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一般实行土葬，葬俗因地区、方言不同而存在差异。黎族人民文化丰富多彩。黎族妇女的纺织绣早已闻名于世，尤对于木棉的纺织更是独具匠心。
黎族是“南方海中洲”和“古越之地”上最古老的民族,据考察属于“百越”遗民的后代,海南岛上的先住民.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地区中南部的琼中、白沙、昌江、东方、乐东、陵水、保亭、通什、三亚市等七县二市之内,地势多以山地为主；散居主要在万宁、屯昌、琼海、澄迈、儋县,定安等地区,以平原地形为主.居住的地理环境特殊,黎族人内部根据各自的语言、服饰、文身等生活习俗的不同,分为哈、杞、润、赛、美孚五种方言,各个方言支系根据他们对黎族文化的认知,衍生出具有其方言支系特色的黎锦图案纹样.常见的题材分为自然类纹样、人物类纹样、动物类纹样、爬行昆虫类纹样、植物类纹样和日常用具纹样.黎锦是黎族人心理和个性的写照,不但能反映黎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风格的差异,也能反映黎族各支系之间存在内部差异的文化特征.一、黎锦最早的史籍和技艺传承有关黎锦的史籍记载最早要追随到西汉时期.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武帝来,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将黎锦作为贡品献给当时的权贵,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往后,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也说到：海南黎族制作的“黎单”是“青红问道”,“木棉布也”.而关于黎锦工艺方面要见于南宋人方勺《泊宅编》：“海南蛮人织为巾,上作细字,杂花卉,尤工巧.”黎族同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只存在语言,而没有书写的文字,因此在工艺传承方面没有文字记载,技术的传承由年长者讲述给年幼者,母女间心口相传.黎锦纹样的形成,主要是对现实生活中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提炼,形成单纯简练而又变化有序的纹样造型,黎族妇女作为工艺技巧和织绣纹案主要传承者,在对动植物进行采集的过程,也形成了对采集活动中遇到的各类植物产生了认知和理解,并通过织绣方式抽象地在黎锦上表达这些植物.二、猜想划分的理由有关黎锦图案纹样划分方法,笔者根据图案纹样个体属性的不同,总结为两大类划分方式：一类由所居住区域地理划分,另外一类是由各大方言支系进行划分：1.区域地理划分图案纹样.由现存的海南黎锦中得出的结论,海南岛中南部地势多以山地地形为主,对比同时期平原地形黎族妇女聚居地在黎锦中的织绣纹案呈现截然不同,图案纹样的形成多由生活环境、地理条件等自然景象加工变形制作而成.山地地形的妇女多喜欢以林中的水鹿（海南鹿）、鸟和其他野兽,以及花丛间的彩蝶、蜜蜂,地下的小爬虫,田边的木棉花、泥嫩花、龙骨花等作为图案蓝本；平原地形的妇女则喜欢以河中的游鱼、溪边的虾、池畔中的青蛙和田间的鹭鸶等动物作为织绣图案的素材.所居住的地域不同,产生的黎族织绣图案风格也发生了变异,呈现出一种混杂的艺术风格.同时也是对一个民族生产力的还原,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生产力水平不同极大影响其艺术文化的积淀,故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和黎锦图案纹样就成了差异性.2.各大方言支系划分图案纹样.黎族的语言由哈方言、润方言、赛方言、杞方言、美孚方言、各方言（除开五大方言所存在的方言）,笔者在观察同一类纹样在各个方言区中,在黎锦图案纹样表现形式大不相同
黎锦图案的纹样与色彩研究-建筑论文黎锦图案的纹样与色彩研究 裴靖(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海南海口571158)【摘要】在对黎锦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黎锦图案精美,色彩古朴艳丽,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形态,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群体的宇宙观、美学观、审美喜好、内心情感和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试图通过对黎族历史的梳理,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黎族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变,深入研究黎锦图案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并与其他民族图案进行系统比较,凸显其学术特色。据此,从美学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对黎锦图案的形式美和色彩美展开探讨和挖掘,体现美学的意义和现实价值。关键词 黎锦图案;纹样;色彩海南黎族织锦在我国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黎锦造型形象、夸张,图案色彩精美纷呈,极富装饰感与想象力,但是由于海岛地理位置和经济原因,人们对传统海南黎锦艺术了解甚少,使得这一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面临灭绝的危险。时至今日,以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为契机,黎锦这一濒临失传的民族民间艺术将迎来自己盼望已久的历史机遇与希望。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加入了拯救黎锦的保护工作,成立了相关的保护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弘扬黎锦这一优秀的民族的文化艺术,同时也更加激发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热情,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一探究竟,虽然有相关黎锦方面的理论研究、专著、学术论文陆续相继问世,但其中所涉及和针对有关研究海南黎锦图案与色彩方面的专题学术论文和主题研究却可谓是凤毛麟角,少之甚少,这不符合艺术史全面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应该从海南本土出发,从美学这一独特的学术角度来研究和探寻海南黎锦的图案美学价值,使它的美学价值大放光彩。海南黎族织锦艺术,是我国文化艺术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东巴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群体的宇宙观、美学观、审美喜好、内心情感和民族精神,通过对黎锦图案的研究和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黎族的文化艺术发展史,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黎族织锦从图案上来分析大体又可分为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以及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生产用具、自然界现象和汉字符号等纹样。其中人形纹、动物纹和植物纹是最常用的织锦图案。通过对这些纹样和色彩的分析与研究发现,图案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传统哲学价值观,另外,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海南黎锦图案,在图案的构成中,点、线、面是最基本的元素,通过它们各自的大小、长短、形态等的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位置、方向、构成创作丰富的造型,在黎族织锦中点的应用较少,线的应用较为广泛,相互交织穿插成大小不同的面,形成了不同的图案,使得黎族织锦充满调和之美。从造型的功能上分析,线条是最有活力的,表达了人们丰富的思想感情具有韵律之美。具体有归纳法、夸张法、重复法、近似法、对比法等。黎族织锦的色彩配置朴质夸张、浪漫艳丽,它与人的思想感情密切相关,有内在和外在之美,有统一于对立之美,生理与心理之美,色彩的形式之美对黎族织锦的构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自古就有“黎锦光辉艳如云”的美誉。黎族织锦艺术是我们今日在众多领域中应当传承与借鉴的宝贵财富和文化艺术资源,我们应该知其所长,发扬光大,挖掘和探索出其中最深层的精妙内涵,从而为我们在日后的研究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渐加快的同时，中国各地的传统服饰却处于逐渐消亡的状态。所以，保护继承和发扬中国的服饰文化是一件十分迫切而且意义重大的事情，中国服饰文化是极为珍贵的、最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精粹，新形势下国内服装服饰博物馆要加快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充分发挥服装服饰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播的作用，承担起中国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重任。 服装服饰博物馆 博物馆学 服饰文化遗产 保护 传承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渐加快的同时，中国各地的传统服饰却处于逐渐消亡的状态。受现代西方流行文化的影响，传统服饰在人们心目中的关注度越来越低。2005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周秦汉唐文明展”，组织者穿着的汉服几乎没有什么人认识，更有人误认为是日本或韩国的衣服。由于中国衣随人葬的丧俗，一些现存的传统服饰也将随老人的离去而消失。尤为严重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居然也被外国人占了先——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旗袍等民国服饰博物馆居然是在加拿大(阿尔伯特博物馆)。而韩国人正在研究中国的丧服并在中国的民间服装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论文。所以，保护继承和发扬中国的服饰文化是一件十分迫切而且意义重大的事情。 服饰博物馆是服饰文化的标志，它展示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成就。尽管古代中国没有博物馆之说，但是保存和研究文化遗产的史实却是古已有之。周代“天府”与“玉府”、汉代“天禄”与“兰台”的职能即相当于今天的文物保管部门。宋代崇尚古风更盛，且注重鉴定与编撰文物目录，这实际上已经承担了现代博物馆的一部分工作。中国正式提出博物馆概念是在1905年创办于江苏南通的“南通博物苑”中，其考证、鉴定与著录工作早已正常开展。1989年海牙《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有关博物馆的定义为：“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从中可以提炼出三个特点：实物性、开放性和研究性。当今世界的博物馆建设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增加了教育功能，实际上就是“传习”的功能：如2001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在香港举办了《银装盛彩——中国民族服饰展览》，服装服饰博物馆在尊重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保护、展示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中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二是增强了专业性或行业性的小型博物馆。所以越来越多的服装企业开始创办自己的服饰博物馆，甚至有些已经建成并不断的更新，他们立足于复兴中华民族服饰品牌走向国际的重要责任，肩负着把古代文化与现代服饰文化结合的重任。 新形势下的服装服饰博物馆将面临新的发展，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博物馆，无论它收藏的是何种类的物品，都应该清楚全球化对它们的管理方式产生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的服装服饰博物馆应该是世界一流水平的。从软件、硬件、藏品保护 服务以及对外全方位开放等方面来看，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日本国立博物馆、中国上海博物馆都堪称世界一流。我们若要建设一流的博物馆，必须在每个环节都努力缩短与世界先进博物馆的距离，使全球化下的博物馆同国际接轨，以先进文化的姿态走向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先进行列。 以宁波服装博物馆为例，该馆是中国第一家服装专业博物馆，是一个以展示中国服装服饰文化和历史为主题内容的大型服装博物馆。为中国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在现代化的科学展示手段和利用多媒体进行现代化教学方面，在对外宣传、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作用等方面，也应该争取走在前列，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全球化大形势下博物馆的发展需要。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我们要避免国内服装服饰博物馆“养在深闺无人知”的局面，建立网上博物馆。建设一个全面介绍服装博物馆、系统的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国服饰文化以及多媒体展示、网上教学功能和民族文化研究交流的综合性网络平台。其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使博物馆面向世界，也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服饰文化。 用现代化展示手段，将陈列展示与文化传播结合起来，为观众提供更多的文字图像资料，做到资源共享。例如建立多媒体触摸屏演示系统等。这种对于提高展示效率，传播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香港文化博物馆、日本国立博物馆等世界一流博物馆都设置有多媒体触摸屏演示系统，它的建立有利于缩短国内服装博物馆与世界先进服饰博物馆的距离，同时浏览者在展厅里可以查阅更多文字图像资料，获取更多知识。 中国服饰文化是极为珍贵的、最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精粹。新形势下国内服装服饰博物馆要加快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充分发挥服装服饰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播的作用，承担起中国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重任。
中国民歌的分布 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民歌的不同风格色彩，中国民歌大体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风格色彩区。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3. 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5．东北受萨满教影晌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至于每个民歌区的民歌分类。由于民族不同，各自有其传统的分法，不可能划一，只能存异。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处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民歌为代表。蒙古族历来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民歌可分“长调”、“短调”两大类，“长调”民歌主要流行于东部牧区以及阴山以北地区，特点是字少腔长，富有装饰性，音调嘹亮悠扬，节奏自由，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牧歌、思乡曲、赞歌等大多属于长调。闻名的曲目有《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主要流行在西部、南部半农半牧区，其特点是结构短小，节奏规整，不少叙事歌、情歌、婚礼歌都属于“短调”。著名的短调民歌有《森吉德马》、《小黄马》等。草原文化民歌的共性是表现出草原牧民的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情感与性格。此外，在西蒙还有一种“蒙汉调”（蛮汉调），它是蒙、汉两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流的产物。流行于河套一带的“爬山调”也是蒙、汉民族共同喜爱的歌种。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地处新疆，以维吾尔、哈萨克民歌为代表，它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十二木卡姆”闻名于世。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维吾尔民歌在音调方面包括了中国音乐、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它是中国民歌音调多元化来源最突出的一种。有不少民歌是与舞蹈相结合的，具有活泼、风趣的格调。闻名中外的民歌有《阿拉本罕》、《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送我一朵玫瑰花》等。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从事牧业。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词曲固定的民歌（包括牧歌、狩猎歌、情歌、宗教歌等）；（2）即兴填词的民歌（包括山歌、渔歌、谜语歌等）；（3）习俗歌（包括婚礼歌、哭嫁歌、送嫁歌等）。其中以情歌数量最多，大都表现情人离别的痛苦和祝福。哈萨克民歌中有中国音乐和欧洲音乐两种体系。中国音乐体系以宫、羽调式最多。闻名全国的有《玛依拉》、《等我到天明》等。 3．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的部分藏族聚居地区。民歌包括山歌（牧歌）、劳动歌、爱情歌、凤俗歌、颂经调五大类。民歌演唱活动大都与佛教节日有关，民歌中不少是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如“囊玛”、“堆谢”、“果谢”、“锅庄”等歌舞品种。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民歌一般特点为热情、开朗、诚挚、动人，极富高原特色，节奏律动性强。闻名的民歌有《北京的金山上》等。《北京的金山上》原来是一首箭歌（即狩猎歌），最初流传在西藏的东南部林区。如今成了流传全国的新民歌。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带。有二十几个不同民族聚居在这里。该区民歌有着不同层次的古老文化特征，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民歌大多为“诗、歌、舞”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内容复杂多样，同时存在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歌。由于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民歌成了他们记载历史、传播知识以及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特殊的、多层次的文化现象。这一地区代表性民歌是多声部民歌。多数民族都有二声部、三部民歌。民歌的分类有“大歌”、“小歌”。大歌以侗族、布依族、壮族等民族的最闻名，大歌又分男声、女声、童声三种，男声大歌一般节奏性较强，曲调明快。女声大歌节奏较自由，旋律细腻、柔和。小歌除二声部外也有单声部民歌。内容以爱情为主，一般是青年男女在室内用小嗓轻声唱。此外还有古歌，以苗族的古歌历史最悠久。内容叙述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游方的起因等。曲调富于吟诵性，歌唱者多为老人。侗族大歌50年代即闻名全国，其他民歌如《桂花开放贵人来》、《阿细跳月歌》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曲目。 5．东北部受萨满教影响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包括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以鄂伦春族民歌为代表（包括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满族筹），鄂伦春族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不少原始社会的痕迹。这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过去以狩猎为生，每当狩猎满载归来，或者民族节日，都要进行歌舞狂欢。他们的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山歌，（2）歌舞曲，（3）萨满调。山歌又分“长调、“短调”，“长调”高亢刚健，节拍自由；“短调”曲调平稳，节奏规整。歌舞曲大多为一领众和形式。萨满调是为请神、跳神、祭祖、葬礼时唱的歌，曲调吟诵式，多为领和。鄂伦春民歌为五声音阶。以宫调式、羽调式居多。他们最喜爱的民歌有《额呼兰•德呼兰》，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歌。此外《鄂伦春族小唱》在全国也很闻名。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藏、裕固等民族聚居的区域。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不论哪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演唱，而各民族有自己的衬词，中外闻名的曲目有《上去高山望平川》。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汉族民歌区在六个区中属于最大的一个，从寒冷的北方到亚热带的南方，从西北高原、西南高原到东部沿海平原，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虽同属汉语，但各地方言不同。东、西、南、北差异很大，民歌的风格特点也呈现出多种特征。另一方面汉族在北方草原民歌区、西北半农半牧民歌区以及西南高原多民族民歌区都有千万以上的人口，因此，民歌区部分重叠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基于以上情况，汉族民歌区又可以分为十个支区和一个特区。 （l）东北都平原民歌支区；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3）江淮民歌支区；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5）闽、台民歌支区； （6）粤民歌支区；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8）湘民歌支区； （9）赣民歌支区；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11）客家民歌特区。 汉族民歌品种繁多，仅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可以分为十大类：即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田歌、渔歌、茶歌、秧歌（包括灯歌）、风俗歌、儿歌、摇儿歌。 （1）东北部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东北都、苏北北部等黄河下游地带，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基本上是一个沿海平原地带。自古以来黄河下游属于文化比校发达地区。根据风格上的微小差异，该区又可分为两个小区，山东、河北及河北、苏北的一部分为第一小区；辽、吉、黑为第二小区。第二小区实际是第一小区的移民区。所以民歌同属近似风格。全区使用东部北方方言。这里民歌以小调为主，其次是秧歌、号子，山歌极少。代表性民歌有《小白菜》、《画扇面》、《沂蒙山小调》、《小看戏》等等。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西、陕西大都、河南西北部、内蒙河套地区以及甘、青、宁汉族聚居地区。东面以太行山为界与东北部民歌区分开，南北各为阴山以南，秦岭以北，属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过去交通不便，民间音乐较少与外地交流，使用西北都北方方言。民歌以山歌最为突出．包括有“信天游”、“山曲”、“爬山调”以及“花儿”。其次为秧歌、小调。全国闻名的曲目有《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 《刨洋芋》、《绣金匾》等。 （3）江淮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淮河流域的苏北、安徽大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地区、西面以大别山与江汉民歌区为界。该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音乐文化兼融南、北因素，带有过渡性的特征。使用北方方言。民歌以田歌、小调突出，秧歌、山歌次之。闻名的曲目有《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打麦歌》、《彼根芦柴花》等。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江苏南都、上海、以及浙江大部，地处长江下游，是古代的吴、越之地。文化比较发达，人民生活较富裕，历来有江南渔米乡之称。使用方言为吴语。民歌以小调为主，闻名的曲目有《紫竹调》、《无锡景》、《茉莉花》、《哭七七》、《对鸟》等。 （5）闽、台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福建大部、台湾大部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文化的渊源关系，台湾当地汉族一直使用闽南语，此外，两地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戏曲、说唱音乐等。民歌以山歌、耘田诗、小调突出，闻名的曲目有《采茶扑蝶》、《茶童歌》、《天乌乌》等。 （6）粤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珠江流域的广东大都，广酉东南部，以及海南部分地区，北面以南岭为界与赣民歌区相邻。这里地处亚热带，珠江横贯东西，文化与海外交流较早，使用粤方言。过去广大渔民成为该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民歌以渔歌——咸水歌最为突出。闻名的曲目有《落水天》、《春牛调》、《哩哩美》等。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北、河南西南部以及湖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为古代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使用西南方言。古文化比较发达，民间艺术源远流长，至今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地方特色。民歌以田歌最突出，其次是灯歌、小调、风俗歌、山歌。闻名的曲目有《黄四姐》、《洪湖渔歌》等。 （8）湘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南以及广西东北角上的几个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这里也是古代楚地。民尚楚风，地袭楚俗，它与江汉民歌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不过使用的方言不同，本区通用湘语方言。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山歌、田歌。闻名曲目有《马桑村儿打灯台》、《一塘荷花一塘莲》、《上四川》等。 （9）赣民歌支区 该区以江西中、北、东部为基本范围，使用赣语方言。地处古代吴、楚之间，吴楚文化对其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具有长江流域东西部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性质，民歌交融性强。以茶歌最有特色，其次为小调、灯歌。田歌中“打鼓歌”也很突出。闻名的曲目有《杜鹃花开》、《摘茶籽》、《送郎当红军》等。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南以及广西西北部分地区。北以秦岭为界，通用西南方言。代表性民歌是山歌，其次是灯歌。此外川江船夫号子也很有特色。闻名的曲目有《小河淌水》、《赶马调》、《槐花几时开》、《我住贵州贵阳府》等。 （11）客家民歌特区 客家人分布较广，全国有八千余万人口，民欧特区主要指包括广东东北部、福建西南部以及江西东南部三省交界地带。这里客家人比较集中，客家系古代因战乱由北方中原一带来的移民，保留有古老遗风，使用客家方言。民歌主要为山歌，闻名的曲目有《灯红歌》、《风吹竹叶》等。
关于民歌的地域文化特色分析论文
【摘要】
民歌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性格与价值观的象征和标记。辽南民歌（新金民歌、金州民歌）除具有东北民歌火爆、热烈、高亢、刚直的特点，还融合了满族萨满歌舞以及山东民歌因素，体现了鲜明的辽南地域文化特色。
【关键词】
民歌；新金民歌；金州民歌；地域；文化特色
民歌，以人民集体性即兴编创、口头传唱、口口相传、代代传承的民间艺术形式和独特的文化形态，最真实、最深切地表达着民间百姓的感情、意志和愿望，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性格与价值观的象征和标记。作为东北民歌的分支，大连新金民歌除具有东北民歌火爆、热烈、高亢、刚直的特点，还融合了满族萨满歌舞以及山东民歌因素，而体裁类型多样的金州民歌也体现了鲜明的辽南地域文化特色。
一、民歌的基本类型与艺术特征
民歌，即民间歌曲，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集体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经过不断加工、改造、提炼而成的，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带有强烈地方色彩、民族特征。一般来说，传统民歌具有实用性和娱乐性两大功能，并依据不同场合、不同功用、不同表现方式及音乐形式特点，可分为号子、山歌、小调、吟咏调、舞歌、酒歌六大类别。其中号子、山歌、小调是汉族民歌的重要类别。号子用于生产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配合劳动节奏和有节律的肢体运动而歌；山歌用于山野劳作、休闲或交往时而歌；小调用于休闲娱乐、或轻松劳作时而歌；吟咏调用于民间叫卖、哭丧、诗词吟诵、哄孩、哭嫁等活动中；舞歌用于节日喜庆、日常活动仪式中的民间歌舞表演，是一种融舞蹈于一体的歌唱；酒歌，即相聚饮酒时而唱的歌曲，是我国古老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东北汉族民歌的类型与艺术特征
东北民歌是指流传于东北三省的东北小调，分为山歌、萨满调和歌舞曲等。东北汉族民歌主要有劳动号子、山歌、田歌、小调等。东北汉族民歌的歌词是东北人民生活中语言的诗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多使用衬字衬词，常带有一定叙事性，反映了东北人民开朗豪爽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生活情趣，特别是歌词中方言的运用，更突出了东北的地域特征。东北汉族民歌的`调式主要是以小调为主，其音调高亢嘹亮、旋律宽广、节奏欢快、气韵悠长，声音运用上也比较刚直。歌曲开头常使用重复或者同音反复的表现手法，也使用“加花”、“紧缩”等表现手法。代表性曲目如《东北风》、《小拜年》、《摇篮曲》、《回娘家》等。
三、大连新金民歌的艺术特点
大连新金民歌起于新金县（现普兰店），融合了民歌小调、受满族萨满歌舞影响的单鼓音乐、从河北滦州传来的影调戏、当地民间鼓乐和东北“二人转”，以及山东民间文化等因素。新金民歌既有东北民歌火爆、热烈、高亢、刚直的特点，又有山东民歌质朴、醇厚、诙谐、风趣的特点，同时在影调戏的影响下，还具有了细致、曲折、婉转的韵味。新金民歌的体裁种类丰富，主要有小调秧歌类、单鼓音乐类、皮影音乐类、劳动号子类、古曲类、新民歌类。大连新金民歌的调式大多为大调式，且短小精悍，音调高亢、嘹亮；也有一部分为小调式，用来表现诙谐、幽默的情绪。新金民歌一般采用真嗓演唱，多用衬腔、衬词和甩腔，要求吐字清晰、口形美观。在演唱形式上分为独唱、对唱和“一人领、众人和”等。还有一些民歌是唱、说结合，与观众对答互动。新金民歌的伴奏乐器主要有扬琴、三弦、阮、笛子、二胡、板胡、唢呐、打击乐器等。内容主要有唱男女爱情、劳动欢愉、四季风光、家园美好等。代表作品有《卖饺子》、《打纸山》、《梅花开得好》、《猜花》、《四季花儿开》等。
四、金州民歌的艺术特点
金州民歌体裁类型多样，主要有小调、劳动号子、秧歌调、单鼓调及其他杂调等。金州小调曲调流畅，其调式主要为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节奏多为2/4拍和4/4拍，演唱形式主要有独唱、齐唱、对唱等。金州劳动号子也称为海号子，一般为中板速度，曲调铿锵有力，它鲜明地反映了金州渔民的豪放性情。根据分工不同，金州劳动号子主要有捞鱼号子、摇橹号子、拖船号子等类型。金州秧歌调是一种载歌载舞的民间小调，作品如《看娃娃》、《小寡妇观灯》、《盼情人》等，另外还有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叙事性的歌调，如《十八相送》、《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金州单鼓调也是一种歌舞音乐形式，起初主要用于祭祀、跳神等宗教性活动，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娱乐形式。另外，当地艺人结合二人转、金州影调、大鼓书等音调，还发展出一种所谓的杂曲杂调样式。除上述金州秧歌调的曲目外，代表性作品还有《卖扁食》、《关花灯》、《二姑娘拜年》、《小寡妇观灯》、《四季调》等。
总之，辽南民歌既有东北民歌的总体特点，也融入了山东民间文化等元素，其质朴、醇厚、诙谐、风趣、细致、曲折、婉转的韵味，凸显了辽南的地域文化特征。
那么就给你来点民歌的论文资料吧民歌地方色彩辩析 一、何谓地方色彩？ 中国民歌的地方色彩，是民歌风格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涉及中国音乐的基本风格，在音乐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已逐渐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课题。 所谓色彩，乃借用绘画术语，以通感之法，表达对音乐美感特点的整体体验。民歌地方色彩意味特定地区民歌音乐上的独特个性，各地民歌都有不同的个性，构成不同的美感效应，由此形成千差万别的“地方色彩”。 地方色彩的形成与诸文化要素密切相关。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地理悬殊很大，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导致各地在语言、风俗、审美心理和文艺传统上都形成了不同特点，这些文化因素综合作用于各地人民的审美情趣和民歌形式，遂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色彩差异。 民歌色彩的形成由来已古，早在先秦汉魏时期中国民歌就有南音北音东音西音之别，以后更有楚声粤曲吴歌秦音之异。这种现象至今犹存，很象中国的方言文化，各地民歌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方言”，以此展示出其地方色彩。 中国民歌地方色彩之丰之美，为世界各国难与并能，它是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的艺术体现，是民间音乐的重要属性和深受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稍稍懂得音乐的人都不难从听觉上模糊感受到各地民歌的色彩差异，但一般都只能停留于隔岸观花，雾中看月的状态。若欲作细致区分和准确辩认，并能说出一些依据和道理，达到理性的把握，即使身为专业研究的学者们也深感不易。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民歌色彩所由表现的具体形式表徵尚未作比较专门细致的探究，缺乏理性分析的手段和方法。 本文拟围绕这个课题作些初步的理论分析，以期能对民歌的色彩特点既可意会，也可言传，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加深对民间音乐本质的理解。 民歌作为一种以乐音为媒介的艺术形式，我们对它的审美体验，首先经由一些形式要素的综合效应来具体把握。因而，若欲解开地方色彩的奥秘，势必先要条分缕析出民歌色彩的形式表徵。 二、民歌色彩的形式表徵 民歌是音乐与文学的综合艺术，民歌的美感体验和地方色彩主要表现于音乐形式要素的具体特点上，而唱词的特点，通常也可作为辅助性的分析因素。音乐形式方面，主要涉及音阶、结构、音调、音律、旋法等要素的特点，歌词方面，主要涉及方言词汇、衬词和声韵调等要素的特点。以上词曲形式中任一要素的特点，或多个要素特点的综合作用，都可构成民歌色彩的个性及其变迁，这些要素也正是辩析民歌地方色彩的理性依据。下面以两首民歌的分析为例，从中了解民歌地方色彩的具体表现和辩析的基本方法。 1、山西左权民歌《樱桃好吃树难栽》，此歌是体现“北音”色彩的作品，其具体形式表徵为：带变宫的六声音阶，宽羽声韵的音调结构623，对应性质的上下句体结构，旋法含有六度大跳，方言唱词“开”的韵母特点，为e,而不是ai，等等； 2、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此歌为体现南音色彩的作品，具体形式表徵为：五声音阶，四句体结构，窄羽声韵的音调结构612、356，级进为主的旋法，四川特有方言衬词“跑马溜溜的”等的运用。 这两首民歌分别体现了中国北音南音的地方色彩个性，在美感体验上，北歌有悠远高朗之美，南歌为柔和婉转之美，从以上简析中可以见出，南北民歌音乐的审美色彩差异并非玄虚而不捉摸的，它具体清楚地由音阶、结构、音调旋法和方言声韵衬词诸要素特点的综合作用而达成。我们完全有可能从词曲形式要素及其特点的细致分析中对之作出理性的分析和把握。 既论地方色彩，就离不开地理特点和地区范围这些参数。民歌地方色彩总是与特定地区范围相联系的，不同区域范围的民歌，其色彩表现的浓度有所不同，组成色彩的形式参数也有相应的复杂变化。以此而言，民歌色彩具体表现上具有多层性和多样性，需要因地而宜地作出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在这些复杂因素的综合参与中，也仍有一定规律可循。 三、民歌地方色彩的区域性 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古话叫“乡音难改”，民谣有云：“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音”，“锣鼓不出乡，各是各的腔”等说法。可见甚至在不同乡镇之间，其方言和民歌也有不同色彩，这固是很极端的例子，但也表明民歌色彩是与地区结合而体现的，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为了说明的方便，本文只拟从大范围方面作些理论分析和探讨。根据地理面积的不同，民歌色彩可相应划分为多个层次的色彩区来加以体认。一般规律是，区域面积越大，民歌的个性色彩越鲜明，差异也越彰显；反之，则个性色彩越模糊，差异越细微。故地区面积与色彩浓度成反比例关系。相应的，在辩析不同区域民歌色彩时，所运用的分析参数会有变化。基本原则是，色彩区面积与分析参数呈反比关系，即色彩区面积越大，民歌色彩越彰显，分析中所用的形式参素就越少，分析方法越粗略；反之，分析参数增多、细化。 比如，从宏观层次看中国南北民歌的色彩，就只须考虑音阶、结构、音调三因素特点即可清楚辩认。北歌多为六声或七声音阶，结构为较规范的上下句体，音调多用大、宽音韵（135、512）。而从中观层面看南北方内部各省区之间的差异，则由于都用同样的音阶、音调和结构，就需要添加更多更细的形式参数如旋法、润腔等来作更深一层次的划分，才能找出其间的色彩差异。如此等等。 下面结合民歌色彩区的具体实例来体认其具体的形式表现要素，提出一些初步分析的技术和方法。 （一） 南北中的色彩差异（宏观层面） 从宏观层次看，中国民歌可划分为北方南方和中部三大色彩区域，各区色彩有很明显的差异，并具体体现于一些形式要素的综合作用上。 曲例3陕北信天游《三十里铺》是北音色彩的典型曲调，其形式特点为：对应性的三上一下四句体（二句体的变体），带FA偏音的六声音阶，宽宫声韵结构512，旋法多用五度跳进。歌词“我”的方言读音为E，曲情苍凉凄凉。 同样是体现北音色彩的信天游《红军哥哥回来了》一曲，其形态表徵与《三十里铺》雷同：上下句体，带FA、SI两个偏音的七声音阶，宽商声韵623，多跳进，旋法多用七度大跳。方言词汇有“鸡娃子，狗娃子”等；“了、来、咬”等字具有方言声韵的发音特点，如“咬”字读为“NIO”，“来”为“LE”。曲情开阔慷慨。等等。 再随手拈来一些南音民歌作品，其风格韵味和形式表徵就截然不同了。如江南小调《无锡景》为典型的南音色彩。其形式要素特点为：五声音阶，窄徵声韵561、653和小声韵123的综合运用。级进为主的旋法，连续发展、渐层下移的四句体结构，旋律修饰细腻华丽，曲风柔宛妩媚。 同样是江南小调的《码头调》，其色彩美感及形态特点略同上曲，兹不赘述。 到了南北中介地带的荆楚湖北，民歌色彩又另有一番意趣。湖北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地带，其文化和音乐均有不南不北，亦南亦北的中性色调，由此形成其独特的个性。千里江汉平原潜江县的打麦歌《崔冬崔》，即是典型的中音色彩曲例，全曲以大宫声韵135三音腔及其各种转位、换序形态行腔，曲风明朗活泼，刚柔兼容。湖北宜昌山歌〈上茶山〉，亦具中音色彩，旋律音调与上曲大同小异，更添一股清新的山野风韵。 （二） 南方不同省区的色彩差异（中观层面） 中国南北民歌色彩的差异是明显的，那么，南方内部或北方内部各省区间的民歌，还有无色彩差异呢？当然也有，作为民歌色彩的亚层次体现，各地民歌色彩差异虽稍趋淡弱一些，但其间仍有理脉清晰可辩。现以四川云南两省为例作一简析。 两省地理紧邻，音乐文化共性颇多，民歌都具南音的最基本特点如五声音阶，以羽小声韵613为核心音调，四句体的典型结构等等。但两省民歌因具体旋法的偏爱不同，又形成了色彩差异。四川民歌多用曲折跳进式旋法，故带有几分泼辣情调，如流行全国的四川宜宾农村小调《绣荷包》，采用小羽声韵的换序曲折旋法631，乐汇多随方言语调走势成腔，如“缎子”等。方言衬词“衣儿牙儿哟、猪儿嘎、金刚梭罗妹”的大量运用，更加强了四川的地方色彩。而云南民歌则偏爱下行音阶式级进旋法，更显旖旎柔宛的风采。再加上其它音乐形式和歌词方言的特点，其色彩差异仍清晰可辩。如《放马山歌》，采用典型的羽小声韵下行音阶式旋法，3216，其在乐句尾固定地不断出现，给人强烈的印象。 （三） 省区内部的色彩差异（微观层面）。 民歌地方色彩不仅体现于中国南北的不同省区，即使在同一省区内，也会因地理、方言声调及传统审美习惯的不同，而有微妙的色彩差异。兹以湖北省为例分析说明之。如果我们周游湖北各地，聆听当地的音乐，就可感到其色彩丰富，或具南方韵味，或带北方风味，或有西南巴蜀色彩，或染下江东吴音韵，境物变迁，音乐亦异其趣。真是五光十色，绚丽缤纷。据湖北民歌专家杨匡民教授研究，湖北民歌可划分为五个色彩区： 1．【鄂东南色彩区】今咸宁地区，以窄声韵音调[SOL LA DO]、[LA DO RE]分布最多，旋法常作小六度、纯四度的跳进。2．[鄂东北]：今黄岗与孝感两地区，多为低丘陵，有江南风景之致。受江南文化影响较多，音乐风格偏于婉转优美。音调以“宽徵”声韵的[SOL LA RE]为主。其与鄂东南只有一江之隔，但民歌的音调与旋法，却有明显的区别色彩。3．【鄂中南】：今荆州地区，号称千里江汉平原，富饶的鱼米之乡。地理上北近襄阳，南近洞庭湖。音调以“大宫声韵”为主。声腔华丽优美。4．【鄂西南】今宜昌与恩施两地区。全区山峦重叠，峡谷纵横，地势险要，交通不便，语言很统一，属西南官话区，与川东方言无异。音调“窄羽”声韵[LA DO RE]的旋律为典型样式。5．【鄂西北】今襄阳和郧阳两地区，地处我国南北交汇线略偏南，自然风貌兼有南北景色，当地人的生活与风习也兼有南北特点，音乐风格在兼容并包基础上略偏重于中原北方的风味，古人称当地人“多秦音、好楚歌”。民歌旋法强调四度跳进，曲风较活泼开朗，有北音风味。 湖北五个地区都流行一首《十绣荷包》小调，各地的唱词都一样，但因地方文化不同的影响，旋律形态如调式，旋法音调等都相应形成了不同样式 ，体现了五区的地方色彩，真是五音杂处，色彩缤纷。 民歌地方色彩是很复杂的音乐现象和论域，更深入的研究将涉及到音乐和文化的多方面因素，本文的初步探讨，若能加深人们对民歌特质的理解，引发更精之研究，则幸甚。 谢谢采纳！！
一、历史 1、上古时已有吴姓。一是舜的后代有封在虞的，因"虞"与"吴"音相近，故舜后有吴姓。一是颛顼帝时有吴权，其后亦有吴氏。一是少康帝时有神箭手吴贺，其后有吴姓。 2、出自姬姓，以国为氏，是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商时，黄帝的12世孙古公亶父（周太王）建立了周部落。太王有三子，其中小儿子季历颇有才干，生子姬昌，姬昌出世时，有圣瑞出现，所以太王就属意姬昌接位。太王的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仲雍知道了父王的意思是先传位给季历，再传位给姬昌，就决定自动让贤，便一起南下荆蛮（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太伯和仲雍给当时比较落后的江南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被当地土著推举为君长，号称句吴。太伯死后，由仲雍继位。周武王（姬昌为文王，其子姬发为武王）灭商后，仲雍的3世孙周章为诸侯，国号改称吴，并追封太伯为吴伯。至仲雍的第19世孙寿梦称王，建都今江苏吴县。寿梦的第四子季扎本该继承王位，但他避而不受，逃到延陵以耕田为生。此后吴王寿梦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政治上发展，出现了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等著名国君；另一支则是季扎及其后裔独立发展，人丁繁衍众多，构成了当今吴姓的绝大部分。吴国被越国所灭后，其子孙便以国为氏，称吴氏。 二吴姓是当今中国大陆第九大姓，在百家姓中排行第六。根据户籍管理部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NCIIS），吴姓也是第十大姓。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吴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
吴姓来源：出自虞氏有虞氏。
有关资料记载，仲雍后代周文王时被封于虞国（今山西平陆北），公共前658年被晋所灭，其后子孙有以国为氏，姓虞。另相传远古时有部落，名有虞氏，舜乃其领袖，桃姓，居于蒲阪（金山西省永济县西蒲州镇）。文中虞、吴字相通，其后亦有姓昊的，为山西吴氏。
“吴”姓的历史名人：吴道子，又称吴道元字道子，唐代著名画家，画史尊称画圣。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擅佛道、神鬼、人物、山水、鸟兽、楼阁等，尤精于佛道、人物，长于壁画创作，更是一个闻名中外的大艺术家。
吴姓研究介绍
上古时期已有吴姓。一是舜的后代有封在虞的，一是颛顼帝时有吴权，其后亦有吴氏。一是少康帝时有神箭手吴贺，其后有吴姓。历史上，“吴”姓名人辈出。有俨峻拒之瑾怒的吴俨、侍孝宗东宫，秩满进石谕德的吴宽、宣德五年的吴宁、成化十七年进士的吴一贯。
吴姓也是第十大姓。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栎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吴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排行第六。而这个姓氏在如今的时代里也不多见了，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的姓氏也有不少消散掉了。
一、历史1、上古时已有吴姓。一是舜的后代有封在虞的，因"虞"与"吴"音相近，故舜后有吴姓。一是颛顼帝时有吴权，其后亦有吴氏。一是少康帝时有神箭手吴贺，其后有吴姓。2、出自姬姓，以国为氏，是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商时，黄帝的12世孙古公亶父（周太王）建立了周部落。太王有三子，其中小儿子季历颇有才干，生子姬昌，姬昌出世时，有圣瑞出现，所以太王就属意姬昌接位。太王的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仲雍知道了父王的意思是先传位给季历，再传位给姬昌，就决定自动让贤，便一起南下荆蛮（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太伯和仲雍给当时比较落后的江南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被当地土著推举为君长，号称句吴。太伯死后，由仲雍继位。周武王（姬昌为文王，其子姬发为武王）灭商后，仲雍的3世孙周章为诸侯，国号改称吴，并追封太伯为吴伯。至仲雍的第19世孙寿梦称王，建都今江苏吴县。寿梦的第四子季扎本该继承王位，但他避而不受，逃到延陵以耕田为生。此后吴王寿梦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政治上发展，出现了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等著名国君；另一支则是季扎及其后裔独立发展，人丁繁衍众多，构成了当今吴姓的绝大部分。吴国被越国所灭后，其子孙便以国为氏，称吴氏。二吴姓是当今中国大陆第九大姓，在百家姓中排行第六。根据户籍管理部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NCIIS），吴姓也是第十大姓。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吴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
三千多年前，陕西岐山一带，有一周族部落，首领被称为周太王。周太王生有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昌，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泰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封泰伯第三世孙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春秋时期，吴国被越国所灭，其王族支庶子孙不忘亡国之恨，便以国名“吴”为姓，泰伯也就成为了吴姓的得姓始祖。 源出处 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我国乐曲的发明者。 那个因为勇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 吴氏族 吴权属于远古的吴氏族，《路史》已说得明确，其实，吴权不但是人名，它还极可能又是氏族名。正因为这样，有的书又说吴权是颛顼时的人，传说各异，无须深究。陈明远《中国姓氏人全》说：吴权的后裔以吴为氏，成为吴姓的一支。 中华民族以黄帝作为共同的始祖之神，《路史·国名纪》的记载：黄帝的母亲，是古代吴人的一位女姓成员，名叫吴枢。 到颛顼帝时，又有个叫吴回的，他和其兄重黎先后担任火官——祝融。吴回成为南方祝融部落的首领后，吴氏族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分离成八个氏族，昆吾氏就是其中之一。 夏代少康时有个人叫吴贺，他以善射著称，曾和当时的神箭手后羿比射，《帝王世系》载有其事。《中国姓氏大全》说：“传说中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有吴氏”。吴贺见于《帝王世纪》，他曾与羿比射。其实，吴贺就是古代吴人中的一员。吴人所建立的氏族政权即吴，它在夏商时代一直存在。《路史·国名纪》就说：“(商)纣时亦有吴伯。” 远古初祖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吴姓历史上记述的远古初祖，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相传黄帝娶了四位贤淑的妻子，生了25个儿子，其中得姓者14子，其后分14支部族。 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室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颤-页）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周原可谓周人居住的祖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多种庄稼生长，古公亶父一改周人沾染上的戎狄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建立城市和村庄，让族众过定居的生活，并在周人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官职，建立了近似国家职能的行政管理制度。周人、周族的称呼就是因为古公宣父及其部落定居周原而来。 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首领，他发扬光大了周人数代奋斗的事业，为周人取代商建立周王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世周文王称其为太王，《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则把其作为一位仁君加以颂扬。在吴姓的一些家谱中，尊古公室父为上古最近先祖。周人自古公室父始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我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太任生昌时曾出现吉祥的征兆，昌自小天资过人、品德高尚，深受祖父的喜爱。古公亶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按照周人的社会传统，古公宣父去世后，应有长子太伯继承王位，如太伯早死，接位者应是仲雍，季历排行第三，不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昌作为季历之子更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古公亶父生病了，太伯和仲雍借口外出为父亲采药，离开了周原。史书记述，兄弟俩从陕西岐山一带出发，来到荆蛮吴越地区(今天的江浙一带)，吴越地区居住着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和中原风俗迥异。兄弟俩入乡随俗，纹身断发，在周人看来这哥俩已成为蛮人、残人，再无资格继承王位。 太伯、仲雍奔吴后，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后传位给文王昌。周文王昌不负祖父古公亶父的厚望，为灭商振兴周族苦心经营，他生前虽未能灭商，但三分天下，周据其二。其子武王发继位后，向商王朝大举进攻，四年后，一举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最终完成了复兴周族的大任。周初，太伯、仲雍受到周王朝表彰，其后裔受封于吴，建立起强大的吴国，后世吴姓子孙则多把太伯、仲雍尊为得姓始祖。 按照古史的记述，太伯、仲雍所到达的荆蛮地区，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一带。太伯、仲雍一支就是古书记载的痰阳诸姬 (古代居住在汉水北岸的周人的分支)的一支，他们与楚国为邻，楚国是为五帝之一的颛糠帝后裔所建。楚国强大起来以后，汉阳诸姬受到来自楚人的威胁，被迫迁徙，其中太伯、仲雍一支，东迁到江苏吴地，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二，吴，在蛮夷。”武王克商后，分封太伯、仲雍后裔，其中的一支又分封到太伯、仲雍始迁之地虞，即山西虞地，另一支留封于当时尚未开发的东南之地吴。不管后世对其迁徙过程有多少种解释，但姬姓周人太伯、仲雍一支最后到达了江苏古吴地是没有争议的。吴氏族脉出自虞氏或有虞氏 据有关资料记载，相传仲雍的后代，周文工时曾被封于虞国(今山西平陆县北)，公元前658年被晋所灭，其后子孙有以国为氏，姓虞。另相传远古时有部落，名有虞氏，舜乃其领袖，姚姓，居于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金文中虞、吴字相通，其后亦有姓吴的，为山西吴氏。 舜的三位夫人，嫡妃娥皇无子，二妻女英生了一位公子叫商均，三夫人登比氏生了两女八子，但子女都为不肖子孙。只有商均能继承父业。舜去世后，中原形势发生巨大变故，夏禹夺取了有虞氏的部落首领职位，建立起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夏王朝。禹分封舜的嫡长子商均到有虞氏地区，继续当有虞氏的首领。有虞氏成为夏代的一个小方国，当时已从陕西东迁到今河南省虞城县北，国号“虞”。在夏初虞国有虞思，曾帮助亡国的少康，并将两个美丽贤淑的女儿嫁给少康为妻，终于帮少康复兴了夏朝。商代以后，虞国衰落中绝。大约自商均开始，舜的嫡传子孙以虞、吴为氏。《元和姓纂》说：“舜有天下号曰虞，子商均因以为氏。”上古虞字写作“吴”，只是到战国时期，虞、吴开始区别。 少数民族吴氏 元、明、清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的政权，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深。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化而采用汉姓。 苗族吴姓 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吴姓，以苗族最多，最突出。苗族吴姓主要分布在湖南和贵州苗族地区，他们大部分是由苗民改用、借用汉字姓，而成为吴姓的，也有一部分是汉族姬姓吴氏融合、同化于苗族中而形成的苗民吴氏。 苗族吴氏，至迟在元代即已存在，如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一1368年)湖南靖州苗民起义首领，就是吴姓族人，名叫吴天保。明代苗族吴姓中还孕育出了著名的理学大师、王阳明的得意门生吴鹤。 苗族原本无姓氏，受汉文化的影响许多苗民借用汉族姓“吴”氏。清前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又有大批苗民借用汉字姓“吴”氏来作为自身姓氏，进行苗籍户口登记。在今日湘西苗族中，有“吴、龙、廖、石、麻”五大姓，而吴姓最多，排在首位。 湖南的苗族吴姓，广泛地分布在今湖南西部，西南部的湘西自治州、怀化地区和邵阳城步县等苗族分布区。据民国时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记载，乾城(今吉首市)的苗族吴姓，主要集中在坪垅、犁口嘴、三岔坪、地岭波等地。凤凰县的苗族吴姓，则以阿拉营、鸭堡寨、（木暴）木营、沙坪一带最多。永绥(今湖南花垣)的苗族吴姓，自吴姓祖公禄祖率其子孙居住于吉峒乡瓦水、窝必、铅藏乡的铅藏一带，子孙再逐渐迁徙到各地。因此，永绥以吴、龙、石、麻四姓为多，而又以吴姓人数最多。在吉首的新坪乡，1200多户人家中，吴姓近1000家，方圆数十里内都是一姓，且为同一吴姓血缘家族。与新坪乡毗连的新民乡和凤凰第九乡，也以吴姓人数最多，几乎占70、80%。所以湘西大姓，以吴姓冠首。 湘西苗族的吴姓，历史上又分出一支改从伍姓。在湘西苗族中，吴、伍虽不同姓但却同宗，所以两姓不能通婚。 据《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民族志》(91年征求意见稿)和部分族谱记载，今靖州的苗族吴姓都是从江西吉安府太和县直接或经贵州等地转迁来的。如靖州三锹乡冈冲村苗族吴氏家族，是从江西太和县魏司巷，中经贵州天柱远口，再于明朝中叶迁入靖州的，至今已传30代，繁衍成600人的一个家族，大堡子乡同乐村苗族吴氏家族，明朝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从贵州天柱县远口迁来，至今已传23代，发展至510人；藕团乡新寨村苗族吴氏家族，也来自远口，至今已传20代，发展至400人；新厂乡燕团村苗族吴氏，明代自远口迁来，至今已传20代，有480人；平茶乡地祥村苗族吴氏，清代自贵州锦屏新化乡印寨再经江边迁来，至今已传10代，发展至371人。 湖南苗族吴氏分为禾孝(ghaob xot)与禾弄(ghao nhlongb)两系。 在贵州苗族地区，吴姓也是七大姓之一。黔西北苗族汉字姓吴氏，是由苗族“孟恩路”家族中的一部分借用汉字姓而形成。只如贵州台江县方召“各务收”(即务收公)家族，在清朝末年领导苗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强迫户口登记，将“务收”家族的“务”译成“吴”，其后裔于是变成了苗族吴氏。这些苗族吴氏，与汉族姬姓吴氏无任何血缘联系，就是苗族中不同地方的吴，有的也同姓不同宗，互相之间无内在的血缘关系。 苗族吴姓，在历史上产生了大批优秀子孙，为中国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因此，我们的吴姓史自然不能忽略这特殊的一支。各民族中，异彩纷呈的吴姓宗族。 蒙古族 在纯粹的蒙古族七大姓中，吴姓居其一。相传远古时代蒙古有七大部落，其中一个部落的酋长名叫吴兰苏和，他的后裔就以他的汉译名“吴兰苏和”中的第一个字为姓，这就形成了今日蒙古族中的“吴姓”，它与姬姓吴氏无关。蒙古人又有改为汉姓吴氏的。《续通志·氏族略》记载：明王朝政府曾赐给许多蒙古人吴姓，如赐“巴图特穆尔曰吴允诚，子额特特穆尔曰吴克思，玛噜曰吴成谔，勒哲特穆尔日吴良布，敦日吴守义，济兰曰吴克诚，多罗曰吴存敬，玛噜曰吴管”。 满族 今日满族的前身女真族也有改姓汉字吴姓的。《滕县志·人物》中《吴升传》记载：“吴升，其先本女真吾古论氏，世居临洮，乃以吾作吴，因姓吴。曾太父吴珍，仕金为滕阳军判，遂为滕人。”则女真人改姓汉字姓吴氏，最迟在宋代已经开始了。 鄂伦春族 鄂伦春族中有吴姓，他们是由鄂伦春族中的“吴查尔坎”氏的汉译简化而成，与汉族吴氏没有丝毫关系。 赫哲族 赫哲族人中也有吴姓，他们也是由赫哲族姓氏的读音转译而成。赫哲族吴姓到现代产生了杰出的作家吴白丰，他就是优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编著。 回族吴氏 据《信阳民族志》记载：河南信阳回族中有一支吴氏宗族。回族吴氏应为姬姓吴氏被同化形成。又如回族人吴钟，清初武术家，河北沧州孟村县人。 哈尼族吴氏 据《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一书记载，哈尼族中有吴氏，自明初洪武年间(14世纪下半期)吴蚌颇而宗族始盛。吴蚌颇居云南临安府左能山下，因率哈尼族众开辟左能山有功，明太祖朱元璋授予他左能寨长官司土副长官之职，世领其所垦土地，准其世袭。从此，哈尼族吴氏蚌颇一支，就世袭为左能寨土司副长官。吴蚌颇传猎豆，猎豆传龙胜，龙胜传安，安传上登，数世皆杰骜不听道府铃束，后除职。清朝初年平定云南，吴蚌颇的第11代孙吴应科率本宗族投诚，清王朝因授给他土舍之官。吴应科传顺，顺传世臣，世臣传弟世标，世标传子吴义，义传廷辅，廷辅之子吴俟，嘉庆三年袭职。至民国时，左能土司仍为哈尼族吴蚌颇家族后人吴忠臣世袭。 此外，其他少数民族如侗族、壮族、白族等，都有吴姓。又据《皇朝通志·氏族略》记载，在满州旗分内的高丽人中有吴姓。民国《奉天通志》也记载有吴那海，是高丽吴氏，归旗，居海州地方。朝鲜族吴姓许多是汉族姬姓吴氏融合到高丽族后形成的。 满族和锡伯族 有吴姓，是由他们各自民族中的“吴扎拉”姓改从吴姓的。 除苗族外，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有吴姓，他们大多属于少数民族改用、借用汉姓“吴”而成，与姬姓吴氏没有丝毫血缘联系。但也有少数例外，如越(粤)族中的吴姓，就是吴国灭亡后，吴姓子孙南下逃难到越人中，久之便融合，同化为越人，汉武帝时有越人吴阳，封外石侯。迁徙分布秦汉以前的迁徙 古代的吴国，位置是在现今江苏省无锡县一带，此地也是吴姓发源地。周初，是泰伯的封地。至十九世孙寿梦的时候开始称王，国势也日益强大，国境一直延伸到今浙江省的嘉湖一带。与此同时，吴姓首先向北临近的齐、鲁之间迅速迁徙繁衍。这一带的吴姓，多为寿梦第四子季札之后。其后迁入河南、安徽等省境。 吴姓子孙在亡国之前，有过一些零星的外迁活动。如与邻国争霸时，有少数吴姓子孙在战争中被俘，被迫流亡他国，远离家园。公元前537年，吴楚交战，厥由(吴王寿梦的第5子，季札之弟)受命前往敌营犒劳楚师，侦察敌情。一至楚营，便被抓住。楚人本拟杀他祭鼓，厥由大义凛然，严辞斥敌，使楚人折服，结果不辱使命。楚国撤兵，但厥由也被带回楚国。此后，他流亡楚国，娶妻生子。后代以名为姓，形成吴姓的分支——厥由氏。又如夫差的儿子吴姑蔑，在与越人作战中被俘；吴亡前数年，夫差的太子吴友和王孙弥庸也一同被俘，流落到越国。 秦汉时期迁徙 吴芮属吴征生这一支，父亲自楚迁居庐山。秦朝时，吴芮以才能出众，当上了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县令。他为政深得民心，百姓尊为“番君”。秦末农民起义。吴芮纵观天下大势，知秦必亡，遂率领当地越人起兵响应。后转战西北，与项羽等入关破秦，立下汗马功劳，项羽封他做衡山王。汉朝一统天下，分封功臣，吴芮被封为长沙王，建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食邑3千户。自此，吴姓宗族中吴芮一支又自江西迁到湖南。可惜命不长，吴芮做长沙王还不到一年，就于当年6月过早地去世，葬在临湘，谥号为“文王”(传见班固《后汉书》卷三十四)。 。《广东通志》说，吴霸后裔兴旺，五岭以南，特别是广东一带的吴氏大部分是吴霸的后代。 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至隋唐的七百余年间，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入侵中原，致使北方战争频繁，南方则相对安定。因而北方士民大量南迁，吴氏宗族也在南迁之列。据唐林宝撰写的《元和姓纂》记载，这期间的吴氏大族主要分布在吴郡、武昌、濮阳、渤海、陈留等地，并呈南兴北衰之势。 自吴允承回迁吴郡奉祀先祖吴太伯三代之后，历史进入了三国时期，吴氏家族成为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治的国戚，孙策、孙权兄弟的母亲吴国太便出自吴郡吴氏。 吴元三次子吴彪一支也迁回江苏无锡——古吴国旧地，主持吴姓始祖吴太伯庙祀，成为无锡吴氏主宗。无锡吴氏后来又分衍出六合、高邮、晋陵、邗里、新塘等众多的吴姓分支。 隋唐时期 吴姓在我国南北方都得到巨大的发展，并逐渐在许多地方形成当地一大郡望。其中南阳吴氏，为汉初长沙王后裔吴复兴所开基，其后子孙繁衍各地，形成许多吴氏望族分支。但就其繁衍的势力和分布的密集程度而言，在魏晋以后，吴氏北上繁衍明显的缓和了许多，基本上是以我国南方一带为其繁衍的地区，这是与北方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吴氏子孙在江南分支开基的地方主要有今浙江的杭州、杭井、奉化、温州、临海、平阳、临安；江西的兴国、石杭；福建的莆田、福州、漳州、泉州、汀州；广东的潮州、嘉应州、南雄；广西的梧州、南思等地。其开基大都在秦汉以后，其中浙江、江西等地在隋唐之前；福建、广东等地在唐以后。 另据史料记载，入闽始祖祭公字孝先，为泰伯六十二世孙，原居河南光州固始，唐时随王审知入闽平黄巢起义，堂族六人分居福州、泉州之间，称吴氏六祖，支分漳州及泉州。入粤始祖吉甫公，为宣公与世孙，宣公原居四川后迁江西南丰，后因战乱迁至福建汀州宁化县 总之，吴氏虽遍及全国，但繁衍发展中心为江南一带。 据《海盐吴氏宗谱》(光绪22年版)记载，廷尉吴公晚年定居石门语溪洲钱(今浙江桐乡县西石门)，故居至清末尚存。谱称语溪洲钱吴氏，家族非常兴荣。大约在宋代中期，吴氏子孙，恃贵犯法，给语溪洲钱吴氏带来厄运。谱称因为这次犯事，至使语溪吴氏家族“家被籍，丁口窜毙殆尽”，仅有一胤，侥幸逃过于这场劫难。 大难后幸存的一胤生了三个儿子，后来分居三处：长子吴德昭，留居石门洲钱祖居；次子吴德彰，赘居德清(今浙江省德清县)勾垒；三子吴德辉，赘居海宁县治前。留居语溪氏，后又分出三派：一派为吴绳翁后裔，分居马头村；一派分居海盐；一派分居石硅村，为吴申孙的后裔。 海盐吴氏一派，以吴馨为一世始祖。据《海盐吴氏宗谱》记载：海盐吴氏一世祖吴馨，字世芳，明末处士，世代居住在石门语溪洲钱。吴馨生子吴贤济，字北皋，排行第四。吴贤济是石门县的岁贡生，即秀才，当明朝末年，为避兵灾战乱，他将家室迁居海盐冈图画桥，成为海盐吴氏的始迁祖。 吴贤济迁居海盐画桥后，娶妻李氏，生育两子：长子吴相，次子吴宰。这两个儿子，以后又分为海盐吴氏的两个支派：吴相一支为海盐吴氏东支，吴宰一支为西支。海盐吴氏东西两支，后裔人丁兴旺，以书香传家。 陈留吴氏，属季札一支的后裔。传到吴恢这一代，家族始兴。吴恢官任南海郡(今广东广州市)太守，是二千石的大官。吴佑是吴恢的小儿子，自幼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稍大便颇有主见卓识。12岁时，吴佑随父亲到广州。当时，吴恢准备制作大批竹简用来写经书，吴佑劝阻说：“此书写成，势必动用车辆搬运回中原。别人不知内情，还会以为你在广州搜刮了大批珍奇异物。大凡易引起嫌疑的事，君子都极为慎重。”吴恢听后，感慨地说：“吴姓宗族，真是世代不乏优秀的‘季子’呀!” 父亲去世后，吴佑回到长垣县牧养读书，自得其乐。后举孝廉，又以品性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升任胶东侯相(胶东侯国在今山东平度县)。任职 9年，为政宽仁，深得人心。 后又改任齐侯国相(今山东淄博市)，因刚直不阿，得罪大将军梁冀，被降为河间侯相(河间侯国在今河北河间、献县一带)。不久，辞官回乡，以教授经书为业，成为当时著名学者。活到98岁时，寿终正寝，葬在长垣。 吴佑生了两子：长子吴凤，少子吴恺。吴凤，字君雅，官任汉乐浪郡(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太守。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到达今朝鲜国的吴姓成员。吴凤生的一个儿子吴冯，字子高，官任鲷阳侯国(今安徽临泉县鲷城)相。吴凤的弟弟吴恺，任新息(今河南息县)令。 陈留吴氏吴恢祖孙4代为官，知名于当时。吴佑后代繁衍发达，因而陈留一地，成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吴姓的一大郡望。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吴姓已遍布全国。上代的一些吴姓大宗仍保持兴盛局面，季扎次子吴征生一支在两宋产生了科举官宦世家吴相家族，濮阳吴氏的一支经辗转迁徙后形成根深叶茂的汝南——太原吴氏，渤海吴氏成员南迁江南后落地生根，在两宋时期形成江南第一望族吴宣家族。沉寂上千年之久的吴姓正宗季扎四子吴子玉一支延陵吴氏开始复兴。隐姓达千余年的季扎长房后裔洞庭濮氏于南宋初年复姓归宗。这一时期，由于民族关系问题的存在，宋金长期对峙，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吴氏军事世家甘肃水洛吴玠、吴磷家族。以上吴姓望族都很重视世系传承，其历史渊源十分清晰。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吴姓的分布更为广泛，自上古保持世系传承不乱，代有显贵的世家大族几乎绝迹。这时期吴姓望族大都由唐宋时期的单家发展而来，并从地区分布上呈同姓异宗交叉分布，吴姓的迁徙多是由于战乱、灾荒、析居、任官、政府组织移民等诸多原因引起的。例如，明清时期的江西南昌吴氏虽号称诸樊、夫差后裔，但其先祖却是来自安徽歙县的流民，定居南昌后，繁衍成当地大族。江西德兴建节的吴氏则是唐末为避黄巢兵乱而迁来的。江西戈阳吴氏在五代战乱时，从金陵(今南京)迁来的。湖南益吴氏主要有三支，九都冲吴氏其先祖吴世春、吴永鉴叔侄二人自江西清江来湖南益阳经商，从而定居益阳，后裔繁衍成益阳九都冲吴氏。泉峰吴氏，其先祖在元初游学湖南，而定居益阳，后世繁衍成益阳泉峰吴氏。夹流溪吴氏则是明初从江苏、江阴县迁居湖南益阳夹流溪，据其家谱记载，到清乾隆时，这支吴氏已传了13代。 近现代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最显赫的吴姓人物当属吴佩孚。吴佩孚属登州吴氏。据说吴佩孚曾考证他是延陵吴季扎的裔孙，吴姓开氏始祖吴太伯的第12l代嫡孙。 据《吴氏家谱》记载，登州吴氏来源于泰州吴氏，而泰州吴氏又源于浙江吴田吴氏。吴田吴氏是明代浙江山阴吴氏吴溶、吴渊、吴溥的后裔。据《山阴州山吴氏族谱》记载，这支吴氏的家谱因上世家中失火被烧掉，因而吴田吴氏可确认的始祖为吴回。在历史上，吴田吴氏迁居泰州(今江苏泰州有两支，一支是吴田吴氏第十四世裔孙吴潮先迁泰州而成泰州吴氏始祖，另一支是吴田吴氏五世裔孙吴承护下传12代裔孙吴万四，也自吴田迁至泰州东的安丰。随着泰州吴氏人丁的增多，又有吴潮裔孙吴僧儿吴佩十七世祖自泰州北迁山东蓬莱(古属登州)，其后裔形成登州吴氏。登州吴氏虽然家族不甚显贵，但人丁倒还兴旺。登州吴氏自吴僧儿下传十六世孙吴可诚时，这支吴氏已没落无闻。 迁居台湾 吴姓的发源地江苏南部距离台湾较近，因此吴姓人迁居台湾的历史较早。早在吴国灭亡之时，吴姓子孙有一部分逃亡海上，其中一些人有可能迁到了台湾，然而见于历史记载的却是在元代。 明清以来自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吴氏迁居台湾的逐渐增多。在台湾的历次统计中，吴姓长期稳坐第七把交椅，这与南明永历年间郑成功渡海收复台湾，从潮州沿海，尤其是饶平、南澳、澄海各县收了不少昊姓士兵有关。在台湾历史人物中，吴姓人占有相当比重，如被称为“阿里山之神”的吴凤，宜兰的开拓者吴沙，抗倭名将吴彭年和吴汤兴，抗日民族英雄吴海水，著名作家吴浊流等都是近现代史上来台的著名吴氏子孙。
我是苗族的，不晓得如何写，不过可以提供些建议：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毁坏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同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总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苗族而言，我们有我们独特的文化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惯常法的民族，也是第一个冶炼青铜的民族。现代苗族文化是多元而开放的,著名的苗族艺术有苗族芦笙舞，湘西苗鼓，湘西苗剧，苗族凳子舞，巴乌，苗琴，苗绣苗服，苗族蜡染等，苗族祖先古代发明了苗族历法-苗历。主要的苗族节日有：三月三，花山节（踩花山），六月六，苗年等。苗族因支系和地域分布的不同也可导致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苗族而言，主要以稻米和玉米为主粮，过年有年糕，近似日本年糕的做法。苗族根据历史，有“盘瓠崇拜”，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有盘瓠崇拜，（《清史稿》：古西南夷多盘瓠遗种，曰僮，曰苗，曰瑶。。。。。。苗蛮尤多。），所以原则上苗族行医行药者不吃五爪动物。过年的时候，全家必须让自己的狗先吃（盘瓠：犬图腾），打苗人的狗视为对主人不敬。而苗族历史根据传说是这样的：苗族发源于上古九黎部落，其首领为蚩尤（苗文：Yeuf Chik)，，蚩尤即为苗人共祖。蚩尤和炎黄部落发生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炎黄部落九战九败，遂造指南车，乘大雾弥漫进攻蚩尤，蚩尤战败，传说蚩尤死后化为枫树，故有地方苗族自称"蒙”（苗文：Hmongb/Hmoob)意为“树心”的意思，枫树心生妹榜妹留(汉语意思：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西藏各族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保护的事实证明，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还将继续加强。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的进程中，西藏文化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从2002年开始的西藏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维修，总投资为3．3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纪录。从 2006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投入亿元，对西藏22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维修。2008年4月18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暨扎什伦布寺保护维修工程启动仪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在西藏实施的投资最多、维修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西藏传统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目前，西藏共有1700 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万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恢复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考学制度。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是西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组织，并有藏文版会刊《西藏佛教》以及1所西藏佛学院和1所藏文印经院。为保障西藏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按照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还明文规定，不准拍摄、围观天葬活动，不得在天葬场所喧哗等。 藏语文在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西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文节目频率和频道。2007年末，藏语频道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电视频道中率先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在西藏出版有14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1989年以来出版的藏文图书有400多种。此外，藏语文学习也得到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已经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各种藏文软件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使用。截至2007 年底，西藏上网用户总人数已达16万人，占西藏人口的。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对民间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和发掘。1979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2007年底，西藏全区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8个，文化馆、站203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2个，同时还有18个县级民间艺术团体和500多个群众业余演出队；全区多次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和那曲恰青赛马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创新，成为地区性品牌文化节庆活动。西藏自治区7大类、15项、23个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西藏有31人榜上有名。 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建立了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库。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籍——《大藏经》的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共4300多张。 藏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1956年到1958年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就包括对西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还组建了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前，全国有近50个机构的近3000人从事藏学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2006年，中国首次颁发了藏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珠峰奖”，这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量游客乘火车进藏旅游，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出现承载压力过重的问题，这进一步促使西藏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控制参观人数、精心设计参观线路、科学合理疏导参观流量的办法以减缓这些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古迹的承载压力。青藏铁路使西藏人民通过旅游可以了解外界的信息和文化，可以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积极投身到西藏文化保护中。
巴黎公社运动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为无产阶级运动起到示范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实践.公社的失败告诉我们仅靠无产阶级自发的阶级觉悟远远不够,必须要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同时要建立起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将为其之后的历次革命提供借鉴.
早在地球上尚未存在“法兰西”这个国家，也未曾有今天我们称为“法兰西人”的两千多年前，便有了古代巴黎。不过，那时的巴黎还只是塞纳河中间西岱岛（ile de la Cité）上的一个小渔村，岛上的主人是古代高卢部族的“巴黎西人”。公元前52年，巴黎地区被罗马人征服。公元358年，罗马人在这里建造了宫殿，这一年被视为巴黎建城的元年。罗马人起初将该城命名为Lutetia（“鲁特西亚”，意为“沼泽地”）。在公元400年左右改名巴黎。但是罗马时期高卢行省的中心在南方的里昂，巴黎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定居点，而且集中在左岸。公元508年，法兰克王国定都巴黎。10世纪末，雨果·卡佩国王在此建造了皇宫。此后又经过了两三个世纪，巴黎的主人换成了菲利浦·奥古斯都（1165-1223年）。此时的巴黎已发展到塞纳河两岸，教堂、建筑比比皆是，成为当时西方的政治文化中心。18至19世纪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作为革命的措施之一，巴黎的很多地名被更换：路易十五广场被更名为协和广场，巴黎圣母院被更名为“理性堂”，杰出的哥特式建筑圣雅克教堂被夷平，旺多姆广场的路易十四铜像、新桥的亨利四世铜像和巴黎其他各处的国王铜像被推翻。大革命结束后，拿破仑对巴黎进行了新的扩建工作，兴建了巴黎凯旋门和卢浮宫的南北两翼，整修了塞纳河两岸，疏浚河道，并修建了大批古典主义的宫殿、大厦、公寓。 此后的巴黎历经反法同盟占领、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到拿破仑三世时期，城市已经破败不堪，自中世纪沿革而成的市街风貌及古老狭隘的城市动线已不符合十九世纪西方对于一国之都的期待及需求。 1859年，拿破仑三世任命塞纳大省省长、巴黎警察局长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lon 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负责巴黎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奥斯曼拆除了巴黎的外城墙，建设环城路，在旧城区开辟出许多笔直的林荫大道，并建设了众多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广场、公园、住宅区、医院、火车站、图书馆、学校，以及公共喷泉和街心雕塑，还利用巴黎地下纵横交错的旧石矿建造了城市给排水系统。但是他也拆掉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产和文物，对巴黎旧城的破坏一直存在历史争议。奥斯曼男爵在没有提供暂时住所的情况下拆除巴黎市区所有贫民区，将贫民全赶到城外，另外为避免革命再起，将许多运河地下化，让军方嘹望塔无死角，使反抗人士无法躲在河堤开枪与政府军对抗。 1870年普法战争和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巴黎再一次遭到战争的破坏。巴黎公社在面临失败时，于1871年5月24日放火烧毁了巴黎的众多主要建筑。此後巴黎经历了第二次大规模发展时期。作为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同时为了迎接巴黎世界博览会，于1889年修建了埃菲尔铁塔。为迎接1900年世界博览会修建了巴黎地铁，同时建造了大皇宫和小皇宫。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黎都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在二战期间被德军占领。1944年巴黎解放前夕，希特勒曾经下令彻底摧毁这座城市，但这个命令没有被执行。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 战后巴黎继续向四周发展，到1970年代停止盲目扩张，改为发展郊区卫星城。70年代末开始，在巴黎西郊的上赛纳省（Hauts de Seine）建设了拉德芳斯中心商务区（CBD）。如今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商业中心，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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