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士的观念科举制度虽然产生于隋唐，但科举的思想观念却由来已久。根据儒家的观点，在垂范后世的远古三代，乡举里选、选贤任能已是通行的做法，而且统治者能够选贤用贤被看做是一种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自汉代以降，选拔贤能似乎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统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制度正是这种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科举制之所以能延续一千余年，除了政治社会原因外，肯定有其观念上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会反映出特定的文化和观念取向。所谓观念，这里不是指孔子、荀子或哪位政治家、教育家的思想和观念，而是指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的和无意识层次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借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longue durèe）的概念，称之为长时段观念，它不随着一朝一姓的更替变化而变化，而保持似乎静止不动的稳定性，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和成长节奏”。[1]也可以将它归之于葛照光所说的“一般思想”，这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2]众所周知，科举是古代中国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公开地从社会中择材取士，征召官吏。从理论上讲，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可通过两种方式给予满足，用古人的术语说，一是养士，一是取士。养士即培养人才，根据不同的需要和数量培养所需的人才。而取士的出发点与养士迥异，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人才本来就存在于社会之中，只要取法得当，就会选拔出足够的人才。这种取士观念正是科举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其实，在科举制度之前的察举及九品中正制无不建立在取士的观念之上，无论是“以德取人”还是“以文取人”[3]，这只是选拔官吏的方式与标准的不同，而其基本的观念并无二致。可以说，取士的观念是古代中国两千余年选官制度的观念基础。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很少有人对取士的观念进行专门的阐述或进行讨论，但纵观历代统治者治国理念和求贤选贤的实践，便能明显地发现取士的观念是他们进行统治的一个根本性原则。以下略举数例，以说明取士这一“日用而不知”观念的存在。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曾诏命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认为人才并不缺少，只担心渠道不通，因而无法选拔出来，如他所说：“今天下贤者智者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4]汉武帝也坚信贤良之辈无处不有，只是渠道不畅，他们无法得到任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 [5]曹操认为贤士就在巷闾中间，不去搜寻，当然无从获取，如他所说：“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6]据认为创立科举制的隋炀帝更是说得直接，认为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7]唐高祖李渊认为求贤方法不当，致使他们“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并开“怀牒自应”的先河。[8]从这些言论不难看出，统治者们对于人才来源问题的考虑，均立足于取士的观念。在实践层面上，取士观念所导致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取士和养士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当然也会导致两种不同的人才对策。从取士的观念出发，通常会轻视学校的作用，注重人才的选拔渠道。而从养士观念出发，则相对重视人才培养的过程，看重学校的作用。早在察举制实施的早期，就有人指出其不知养士惟知取士作法的弊端。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的著名贤良对策中指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并建议设立太学，以培养人才：“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9]。在对待取士与养士的关系上，董仲舒应当说很有眼光，而且汉武帝也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太学，但囿于取士观念，学校教育在后代在总体上始终处于附庸地位。而科举制度一经建立，则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有历史学家指出：“由于重科举轻视学校之势已成，则学校的地位终于不能挽回。学校和科举之间的关系，自隋唐兴科举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10]。钱穆也指出：“惟中国历史传统，虽上下皆知重教育，乃从未有坚稳之学校基础”[11]。中国古代学校历来有名无实，而科举体制香火不断，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其中虽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显然与取士观念根深蒂固，养士观念淡薄有直接的关联。
科举兴衰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ッ髑迨贝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注释：[1] , and ,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 [2] Empire:Bureaucracy.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12] 《汉书·贾谊传》，今本贾谊《新书·时变》文略异。 [13] 关于“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及个性发展（现代化）进程间的关系，详见注[10]秦晖，25-31页。
在历史上， 中国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选拔“人才”。人们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能被国家权威部门选上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封建社会，手工艺的学习好象不是正规的国家教育）。这是中国人之所以会拼命学习的根源之所在。正是由于人们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被选上，取得名誉与地位，所以，人学习的具体内容自然就是权威规范的内容与社会所认可的内容，至于学习的内容与客观实际是不是相符、在生活生产中有没有实际作用，好象学子们没有什么兴趣，在尽力争势夺利的社会环境氛围中，他们也没有时间与精力来学其它“无用”的歪门邪术。 封建社会中的科举制度实际上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国家政权与社会的稳定，这一方面主要在于科举的内容是国家所规范的内容，但更在于其选拔的人才往往都是有利于维持统治的人才，一般人往往很难发觉其中奥妙，可能绝大数封建统治者自己也没有完全明确这一科举制度对维护他们既得的优势社会地位所起的作用。因为表面上看科举制度是社会最公平的制度，因而得到了社会绝大数人的认可与支持，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公认性。但实际上，却隐藏着很难为人所发觉的玄机。 实际上科举并不是公平地选拔人才。由于科举所规范的考试内容主要是考试学子学习掌握金科玉律的能力，因而科举所选拔的人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尤其是记忆力特强的人，实际上人的智商与记忆力绝不是成正比关系，记忆力仅仅是体现人智商水平的一个方面，人的智商主要在于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主要在于人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尤其在于人寻求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创新性能力，但是，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强的人尤其是自我创新能力的人，他们的记忆能力往往并不强，很多人的记忆力甚至还不如一般的人，因而一般高智商创新性能力强的人往往很难被科举所选上，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正中下怀，因为智商高的人往往最容易威胁到他们的优势地位，一方面，从统治者个人心理的角度看，一个能力远远强于自己的人在自己的手下，人自然会感到不自在，难以随便地发挥。面对这样的人，一般的统治者往往会往往存在着敬而远之的心理倾向，另一方面，从国家政权的整体看，自我创新性强的人由于综合分析能力强，因而往往容易看出社会的不足之处，他们往往更有可能成为社会革新的领头羊，这对于已经居于优势社会地位的统治者来说是最不愿看到的，因为他们的优势社会地位很可能会在革新中受到损伤甚至完全损失。因而历代统治者除非万不得以，一般情况往往都不愿任用自我创新性强的人。从个人情感的方面看，自我创新性强的人往往自我主见性比较强，往往难以学习接受别人不同的意见，尤其难以接受在自己看来明显错误愚蠢的意见，因而他们往往难以顺从从别人，有时往往只能有意识地强迫自己顺从。统治者自然也不情愿人任用这样的人，相反，那些学习记忆力强的人却明显不一样，由于他们学习掌握别人思想结果的能力强，他们自己的自主性弱，因而往往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容易顺从别人，自然，一般的统治者往往喜欢任用这样的人。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学习能强的人，虽然他们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但是由于他们学到的知识往往比较广，他们诡辩的能力往往非常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维护一定的立场，他们往往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只是他们的理由往往是听上去很有理的理由，并非是客观真实性的理由。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从而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领导群众夺取胜利。《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的不朽著作就曾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总是不懈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它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服务，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它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丝毫没有自己的一己私利。 2.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现实意义 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先进的现代化生产力的主力军和最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在旧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比中国其他任何阶级都要沉重，并且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保持着天然的联系。这种阶级地位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必须将自己的解放同其他劳动群众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把解放一切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作为解放自己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理所当然地要反映和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每一个党员和干部也理所当然地要把实现和维护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这是由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党就不可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可能完成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项任务，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表现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个别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反对历史唯心主义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观点。 学习本节应该了解存在着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观上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具体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掌握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充分发挥出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抓紧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0
还有其他的吗？这个我觉得不太喜欢。
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即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之一。 *** 思想的特点和贡献是，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中，形成了系统的群众路线。在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对于我们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络，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人民群众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主体 （一）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人民群众是指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最广大的社会群体（包括一定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等等），它包括双重含义：一是指社会的进步力量，这是相对于反动势力而言的，反动势力不属于人民群众；二是指进步力量的群体，群体总是由大量个体构成，但是作为整体的群体同作为个体的个人终归具有质的区别，人民群众经常被简称为人民或者群众。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就我国而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切赞成、参加和拥护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切赞成、参加和拥护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我国现阶段，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范畴。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人民群众的构成发生了许多新变化。首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技术工人；不仅包括传统产业的职工，而且包括非传统产业的职工；不仅包括体力劳动者，而且包括脑力劳动者，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是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作为我国工人阶级同盟军的农民阶级也在变化。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序的加快，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而且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程序的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我国农民阶级的状况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有了很大的区别。再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产生了许多的非公有制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民营企业家和从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家，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同我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一样，也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些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无疑都属于我国当代社会的人民范畴。因此，我们所说的人民利益，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 （二）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 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主要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日益增多和社会制度的新旧交替，而人民群众正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主体。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正是劳动者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创造出来的。劳动群众的辛勤劳动，创造著日益增多的社会物质财富，养育著全体社会成员，成为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由此逐渐加深了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提高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本领，使人类本身发展起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除了物质生产活动之外，还要从事政治科学、文学艺术和其他社会活动。但是，所有这些社会活动，都是由物质生产的发展来提供和创造的。总之，劳动者的物质生产劳动构成了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支撑著整个社会生活的大厦，从而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以及其他实践活动是科学、文化发展的源泉。人民群众直接创造了社会精神财富，大量的民歌、民间故事以至文学名著，都凝结著无数普通群众和民间艺人的辛劳和智慧。在劳动群众中，还涌现了不少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和艺术家，他们对人类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人民群众为科学和文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素材。人民群众的需求是科学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广阔市场。在当代社会中，脑力劳动者在人民群众中所占的比例愈益提高，从而也愈益显示出人民群众在直接创造社会精神财富方面的历史作用。 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是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源，社会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决定的，社会制度变革的深刻根源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人民群众正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和代表者，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力量。变革社会制度，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拥有实现它的社会力量，而人民群众正是基本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跟谁走，他们选择哪一条道路，决定哪一种社会制度变成现实。一切社会制度变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决于人民群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人民群众决定着社会制度变革的成功与失败，人民群众决定着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无论是破坏旧制度，还是创立新制度，或者是从社会制度的长远演变看，都是生产力和人民群众起著决定性作用。 二、群众观点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石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 *** 员和党的干部如何对待群众，不是一个一般的方法或作风的问题，而是根本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群众观点的基本内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即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理，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相互关系的原理。根据这些基本原理，可以将群众观点进一步具体化为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这是群众观点的根本之点，群众观点的其他内容都是对这一观点的展开及补充。第二，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一切真知都是来源于实践，而人民群众正是社会实践最广大的主体，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孕育着极大的智慧。因此， *** 人必须满腔热忱、真心实意地向人民群众学习。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 *** 人只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集中表现。第四，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干部都是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干部权力、权威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党的干部只有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成为合格的人民公仆。第五，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的干部必须对党负责，但是，党又是人民的工具，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的决定和批示是人民利益的体现。所以，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就是统一到对人民负责。第六，党要依靠群众又要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这是由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群众的复杂结构所决定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拥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党要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必须充分相信群众。同时，人民群众总是包含着不同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分，在阶级社会中更是有着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区别，他们的意见和行动并不完全一致，因而不能说这些意见和行动都是“天然合理”和正确的。即使是作为整体的人民群众，也有一个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的问题。因此，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根据群众的不同觉悟程度，按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这是党的一项重要责任。 三、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含义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 ***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 人，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完整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中心是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一切为了群众”是由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是社会最广大的主体，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著社会发展的趋势。任何个人、政党和阶级，要成为进步的社会力量，在客观上都必须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谋利益，而不管他们在主观上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够认清这个历史的大趋势，自觉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不谋取任何特殊利益，把“一切为了群众”当作自己的立党之本。这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集中表现，是我们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是我们党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从而成为中国人民领导核心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切依靠群众”的基本根据，仍然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我们党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性质。人民群众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同人民群众相比，任何个人、政党、集团的智慧和力量总是弱小的。因此，谁依靠人民，谁就会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就能在实践中无往而不胜；谁脱离群众，谁就会势孤力单，就会在实践中遭受挫折和失败。特别是我们党是“一切为了群众的”，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如此伟大的事业，更不可能仅靠少数人去代替群众包打天下，而必须充分动员和组织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成功。所以说：“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是“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保证。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实行正确领导的根本方法，是“一切依靠群众”在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中的具体体现。一方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再由认识到实践，通过群众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这完整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另一方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又是一个以实践的主体——群众为基础的，由群众到领导，然后再由领导到群众，实现群众和领导有机结合的过程。这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由此可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观点贯通起来，熔为一炉，实现了它们的有机统一。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从低阶向高阶发展和更替的历史，这就为确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既然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历史，那么人类社会的历史也首先是物质生产者的历史；既然生产 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 人民群众的活动，对于社会的发展也就起著决定作用。这 就从根本上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 史唯物主义指明，人民群众首先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并 且通过在这个基础上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 改革以及精神领域等方面的活动，来创造历史的。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供给全世界以衣食等等社会物质生活资料，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以其实践活动为创造精神财富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泉，而且以其千百万创造者的伟大的力量和智慧，为人类社会提供不可 胜计的精神财富的成品。 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 定力量。人类社会经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都必须通过人民群众自觉 的革命斗争，劳动人民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总之，历史 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 造者。正是人民群众的活动，而不是哪一个个人的活动， 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决定历史发展 的方向和历史的结局。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 力量，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正如 *** 所指出：“人 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 选 集》第3卷，第1031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这并 不等于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可以不受社会历史 条件的限制。人民群众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已有 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创造历史。 历史唯物主义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充 分肯定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肯定无产 阶级领袖能够对社会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人民群 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是群众观点的一个最基本的内 容，也是中国 *** 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供给全世界以衣食等等 社会物质生活资料，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以其实践活动为创造精神财富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泉，而且以其千百万创造者的伟大的力量和智慧，为人类社会提供不可胜计的精神财富的成品。 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经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都必须通过人民群众自觉的革命斗争，劳动人民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总之，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1)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因而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应从以下三点理解。 第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要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等生存资料。因此，人们必须从事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若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根本无从进行其他一切活动，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正是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的，这其中劳动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他们的活动创造物质财富，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而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物质资料生产的直接承担者。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生产技能和改进生产工具，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及整个社会由低阶向高阶的发展、进步。因此，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必然对社会发展起著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劳动群众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物质财富却是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大。 (2)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这是本框题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可以从以下三点把握。 第一，人民群众要从事科学、文化、艺术等精神活动，就必须获得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还要具备仪器装置等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的物质手段。这些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手段，都是劳动人民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提供的。 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产生精神财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形成精神财富的认识动力。如自然科学，它是在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生产实践为自然科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的课题，不断推动自然科学向前发展。 第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的源泉。 人们在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构成了人类精神财富的原料或半成品。发明创造主要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科学家、工程师等知识分子的创造活动。他们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活动中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不仅在于他们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劳动群众的社会实践，而且还在于正确集中和总结了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产生的源泉。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是一切科学文化创作的宝库，没有群众的实践经验，任何个人的“创造”活动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第三，劳动群众还直接创造了精神财富。 首先，劳动群众创造的物质成果总是凝结着人们的某种智慧。例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是北宋的工匠毕升发明的。南宋的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就是个平凡的劳动妇女。可见，劳动群众在创造物质成果的过程中凝结了大量的智慧，因此，这些物质成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财富。 其次，劳动群众在实践中还直接创造了精神财富。 劳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雕刻、绘画作品，它们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那更是劳动群众的直接创造。如“盲人阿炳”那样的民间音乐家和“泥人张”那样的民间艺术家。 (3)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第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导致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产生。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变革必须通过革命阶级同反动阶级的斗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来实现。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都是劳动人民自己起来摧毁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在社会变革时期、在革命的暴风骤雨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社会主人和历史创造者的气概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创造力量。 第二，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群众对社会变革的作用，是通过进行改革、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的。如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的“大包干”的改革就是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后来在全国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改革，就大大巩固和完善了我国农村的集体主义经济，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当前，我国人民群众正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革、深化改革、加快改革步伐，这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社会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供给全世界以衣食等等 社会物质生活资料，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以其实践活动为创造精神财富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泉，而且以其千百万创造者的伟大的力量和智慧，为人类社会提供不可胜计的精神财富的成品。 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经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都必须通过人民群众自觉的革命斗争，劳动人民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总之，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因为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 而没有一个时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就不是一个时代的历史!
正确
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因为正是无数人的活动相互制约相互推动才构成了历史的多姿多彩。这里就是强调人类整体参与历史的创造。 但是，人类群体是由一个个活动着的个人构成的。个人可以分为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伟人或“大坏蛋”）。历史是无数普通个人和众多历史人物活动的总和。 历史人物的产生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也属于历史的创造者，但是他们只能加速或者延迟历史的程序，而不能决定历史的根本发展方向。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作为整体参与生产的结果。所以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这里的“历史”我认为应理解为人类的历史，这样看问题就会简单明了，“人民群众”就代表人类，他们发展进步的过程、轨迹记录下来就是所谓的历史。由此看来历史就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供给全世界以衣食等等社会物质生活资料，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以其实践活动为创造精神财富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泉，而且以其千百万创造者的伟大的力量和智慧，为人类社会提供不可胜计的精神财富的成品。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经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都必须通过人民群众自觉的革命斗争，劳动人民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军。总之，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1)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因而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应从以下三点理解。第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要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等生存资料。因此，人们必须从事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若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根本无从进行其他一切活动，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正是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的，这其中劳动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他们的活动创造物质财富，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而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物质资料生产的直接承担者。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生产技能和改进生产工具，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及整个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进步。因此，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必然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劳动群众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物质财富却是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大。(2)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本框题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可以从以下三点把握。第一，人民群众要从事科学、文化、艺术等精神活动，就必须获得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还要具备仪器设备等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的物质手段。这些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手段，都是劳动人民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提供的。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产生精神财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形成精神财富的认识动力。如自然科学，它是在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生产实践为自然科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的课题，不断推动自然科学向前发展。第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的源泉。人们在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构成了人类精神财富的原料或半成品。发明创造主要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科学家、工程师等知识分子的创造活动。他们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活动中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不仅在于他们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劳动群众的社会实践，而且还在于正确集中和总结了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产生的源泉。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是一切科学文化创作的宝库，没有群众的实践经验，任何个人的“创造”活动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第三，劳动群众还直接创造了精神财富。首先，劳动群众创造的物质成果总是凝结着人们的某种智慧。例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是北宋的工匠毕升发明的。南宋的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就是个平凡的劳动妇女。可见，劳动群众在创造物质成果的过程中凝结了大量的智慧，因此，这些物质成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财富。其次，劳动群众在实践中还直接创造了精神财富。劳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雕刻、绘画作品，它们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那更是劳动群众的直接创造。如“盲人阿炳”那样的民间音乐家和“泥人张”那样的民间艺术家。(3)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第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导致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产生。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变革必须通过革命阶级同反动阶级的斗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来实现。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都是劳动人民自己起来摧毁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在社会变革时期、在革命的暴风骤雨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社会主人和历史创造者的气概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创造力量。第二，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群众对社会变革的作用，是通过进行改革、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的。如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的“大包干”的改革就是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后来在全国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改革，就大大巩固和完善了我国农村的集体主义经济，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当前，我国人民群众正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革、深化改革、加快改革步伐，这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社会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唐太宗最有名的一个初中一直做到的就是一只鹞的故事。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评价武则天的统治： 武则天的统治是唐朝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评价唐玄宗： 唐玄宗年轻的时候经历的一些不得志的事，令他在统治前期励精图治、善用贤能、重视地方吏治……这些改革措施，市开元年间的政局为之一新，史称“开元之治”。史书称开元时期：“贞观之风，一时复振”。可是在后来，它并没有坚持下去，后来还引发了一场中外有名的“安史之乱”。 评价唐太宗： 唐太宗在统治期间采用的是开明的治国思想，他是一位“开明大度”的皇帝。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亡的教训，明白统治者不可过分压榨农民；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皇帝要勤于政事，善听正确的意见；大臣要廉洁奉公，统治才能巩固。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徭役；同时注意“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唐太宗注意任用贤才和虚心纳谏。他任命富于谋略的房玄龄和善断大事的杜如晦做宰相，人称“房谋杜断”他还任用敢于直言的魏征。贞观期间，名相、名将辈出。 贞观年间，农民占有一定的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增强。历史上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其赫赫功业已携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缺点过错也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功大于过”。唐太宗一生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武功，二是贞观年间的文治。本文主要讨论后者。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进步的历史人物，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时代因素。首先，唐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末农民起义是针对隋炀帝的暴政而发生的，人民反对横征暴敛，要求轻徭薄赋；人民反对生杀任刑，要求赏善惩恶；人民反对穷兵黩武，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这些，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唐太宗君臣关系和谐，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整体。君主的纳谏如流；臣下直言相谏，君主选贤任能，臣下间竭尽职守；君主执法严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奋发，见贤思齐，这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国家机器有序运作的活力，从而为贞观治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够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尽量避免政策的失误。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对臣下的品德优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对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继承，在处理军国在事之时，常常引经据典，运用自如；对自己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唐太宗在贞观群体中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筹的思想见解，是贞观治世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但是唐太宗并非白壁无瑕。他虽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辉灿烂的闪光点，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别是贞观后期他骄傲了，他沉湎于成功的观庆之中，沉醉于歌功颂德的喜悦之中。他由纳谏如流变得听不进不同意见，由宽大仁厚变得偏执猜忌，他身上的英明灵光渐渐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变得老态龙钟、毫无生机。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封建体制自身是唐太宗发生蜕化的温床。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尽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纠正的，相反却会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障碍。另一方面，骄傲自满是唐太宗蜕化的催化剂。贞观前期，唐太宗经比较谦虚谨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政权的巩固，到贞观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这种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成为他蜕化的催化剂。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唐太宗的情绪，使他日益变得猜疑和偏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后变化，贞观前后期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但不能说前期绝对地好，后期绝对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时自身也就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执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很好，黑暗骑士回答的很好，就要这样。哈哈哈，不劳而获可是不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 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 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 实践：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新课标高中
其实很简单，外交成功是要看双方地位是否平等，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你手上有多少筹码就代表你有多少本钱，谈判的本钱。因为在战争时期谁的实力强就是谁说了算，不管你有理没理，打你一顿就得听话了。这就像是你跟人家说道理，如果你一个人跑到哪个黑帮帮会跟人家说大道理的话，可能就会马上没命了。所以在没有本钱没有筹码的情况下，跟人家说什么正义就是空谈，是草包。至少双方要在平等的情况下才会有说理的时候。不过现在是和平时期，外交对每一个国家都是有效的，虽然有例外，但也确切的说明了，和平时期强弱之间不一定有平等的外交，但在战争时期就绝对没有平等的外交，完全是弱肉强食。“弱国无外交”是一条重要原则，不是说弱小国家不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是说，在外交事务中没有重要作用。在国民党时期，外交部长蒋廷黻的英语讲得非常好，发言理直气壮，但是没有人听。日本外交部长英语很蹩脚，言辞粗鲁，大家十分关注。美国总统罗斯福很欣赏蒋廷黻，对他说：“你的英语讲得很好，发言很有道理，但是你的国家太贫弱，弱国无外交。”
曾经的那头雄狮已经苏醒了。我国在不是那种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了。也不是那种落后就挨打的年代了，我们已经屹立在世界之巅。
创新创新是世界进步的动力.有了创新精神,那么就有了前进的希望.小鸟飞行需要翅膀,世界要进步需要创新,创新就是进步的翅膀.从前有一种病,只要人得了这种病,便无药可治,只能慢慢地被病魔折磨至死.有一位化学家,他不幸得了这种病,他四处求医,也没有将病治好.有一天,他听说有个村子里有一口能治好这种病的井,只要喝了井中的水,便能治好这种病.化学家喝了水后不久便药到病除了.化学家对井水产生了兴趣,对井水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井水中含有一种化学物质—芒硝,对这种病有神奇功效.中国有名古话,常有所疑,是创新的开端.勇于破疑,是他新的动力.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用疑惑的眼光观察周围的现象,就产生去破疑的动力.常年喝井水的村民没有因为井水能治病产生疑问,而化学家则对井水产生了疑惑,最终发现了井水的秘密.如果说化学家仅仅因为井水治好病感到庆幸,那么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其中的奥妙.这充分说明了创新精神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各行各业都需要发展,如果行业缺乏创新意识,那么它只会停滞不前,反而有可能会倒退.只有坚持创新精神,勇于实践,行业才得到发展.当今国际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创新精神显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拥有创新精神的国家,才能让自己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市场是无情的,竞争是残酷的,只有坚持创新,个人才能体现价值,企业才能获得优势,国家才能繁荣富强.勇于创新烈日下,一群饥渴的鳄鱼陷身于水源快要断绝的池塘中.面对这种情形,只有一只小鳄鱼起身离开了池塘,它尝试着去寻找新的生存的绿洲.塘中之水愈来愈少,最强壮的鳄鱼开始不断地吞噬身边的同类,苟且幸存的鳄鱼看来是难逃被吞食的命运,然而却不见有鳄鱼离开.池塘似乎完全干涸了,惟一的大鳄鱼也耐不住饥渴而死去了.然而,那只勇敢的小鳄鱼呢,它经过多天的跋涉,幸运的它竟然没死在半途中,而是在干旱的大地上,找到了一处水草丰美的绿洲.这是我读的一篇短文的大致内容.读后,我获得了不小的启示.试想,如若不是小鳄鱼勇于尝试,寻求另一条生路,那它也难逃丧生池塘的厄运；而其它的鳄鱼,如果它们不安于现状,勇于尝试,那么它们又怎会落得身死干塘的可悲结局!由此可见,勇于尝试的精神多么重要!纵观古今,凡有成者,他们无不具有勇于尝试的精神.灯泡的发明者爱迪生为了找到一种合适的材料作灯丝,竟不屈不饶地进行了8000多次尝试.试验初期,他找了1600种耐热材料,反复试验了近2000次,结果发现只有白金较为合适,但白金比黄金还贵重些,这就是说实验失败了.面对这样的失败,一般的人肯定会选择放弃,然而他没有,而是继续尝试着从植物中发掘理想的灯丝材料,先后又尝试了6000多种植物.通过不断的尝试,爱迪生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这“光明”之光,与其说是电之光,还不如说是勇于尝试的精神之光.其实,我们只要细细想想就会惊奇地发现,他所取得的一千多项成果中,竟没有哪一项不是不断尝试的结晶.“一次尝试,就有一次收获”,他的这句话正道出了他的成功的秘诀.还有研制出雷管的诺贝尔、发现了雷电规律的罗蒙诺索夫、第一次架飞机飞上了天空的莱特兄弟……他们所取得的一个个惊人的成就,又有哪一个不是尝试之花结出的硕果呢?写到这里,我在想：在崇拜伟大人物的同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崇拜造就伟大人物的勇于尝试的精神呢?不仅在科学上需要这种精神,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不也同样需要这种勇于尝试的精神吗?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们应尝试着举手发言,尝试着向课本质疑,尝试着与同学合作探讨,还应尝试着理解别人、关心别人……在不断的尝试中,我们的智慧将得到增长；在不断的尝试中,我们的能力将得到提升；在不断的尝试中,我们的人性将得到升华.不断的尝试,我们将攀上一个又一个智慧的高峰.朋友们,勇于尝试吧!它几乎是一切成就的催生婆.敢于创新中国人,怕是最崇尚古代文化了,对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的取舍,的确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清朝书法家翁方纲和刘墉,一个对古人书法刻意求似,一个却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翁问刘：“哪一笔是学古人的?”刘反问翁：“哪一笔是自己的?”这在文坛的记录中留下了诙谐又富于哲理的一笔.人们总是喜欢以古为师,在师古的基础上,求不同,求发展,才会有独特的风格,才会有更大的进步.翁的形似神似,固然值得称道；但刘墉师古而不拘泥于古,在古人字体的神韵中,加入自己的风格,则尤为可贵.因为只有这样,书法才会发展,才有前途.事实上,翁方纲所崇尚的欧体也正是当年欧阳洵融各家笔意而成的.因此,世上没有靠描摹而成的风格,没有因刻意求似而成的大作.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历史车轮不断向前,正是因为有了吸收和舍弃,才有了新事物.工业大革命时,人们不局限于仅用手工劳作,才去发明机器；人们不局限于仅在地上行走,才去研制飞机；人们不局限于仅用煤作为能源,才去探索电力的奥秘……如今,人类已可以遨游太空,而无数科学家却仍在努力地探索着,在研究、发展新的、更科学的规律；让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不能没在历史,但也不能忘记,那仅仅是古人的业绩.君不见“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只有师古而不泥于古,推陈出新,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我们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也要“不拘一格”敢于质疑,敢于放开思路,敢于创新.一味拘泥于书本和公式,只会变得头脑僵化,不适应日新月异变化的世界.生活需要创新在一次鼓励创新的报告会上,有一位学者画了四种不同的图形,让人们在其中选出一种与其余三种不同的图形.于是人们便根据自己对此不同的认识,各抒己见.这样,一道题得出了不同答案.这件事足以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世界是千变万化的,疑问是层出不穷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没有创新,答案就会笼统单调；没有创新,世界就不会丰富多彩；没有创新,社会就不会发展进步.创新是丰富生活的手段.没有创新,我想,世界上第一盏电灯还没有诞生,我们还要在煤油灯暗淡的光下生活一辈子；第一架飞机还没有出现,人们要经过几个月乃至几十年的功夫历经艰辛,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目的地；没有创新,社会便不会如此现代化,人们之间的联系也不会如此紧密.创新对于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曾说过：“美是生活,美是创新.”这一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应该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去装饰我们的生活.古之人尚知创造,今天我们又哪里能抛弃创造,抛弃创新呢?创新是生活走向美好未来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创新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动力.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争相创新.不创新就会落伍,不创新就会滞后.我国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要想求生存,要想使我们的国家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更要加快创新的脚步要使创新落实到社会每个行业、每个角落.教育要创新,改革要创新,科技要创新.我们应当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克服前边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和挫折,向创新这个方向迈进.我们的生活需要创新,我们的社会需要创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我们要在创新中求生存,求发展.正如那位学者出的一道题会得出不同的有理有据的答案那样,其实答案本是丰富多彩的,若是只能得出一种答案,那么我们就要从主观方面看看我们是不是思想僵化,是不是被局限在框框里了.因此,创新还应破除旧观念,老框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迈出前进道路上坚实的步伐,走向新世纪.
如何融合？新 文化 兴起容易，持久难，新式文化吸收传统元素，不仅要采其形式，还要纳其内涵。当然，浮躁的社会背景下，难免有文化乱象，但只要记住支持新式文化是为了发展 传统文化 ，而非消费传统文化，就仍然走在正道上。在创新之路上，应拒绝粗俗的恶搞和无底线的亵渎，要传递美，而不是糟蹋美。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关于传统与创新的 话题 作文 ，供大家学习。
关于传统与创新的话题作文1
创新，是学习的生命力。它就像一盏明灯，在黑暗中放射万丈光芒，引导人们不断前进，走向成功之路。
翻开人类历史长卷，有多少伟大的科学实践者不正是通过点燃创新――这盏明灯而达到成功彼岸的吗?就拿物理学家法拉第来说吧，他在奥斯特试验的基础上，认真 总结 经验 教训，产生了新的研究思路，提出能否实现磁生电这一伟大的构想，经过一系列的试验于探究，他终于成功了，从而开创了电学事业的先河。他不正是由于创新精神而获得成功的吗?
培根曾经说过，“只见汪洋就以为没有大陆的人，不过是拙劣的探索者”，这些“拙劣的探索者”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创新的精神。科学发明需要创新精神，学习同样需要创新精神。英国有个人叫亚克敦，可谓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人，他阅读过的书不计其数，可最终却毫无建树，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将书本只是加以创新，转变为自己的思想和能力。
与之相反，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对资本家发给工人的工资产生了疑问，正是抱着这种求索创新的精神，他不断深入工人群众，调查研究，终于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为了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学习必须有创新，否则，即便读万卷书，也是徒劳无益的。
学习贵在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学有所成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我们才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名合格的弄潮儿!同学们，行动起来，让我们为祖国的明天而奋斗吧!
关于传统与创新的话题作文2
从古至今，人类都在不断地创新。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而梦想则是创新的动力，创新就是实现梦想的过程。
我的梦想，就是旅游全世界，爬上别人爬不上去的山，探索别人不敢渡过的充满未知、奥秘和危险的海洋，观看火山喷发，观赏自然风光，观察奇妙的动物，涉足别人不敢去的荒地，这便是我的梦想。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觉得可以造一个太阳能机器人，并取名叫我最爱的“大白”，怎么样，这名字好听吧！大白不仅可以在陆地上行走，还可以在海洋里 潜水 ，并且大白还可以爬山、攀岩、观看火山喷发，永远都不会被损坏，可以接收我的命令，我就只用坐在机器人里指挥就可以，怎么样，这个成能机器人大白厉害吗？
等我造好机器人的那一天，肯定是几十年后了。那时候的世界是这样的：全世界都无限网络覆盖，所有的乡村都变成了城市，人类创造出了更多的高科技，申请了更多的专利，小轿车都变成了“小飞车”全都安上了可爱的机翼翅膀，原来只能裁人的小船变成了全透明玻璃可以潮水和载的潜水船，游客坐到里面可以观看海洋里的奇花异草，和各种和样稀奇古怪地成群生活的小鱼，还可以看到喷水像花园里的喷泉的鲸。现在飞机的速度更快了，原来从重庆飞到北京需要几小时，现本只要半小时就可以飞到，并且飞机上的用餐菜更丰富了。全世界也创造了更多的宇宙飞船，比如：大白号月球车，爱心号水星车。有许多花大价钱乘坐宇宙飞船的移民是，据科学家研究，火星是适合人类居住的。科学家也发现了更多新物种，比如泡泡鱼、多多狗等等。科学家还发现了更多的恐龙化石。几十年的世界可真发达呀！
有句话说得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要我们敢于探索，敢于坚持，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理想。总有一天会被别人认可的。
关于传统与创新的话题作文3
“板桥体”看似单个字形歪歪斜斜，但总体感觉错落有致，别有韵味。如果有人因此而羡慕郑板桥的成就，想借模仿他的风格来出名，那么他必定会走入一条死胡同。因为有人说，这种作品“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说“不可无一”，是肯定了“板桥体”独特的艺术价值和不朽的艺术地位;说“不可有二”，则揭示了艺术创作中的真理。正如贾平凹在信中对小妹所说：“对于大师，你只能学习，不能效仿。”
“板桥体”与“扬州八怪”的其他艺术风格的诞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在那个压制人才发展、摧残人才天性的清王朝，“扬州八怪”用一种不合乎世俗审美标准的艺术风格，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高尚情操，是对自由的追求，也是对于权贵的蔑视和抗争。可以说，“板桥体”的“非隶非楷，非古非今”是挣脱束缚，思想和心灵获得自由的象征，这也便是郑板桥作品的韵味所在。后人如果模仿“板桥体”，只能有其形而无其神。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可有二”。然而，许多人并不信奉这个原则。当文学与时尚产生了关联，似乎文学创作也能产业化发展，作家也能按一个模子批量生产了。书店里，占据“畅销书架”的一会儿是悬疑小说，一会儿又是通俗哲理。花样总在翻新，却大都千篇一律。那些书虽畅销一时，不久却被遗忘在角落，蒙上尘垢，挂上蛛网。马克思说过：“所有的价值最终都只剩下时间。时间会滤去所有跟风的作品，最终只留下一部或几部体现时代精神，关注人类和人生的作品。”
这么说，我们是否就不要学习他人的作品了呢?当然不是。那些肤浅的跟风之作，正是因为对文化艺术传承、研究不够，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落于俗套。因此，传承是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创新则为之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不仅艺术创作如此，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许多方面，都要传承与创新并重。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外界的科技、文化等交流频繁，汲取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尝到了甜头。但是现在，我国的创新实力却比较薄弱。前几日的《文汇报》上说，上海的服务业管理照搬制造业管理模式，阻碍了服务业起舞。在此，制造业管理模式也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吧。有变通与创新，才有突破。
不论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都要广泛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并充分认识自身特点，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勇于创新。传承与创新并重，是科技和文艺等发展的根源。
关于传统与创新的话题作文4
中国人，怕是最崇尚古代文化了。对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的取舍，确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清朝书法家翁方纲与刘墉，一个对古人书法刻意求似，一个却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翁问刘：“哪一笔是学古人的？”刘反问翁：“哪一笔是自己的？”这在文坛的记录中留下了诙谐而又富于哲理的一笔。
人们总是喜欢以古为师，但只有在“师古”的基础上，求不同，求发展，才会有独特的风格，才会有更大的进步。翁方纲师古而形似神似，固然值得称道；但刘墉师古而不泥古，在古人字体的神韵中，加入自己的风格，则尤为可贵。因为只有这样，书法才会发展，才有前途。事实上，翁方纲所崇尚的欧体也正是当年欧阳洵融各家笔意而成的。
因此，世上没有靠描摹而成的风格，没有因刻意求似而成的大作。
梵高，正因他狂放不羁的用色与汪洋恣肆的激情，结合着他古典绘画的功底，才做出了万世流芳的《向日葵》；毕加索，凭着自己敏锐的感知，才步出传统油画的道路，而成为不朽的印象派大师。当音乐学府的老教授们面对电声乐器，大叹“世风日下”的时候，理查德·克莱德曼大胆地把所学的巴赫与肖邦用新乐器结合，才有了如此深邃宜人的《星空》。古文化，是历史沉淀出的精华，是一个学者、艺术家必备的素养与基础；而创新，不泥于古的精神，则是他们的灵魂。曾听说，有伪造名画的画师，他们的作品可以假乱真，令人难辨真伪，技艺也该是叫人叹服的了。但他们不是大师，因为，那作品是“人家的”。创新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了。
艺术上是这样，在生活、社会各个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历史车轮不断向前，正是因为有了吸收与舍弃，才有了新事物。
工业大革命时，人们不局限于仅用手工劳作，才去发明机器；人们不局限于仅在地上行走，才去研制飞机；人们不局限于仅用煤作能源，才去探索电力的奥秘……如今，人类已可以遨游太空，而无数科学家却仍在努力地探索着，在研究、发展新的、更科学、更普遍的规律，让人类社会不断向前。我们不能没有历史，但也不能忘记，那仅仅是古人的业绩。君不见“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只有师古而不泥古，推陈出新，才有存在与发展的可能。
我们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也要“不拘一格”，敢于质疑，敢于放开思路，敢于创新。一味拘泥于书本与公式，只会变得头脑僵化，不适应日新月异变化的大世界。
关于传统与创新的话题作文5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这个时候，回眸中国一路走来的历程，还是很有意义的。
当中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时候，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他们在借鉴外国革命的基础上，力主中国革命有所超越，以摒除外国资本主义初期带来的弊端。虽然他们的革命没有完全胜利，但这种打破思想桎梏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想，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不管是民主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亦或是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都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中国共产党才会成立，才能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
时至今日，在中国正在不断向前迈进的同时，学习各种 国学经典 ，又成为一股新的文化热潮。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学经典中，我们要学些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我们要发扬什么，我们要创新什么。很多国学经典是不变的真理，但在这些国学经典中，也不鲜有不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对于国学经典的学习，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而不是生搬硬套。对于学习经典，重要的不是学，而是用。弟子规、三字经张口便是，生活中却丝毫未见，这样的学习又有什么意义?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但你也要会在生活中用到。满脑袋之乎者也，满嘴的仁义道德，到头来未见真才实学，不得不说是十分可笑的。当继承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如何创新更是无从谈起。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是因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当经典走进生活，创新便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了。
继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继承，创新无从谈起;没有创新，继承也不过尔尔。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继承和创新，正是我们前进的路标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关于传统与创新的话题作文6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我们的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区便是一种文化。即便这样，仍有着不少的文化在流传中消失，退出历史的舞台，我想其中的原因莫不是“创新”二字。
“创新”即推陈出新，迎合时代的潮流。
在大多数人的心中，传统的文化是固定、不可改变的，但这不是绝对的。流传至今的文化，必然是先人智慧的结晶，但是，文化也想生命体一样，需要不断补充新鲜的血液来维持活力，这血液便来自创新。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其之所以经久不衰，全凭我们代代人的不断创新，让汉字冲最初的甲骨文到现在的简体汉字，可见一斑。
然而现在面对网络语言有人认为是创新，也有人认为不是，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明白，文化的传统，不仅可以让今人接续前人，而且可以让后人连接当今的思想。汉字其独特的魅力在于它的内涵，一个字，便是一种情。这是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而网络语言在大谈自己“创新”的同时，却忘记汉字的根本。这又何来的创新呢?同样，作为国粹之一的京剧同样面临着危机。
最近传的沸沸扬扬的比基尼京剧便是危机的源头。京剧中的服装因素尤为重要，其中每一位人物的服装、 脸谱 都可以生动形象的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然而，所谓的“比基尼京剧”只是在比基尼上印京剧服装的印花，在舞台上随便走走秀罢了，根本堂本谈不上创新。与之相比的是，新版京剧“草船借箭”才是名副其实的创新。它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让京剧变得更加生动形象。让逐渐被人们淡忘的京剧再次成为舞台的亮点。
文化的创新不能只在新，滥竽充数等同于火上浇油。我们在创新的同时，不能忘记文化的传统，传统无异于其根本，像“比基尼京剧”这样的做法就像是在掘根断源，让这一种文化衰退的更快。
文化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向往，不是我们手中玩新潮的道具，所以，创新不仅是新，还要有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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