度概括精心刻画细节，于细微处见真实抒情色彩浓郁情景交融抒情、议论、叙事熔于一体抒情曲折委婉，跌宕反复杜甫生活在万方多难，满目疮痍的时代，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一样不幸，作为一个仁厚深沉的诗人，他的诗中流露出深广的忧患意识，各种感情奔突、作用于他的心中，千回百转，欲扬又抑，正是在这种深沉低回、欲说还休中，体现出杜诗的美学特征。 杜甫在以沉郁顿挫为主要风格之外，还具有萧散自然的特色。这一类风格一般表现在写景、抒情诗中，是生活较为安定时期的作品，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三：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 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境界安宁幽静，表现了潇洒散淡、闲适愉悦的情趣。他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漫成二首》其二）等，都写出了自在闲适，无心疏懒的心境和神态。 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想主要是对宋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影响吧！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美国开国到现在，不过二百多年，总统还不到五十名，但美国人很喜欢发动历史学家或媒体记者给历任总统的成就做排名，排在前两名的始终是林肯和华盛顿，第三名常是小罗斯福。如果仿其例来给唐朝皇帝排序，前两名也肯定是太宗和玄宗，女生可能会提名武氏，但我实在不喜欢，且与性别无关。若就各位之文学才情和成就，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会有一些出乎意外的提名。且听我说来。
唐朝从开国到灭亡，凡289年，在位者历十四代，二十帝，加武后，共二十一人。其中无诗歌存世者，仅宪宗、敬宗、武宗、僖宗、哀帝五人。唐代士族工诗家族多矣，未有如此绵瓞不绝者。其间或存诗太少，或仅梦中所得及佛偈之类，可谈者不多。谨择其杰出者十人，以艺术造诣高下为序，稍加评骘，庶几为说唐诗者之谈资。偏颇误失，祈知者赐告。
唐代皇帝在位最久者为玄宗，写诗最多且最具艺术气质者也是玄宗。他早年丧母，深知宫廷斗争之残酷。早年曾生活人间，结交豪杰，冒险发动唐隆政变，参与者世称唐元功臣，已有几十方墓志出土，大多为下层军将、大内工匠与市井豪杰。父亲禅位后，他用突袭手段自我政变，削平姑妈太平公主党羽，得以掌控全局。开元前期，他确实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事情，开天之治的国家繁盛，远超贞观之治。他笃信道教，但始终将儒学放在中心位置，对佛教也不贬抑，亲注《孝经》《道德经》《金刚经》三书，颁示天下，展现文化多元的气象。他酷爱作诗，虽然存世仅百余首，主体是靠《张说之文集》的附录而得保存，从苏颋、张九龄、王维、孙逖等人的应制诗题分析，至少还有几十次诗作没有保存下来。可以说，盛唐诗歌的空前繁荣，他是一位重要的推动者。就本人诗歌的艺术成就来说，唐代皇帝中也当推他为第一。
玄宗即位之最初十来年，勤于政事，再加有一批眼光与能力皆出众之老臣辅佐，达成开元盛况。他整肃朝纲，一改武后以来之恶政。鉴于武后以来女眷干政、诸王窥权之情况，限制后妃、诸王及宦官之干预，大体是成功的。他十分看重地方治理，多次亲自遴选地方官，或让朝中重臣派为地方刺史，或定时召集地方官入朝亲加训诫，甚至亲制《令长新戒》，有云：“我求令长，保乂下人。”“与之革故，政在惟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要求各州县刻石，常置官署。又作《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云：“眷言思共理，鉴寝想惟良。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见，安真德自彰。狱讼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惸且存老，抚弱复绥强。勖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进贤，爱人，讲学，劝农，理讼，存老，抚弱，绥强，包含了地方治理的基本原则。任命宰相，他会写诗，送别巡边会写诗，逢时节庆会写诗，人生感慨会写诗，经常要求满朝大臣一起应和。那一时期，诗人意气风发，写诗成为立朝常态，不能写诗真有些无地自容。
玄宗时三教并兴，儒学之基本地位并没有改变。他于开元十三年（725）封禅中途，特别到曲阜祭孔，作《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此诗曾入选《唐诗三百首》，是他的代表作。首二句概括孔子求道奔波一生，继写孔宅之所在与身后之祭祀。“叹凤”两句，写孔子之与世乖违，落寞求道，最后表达敬意。诗很庄重而流动，显出他的能力。当然他与道士来往的诗篇更多。如《送司马承祯还天台》：“紫府求贤士，青溪祖逸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闻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松桂欲调神。地道逾稽岭，天台接海滨。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既加礼敬，诚邀入朝，更予尊重，放归修道，说林泉之处更合适养性，但也遗憾音声阻隔，送行惜别之意很亲切。贺知章是当时最有名的文士，以八十三岁高龄，重病后自请致仕为道士，玄宗尊重他的选择，誉为可与东汉二疏齐名的高尚之举，亲自作诗宠行，要求满朝大臣出东郊送行。玄宗诗云：“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独有青门饯，群英怅别深。”其实当时贺知章病得很重，只是希望返骨故土，经玄宗表彰，成无上光荣盛事，百世传为佳话。
玄宗具有良好的表演才能。兄弟五人，他是老三，如果按照长子继承制，当然轮不到他，但他是再造李唐山河的功臣，两次政变都成功了，谁敢与他争？到了关键时候，场面上是要对大哥李宪客气几句的，大哥又是何等聪明之人，知道不客气的后果，因此坚决谦让。玄宗在位期间，对兄弟们一直很好，如果要弹琴，吹笛，打打羯鼓，都有充分的自由，如果要想关心国政，留意治道，那绝不可以。玄宗到大哥家经常走动，《过大哥宅探得歌字》：“鲁卫情先重，亲贤爱转多。冕旒丰霞日，乘景暂经过。戚里申高宴，平台奏雅歌。复寻为善乐，方验保山河。”说兄弟情深，经常在一起喝酒唱歌，人生快活，各自太平，多好。弟弟家也要去，生活有困难更要关心，幸薛王第赋诗云：“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庆诞日，犹谓学仙归。棠棣花重发，鸰原鸟再飞。”是因薛王偶恙得痊，皇上来庆贺。玄宗还曾造一合欢大被，邀请兄弟们一起来做亲密状，兄弟们当然都很配合。玄宗存世墨迹有《鹡鸰颂》，歌颂兄弟间亲密无间的感情，认为如此嘉话，应书入史。书法很好，为唐人行楷之佳构。
玄宗在位日久，天下太平，他在许多诗中表达与民同乐的欢欣。敦煌遗书伯二五五五有《御制勤政楼下观灯》一首：“明月重城里，华灯九陌中。开门纳和气，步辇逐微风。钟鼓连宵合，歌笙迟曙雄。新□不为己，常与万方同。”今人都认为玄宗作，应该问题不大。缺一字，不影响诗意理解。诗写元宵节，明月当空，九陌华灯，春意稍透，和气煦风。玄宗登楼观灯，心情舒畅，万方同庆，更有圣世升平的喜悦。再如《轩游宫十五夜》：“行迈离秦国，巡方赴洛师。路逢三五夜，春色暗中期。关外长河转，宫中淑气迟。歌钟对明月，不减旧游时。”在长安到洛阳途中遇到元宵节，与前诗主旨一致，在两京之间，行宫内外气象又有所不同，虽然没有都城的喧嚣，但歌钟明月，与以往旧游并无不同。
安史之乱的发生，为玄宗四纪为天子划上休止符。安禄山起兵的理由是清君侧，是对杨国忠为政之反叛，更深层次原因则为重兵在握，玄宗亲信女宠，国事不理。玄宗与杨玉环的私情，他有没有写过诗呢？目前看不到。《羯鼓录》说他曾制《春光好》曲，《尊前集》载他作小曲《好时光》：“宝髻偏宜宫样，莲脸嫩，体红香。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莫倚倾国貎，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即便是他所作，未必真有实事，更与杨妃无关。《翰府名谈》有他怀念杨妃诗，那是宋人编造，不必相信。他对世乱有没有反思呢？很少一点点。据说他在奔蜀之际听乐工奏李峤《水调歌》而伤感，是感悟盛极必衰。退居西内后，喜诵梁锽《咏木老人》诗，所谓“须臾弄罢寂无事，还是人生一梦中”，那是感喟人生无常。自蜀归，他有诗题剑阁：“剑阁横空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据说他见山势险峻，有“剑门天险若此，自古及今败亡相继，岂非在德不在险耶”，略有憬悟，但也仅此而已。对皇上要求不能过多。
太宗一代英主，他的生平与成就已经不需要介绍。应该补充的是，贞观之治远未达到国家富足的成就，最重要的标志是击败突厥，四夷来贺，尊为天可汗，奠定大唐帝国的天下秩序。笔者近年曾撰文《玄武门蒙难者的女眷》、《唐太宗的另一面》（均收入《行走大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述其不为人知的事迹。还可以补充的是，太宗长期服食，最后因误服胡僧之药而死，年仅五十一。他前期尊道抑佛，玄奘归国后立场改变。在他弥留之际，玄奘在他寝宫邻室译出著名的《心经》，为他祈福，用答知遇。
太宗酷爱文艺，写诗亦多，今存者尚约百首。写得较好的是回顾往事、抒 *** 怀的作品。如《行经破薛举战地》：“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髙，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平定薛举是他随父进取关中后，独立指挥取胜的第一场重大战事。多年后重经战地，感慨当年之心气高昂，也写到战事之艰难，以及此战对自己一生之意义。“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两句，含无限感慨。再如《春日望海以光为韵》：“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仙气凝三岭，和风扇八荒。拂潮云卷色，穿浪日舒光。照岸花分彩，迷烟雁断行。怀卑运深广，持满字灵长。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是贞观十九年（645）春东征高丽，在今河北秦皇岛一带海边所作。前半写海景，切春色，气象极其开阔。最后四句抒怀，想到历史上秦皇、汉武留下来的遗迹，表达伟大君主要成就不世功名的愿望。
太宗最传诵的作品，是《赐萧瑀》一首：“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所指为萧瑀在兄弟阋墙时，坚定地给以支持。如果读到《晋书》卷三七史臣赞引语有“疾风彰劲草”句，卷六二引古人言有“世乱识忠良”句，知此诗必有所本。同样在东征时，左屯卫将军姜确中流矢而卒，太宗作诗哀悼：“凿门初奉律，仗节始临戎。振鳞方跃浪，骋翼正凌风。未展六奇术，先亏一篑功。防身不足智，狥命有余忠。悲骖嘶向路，哀笳咽远空。凄凉大树下，流悼满深衷。”意思是都有了，就是诗意因辞藻与典故的堆砌而显得有些隔膜。这是与太宗生活的时代与所受教育有关的。齐梁以来的诗文，都讲究华丽的辞彩与典雅的文句，《文选》《玉台新咏》里的作品，想来他曾读得很仔细。他礼敬文士，也以文士的成就时时督励自己。既有《秋日敩庾信体》一类模仿之作，也写过《赋得花庭雾》《赋得残花菊》《同赋含峰云》之类纤巧的题目，有时还为臣僚假手，如《咏乌代师道》：“凌晨丽城去，薄暮上林栖。辞枝枝暂起，停树树还低。向日终难托，迎风讵肯迷。只待纤纤手，曲里作宵啼。”师道指杨师道，《全唐诗》作陈师道，为无知者妄改。咏乌其实是代乌立言，最后二句期待女性之关心，语意纤弱如此。再看两首：《赋得临池柳》：“岸曲丝阴聚，波移带影疏。还将眉里翠，来就镜中舒。”《采芙蓉》：“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游莺无定曲，惊凫有乱行。莲稀钏声断，水广棹歌长。栖乌还密树，泛流归建章。”这些诗，若编入《玉台新咏》，自是出色当行，任便说是谁写都可以。可偏偏就是太宗以英武之姿，独爱这一口，难怪有臣下举宫体以为戒。时代与流行，是任何人都难以超越的，太宗也如此。
还是要说太宗的好诗。据说他有题河中逍遥楼诗：“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宋人赞其有气象。北荒底平，他在灵州勒石作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可为千古绝唱。贞观六年（632），他曾回出生旧宅，作《幸庆善宫赋诗十韵》：“寿丘惟旧迹，酆邑乃前基。粤予承累圣，悬弧亦在兹。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螭。端扆朝四岳，无为任百司。霜节明秋景，轻冰结水湄。芸黄遍原隰，禾颖积京坻。共乐还乡宴，歌此《大风诗》。”“指麾”六句写平定天下，四夷来宾，“端扆”两句写治理有成，百司奉职，“霜节”四句写秋冬之景，丰收大获。最后说回归旧居，恰如汉高祖归故里作《大风歌》一样，心怀喜悦。这样的诗，确有帝王气派。
他是懿宗的第七个儿子，僖宗的弟弟，本来轮不到他当皇帝，但僖宗弥留之际，宦官议拥立，他因得到大珰杨复恭的支持而得立，时年22岁。当时人说他“体貌端明，人望伟如也。虽运锺艰险，智量过人。每与侍臣言论，商较时政，曾无厌倦”，外表和能力应该都算出众，但经过王、黄大乱加上天下勤王，大唐原有秩序已经崩溃，前代皇帝苦恼的比如朝廷党争啊，宦官专权啊，藩镇割据啊，都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天下拥兵割据者已有几十家，谁都没有一统天下的实力，暂时还承认有皇帝在。昭宗再有能力，也已无可奈何。他被各方实力拉扯着，不断在巡幸和下野。如果他是一个昏庸者，当然可以混下去，偏偏他又很清醒而有能力，这就更加痛苦。他存下来的诗歌不多，但体式是曲子词，当时就广为传诵，敦煌遗书中也有保留，用现在的话说，是很新锐的文学青年。先录五代人著《中朝故事》里保存的两首《菩萨蛮》：“登楼遥望秦宫殿，翩翩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野烟遮远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飘飖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思梦时时睡，不语长如醉。何日却回归，玄穹知不知？”两首词写于乾宁四年（897）秋，时在华州。前一年凤翔军阀李茂贞举兵攻围京师，昭宗仓皇出奔，拟依河东李克用，中间被华州军阀韩建拦下，一住就是两年。虽然礼数尚存，昭宗也确实感到人生之无奈与无聊。不管怎样，他毕竟是皇帝，格局和痛苦也和别人不同，这两首词就写他的心情。登楼，是指华州行在的居处。华州在长安以东，远望可见临潼骊山，所谓秦宫殿即指传说中的阿房宫。秦宫到唐时已无存，这里仅指皇家之旧宫苑，然而能见到的只有双燕飞过。举目远望，渭水流过华州城下，再远望唯有绵绵群山。转入下片，野烟和行人，写普通人的生活，反衬自己帝王生活之清寂落寞。最后两句直接呼唤，天下之大，总有一二英雄会出来勤王，将自己迎归京城吧！第二首，自己如同一片落叶，飘落在华州，秋风秋雨，更添烦恼。接下来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回忆宫城，愁绪肠断，能够见到的只有迷茫的烟雾，希望是一点都没有。精神状态嘛，整日昏昏欲睡，即便不讲话，也如喝醉酒般地难以清醒。最后两句问老天，什么时候能够回去，总该有个准信吧！在这两首词里，他是个落魄的皇帝，也如同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般无可奈何。《菩萨蛮》是唐代流行的词牌，昭宗这两首，可以看到对李白“平林漠漠”那一首的刻意摹仿。以词写人生命运，昭宗比李煜要早八十年。
昭宗同时所作，恐不止此二首。敦煌遗书斯二六七录前二首以外，至少还有五六首相关词作。其一：“御园照照红丝罢，金风坠落沾枝架。柳色正依依，玄宫照渌池。每思龙凤阙，惟恨累年劫。计日却回归，象似南山不动微。”饶宗颐先生《唐末的皇帝、军阀与曲子词——关于唐昭宗御制的〈杨柳枝〉及敦煌他所写的〈菩萨蛮〉与他人的和作》（收入《敦煌曲续探》）疑此篇亦昭宗作，以为红丝用《公羊传》所载日食以朱丝营社语，慨叹朝中无人扶阳抑阴。玄宫为帝之所居。“不动微”，谓昭宗自比太微帝星，以为时居虽危，自仍屹然不动。其二：“常惭血怨居臣下，明君巡幸恩沾洒。差匠见修宫，竭诚无有终。奉国何曾睡，葺治无人醉。克日却回归，愿天涯总知。”其三：“自从銮驾三峰住，倾心日夜思明主。惯在紫微间，笙歌不暂闲。受禄分南北，谁是忧邦国。此夜却回銮，须教社稷安。”饶先生认为是韩建所作，即对昭宗在华州之不快，作为东道之韩建虽然有军事强势，但仍要抱持臣礼，因此有所解答。还有一首：“千年凤阙争雄异，何时献得安邦计。銮驾在三峰，天同地不同。宇宙憎嫌侧，今作蒙尘客。阃外有忠常，思佐圣人王。”饶先生怀疑是昭宗子覃王作，但也可能为从臣某人所作。引录这些作品，是要说明昭宗作词是心情不快的公开宣示，一时朝野皆知，还传到敦煌，影响很大。
《尊前集》还收录昭宗的两首《巫山一段云》，注：“上幸蜀，宫人留题宝鸡驿壁。”幸蜀者为僖宗，昭宗未幸蜀，疑有误。二词为写情缠绵之作，如“春风一等少年心，闲情恨不禁”，与前述词风格迥异。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