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
王波明厉害。王波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专业，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曾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任职。1987年回国后，积极推动、策划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1990年代初，亲自组织和实施了许多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创了多项投融资先例，是中国投资方面资深专家和经济学家，现任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证券市场周刊》《财经》社长。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报社里的总编室主任，级别是中层干部正职。具体是什么职级，要看报社的行政职级。在我国，报社的行政职级分为中央级、省级（含副省级城市）、地市级等等。中央级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厅级；省级报社（含副省级城市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处级；地市级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科级。报社总编室主任是重要业务岗位。其职责是在总编辑和副总编辑领导下，全面负责本报的编务工作，通常是报社编委会成员。报社的最高领导是社长（通常兼任党委书记），以下分别是总编辑、总经理、副总编辑、各部门主任、副主任、编辑记者、印务及后勤部门职工。
总编办主任在每个报社是不一样，有的报社权力非常大，可能负责人事等行政方面，但有的报社中这个头衔就跟总编秘书差不多。在大部分地方来讲，应该是比部门主任低一点的，因为报社的核心还是各个版面。不过不排除有的地方会权力比较大。编委一般是主编、副主编、分部门主编组成。
副部级或正厅级。十月刊杂志社主编为副部级或正厅级。总编辑是新闻或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国家新闻或出版单位为司局级行政职务。《十月》创刊于197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创办的首家大型文学期刊，以刊登中篇小说为主，兼顾其他文学体裁作品。
是正厅局级。新华社是国务院正部级事业单位，社长和总编辑都是正部级。经济参考报是新华社直属的社办报刊，和半月谈、了望等地位一样，都属于正厅局级单位。
光明日报党委书记是即正科级干部,如果有兼任县委常委的是副处级干部 乡科级正职包括各乡、镇、办事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各营党委书记.
民族研究内参是核心级别。民族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期刊，创立于1958年，属于北大核心期刊。主要刊登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民族学、民族教育、民族人口、民族法制、民族宗教、民族语言、民族历史，以及世界民族等各学科的学术成果，是从事民族研究、民族教学和民族工作，以及对民族问题有兴趣的同志、学人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园地。被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北大2004版核心期刊，北大2000版核心期刊，北大1996版核心期刊，北大1992版核心期刊收录。
副处级。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是副部级、内参部主任是副处级。光明日报是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主要面向知识分子，由中央宣传部代管，光明日报社没有社长，总编辑是最高负责人。《光明日报》创刊于1949年6月16日，是中共中央主办，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思想文化大报。光明日报已发展成为拥有《光明日报》《文摘报》《中华读书报》及《书摘》《博览群书》《新天地》《留学》《教育家》杂志，以及光明日报出版社、光明网、光明日报“两微一端”等全媒体的现代化报业集团。
这三个都是比较权威的~我推荐是《商业周刊/中文版》，除了及时的报道外，还有深度的内容，另外财经365也不错从不同的新闻视角来剖析问题~看一个杂志办的好不好，关键看他的内容及时性、深度，还有提供的资讯是否对自己有价值。
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副总编辑是一级干部，是由省级选聘职务职级，担任本单位中层正职、副职以上领导职务。
刊物的级别，是看其主管单位。 部级单位主管的，就是国家级，比如卫生部、等等主管的刊物，就是国家一级，中国xx集团、中国xx学会主管的，就是国家二级。 省级单位主管的，就是省级，比如卫生厅、教育厅等等主管的是省一级，省级出版集团、主管的就是省二级。 再往下就是市级的刊物。 以前看到有人说刊物级别是看主办单位，个人觉得不科学，试想下，、科技部、农业部等等这些单位主办的刊物，全国能有几本？都是他们的下属单位主办，然后他们主管，这样的刊物就是国家级才对。
订杂志就上杂志云
香港文汇报副总编正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