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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王国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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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王国维的论文

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说到,人生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宋朝晏殊的《鹊踏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宋朝柳咏的《蝶恋花》“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第三种境界是南宋辛弃疾的《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鹊踏枝(宋·晏殊)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蝶恋花(宋·柳咏)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一带见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青玉案(宋·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所谓三种境界就是借用宋词来形容后天刻苦努力、日日精进所经历的三个阶段。赏析如下: 第一境界:以西风劲吹,黄叶凋零,表示入门前茫无头绪、求索无门的疑虑与痛苦,只有头脑冷静,目标明确,信念坚定,方能居高临下,高瞻远瞩,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排除干扰,一往直前。作用:第一境界也就是立志、下决心,为实现第二、第三境界奠定基础。第二境界:是叩门时以苦作舟、以勤为径、上下求索的艰辛与执着。描述为理想而努力奋斗,人瘦了、憔悴了,仍然无怨无悔。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坚持奋斗,不懈进取。既敢于创新,又善于等待。为了心中的理想,百折不挠,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作用:第二境界也是前进路上最困难、最漫长、最不易坚持的阶段,第二境界的实质是执着追求,忘我奋斗。第三境界:则是功夫到处,灵犀闪现,参透真理,豁然开朗的顿悟与喜悦。经过多次周折、多年磨练之后,逐渐成熟,别人看不到东西他能明察秋毫,别人不理解的事物他能豁然领通。心智臻善,功到事成。成功的鲜花、会心的微笑自然而然地呈现于眼前。作用:第三境界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在第一第二捷径的基础上的提升阶段,是成绩辉煌的成功阶段。王国维的三境界论,鞭辟入里,贴切浑融,深致寓语已超越词话的范围,即使晏、欧诸公在世,想也无容置喙,不得不叹服王氏的才情和睿智吧。只是这三种境界又有几人能通通品尝呢?未上高楼,已先自叹息驻足,更何消说为伊憔悴、蓦然回首呢?三境界之说是对成功创业或治学之道的形象描述,他强调的是一种执着忘我、献身殉道的精神。那既是一条充满荆棘和险阻的艰辛之路,也是使人体验最高身心愉悦的理想境界,蕴涵的人生哲理太深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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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个时期,王国维推崇叔本华,认为叔本华的哲学是康德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他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在这个时期写的。这篇论文的第一章泛论美学,这是他第一次提出的美学纲领,这部纲领是在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下提出的。《人间词话》是他第二次提出的美学纲领。 王国维用尼采的说法,认为“生活之本质”是“欲”,有欲则常有所求,常有所求则常感不足,常感不足则常感苦痛。他说:“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他接着又说:“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惧,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而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 他又接着说:“然此物既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而吾人欲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自非天才,岂易及此?于是天才者出,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于美术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 这几段话说出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的作用,这是王国维的第一个美学纲领的要点 这篇论文的第二章转入了《红楼梦》的本题。王国维指出,《红楼梦》一书的主旨在于说明“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他引《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七回贾宝玉经和尚的“点化”而放弃了他的宝玉,这个宝玉就是他的生活之欲。王国维认为,贾宝玉放弃了他的生活之欲,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他一生中所有的问题,解脱了他一生中所受的束缚。这是人生的惟一的解脱之道。出家和自杀都不能使人生得到解脱。但是,贾宝玉实际上是怎样从生活之欲解脱出来的呢?还是出家。 论文的第三章认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在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他说:“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若《红楼梦》正第三种之悲剧也。”所以“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红楼梦》一书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其所写的是悲剧中的悲剧。 王国维自述说,他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本华)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因此他又“复返而读康德之书”。(《静安文集·自序》) 这个大疑问是什么呢?叔本华认为,人生的根源是由于“生活之意志”,人生的主要内容是“苦痛”,是忧患。人类对于忧患尤为敏感,所以人类对于解脱的要求也最为迫切。忧患和解脱是互相对待的,天堂和地狱也是互相对待的。王国维说:“今使人日日居忧患,言忧患,而无希求解脱之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 怎样解脱呢?王国维说:“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绝意志之说,非一切人类及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绝。何则?生活之意志之存于我者,不过其一最小部分,而其大部分之存于一切人类及万物者,皆与我之意志同。而此物我之差别,仅由于吾人知力之形式。故离此知力之形式而反其根本而观之,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意志皆我之意志也。然则拒绝吾一人之意志,而妹姝自悦曰解脱,是何异于决蹄涔之水而注之沟壑,而曰天下皆得平土而居之哉?佛之言曰,若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其言犹若有能之而不欲之意。然自吾人观之,此岂徒能之而不欲哉?将毋欲之而不能也。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叔氏于无意识中亦触此疑问。” 这就是说,人类和一切其它生物是一个总的“生活之意志”的表现,一个人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并不等于一切生物都拒绝其“生活之意志”,而且后者是不可能的。 这是第一个疑问,还有第二个疑问。王国维说:“夫世界有限而生人无穷,以无穷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内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者,固生生主义之理想之所不许也,故由生生主义之理想,则欲使世界生活之量达于极大限,则人人生活之度不得不达于极小限。盖度与量二者,实为一精密之反比例,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这是说人类的数量的增多,和生活资料的增长是不相适应的,所谓人人各得其所也是不可能的。 回到《红楼梦》本书,王国维说:“吾人之畏无也,与小儿之畏暗黑何以异?自已解脱者观之,安知解脱之后,山川之美,日月之华,不有过于今日之世界者乎?读‘飞鸟各投林’之曲,所谓‘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者,有欤?无欤?吾人且勿问,但立乎今日之人生而观之,彼诚有味乎其言之也”。 为什么“有味”呢?王国维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创作,《红楼梦》对于现在这样的人类才有意义。他说:“美术之价值,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绝对的价值也。其材料取诸人生,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惟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价值耳。今设有人焉,自无始以来,无生死,无苦乐,无人世之窒碍,而唯有永远之知识,则吾人所宝为无上之美术,自彼视之,不过蛩鸣蝉噪而已。何则?美术上之理想,固彼之所自有,而其材料,又彼所未尝经验故也。又设有人焉,备尝人世之苦痛,而已入于解脱之域,则美术之于彼也,亦无价值。何则?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彼既无生活之欲矣,而复进之以美术,是犹馈壮夫以药石,多见其不知量而已矣。然而超今日之世界人生以外者,于美术之存亡,固自可不必问也。” 这是说王国维对于叔本华的哲学虽然有很大的疑问,但对《红楼梦》没有疑问。也可以说,他对于《红楼梦》做了更高的评价,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创作,它对于像现在这样的人类最有意义。 王国维在这篇论文的第一章提出了一个以叔本华哲学为基础的美学纲领。他既然对于叔本华哲学有了很大的疑问,这个美学纲领就不适用了,所以他又提出了第二个美学纲领,那就是《人间词话》。这是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有什么线索可寻?有什么转折点可见?王国维的这篇论文中还有第五章,题为《余论》。虽然说是余论,但实际上是一段很重要的正文,因为他回答了上面所说的问题。 这个余论提出了两个重大美学原则。王国维说:“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有些红学家推测贾宝玉本人是谁,有人说是曹雪芹本人,有人说是纳兰性德,王国维认为这都是毫无意义的争论。 第二个原则是,艺术作品的内容主要是出于先天。他说:“夫美术之源,出于先天,抑由于经验,此西洋美学上至大之问题。”然后他引叔本华的话回答这个问题:“美之知识,断非自经验的得之,即非后天的,而常为先天的。即不然,亦必其一部分常为先天的也。……真正之美术家,其认识之也,极其明速之度,而其表出之也,胜乎自然之为。此由吾人之自身,即意志,而于此所判断及发见者,乃意志于最高级之完全之客观化也。唯如是,吾人斯得有美之预想。而在真正之天才,于美之预想外,更伴以非常之巧力。彼于特别之物中,认全体之理念,遂解自然之嗫嚅之言语而代言之,即以自然所百计而不能产出之美,现之于绘画及雕刻中,而若语自然曰:此即汝之所欲言而不得者也。苟有判断之能力者,必将应之曰:是。……此美之预想,乃自先天中所知者,即理想的也。比其现于美术也,则为实际的。”这就是说,最高的艺术作品能写出自然所不能完成的东西,概括地说,最高的艺术作品是出于自然,高于自然。王国维的两个美学纲领是相衔接的,他在上面的引文中提到理念,这是柏拉图哲学中的一个中心思想。照这段引文看起来,王国维是从叔本华上接柏拉图。 王国维自己说,他在对于叔本华哲学有重大疑问之后,又回到了康德,他在回到康德之后有什么哲学研究的成果,他没有写出来。在《人间词话》中,他从叔本华上窥柏拉图,倒是相当明显的。这是他的两个美学纲领的转折点,也是他的美学思想的发展线索。

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 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一、家世渊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二、治学活动及主要经历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是年戊戍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他从1898年到上海(时年二十二岁),至1906年三十岁其间,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还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此时他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此外王国维曾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三十岁以后,转治文学。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他与罗振玉一家相邻居,平时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学力乃骎骎日进。他在《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中说:“东渡后,时从参事(指罗氏)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他治甲骨文字,始于此时。由于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在戏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有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颇安定,学术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只因生计问题,有同乡邹安邀其返沪,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编》杂志,他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摹《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土、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昆明湖自沉,终年五十岁。8月14日葬于清华园东一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清华大学有王国维纪念碑,至今仍存。1960年1月清华大学因基建迁其棺于北京福田公墓,一九八五年八月树碑,由著名金文专家、受业弟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撰碑记,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书碑文。北京市文物局十分重视王国维之墓的修缮工作,投入资金及人力,于一九八五年修复。座落在观潮胜地浙江海宁盐官镇的王国维故居,亦于一九八五年修复,被定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中外学者和游人观瞻。 王国维娶莫氏,生潜明、高明、贞明。莫氏故世,继室潘氏,生子纪明、慈明、登明,生女东明、松明、通明(早殇)。 三、学术贡献及著述 王国维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治一门,通一门,造诣至深,且能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超越前人和时代的成绩,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国际盛誉。”“确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资,成专家之业的思想家、大学者”,虽然,他“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各种创作、考释、校注、跋论、专文等,其中许多论断,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易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敬仰。”(《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集、第三集前言)。 王国维运用甲骨文治商周史,这在学术界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他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综合比勘。将甲骨资料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证,在历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断代、甲骨缀合研究诸方面均有创获,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他在对殷王世系的考订中取得了卓著成果,所作《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这不仅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最大成就,亦为近代学术史上一大盛事。他根据卜辞中的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撰成《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运用文献和金文资料写成《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猃狁考》、《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等论文,进行了包括都邑在内的古代方国地理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还对殷代的祀典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著有《殷礼征文》,提出的一些重要论点至今仍确切不可易,他对殷代礼制的研究成果,对启发后人研究殷代文化制度有很大的帮助。所作《殷代制度论》,则运用甲骨文与古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变。其研究方法为他首创之“二重证据法”,已成为后人疏通证明古代历史的科学方法,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王国维在史学研究方面,不仅是我国应用甲骨文、金文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创始者,而且,他还以“熟于两汉史事”著称,他与罗振玉合编《流沙坠简》,从事两汉、晋屯戍诸简的考释工作,他在秦汉史研究中着重于考订史事及对汉郡的考释和西陲古地理的考证,主要著述有《秦郡考》、《汉郡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东部侯官考》、《流沙坠简序》、《汉魏博士考》等。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第一个据唐写本考证唐史,在职官制度、均田制及其他史事考订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著名的韦庄《秦妇吟),是我国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韵文叙事诗,因讳曾长期不传于世,经王国维据《北梦琐言》及用残本互勘,才得以复传。他还证补唐史,填补了两《唐书》的空白。 王国维在匈奴史研究方面,根据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释,研究各族名称的历史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就匈奴的族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他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其族源来自鬼方、昆夷、猃狁,其考订论证详细、精审,为匈奴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代表作《鬼方昆夷猃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继考》,广征博引古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对研究匈奴族源、职官、文化制度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至今仍有深远影响,成为后人借鉴的宝贵文献。 王国维对蒙古族史和元史的研究,着重于对有关史料进行考订,依据史藉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精审的校勘和分析,并作精辟的考订,对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存在及发展进行研究。他考证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并未局限于元史,他认为蒙古族的崛起,与契丹、女真兴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将蒙古史与元史、辽史、金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研究元史,校录了唐宋以来古行记七种,每种都搜集了两种以上版本进行校注,在校注史籍的同时研究蒙古统治者与汉族经济文化的关系,研究蒙古族的早期发展及流变。他考察史料,撰写专著,撰《耶律文正公年谱》、《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元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蒙古史扎记》、《鞑靼考》(附鞑靼年表)、《荫古考》、《黑木子室韦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还编辑了蒙元重要史料多种,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国维还长期致力于古代历史地理名著《水经注)的研究校勘,他掌握了《水经注》宋刊残本及明清以来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仅对《水经注》本身进行了精审的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过对版本、抄本的因袭、源流、翔实程度的研究,使他在考释古器物、古地理,研究殷周秦汉历史,尤其是在西北史地和蒙方、元史研究中对古地理问题,更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王国维在早期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研究哲学,他认为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可爱者不可信”,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纯粹之美学”,而严复介绍的实证论则是“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王国维作为科学家,倾向于实证论,但他又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哲学学说。近代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也反映在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上,这种矛盾体现在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中,表现为既有对思辨哲学(他称为“纯粹之哲学”)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观的知识的实证精神。他能用实证精神对“概念世界”进行反思,并从哲学高度总结治学方法。他在分析批判传统哲学范畴和自觉运用实证方法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蔡元培曾说:“王氏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王国维攻治哲学的成果,一部分已收入《静安文集》及《续编》,另有32篇发表在(教育世界》的论文,其中哲学总论2篇,中国哲学10篇(皆为论文),西方哲学20篇(论文6,传记14)(今人谭佛雏先生辑有专集《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 王国维治美学、文学,与其治哲学并重,他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他向国人介绍荷马、但丁、莎土比亚、拜伦、斯蒂文森、歌德、席勒、黑贝尔、托尔斯泰等外国大文学家。他还研究中国文学,写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其“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则将中西美学、文学思想“化合”,影响深远,他提出的“成大学问、大事业之三境界”内蕴深邃,至今广为传诵、脍炙人口。所作《红楼梦评论》,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论述《红楼梦》诸问题的重要论文,在红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突破性的重大意义。他的诗词创作,也颇有独持风格,其《人间词》115首,长于抒情,风格多样,且含哲理,思深感锐,显现其睿智、敏感之灵光,清邃隽永,是他将其美学、文学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 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史,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郭沫若曾指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末元戏曲考》)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性的成就,一直领导着后学。”王国维把他深厚的学术根坻及中国文学的修养,同西方先进的戏剧文学理论、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第一次揭开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勾勒出宋元戏曲发展史的轮廓,为戏曲史研究积累了系统的资料,把戏曲艺术提高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在文学史上为元杂剧和南戏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他著有八部关于中国古典戏曲史的研究专著,其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 王国维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站在维护新学与西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引进西方思想,通过改革教育来振兴中华的热望。他提出了关于教育宗旨、知识论、高等教育、学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尤其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体、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张,还提出了“完全之知识”的论述及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论述,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教育学论文及关于教育学及教科书的译著,主要发表在《教育世界)。 王国维在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早期在学部图书馆任职时,积极介绍了国外新兴学科辨学(即逻辑学)、心理学等,编译英百科全书条目中所收《世界图书馆小史》,此译作被收入学部档案珍藏;他在介绍图书馆史的同时,还系统介绍了图书馆学概论及上古、中古、近世期图书馆的发展演变,尤其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美国、英国的图书馆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图书管理法。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王国维积极介绍国外图书馆的概况。其译作虽然30年代才公开发表,但译成后于内部流传,有一定影响,在三十年代,也作为图书馆学的一部重要学术译著,对当时的图书馆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国维作《库书楼记》、《查他山文集》、《敬业堂文集序》、《传书楼记》,记述清内阁藏书概况及北宋、明代至明末私家藏书之演变,是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宝贵的文献资料。王国维对目录学有深入的研究,曾遍校历史上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还编撰目录学著作,亲自纂目录、编索引,撰《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等,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版本沿革研究的一大空白,他还勇于革新创造,其所校所勘所撰,言之甚凿,论说精当,在目录遗产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校勘古籍,所批所校书目190多种,所校诸本,皆成善本,大多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珍藏,以传后世学人。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他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遗著、佚著多种。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他平日不介人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与罗振玉、缪荃荪、沈曾植等人交流学术,交往较密,其《书信集)所收书信中就有与数十位学者的论学通信,他还与日本、法诸国学者有很多的学术交流。做学问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他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1987年初夏,在王国维逝世60周年之际,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在上海召开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台湾也举行了纪念王国维先生逝世60周年学术座谈会。199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在海宁市召开海峡两岸王国维学术研讨会。我们对他留下的学术遗产进行继承和发展,将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扬光大。

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 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一、家世渊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二、治学活动及主要经历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是年戊戍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甲午战争后,到上海,为《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用业余时间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从日本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上虞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咏史诗,赞赏其才学,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王誓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1901年王曾赴日留学,次年因病回国。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1906年,罗振玉调京,在学部做官,王随之入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译。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 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 哲学 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 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 王国维研究哲学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曾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有两大潮流:一是英国的实证主义,如洛克、休谟、斯宾塞等,即严复所宣传的一套实证论、经验论思想。另一是德国的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想,是先验论、唯心论思想体系。王国维一方面偏爱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但是,他也曾批评过这些哲学可爱而不可信,他曾说叔本华:“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②另一方面,他也曾受过实证论思想的熏陶,曾学过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这些学问培养了他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又不满于科学、实证,而认为还需要探讨人生的道路、真理。这便是他认为“可信而不可爱”。于是,他在可爱与可信之间徘徊,思想常处于矛盾之中。 辛亥革命后,他到日本,便弃文而从史的研究。在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史学 王国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属于考古派。陈寅恪对他的学术成就曾有过描述:“其学术的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①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治学领域和治学方法有明确、清晰的说明。 第一,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他自己称这种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① 晚清康有为提出“六经皆伪”,后来史学界发展为疑古派,对古史抱怀疑态度。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精通语言文字音韵学,但是,他又不相信甲骨文,认为甲骨文不是真的,因此,他对这种研究甲骨文进而研究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态度。王国维与疑古派不同,他认为古代传说仍有史学研究的价值,态度比较审慎。他又不同于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经学家,他们研究语言文字学是为了通经,而王国维研究语言文字学,其基本出发点在于考史。而章太炎是过分相信书本知识,连青铜器上的金文,龟甲上的卜辞都一概否定其价值,不过是治学中的一种保守思想而已。 第二,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王国维对西北地理和蒙古地区古代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行广泛的研究,他利用汉晋木简、敦煌文献、碑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加以比较、校勘、考证,写出了有重大贡献的论文。如他写的《流沙坠简序》,便是利用魏晋木简考证西域著名古城楼兰的位置及其兴废的论文。他写的《鬼方、昆夷、狁考》便利用了先秦两汉的文献,同时也利用了钟鼎彝器铭文的不少材料,经过比较、分析,而得出精辟的见解和论断。他写的《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唐贤力芯伽公主墓志跋》等文章,从碑文、墓志铭文考证蒙古地区古代游牧部族突厥、回鹘族的历史。他写的《蒙古考》(原名《辽金时蒙古考》),是研究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以前蒙古诸部落历史的重要论著。他写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订主因亦儿坚即是纠军,搞清了金代后期纠军的情况和事迹。他还写了《鞑靼考》、《黑车子室事考》等文。他的研究方法是勤读宋、辽、金、元等汉文史籍,又参考钱大昕、徐松、张穆、何秋涛、洪钧、李文田、屠寄、丁谦、沈曾植、柯劭忞等学者的专著,还引用《蒙文元朝秘史》、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行记》,以及对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等著作进行比较、校勘、证订,然后,得出精湛的论断。 第三,宋元戏曲史的研究。王国维1907年任学部图书馆编译时便从事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陆续写出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7种专著。东渡日本后,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批著作是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给戏曲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因为,历来人们对小说和戏曲认为是民间的俗文学,“庸人乐于染指,壮夫薄而不为”①。研究的人寥寥无几。王国维采用的是西方学术研究科学的严密的方法,先做分析考证,后做综合论述。上述前7种便是分析型的考证,后一种属于综合型的巨著。他在著述时又运用了西方先进的戏剧理论和美学理论,“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②在历史的考察方面,他总结说:“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③。他的这段总结,是依据一种论断,即“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④,“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始全”⑤。用这一原则考察中国古典戏曲形成、演变、发展过程,描绘出清晰的途径和线索。在艺术审美方面,他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处,无不如是。”①他运用这种审美标准对戏曲的语言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发挥。人们一致共认《宋元戏曲考》是近代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 综上所述,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最大贡献,便是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材料,如一、殷契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新的发现的地下材料,王国维学贯中西,用毕生精力对之加以研究考证,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他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等,同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又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学术界得到了极高的声誉。 文学 王国维在1908年发表《人间词话》,是文艺批评类著作。他利用了传统的诗话形式,而论及的内容达到近代美学理论的高度,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作品。他在《人间词话》中标举了“境界说”。境,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家也运用过这些词语,如宋朝严羽的“兴趣”、清朝王士桢的“神韵”、袁枚的“性灵”诸说,但都是就风格、技巧而言,王国维则提到美学的本质论高度。他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①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②这是总论,对五代北宋的词评价很高,其标准即有境界。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③ 境不仅指景物,也是心的感情,景与情构成文学的两个基本原素,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与主观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这一美学理论的指导下,王国维提出了四个关系。 第一是“自然”与“理想”的关系。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④ 诗有写实派和理想派,写实派是将客观事物真实地描写出来,理想派是着重于虚构、主观的想象,而虚构、主观的想象又以生活现实为其基础。因此,大诗人所造的境,必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合乎自然,是诗人对审美对象观照、反映的感受,将景物真实地描绘出来,有如诗中的“赋”,直书其事。而邻于理想,是诗人总是用自己的理想去取舍生活、剪裁生活,引譬连类,因物喻志,有如诗中的“比”、“兴”,触物以起情,索物以托情,表达诗人的一种思想感情。王国维的意思是大诗人造境、写境,难以区分,最高的境界是能反映物景以及人生(感情)的本质,而且,景情互相融合,达到浑为一体,这是最高的境界。他举了元朝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评价为“纯是天籁”①,又评为“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②这首散曲前3句18个字综合了9种事物,勾画出秋天萧瑟凄凉的傍晚景象,烘托出一个远离家乡的旅行者来。马致远的写作技巧是极高明的,真达到了“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③的境界。另外,王国维对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评价极高。这首词的起句是“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尾几句是“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王国维评:“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④诗人苏轼,对杨花描绘成似花非花,全神凝注,笔借“风”“雨”,一气流转,把杨花当作容器,装进去主观的想象,显露出对人生的理念,格调更为高雅。这里“我”融入了景物之中了,与物景处在有意无意之间,因此,读咏此词,有一唱三叹,寻味无穷的感觉和效果。 王国维要求观照景物能体现某种景物内在的本性,即“神理”,达到“真景物”,“理念”的真;在体现人生的感情时能反映人的内在本性的真,达到真感情,创造出独特的艺术画面,诗人“忧生”、“忧世”的理想与感情自然渗透在作品之中。自然与理想,写境与造境,写实派与理想派,合而言之,都应当达到这种境界,便是美。 第二是“入”与“出”的关系。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①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② 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要观察、体会、了解、领悟,便要“入乎其内”,到生活中去。人人都能观察,但是,常人之眼与诗人之眼不相同,常人之眼有时看不到,看不透,或看到了说不出来,没有提炼的能力。诗人之眼则不同,他能静观,能观照,能突破自身狭隘的眼光,能出乎其外,站得更高,“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能排斥私欲、功利等障碍,能将客体的本性体察、领悟出来,这就是诗人天才的“内美”,具有这种崇高的人格和素质,才能出,故能观。同时,待物化的艺术境界,即在审美主体(作家)蕴藏形成的第二自然、第二人生和第二之我需要用艺术形式、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在于审美主体驾驭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能力,这种能力有高有低,这便决定作者在“出乎其外”时能否高致。因为作者心中的意象是观物、观情的辩证统一,达到最高的境界,有时稍纵即逝,是须臾之物,需用不朽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作者既要超以象外,轻视外物,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要重视外物,情景相融为一体,能与花鸟共忧乐。王国维评论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分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③这里所讲的格、情、气、韵是格调、性情、音韵、气象,四者能烘托出“境界”。因此,境界包括敏锐的观察能力,深邃的感情,能反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王国维举周邦彦的《苏幕遮》咏荷的词,其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园,一一风荷举”。评说:“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①另外,他举冯延己的《南乡子》咏草的词,其中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他评说:“‘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若也。”②这两幅图画,通过语言、色彩、线条充分表现了荷和青草的内在的本质力量,能得荷之神理,摄春草之魂,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这便是善入善出的典型例句。 第三是“渐悟”与“顿悟”的关系。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③ 这是《人间词话》的一段名言,王国维用晏殊、柳永、辛弃疾三首词的断句,描绘了作词的艰苦历程。同时,他又引申到成大事业、大学问方面去。这三个境界是作为诗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修养和锻炼的问题。审美主体(作者)对人和物的审美把握,形成待物化的意识客体,第二自然、第二人生以及第二之我,再将此用艺术形式表现为意识性的客体(作品),其间有一个渐悟到顿悟的过程。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凋碧树”,是一种烦躁的心情,诗人要观物,首先要摆脱现实的种种纷扰,破除一切我执,包括苦乐、毁誉、利害、得失,挣脱一切个人的私念,达到胸中洞然无物,才能达到观物之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时,便入定,能去体会物之内在本质的美了。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把握,审美主体(作者)有一种择一的、固执的、终身无悔的精神,在探索着事物的美。这种美必须将事物个别的、外在的、偶然的东西跨越过去,得出普遍性的、内在的、必然的一种理念,用审美的把握塑造出美的意象,诗人在此境界的心情是平静、纯净、自然的,寻求一种自然的乐趣。一方面,这种寻求是艰辛的,使人憔悴和消瘦,同时,另一方面,这种寻求又是使作者的感情得到升华,达到完美的意境,虽然“衣带渐宽”,又是值得的,殉身无悔的。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说的是顿悟。经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苦苦寻求,作者能用最明快的语言,将事物玲珑剔透的表达出来,浑如天成。这时作者的心情达到了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获得了智慧。“众里寻他千百度”,表达了“慧”的寻求的艰辛,“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表达了智慧的顿悟。诗人在艰苦的寻求中,豁然开朗,灵感顿生,妙语连珠,境显现得光辉耀人,情表达得沁人心脾,这是极不容易获得的一种境界。在第三种境界,诗人也从自己创作的诗作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达到了精神上的愉悦。 王国维最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誉为“神秀”①,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②李煜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些词都是千古绝唱。李煜表达的感情,具有一颗“赤子之心”,度越了个人身世的局限,抒发的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情,他摆脱了个人意志、欲望、利害关系,“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能深窥人类和事物的内在本性,把自己强烈的主观的感情和这种客观的“静观”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人的感情和景物融合为一,他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这种感情真实具体地描绘出来,完成抒情诗人的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因此,最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他的词最足以说明诗人确实经历了诗的三种境界,达到了最高的智慧顿悟境界。王国维评价说:“后主之词,可真所谓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①。李煜确有其过人的哀乐,将自己的生命和词的创作融合在一起,词具有灵慧之气。 第四是“隔”与“不隔”的关系。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② 王国维强调诗词要自然、真实,真事物,真感情,形象鲜明、生动,是客体事物的写照,是人类的一面镜子,生动地再现自然与人生,反映了美的本质。作品问世,读者读时,心中有感受,便是对物化的意识性客体(作品)在头脑中重现艺术境界。这种重现又有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时代精神渗透其中,而主要的取决于艺术作品境界的深浅、有无、大小,物化的程度高低等等。王国维的所谓“不隔”,就是能真实地表达感情、形象生动地描绘景物,不多用典故,“不使隶事之物”,“不用粉饰之字”,“忌用替代词”,排斥“游词”。他对姜夔(白石)的词评价不高,主要缺点便在于“隔”。造成隔的原因,一是姜白石词中用典太多,读者读时不易理解,再是词中“雅”的程度过高,“仙”的韵趣过重,而人情味相对地减弱了,读者不能直接感受到其境界,因此,王国维评论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①王国维不喜欢吴文英的词,对吴评论很低,说吴的词缺点在于“隔”。又贬谪其词“肤浅”,“枯槁”,其人“才分有限”。词虽然五光十色,不乏美丽的辞藻,但是总是嫌“假”,没有真情实意。有人评吴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王国维也取吴文英词中一语加以评价,说:“映梦窗凌乱碧”②,其意相同。 综上所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然仍用传统诗话形式表现出来,比较简单扼要,但是,它有着许多精彩的见解,蕴有深厚的、丰富的美学理论作为基础。他的意境说,把中国传统诗话中的格调、神韵、气象、兴趣诸说,提到了西方美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形成了中国评论诗词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理论。他探讨了作者与自然,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在审美范畴的种种关系,要求格调要高,写出真景物、真感情,崇尚自然,要在“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③,这种理论纠正了晚清渐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弊病,比专讲婉柔或专讲豪放更要全面。虽然,他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人生有着悲观色彩,具体论断亦不一定都准确,但是,他的美学理论对封建主义儒家文学理论专讲“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种突破。此前,梁启超、黄遵宪致力于“诗界革命”,偏重于内容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诗中美的境界的艺术塑造探讨很少。近代讲美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而且,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也贯穿到评论小说、戏剧、美术等领域,具有普遍性。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文艺批评是有历史贡献的,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王国维的诗词数量不多,诗有192首,词有115首。后来他便致力于历史学研究。他的词是颇有功力的,他自己也很自负,樊志厚评为“真能以意境胜”,“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①。举例来说: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②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栏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蝶恋花》)③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浣溪沙》)④ 樊志厚评论王国维的词说:“君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①王国维的词写景鲜明、逼真,言情深婉凄绝,音韵铿锵,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富有哲理,能将哲理融化于情景之中,读时觉得耐人寻味,品格高致。细细品味,真有一种美的享受。 ①《静安文集续编》,第21页。 ②《静安文集》,光绪三十年铅印本,第1页。 ①《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①《自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①《曲录自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370页。 ②《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 ③《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34页。 ④《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01页。 ⑤《宋元戏曲考》,?br>参考资料:

王国维学术论文

所谓三种境界就是借用宋词来形容后天刻苦努力、日日精进所经历的三个阶段。赏析如下: 第一境界:以西风劲吹,黄叶凋零,表示入门前茫无头绪、求索无门的疑虑与痛苦,只有头脑冷静,目标明确,信念坚定,方能居高临下,高瞻远瞩,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排除干扰,一往直前。作用:第一境界也就是立志、下决心,为实现第二、第三境界奠定基础。第二境界:是叩门时以苦作舟、以勤为径、上下求索的艰辛与执着。描述为理想而努力奋斗,人瘦了、憔悴了,仍然无怨无悔。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坚持奋斗,不懈进取。既敢于创新,又善于等待。为了心中的理想,百折不挠,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作用:第二境界也是前进路上最困难、最漫长、最不易坚持的阶段,第二境界的实质是执着追求,忘我奋斗。第三境界:则是功夫到处,灵犀闪现,参透真理,豁然开朗的顿悟与喜悦。经过多次周折、多年磨练之后,逐渐成熟,别人看不到东西他能明察秋毫,别人不理解的事物他能豁然领通。心智臻善,功到事成。成功的鲜花、会心的微笑自然而然地呈现于眼前。作用:第三境界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在第一第二捷径的基础上的提升阶段,是成绩辉煌的成功阶段。王国维的三境界论,鞭辟入里,贴切浑融,深致寓语已超越词话的范围,即使晏、欧诸公在世,想也无容置喙,不得不叹服王氏的才情和睿智吧。只是这三种境界又有几人能通通品尝呢?未上高楼,已先自叹息驻足,更何消说为伊憔悴、蓦然回首呢?三境界之说是对成功创业或治学之道的形象描述,他强调的是一种执着忘我、献身殉道的精神。那既是一条充满荆棘和险阻的艰辛之路,也是使人体验最高身心愉悦的理想境界,蕴涵的人生哲理太深邃了!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1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 1877年12月3日,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一户书香门第,随着一声不算响亮的啼哭声,一名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享誉中外、星耀中国文学史的国学大师——王!国!维! 据传,王国维出生时,突降大雨,站在屋外等候儿子出生的王乃誉,仰观天象,心中喜忧参半。喜则:天气骤变,预示着出生之人必不平凡;忧则:不甚嘹亮的哭声,说明婴孩身体羸弱。 王国维字静安,出生之地盐官,是钱塘江著名的观潮胜地,而海宁市自古名人辈出,最著名的要数著有《搜神记》的魔幻小说鼻祖,东晋文学家干宝。 如果你对干宝不熟,这里再举一个晚王国维二十年出生的文学大咖——徐志摩,他也是浙江海宁人。 王国维出生寒门,三岁丧母,父亲王乃誉是位承传书香的儒雅君子,做过县衙里的师爷,对书画、金石颇有研究。 王乃誉对长子王国维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六岁送他进私塾,不惑之年辞职在家,亲自教儿子题诗对作。有趣的是,放在今天,王乃誉绝对称得上育儿教主,他把儿子成长足迹通通写到了日记里。 例如,他在1891年的日记中,提到督责儿子练字时的情形: “初为静安指示作字之法。游衍随意,尚不足遣。盖久闲欲骤坐定甚难,可知懒惰害人,而人不自觉,犹马之脱辔,鹰之脱鞲,一纵不可复收。少年宜自惩戒也。” 父亲的谆谆教诲,使王国维唯惜时光,苦读不辍,十六岁考中秀才,跻身海宁四才子之首。这时的王国维常与同伴谈古论史,校勘疑误,已初具学者风范。 他在词中咏道:“跌宕歌词,纵横向书,不与遣年华。” 若你认为王国维只知道啃书本,那就大错特错了。 王国维可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除了与书册为伴,文玩、金石、猜谜、摔跤,课业那叫一个丰富多彩呀! 不过,从照片上看,大师瘦弱的身板,摔跤应该差了点。 鲁迅曾说王国维老实得像个火腿,胡适也曾直言,读王国维的诗,以为是风流倜傥的公子,实则人很丑。 虽然长的难看,但古训有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才华高迈之人,从来不靠脸吃饭。2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少年就名噪乡里的王国维,还只是个穷秀才,离一举登科,还差十万八千里呢。要想做官,得先考中举人。 辛弃疾在《鹧鸪天.送廓之秋试》里写到“待到明年青云去,笑看人间举子忙。”说的就是考中举人后的惬意。时值青春年少的王国维,虽只有秀才功名,却已有此轻松的心态。 因不屑时文八股,他在秋闱考试中交了白卷。 牛X吧! 貌似老实的王国维,骨子里自有他的桀骜不驯。清王朝的衰落,科举考试的腐败,使王国维向往新学,奈何家贫无钱供他留学。迫于父亲的压力,王国维五年两应乡试,皆名落孙山。 此时的王国维,年过弱冠,奉父命,未立业,先成家。 1898年元宵节刚过,王国维进入上海《时务报馆》,顶替朋友担任书记员兼门房,他的老板就是大名顶顶的汪康年。 先敬罗裳后敬人的上海滩,衣着落拓的王国维,犹如土包子进城,难免不遭人欺负。本是顶替朋友入职,本该同工同酬,可发工资时,别人二十块,他只有十二块。 王国维当然不服!找账房理论,得到的答复是:“你就这么多!”言下之意,你爱干不干!气得王国维差点辞职。幸有父亲劝慰,才有之后结交罗振玉,进入东文学社学习的机会。 有时候忍一忍,就会海阔天空。 尽管被老板克扣工资,但在时务报期间,王国维眼界大开,见到了许多维新派人士,受新思潮影响,使他忧心时局,眼见风雨飘摇的清政府,面对外强割据,毫无招架之力。 他在忧愤中写道:“欲从鸿鹄翔,铩羽不能遽。”这一年,王国维21岁,身居斗室,却有魂驰关山的志向。 可惜,王国维的才气并不受汪康年的待见。这只能说汪康年没有眼光,他没想到自己手下的门房,以后会成为中国响当当的国学大师。 好在,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 一天傍晚,同事都下班嗨皮了,王国维就着半包花生米,二两白酒,在工位高声吟诵《两都赋》,声音苍凉凄美,恰好被来报馆谈业务的教育家罗振玉撞见,攀谈间,罗振玉惊叹这个其貌不扬的门房竟是个饱学之士。 罗振玉赏识王国维的才华,请求汪康年减少他的工作量,让他可以有时间到东文学社学习外语。汪康年表面答应,私下不但没减少王国维的工作量,反倒给他增加了许多译文事务。 王国维整日疲于奔命,终于累倒了。 罗振玉得知后,二话不说,帮他离开了时务报,免费让他在东文学社学习,还委任他为学社的事务老师,每月发三十元的工资,比《时务报》增加了一倍多。 这是王国维人生一次重要转折,从此他的人生和罗振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 一餐灵药便长生,眼见山河几变更 慈禧扑灭戊戌变政,王国维悲伤不已,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学习英、日文上。在东文学社的两年半,他接触到了西方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严译了《天演论》、《势力不灭论》等西方著作,并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留学日本。 一心科学救国的王国维,选择进入东京物理学院。文科生选择理科专业,难免悲剧。四个月后,因为专业不对口,加之脚气病发作,王国维提前归国。 可见选择专业,一定要从兴趣出发。 1901年7月25日,颟顸无能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按着脖子签订了《辛丑条约》。可叹,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屈辱的百年史。民族蒙耻,国J遭难,垂帘听政的慈禧,只知享乐,无力回天。 王国维在家中休养,等待考取“官派”留学的机会,改赴西洋。罗振玉来电极力劝说,王国维放弃留洋计划,1901年9月追随罗振玉进武昌农校任职。 同年,慈禧假借光绪之名,推行辛丑变法,兴学热席卷全国。王国维感叹道:“今天子下兴学之诏,时与势殆将至矣。” 不得不说,王国维极具历史眼光,四年后科举被废,再过六年,亘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随后社会变革,民国开启,这是后话。 在这股强劲的兴学热中,王国维淡然处之,潜心哲学,对于张之洞奢言新政,抱慈禧大腿的行为,嗤之以鼻。 “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他在《杂感》七律中反讽张之洞急功图名,要知道张之洞可是罗振玉的大BOSS。数年后,他又痛批张之洞办学改哲学为读经。 可见王国维是个不折不扣的直男。 1903年4月,王国维经罗振玉引荐,到张謇创办的通江师范学校教授伦理学和国文,他自译洋教材,上课不时夹带英文,让听惯了之乎者也的贡举生们目瞪口呆。 哈哈,我们的国学大师就么fashion! 王国维敬仰张謇的才学,但对他“废庙立学”并不认同: “原此寺之建,未必不由社会之物力。然僧侣之居处之经营之者,且数百年,则其为个人之财产,固已久矣已。乃不顾一切,以强力夺弱者之所有而有之,并使之无所控告,则自僧侣言之,谓之烈于盗贼,诚非过也......” 王国维借这篇《寺庙与学校》提出“生命、财产、名誉、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这在当时简直非主流啊,放今天看来,妈呀,太超前了!4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在通州师范学院的半年间,王国维对叔本华和康德的研究日益精深,写就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哲学辩惑》。1903年8月,又以四言古体写成了《叔本华像赞》和《汗德像赞》,翻译了英国伦理学家西额惟克著的《西洋伦理学史要》,广泛涉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尔文、伏尔泰、卢梭、黑格尔等名家著作。 王国维的闲暇时间几乎都在写作中度过。他在《偶成二首》中写道:“玉女灿然笑,照我读奇书。” 什么?玉女...... 千万别乱想,这里玉女指的是明月。而他读的奇书,除了外国名著,也包括《红楼梦》。 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令他名震中外的《红楼梦评论》,他以叔本华悲观哲学为立脚点,对比歌德的《浮士德》,指于《红楼梦》是超越《浮士德》的宇宙大著作。原因在于:浮士德之苦是天才之苦,而宝玉之苦则是人人所有之苦痛。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群孤雁逆风飞。”每个人的生活都在重重欲念和重压下寻求解脱。 如果曹雪芹看到这篇评论,一定会为二百年后遇到的知音感动的落泪:“还是王静安懂我啊!” 此时的王国维已辞去通州师范学院的教职,主编罗振玉在上海创刊的《教育世界》。他一个人包揽了编、撰、译,每月写七万多字。除此之外,每天坚持读书三四个小时,然后再挤时间著书立说。 牛叉之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雷打不动的自律。 通过《教育世界》的窗口,王国维抨击兴学中的腐败,痛诋“以官奖励学问”。学校应该授之以学,传之以道,而不是轮为做官的唯一“正途”,更不应该“唯学历”去评判一个人。 对于废科举之初,让成年人和年长秀才一律降受小学教育,王国维更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王国维认为,在师资严重缺乏之际,应该在普及小学的同时,兴办大学和专职学校,把年长的才秀召集起来,通过培训扩充师资力量。而不是一股脑把才秀们都撵回小学“回炉”。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回看王国维的这些观点,仍是字字珠玑。 王国维一生颠沛流离,1905年2月,随罗振玉到江苏师范学堂任教。1906年7月,又随罗振玉到了北京,出任学部总务司行走,通俗点说,就是图书局的编译,虽算不上什么官,但也算入了宫门。 可惜一直期盼他做官的父亲,已早几个月先逝。 父亲过逝不久,1907年6月,王国维的妻子莫氐也相继离逝。结婚十年,两人感情笃定,育有三子。在王国维到北京赴任前,莫氐再度怀孕,这一胎是双胞胎女婴,王国维十分高兴。 然而,时隔数月再见,妻子因“产褥热”奄奄一息,诞下的两个女婴也已经夭折。王国维聘请名医,守在妻子床前半月之久,也没能留住莫氏的生命。 “冉冉蘅皋春又暮。千里生还,一诀成终古。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来生,只恐来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与爱妻相约来世,可谓字字断肠。 数月后,噩耗再次传来,继母亡故。接二连三的打击使王国维一度颓废。膝下三子无人照顾,王国维在岳母主持下,娶了莫氏表甥女潘氏为妻,举家迁往北京。5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复得之名誉早 如果说《红楼评论》是王国维学术的第一次辉煌,那么在他浩繁的著作中,《人间词话》绝对称得上是第二次辉煌。这本书大部分内容写于1907年秋冬至1908年夏秋,正是他接连痛失三位亲人的时期。在悲痛中,他埋首书帷,独上高楼。 他在《人间词话》里写道:“古今成大事者、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关于这本书的成就,无需赘言,现今爱好国学的人,几乎人手一本。或许他早料到这本书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所以在《三十自序》中的写道: “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 果然,天才的第一特征就是自信! 与《人间词话》同时问世的还有《戏曲考原》,之后,王国维转攻戏曲,亦是硕果累累。 1911年10月10日辛亥GM爆发,王国维和好友罗振玉为躲避战乱,迁居日本京都。次年,王国维仅用三个月就写成了堪称他三大著作之一的《宋元戏曲考》。 通过考据,他大胆揭示,关汉卿的《窦娥冤》与莎士比亚的悲剧相比,毫不逊色。《宋元戏曲考》的问世,把被世人冷落的中国戏曲,请进了文学的殿堂。 在京都生活的四年多,是王国维人生最为平静的时光,没有外事分扰,平均每月就写成一二本著作,什么《简牍检署考》、《明堂庙寝通考》、《流沙坠简》、《宋代金文著录表》、《古礼器略说》等等。 甭管什么学术领域,他要么不学,学就学成专家。 鲁迅曾夸赞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要谈国学,王国维先生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这时的王国维名满天下,生活依旧清贫。 家中九口人,主要靠他的稿费、和帮罗振玉整理书目的工资度日。有一次,妻子和他商量柴米之事,王国维仍手不释卷,妻子一气之下,差点把他的书烧了。 1916年2月,王国维归国。 清朝已亡,民国开启。这时上海滩首富是“哈同夫妇”,哈同花园是名流政要的聚会之所。夫妻俩附庸风雅,欺世盗名,在园内开办仓圣大学,哈夫人的男妾更是以“仓颉造字”为由,信口胡诌“仓学”。 为了能请到王国维主编杂志,他们提出把花园内的两幢豪宅留给王国维及其家人居住。王国维一身傲骨,当然不受。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写道:“盖我辈如能委蛇取容,则辛亥以前早可得意。” 以他的学识,若贪图名利,早赚得盆满钵满。可是王国维还是受聘了。 小伙伴们别急,王国维不是奔钱去的,而是奔着园中收藏的甲骨文拓本去的,这些对王国维来说,都是可供研究的宝贝呀! 王国维婉拒园方提供的别墅,要求一手包办杂志内容,什么鬼话“仓学”坚决不刊发。 就这样,他巧借哈同花园的资源,编撰了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巜续考》,解开了甲骨文三千多年的历史。并在此期间著成了令梁启超、郭沫若等名人都赞叹不已的《观堂集林》。6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1923年清明之际,王国维突然接到溥仪小朝廷的“上谕”封他为南书房行走,官至五品,相当于现在副厅级干部,具体工作就是侍奉皇上读书。 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是已经和王国维结成儿女亲家的罗振玉,他的三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长子,正是这一层关系成了两人日后决裂的导火索。 王国维被罗振玉推进了南书房,可笑的是,溥仪当面下旨让他每日侍奉其读书,可实际王国维很少见到溥仪,根本无事可做,更谈不上师生情谊。 简直浪费学者的学术生命。 1924年1月7日,溥仪心血来潮赐王国维“紫禁城骑马”,简单讲就是可以骑马进出紫禁城。这件事着实让王国维受宠若惊,不难理解,自古受此恩赐者象征拥有某种特权。 但是......这时的紫禁城皇上出门都坐小汽车了,皇后、皇妃都在学自行车,骑马又算得上什么呢?! 1925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王国维也在随从之列,他深感受辱。加之亲家公罗振玉在小朝廷争宠夺利,使王国维无法避免的陷入政Z漩涡。 这些都使他内心极度痛苦。 1925年2月,清华大学一纸聘书给王国维带来了转机。 胡适牵线,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亲自登门,恳请国学泰斗王国维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在此之前的数年间,日本的京都大学,南昌的东南大学、还有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都曾向王国维抛出橄榄枝,王国维均没有接受。 如今背负溥仪老师的尴尬虚名,王国维对公开授学更是顾虑重重,最后清华大学三顾茅庐,以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手持聘书、登门行三鞠躬之礼,才请得王国维出山。 王国维感动得无以复加,1925年,4月18日举家迁入清华园。之后清华又请到了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坐阵清华研究院,这就是著名的清华四大导师。 正是秉承“大学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使清华后来者居上,很快成为了学术重镇。 清华给了王国维很优厚的待遇,不但提供住房,每月放发四百元薪水,这在当时绝对称得上金领了。 这一年,王国维48岁,身居幽静的水木清华,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的六子二女,有三子已经学业有成,拥有高薪职业。奔波半生的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专心治学了。 可命运偏偏不从。 安稳的生活只维持了一年,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最爱的长子因病早逝,年仅27岁。 犹如五雷轰顶,使王国维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人变得呆郁郁的,精神几近崩溃。就在他最需要朋友安慰时,亲家公罗振玉不但没有给王国维安慰,反而因为一点误会,就把女儿带了回家,也就是王国维的长媳。 罗振玉心疼女儿守寡可以理解,可这样做未免太绝情。 可怜王国维一片苦心,他把长子的抚恤金三千元全数寄了过去。罗振玉不但不收,还以富人不受贫,侮辱王国维的人格。随后又寄来了绝交信。 气得王国维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 相交三十年的挚友就此决裂。 平心而论,王国维虽受过罗振玉恩惠,但两人是相辅相成,互为成全的关系。罗振玉办教育、编书刊,王国维付出了无数心力。 由此可见,再好的朋友也不要结亲家。7 万古离怀增物色,几生愁绪溺风光 1927年春末夏初,北伐军逼近北京,清华园内气氛凝重,梁启超听闻蒋介S在上海发动“清D”运动,作了“不能不亡命”的准备。天性忧郁的王国维,在痛失爱子的打击下,变得越发沉郁。 时J动荡成了他悲观厌世的催化剂。 1927年6月2日上午8时,王国维一如往常上班打卡,和同事交待完学生考试成绩,又商量了下学期招生事宜。上午九时,他和同事借了五块钱,雇黄包车至颐和园。信步入园,在鱼藻轩前点燃了卷烟,世间纷杂,如乱云飞度在脑海中渐行渐远。 11时,留下一地烟蒂的他,纵身一跃,坠入昆明湖。 一代国学大师,就此陨落。 其实湖水并不深,王国维是以必死之心,把头扎入淤泥中,窒息而亡。他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正应了杨万里的那句诗,“自古诗人多薄命”,王国维死时只有五十岁,正值壮年。假如他的生命再加十年,在学术上定会有更多伟奇的发明和造就。 王国维的死,震惊了海内外,也震惊了在天津的罗振玉。他怀着愧疚之情自编自导了王国维“殉清”的戏码。 什么“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这言仰祈圣鉴事......”他让其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伪造了一份《遗折》给王国维带上了殉清的高帽。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死捍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王国维真正的死因!后来坊间流传王国维是被罗振玉逼债而死,纯属罗振玉的政敌郑孝胥胡诌。 1927年6月3日,按照王国维遗愿,清华研究院为其举行了简朴的丧礼。陈寅恪扶在灵前,以三跪九叩之礼疼别挚友,吴宓亦随其后,行跪拜大礼。 很多同学深受感动,纷纷跪别大师。 1929年6月,王国维逝世两周年,由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写碑文的《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在清华园内落成。转眼九十多年过去,如今漫步清华园,在第一教室楼北端后山麓,仍可见此碑。 我常想,先生千古,假若生在当代,他身上的悲剧色彩会不会少一点? 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代亦是如此,那个拖着一条长辫子,一辈子没穿过皮鞋,喜欢吃红烧肉的王国维,也只属于他的时代......2019年8月31日,家中落笔完稿。 参考书目:《独上高楼王国维传》——陈鸿祥 《王国维年谱》——陈鸿祥 《三十自序》——王国维 《人间词话》——王国维

各位哲学家都有叔本华影响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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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王国维 〔一〕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二〕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三〕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四〕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五〕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六〕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七〕“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八〕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九〕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十〕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十一〕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谓“飞卿精艳绝人”,差近之耳。 〔十二〕“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十三〕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生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十四〕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十五〕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十六〕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十七〕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十八〕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十九〕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二十〕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阕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二一〕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作者: like辛弃疾 2005-11-19 14:36 回复此发言 -------------------------------------------------------------------------------- 2 王国维《人间词话》 〔二二〕梅圣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刘融斋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 〔二三〕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 〔二四〕《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二五〕“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二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二七〕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 〔二八〕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末足抗衡淮海也。 〔二九〕少游词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三十〕“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 〔三一〕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三二〕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三三〕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三四〕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 〔三五〕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霸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 〔三六〕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轻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三七〕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三八〕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等句何如耶? 〔三九〕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 〔四十〕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作者: like辛弃疾 2005-11-19 14:36 回复此发言 -------------------------------------------------------------------------------- 3 王国维《人间词话》 〔四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四二〕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四三〕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四四〕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四五〕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四六〕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四七〕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四八〕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 〔四九〕介存谓“梦窗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迫寻已远。”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乎。 〔五十〕梦窗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乱碧。”玉田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 〔五一〕“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 〔五二〕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五三〕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五四〕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五五〕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五六〕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娇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五七〕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五八〕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五九〕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韵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 〔六十〕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六一〕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草共忧乐。 〔六二〕“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车感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六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 〔六四〕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足透此中消息。(全文完) 参考: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 第一境界:晏殊《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凤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笼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第二境界:柳永《蝶恋花》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境界:辛弃疾《青玉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峨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的形象比喻不只是针对学术研究或艺术创造的历程,实际上就是对人生奋斗的综述与总括。 第一境界以西风刮得绿树落叶凋谢,表示当前形势相当恶劣,而他也只有他能爬上高楼,居高临下高瞻远瞩,看到远方看到天尽头,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说明他能排除干扰,不为暂时的烟雾所迷惑。他能看到形势发展的主要方向,能抓住斗争的主要矛盾。这是能取得成功的基础。这一境界是立志、是下决心,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才会有第二、第三境界。 第二境界是描述如何为此决心而努力奋斗。人瘦了、憔悴了,但仍“终不悔”。就是说尽管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还要坚持奋斗,继续前进,为了事业一切在所不惜。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都没有平坦大道,要敢于创新,也要善于等待。这是执着的追求,忘我的奋斗。 第三境界是指在经过多次周折,经过多年的磨练之后,就会逐渐成熟起来,别人看不到东西他能明察秋毫,别人不理解的事物他能豁然领悟惯通。这时他在事业上就会有创造性的独特的贡献。这是功到事成。这是用血汗浇灌出来的鲜花,是用毕生精力铸造的大厦。 也有不经过自己努力成功的,那是少有的,偶然的,不可靠的。机遇是存在的,但要能认识它及时抓住它,既使这样成功还得通过努力奋斗。路都是人走出来的,人生不会处处有绿灯。

武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武侠,是弹剑纵歌笑傲江湖 武侠,是游子意 武侠,是赤子情 武侠,是世间少年的天生梦想 武侠发生的地方 叫做江湖…… 武侠缘 在同龄人都在看动画片、看漫画的时候,我就早已沉浸在一个名叫“江湖”的世界里。 在这里,似乎所有的梦都能成为现实:飞檐走壁,摘花拈叶皆是武器;豪气凌云,相逢意气为君饮;大漠天山,一剑在手闯荡江湖…… 春时,读一部《射雕英雄传》,且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夏时,赏一场《剑花.烟雨.江南》,看那一场爱恨纠葛在雨中渐行渐远;秋时,小憩而品一卷《白马啸西风》,望那天涯处、玉门关,一个白衣少女与已年迈的白马构成一幅萧瑟的画卷;冬时,怀着一份寂然,翻阅一场《七夜雪》,感受那江湖中的生死离别与时光荏苒...... 江湖事 我在《七夜雪》的读后感中曾经说过,许多人都不赞成学生看武侠小说。上了初中后,我就更能感受了,因为许多同学的家长对于武侠小说持有的态度都是“敬而远之”。这让我疑惑不解。每一位家长都有年轻的时候,他们那时不也是想尽办法看这些“闲书”,和父母展开“游击战”吗?其实,我觉得武侠小说之于每个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有些人是青春的回忆,有些人是“没用的闲书”,然而,“武侠”这个词语,一定让你沸腾过,一定让你入迷过,一定在你的青春岁月中留下过痕迹。其实,武侠小说也是青春的另一种形式,是我们成长中的一道风景。我们也能从中领悟到人生百态,世态炎凉,也能从中领悟出道理。 看武侠,就一定要看好武侠。一本真正经典的武侠小说,其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浓缩。《射雕英雄传》之所以能成为妇孺皆知的武侠名篇,就是因为其中包括了中医、数学、五行等等传统文化,而又表现出了中国人的“侠义”观。从韩非子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为侠客定的基调——侠客之所以破坏秩序,是因为产生了“不公”;到陈平原总结的:平不平、立功名和报恩仇;再提升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报恩仇则向“报恩不报仇”过渡;直到现在,凤歌在《昆仑》中提出“有不谐者吾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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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不朽之作《人间词话》中曾用形象的比喻提出了治学的三种境界或说是三个过程: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一句出自北宋晏殊的《鹊踏枝》(又名《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原为念远怀人之作,王国维却将其化为人生之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句意为:一夜秋风,吹尽了树叶,独自登上高楼,看到远方看到天尽头,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而此处是指:一个人治学,首先要高瞻远瞩,立志高远。这一境界是立志、是下决心,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才会有第二、第三境界。 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句出自北宋风流词人柳三变的《凤栖梧》(又名《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原也是怀人之作,意指深情专注于意中人,为了她,骨瘦形销,衣带渐宽,绝不反悔。而我们呢,应“衣带渐宽终不悔,为‘学’消得人憔悴”。即要覃思苦虑,孜孜以求,犹如热恋中的情人热切地、不惜一切地追求着所思。这种执着的追求精神,对于痴情者固然需要,对“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更是不可缺少。 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句出自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百千人群中只寻找一那个,却总是踪影皆无。正在没有什么希望之时。忽然,眼光一亮,在那一角残灯旁侧,分明看见了,是她!是她!没有错,她还未归去,正在那里等待!这里是指,经过多次周折,经过多次的磨练之后,一朝顿悟,发前人未发之秘,辟前人未辟之境,犹如在灯如海、人如潮的灯节之夜,千追百寻终于找到了朝思暮想的心上人一样。这是功到事成,这是用汗水赢来的掌声,是有心血浇灌出来的鲜花。 概括起来,用通俗的话讲,这三种境界就是:立下大志,不懈努力,终获成功。而关键在于第二境界,这不纯粹是意志的磨练,还是一种人生的考验。引用路瑶的一句话,“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王维送别诗研究论文

送别诗的艺术特点(一)创作情怀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总是与特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唐代送别诗如此繁荣,必有其特定的创作情怀。唐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继汉代之后又一个鼎盛时期,经济发达,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民族大融合。在这样的时代里,必定有一大批文人希望通过读书走上仕途。这正符合“学而优则仕”的大环境。而在唐代正是科举考试走入正轨时期。大批的读书人想走入仕途必定要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一种竞争非常残酷的考试,要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才能到殿试一关。殿试是皇帝亲自主考,地点在皇宫。唐代的国都在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我们可想而知,当时的交通条件,南来北往的举子到西安去是何等的不容易。举子赴京赶考冲满了艰险,分别后生死未卜,前途难测,所以唐人特别重视送别,更重视赠送送别诗。着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如张籍的《送裴相公赴镇太原》里有一句是“天子亲临楼上送,朝官齐出道旁辞”,这是皇帝参加的送别场面。从皇帝都参与,不难看出贫民百姓对送别懂得参与与重视。唐人重视送别诗,还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唐朝人爱好诗歌成为一种风气。当时的各类文书,大多皆用诗歌写成。在当时达到了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1)在科举兴盛的时代,唐朝也流行温卷,行卷,把这样的方式作为走入仕途的敲门砖。而同时,写送别诗,还有它实用价值的一面。送与被送二者的关系,往往是挚友或亲人,而这双方往往有一方身份高贵,所送之诗就是到达异地的通关证。这样,到达异地,呈上所送之诗,往往会得到一些关照。正是这种实用价值,更加速了唐人创作送别诗的高潮。再从唐代的文化来看,唐代文化异彩纷呈。音乐舞蹈都呈现出气势恢弘,风格多样,优美和谐,铿锵热烈的盛世特色。著名的歌舞大曲有歌颂唐太宗武功的《秦王破阵乐》,唐玄宗参与编制的《霓裳羽衣曲》等。这时的诗歌也与音乐相互结合,互相促进。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本是一首普通的送别诗,但后来被谱成“阳关三迭”,就这样诗借歌传,歌借诗飞,一直被传唱。后来,这首诗成为送别的必唱之曲。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种最有普遍性的离别。它没有特殊的背景,而自由深挚的惜别之情,这就使它适合绝大多数离别之席演唱,后被编入乐府,成为最流行,传唱最久的歌曲。当然,唐人创作诗歌的情怀是多样的,从上面几点足以说明送别诗的繁荣。但创作送别诗肯定还有社会,个人等内外因素的促使,这是我们研究送别诗创作情怀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内容。(二)抒情艺术通过认真品读唐人的送别诗,不难发现诗中的抒情手法。可以说送别诗就是抒情诗。抒情,有直抒胸臆,有借景抒情,有寓情于景,有情景交融等。那么,唐人的送别诗,表现出的抒情艺术有哪些呢?直抒胸臆的手法在送别诗中运用得很广,往往这种手法让送别诗通俗易懂,更易流传。如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首诗前两句直接写落日之景,后两句直写真诚情谊,全是肺腑之言。后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是对朋友的劝慰:此去你不要担心遇不到知己,天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庭兰啊!话说得多么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朋友抖擞精神去奋斗、去拼搏。诗句毫无保留阻碍,慷慨悲歌,一吐为快。再如李白《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首诗前两句叙事,后两句抒情,友情之深,深及千尺。借助潭水直抒胸臆。当然,直抒胸臆是一种坦诚,是深情厚谊的最直接表现,但是,深挚的情感又往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有很多诗人不原去仰声长呼,而是借助别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借景抒情这一法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触景生情,情景交融堪称是我国古典诗歌抒情的基本特征。的确,景物在人的眼中会随人的感情而变化,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因此,在送别诗中,诗人他们在送别时的眼前的景物也都往往附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唐人在创作送别诗,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寓情与景,情景交融已成为唐代送别诗的基本抒情特征。历来被人们所推重的是薛涛的那首《送友人》则是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开头两句直接写别浦晚景,秋季相送格外难堪,眼前的景色令人骤生寒意,而且此处不尽写景,暗用蒹葭诗意,以表达一种友人远区,思而不见的情绪,使诗的内涵大为深厚。第三句似宽慰的语调,与前句隐含的离伤构成一个曲折,表现出相思情意的执著,尾句美梦难得,一句之中层层曲折,将难堪之情推向高潮。 借景抒情这种艺术手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都是最常用的抒情手法之一,用在诗歌中的更是俯拾即是,因为离开了景而纯粹去谈情,仿佛这情便没有了着落。所以,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几乎每首诗都有借景抒情的例子。但我以为借景抒情的最高境界则是:融情入景,把一段浓浓的深情,深婉含蓄地藏在简淡的、似乎是不经意间得来的景中,只留下若隐若现的一截丝头,让读者去发现、去抽取,越抽越多,牵出一腔心事,跌宕起伏,意味深远,一如醇酒,虽清洌而味厚,时愈久而愈香。借景抒情的诗作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比比皆是。如李白的《送友人入蜀》和王昌龄的《送十五舅》都是这类作品。而这类诗歌较为典范的例子是《送梁六自洞庭山》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这首七绝,诗人深深地掩藏自己的心事,知识借助景物透露给我们一些信息。眼见友人离去,帆船渐渐远去,直入朝廷去了,而自己仍在谪居地,遥无归期。诗中的一个“孤”字语带双关,一种失落与孤独的情绪。而一个“浮”字更激起了心中的愁云。一个浮字让人有人浮与世的感觉,漂泊之感更加浓厚。第三句写传说中的神仙“不可接”实是友人“不可接”,友人远去的地方---朝廷不可接。于是,诗人心中凄婉的心事在这秋景中浮现,随着这湖水起伏荡漾,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曾具体的论述了情与景的关系。“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与诗者,妙和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在送别诗中,景是触发感情的媒介,情是景最终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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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发篇网文,相信有助于你解决疑问。议唐代送别诗论文摘要:送别诗是唐人诗中一个重要的题材,历来受到人们的传咏。送别诗无论是叙友谊,还是叹离别;无论是记别,还是抒情,都不仅与诗人的个性特征有关,而且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送别就是与朋友告别。送别诗就是给朋友送别时写给朋友并用以共勉的诗。唐人给朋友送别时喜欢以诗相赠酬。按照惯例,送别诗一要叙友谊,二要叹离别,三要祝前途平安。本文试图探讨唐代几首送别诗的风格与感情色彩。在唐人送别诗中,王勃的五言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以其豪迈的气概、昂扬奋发的精神,向来为人们所传咏。这首诗的首联就把送别地长安和杜少府即将奔赴的目的地联系起来,既切合题意又显示出开阔的视野。颔联点题,但关键还在于把自己与行别之人的共同点突出来。今天你将远行,我留长安,但长安既不是我的故乡,也难于永久居留,有一天我也会同你一样远游,因为归根到底我们都是为了出仕从政而不得不四处奔走的人。这既是对出行者的安慰,又可使他感到下面的祝词更为亲切。颈联是诗的中心意思所在;四海之内到处都可以有知心朋友,真正的知己哪怕远隔天涯,也会心心相印,犹如近在咫尺。因此尾联告诫说.我们今天分别,一定不要学那些没有出息的儿女,哭哭啼啼弄湿了巾袖。显然,这样的祝词是有助于壮行色、鼓勇气的。和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相比,王昌龄的七言绝句《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则是一首借送别诗之题,寄寓自己高洁品德的诗。芙蓉楼之别是在一个阴雨的秋夜。芙蓉楼,原名西北楼,在丹阳即今江苏省镇江市。诗人时任江宁丞.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而江宁属今南京市.东临镇江。诗人由江宁至镇江西北隅的芙蓉楼,饯别友人辛渐,写了这首送别诗。诗的前两句,集中写送客,点出送行的时间、地点。其中首句写雨夜饯别,二句写平明相送。而后两句转写自己的为人。其中第三句是写辛渐回洛阳,但诗人未写自己对洛阳亲友的关心,却转写“洛阳亲友”对自己的询问。最后一句出人意外,不说彼此的思念之情,不说客居的感慨,单用“一片冰心在玉壶”做结,意在告诉友人,自己是决不会被功名、富贵所诱惑。诗人以“冰心”、“玉壶”作比,用以表达自己的纯洁高尚和清廉自守。相比之下,王维的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除了依依不舍之情外,多少还有些悲壮、凄凉之感。诗的前两句点出诗人饯别元二的地方和时间。“渭城”是饯别之地。“客舍”自然是渭城中的一个所在,是饯别的具体地点。“朝雨”和“柳色新”说明送别时间是在春天的一个早晨。“浥轻尘”三字,表明雨不大,只是沾湿了地皮。而环绕客舍四周刚刚放叶的柳树,经春雨洗过,益发显得青翠嫩绿。这种景象似与“送行”的气氛不十分谐调。然而,由于诗人心中已先装着一个“别”字,所以“柳色新”三字在诗中便有了双重含义:既是写时令节候,也是离情别绪的心理映现。古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看到柳,即生离别之意。这种不同的心理反应,是长期文化积淀的结果。因此,作为文化标志的这一意象被写入诗中,就使诗具有十分丰厚的情感意蕴。诗的后两句直接写离别之情,全部感情都倾注在一杯酒中。彼此分别时可能有许多话要说.但由于离别在即,心情复杂,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而.饮酒便成了最好的交流感情的方式。而离别饮酒,自不同于久别重逢那样的痛快酣畅,总不免有些苦涩的味道。于是这一斟一酌,情意便格外地重。“劝君更尽一杯酒”一句即写出了主客依依惜别的心情。“西出阳关无故人”,则使这杯酒显得份量更重。唐代由于国力强盛,对外的交流往来也空前频繁,因此经常有人“西出阳关”或出使或经商。西出阳关,涉足大漠,面对异域山川,风俗不同,语言有别,内心不免会产生无限凄凉之感。而前来送客的亲友也自然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同样是送别诗,李白的七言绝句《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则是一首充满乐观、豪迈气概的诗,虽亦是送别,却全然没有了凄伤之感,而是叙述了友人对他的深情厚谊。这是李白别离安徽泾县桃花潭时写赠给送他的友人汪伦的一首诗。李白斗酒诗百篇,一生好入名山游。据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记载: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汪伦,写信给李白.邀他去泾县(今安徽皖南地区)旅游,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往。见汪伦乃泾川豪士,为人热情好客,倜傥不羁。遂问桃园酒家何在?汪伦道:“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李白在此留待数日,临行时,写下上面这首诗赠别。李白还有一首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也是久传不衰的送别诗。这首诗是李白初居安陆时所作。出川不久,刚刚结束江南吴越之游的李白,这时结识了长他十二岁的孟浩然,两人一见如故,在送孟浩然东下扬州时,李白挥笔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杰作。诗的首句说友人孟浩然辞别黄鹤楼开始东行;次句描写阳春三月,友人一路行见的旖旎风光;后两句写隐没于碧空尽头的孤帆和与天相接的江流,像一条无形的纤绳,拉近了黄鹤楼与扬州在读者心中的距离,使诗作描绘和包容了广阔无垠的空间。这首诗的情愫主要表现在后两句。这里诗人从自己一方落笔,表现出对友人的一片深情。可以想见:李白目送友人的一片孤帆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到碧水蓝天的尽头,然而李白仍向友人消逝的方向眺望着,在那天水相接处,只有江水在不断的东流。诗人似乎渴望东流的江水也载着他的深情,伴随着友人而去。诗中四个动词:“辞”、“下”、“尽”、“流”的运用,从不同角度(行者与送行者)表现了时间上的顺承关系,不仅给人以流动之感;而且由于动词自身所具有的动势,使诗呈现出一种幽深高远的意境。李白送孟浩然之广凌时,风华正茂,对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因此才能把这首送别诗写得神采飞扬。高适的七言绝旬《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则是一首充满慷慨激昂,鼓舞有为和有胆有识、傲岸自负之气的诗歌,显出边塞诗的风格。这首诗名日别董大(唐玄宗时著名的琴帅董庭兰),而实际上是诗人用比兴手法,抒写自己的不凡抱负和落魄不得其志的处境。在这一点上,颇与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相同。全诗感情慷慨豪放,用字精确,毫无沮丧落寂之情。诗的一二句很有特色地写出眼前实景,既点名时间是在严冬,又对北国雪景作了动人的描写,并为下面抒情作了很好的铺垫。千里黄云把太阳遮住了,天气阴沉沉的。呼呼的北风送走了雁群,又吹来了满天大雪。在你即将与我分手登程的时候,气候是这样的恶劣,隐隐露出一种低沉的悲痛情调。面对如此景况,前途是吉是凶,很难预料,不免要为朋友的前程担忧了。但三四两句出人意外,笔锋一转,以洗练的语言塑造了一个苍劲的形象。心中悬起的疑难顿时消失,为一种自豪和喜悦的情感所代替。这慷慨激昂、落落大方的诗句,是对朋友的诚心鼓舞,也是诗人自己有胆略有气魄以及傲岸自负之气的流露。这首诗似乎质朴浅显,但内涵却很醇厚,警策动人,不失为一首好诗。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初盛唐时期由于唐朝社会处于上升时期,所以表现在送别诗中,就普遍具有一种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而到了中晚唐,由于唐朝社会由盛转衰,所以这一时期的送别诗中不但失去了初盛唐时期的感情色彩,而且显出了低沉、悲伤的情调。杜牧的《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就是如此。这首诗写的是难分难舍的离情别绪,其中第一句抒发难以遏止的离情。本来是因多情才难分难舍,分别时当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因离别伤怀,满腔情绪一时无从表达,相对无言,彼此倒像无情似的。貌似无情,实含深情,正可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第二句进一步写离情别绪。在饯别的酒筵上,别人是欢声笑语,只有自己情绪黯然,更难强作欢笑。随着时问推移,离筵已散,分别在即,与对方相对枯坐,无限情意,却无从说起.只有照明的蜡烛好象还有惜别之情而“垂泪到天明”。无知无情的蜡烛尚且如此,那么情人之间,绵绵话别,伤心落泪就不言自明了。诗的后两句是借物言情,而涉想奇特。杜苟鹤的《别从叔》“立马不忍上,醉醒天气寒。都缘在门易,直似别家难。世路既如此,客心须自宽。江村亦饥冻,争及问长安。”和他的《送黄补阙南迁》“得罪非天意,分明谪去身。一贪谏主,开口不防人。自古有迁客,何朝无直臣。喧然公论在,难滞楚南春。”亦是如此,都表达了作者对行人离别的无奈和安慰。同样,温庭筠的《送人东游》:“荒戊落黄叶,浩然离故关。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何当重相见,樽酒慰离颜”,也表达了悲惨凄恻的心境。观览唐人送别诗,我们感到,无论是赠送朋友与之共勉还是用以表示深情厚意;无论是记别,还是抒情,都不仅与诗人的个性特征有关,而且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具体地说,就是送别诗的感情色彩每每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心境,便有不同的感怀、不同的寄予和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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