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城堡》读后感精选三篇
《城堡》是卡夫卡晚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未完成)。它是卡夫卡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长的一部小说。小说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梦魇般的气氛;寓意深刻，令人回味无穷。以下是由应届毕业生读后感网站为大家精心整理的读后感三篇。
篇一
在文学界一直有这样一种共识：如果要讨论20世纪文学，那么卡夫卡就是无法绕过去的作家。可想而知，卡夫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作为一名读者，我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时，会觉得他的小说十分难读，尤其是长篇小说，阅读时甚至几次想到放弃阅读。对我来说，《城堡》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城堡》是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和《美国》与《审判》一样，《城堡》也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城堡》的故事情节，简而言之就是讲述小说主人公，自称是土地测量员的K受城堡的聘请来测量土地。但是当K来到城堡管辖的村子时，却发现自己不被允许进入城堡。于是K为让自己进入城堡而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然而K的努力都没有能够实现，城堡当局一直拒绝他的任何要求，连城堡管辖的村庄、村民以及村庄中的小学校、客栈都与K为敌。最终，K还是没能进入城堡。
小说以《城堡》命名，所以“城堡”这一物体也成为这部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意向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在小说一开头，卡夫卡这样描述了“城堡”：“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亮光也看不见。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境，凝视了好一会儿。” [1]因此，也奠定了“城堡”存在的一种基调：“城堡”既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又是一个飘渺的难以触摸的虚幻的想象。
随着小说的发展，“城堡”也确确实实表现出了它这种既真实又虚幻的特点。说“城堡”的真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作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存在物，城堡真实的存在于K的面前，在村子的抬头即可以看到城堡。其次，在小说中，“城堡”就是最高当局的代表，它时时刻刻影响着K在村子的生活。K之所以会来到城堡管辖的村子，正是因为接到了来自城堡的聘书。然而当K来到城堡以后他才从村长的口中得知，城堡根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一个错误：就是本应送到A部的文件，可能被送到了B部或者根本是在中途遗失，这样的错误导致了K的到来，而城堡差不多已经把招聘土地测量员这件事忘了。因此，城堡作为最高当局的失误直接导致了K在村子里尴尬的境况。对于此时的土地测量员K，“城堡”所代表的最高当局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维持城堡运行的一个机构。
“城堡”的虚幻性也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小说的描述来看，正如之前所引用的《城堡》的开篇，城堡一直给人一种空洞虚无的感觉，在K进入村子的第二天，他便沿着大路向城堡走去，但是无论怎样走，总给人一种“虽然并没有离开城堡，可是也一步也没有靠近它” [2]的感觉，这样的行走，以及之后所下起的大雪，让城堡增添了更多的虚幻之感，是一种令人无法靠近的虚无。其次，“城堡”所象征的最高当局从来没有以正面的形象示人。村民只是在提起城堡时，表达了自己对城堡的尊重以及对城堡所具有的权威遵从，但是城堡究竟如何(包括城堡的具体形象以及城堡所代表的的当局的运行模式)，没有一个人说的清楚。正如小说中作为城堡形象代言人的克拉姆，村子里的人都尊敬克拉姆，女人以做他的情人为荣，男人甚至以自己的妻子做过克拉姆的情人为荣，但是他们中的所有人，即便是号称见过克拉姆的人，都无法讲清克拉姆究竟长的是什么样子。卡夫卡对克拉姆这样的塑造，实际上正与小说对城堡的塑造相契合。
《城堡》这部小说以土地测量员K为主人公。有一种说法说K是卡夫卡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所以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K亦是卡夫卡对于自己的一种塑造，但是这真的就是卡夫卡将土地测量员命名为K 的原因吗?我并不是十分赞同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以K为名，更多的是一种代号，没有给K取一个具体的名字，也许存在卡夫卡要用K来代表一群人的原因。
在阅读小说时，我发现我对土地测量员K这个角色的感情随着小说逐渐接近尾声而产生了变化。在小说的开头，土地测量员K作为一个外乡人来到城堡管辖的村子，他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能得到我的认同。尤其是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无论是K与村长所进行的谈话还是K与桥头客栈老板娘的谈话，K所讲的话都能得到我的认同，包括他对城堡当局所放下错误的质疑以及他和老板娘关于见克拉姆的种种讨论。可以说，这个时候K的质疑正是我的质疑，K的不解正是我的不解。我作为一名读者同K一样，对于村长，老板娘以及其他村民的言行表示不理解，并且认为K是正确的，其他人都是错误的。但是随着小说的进展，K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村长、老板娘以及村民关于城堡的看法是正确的。而我作为读者，对K的感情也发生了改变，从一开始同情K，希望他在村子得到认可最终进入城堡，到后来我发现我竟然发现我对K试图进入城堡的行为产生了怀疑，甚至觉得K更像是无理取闹，而K根本无需在城堡中逗留，他只需要离开，就可以避免一切问题的发生。对于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我自己十分好奇，后来我在吴晓东所著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 [3]一书找到了一个我可以认同的说法。
吴晓东在书中引用了美国人库楚斯的分析说，《城堡》在结构上可以按照叙事方式和时间演变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章是一个部分，在中译本中共55页，后十七章是另一个部分，在中译本中共329页。在叙事方式上，前三章基本上是由情节段构成的，而后十七章则有对话构成的。这种从情节段到对话的演变，说明K在现实中的行动越来越少。因此，吴晓东这样写道：“读到小说后半部分，我感到K的形象离经典追寻模式中的主人公形象越来越远，同时K已淹没在其他人物的对话中了，成了越来越模糊的形象，仅仅成为小说众多形象中的一个。” [4]，所以，K作为主人公的权威性也因此受到了质疑。
当我的阅读进入到后半部分之后，我首先感觉到小说开始变得有些难以阅读。也正是在此时，大段大段的对话内容开始出现，我开始对K产生了感情上的转变，小说至此，开始不再以K的行为或者话语为主要内容，而更多地描写了K与他人的对话。K在这些对话的内容中很少发声，甚至不发声。当我听到的来自外界的话语越多，则越发对K产生了怀疑，K的形象反而变得越发的渺小。于是，我质疑他之前的说法和话语是否是真实可信的。吴晓东这样解释了产生这种情感的原因：“这是对以往阅读心理习惯的破坏。以往我们习惯于无条件地认同主人公，但在《城堡》中我越读越觉得K是很难确定的去确定性的对象，我对他的话也开始怀疑了。在阅读体验上就觉得有点被嘲弄了。” [5]而这种解释，在我看来也比较合理。
卡夫卡的作品多运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将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在描绘日常生活的同时语言严谨，使作品看起来真实又荒诞，揭露出残酷的现实。克拉姆秘书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文件经常倒塌，象征着官僚体制和形式主义；城堡则象征着当时衰败的奥匈帝国。K.没有进入城堡，甚至在村子中都没有居住权，倾其一生除了“转身向东或向西，经历着日出与日落”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噩梦”。当我们谈论起这场“噩梦”时，不禁感叹、追问生活。大框架的虚幻与具体的现实相结合，梦幻与真实交织的创作，让人们在阅读时反观现代社会的弊病，卡夫卡的困境也正是现代人的困境。 二、权力与追求 关于“城堡”的寓意，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见解。马克斯·布洛德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宗教式的神谕，城堡是“上帝恩宠的象征”，人类遭到不合理的待遇，是因为人类拥有的智慧和上帝安排给我们的智慧有所差距，人与上帝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上帝的旨意有时就像克拉姆秘书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杂乱文件，随意而又不可改变，比如分配给K.的土地测量员文件、两个无意义的助手和态度敷衍的村长等，都体现了人类的挣扎在上帝安排面前是在做无用功。犹太作家布洛德认为，城堡是饱受欺压的犹太人一直在寻找的精神庇所。他说：“‘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们内容。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类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的问题。”（布洛德，1997：189）小说中主人公K.的遭遇是犹太人漂泊流离的生活写照，他们希望得到社会的地位认可，卡夫卡作为一个饱受排挤的犹太人，一直想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K.其实是作者卡夫卡的化身，K.的反抗精神、追求无果也正是卡夫卡在生活中挣扎流离遭受排挤的真实写照。 也有人说，“城堡”代表了卡夫卡的父亲，这本书体现出来的荒诞和矛盾是他们父子间关系的体现。卡夫卡的一生在社会的残酷与家庭的冷漠交杂中度过，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希望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出色的男孩，所以在他自己事业有起色后，他开始毫无道理的看不起他，粗暴的对待他，他干涉他的学业、事业甚至爱情，他要求卡夫卡对他有绝对的臣服，对于这种近乎疯狂的“望子成龙”卡夫卡深感纠结，他既想冲破父亲对他的束缚，又在遇到困难时不得不需要父亲的帮助，他在《致父亲的信》中表达了对父亲教育方式的畏惧与不满，控诉了父亲对他冷漠的爱，卡夫卡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他颇有被囚禁之感，他感到压抑，被笼罩在囚犯的悲伤、虚弱、疾病和妄想之中，任何安慰都不能使他感到心安，因为那只是安慰而已，只是面对作为囚犯这样的残酷现实的一点脆弱而令人反感的安慰。问他到底想要什么，他无以对答，因为他——这正是他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对自由这个概念一无所知。”卡夫卡父子间这种紧张的矛盾关系贯穿了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
卡夫卡说过，我们需要的书应该是一把能击碎我们心中冰面的斧头，《城堡》就是这样一本斧头般的书。《城堡》的故事非常简单：自称是土地测量员的K.在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但无论他怎样努力，究其一生都没能进入近在咫尺的城堡，最后在弥留之际有人告诉他，说：“虽然不能给予你在村中的合法居住权，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你在村里居住和工作。”（卡夫卡，1995：339）这和卡夫卡在《审判》中提到的《在法的门前》结局相似，乡下人渴望进入“法”的大门，他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请求守门人放他进去，甚至开始贿赂守门人，直至他的生命已经接近终点时，“每个人都想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道，“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来求见法，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守门人对他喊道：“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获准进入这道门，因为他是专门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卡夫卡，1925）法为你敞开，却不允许你进入，这就是乡下人最后得到的答复。《城堡》中，K.最后被准许在村里居住和工作，但他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并没有得到证实，在村子里也没有合法的居住权。 一、幻想与现实 卡夫卡的创作主题多围绕着世界的荒诞性、人性的异化和人类的精神困境三方面，追寻、焦虑、困境和挣扎是他一直想表现给我们的，梦幻与现实交织、合理与悖理共存的场景，让我们在荒诞的情节中又能找到现实的对应。小说中的“法”、“城堡”、“父亲”、“权力”这种抓不到摸不着却又无法摆脱的控制力无不影响着主人公的行为，尽管主人公用尽一生抗争，但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都是在做无用功，主人公的反抗甚至让人觉得可笑可悲。但这何尝不是现代人的生活写照，彷徨不前、受控于权，强大的管理体系扼杀许多人的命运，抗争行为不过是可笑的原地转圈。 《城堡》中的故事情节整体看上去是荒诞的，但其中的故事又处处体现着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这正是人们感受到噩梦般真实的来源。《城堡》中，卡夫卡没有用第一人称的回顾性叙述和全知全能叙述方式来描写，而是将叙述者和主人公的视角合二为一，读者借助K.的眼睛来观察城堡，感受城堡那份虚幻空洞的幻景和冷漠怪癖的村民。故事的最后，K.也没能走进城堡，读者也不知道城堡里有什么，而K.又为什么要寻找城堡。
一、 现实城堡:官僚机构的投影 之所以把城堡称为官僚机构的投影，是因为卡夫卡从始至终未让读者得见城堡真容。在小说中，城堡始终矗立远方，是一座可远观而不可近瞧的庞大建筑。读者对它的认知只能通过一些人的描述。 首先是信使巴纳巴斯眼中的城堡。 巴纳巴斯是城堡的信使，他来往于城堡与村子之间，给城堡官员克拉姆和土地测量员K传递信件。他到城堡去领任务时，要在公事房等待，他看到的是城堡的下层办事机构。这里的人好像都忙于自己的工作，但又不知在忙于何事。巴纳巴斯可能连着等几天也没有任何任务。所以在克拉姆给他分派任务之前，他得在那间观众厅里站上几小时，有时甚至是好几天。即使得到一个送信的任务，那封信也已发黄，好像是从故纸堆中抽出来的一样，城堡办事效率可见一斑。 在巴纳巴斯眼中还有个奇怪的现象，他看城堡的哪位官员都感觉似曾相识，但又不敢确认，即使曾打过交道，下次见面也不见得能认出来。他是专门给克拉姆送信的，但他却不敢确定自己见到的就是克拉姆。当他在村子里看到了克拉姆并自认为已记住他的长相，因此有了充分准备，一定能认出克拉姆了，可是后来他在城堡里走进公事房，别人指着几位官员中的一位对他说，那就是克拉姆，他却又不认识了。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社会中人的性格趋同性最传神的描绘。城堡官员身上的官僚习性使他们有了趋同性，外形上的相似让读者感知的是官员们的工作、心理状况。卡夫卡作为现代派作家不注重典型形象的塑造，而是通过外在的表象来表达本质的真实。城堡中的工作使官员们丧失了人的个性，整日忙于公务，人已异化为整部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即使再以个体的形象出现也很难被认出来。 通过巴纳巴斯，读者了解城堡官员的工作状况、办公效率，以及官僚机器对人的异化，是卡夫卡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绝妙反讽。 其次，卡夫卡引领读者通过村中的女人来理解城堡。 在城堡与村子之间还有一个使者就是女人。通过女人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城堡以及城堡中的官员。村中的女人时刻准备着成为城堡官员的情人。官员可以随时看上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就不能不爱他，这对做了情人的女人来讲是一种荣耀，是身份的提高。就像克拉姆，他可以随时把自己看上的女人召来，也可以随时把她们赶走，跟谁都长不了，他叫她们走，就像叫她们来一样快。女人成了城堡官员泄欲的工具，并且这些女人除了顺从毫无办法，稍有抵抗其下场就会像阿玛丽亚那样受到惩罚，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由此可见，城堡不仅支配了村中人的生活，男人也支配了女人的一切，女人是男人的附庸，是第二性的，永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还要对男人的眷顾感恩戴德。 通过这些女人的遭遇可见城堡官员生活的腐化堕落，他们高高在上的职位使女人丧失了平等争取爱情的权利，只能屈服于城堡的淫威之下，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在这里，城堡成为主宰力量，男人支配着女人。 再次，理解城堡最直接的方法是通过卡夫卡对城堡官员办公生活的描写。 K被召去与城堡官员谈话一段描写得尤为精彩。一边是人们在表扬这些官员如何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一边读者看到几乎每个官员的办公场所都是在床上，宽大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床就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被召来谈话的人只能站在走廊上等待着官员们醒来接见自己，万一回城堡的时间到了而官员们还没睡够，他们就只能白等了。那些铁面无私、秉公办事、严守职责的老爷们对当事人求之不得的最大关怀就在他们的睡梦中度过了。 跟班给城堡官员分发档案一节巧妙地反映出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明争暗斗，其炫耀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发放档案捆儿的大小来表现自己的重要程度，档案多的老爷故意放在门口不取，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些同僚之间勾心斗角、斤斤计较，如果档案分发错了，想收回就难了，已拿到档案的不肯退回，认为那是对自己的污辱。该拿到档案的因不能及时拿到而大吵大闹。谁也不肯让步，苦的是那些分发档案的跟班们，哪位老爷都得罪不起，只能受尽两方的欺辱委曲求全来平息此事。跟班们小心翼翼地恭敬奉迎正好反衬出城堡官员们飞扬跋扈。 所以从“社会学的观点则认为城堡中官僚主义严重，效率极低，城堡里的官员既无能又腐败，彼此之间充满矛盾，代表着崩溃前夕的奥匈帝国的官僚主义作风，同时又是作者对法西斯统治的预感，表现了现代集权统治的症状”。
《城堡》通过对话的形式，实现了对于传统小说叙事方式的挑战。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模式，又称之为时间方式，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或主人公经历事件的因果关系来组织故事情节的。这种方式也被称之为“转喻”。
其小说结构就像“糖葫芦”：以主人公的经历串起一个个事件的“糠葫芦”。而且，只要竹签足够长，事件可以被无穷地串下去。因此．传统的线性结构模式的根基和底部是无数的事件。
主人公K与小说中人物的多重对话——尤其是较长篇的对话，如同给主人公K打开了一扇扇的窗子，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我们“所见”的和所“经历”的一切。不仅如此，“对话”还扩展了《城堡》的时间和空间。
因此，《城堡》以其占到小说一半以上篇幅的“长篇对话”，形成了对于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的挑战。这种独特的对话结构方式给我们打开了无限“隐喻”的空间，使得我们对于小说的线性结构形式的假想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对话也不再是传统小说所假设的消晰、连贯、统一的形式，而是在悖谬和相互矛盾中跟随K完成对“城堡”的立体的建构。
《城堡》以相当大的篇幅描写妇女的遭遇和命运，桥头客栈老板娘的自述，奥尔加叙述自己和阿玛利亚的故事，弗丽达的故事，各占了一整章甚至几章的篇幅，妇女的故事在一篇小说中占如此大的比例，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扩展资料：
卡夫卡的《城堡》的主要内容：
土地测量员K受命赴某城上任，不料却受阻于城堡大门外，于是主人公K同城堡当局围绕能否进入城堡之事展开了持久烦琐的拉锯战。城堡就位于眼前一座小山上，可它可望而不可即；它是那样冷漠、威严，像一头巨兽俯视着K。
它代表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那儿等级森严，有数不尽的部门和数不尽的官吏，可又有数不尽的文书尘封在那里，长年累月无人过目，得不到处理。面对这座强大的城堡，K很无奈，直到最后也没有进入城堡，也没见到城堡当权者。小说至此戛然而止。
据有关资料说， K在临死前终于接到城堡当局的传谕：K虽然缺乏在村中居住的合法依据，但考虑到某些原因，允许他在村中工作与居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城堡
卡夫卡的作品多运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将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在描绘日常生活的同时语言严谨，使作品看起来真实又荒诞，揭露出残酷的现实。克拉姆秘书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文件经常倒塌，象征着官僚体制和形式主义；城堡则象征着当时衰败的奥匈帝国。K.没有进入城堡，甚至在村子中都没有居住权，倾其一生除了“转身向东或向西，经历着日出与日落”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噩梦”。当我们谈论起这场“噩梦”时，不禁感叹、追问生活。大框架的虚幻与具体的现实相结合，梦幻与真实交织的创作，让人们在阅读时反观现代社会的弊病，卡夫卡的困境也正是现代人的困境。 二、权力与追求 关于“城堡”的寓意，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见解。马克斯·布洛德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宗教式的神谕，城堡是“上帝恩宠的象征”，人类遭到不合理的待遇，是因为人类拥有的智慧和上帝安排给我们的智慧有所差距，人与上帝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上帝的旨意有时就像克拉姆秘书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杂乱文件，随意而又不可改变，比如分配给K.的土地测量员文件、两个无意义的助手和态度敷衍的村长等，都体现了人类的挣扎在上帝安排面前是在做无用功。犹太作家布洛德认为，城堡是饱受欺压的犹太人一直在寻找的精神庇所。他说：“‘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们内容。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类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的问题。”（布洛德，1997：189）小说中主人公K.的遭遇是犹太人漂泊流离的生活写照，他们希望得到社会的地位认可，卡夫卡作为一个饱受排挤的犹太人，一直想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K.其实是作者卡夫卡的化身，K.的反抗精神、追求无果也正是卡夫卡在生活中挣扎流离遭受排挤的真实写照。 也有人说，“城堡”代表了卡夫卡的父亲，这本书体现出来的荒诞和矛盾是他们父子间关系的体现。卡夫卡的一生在社会的残酷与家庭的冷漠交杂中度过，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希望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出色的男孩，所以在他自己事业有起色后，他开始毫无道理的看不起他，粗暴的对待他，他干涉他的学业、事业甚至爱情，他要求卡夫卡对他有绝对的臣服，对于这种近乎疯狂的“望子成龙”卡夫卡深感纠结，他既想冲破父亲对他的束缚，又在遇到困难时不得不需要父亲的帮助，他在《致父亲的信》中表达了对父亲教育方式的畏惧与不满，控诉了父亲对他冷漠的爱，卡夫卡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他颇有被囚禁之感，他感到压抑，被笼罩在囚犯的悲伤、虚弱、疾病和妄想之中，任何安慰都不能使他感到心安，因为那只是安慰而已，只是面对作为囚犯这样的残酷现实的一点脆弱而令人反感的安慰。问他到底想要什么，他无以对答，因为他——这正是他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对自由这个概念一无所知。”卡夫卡父子间这种紧张的矛盾关系贯穿了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
二、 梦幻城堡:K的终极目标 《城堡》的主人公是K，小说讲述了K只身来到城堡脚下，并试图进入城堡而进行的各种努力。城堡并非壁垒森严，也非关隘重重，好似就在眼前，但却始终难以到达，卡夫卡在描写城堡时给读者营造了一种可望难即的梦幻之美。城堡的出场朦朦胧胧。当K抵达城堡时，天色已晚，城堡山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毫无踪影，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巨大城堡的存在。K只能站在那儿仰视似乎虚无缥缈的空间，第一次谋面城堡就呈现出一种神秘的色彩。城堡的难以琢磨更在于它对K的无形控制，K刚到达村子，城堡里的人好像就已经掌握了他的一切必要情况。书中第二次描写城堡就更加神奇了。在冬天一个晴朗的早晨，K看到了山上的城堡，衬着蓝天，其轮廓很鲜明地显现出来。于是K就向城堡走去，他盯着城堡，此外他什么也不关心。可是路很长，并不直接通城堡山，它只是通到城堡附近，接着像是故意似的，改变了方向，即使并没有离城堡越来越远，但也没有靠近它。明明就在前面的城堡，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到。这种神秘莫测更增添了城堡的梦幻感。但进入城堡却是K的努力方向，城堡的难以接近并没有使K绝望，自己走向城堡不能成功，那么他就转向借助外在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 K有个信使叫巴纳巴斯，是他与城堡官员克拉姆之间的联系人。巴纳巴斯可以去城堡办事，于是K就想借助他的帮助去城堡。当他读完巴纳巴斯从城堡给他带来的信后就缠上了他。K以为巴纳巴斯要回城堡，于是就跟着他走，虽然他赶不上巴纳巴斯的步伐，还妨碍他的活动自由，但为了进入城堡，他能委曲求全，他发誓，不管路多么难走，甚至也不管自己对回去的路多么担心，他也决不停止前进。但最终他却发现巴纳巴斯只是回家而已，并不去城堡，这使K非常失望，但他没有绝望，他还在努力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法。 K在酒吧遇到了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这使他眼前一亮，好像又看到了希望。弗丽达是克拉姆的情人，而克拉姆则是K无法见面的顶头上司。K要想在村子里住下去，要想进入城堡只有通过克拉姆来实现，他达到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要见到克拉姆的过程，这就突显出弗丽达的重要性。K认为通向克拉姆的捷径就是结识弗丽达，因为在那个饭店里只有弗丽达才能接近克拉姆，所以K与弗丽达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男女间的情欲，还不如说是K为了达到自己进入城堡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在卡夫卡对他们的关系描写中，可以看到弗丽达积极主动，而K则默默无言、心不在焉。他只把这个女人当做可利用的工具而已，所以当K听到弗丽达拒绝克拉姆对她的召唤时，他意识到一切都已暴露，再也不能从弗丽达那儿得到什么了。在他与老板娘谈话中也表明他对弗丽达的利用，K曾说:“您，老板娘，凭您这么通达人情世故，还有弗丽达，昨天还是克拉姆的情妇……一定能够轻而易举地给我弄到一次同克拉姆谈话的机会……”无论他和弗丽达表现得如何恩爱，而最彰显的还是他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克拉姆的情人见到克拉姆本人，以便解决自己进入城堡的问题。而当弗丽达不再可能接近克拉姆时，K竟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与克拉姆亲近，使她具有如此巨大的诱惑力，正是这种诱惑力使K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现在她在他的怀抱中枯萎了。” 当弗丽达无法帮他实现愿望时，他就又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他接近奥尔加、阿玛丽亚、培枇，以及汉斯的母亲等女人无不缘于他渴望通过这些女人的帮助而进入城堡，因为这些女人都与城堡有关。即使一线希望他也不会放过，但最终还是失望了，于是他又转变了策略。他开始接受来自城堡官方的讯问，希望在与官员们的联络中实现他进入城堡的愿望，为了这个终极目的，他矢志不渝。虽然直至临终都不曾获准进入城堡，但得到了村中居住权。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为了自己恒定的目标在充满荒诞的世界上永不言弃地奋斗着。
美 北欧等国 .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是这个流派的杰出 [ 摘 ] 表现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初 , 盛行于 20 , 年代的德 , , 要代表 , 其小说的表现主义技巧达到了运用自如 , 登峰造极的境界 .卡夫卡的小说寓荒诞于真实 , 融幻想与怪诞于一体 .他所 创造的艺术世界 , 人称 "卡夫卡式"如同 , "莎士比亚化" 一样 , 也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体 , 并已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美 学概念 .现代主义属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卡夫卡作为时代的代表，他的成功和不平凡，不在于他在某一艺术方法和审美特征的追求上达到了极致，而在于他对急速变革和逐步形成中的属于整个大时代的美学风貌作了全景式的呈现，创造了卡夫卡式的"神话"。这是一些关于卡夫卡的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谢谢采纳
卡夫卡是现代表现主义的集大成者。作为一个身处现代主义初期的作家，他无疑有着极其敏锐的艺术、哲学嗅觉和细腻而宏大的悲悯之心。他的长篇作品有《城堡》、《美国》（亦译作《失踪的人》）、《审判》。而短篇作品则为数较多，为世熟知的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判决》（和长篇小说《审判》是两回事）、《骑桶者》、《乡村婚事筹备》等。 卡夫卡的作品往往被评价为“孤独”、“焦虑”、“陌生”。这样的评价也许中肯，但就我个人而言，卡夫卡给我留下最深的情感体验只是“焦虑”，就是那种处在风口浪尖的窘境上又不得不承受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的窘境。 废话说多了，楼主，关于你所说的“神话主义”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我不是汉语言文学的学生，只能从自己多年来看过的有关书籍上为你找些线索。据我所知，在克劳斯.瓦根巴赫所著《卡夫卡传》上，曾经提到过卡夫卡的藏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各个地方的民间神话传说和童话。同时，卡夫卡本人也曾提到过，受霍桑和托马斯曼的影响较深，而后者的《魔山》，正如我们所知，是以神话为背景的一部讽喻小说（尽管我不确定卡夫卡在世时这部小说是否已经出版）。而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那种诡异的荒诞手法势必也受到他本人阅读的影响，拿我们认为最出名的《变形记》为例，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利一觉睡醒，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这样的开头，无疑作为一个童话故事的序章最为合适，但它偏偏出自卡夫卡的笔下，于是格里高利备受精神折磨，被家人孤立，囚禁，最终孤单地饿死。 这是我所了解的卡夫卡，由于一字一字的码太累，我就先不说太多，楼主你若觉得满意就回答下，有疑惑的我会再补充。如果你的时间不是太紧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以下这几部作品，都是和卡夫卡本人及其创作风格有关，想来也很贴近你论文的论点。埃里希弗洛姆：《被遗忘的语言》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瓦根巴赫：《卡夫卡传》残雪：《灵魂的城堡》余华的一篇评论卡夫卡和川端康成的文章，貌似收录在《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布鲁诺舒尔茨《鳄鱼街》（可看可不看，这家伙的风格与卡夫卡一脉相承）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表现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要为了了解表现主义的内涵） 最后推荐你看看卡夫卡的《犹太教堂的宠物》，这是典型的神话题材短篇小说。 字字手码，望采纳，祝楼主成功
一位哲人说：“人会感到孤独，是因为没有信仰。” 可是信仰是什么。 卡夫卡的《城堡》带给我们了彷徨无助。K的信仰就是要进城堡见领导人一面，然而他在城堡外的村子一直进不去，他的生活充满荒谬和不可思议，他一直在诉求和上进，但是一切毫无用处。最终他是得到进入城堡的许可了，但他即将因为心力衰竭而死。 其实我完全看不懂网上对卡夫卡作品的赏析。我能理解的只有他在荒诞中揭示了一种世界就是荒谬的论断。在看完《城堡》的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迷幻的梦，我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但一点熟悉的感觉都没有，周围有着许多人，他们笑着说着走着宛如常人，但我只觉得他们都不是真人。在梦里我来到了一个虚无的境地，然后我强烈的感受到了恐惧，这也许就是这时间空间扭曲所带来的晕眩感和无力感。我梦见了卡夫卡？笑话。因为我读不懂他。 以前看了一篇罗萨的短篇小说《第三条河流》。一条现实中的河流，一条生命之河，最后还有一条理想之河。但理想之河是要通过死亡才能达成，因为现实总是如逃不开的梦魇。 我看的书不多，因而像《第三条河流》这样的“现代派”和卡夫卡“表现主义”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我也分不清。在我印象中我总把他们归在一类：同样的“象征”手法，同样的“荒谬”，同样的很“意识流”，和同样的难懂。但很奇怪这样的类似的小说我会相当喜欢读，然后查资料试着理解，然后再读。 再谈信仰。
建议你读这两本资料，中文资料有限，还是直接读英文的好：1)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Book by Harold Bloom; Chelsea House, )REHEARSALS OF DISCOMPOSUREAlien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 Franz Kafka Ignazio Silone, D. H. Lawrence T. S. Eliot，by Nathan A. Scott Jr. ，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52
你在这里应该能找到。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二、通向灵魂的城堡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你要的是这个吗？外国文学论文论题1．重读《美狄亚》2．重释列那狐形象3．重评希斯克厉夫（《呼啸山庄》）4．对《日瓦戈医生》的再认识5．解读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6．解读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7．解读君特•格拉斯的《比目鱼》8．解读君特•格拉斯的《母鼠》9．解读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10．解读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11．解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象征内涵12．解读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13．解读亨利希•伯尔的《莱妮和他们》14．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形象15．简论契诃夫笔下的女性世界16．屠格涅夫笔下的农民形象17．狄更斯小说中的儿童形象18．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父亲形象19．君特·格拉斯小说中的诗歌21．.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形象分析22．探析《钦差大臣》的狂欢化23．从《小癞子》看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24．论《断头台》的复调性（艾特玛托夫）25．分析杜拉斯的《情人》的叙事技巧26．如何理解困扰当代西方的“荒诞”观？27．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人的异化问题28．从悲剧《禁闭》看萨特的哲学思想29．论萨特的《局外人》的现代意识30．奈保尔的“殖民地文学”反映了被殖民者怎样复杂的思想？31．论卡夫卡对现代派文学创作的贡献。32．《钢琴教师》中主人公埃里卡的自残说明了什么？33．解读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的现实意义。34．谈谈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哲学启示。35．论君特•格拉斯小说的忏悔情结36．关于勒·克莱齐奥①勒·克莱齐奥与中国②勒·克莱齐奥创作中的乌托邦情结③勒·克莱齐奥创作的文化解读④勒·克莱齐奥作品的叙事艺术38．布克奖、俄语布克奖39．果戈理与中国（果戈理诞辰一百周年）40.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心理结构看潜意识的作用41.中世纪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42.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形象比较研究。43.试论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44.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宗教问题研究。45.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46.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47.论《俄狄浦斯王》的冲突艺术美48.《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形象49.《傲慢与偏见》的戏剧叙述50.《呼啸山庄》的叙述技巧与结构艺术51.劳伦斯小说艺术的现代倾向52.从《愤怒的葡萄》看斯坦倍克与基督教文化53.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孤独意识54.茨威格小说人物精神世界探幽55.卡夫卡及其作品中的荒诞意识56.论福克纳短篇小说的乡土情结57.萨特存在主义“境遇剧”与自由58.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神话模式 60.沉默与爆发的魅力——试论苔丝悲剧中的性格因素61.从海丝特的悲剧看《红字》对清教思想的批判62.中西文学中的人文精神63.探析“雷雨”的审美内涵--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与曹禺《雷雨》之比较64.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比较研究65.东西方戏剧“弃妇”形象比较研究66.西方文学与宗教神话原型67.中国近代戏剧形式与外来文化68.中国的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文学比较研究69.《雷雨》与《娜拉》比较研究70.《雷雨》中的宗教文化色彩71.繁漪和伯莎比较研究72安娜和娜拉比较研究73.由简•爱、娜拉和安娜的命运看女性意识的觉醒74《鲁滨逊漂流记》的基督教色彩75.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76.中西长篇小说的结构差异比较研究77.梁启超文学创作中的外来文化因素78.黄遵宪诗文创作中的外来影响79.徐志摩诗歌中的英国形象80.朱生豪译品中的英国形象81.英国浪漫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82.屠格涅夫和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人文景观比较研究83.林黛玉与简爱形象比较84.复仇母题研究---《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赵氏孤儿》等相关作品比较研究85.陈白露与茶花女悲剧比较86.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心理描写比较87.拜伦的《该隐》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比较88.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安娜与繁漪比较研究89.安娜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比较研究90.阿Q与堂吉诃德比较研究91.郝思嘉与王熙凤比较研究92.《俄狄浦斯王》与《雷雨》艺术魅力比较93.郁达夫的“零余人”与西方文学的“多余人”比较94.中西爱情诗比较研究95.中西文学中的“负心汉”形象比较96.中西“风尘女子”形象比较97.屠格涅夫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98.中西文学中的“异化”母题比较研究 99.中西文学中的“死亡结局”对比研究100.余华的《活着》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形象比较研究101.屠格涅夫对中国文学作家的影响102.尼采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103.中西十四行诗比较研究104.“恋母情结”母题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对比研究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建议你读这两本资料，中文资料有限，还是直接读英文的好：1)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Book by Harold Bloom; Chelsea House, )REHEARSALS OF DISCOMPOSUREAlien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 Franz Kafka Ignazio Silone, D. H. Lawrence T. S. Eliot，by Nathan A. Scott Jr. ，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52
一般来说，以格里高尔的心理世界为切入点不是太好写。应为卡夫卡写变形记的初衷是讽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我这里有一段资料供参考，是当时的时代背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荒诞的，他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艺术上强调使用极度夸张以至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以至半疯狂、疯狂的言行、心理。现代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相信你一定看过这篇文章，格里高尔的家人态度在不断地转变，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议论的应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所以，站在客观角度，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写这篇论文比较好，谢谢！这是变形记在百度的网址，可以去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