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 时期，英语专业论文写作成为热门，面对导师的严格要求，要想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拟定 一个优秀的英语专业论文题目必不可少。下面我给大家带来英语专业优秀论文题目_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选题，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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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本科论文题目
1、汉语对 英语写作 词汇的负迁移作用
2、《美国悲剧》的消费 文化 分析
3、从二语习得角度对比分析英语习语学习中的翻译导向模式与文化导向模式
4、礼貌原则在英文商务信函中的应用
5、南方哥特式小说特征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体现
6、城市公示语的汉译英探索
7、归化与异化理论在汉语 歇后语 翻译中的应用
8、《婚礼的成员》中弗兰淇?亚当斯双性同体现象的研究
9、论《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与共存
10、 广告 语言模糊性的语用研究
11、利用美剧进行 英语听力 自主学习
12、大学生 英语口语 学习动机研究
13、从文化视角看中国白酒广告
14、从功能翻译看《围城》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传递
15、对《达罗卫夫人》中克莱丽莎和塞普提默斯形象的研究
16、公示语汉译英错误及对策探析
17、探究美国安利公司的 企业文化 ：基于其网站内容的文本分析
18、运用写长法促进英语写作能力的提高
19、中美“面子文化”对比分析
20、英汉恭维语和告别语的对比分析
21、英汉爱情隐喻的对比研究
22、新闻英语汉译的翻译技巧浅析
23、中美家庭文化比较
24、从文化的角度浅析中美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 的差异
25、华中农业大学英语专业学生高级 英语学习 状况调查
26、跨文化交际中中西方馈赠礼仪刍议
27、解读《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28、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消费主义
29、从戴姆勒克莱斯勒事件看文化因素对跨国企业合并的影响
30、对中美离岸外包过程中跨文化交际案例的分析
31、从"老友记"中看合作原则在英语称赞语及其回应语中的应用
32、浅论美国文化与美语词汇 98 英汉植物词语联想意义的跨文化对比
33、一个被忽视的“准则英雄”--论《永别了，武器》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
34、从文化的角度看中美商务谈判风格的差异
35、英语娱乐新闻的文体特点
36、自然主义视野中《儿子与情人》主人公保罗的性格分析
37、美国价值观对《老友记》中主要角色的影响
38、中西文化中礼貌语的对比研究
39、广告双关语的作用
40、中美交流思维模式的差异
41、浅析《灶神之妻》中的多元文化主义
42、合作原则在英语商务信函中的应用
43、透过“超女现象” 反思 美国大众文化对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的影响
44、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英语教学
45、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46、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47、中西方文化差异点滴
48、中西方送礼与受礼文化之差异
49、中西方思维差异与写作风格对比分析
50、中西方企业理财环境的差异分析
51、中西方广告创意水平差异刍议
52、中西方管理者收购差异及其在中国实施的建议
53、中西方古代哲学思维的差异及对音乐的影响
54、中西方古代对天体变速运动的认识差异
55、试论中西文化差异与对外汉语教学
56、求职网络的性别差异:以失业群体为例---兼论社会资本的中西差
57、浅议中西古典园林的起源及差异
58、谈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
59、浅谈中西绘画的差异
60、中西选举制度的差异及其相关性
优秀 商务英语 本科论文题目
1、商务英语的特点及翻译技巧
2、商务英语函电翻译技巧
3、商务英语学习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4、国际商务谈判中应注意的文化因素
5、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冲突
6、试论普通英语与商务英语的差异
7、商务谈判中的语言艺术
8、试论文化因素对商务活动的作用
9、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10、从文化视角比较中英文广告语言
11、国际商务英语信函话语分析
12、经贸英语的语言特点
13、浅论经贸英语的文体风格
14、经贸英语的语体特点与翻译
15、英语在商务活动中的作用
16、经贸英语在中国加入WTO后的新趋势
17、商务英语学习中的文化习得
18、浅谈如何有效学习经贸英语词汇
19、文化习俗与跨文化交际学对经贸英语学习的影响
20、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21、试论文化导入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22、中英文广告传播之语言特色及跨文化问题
23、商品译文的品牌形象对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24、试论商务英语写作的简洁礼貌原则及写作技巧
25、现代商务英语书信的写作风格和语法特点
26、从修辞方面浅探商务英语的语言特色
27、商务英语书面语篇词汇特点分析
28、从语境角度分析英汉互译中语言的得体
29、商务英语函电的文本特征
30、经贸英语合同的语言特色
31、商务合同英语的文体特征分析
32、经贸英语信函话语基调分析
33、中西文化差异与交际障碍
34、试谈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35、文化差异对经贸英语翻译的影响
36、经贸英汉互译中的矛盾与对策
37、经贸英语词汇特点与翻译
38、根据词义和逻辑关系谈涉外经济合同的翻译
39、商业 英文书信 所使用的 词语分类 浅析
40、一些普通词汇在经贸英语中的特殊意义及翻译
41、常用名词在经贸英语中的语义变化特征
42、浅谈经贸英语会话中的言语交际技巧
43、论国际经贸活动的语言交际技巧
44、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言语交际体系研究
45、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的影响
46、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差异
47、试论广告英语的语言特点
48、关于网络广告英语与报刊杂志广告英语词汇比较
49、商号、商标、公司名称等的翻译?
50、商标名称的美学特征及汉语商标名称的翻译
优秀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题目
1、航海英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义
2、医学检验专业双语教学的思考
3、“微时代”下的军事 医学英语 微课教学研究
4、浅析中医五行学说一些术语的英译
5、传统美学视角下的 散文 翻译中情感美的传递
6、目的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两个英文译本为例
7、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翻译研究价值——以《穆斯林的葬礼》为例
8、《长恨歌》中认知隐喻的翻译
9、高罗佩《武则天四大奇案》英译之诗学探析
10、诗歌翻译中的“意、音、形”之美——唐诗《江雪》四种英译的对比分析
11、《红楼梦》角色姓名“归化”译法探究
12、论戏剧翻译的可表演性原则
13、《越人歌》的审美再现——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
14、早期西方汉学家英译《聊斋志异》中的跨文化操纵
15、“西语哲”视域下的英汉 句子 形态的差异及启示
16、中英文日常交际用语的差异探析
17、网络环境下英语教学模式改革初探
18、基于图式理论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听力作业设计研究
19、翻译工作坊教学模式研究
20、高校英语教学中目的语文化的渗透和本族语文化的回归研究
21、新课改下高校 教育 硕士(英语)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反思
22、中小学英语衔接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23、信息技术与高校英语教学整合研究
24、探究基于计算机辅助模式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情感因素
25、开元数字化平台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基于建构主义理论
26、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教师课堂话语的互动特征分析——以实习教师课堂为例
27、西部农村中学英语写作在线同伴反馈和教师反馈的对比研究
28、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自主学习生态化研究'))));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自主学习生态化研究
29、小学英语课堂激励 方法 的应用策略研究
30、高中英语以读促写的“读写一体化”教学模式探究
31、研究生英语学术论文语体特征多维度对比分析
32、MOOC下的中国职业英语教育改革探索与应对
33、初中英语教学策略初探
34、西北地区初中生英语自主学习浅见
35、浅议小学英语教学中的词汇教学
36、试析模块教学法在中职酒店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37、英语词汇增长路线图理论研究
38、语法及语法教学:从知识到技能的转变——D.拉森-弗里曼的语法观及语法教学刍议
39、周作人的直译观及其嬗变
40、新教学环境下的英语专业第二课堂建设分析
41、论翻转课堂模式下英语课堂提问策略的转变
42、支架式教学模式对中职英语教学的启示
43、基于“输出驱动假设”的警务英语教学策略研究
44、跨文化交际意识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
45、从目的论视角浅谈英文电影片名中译
46、浅析英语新闻标题的翻译
47、论《论语》英译中的语用充实
48、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汉语典籍英译——以《论语》英译为例
49、英美影视作品中“神翻译”的定义及方法探析
50、电影片名翻译的跨文化解读
51、“讨论”与“演讲”相结合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实践
52、单词 配对 法对双语词汇翻译的影响
53、素质教育视野下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开发与学生英语学习的关系
54、硕士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的元认知策略
55、语境中语块的加工及其影响因素——以中级汉语学习者为例
56、激发和培养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之管见
57、浅谈如何提高小学英语教学质量
58、如何更好地利用多媒体辅助英语教学
59、平行文本视域下的企业简介汉英翻译策略研究
60、文化差异的导入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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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选的翻译，这个还算好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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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方向的比较好写，教学法最好写，不过能学到东西麽？我这儿有些：语用预设在喜剧小品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in Comic Sketches论旅游广告的人际功能 On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of Tourism Advertisements英语借词研究 A Survey of Loan Words in English科技英语的词汇及句法特征 Lexical and Syntactic Features of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黑人英语的词汇及句法特征 Lexical and Syntactic Features of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通俗科技语篇中的名物化研究 A Study on Nominalization in Popular Science Discourses主位及述位研究的进展及展望 The Progress of and Outlook for Theme and Rheme Research英语衔接机制研究 A Study of English Cohesive Devices 委婉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Euphemism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非言语交际中的身势语 Body Language i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论隐喻的衔接功能 On the Cohesive Functions of Metaphor《玻璃动物园》中阿曼达形象分析 《玻璃动物园》中阿曼达形象分析《欲望号街车》的主题探析 A Thematic Exploration of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迷失的自我：《小镇畸人》中的女性人物分析 Lost Selves: An Analysis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Winesburg Ohio天堂梦醒：论《无名的裘德》中哈代的爱情婚姻观 No Dream in Heaven: A Study on Hardy’s View on Love and Marriage in Jude the Obscure “献给艾米丽一朵玫瑰花”中艾米丽形象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Emily in “A Rose for Emily" 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的象征主义 Symbolism in Ernest Hemingway’s “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论《拍卖第49匹》的追寻主题 On the Theme of Quest in The Crying of Lot 49 论《名利场》中的叙事艺术 On the Narrative Arts in Vanity Fair 《珍妮姑娘》中的道德观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Morality in Jennie Gerhardt浅析《蝇王》中的宗教思想 On the Religious Thoughts in Lord of the Flies鬼怪、解构、历史：《宠儿》的后现代主义分析 Ghost, Deconstruction, and History: A Postmodern Analysis of Beloved典籍英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典籍翻译中译者的职责 Translator's Task in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英语名词化结构在汉英法律翻译中的应用 On the Application of English Nominalization in Legal C-E Translation论汉英旅游资料翻译中的省译 On "Omission” in C-E Tourist Material Translation恭维言语行为之文化对比分析 The Comparison of Compliment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ANTITHESES 的分类与汉译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NTITHESES浅谈对偶 A Brief Account on ANTITHESES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研究 A Study of Pragmatic Failur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 Respect,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On Translation in Multi-Cultural Contexts英语幽默的语言特点及语用分析 On Language Features and Pragmatic Analysis of English Humor隐喻意识与英语词汇学习 Metaphor Awareness and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网络环境中的英语教学模式研究 Research on the Patterns of English Teaching in Internet Environment网络语言的特征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Language合作学习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运用 The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关联理论在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Relevance Theory in English Listening Teaching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研究 A Study on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mong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英汉完成体对比 A Comparison of Perfective Aspec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影响英语阅读理解的因素及其对策 A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English Reading an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游戏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Games in English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跨文化语境下的英语教学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论文文献引用格式示范如下：
（一）学术期刊文献
［序号］作者．文献题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二）学术著作
［序号］作者．书名［M]．版次（首次免注）.翻译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
（三）有ISBN号的论文集
［序号］作者．题名［A].主编．论文集名［C]．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
（四）学位论文
［序号］作者．题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
（五）专利文献
［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发布日期
（六）技术标准
［序号］标准代号，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七）报纸文章
［序号］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八）报告
［序号］作者．文献题名［R]．报告地：报告会主办单位，年份
（九）电子文献
［序号］作者．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文献网址或出处，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
次引用的文献，每处的页码或页码范围（有的刊物也将能指示引用文献位置的信息视为页码）分别列于每处参考文献的序号标注处。
置于方括号后（仅列数字，不加“p”或“页”等前后文字、字符；页码范围中间的连线为半字线）并作上标。作为正文出现的参考文献序号后需加页码或页码范围的，该页码或页码范围也要作上标。
书写技巧：
把光标放在引用参考文献的地方，在菜单栏上选“插入|脚注和尾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尾注”，点击“选项”按钮修改编号格式为阿拉伯数字，位置为“文档结尾”。
确定后Word就在光标的地方插入了参考文献的编号，并自动跳到文档尾部相应编号处请你键入参考文献的说明，在这里按参考文献著录表的格式添加相应文献。
参考文献标注要求用中括号把编号括起来，以word2007为例，可以在插入尾注时先把光标移至需要插入尾注的地方，然后点击 引用-脚注下面的一个小箭头。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有个自定义，然后输入中括号及数字，然后点插入，然后自动跳转到本节/本文档末端，此时再插入参考文献内容即可。
外文书籍的中文翻译版本作参考文献，格式应该如下所示：
[1] [美]Bruce 编程思想[M].刘综田,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 [美]William Ford,等. 数据结构C++语言描述(第2版)[M].陈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原作者.译文名[M].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参考文献标准格式是指为了撰写论文而引用已经发表的文献的格式，根据参考资料类型可分为专著[M]，会议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杂志[G]。
格式代号
根据参考资料类型可分为：
专著[M]，会议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杂志[G]。
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机[CP]，电子公告[EB]。
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互联网[OL]，光盘[CD]，磁带[MT]，磁盘[DK]。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参考文献标准格式
2] （美）Bruce Eckel著． C++编程思想．刘综田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3] （美）William Ford等著． 数据结构C++语言描述（第2版）．陈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早期中国的佛经翻译者代表有安世高、支谶、竺朔佛、安玄、严佛调、康巨等，我们不妨通过对他们译作和译论的考查来分析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安世高翻译了《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及《道地经》等35部共41卷佛经，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表明安世高的翻译“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1］23。支谶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最早阐发译论的先行者，他在《法句经序》中极力赞成天竺人维祗难关于佛经翻译在策略上应该采用直译的观点:“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2］6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朝末年。该时期的翻译从民间转入官方，比如前秦的苻坚和姚兴曾组织译场，选拔人才参加佛经翻译活动，并且翻译时不再口授，而有了可以校勘的原本，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这一时期的著名译者有释道安、赵政、鸠摩罗什、真谛和彦琮等人。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指出“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表明严谨的译者对不严格遵照原文的佛经译本的批评，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要纠正这样的翻译风气进而维护佛经的神圣性，在翻译策略上采用直译势在必行。释道安有鉴于此而仍然坚持直译为主，因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想了解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质朴又何必嫌弃呢?翻译而不能充分传达原意，其罪责就在译人身上”［1］36。因此其翻译的经书多是对原文不增不减，力求信息和文字的对等。后来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翻译容易改变原文的“五失本”思想，以及认为译事之难的“三不易”观念，算是对其直译主张的补充。此外，彦琮在他的《辩证论》中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2］27。 欧洲最早的《圣经》译本是在公元前285年到249年间由72位犹太学者翻译的《七十子希腊文本》。由于该译本的译者不是希腊人而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文化环境使他们不可能完全熟悉并掌握希腊文，同时，对宗教典籍的膜拜使他们在翻译的时候采取了逐字逐句对应译的严谨态度，所以译文的可读性很差，甚至连希腊人都难以理解。但就是这个生涩的翻译却为《圣经旧约》的传播铺开了金光大道，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它成了最权威甚至“第一原本”的《圣经》，后来的古拉丁语、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都是以此为蓝本转译的。在谈到译者的翻译策略时，谭载喜先生说:“他们的立足点是译文必须正确，所以疑问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有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像希腊语。”［3］15斐洛犹达欧斯(PhiloJudaeus)是早期最有影响的《圣经》译者，他认为《圣经》是神圣的，对其翻译是“受上帝的感召”的结果。因而，为了避免翻译中的主观随意性，“译者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死译，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丝毫也不必顾及乙语言(即译语———引者加)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3］24。斐洛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采取直译死译的做法盛行一时”。后来，古罗马文学创作的衰退导致了文学翻译的萧条，但濒于崩溃的帝国为了笼络人心而开始重视《圣经》的翻译。哲罗姆是该时期《圣经》翻译的代表，其最大成就是翻译了拉丁文《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383年，罗马教皇授意他翻译了《新约》的四部福音。后来在405年，由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的不满，哲罗姆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重新翻译了《旧约》和《新约》，通常称之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结束了《圣经》翻译的杂乱局面，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成为至中世纪初叶最权威的译本。即便哲罗姆认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句对当、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但在谈到《圣经》翻译时，他仍然认为应该坚持直译，连句子中的词序都不能改变，“因为在《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4］。哲罗姆之所以会采用直译的策略，主要还是出于对《圣经》神圣性的认识。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另一位翻译理论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成就主要在翻译思想而不是翻译作品上，他认为《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与斐洛的观点如出一辙，因而比哲罗姆更倾向直译，词的形式和结构成了他衡量翻译质量优劣的主要标准。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均是以直译为主。至于为什么人们会采用这样的翻译方式，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均没有找出其中的关键原因。当然，我们首先得承认早期译者双语能力的欠缺是导致人们在翻译策略上采取直译的原因之一。初期佛经译者大都是外籍僧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僧人，他们的汉语能力低下。而《旧约》的最初译者是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希伯来语是他们的母语，对作为译入语的希腊语的掌握程度与母语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当译者在译入语中找不到与宗教典籍中的语言相对应的表达法时，就采取保留原语语音或者原语句法结构的直译法。但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把直译作为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因为佛经翻译中的支谦是生于中国的本月氏人，通晓汉文及其他六种语言，但他却是最早提出直译主张的译者。《圣经》翻译中的斐洛犹达欧斯是操希腊语的犹太人，哲罗姆酷爱拉丁文学，又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但他们仍然主张直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宗教典籍的虔诚态度，认为其中的每个字句和结构都有深刻的`“玄义”，译者翻译的时候稍有改动便是对神的亵渎。 因此，无论中西，翻译宗教典籍时在策略上坚持直译的主要原因还是“宗教经典神圣不可侵犯”。只是随着译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直译已不再是逐字逐句的对译或死译，而是在结合意译的同时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 宗教典籍的翻译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译者的角度来讲，翻译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对宗教经典的仰慕和对神的敬畏，更是为了“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远离现世的痛苦而在彼岸世界中“超度”，最终成为上帝的“羔羊”。站在宗教典籍接受者的立场上，他们希望翻译出可读性强或浅显易懂的译本，出于传教布道的目的，译者后来在翻译宗教经典的时候逐渐考虑了译本的接受对象，在翻译策略上逐渐采取了意译的方式。 中国的佛经翻译很早就注意到了译本与普通大众接受的关系。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是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论史上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重要问题”［2］18，注意从接受者的立场上来考虑佛经的翻译。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妙喻中领会其翻译思想的真谛:“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至呕秽也。”(《鸠摩罗什传》)胡适认为:“罗什反对直译。法护直译的一句虽然不错，但说话却是太质了，读了叫人觉得生硬得很，叫人觉得这是句外国话。僧睿改本便是把这句话变成中国话了。在当日过渡的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5］为什么罗什会提倡意译而反对直译呢?难道是他对佛教典籍和神不够敬畏吗?根据胡适的判断，罗什及以后很多僧人的翻译是把“外国话”改成了“中国话”，采用普通大众易于接受的朴实的语言而非华丽的骈文或古雅的文言文，目的是为了满足普通大众对佛教信仰的诉求，此时的佛经接受者不再局限于少数佛经研究者或文化人士。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任何典籍的翻译目的不仅在于正确传达原义，更重要的是让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佛经的翻译目的也不例外，所以罗什在翻译的时候改变了直译的策略而易为意译。唐朝是中国佛经翻译的繁盛时期，主要的译者代表是玄奘和不空。玄奘在19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75部1335卷佛经，是整个佛经翻译史上成果最丰富的译者，其译文形式“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玄奘的翻译较之罗什的只存大意可说是直译，但比较义净那样佶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译”［1］65。正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所说:“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说明玄奘的翻译高度综合了各种翻译方式，已不再局限于直译或意译之说了。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归纳了五种不能翻译的情况及原因，宋僧法云编写的《翻译名义集》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较好地解决了跨文化交流和跨语际书写的佛经翻译中的矛盾，为后来的佛经翻译乃至当下的文学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欧洲的《圣经》翻译在古代和中世纪末期主要还是以直译为主，但到了13世纪前后，随着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普通大众对《圣经》需求的增加，人们在翻译策略上开始改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去翻译《圣经》，意译成了主要的翻译方式。用意译策略翻译《圣经》的浪潮与民族语翻译的兴起和欧洲各个蛮族国家的建立有关，随着国家的建立、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语言的形成也就成为事实。尽管当时的教会和僧侣都使用拉丁语，但是区域语言的使用早已开始。民族语《圣经》译本最初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一是因为任何人的翻译都会曲解《圣经》原意;二是因为民族语言的词汇和句法都很贫乏，不足以用来阐释和翻译圣经的旨意。但从13世纪起，民族语译本的《圣经》还是迅速地传播开去。事实上，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是以通俗的拉丁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国民众渴望读到《圣经》民族译本的愿望加速了人们采用这些通俗的民族语言去翻译《圣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以及德国等都先后展开了民族语的《圣经》翻译活动。中世纪末期的直译、意译之争导致了民族语作为译入语地位的确立和意译策略的选择。以德国为例，“意译派主张发展民族语的风格，使用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真正代表了德语的发展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生命力也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在16世纪路德的翻译中达到了顶峰”［3］47。英国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AuthorizedVersion)是《圣经》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译作，由47个最优秀的学者和神学家集体翻译而成，强调忠实原文，并恰到好处地借鉴了希伯来、希腊及拉丁语言风格，吸取了原文的精华，语言质朴庄严而富于形象。欧洲《圣经》翻译中主张意译的代表译者有中世纪初期英国的阿尔弗里克(Aelfric)、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6世纪英国的威廉廷代尔(WilliamTydale)等人。以廷代尔为例，他的《圣经》译本“最大成就是它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各方面的需要，融三种因素于一体，以通俗易懂为重点，并嵌入希伯来语的特色，开创了独特的《圣经》翻译风格。廷代尔特别注意译文的通俗性，尽量采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普通人叙事表情所惯用的生动而又具体的表达形式，文字纯朴自然，无学究气息”［3］80。因此他的译本影响很大，流传广远。 宗教典籍的翻译从直译到意译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译者掌握双语的能力决定的，在根本上是出于传播宗教思想的需要。谭载喜先生在分析《圣经》翻译中意译方式的兴起时说:“《圣经》对各阶层的人，从喜爱争论具体细节的学者到关心‘自身灵魂寄托’的贫民百姓，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因此，译文不仅要符合学者的口味，也必须像廷代尔所说的那样，能让‘扶犁的庄稼汉’看懂。这就促使译者将学者所要求的准确性和老百姓所要求的可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翻译艺术及其理论的全面发展。”［3］79因此，正是为了满足广大平民百姓的阅读要求，考虑到他们的知识素养，宗教典籍的翻译必须朝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向靠近，意译的兴起势不可挡。 宗教典籍的翻译最终是为了传播教义，让更多的普通人理解并接受“神旨”，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讲，译者在策略上必须采用意译，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发展成熟后的意译并非不尊重原文地胡乱翻译，而是在注重准确传达信息的同时注意表达的圆润顺畅。 通过以上对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翻译策略上最初都选择了直译，后来又都选择了意译。从开始近乎死译的逐字逐句的直译到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的成熟的直译，从为了使译文适合普通大众而注重语言通俗易懂的意译到后来注重“再现原语的信息”［6］的意译，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彰显出了相似的翻译策略。 把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视为两种不同风格的翻译方式、或者是“文”和“质”的对立关系，一直是翻译界探讨的话题。从中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中国的佛经翻译存在着南北方“重文”“重质”的论争，欧洲的《圣经》翻译在中世纪末期也发生了直译和意译的论争，确实说明二者之间有矛盾的因素。考察直译和意译的转变绝非简单的文质之变，尤其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什么时候采用直译，什么时候采用意译，起关键性决定作用的不是译者对译文内容的重视或者文采的重视，而是他们的宗教目的。前面两个小节的论述足以说明:从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直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从传播教义和“化大众”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意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 总之，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在策略上的相似性表明，决定整个宗教典籍翻译风格的其实是译者和普通大众的宗教信仰。
中医语言隐喻特征及翻译策略论文
摘要 :为更好地传播和推广中医及中国文化，译者需在正确理论指导之下进行中医英译。隐喻是中医语言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医英译的一大难点，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追求“最佳关联”和“最佳对等”的翻译效果不仅能忠实阐述中医学概念，更能传达隐含的中国文化。通过分析中医语言隐喻特征，剖析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对中医隐喻翻译的指导作用，旨在探讨这两种理论指导下更高效、更科学和更准确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语言哲学论文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6)03-0551-03
中医语言作为人类抽象思维产物之一具有普遍的隐喻特征。隐喻为中医概念提供了语言形式和帮助认知中医研究对象，关于中医语言隐喻性及其翻译的研究却不多。在众多的理论中，笔者认为源于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和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能很好地指导中医隐喻翻译。鉴于中医语言的隐喻特征和研究现状，为了开辟中医英译方法策略新的研究方向，找出能高效传达中医医学信息和文化信息的译法，本文试从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医语言隐喻翻译策略。
1.隐喻概念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metaphora”，其字源meta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则是“传送”，隐喻是指将两种不同概念的事物通过含蓄、婉转地表达或映射的方式达到形象比喻的语言行为［1］。隐喻是人类主要认知工具和思维方式，广泛存在于语言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行动以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格式，更是语言中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概括起来即:隐喻是在一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另一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2］。隐喻的要件有三:“彼事物”、“此事物”、两者的关联。其结果为:由关联而生发出来的喻义。
2.中医语言隐喻特征
隐喻本体特征
中医语言隐喻本体是指中医医学方面的内容和概念。人们觉察的身体异样或症状被称为病象。中医理论常运用类比推理的方式，借助于其它事物的内部变化或性质特征对病症加以解释和分析，形成的规律性认识［5］。例如:运用自然界中湿气的隐喻，可以对人体内的一些疾病做出解释。中医术语有“湿胜则濡泻”，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人体内湿气偏胜，出现大便泄泻的病理情况”［6］。
隐喻喻体特征
中医语言隐喻的喻体可分成物象、气象、地象和人象，分别指具体的有形物象、天气现象、地理状象和人的社会生活现象［6］。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从各种动物的外形，动作和习性上找到丰富的喻体。各种生活工具也可以被作为喻体来表达医学概念。用自然现象来解释人体的运行机制，认为人的病痛与这些要素有关。在病症描述和诊断上也常用地理名词，如位置和地貌来表述病症位置及其相应的特点，人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可隐喻为人体部位的关系和相关功能［5］。
隐喻喻底特征
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联系要通过一定的喻底才能建立。喻底作为本、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是隐喻建构的基础。中医语言中隐喻通过各种相似性构建联系即表明喻体特征又说明本体功能，中医语言常将各种相似性联系起来构造隐喻［6］。
3.关联理论与功能对等理论
关联理论属于认知语用学理论范畴，但其作用不只局限于语用学领域。许多翻译理论和模式受其影响而发展，在西方翻译界日益受到重视。翻译研究中引入关联理论已经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生命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关联理论的核心内容为:运用推理，通过语境来寻找关联才能正确理解自然语言。正确认知和理解自然语言是在翻译中达到语用等效的重要前提。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交际活动，可以理解为“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理解和表达的有机统一贯穿于翻译的整个过程［4］。关联理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有很强的解释力，能对其进行解释和指导，而翻译活动可以加深对关联翻译理论的认识。Nida提倡的“动态对等”和Newmark倡导的“交际翻译”都表示语用翻译实质上是一种功能对等翻译。功能对等理论强调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等同于原文的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正确认知和理解源语语是功能对等翻译中的等效前提，这与关联理论的关联和推理是一致的`［2］。功能对等理论中的“最佳对等”和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概念是一脉相承的，关联理论与功能对等理论的结合，可以整合翻译的双重含义———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为系统、科学、有效的中医语言隐喻翻译提供强坚实理论保障［3］。
4.中医隐喻翻译
对隐喻的认知及翻译决定了中医知识和文化传达的效果。笔者认为关联理论能帮助译者推断出源语中的隐含，对读者认知能力提出语境假设，选择正确语境信息，将隐含明示给读者，让其从中推导。等效翻译理论要求用最贴切、自然的译文对等再现源语信息，解决中医翻译中语言处理等方面问题［8］。等效翻译不仅将中医医学信息最大量地传递给西方读者，而且将中医中包含的文学、哲学、文化等方面因素尽可能地呈现出来。
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中医隐喻翻译
关联理论与中医翻译关联理论把言语交际定义为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认知活动。认知语境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交际双方必须互明彼此的认知语境来正确理解交际的意图，接受逻辑信息、词汇信息和文化信息。简单的字面翻译并不能有效传达中医语言中暗含的中医特有文化信息，译者必须准确把握中医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图式，选择适合目标语读者的表达方式，帮助其找到与中医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性，达到最佳语境效果。中医英译追求的不仅是中医语言的文学翻译，更是传达其文化信息的科技翻译。翻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为读者提供的最佳语境效果、译文与读者之间的最佳关联。中医隐喻翻译策略隐喻翻译要实现语言形式转换，更要正确映射和整合语言形式背后隐藏的不同思维方式和文化因素。中医语言具有辨证论治的科学性和文学欣赏的古雅性。中医要始终保持其科学性，中医英译也不可忽视其中博大文化内涵。人们用生活劳动中观察到的现象和感悟的道理阐释陌生、深奥的中医医学理论，造就了中医学隐喻性语言［7］。因此，译者需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来实现中医英译中内容与形式、语言与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和统一性。(1)描述喻体、简单直译:人类相同生理构造和对自然界变化的经历和体验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表达有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模式，人类具有“共有的非文化知识”，不同民族对自然相似的认知并不是相互学习所获得的［13］。鉴于此，笔者认为应按照源语篇章中源域和目标域的位置顺序来翻译译语篇章中的源域和目标域，实现位置完全对应的关联映射。因此，精确描述原隐喻形象和文化特色以丰富和完善译语表达。例如:“雀啄脉”译为“sparrow－peckingpulse”。西方读者了解麻雀进食的动作，他们看到这个译名时，可以将麻雀进食的动作这一信息关联映射到一种脉搏跳动的外在特征上，很容易理解中医隐喻认知和概念，达到最好的语用效果。类似的例子还有:“蜘蛛胀”译为“spider－likedisten-tion”;“弹石脉”译为“stone－flickingpulse”;“五更泄”(鸡鸣泄)译为“morningdiarrhea(cock－crowingdiarrhea)”。(2)注重文化、合理意译:文化的空缺和错位是语言之间存在的普遍现象，翻译中往往注重保留文化意象的深层含义而丢失其表层含义［7］。中医隐喻翻译要求在目标语中找到与源语信息的最佳关联。如果一味强调保留原文的语言特征，读者却无法找到交际线索，故不能达到最佳关联性。笔者认为可以使用意译，对读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假设，将源语语言形式适当修改，力求把词汇隐含传达给读者，达到对隐喻更好的认知和理解。例如:“提壶揭盖”若翻译为“liftingthejarandtakinga-waythelid”，虽忠于原文语言特征，但西方读者却不能理解其含义，更无法掌握其中蕴含的中医思想。故要将此观点映射到西方文化和认知的同等层面上。可以译为“openingthelungqitotreatconstipationordysuria”，这样西方读者可以领悟出它是指“用宣肺或升提的方法通利小便”的一种隐喻。第一种译法违背了关联理论中话段必须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让读者自然做出最佳关联的原则，而第二个译法揭示了隐喻内涵，让读者接收到源语的意义隐含，达到意义所指的最佳关联，保留了原文认知效果的相似性(3)类比推理、增译补偿:中医语言有大量病理治则类隐喻，大部分是由中国古代哲学等理论类比推理得来，因此本体认知都具有间接性、抽象性及明显的心理相似性［11］。单纯直译这类隐喻使西方读者很难在他们已有的认知世界里找到相关信息进行关联和推理，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使用文内补偿来増译，更明确地表达内容和阐释隐喻。例如:“青蛇头”(肿胀如青蛇头状的痈疽)如译为“bluesnakehead”，读者无法理解源语文本内涵;如只译为“ulcer”又丢失源语隐喻特征。最佳译文应为“snake－head－likeulcer”，其中，“snake－head－like”是直接翻译喻体，但又增加“ulcer”一词可以指明实际的病症是“痈疽”。同样地，“龟背”(脊高如龟的佝偻病)应译为“turtle－back－likerickets”;“白虎历节”(游走性关节痛)应译为“acutear-thritis，，“蛇身”(生于皮肤之上状如蛇皮的癣疾)应译为“snake－skin－liketinea”。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中医隐喻翻译
功能对等理论与中医翻译中医语言医哲交汇，言简意赅，善用修辞，文化浓厚，中医英译常会出现文化负载词、文化休克及文化缺省等问题，增加了翻译难度，使译者无法将中医名词术语忠实、客观、简洁地呈现给读者［9］。功能对等理论强调功能对等，意指任何翻译语言因素，化解译文应侧重于源语还是目标语的长期分歧，强调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读者的理解和感受，区别于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理论。中医隐喻翻译策略翻译旨在完整、准确、充分、通顺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读者能利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来理解原文所传达的信息和含义，包括思想内容、感情、风格等。在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指导下，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可以解决中医隐喻翻译中许多难题，准确再现中医语言信息及文化内涵。(1)术语西化、概念对等:中医隐喻英译可以对照西医概念，转述术语、行话，通俗、形象地表述中医概念，使用西医中对等概念的通俗表述。如果生硬地移用术语，往往会弄巧成拙。例如:表病症的词“虚亏”、“阴阳失衡”、“不足”若译为“unbalanced”或“deficiency”，西方读者无法明白这一病症的实质含义，可译为“abnormal/morbidcondition”或“abnor-mality/dysfunction”(失调状态);含义浅白、指称直截了当。关于治则、治法的术语“平衡阴阳”、“固本培元”不能译为“balanceYinandYang”，可译为“helprecover”或“restorenormalcondition”或“strengthenresistance”。这种译法既简单明了，又通俗易懂。(2)词汇转化、意义对等:中医语言简意赅，通常用几个字就能清楚表达一种病症或治疗方法，甚至一种理论，但英译后的表述却难觅这种特征，若直接按中文字面意思翻译会让西方读者难以理解其确切含义。例如:“黄疸”若译为“yellowinface”，这只是突出这种病症在人体的外在表象，不妨可借用西医术语译为“juan-dice”。因此，“白喉”译为“diphtheria”而非“whitethroat”;“大汗”和“眼花”分别译为“profusesweating”和“blurredvi-sion”这样就极大提高了译语的规范化程度。不能将中医用语机械性的逐字翻译，需找出西医术语中概念对等的词汇和表述。(3)概念转化、文化对等:中医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反映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在英译时要深刻体会、理解其中文化内涵，准确选择译文词语，力求传达文化隐含，让读者能从其本土文化中找到对等概念。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14］，此处的“贼风”若译为“thiefwind”，西方读者会理解为“风”自然现象，忽略了文化和语言差异，应该通过具体语境，领会原语中的意义，将其译为“pathogenicfactors”(致病因素)。
5.结语
中医英译要特别注意对中医语言隐喻特征的把握和翻译，而运用正确的理论指导翻译显得尤为关键。在对中医隐喻进行翻译时，译者要深入了解源语和译语之间在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因素上的差异，找出喻本、喻体之间的相关性，同时还要对读者的心理期盼与认知环境做出正确判断，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将原文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读者，使译文与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达到最佳关联。功能对等理论能让译者从整体把握、感悟原作，发挥想象去感受意境，借助主体的直接经验去发掘原作内在、隐蔽的因素，从而找出与原文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和表达方式让译文语义更明朗，表述更精确，从而真正实现“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
1.“英语一词两反义与对应词同义初探”《外语学刊》1986年第2期2.“试论英语一词两反义的构成” 《外语学刊》1989年第2期3.“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三种译本比较” 《西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4.“希腊神话与英语词汇”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5期5.“英语冗余现象初探” 《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6.“希腊神话与英美诗歌” 《外语与翻译》1997年第2期7.“试论英语冗余现象”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增刊8.“英语冗余现象及其在语言交际中的积极作用”《外语教学》2000年第1期9.“试论言语假信息” 《山东外语教学》2002年第2期10.“模糊语言及其语用功能” 《外语教学》2002年第3期11.“合意还需合宜—从文体角度谈翻译”《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12.“英语一词两反义的分布与构成”《英语教学与研究面面观》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13.“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广度与深度齐头并进”第二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述评《中国翻译》2004年1期14.“韩素音16届青年翻译奖英译汉译文评述”《中国翻译》2004年6期15.“典籍英译传统文化词的传译难点与策略”《典籍英译研究》（第1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16.“让墨子走向世界”典籍英译研究（第2辑）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17.“墨子英译对比研究”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18.“金无赤足、瑕不掩瑜”——第17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参考译文评析《中国翻译》2006年第3期19.“昆曲思凡英译研究”昆曲国际论坛论文集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20.“墨子英译研究”—首届“两岸四地”翻译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 Studies 能否一词两译？《上海翻译》2006年第4期22.“参考译文岂能仅供参考？” 《大学外语教学研究》第33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23.“多元互补、和谐共进——2006年全国翻译高层研讨会综述” 《上海翻译》2007年1期24.“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 《上海翻译》2007年第2期25.“这些句子是Chinglish还是英美人士广泛使用的英语？” 《上海翻译》2008年第1期26.“当代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及理论融合” 《外语研究》2008年第2期27.“真情译诗形神兼似” 《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28. “翻译研究在新世纪的新转向” 《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29. “典籍英译教材建设的新尝试” 《上海翻译》2009年第1期30.“从一则调查谈英语学习以及衡量汉译英质量的标准”—第二届“两岸四地”翻译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31. “试论典籍英译教材的编写” 《中国外语》2009年第2期32.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身份的变迁谈起” 《扬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33. “《梦溪笔谈》译本翻译策略研究”《上海翻译》2010年第1期34. “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再思考” 《上海翻译》2010年第2期35.“怎么译：是操控还是投降” 《外国语》2011年第2期36. “生态翻译学核心理念考辨” 《上海翻译》2011年第4期37. “中国典籍英译标准和策略研究”《典籍英译研究》（第2辑）外研社2011年10月38. “《论语》英译考辨” 《东方翻译》2011年第6期39. “道德经及其英译” 《东方翻译》2012年第1期40. “天下奇书《山海经》及其英译” 《上海翻译》2012年第2期
退避三舍 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忘十几年。 经过千幸万苦,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 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待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 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 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九十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问鼎中原 传说古代夏禹铸造九鼎，代表九州，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夏、商、周三代以九鼎为传国重器，为得天下者所据有。 成语典故：洛阳是东周的都城。楚庄王亲自领兵打败在陆浑一带的戎族以后，又到周定王的边境阅兵，显示楚国势力的强大，想以此威胁周天子，与他分治天下，吓得周定王立即派大臣王孙满去慰劳他。 庄王一见王孙满就问：“我听说大禹铸有九鼎，从夏传到商，又从商传到周，成为世界上的宝贝，现在放在洛阳。这鼎有多大？有多重？” 这一劈头盖脑的问话，把王孙满吓呆了。因为九鼎是大禹治水时，用九州进贡的铁铸成的，它是九州的象征，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把它作为世代相传的国宝，它标志着天子的尊严，象征着王位的神圣，从来都是奉若神明，不容许任何人过问的。 王孙满呆了一会，赶忙哈起腰，皮笑肉不笑地说：“大王，这九鼎嘛……小人不敢应答啊!” 庄王用轻蔑的口气说：“那九鼎有什么了不起呀？从楚国的仓库里随便拿出一点废铁就足够铸成九鼎!” 王孙满一听这口气，吓得不敢在这里多停留，赶忙向楚王告辞回洛阳。他一边走一边想：自古以来，任何人不敢过问九鼎，今天楚王问九鼎的轻重和大小，而且那样蔑视九鼎，是把周天子没放在眼里，莫非是想灭周朝而统领天下!他越想越害怕，连忙快步往回跑。 此时，周定王在宫里坐立不安，正等着王孙满的消息。王孙满一进宫，周定王劈头就问：“楚国那个叫旅(庄王的名字)的小子说些什么？他对你的态度如何？” 王孙满急忙下跪，结结巴巴地说：“哎呀，不，不得了呀!这世道变、变、变了啊!”说着呜呜地哭了起来。 周定王见此情景，更着急了，赶忙追问：“你快说，是怎么回事？” 王孙满一边套一边说：“楚子狗胆包天！他，他问九鼎有多大、多重，他还说，从楚国仓库里随便拿出一点废铁，就足够铸成九鼎。” 庄王问鼎，有损于天子的尊严，更是对周朝政权的威胁。这平素被尊奉如神的周定王一听到这个消息，又生气又害怕，一时沉默不语，呆若木鸡。过了一会，他起身一遍又遍地抚摸九鼎。大臣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都来安慰周定王说：“陛下放心，陛下万福!九鼎天命所系。天命不可改变，苍天会保佑您!” 围魏救赵 是讲战国时期齐国与魏国的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欲释失中山的旧恨，便派大将庞涓前去攻打。这中山原本是东周时期魏国北邻的小国被魏国收服，后来赵国乘魏国国丧伺机将中山强占了，魏将庞涓认为中山不过弹丸之地，距离赵国又很近，不若直打赵国都城邯郸，既解旧恨又一举双得。魏王从之，欣欣然似霸业从此开始，即拨五百战车以庞涓为将，直奔赵国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王急难中只好求救于齐国，并许诺解围后以中山相赠。齐威王应允，令田忌为将，并起用从魏国救得的孙膑为军师领兵出发。这孙膑曾与庞涓同学，对用兵之法谙熟精通。魏王用重金将他聘得，当时庞涓也正事奉魏国。庞涓自觉能力不及孙膑，恐其贤于己，遂以毒刑将孙膑致残，断孙两足并在他脸上刺字，企图使孙不能行走，又羞于见人。后来孙膑装疯，幸得齐使者救助，逃到齐国。这是一段关于庞涓与孙膑的旧事。 且说田忌与孙膑率兵进入魏赵交界之地时，田忌想直逼赵国邯郸，孙膑制止说：解乱丝结绳，不可以握 拳去打，排解争斗，不能参与搏击，平息纠纷要抓住要害，乘虚取势，双方因受到制约才能自然分开。现在魏国精兵倾国而出，若我直攻魏国。那庞涓必回师解救，这样一来邯郸之围定会自解。我们再于中途伏击庞涓归路，其军必败。田忌依计而行。果然，魏军离开邯郸，归路中又陷伏击与齐战于桂陵，魏部卒长途疲惫，溃不成军，庞涓勉强收拾残部，退回大梁，齐师大胜，赵国之围遂解。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又后十三年，齐魏之军再度相交于战场，庞涓复又陷于孙膑的伏击自知智穷兵败遂自刎。 朝秦暮楚 在秦统一中国之前，这里是秦楚两国你争我抢的拉锯之地，本地的百姓在秦兵楚将的滋扰之中，学会了聪明的生存方法。早晨，秦兵打过来了，百姓们便说自己是秦国的良民，把秦国的门牌翻过来，晚上楚军攻过来了，百姓们便说自己是楚国的顺民，把楚国的门牌翻过来，以此保护了自己的生命财产。 卧薪尝胆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其实勾践并没有放弃报复仇之心，他表面上对吴王服从，但暗中训练精兵，强政励治并等待时机反击吴国。艰苦能锻炼意志，安逸反而会消磨意志。勾践害怕自己会贪图眼前的安逸，消磨报仇雪耻的意志，所以他为自己安排艰苦的生活环境。他晚上睡觉不用褥，只铺些柴草（古时叫薪），又在屋里挂了一只苦胆，他不时会尝尝苦胆的味道，为的就是不忘过去的耻辱。 勾践为鼓励民众就和王后与人民一起参与劳动，在越人同心协力之下把越国强大起来，最后并找到时机，灭亡吴国。 纸上谈兵 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兵事，认为天下没有比得上他的。曾经和他的父亲赵奢谈论兵事，赵奢都难不倒他，但是并不称赞他。赵括的母亲问赵奢其中的原因，赵奢曰∶“打仗，是生死攸关的地方，而赵括太轻率地讨论它了。如果赵王不让他当将军就罢了，如果一定要让他当将军，他一定会使赵军遭受失败。” 赵括代替了廉颇以后，全部变更了军法，轻率的任用军官。秦国的将军白起听说以后，指挥奇兵，假装打败撤退，而断绝赵军的粮道，把赵军一分为二，赵军士气不能统一。被困四十多天，赵军非常饥饿，赵括亲自指挥精兵博战，秦军用箭射死了赵括。 赵括的军队大败，数十万赵军投降了秦国，秦国全部将它们活埋了。
浅说中国文化若说中国文化，只怕要从远古时期说起。但这一时期，一来离我们太远，二来我也不太清楚，便从封建时期说起。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欧柳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还是村里平淡的快板、小说，皆洋溢着强烈的平民特性，以及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同对平凡的留心与尊敬，对于千秋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缤纷灿烂地构造了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文化品格。然而前头还有一个“近代”。任何东西到了近代都很奇怪，文化也不例外。数不尽的冲击难以详述，单挑最惨的一回——五四运动。之前已有“弃旧易新”的新文化运动将传统文化砍杀得飘摇欲坠，随后紧跟着爆发了五四运动，彻底树起了“白话文学”的大旗，文言最后成为一件历史文物躲进史书一隅供人瞻仰。这两次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在文化上却是严重的“左倾”。白话文学固然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参与力，却也设置了与文言文学不可逾越的天堑，几乎削去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力。老一辈学子影响尚轻，对于我们其误就越发明显了。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特别是近年来，电视、电脑等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却易于目迷五色地跌入学者所批评的“时尚文化”的辐射圈内，变得中不中，洋不洋。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写道：“只有文化，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此三言一语道破文化的本质作用，可谓精辟。中国文化历时五千载，到底何去何从，便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可以阐述的了。只好双手合十，默然祈祷，了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对母语中文难以割舍的孺慕之情。
“文”的本义是“错画”， 也就是花纹。在古代汉语里，它的意义有所引申：因为花纹总是画在载体上的，所以，在人类认知领域里，“文”引申为后天加工的品德、修养，与表示先天素质的“质”相对。《论语．雍也》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对处理好人的先天自然素质和后天人为修养的关系所发的议论。 “文”在政治领域里，引申为“文治教化”， 文治也就是礼治，主张利用礼乐教化提高人们的修养而使国家安定，与诉诸军事征服他国的“武功”相对。中国古代对“文”的认识还反映在对天文和人文的区分上：《易．贲卦》说：“圣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的是自然现象和规律，人文指的是社会现象和规律。 “化”的本义是改易。这种改易既包括从无到有的“造化”，也包括宇宙生成以后的“演化”和“分化”。许慎《说文解字》的第一个字是“一”，解释说：“唯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是中国古代的宇宙发生说，“造分”与“化成”，就是造化。在宇宙发生之后的变化中，又分自然之演化与人为之教化。医学著作《易·系词》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里指的是自然的生成演化。《荀子．不苟》说：“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注释说：“化谓迁善也”，又说：“驯至于善谓之化”，这些指的都是教化。这一系列概念，反映出中国古代对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既统一又区分的观察方法。不过，在古代典籍里，化指教化的情况更多一些，《礼记·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这说明，中国古代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是人文。 古人对文化的认识又是包含着新旧更代的运动观念的。《礼记．中庸》说：“诚则形，形则著，著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注：“动，动人心也；变，改恶为善也，变之久则化而性善也”，疏[1]：“初渐谓之变，变时新旧两体俱有，变尽旧体而有新体谓之化”，这里不但包含着运动变化的思想，而且还包含了量变到质变的思想。发生了质变才叫“化”。 在中国典籍中，“文化”很早就已合成——《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我们把“文”与“化”意义的内涵合成后，可以看出早期的文化含义。中国经典的“文化”是指人的后天修养与精神、物质的创造。修养属改造主观世界的范畴，创造属改造客观世界的范畴。 基于汉语“文化”概念的传统解释，学术界经常把它与英语的culture对译。Culture的原义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由于物质创造包含人的智慧，与精神文明难以截然划分开，因而与“文化”一词成为同义语。实际上，不经Culture转译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后天创造演化观念和人文精神，更适合于今天文化学的文化内涵。 2．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定义 19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了束缚人性的僵化的神学，带来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解放，使人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的扩充，使人们感到了人类社会的民族和地域差异。这两点激发了人类研究自身的高度热情。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民族问题的尖锐化等新因素的增长，人们对人类自身研究的兴趣更加浓厚。200年来，文化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文化”也成为近代产生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的概念。由于文化问题得到多方的关注，使得它的定义极不统一。据有人统计，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出于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的定义约有一百多种。文化定义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文化学的研究范围。但是，众多关于“文化”的定义，从总的方面看，不外乎狭义和广义两类： 广义的“文化”定义是以人类与非人类的分野作为立论的依据，所以，人类文化学、文化哲学取广义的“文化”定义。这里，我们举两种百科全书的广义定义来说明这种立论的角度。《大英百科全书》1974年版给文化下的一般性定义是：文化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苏联大百科全书》1973年版给广义的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钱穆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用一句十分形象的话来概括广义的文化：“文化即是长时期的大群集体公共人生”。[2]我们把各种关于文化的广义定义综合在一起，可以说：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这个定义应把握三个要点：（1）广义文化是与人类、与人类的创造活动相联系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2）广义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涵盖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是一个传承发展的综合概念；（3）广义文化的外延涵盖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全部。 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其实，人类文化很难将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截然分开。一切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创造物，都凝聚着创造者的观念、智慧、意志这些属于精神的因素。我们设置狭义文化概念的目的，是要排除纯粹的物化自然世界，把我们的眼光，集中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来观察人类自身。狭义的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累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体系。这个定义也要把握三个要点：（1）狭义文化不但以人为中心，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即使观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的；（2）狭义文化关注的不是个别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经历史传承累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3）狭义文化关注的不仅是全人类的普遍共性，而且更注重不同民族、阶层、集团人文精神的特点。所以，狭义文化的定义不但适用于人类文化学，而且适用于民族文化学、国别文化学等较为具体的范围。
早期中国的佛经翻译者代表有安世高、支谶、竺朔佛、安玄、严佛调、康巨等，我们不妨通过对他们译作和译论的考查来分析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安世高翻译了《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及《道地经》等35部共41卷佛经，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表明安世高的翻译“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1］23。支谶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最早阐发译论的先行者，他在《法句经序》中极力赞成天竺人维祗难关于佛经翻译在策略上应该采用直译的观点:“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2］6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朝末年。该时期的翻译从民间转入官方，比如前秦的苻坚和姚兴曾组织译场，选拔人才参加佛经翻译活动，并且翻译时不再口授，而有了可以校勘的原本，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这一时期的著名译者有释道安、赵政、鸠摩罗什、真谛和彦琮等人。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指出“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表明严谨的译者对不严格遵照原文的佛经译本的批评，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要纠正这样的翻译风气进而维护佛经的神圣性，在翻译策略上采用直译势在必行。释道安有鉴于此而仍然坚持直译为主，因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想了解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质朴又何必嫌弃呢?翻译而不能充分传达原意，其罪责就在译人身上”［1］36。因此其翻译的经书多是对原文不增不减，力求信息和文字的对等。后来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翻译容易改变原文的“五失本”思想，以及认为译事之难的“三不易”观念，算是对其直译主张的补充。此外，彦琮在他的《辩证论》中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2］27。 欧洲最早的《圣经》译本是在公元前285年到249年间由72位犹太学者翻译的《七十子希腊文本》。由于该译本的译者不是希腊人而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文化环境使他们不可能完全熟悉并掌握希腊文，同时，对宗教典籍的膜拜使他们在翻译的时候采取了逐字逐句对应译的严谨态度，所以译文的可读性很差，甚至连希腊人都难以理解。但就是这个生涩的翻译却为《圣经旧约》的传播铺开了金光大道，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它成了最权威甚至“第一原本”的《圣经》，后来的古拉丁语、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都是以此为蓝本转译的。在谈到译者的翻译策略时，谭载喜先生说:“他们的立足点是译文必须正确，所以疑问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有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像希腊语。”［3］15斐洛犹达欧斯(PhiloJudaeus)是早期最有影响的《圣经》译者，他认为《圣经》是神圣的，对其翻译是“受上帝的感召”的结果。因而，为了避免翻译中的主观随意性，“译者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死译，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丝毫也不必顾及乙语言(即译语———引者加)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3］24。斐洛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采取直译死译的做法盛行一时”。后来，古罗马文学创作的衰退导致了文学翻译的萧条，但濒于崩溃的帝国为了笼络人心而开始重视《圣经》的翻译。哲罗姆是该时期《圣经》翻译的代表，其最大成就是翻译了拉丁文《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383年，罗马教皇授意他翻译了《新约》的四部福音。后来在405年，由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的不满，哲罗姆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重新翻译了《旧约》和《新约》，通常称之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结束了《圣经》翻译的杂乱局面，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成为至中世纪初叶最权威的译本。即便哲罗姆认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句对当、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但在谈到《圣经》翻译时，他仍然认为应该坚持直译，连句子中的词序都不能改变，“因为在《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4］。哲罗姆之所以会采用直译的策略，主要还是出于对《圣经》神圣性的认识。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另一位翻译理论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成就主要在翻译思想而不是翻译作品上，他认为《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与斐洛的观点如出一辙，因而比哲罗姆更倾向直译，词的形式和结构成了他衡量翻译质量优劣的主要标准。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均是以直译为主。至于为什么人们会采用这样的翻译方式，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均没有找出其中的关键原因。当然，我们首先得承认早期译者双语能力的欠缺是导致人们在翻译策略上采取直译的原因之一。初期佛经译者大都是外籍僧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僧人，他们的汉语能力低下。而《旧约》的最初译者是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希伯来语是他们的母语，对作为译入语的希腊语的掌握程度与母语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当译者在译入语中找不到与宗教典籍中的语言相对应的表达法时，就采取保留原语语音或者原语句法结构的直译法。但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把直译作为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因为佛经翻译中的支谦是生于中国的本月氏人，通晓汉文及其他六种语言，但他却是最早提出直译主张的译者。《圣经》翻译中的斐洛犹达欧斯是操希腊语的犹太人，哲罗姆酷爱拉丁文学，又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但他们仍然主张直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宗教典籍的虔诚态度，认为其中的每个字句和结构都有深刻的`“玄义”，译者翻译的时候稍有改动便是对神的亵渎。 因此，无论中西，翻译宗教典籍时在策略上坚持直译的主要原因还是“宗教经典神圣不可侵犯”。只是随着译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直译已不再是逐字逐句的对译或死译，而是在结合意译的同时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 宗教典籍的翻译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译者的角度来讲，翻译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对宗教经典的仰慕和对神的敬畏，更是为了“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远离现世的痛苦而在彼岸世界中“超度”，最终成为上帝的“羔羊”。站在宗教典籍接受者的立场上，他们希望翻译出可读性强或浅显易懂的译本，出于传教布道的目的，译者后来在翻译宗教经典的时候逐渐考虑了译本的接受对象，在翻译策略上逐渐采取了意译的方式。 中国的佛经翻译很早就注意到了译本与普通大众接受的关系。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是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论史上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重要问题”［2］18，注意从接受者的立场上来考虑佛经的翻译。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妙喻中领会其翻译思想的真谛:“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至呕秽也。”(《鸠摩罗什传》)胡适认为:“罗什反对直译。法护直译的一句虽然不错，但说话却是太质了，读了叫人觉得生硬得很，叫人觉得这是句外国话。僧睿改本便是把这句话变成中国话了。在当日过渡的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5］为什么罗什会提倡意译而反对直译呢?难道是他对佛教典籍和神不够敬畏吗?根据胡适的判断，罗什及以后很多僧人的翻译是把“外国话”改成了“中国话”，采用普通大众易于接受的朴实的语言而非华丽的骈文或古雅的文言文，目的是为了满足普通大众对佛教信仰的诉求，此时的佛经接受者不再局限于少数佛经研究者或文化人士。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任何典籍的翻译目的不仅在于正确传达原义，更重要的是让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佛经的翻译目的也不例外，所以罗什在翻译的时候改变了直译的策略而易为意译。唐朝是中国佛经翻译的繁盛时期，主要的译者代表是玄奘和不空。玄奘在19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75部1335卷佛经，是整个佛经翻译史上成果最丰富的译者，其译文形式“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玄奘的翻译较之罗什的只存大意可说是直译，但比较义净那样佶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译”［1］65。正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所说:“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说明玄奘的翻译高度综合了各种翻译方式，已不再局限于直译或意译之说了。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归纳了五种不能翻译的情况及原因，宋僧法云编写的《翻译名义集》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较好地解决了跨文化交流和跨语际书写的佛经翻译中的矛盾，为后来的佛经翻译乃至当下的文学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欧洲的《圣经》翻译在古代和中世纪末期主要还是以直译为主，但到了13世纪前后，随着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普通大众对《圣经》需求的增加，人们在翻译策略上开始改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去翻译《圣经》，意译成了主要的翻译方式。用意译策略翻译《圣经》的浪潮与民族语翻译的兴起和欧洲各个蛮族国家的建立有关，随着国家的建立、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语言的形成也就成为事实。尽管当时的教会和僧侣都使用拉丁语，但是区域语言的使用早已开始。民族语《圣经》译本最初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一是因为任何人的翻译都会曲解《圣经》原意;二是因为民族语言的词汇和句法都很贫乏，不足以用来阐释和翻译圣经的旨意。但从13世纪起，民族语译本的《圣经》还是迅速地传播开去。事实上，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是以通俗的拉丁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国民众渴望读到《圣经》民族译本的愿望加速了人们采用这些通俗的民族语言去翻译《圣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以及德国等都先后展开了民族语的《圣经》翻译活动。中世纪末期的直译、意译之争导致了民族语作为译入语地位的确立和意译策略的选择。以德国为例，“意译派主张发展民族语的风格，使用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真正代表了德语的发展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生命力也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在16世纪路德的翻译中达到了顶峰”［3］47。英国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AuthorizedVersion)是《圣经》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译作，由47个最优秀的学者和神学家集体翻译而成，强调忠实原文，并恰到好处地借鉴了希伯来、希腊及拉丁语言风格，吸取了原文的精华，语言质朴庄严而富于形象。欧洲《圣经》翻译中主张意译的代表译者有中世纪初期英国的阿尔弗里克(Aelfric)、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6世纪英国的威廉廷代尔(WilliamTydale)等人。以廷代尔为例，他的《圣经》译本“最大成就是它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各方面的需要，融三种因素于一体，以通俗易懂为重点，并嵌入希伯来语的特色，开创了独特的《圣经》翻译风格。廷代尔特别注意译文的通俗性，尽量采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普通人叙事表情所惯用的生动而又具体的表达形式，文字纯朴自然，无学究气息”［3］80。因此他的译本影响很大，流传广远。 宗教典籍的翻译从直译到意译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译者掌握双语的能力决定的，在根本上是出于传播宗教思想的需要。谭载喜先生在分析《圣经》翻译中意译方式的兴起时说:“《圣经》对各阶层的人，从喜爱争论具体细节的学者到关心‘自身灵魂寄托’的贫民百姓，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因此，译文不仅要符合学者的口味，也必须像廷代尔所说的那样，能让‘扶犁的庄稼汉’看懂。这就促使译者将学者所要求的准确性和老百姓所要求的可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翻译艺术及其理论的全面发展。”［3］79因此，正是为了满足广大平民百姓的阅读要求，考虑到他们的知识素养，宗教典籍的翻译必须朝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向靠近，意译的兴起势不可挡。 宗教典籍的翻译最终是为了传播教义，让更多的普通人理解并接受“神旨”，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讲，译者在策略上必须采用意译，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发展成熟后的意译并非不尊重原文地胡乱翻译，而是在注重准确传达信息的同时注意表达的圆润顺畅。 通过以上对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翻译策略上最初都选择了直译，后来又都选择了意译。从开始近乎死译的逐字逐句的直译到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的成熟的直译，从为了使译文适合普通大众而注重语言通俗易懂的意译到后来注重“再现原语的信息”［6］的意译，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彰显出了相似的翻译策略。 把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视为两种不同风格的翻译方式、或者是“文”和“质”的对立关系，一直是翻译界探讨的话题。从中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中国的佛经翻译存在着南北方“重文”“重质”的论争，欧洲的《圣经》翻译在中世纪末期也发生了直译和意译的论争，确实说明二者之间有矛盾的因素。考察直译和意译的转变绝非简单的文质之变，尤其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什么时候采用直译，什么时候采用意译，起关键性决定作用的不是译者对译文内容的重视或者文采的重视，而是他们的宗教目的。前面两个小节的论述足以说明:从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直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从传播教义和“化大众”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意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 总之，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在策略上的相似性表明，决定整个宗教典籍翻译风格的其实是译者和普通大众的宗教信仰。
恩 ，不知道你们外语专业的文献综述是不是跟我们中文的一样，根据个人理解文献综述可以是与翻译、散文翻译有关的研究，然后从中找出学者的研究重点与主要研究成果，以此找出尚未解决的尚待研究的点，引出你的研究方向。ps 我也在写毕业论文 ，就不知道外语跟中文的差别在哪了
present status of research (o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 on...)at present 一般用于学术论文发表
国内外对于散文翻译的研究现状如下。1、文学翻译学学科地位得以明显提升。2、文学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数量惊人，截止2022年12月5日每年发表各类论文成果万篇以上。
英语文学是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课程,对于英语学生的自身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英语文学方向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教师在教学中从多方面注重学生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同时大学生也要积极进行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不断提升自身的英语文学素养，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英语文学;大学生
一、大学生英语文学素养培养的现状
大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非常重要，然而在大学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对于学生文学素养的重视不够，并且学生自身没有较强的意识注重文学素养的培养。大学的英语教学，尤其是非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主要是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在教学中对于学生的文学素养培养没有足够的重视。第一，大学英语的教学主要以学生语言技巧为主，以英语词汇、知识点、语法等为主要讲授内容，教师很少讲授到英美文学的知识，也较少布置有关文学阅读的任务，对于大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培养非常不利。第二，英语四级、六级考试，作为国家级考试对于学生的学习要求也主要为英语语言自身的应用，但是对于英语文学方面没有很多的要求,影响着全国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从学生角度来说，大学生尤其是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对于英语兴趣不高，很少学生去阅读英语文学的相关资料，或者有兴趣但是英语能力不足，慢慢失去了对于英语文学的喜爱
二、大学生英语文学素养培养的策略
针对大学生英语文学素养的现状，我们必须注重大学生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从多方面提高大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一，英语课堂上教师注意培养学生对于英语文学的兴趣。大学的英语课，多是大学英语的课程，很多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基础较差，对英语不感兴趣，对于英语文学的兴趣就更小。为了提高大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在英语课堂上教师可以注意学生文学的兴趣培养。在讲授教学内容时，继续增强学生对英语语言的喜爱，恰当地为学生介绍文学作品，联系更多的文学信息，将教学内容与英美的文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引起学生对英语文学的兴趣。
第二，教学内容多介绍英语文学的相关知识，带领学生学会文学赏析、评论等。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大学英语课程的内容，教师讲授教学内容时比较偏重与英语语言的应用，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作品的赏析进行地很少。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教师可以讲课时注意突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文学知识，在为学生讲解知识点的同时带领学生去学习如何赏析文学作品，对于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评论，为学生推荐适合的文学作品，让学生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更多的知识，也获得更多的关于世界、人生的思考。
第三，课上教师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来进行英语文学的熏陶。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采取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来引导学生对英语文学的兴趣，提升学生对文学的敏感度，促进学生的文学积累。一方面，教师可以将文学学习与电影结合起来。很多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的文学作品都被后人拍成电影或者电视，而电影、电视是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而且对于学生来说更具吸引力，在电影中学生对于文学作品有所了解，对于英语语言的应用也更清晰。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引导学生接触更多的英语文学知识和作品。在当今时代，接触文学不仅靠书籍，还可以更好地利用网络资源。在信息飞速的时代，教师可以积极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思考。
第四，布置课下文学的延伸任务，定期检验学生的完成情况。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布置恰当的文学阅读任务和文学赏析作业。根据教学内容，向学生推荐英语文学作品，要求学生完成文学作品的相关任务，鼓励学生在进行文学阅读和赏析的任务过程中，进行思考分析，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思考。对于布置的文学任务，可以定期进行检查，通过写阅读反思、影评等来检验学生对于文学作业的完成情况。
第五，学生自身要转变观念，变被动培养为主动提高。大学生为了就业，更多的人都选择学习实用性强的课程，对于短期内实用效果较小的文学学习却很忽略。要提高大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学生首先要从思想上转变以前的观念，意识到文学学习和提高文学素养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重视自身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其次在课堂上和课下主动进行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学习，配合教师的文学学习的教学，积极完成教师布置的文学相关作业将文学素养的培养当成一项长期的活动。教师在教学中从多方面注重学生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同时大学生也要积极进行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不断提升自身的英语文学素养，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基于思维过程的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思维型课堂教学架构兰春寿课程.教材.教法2015-12-01期刊1
2、 英语专业体裁文本依托文学课程体系改革效果分析景婧外语界2015-08-25期刊
摘要：总之，动词汉译英的过程就是由“动态”向“静态”转化、由展开型句法结构向浓缩型句法结构转化的过程，也体现了由汉民族思维方式向英民族思维方式转化的过程。
关键词：英语文学;研究生
一、汉语的“动态”与英语的“静态”
动词是表示人或事物动作、行为、发展、变化的词，是最复杂、最活跃的一种词类。英、汉两种语言对动词的概括意义是一样的，但动词的数量及使用频率与方式却并不一样。从总体修辞效果来看，英语呈“静态”，汉语呈“动态”，亦即，英语有一种少用(谓语)动词而用其他手段;而汉语则有一种多用动词的固有习惯。英语每个句子中只能使用一个限定式动词(并列谓语除外);而汉语中却存在着“连动式”和“兼语式”，如“他到了火车站发现火车已经开走了”，及紧缩句，如“我们下雨也去”。英语的限定动词只能做谓语，而汉语中的动词(包括动宾词组、主谓词组等)不仅做谓语，也可做主语，如“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宾语，如“鲁迅主张打落水狗”，定语，如“讨论的问题很重要”，状语，如“一定要批判地继承我国的文学艺术遗产”和补语，如“小溪旁那些女人们听得笑起来了”。汉语是一种离不开动词的语言，除了部分句子(即名词谓语句如“今天星期六”和形容词谓语句如“他这几天心情很好”)以外，大量的句子都不止使用一个动词，有的句子几乎全句都是动词，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怕没办法”。汉语的动词还可以重叠和组合构成新的动词，如“走走”、“商量商量”、“看一看”、“打打闹闹”，而英语的动词却不能。另外汉语中为数不多的介词，也大都是从古代汉语动词演变而来的，有些还具备动词的一般特点，称为“半动词”，“副动词”，“汉语中的绝大多数的‘介词’，应该划归动词的范畴，只是入句时，表现了相当于英语介词的作用”，如“他在家”中的“在”为动词，而“他在家看书”中的“在”则为介词。
二、“动态”与“静态”的思维根源
汉语“动态”与英语“静态”之差异，其深层原因在于汉、英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即汉民族重形象思维、重悟性，而西方人重抽象思维、重理性。汉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象”，汉民族习惯于“观物取像”，即取万物之象，加工成为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反映、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形成了偏重形象，即偏重具体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思”，注重逻辑与形式论证，形成了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思维形式，偏重抽象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形式的不同在语言上表现为：英语语言常常使用大量的涵义概括、指称笼统的抽象名词来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因而显得“虚”和“静”;而汉语则习惯于形象语言，用形象的方法来表达抽象的事物，动词的形象性即满足了中文的需求，由于大量地使用动词，汉语言因而显得“实”和“动”。另外，汉民族相比于西方人更倾向于注重悟性，汉语由意念贯通，行文造句不需要严格的语法规则来规范，词的用法也非常灵活，动词的使用即非常灵活。汉语的动词由于没有形态变化的约束，使用起来十分自由、灵活，可以充当句子的各种成分，也可以连用形成连动式和兼语式，还可以重叠和组合构成新的动词，动词的大量使用使汉语的表达呈现“动态”的倾向。与之相反，西方人更注重理性，注重形式论证，在语言上表现为形态的外漏和形式上的完整，因此行文造句需要严格的语法规则来规范。英语句子有严谨的主谓结构，一个句子结构通常只使用一个谓语动词，大量本应该用动词表达的概念，只能用非谓语动词来表达，或借助于动词以外的词类，主要是由动词派生而来的名词，有时还要借助于介词、副词及由动词转化而来的形容词，这样便产生了动词的虚化和弱化，使得英语的表达呈现“静态”的倾向。
三、汉译英中动词的处理
鉴于学生动态英译文的问题，从“动态”与“静态”这一修辞差异入手来探讨汉译英中汉语动词(不包括判断动词和能愿动词)的处理，应是汉译英教学中的非常重要的一讲。
(一)单动词汉语句子中动词的处理
“英语的静态修辞的实质是名词优势和介词优势，而介词优势又是名词优势的必然结果。因为名词与名词之间要借助介词来联结”。英语倾向于用名词(词组)来表达汉语用动词所表达的概念，即动作、行为、状态等，尤其在科技、法律、政治等正式文体中更是如此。这不仅使英语句子简洁紧凑，也避免了将人牵涉进来，从而使语句意义更加含蓄、间接，符合英民族表达习惯，因而句子优美。因此，在有些情况下，汉语动词并不是译成英语动词，而是要遵循英语的这一修辞特点，进行必要的词性转换，即动词向名词和介词的转化(如a和b)，有时也转化成副词和形容词(如c和d)等，使译文符合英语的句法规律，因而更加地道、更显文采。a.他很贪嘴。.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政策.ThisisnotinkeepingwithourParty’.桌布铺上了吗?Istheclothon?d.他怀疑我的动机。Heissuspiciousofmyintentions.
(二)多动词汉语句子中动词的处理
汉语注重“动态”描写，一个句子中往往会涌现大量的动词，但并不会引起句子的臃肿和混乱.汉语的动词可以作句子的不同成分;一个句子中可以连用两个或更多的动词作谓语，有时一个句子中会集结异常大量的动词，按照各动作实际上的时间顺序或逻辑上的因果次序，将事件一一如实说出，甚至尽量省略关系词以达到动词集中、动词突出的效果。因此在将汉语句中充当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宾补的动词译成英语时，有的可以省译，有的要进行词性转换或译成非限定动词;在将汉语的连动式结构译成英文时，首先要确定一个主要动词，作为谓语动词，与主语形成SV主干，构成全句中心，其他动词有的可以省译，有的作为次要动词进行词性转换或译成非限定动词、独立主格结构，打破汉语的时间或事理顺序，运用英语所富有的各种关系词或关系手段，适当地将它们嫁接到句子的中心主干上，形成空间立体布局，使句子语义层次分明。当然，在将连动式结构译成英文时，若有两个或以上动词都该是英译文中的谓语动词，则应将其译成并列谓语。但译文谓语动词如果铺排过多，就会显得很累赘，语义层次很不分明，带有浓厚的汉语色彩，这时，应首先采取断句处理。
总之，动词汉译英的过程就是由“动态”向“静态”转化、由展开型句法结构向浓缩型句法结构转化的过程，也体现了由汉民族思维方式向英民族思维方式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完成得好，译文就符合英语语言的规范，这个过程完成得不好，译文就会汉化，妨碍了原文内容的确切表达。我们的学生动辄用动词写英语句子，而且多是小短句或简单的复合句，带有浓厚的汉语气息，主要是受汉语“动态”修辞的影响。因此在汉译英教学中，我们一定要引导学生用英语的“静态”修辞进行思维，克服汉语“动态”修辞的影响，为汉译英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949—2009)——兼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朱振武; 綦亮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