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避三舍 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忘十几年。 经过千幸万苦,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 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待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 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 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九十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问鼎中原 传说古代夏禹铸造九鼎，代表九州，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夏、商、周三代以九鼎为传国重器，为得天下者所据有。 成语典故：洛阳是东周的都城。楚庄王亲自领兵打败在陆浑一带的戎族以后，又到周定王的边境阅兵，显示楚国势力的强大，想以此威胁周天子，与他分治天下，吓得周定王立即派大臣王孙满去慰劳他。 庄王一见王孙满就问：“我听说大禹铸有九鼎，从夏传到商，又从商传到周，成为世界上的宝贝，现在放在洛阳。这鼎有多大？有多重？” 这一劈头盖脑的问话，把王孙满吓呆了。因为九鼎是大禹治水时，用九州进贡的铁铸成的，它是九州的象征，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把它作为世代相传的国宝，它标志着天子的尊严，象征着王位的神圣，从来都是奉若神明，不容许任何人过问的。 王孙满呆了一会，赶忙哈起腰，皮笑肉不笑地说：“大王，这九鼎嘛……小人不敢应答啊!” 庄王用轻蔑的口气说：“那九鼎有什么了不起呀？从楚国的仓库里随便拿出一点废铁就足够铸成九鼎!” 王孙满一听这口气，吓得不敢在这里多停留，赶忙向楚王告辞回洛阳。他一边走一边想：自古以来，任何人不敢过问九鼎，今天楚王问九鼎的轻重和大小，而且那样蔑视九鼎，是把周天子没放在眼里，莫非是想灭周朝而统领天下!他越想越害怕，连忙快步往回跑。 此时，周定王在宫里坐立不安，正等着王孙满的消息。王孙满一进宫，周定王劈头就问：“楚国那个叫旅(庄王的名字)的小子说些什么？他对你的态度如何？” 王孙满急忙下跪，结结巴巴地说：“哎呀，不，不得了呀!这世道变、变、变了啊!”说着呜呜地哭了起来。 周定王见此情景，更着急了，赶忙追问：“你快说，是怎么回事？” 王孙满一边套一边说：“楚子狗胆包天！他，他问九鼎有多大、多重，他还说，从楚国仓库里随便拿出一点废铁，就足够铸成九鼎。” 庄王问鼎，有损于天子的尊严，更是对周朝政权的威胁。这平素被尊奉如神的周定王一听到这个消息，又生气又害怕，一时沉默不语，呆若木鸡。过了一会，他起身一遍又遍地抚摸九鼎。大臣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都来安慰周定王说：“陛下放心，陛下万福!九鼎天命所系。天命不可改变，苍天会保佑您!” 围魏救赵 是讲战国时期齐国与魏国的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欲释失中山的旧恨，便派大将庞涓前去攻打。这中山原本是东周时期魏国北邻的小国被魏国收服，后来赵国乘魏国国丧伺机将中山强占了，魏将庞涓认为中山不过弹丸之地，距离赵国又很近，不若直打赵国都城邯郸，既解旧恨又一举双得。魏王从之，欣欣然似霸业从此开始，即拨五百战车以庞涓为将，直奔赵国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王急难中只好求救于齐国，并许诺解围后以中山相赠。齐威王应允，令田忌为将，并起用从魏国救得的孙膑为军师领兵出发。这孙膑曾与庞涓同学，对用兵之法谙熟精通。魏王用重金将他聘得，当时庞涓也正事奉魏国。庞涓自觉能力不及孙膑，恐其贤于己，遂以毒刑将孙膑致残，断孙两足并在他脸上刺字，企图使孙不能行走，又羞于见人。后来孙膑装疯，幸得齐使者救助，逃到齐国。这是一段关于庞涓与孙膑的旧事。 且说田忌与孙膑率兵进入魏赵交界之地时，田忌想直逼赵国邯郸，孙膑制止说：解乱丝结绳，不可以握 拳去打，排解争斗，不能参与搏击，平息纠纷要抓住要害，乘虚取势，双方因受到制约才能自然分开。现在魏国精兵倾国而出，若我直攻魏国。那庞涓必回师解救，这样一来邯郸之围定会自解。我们再于中途伏击庞涓归路，其军必败。田忌依计而行。果然，魏军离开邯郸，归路中又陷伏击与齐战于桂陵，魏部卒长途疲惫，溃不成军，庞涓勉强收拾残部，退回大梁，齐师大胜，赵国之围遂解。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又后十三年，齐魏之军再度相交于战场，庞涓复又陷于孙膑的伏击自知智穷兵败遂自刎。 朝秦暮楚 在秦统一中国之前，这里是秦楚两国你争我抢的拉锯之地，本地的百姓在秦兵楚将的滋扰之中，学会了聪明的生存方法。早晨，秦兵打过来了，百姓们便说自己是秦国的良民，把秦国的门牌翻过来，晚上楚军攻过来了，百姓们便说自己是楚国的顺民，把楚国的门牌翻过来，以此保护了自己的生命财产。 卧薪尝胆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其实勾践并没有放弃报复仇之心，他表面上对吴王服从，但暗中训练精兵，强政励治并等待时机反击吴国。艰苦能锻炼意志，安逸反而会消磨意志。勾践害怕自己会贪图眼前的安逸，消磨报仇雪耻的意志，所以他为自己安排艰苦的生活环境。他晚上睡觉不用褥，只铺些柴草（古时叫薪），又在屋里挂了一只苦胆，他不时会尝尝苦胆的味道，为的就是不忘过去的耻辱。 勾践为鼓励民众就和王后与人民一起参与劳动，在越人同心协力之下把越国强大起来，最后并找到时机，灭亡吴国。 纸上谈兵 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兵事，认为天下没有比得上他的。曾经和他的父亲赵奢谈论兵事，赵奢都难不倒他，但是并不称赞他。赵括的母亲问赵奢其中的原因，赵奢曰∶“打仗，是生死攸关的地方，而赵括太轻率地讨论它了。如果赵王不让他当将军就罢了，如果一定要让他当将军，他一定会使赵军遭受失败。” 赵括代替了廉颇以后，全部变更了军法，轻率的任用军官。秦国的将军白起听说以后，指挥奇兵，假装打败撤退，而断绝赵军的粮道，把赵军一分为二，赵军士气不能统一。被困四十多天，赵军非常饥饿，赵括亲自指挥精兵博战，秦军用箭射死了赵括。 赵括的军队大败，数十万赵军投降了秦国，秦国全部将它们活埋了。
浅说中国文化若说中国文化，只怕要从远古时期说起。但这一时期，一来离我们太远，二来我也不太清楚，便从封建时期说起。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欧柳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还是村里平淡的快板、小说，皆洋溢着强烈的平民特性，以及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同对平凡的留心与尊敬，对于千秋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缤纷灿烂地构造了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文化品格。然而前头还有一个“近代”。任何东西到了近代都很奇怪，文化也不例外。数不尽的冲击难以详述，单挑最惨的一回——五四运动。之前已有“弃旧易新”的新文化运动将传统文化砍杀得飘摇欲坠，随后紧跟着爆发了五四运动，彻底树起了“白话文学”的大旗，文言最后成为一件历史文物躲进史书一隅供人瞻仰。这两次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在文化上却是严重的“左倾”。白话文学固然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参与力，却也设置了与文言文学不可逾越的天堑，几乎削去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力。老一辈学子影响尚轻，对于我们其误就越发明显了。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特别是近年来，电视、电脑等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却易于目迷五色地跌入学者所批评的“时尚文化”的辐射圈内，变得中不中，洋不洋。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写道：“只有文化，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此三言一语道破文化的本质作用，可谓精辟。中国文化历时五千载，到底何去何从，便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可以阐述的了。只好双手合十，默然祈祷，了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对母语中文难以割舍的孺慕之情。
“文”的本义是“错画”， 也就是花纹。在古代汉语里，它的意义有所引申：因为花纹总是画在载体上的，所以，在人类认知领域里，“文”引申为后天加工的品德、修养，与表示先天素质的“质”相对。《论语．雍也》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对处理好人的先天自然素质和后天人为修养的关系所发的议论。 “文”在政治领域里，引申为“文治教化”， 文治也就是礼治，主张利用礼乐教化提高人们的修养而使国家安定，与诉诸军事征服他国的“武功”相对。中国古代对“文”的认识还反映在对天文和人文的区分上：《易．贲卦》说：“圣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的是自然现象和规律，人文指的是社会现象和规律。 “化”的本义是改易。这种改易既包括从无到有的“造化”，也包括宇宙生成以后的“演化”和“分化”。许慎《说文解字》的第一个字是“一”，解释说：“唯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是中国古代的宇宙发生说，“造分”与“化成”，就是造化。在宇宙发生之后的变化中，又分自然之演化与人为之教化。医学著作《易·系词》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里指的是自然的生成演化。《荀子．不苟》说：“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注释说：“化谓迁善也”，又说：“驯至于善谓之化”，这些指的都是教化。这一系列概念，反映出中国古代对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既统一又区分的观察方法。不过，在古代典籍里，化指教化的情况更多一些，《礼记·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这说明，中国古代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是人文。 古人对文化的认识又是包含着新旧更代的运动观念的。《礼记．中庸》说：“诚则形，形则著，著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注：“动，动人心也；变，改恶为善也，变之久则化而性善也”，疏[1]：“初渐谓之变，变时新旧两体俱有，变尽旧体而有新体谓之化”，这里不但包含着运动变化的思想，而且还包含了量变到质变的思想。发生了质变才叫“化”。 在中国典籍中，“文化”很早就已合成——《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我们把“文”与“化”意义的内涵合成后，可以看出早期的文化含义。中国经典的“文化”是指人的后天修养与精神、物质的创造。修养属改造主观世界的范畴，创造属改造客观世界的范畴。 基于汉语“文化”概念的传统解释，学术界经常把它与英语的culture对译。Culture的原义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由于物质创造包含人的智慧，与精神文明难以截然划分开，因而与“文化”一词成为同义语。实际上，不经Culture转译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后天创造演化观念和人文精神，更适合于今天文化学的文化内涵。 2．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定义 19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了束缚人性的僵化的神学，带来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解放，使人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的扩充，使人们感到了人类社会的民族和地域差异。这两点激发了人类研究自身的高度热情。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民族问题的尖锐化等新因素的增长，人们对人类自身研究的兴趣更加浓厚。200年来，文化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文化”也成为近代产生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的概念。由于文化问题得到多方的关注，使得它的定义极不统一。据有人统计，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出于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的定义约有一百多种。文化定义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文化学的研究范围。但是，众多关于“文化”的定义，从总的方面看，不外乎狭义和广义两类： 广义的“文化”定义是以人类与非人类的分野作为立论的依据，所以，人类文化学、文化哲学取广义的“文化”定义。这里，我们举两种百科全书的广义定义来说明这种立论的角度。《大英百科全书》1974年版给文化下的一般性定义是：文化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苏联大百科全书》1973年版给广义的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钱穆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用一句十分形象的话来概括广义的文化：“文化即是长时期的大群集体公共人生”。[2]我们把各种关于文化的广义定义综合在一起，可以说：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这个定义应把握三个要点：（1）广义文化是与人类、与人类的创造活动相联系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2）广义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涵盖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是一个传承发展的综合概念；（3）广义文化的外延涵盖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全部。 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其实，人类文化很难将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截然分开。一切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创造物，都凝聚着创造者的观念、智慧、意志这些属于精神的因素。我们设置狭义文化概念的目的，是要排除纯粹的物化自然世界，把我们的眼光，集中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来观察人类自身。狭义的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累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体系。这个定义也要把握三个要点：（1）狭义文化不但以人为中心，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即使观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的；（2）狭义文化关注的不是个别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经历史传承累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3）狭义文化关注的不仅是全人类的普遍共性，而且更注重不同民族、阶层、集团人文精神的特点。所以，狭义文化的定义不但适用于人类文化学，而且适用于民族文化学、国别文化学等较为具体的范围。
早期中国的佛经翻译者代表有安世高、支谶、竺朔佛、安玄、严佛调、康巨等，我们不妨通过对他们译作和译论的考查来分析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安世高翻译了《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及《道地经》等35部共41卷佛经，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表明安世高的翻译“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1］23。支谶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最早阐发译论的先行者，他在《法句经序》中极力赞成天竺人维祗难关于佛经翻译在策略上应该采用直译的观点:“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2］6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朝末年。该时期的翻译从民间转入官方，比如前秦的苻坚和姚兴曾组织译场，选拔人才参加佛经翻译活动，并且翻译时不再口授，而有了可以校勘的原本，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这一时期的著名译者有释道安、赵政、鸠摩罗什、真谛和彦琮等人。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指出“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表明严谨的译者对不严格遵照原文的佛经译本的批评，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要纠正这样的翻译风气进而维护佛经的神圣性，在翻译策略上采用直译势在必行。释道安有鉴于此而仍然坚持直译为主，因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想了解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质朴又何必嫌弃呢?翻译而不能充分传达原意，其罪责就在译人身上”［1］36。因此其翻译的经书多是对原文不增不减，力求信息和文字的对等。后来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翻译容易改变原文的“五失本”思想，以及认为译事之难的“三不易”观念，算是对其直译主张的补充。此外，彦琮在他的《辩证论》中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2］27。 欧洲最早的《圣经》译本是在公元前285年到249年间由72位犹太学者翻译的《七十子希腊文本》。由于该译本的译者不是希腊人而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文化环境使他们不可能完全熟悉并掌握希腊文，同时，对宗教典籍的膜拜使他们在翻译的时候采取了逐字逐句对应译的严谨态度，所以译文的可读性很差，甚至连希腊人都难以理解。但就是这个生涩的翻译却为《圣经旧约》的传播铺开了金光大道，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它成了最权威甚至“第一原本”的《圣经》，后来的古拉丁语、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都是以此为蓝本转译的。在谈到译者的翻译策略时，谭载喜先生说:“他们的立足点是译文必须正确，所以疑问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有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像希腊语。”［3］15斐洛犹达欧斯(PhiloJudaeus)是早期最有影响的《圣经》译者，他认为《圣经》是神圣的，对其翻译是“受上帝的感召”的结果。因而，为了避免翻译中的主观随意性，“译者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死译，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丝毫也不必顾及乙语言(即译语———引者加)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3］24。斐洛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采取直译死译的做法盛行一时”。后来，古罗马文学创作的衰退导致了文学翻译的萧条，但濒于崩溃的帝国为了笼络人心而开始重视《圣经》的翻译。哲罗姆是该时期《圣经》翻译的代表，其最大成就是翻译了拉丁文《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383年，罗马教皇授意他翻译了《新约》的四部福音。后来在405年，由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的不满，哲罗姆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重新翻译了《旧约》和《新约》，通常称之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结束了《圣经》翻译的杂乱局面，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成为至中世纪初叶最权威的译本。即便哲罗姆认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句对当、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但在谈到《圣经》翻译时，他仍然认为应该坚持直译，连句子中的词序都不能改变，“因为在《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4］。哲罗姆之所以会采用直译的策略，主要还是出于对《圣经》神圣性的认识。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另一位翻译理论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成就主要在翻译思想而不是翻译作品上，他认为《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与斐洛的观点如出一辙，因而比哲罗姆更倾向直译，词的形式和结构成了他衡量翻译质量优劣的主要标准。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均是以直译为主。至于为什么人们会采用这样的翻译方式，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均没有找出其中的关键原因。当然，我们首先得承认早期译者双语能力的欠缺是导致人们在翻译策略上采取直译的原因之一。初期佛经译者大都是外籍僧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僧人，他们的汉语能力低下。而《旧约》的最初译者是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希伯来语是他们的母语，对作为译入语的希腊语的掌握程度与母语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当译者在译入语中找不到与宗教典籍中的语言相对应的表达法时，就采取保留原语语音或者原语句法结构的直译法。但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把直译作为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因为佛经翻译中的支谦是生于中国的本月氏人，通晓汉文及其他六种语言，但他却是最早提出直译主张的译者。《圣经》翻译中的斐洛犹达欧斯是操希腊语的犹太人，哲罗姆酷爱拉丁文学，又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但他们仍然主张直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宗教典籍的虔诚态度，认为其中的每个字句和结构都有深刻的`“玄义”，译者翻译的时候稍有改动便是对神的亵渎。 因此，无论中西，翻译宗教典籍时在策略上坚持直译的主要原因还是“宗教经典神圣不可侵犯”。只是随着译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直译已不再是逐字逐句的对译或死译，而是在结合意译的同时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 宗教典籍的翻译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译者的角度来讲，翻译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对宗教经典的仰慕和对神的敬畏，更是为了“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远离现世的痛苦而在彼岸世界中“超度”，最终成为上帝的“羔羊”。站在宗教典籍接受者的立场上，他们希望翻译出可读性强或浅显易懂的译本，出于传教布道的目的，译者后来在翻译宗教经典的时候逐渐考虑了译本的接受对象，在翻译策略上逐渐采取了意译的方式。 中国的佛经翻译很早就注意到了译本与普通大众接受的关系。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是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论史上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重要问题”［2］18，注意从接受者的立场上来考虑佛经的翻译。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妙喻中领会其翻译思想的真谛:“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至呕秽也。”(《鸠摩罗什传》)胡适认为:“罗什反对直译。法护直译的一句虽然不错，但说话却是太质了，读了叫人觉得生硬得很，叫人觉得这是句外国话。僧睿改本便是把这句话变成中国话了。在当日过渡的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5］为什么罗什会提倡意译而反对直译呢?难道是他对佛教典籍和神不够敬畏吗?根据胡适的判断，罗什及以后很多僧人的翻译是把“外国话”改成了“中国话”，采用普通大众易于接受的朴实的语言而非华丽的骈文或古雅的文言文，目的是为了满足普通大众对佛教信仰的诉求，此时的佛经接受者不再局限于少数佛经研究者或文化人士。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任何典籍的翻译目的不仅在于正确传达原义，更重要的是让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佛经的翻译目的也不例外，所以罗什在翻译的时候改变了直译的策略而易为意译。唐朝是中国佛经翻译的繁盛时期，主要的译者代表是玄奘和不空。玄奘在19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75部1335卷佛经，是整个佛经翻译史上成果最丰富的译者，其译文形式“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玄奘的翻译较之罗什的只存大意可说是直译，但比较义净那样佶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译”［1］65。正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所说:“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说明玄奘的翻译高度综合了各种翻译方式，已不再局限于直译或意译之说了。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归纳了五种不能翻译的情况及原因，宋僧法云编写的《翻译名义集》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较好地解决了跨文化交流和跨语际书写的佛经翻译中的矛盾，为后来的佛经翻译乃至当下的文学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欧洲的《圣经》翻译在古代和中世纪末期主要还是以直译为主，但到了13世纪前后，随着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普通大众对《圣经》需求的增加，人们在翻译策略上开始改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去翻译《圣经》，意译成了主要的翻译方式。用意译策略翻译《圣经》的浪潮与民族语翻译的兴起和欧洲各个蛮族国家的建立有关，随着国家的建立、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语言的形成也就成为事实。尽管当时的教会和僧侣都使用拉丁语，但是区域语言的使用早已开始。民族语《圣经》译本最初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一是因为任何人的翻译都会曲解《圣经》原意;二是因为民族语言的词汇和句法都很贫乏，不足以用来阐释和翻译圣经的旨意。但从13世纪起，民族语译本的《圣经》还是迅速地传播开去。事实上，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是以通俗的拉丁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国民众渴望读到《圣经》民族译本的愿望加速了人们采用这些通俗的民族语言去翻译《圣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以及德国等都先后展开了民族语的《圣经》翻译活动。中世纪末期的直译、意译之争导致了民族语作为译入语地位的确立和意译策略的选择。以德国为例，“意译派主张发展民族语的风格，使用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真正代表了德语的发展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生命力也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在16世纪路德的翻译中达到了顶峰”［3］47。英国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AuthorizedVersion)是《圣经》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译作，由47个最优秀的学者和神学家集体翻译而成，强调忠实原文，并恰到好处地借鉴了希伯来、希腊及拉丁语言风格，吸取了原文的精华，语言质朴庄严而富于形象。欧洲《圣经》翻译中主张意译的代表译者有中世纪初期英国的阿尔弗里克(Aelfric)、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6世纪英国的威廉廷代尔(WilliamTydale)等人。以廷代尔为例，他的《圣经》译本“最大成就是它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各方面的需要，融三种因素于一体，以通俗易懂为重点，并嵌入希伯来语的特色，开创了独特的《圣经》翻译风格。廷代尔特别注意译文的通俗性，尽量采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普通人叙事表情所惯用的生动而又具体的表达形式，文字纯朴自然，无学究气息”［3］80。因此他的译本影响很大，流传广远。 宗教典籍的翻译从直译到意译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译者掌握双语的能力决定的，在根本上是出于传播宗教思想的需要。谭载喜先生在分析《圣经》翻译中意译方式的兴起时说:“《圣经》对各阶层的人，从喜爱争论具体细节的学者到关心‘自身灵魂寄托’的贫民百姓，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因此，译文不仅要符合学者的口味，也必须像廷代尔所说的那样，能让‘扶犁的庄稼汉’看懂。这就促使译者将学者所要求的准确性和老百姓所要求的可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翻译艺术及其理论的全面发展。”［3］79因此，正是为了满足广大平民百姓的阅读要求，考虑到他们的知识素养，宗教典籍的翻译必须朝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向靠近，意译的兴起势不可挡。 宗教典籍的翻译最终是为了传播教义，让更多的普通人理解并接受“神旨”，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讲，译者在策略上必须采用意译，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发展成熟后的意译并非不尊重原文地胡乱翻译，而是在注重准确传达信息的同时注意表达的圆润顺畅。 通过以上对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翻译策略上最初都选择了直译，后来又都选择了意译。从开始近乎死译的逐字逐句的直译到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的成熟的直译，从为了使译文适合普通大众而注重语言通俗易懂的意译到后来注重“再现原语的信息”［6］的意译，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彰显出了相似的翻译策略。 把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视为两种不同风格的翻译方式、或者是“文”和“质”的对立关系，一直是翻译界探讨的话题。从中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中国的佛经翻译存在着南北方“重文”“重质”的论争，欧洲的《圣经》翻译在中世纪末期也发生了直译和意译的论争，确实说明二者之间有矛盾的因素。考察直译和意译的转变绝非简单的文质之变，尤其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什么时候采用直译，什么时候采用意译，起关键性决定作用的不是译者对译文内容的重视或者文采的重视，而是他们的宗教目的。前面两个小节的论述足以说明:从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直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从传播教义和“化大众”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意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 总之，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在策略上的相似性表明，决定整个宗教典籍翻译风格的其实是译者和普通大众的宗教信仰。
早期中国的佛经翻译者代表有安世高、支谶、竺朔佛、安玄、严佛调、康巨等，我们不妨通过对他们译作和译论的考查来分析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安世高翻译了《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及《道地经》等35部共41卷佛经，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表明安世高的翻译“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1］23。支谶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最早阐发译论的先行者，他在《法句经序》中极力赞成天竺人维祗难关于佛经翻译在策略上应该采用直译的观点:“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2］6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朝末年。该时期的翻译从民间转入官方，比如前秦的苻坚和姚兴曾组织译场，选拔人才参加佛经翻译活动，并且翻译时不再口授，而有了可以校勘的原本，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这一时期的著名译者有释道安、赵政、鸠摩罗什、真谛和彦琮等人。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指出“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表明严谨的译者对不严格遵照原文的佛经译本的批评，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要纠正这样的翻译风气进而维护佛经的神圣性，在翻译策略上采用直译势在必行。释道安有鉴于此而仍然坚持直译为主，因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想了解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质朴又何必嫌弃呢?翻译而不能充分传达原意，其罪责就在译人身上”［1］36。因此其翻译的经书多是对原文不增不减，力求信息和文字的对等。后来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翻译容易改变原文的“五失本”思想，以及认为译事之难的“三不易”观念，算是对其直译主张的补充。此外，彦琮在他的《辩证论》中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2］27。 欧洲最早的《圣经》译本是在公元前285年到249年间由72位犹太学者翻译的《七十子希腊文本》。由于该译本的译者不是希腊人而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文化环境使他们不可能完全熟悉并掌握希腊文，同时，对宗教典籍的膜拜使他们在翻译的时候采取了逐字逐句对应译的严谨态度，所以译文的可读性很差，甚至连希腊人都难以理解。但就是这个生涩的翻译却为《圣经旧约》的传播铺开了金光大道，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它成了最权威甚至“第一原本”的《圣经》，后来的古拉丁语、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都是以此为蓝本转译的。在谈到译者的翻译策略时，谭载喜先生说:“他们的立足点是译文必须正确，所以疑问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有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像希腊语。”［3］15斐洛犹达欧斯(PhiloJudaeus)是早期最有影响的《圣经》译者，他认为《圣经》是神圣的，对其翻译是“受上帝的感召”的结果。因而，为了避免翻译中的主观随意性，“译者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死译，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丝毫也不必顾及乙语言(即译语———引者加)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3］24。斐洛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采取直译死译的做法盛行一时”。后来，古罗马文学创作的衰退导致了文学翻译的萧条，但濒于崩溃的帝国为了笼络人心而开始重视《圣经》的翻译。哲罗姆是该时期《圣经》翻译的代表，其最大成就是翻译了拉丁文《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383年，罗马教皇授意他翻译了《新约》的四部福音。后来在405年，由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的不满，哲罗姆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重新翻译了《旧约》和《新约》，通常称之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结束了《圣经》翻译的杂乱局面，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成为至中世纪初叶最权威的译本。即便哲罗姆认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句对当、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但在谈到《圣经》翻译时，他仍然认为应该坚持直译，连句子中的词序都不能改变，“因为在《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4］。哲罗姆之所以会采用直译的策略，主要还是出于对《圣经》神圣性的认识。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另一位翻译理论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成就主要在翻译思想而不是翻译作品上，他认为《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与斐洛的观点如出一辙，因而比哲罗姆更倾向直译，词的形式和结构成了他衡量翻译质量优劣的主要标准。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均是以直译为主。至于为什么人们会采用这样的翻译方式，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均没有找出其中的关键原因。当然，我们首先得承认早期译者双语能力的欠缺是导致人们在翻译策略上采取直译的原因之一。初期佛经译者大都是外籍僧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僧人，他们的汉语能力低下。而《旧约》的最初译者是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希伯来语是他们的母语，对作为译入语的希腊语的掌握程度与母语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当译者在译入语中找不到与宗教典籍中的语言相对应的表达法时，就采取保留原语语音或者原语句法结构的直译法。但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把直译作为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因为佛经翻译中的支谦是生于中国的本月氏人，通晓汉文及其他六种语言，但他却是最早提出直译主张的译者。《圣经》翻译中的斐洛犹达欧斯是操希腊语的犹太人，哲罗姆酷爱拉丁文学，又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但他们仍然主张直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宗教典籍的虔诚态度，认为其中的每个字句和结构都有深刻的`“玄义”，译者翻译的时候稍有改动便是对神的亵渎。 因此，无论中西，翻译宗教典籍时在策略上坚持直译的主要原因还是“宗教经典神圣不可侵犯”。只是随着译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直译已不再是逐字逐句的对译或死译，而是在结合意译的同时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 宗教典籍的翻译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译者的角度来讲，翻译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对宗教经典的仰慕和对神的敬畏，更是为了“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远离现世的痛苦而在彼岸世界中“超度”，最终成为上帝的“羔羊”。站在宗教典籍接受者的立场上，他们希望翻译出可读性强或浅显易懂的译本，出于传教布道的目的，译者后来在翻译宗教经典的时候逐渐考虑了译本的接受对象，在翻译策略上逐渐采取了意译的方式。 中国的佛经翻译很早就注意到了译本与普通大众接受的关系。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是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论史上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重要问题”［2］18，注意从接受者的立场上来考虑佛经的翻译。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妙喻中领会其翻译思想的真谛:“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至呕秽也。”(《鸠摩罗什传》)胡适认为:“罗什反对直译。法护直译的一句虽然不错，但说话却是太质了，读了叫人觉得生硬得很，叫人觉得这是句外国话。僧睿改本便是把这句话变成中国话了。在当日过渡的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5］为什么罗什会提倡意译而反对直译呢?难道是他对佛教典籍和神不够敬畏吗?根据胡适的判断，罗什及以后很多僧人的翻译是把“外国话”改成了“中国话”，采用普通大众易于接受的朴实的语言而非华丽的骈文或古雅的文言文，目的是为了满足普通大众对佛教信仰的诉求，此时的佛经接受者不再局限于少数佛经研究者或文化人士。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任何典籍的翻译目的不仅在于正确传达原义，更重要的是让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佛经的翻译目的也不例外，所以罗什在翻译的时候改变了直译的策略而易为意译。唐朝是中国佛经翻译的繁盛时期，主要的译者代表是玄奘和不空。玄奘在19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75部1335卷佛经，是整个佛经翻译史上成果最丰富的译者，其译文形式“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玄奘的翻译较之罗什的只存大意可说是直译，但比较义净那样佶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译”［1］65。正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所说:“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说明玄奘的翻译高度综合了各种翻译方式，已不再局限于直译或意译之说了。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归纳了五种不能翻译的情况及原因，宋僧法云编写的《翻译名义集》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较好地解决了跨文化交流和跨语际书写的佛经翻译中的矛盾，为后来的佛经翻译乃至当下的文学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欧洲的《圣经》翻译在古代和中世纪末期主要还是以直译为主，但到了13世纪前后，随着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普通大众对《圣经》需求的增加，人们在翻译策略上开始改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去翻译《圣经》，意译成了主要的翻译方式。用意译策略翻译《圣经》的浪潮与民族语翻译的兴起和欧洲各个蛮族国家的建立有关，随着国家的建立、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语言的形成也就成为事实。尽管当时的教会和僧侣都使用拉丁语，但是区域语言的使用早已开始。民族语《圣经》译本最初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一是因为任何人的翻译都会曲解《圣经》原意;二是因为民族语言的词汇和句法都很贫乏，不足以用来阐释和翻译圣经的旨意。但从13世纪起，民族语译本的《圣经》还是迅速地传播开去。事实上，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是以通俗的拉丁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国民众渴望读到《圣经》民族译本的愿望加速了人们采用这些通俗的民族语言去翻译《圣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以及德国等都先后展开了民族语的《圣经》翻译活动。中世纪末期的直译、意译之争导致了民族语作为译入语地位的确立和意译策略的选择。以德国为例，“意译派主张发展民族语的风格，使用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真正代表了德语的发展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生命力也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在16世纪路德的翻译中达到了顶峰”［3］47。英国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AuthorizedVersion)是《圣经》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译作，由47个最优秀的学者和神学家集体翻译而成，强调忠实原文，并恰到好处地借鉴了希伯来、希腊及拉丁语言风格，吸取了原文的精华，语言质朴庄严而富于形象。欧洲《圣经》翻译中主张意译的代表译者有中世纪初期英国的阿尔弗里克(Aelfric)、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6世纪英国的威廉廷代尔(WilliamTydale)等人。以廷代尔为例，他的《圣经》译本“最大成就是它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各方面的需要，融三种因素于一体，以通俗易懂为重点，并嵌入希伯来语的特色，开创了独特的《圣经》翻译风格。廷代尔特别注意译文的通俗性，尽量采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普通人叙事表情所惯用的生动而又具体的表达形式，文字纯朴自然，无学究气息”［3］80。因此他的译本影响很大，流传广远。 宗教典籍的翻译从直译到意译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译者掌握双语的能力决定的，在根本上是出于传播宗教思想的需要。谭载喜先生在分析《圣经》翻译中意译方式的兴起时说:“《圣经》对各阶层的人，从喜爱争论具体细节的学者到关心‘自身灵魂寄托’的贫民百姓，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因此，译文不仅要符合学者的口味，也必须像廷代尔所说的那样，能让‘扶犁的庄稼汉’看懂。这就促使译者将学者所要求的准确性和老百姓所要求的可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翻译艺术及其理论的全面发展。”［3］79因此，正是为了满足广大平民百姓的阅读要求，考虑到他们的知识素养，宗教典籍的翻译必须朝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向靠近，意译的兴起势不可挡。 宗教典籍的翻译最终是为了传播教义，让更多的普通人理解并接受“神旨”，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讲，译者在策略上必须采用意译，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发展成熟后的意译并非不尊重原文地胡乱翻译，而是在注重准确传达信息的同时注意表达的圆润顺畅。 通过以上对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翻译策略上最初都选择了直译，后来又都选择了意译。从开始近乎死译的逐字逐句的直译到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的成熟的直译，从为了使译文适合普通大众而注重语言通俗易懂的意译到后来注重“再现原语的信息”［6］的意译，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彰显出了相似的翻译策略。 把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视为两种不同风格的翻译方式、或者是“文”和“质”的对立关系，一直是翻译界探讨的话题。从中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中国的佛经翻译存在着南北方“重文”“重质”的论争，欧洲的《圣经》翻译在中世纪末期也发生了直译和意译的论争，确实说明二者之间有矛盾的因素。考察直译和意译的转变绝非简单的文质之变，尤其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什么时候采用直译，什么时候采用意译，起关键性决定作用的不是译者对译文内容的重视或者文采的重视，而是他们的宗教目的。前面两个小节的论述足以说明:从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直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从传播教义和“化大众”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意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 总之，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在策略上的相似性表明，决定整个宗教典籍翻译风格的其实是译者和普通大众的宗教信仰。
中医语言隐喻特征及翻译策略论文
摘要 :为更好地传播和推广中医及中国文化，译者需在正确理论指导之下进行中医英译。隐喻是中医语言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医英译的一大难点，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追求“最佳关联”和“最佳对等”的翻译效果不仅能忠实阐述中医学概念，更能传达隐含的中国文化。通过分析中医语言隐喻特征，剖析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对中医隐喻翻译的指导作用，旨在探讨这两种理论指导下更高效、更科学和更准确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语言哲学论文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6)03-0551-03
中医语言作为人类抽象思维产物之一具有普遍的隐喻特征。隐喻为中医概念提供了语言形式和帮助认知中医研究对象，关于中医语言隐喻性及其翻译的研究却不多。在众多的理论中，笔者认为源于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和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能很好地指导中医隐喻翻译。鉴于中医语言的隐喻特征和研究现状，为了开辟中医英译方法策略新的研究方向，找出能高效传达中医医学信息和文化信息的译法，本文试从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医语言隐喻翻译策略。
1.隐喻概念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metaphora”，其字源meta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则是“传送”，隐喻是指将两种不同概念的事物通过含蓄、婉转地表达或映射的方式达到形象比喻的语言行为［1］。隐喻是人类主要认知工具和思维方式，广泛存在于语言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行动以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格式，更是语言中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概括起来即:隐喻是在一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另一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2］。隐喻的要件有三:“彼事物”、“此事物”、两者的关联。其结果为:由关联而生发出来的喻义。
2.中医语言隐喻特征
隐喻本体特征
中医语言隐喻本体是指中医医学方面的内容和概念。人们觉察的身体异样或症状被称为病象。中医理论常运用类比推理的方式，借助于其它事物的内部变化或性质特征对病症加以解释和分析，形成的规律性认识［5］。例如:运用自然界中湿气的隐喻，可以对人体内的一些疾病做出解释。中医术语有“湿胜则濡泻”，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人体内湿气偏胜，出现大便泄泻的病理情况”［6］。
隐喻喻体特征
中医语言隐喻的喻体可分成物象、气象、地象和人象，分别指具体的有形物象、天气现象、地理状象和人的社会生活现象［6］。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从各种动物的外形，动作和习性上找到丰富的喻体。各种生活工具也可以被作为喻体来表达医学概念。用自然现象来解释人体的运行机制，认为人的病痛与这些要素有关。在病症描述和诊断上也常用地理名词，如位置和地貌来表述病症位置及其相应的特点，人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可隐喻为人体部位的关系和相关功能［5］。
隐喻喻底特征
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联系要通过一定的喻底才能建立。喻底作为本、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是隐喻建构的基础。中医语言中隐喻通过各种相似性构建联系即表明喻体特征又说明本体功能，中医语言常将各种相似性联系起来构造隐喻［6］。
3.关联理论与功能对等理论
关联理论属于认知语用学理论范畴，但其作用不只局限于语用学领域。许多翻译理论和模式受其影响而发展，在西方翻译界日益受到重视。翻译研究中引入关联理论已经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生命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关联理论的核心内容为:运用推理，通过语境来寻找关联才能正确理解自然语言。正确认知和理解自然语言是在翻译中达到语用等效的重要前提。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交际活动，可以理解为“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理解和表达的有机统一贯穿于翻译的整个过程［4］。关联理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有很强的解释力，能对其进行解释和指导，而翻译活动可以加深对关联翻译理论的认识。Nida提倡的“动态对等”和Newmark倡导的“交际翻译”都表示语用翻译实质上是一种功能对等翻译。功能对等理论强调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等同于原文的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正确认知和理解源语语是功能对等翻译中的等效前提，这与关联理论的关联和推理是一致的`［2］。功能对等理论中的“最佳对等”和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概念是一脉相承的，关联理论与功能对等理论的结合，可以整合翻译的双重含义———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为系统、科学、有效的中医语言隐喻翻译提供强坚实理论保障［3］。
4.中医隐喻翻译
对隐喻的认知及翻译决定了中医知识和文化传达的效果。笔者认为关联理论能帮助译者推断出源语中的隐含，对读者认知能力提出语境假设，选择正确语境信息，将隐含明示给读者，让其从中推导。等效翻译理论要求用最贴切、自然的译文对等再现源语信息，解决中医翻译中语言处理等方面问题［8］。等效翻译不仅将中医医学信息最大量地传递给西方读者，而且将中医中包含的文学、哲学、文化等方面因素尽可能地呈现出来。
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中医隐喻翻译
关联理论与中医翻译关联理论把言语交际定义为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认知活动。认知语境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交际双方必须互明彼此的认知语境来正确理解交际的意图，接受逻辑信息、词汇信息和文化信息。简单的字面翻译并不能有效传达中医语言中暗含的中医特有文化信息，译者必须准确把握中医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图式，选择适合目标语读者的表达方式，帮助其找到与中医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性，达到最佳语境效果。中医英译追求的不仅是中医语言的文学翻译，更是传达其文化信息的科技翻译。翻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为读者提供的最佳语境效果、译文与读者之间的最佳关联。中医隐喻翻译策略隐喻翻译要实现语言形式转换，更要正确映射和整合语言形式背后隐藏的不同思维方式和文化因素。中医语言具有辨证论治的科学性和文学欣赏的古雅性。中医要始终保持其科学性，中医英译也不可忽视其中博大文化内涵。人们用生活劳动中观察到的现象和感悟的道理阐释陌生、深奥的中医医学理论，造就了中医学隐喻性语言［7］。因此，译者需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来实现中医英译中内容与形式、语言与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和统一性。(1)描述喻体、简单直译:人类相同生理构造和对自然界变化的经历和体验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表达有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模式，人类具有“共有的非文化知识”，不同民族对自然相似的认知并不是相互学习所获得的［13］。鉴于此，笔者认为应按照源语篇章中源域和目标域的位置顺序来翻译译语篇章中的源域和目标域，实现位置完全对应的关联映射。因此，精确描述原隐喻形象和文化特色以丰富和完善译语表达。例如:“雀啄脉”译为“sparrow－peckingpulse”。西方读者了解麻雀进食的动作，他们看到这个译名时，可以将麻雀进食的动作这一信息关联映射到一种脉搏跳动的外在特征上，很容易理解中医隐喻认知和概念，达到最好的语用效果。类似的例子还有:“蜘蛛胀”译为“spider－likedisten-tion”;“弹石脉”译为“stone－flickingpulse”;“五更泄”(鸡鸣泄)译为“morningdiarrhea(cock－crowingdiarrhea)”。(2)注重文化、合理意译:文化的空缺和错位是语言之间存在的普遍现象，翻译中往往注重保留文化意象的深层含义而丢失其表层含义［7］。中医隐喻翻译要求在目标语中找到与源语信息的最佳关联。如果一味强调保留原文的语言特征，读者却无法找到交际线索，故不能达到最佳关联性。笔者认为可以使用意译，对读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假设，将源语语言形式适当修改，力求把词汇隐含传达给读者，达到对隐喻更好的认知和理解。例如:“提壶揭盖”若翻译为“liftingthejarandtakinga-waythelid”，虽忠于原文语言特征，但西方读者却不能理解其含义，更无法掌握其中蕴含的中医思想。故要将此观点映射到西方文化和认知的同等层面上。可以译为“openingthelungqitotreatconstipationordysuria”，这样西方读者可以领悟出它是指“用宣肺或升提的方法通利小便”的一种隐喻。第一种译法违背了关联理论中话段必须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让读者自然做出最佳关联的原则，而第二个译法揭示了隐喻内涵，让读者接收到源语的意义隐含，达到意义所指的最佳关联，保留了原文认知效果的相似性(3)类比推理、增译补偿:中医语言有大量病理治则类隐喻，大部分是由中国古代哲学等理论类比推理得来，因此本体认知都具有间接性、抽象性及明显的心理相似性［11］。单纯直译这类隐喻使西方读者很难在他们已有的认知世界里找到相关信息进行关联和推理，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使用文内补偿来増译，更明确地表达内容和阐释隐喻。例如:“青蛇头”(肿胀如青蛇头状的痈疽)如译为“bluesnakehead”，读者无法理解源语文本内涵;如只译为“ulcer”又丢失源语隐喻特征。最佳译文应为“snake－head－likeulcer”，其中，“snake－head－like”是直接翻译喻体，但又增加“ulcer”一词可以指明实际的病症是“痈疽”。同样地，“龟背”(脊高如龟的佝偻病)应译为“turtle－back－likerickets”;“白虎历节”(游走性关节痛)应译为“acutear-thritis，，“蛇身”(生于皮肤之上状如蛇皮的癣疾)应译为“snake－skin－liketinea”。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中医隐喻翻译
功能对等理论与中医翻译中医语言医哲交汇，言简意赅，善用修辞，文化浓厚，中医英译常会出现文化负载词、文化休克及文化缺省等问题，增加了翻译难度，使译者无法将中医名词术语忠实、客观、简洁地呈现给读者［9］。功能对等理论强调功能对等，意指任何翻译语言因素，化解译文应侧重于源语还是目标语的长期分歧，强调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读者的理解和感受，区别于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理论。中医隐喻翻译策略翻译旨在完整、准确、充分、通顺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读者能利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来理解原文所传达的信息和含义，包括思想内容、感情、风格等。在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指导下，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可以解决中医隐喻翻译中许多难题，准确再现中医语言信息及文化内涵。(1)术语西化、概念对等:中医隐喻英译可以对照西医概念，转述术语、行话，通俗、形象地表述中医概念，使用西医中对等概念的通俗表述。如果生硬地移用术语，往往会弄巧成拙。例如:表病症的词“虚亏”、“阴阳失衡”、“不足”若译为“unbalanced”或“deficiency”，西方读者无法明白这一病症的实质含义，可译为“abnormal/morbidcondition”或“abnor-mality/dysfunction”(失调状态);含义浅白、指称直截了当。关于治则、治法的术语“平衡阴阳”、“固本培元”不能译为“balanceYinandYang”，可译为“helprecover”或“restorenormalcondition”或“strengthenresistance”。这种译法既简单明了，又通俗易懂。(2)词汇转化、意义对等:中医语言简意赅，通常用几个字就能清楚表达一种病症或治疗方法，甚至一种理论，但英译后的表述却难觅这种特征，若直接按中文字面意思翻译会让西方读者难以理解其确切含义。例如:“黄疸”若译为“yellowinface”，这只是突出这种病症在人体的外在表象，不妨可借用西医术语译为“juan-dice”。因此，“白喉”译为“diphtheria”而非“whitethroat”;“大汗”和“眼花”分别译为“profusesweating”和“blurredvi-sion”这样就极大提高了译语的规范化程度。不能将中医用语机械性的逐字翻译，需找出西医术语中概念对等的词汇和表述。(3)概念转化、文化对等:中医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反映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在英译时要深刻体会、理解其中文化内涵，准确选择译文词语，力求传达文化隐含，让读者能从其本土文化中找到对等概念。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14］，此处的“贼风”若译为“thiefwind”，西方读者会理解为“风”自然现象，忽略了文化和语言差异，应该通过具体语境，领会原语中的意义，将其译为“pathogenicfactors”(致病因素)。
5.结语
中医英译要特别注意对中医语言隐喻特征的把握和翻译，而运用正确的理论指导翻译显得尤为关键。在对中医隐喻进行翻译时，译者要深入了解源语和译语之间在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因素上的差异，找出喻本、喻体之间的相关性，同时还要对读者的心理期盼与认知环境做出正确判断，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将原文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读者，使译文与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达到最佳关联。功能对等理论能让译者从整体把握、感悟原作，发挥想象去感受意境，借助主体的直接经验去发掘原作内在、隐蔽的因素，从而找出与原文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和表达方式让译文语义更明朗，表述更精确，从而真正实现“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
1.“英语一词两反义与对应词同义初探”《外语学刊》1986年第2期2.“试论英语一词两反义的构成” 《外语学刊》1989年第2期3.“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三种译本比较” 《西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4.“希腊神话与英语词汇”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5期5.“英语冗余现象初探” 《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6.“希腊神话与英美诗歌” 《外语与翻译》1997年第2期7.“试论英语冗余现象”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增刊8.“英语冗余现象及其在语言交际中的积极作用”《外语教学》2000年第1期9.“试论言语假信息” 《山东外语教学》2002年第2期10.“模糊语言及其语用功能” 《外语教学》2002年第3期11.“合意还需合宜—从文体角度谈翻译”《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12.“英语一词两反义的分布与构成”《英语教学与研究面面观》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13.“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广度与深度齐头并进”第二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述评《中国翻译》2004年1期14.“韩素音16届青年翻译奖英译汉译文评述”《中国翻译》2004年6期15.“典籍英译传统文化词的传译难点与策略”《典籍英译研究》（第1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16.“让墨子走向世界”典籍英译研究（第2辑）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17.“墨子英译对比研究”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18.“金无赤足、瑕不掩瑜”——第17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参考译文评析《中国翻译》2006年第3期19.“昆曲思凡英译研究”昆曲国际论坛论文集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20.“墨子英译研究”—首届“两岸四地”翻译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 Studies 能否一词两译？《上海翻译》2006年第4期22.“参考译文岂能仅供参考？” 《大学外语教学研究》第33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23.“多元互补、和谐共进——2006年全国翻译高层研讨会综述” 《上海翻译》2007年1期24.“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 《上海翻译》2007年第2期25.“这些句子是Chinglish还是英美人士广泛使用的英语？” 《上海翻译》2008年第1期26.“当代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及理论融合” 《外语研究》2008年第2期27.“真情译诗形神兼似” 《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28. “翻译研究在新世纪的新转向” 《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29. “典籍英译教材建设的新尝试” 《上海翻译》2009年第1期30.“从一则调查谈英语学习以及衡量汉译英质量的标准”—第二届“两岸四地”翻译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31. “试论典籍英译教材的编写” 《中国外语》2009年第2期32.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身份的变迁谈起” 《扬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33. “《梦溪笔谈》译本翻译策略研究”《上海翻译》2010年第1期34. “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再思考” 《上海翻译》2010年第2期35.“怎么译：是操控还是投降” 《外国语》2011年第2期36. “生态翻译学核心理念考辨” 《上海翻译》2011年第4期37. “中国典籍英译标准和策略研究”《典籍英译研究》（第2辑）外研社2011年10月38. “《论语》英译考辨” 《东方翻译》2011年第6期39. “道德经及其英译” 《东方翻译》2012年第1期40. “天下奇书《山海经》及其英译” 《上海翻译》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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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Bruce 编程思想[M].刘综田,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 [美]William Ford,等. 数据结构C++语言描述(第2版)[M].陈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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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Bruce Eckel著． C++编程思想．刘综田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3] （美）William Ford等著． 数据结构C++语言描述（第2版）．陈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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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中西方古代对天体变速运动的认识差异
55、试论中西文化差异与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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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目的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两个英文译本为例
7、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翻译研究价值——以《穆斯林的葬礼》为例
8、《长恨歌》中认知隐喻的翻译
9、高罗佩《武则天四大奇案》英译之诗学探析
10、诗歌翻译中的“意、音、形”之美——唐诗《江雪》四种英译的对比分析
11、《红楼梦》角色姓名“归化”译法探究
12、论戏剧翻译的可表演性原则
13、《越人歌》的审美再现——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
14、早期西方汉学家英译《聊斋志异》中的跨文化操纵
15、“西语哲”视域下的英汉 句子 形态的差异及启示
16、中英文日常交际用语的差异探析
17、网络环境下英语教学模式改革初探
18、基于图式理论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听力作业设计研究
19、翻译工作坊教学模式研究
20、高校英语教学中目的语文化的渗透和本族语文化的回归研究
21、新课改下高校 教育 硕士(英语)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反思
22、中小学英语衔接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23、信息技术与高校英语教学整合研究
24、探究基于计算机辅助模式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情感因素
25、开元数字化平台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基于建构主义理论
26、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教师课堂话语的互动特征分析——以实习教师课堂为例
27、西部农村中学英语写作在线同伴反馈和教师反馈的对比研究
28、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自主学习生态化研究'))));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自主学习生态化研究
29、小学英语课堂激励 方法 的应用策略研究
30、高中英语以读促写的“读写一体化”教学模式探究
31、研究生英语学术论文语体特征多维度对比分析
32、MOOC下的中国职业英语教育改革探索与应对
33、初中英语教学策略初探
34、西北地区初中生英语自主学习浅见
35、浅议小学英语教学中的词汇教学
36、试析模块教学法在中职酒店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37、英语词汇增长路线图理论研究
38、语法及语法教学:从知识到技能的转变——D.拉森-弗里曼的语法观及语法教学刍议
39、周作人的直译观及其嬗变
40、新教学环境下的英语专业第二课堂建设分析
41、论翻转课堂模式下英语课堂提问策略的转变
42、支架式教学模式对中职英语教学的启示
43、基于“输出驱动假设”的警务英语教学策略研究
44、跨文化交际意识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
45、从目的论视角浅谈英文电影片名中译
46、浅析英语新闻标题的翻译
47、论《论语》英译中的语用充实
48、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汉语典籍英译——以《论语》英译为例
49、英美影视作品中“神翻译”的定义及方法探析
50、电影片名翻译的跨文化解读
51、“讨论”与“演讲”相结合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实践
52、单词 配对 法对双语词汇翻译的影响
53、素质教育视野下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开发与学生英语学习的关系
54、硕士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的元认知策略
55、语境中语块的加工及其影响因素——以中级汉语学习者为例
56、激发和培养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之管见
57、浅谈如何提高小学英语教学质量
58、如何更好地利用多媒体辅助英语教学
59、平行文本视域下的企业简介汉英翻译策略研究
60、文化差异的导入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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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选的翻译，这个还算好写的
手机知网 App24小时专家级知识服务打 开手机知网|搜索登录|注册学位论文>哲学与人文科学刘禹锡诗歌的图式理论研究刘欢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领域里一颗璀璨的明珠。对古典诗歌的研究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从注重音韵美,修辞美,结构美,到注重意境美等。然而,目前国内的学者对古典诗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诗歌中的意象和意境的翻译,诗歌中出现的修辞手法,音律节奏等,很少有学者从认知学的角度分析诗歌中意境的产生过程。西方认知语言学作为语言学领域蓬勃发展的一支,笔者认为若将认知学理论将与中国古典诗歌相结合时,必然是中西合璧,从而实现认知学理论的本土化。本文着重运用了图式理论来分析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诗歌中意境传递的过程。图式是指系统地存储于人类大脑的关于过去知识及经验的总和,为人们认识新事物提供相应的参照。文学图式是指诗歌中的意象在人们大脑中所形成的图式,是诗歌意境形成的直接来源。在文章的主体部分,文学图式的加强,文学图式的调节及文学图式的重构三种图式的运作模式将被运用于诗人刘禹锡的诗歌作品的分析中。将认知学的图式理论运用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是一种新颖的尝试,为准确把握诗歌意境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刘禹锡诗歌;图式理论;意象;意境[文献类型]：硕士论文[文献出处]：武汉理工大学2014年下载本文参考文献期刊 | 语境知识、图式知识、词频及词的近现性对听音理解的影响期刊 | 图式与翻译期刊 | 图式理论与英语听力教学共引文献期刊 | 高职院校英语专业新生听力策略使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期刊 | 英语专业学生听力策略调查研究期刊 | 从认知诗学的角度看文学的认知功能论文 | 从图式理论角度研究同声传译论文 | 浅析社区口译评估及社区口译译员素质论文 | 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提高会话含义理解能力的实验研究论文 | 思维风格、听力学习策略与学业成绩论文 | 终身教育框架下成人外语教学研究论文 | 二语/外语语境下的批判性阅读理论构建研究会议 | 语境化思维模式在听力教学中的应用会议 | 大学英语网考背景下跨文化语言能力及培养研究会议 | 浅议中医典籍英译中的文化缺省与补偿策略二级参考文献期刊 | 英文翻译理解的十大障碍期刊 | 诗歌翻译中的模仿和超模仿期刊 | 语言·认知·诗学——《认知诗学实践》评介相似文献期刊 | 图式理论与听力教学期刊 | 图式理论在听力教学中的运用论文 | 图式理论视角下的高中英语教材词汇应用语料库调查研究会议 | 10—15岁儿童图式表征发展特点的实验研究报纸 | 图式理论在阅读理解中的作用探讨搜索文献、工具书、图书、期刊手机知网-极简版-触屏版-搜索-客服02月12日 15:00App内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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