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史我国国防历史最早起于奴隶国家夏,成熟于秦汉时期.兵制建设上由生产力决定,夏商周实行兵农合一自己制,秦的兵役制和汉的募兵制,到唐朝时的府兵制.在国防工程上,伟大的万里长城,就是我国古代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而修建的巨大工程,先后经历八个诸侯国和十多各王朝的构建,到明朝时才具现在的规模.另外,我国少数民族也在东北修建称为边保线长城.为了加固边防,我国古代一般采用从内地迁徙居民到边疆垦荒和利用戍边军队屯田等办法,其实质实在经济上使游牧民族向农业转化,以消除动荡因素,利于汉族的长期居守.始于明代的海防建设对抗击倭寇的侵扰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到了近代,十九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为了开辟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开始把目标转向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尖炮利",腐败的清王朝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这时,一些有学之士提出了国防体制改革和武装力量变革,并建设了一些国防工业,如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放弃过去的对周边小国的守藩政策,转而从屏蔽边疆出发,实行藩篱政策.中法战争中的援越和甲午战争的援朝战争也是中国国防的重要住成部分.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果实,当时全国军队主要由北方的北洋军和辛亥革命后南方发展起来的革命军住成.这些军队大都实行幕兵制.1912年,袁世凯公布陆军官制,统一了军制并正式实行军衔制,奠定我国现代军衔制的基础.在民国年间,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北伐战争,将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他实行对内高压,对外屈服的政策,中国的国防实力衣然弱小.新中国成立以来,v国防与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在第一阶段(1949～1965年),为巩固自身的安全和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来还被迫进行了对印度的反击战,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加强国防科技建设,中国相继成立军事科学 院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兴建了一大批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国防工业项目,这为中国常规和尖端武器的研发和突破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1965～1979年),由于文革的影响,中国在这一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在曲折中发展,在这一时期我们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制成导弹、氢弹、人造卫星,并组建了第二炮兵.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中国还顺利进行了珍宝岛、西沙群岛、中越边境等自卫反击战.第三阶段(1979～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基于此,中央作出了将国防军队建设由过去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正常建设的轨道上来的重要决策,提出了国防与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并制定新时期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方针,内容:(①在军事斗争的准备上,有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打嬴现代化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②在军队建设上,有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科技密集型转变,强调军队的质量建设,强调科技建军;③要按”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 ④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者兼顾、协调发展).中国第一枚*********中国"轰十"隐型轰炸机中国航空母舰将来的中国会有多强大,让我们摄目以待!秋梦绿 (1047019872) 于 2008-11-08 15:08:49 对此贴进行了编辑秋梦绿 (1047019872) 于 2008-11-10 19:52:40 对此贴进行了编辑
现在的学生，论文不好好写还老拿零分整...中国国防史 我国国防历史最早起于奴隶国家夏,成熟于秦汉时期.兵制建设上由生产力决定,夏商周实行兵农合一自己制,秦的兵役制和汉的募兵制,到唐朝时的府兵制.在国防工程上,伟大的万里长城,就是我国古代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而修建的巨大工程,先后经历八个诸侯国和十多各王朝的构建,到明朝时才具现在的规模.另外,我国少数民族也在东北修建称为边保线长城. 为了加固边防,我国古代一般采用从内地迁徙居民到边疆垦荒和利用戍边军队屯田等办法,其实质实在经济上使游牧民族向农业转化,以消除动荡因素,利于汉族的长期居守.始于明代的海防建设对抗击倭寇的侵扰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到了近代,十九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为了开辟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开始把目标转向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尖炮利", 腐败的清王朝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这时,一些有学之士提出了国防体制改革和武装力量变革,并建设了一些国防工业,如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放弃过去的对周边小国的守藩政策,转而从屏蔽边疆出发,实行藩篱政策.中法战争中的援越和甲午战争的援朝战争也是中国国防的重要住成部分. 辛亥革命以后,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果实,当时全国军队主要由北方的北洋军和辛亥革命后南方发展起来的革命军住成.这些军队大都实行幕兵制.1912年,袁世凯公布陆军官制,统一了军制并正式实行军衔制,奠定我国现代军衔制的基础.在民国年间,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北伐战争,将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他实行对内高压,对外屈服的政策,中国的国防实力衣然弱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v国防与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在第一阶段(1949～1965年),为巩固自身的安全和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 后来还被迫进行了对印度的反击战,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加强国防科技建设,中国相继成立军事科学 院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兴建了一大批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国防工业项目,这为中国常规和尖端武器的研发和突破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1965～1979年),由于文革的影响,中国在这一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在曲折中发展,在这一时期我们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制成导弹、氢弹、人造卫星,并组建了第二炮兵.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中国还顺利进行了珍宝岛、西沙群岛、中越边境等自卫反击战. 第三阶段(1979～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基于此,中央作出了将国防军队建设由过去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正常建设的轨道上来的重要决策,提出了国防与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并制定新时期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方针,内容:(①在军事斗争的准备上,有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打嬴现代化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②在军队建设上,有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科技密集型转变,强调军队的质量建设,强调科技建军;③要按”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 ④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者兼顾、协调发展). 中国第一枚********* 中国"轰十"隐型轰炸机 中国航空母舰 将来的中国会有多强大,让我们摄目以待!
肯定是理工的哥们吧呵呵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他们看到了蕴藏在东方这条巨龙所潜在巨大能量，看到了中国和她孕育的人民在古代的辉煌，在90年代创造的奇迹！中华儿女都在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拼搏着，我们向往幸福，我们渴望富足，我们也不会忘记中国在近代所遭受的巨大屈辱和损失，这是我们的痛，也是我们奋斗的动力！！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从此"天朝大国"的大门顿开，陷入了一个又一个国防危机，中华民族步入了漫漫长夜。开始了一部充满屈辱、辛酸和悲壮的近代中国的国防史。随着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越来越深，沿江、沿海到处是被强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和租界，中国的各项交通事业全为列强所垄断，国内到处可见外国驻军，整个中国被划分成几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彻彻底底成为有国无防的国度，终日在风雨中飘摇。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不幸又遭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军阀混战，社会遭到更大的破坏！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痛的灾难！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主权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国土被割让、大批战后赔款付出，使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饱受苦难！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近现代史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国防以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强兵必先富国，两者应当协调发展。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因此，我们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国防建设，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历史还启示我们，国防服从于政治，服务于政治，国防与政治密切相关，国家的政治是否开明，制度是否进步，直接关系到国防能巩固--政治昌明是国防巩固的根本。纵观我国数千年的国防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兴盛的时期和朝代,都十分注意修明政治,实行较为开明的治国之策.原本西陲小国的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修政治,明法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国防日渐强大,为并吞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唐初建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正是由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开明的政治制度,使国家很快从隋末的战争废墟中恢复过来,很快成为国力昌盛,空前统一的大唐帝国.凡是衰落的时期和朝代,无不因为政治腐败导致国防虚弱.唐朝中期以后,两宋乃至于晚清都是如此。 历史也清楚的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国防史，凡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国防就强大；凡是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国防就虚弱清王朝晚期，在西方列强的进攻面前，不仅不敢发动反侵略战争，不依靠、不支持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反而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火"。对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反侵略斗争，实行镇压的方针，最终造成屡战屡败，割地赔款，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组织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充分动员和组织人民，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击侵略，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因此为了在伟大的新时期，我们更应该去努力维护我们的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与那些企图分裂我们伟大祖国的敌人做最坚决的斗争！！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是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科技进步是国防强盛的重要力量！国防建设历来是世界各国先进技术竞争的主要领域。 "先进的武器毕竟是重要的，科学技术是不能忽视的"。国防科技领域，要重点研究开发一些关键技术。掌握这些技术，是实现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的需要，也是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实行积极防御，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是我军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围绕这个方针，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要千方百计把我军的武器装备搞上去。 综上可知，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落后就要挨打！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扎实掌握专业技能，把自己努力培养成有用之人，在步入社会之后，为我们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科技的进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话建设，为我国国防的强盛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中国国防历史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无非两件大事，一个是发展 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
国防，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安全需要的产物，它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 生死存亡、荣辱兴衰的根本大计。国防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服务于国家利益。
丘吉尔有 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从中我们可以发 现，国防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尊严、社会的发展。 翻开中华名族悠悠的历史长卷，我的国防经历了无数个强盛与衰落的交替。
大约公元前 21 世纪， 中国古代社会开始由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 出现了 国家。从此，作为抵御外来侵犯和征伐别国的武备——国防的雏形便函产生了。随后的几千 年征战中，为保家卫国，逐渐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 各诸候国之间连年征战， 使国防观念迅速得到强化， 虽然当时的诸子百家在政治和哲学主张 方面各放异彩，诸如“义战却不非战”“非攻兼爱却不非诛” 、 “富国强兵”“以正治国，以 、 奇用兵”“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对武备和国防的重视，而且国防思 、 想已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全面奠定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 标志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在这个时 期已经基本成熟。
历史进入秦、汉、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国防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间开始全面整理兵书，初步形成古代军事学术体系。通过三次大规模的整理，战略思想趋 于成熟，战略防御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宋朝至清朝前期，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没落时期， 但军事上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因此，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上也有相当的发展，大量军 事著作面世，军事思想研究向体系化发展。
总体上来说，夏朝至前清，古代国防理论不断发 展和完善，形成较为完整的古代国防理论体系。
个人认为，中国的军队缺乏战争的洗礼，在当今和平年代，虽然也演习等等，但是，别经没有参加什么战争，军人过得有些安逸，这很不好，应该发动一些局部战争，特别是对那些经常挑衅我国的国家，这非常重要！！！！！！！！！！
启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 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 68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 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 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 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 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 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让我们来看一看开战之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580万吨，年产弹药可达50万吨，旧中国没有重工业基础，年产钢不过4万吨，年产弹药几千吨，武器主要靠进口。 就军队装备而言，日本海军吨位为190万吨，是中国0倍～30倍。日本作战飞机有2700架，而中国仅有305架。拥有近百万之众的中国陆军只是数量上的优势。日本1个师的武力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1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倍～9倍。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也不敢轻视，而中国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谁都知道，一个软弱乏力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 在淞沪战场长达3个月的鏖战中，中国方面共投入70多万兵力，伤亡20余万人。史料记载，当时的正面战场整营整连阵亡不是罕见之事，每日经由兵站送往后方的伤员常在万人以上。从西部内地行军赶到东南、华北前线的川军官兵们没有见过坦克车，一些战士所拥有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他们上战场就像是羊入虎口，甚至还没见到敌人就战死疆场。据统计，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4个月，阵亡的比例高达40％。 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周总理曾对那场战争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的侵略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可谓创巨痛深。侵略战争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延误了50年时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丧失殆尽。 一项不完全统计表明，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亿吨，粮食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要知道，1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26年的工业总产值，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索要赔款总数额的数十倍。 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
如下：
1、高技术局部战争有哪些基本特点？
2、军事高技术的特点是什么？
3、从纵向来看，我国的国防法规，按照立法权限可以大致区分为几个层次？
4、我国国防历史的启示？
5、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哪些重要意义？
6、我国的国防政策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7、从我国古代国防历史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启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 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 68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 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 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 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 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 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让我们来看一看开战之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580万吨，年产弹药可达50万吨，旧中国没有重工业基础，年产钢不过4万吨，年产弹药几千吨，武器主要靠进口。 就军队装备而言，日本海军吨位为190万吨，是中国0倍～30倍。日本作战飞机有2700架，而中国仅有305架。拥有近百万之众的中国陆军只是数量上的优势。日本1个师的武力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1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倍～9倍。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也不敢轻视，而中国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谁都知道，一个软弱乏力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 在淞沪战场长达3个月的鏖战中，中国方面共投入70多万兵力，伤亡20余万人。史料记载，当时的正面战场整营整连阵亡不是罕见之事，每日经由兵站送往后方的伤员常在万人以上。从西部内地行军赶到东南、华北前线的川军官兵们没有见过坦克车，一些战士所拥有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他们上战场就像是羊入虎口，甚至还没见到敌人就战死疆场。据统计，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4个月，阵亡的比例高达40％。 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周总理曾对那场战争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的侵略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可谓创巨痛深。侵略战争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延误了50年时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丧失殆尽。 一项不完全统计表明，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亿吨，粮食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要知道，1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26年的工业总产值，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索要赔款总数额的数十倍。 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
一、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经济是国防的物质基础，国防的强大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管仲就提出“富国强兵”的思想，孙子则更直接地指出：兵不强则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富国是强兵之本，强兵之急。这一观点抓住了国防强大的根本所在。我国古代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王朝，无不强调富国强兵。秦以后的汉、唐、明、清各代前期国防的强盛，都是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结果；与此相反，以上各朝代的衰败，也都由于经济的衰落导致政治腐败和国防孱弱所至。无数历史史实证明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二、政治开明是国防巩固的根本政治与国防紧密相关，国家的政治是否开明，制度是否进步，直接关系到国防能否巩固，良好的政治是固国强兵的根本。纵观我国数千年的国防史，不难发现，凡是兴盛的时期和朝代，都十分注意修明政治，实行较为开明的治国之策。原本西陲小国的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修政治，明法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国防日渐强大，为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唐初建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正是由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开明的政治制度，使国家很快从隋末的战争废墟中恢复过来，很快成为国力昌盛、空前统一的大唐帝国。凡是衰落的时期和朝代，无不因为政治腐败导致国防虚弱。唐朝中期以后，两宋乃至晚清都是如此。三、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翻开几千年的国防史，人们都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国防就是巩固、就强大；凡是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国防就虚弱、就颓败。晚清时期，在西方列强的进攻面前，不仅不敢发动反侵略战争，不依靠、不支持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反而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火”。对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反侵略斗争实行残酷的镇压，最终造成对外作战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启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 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 68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 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 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 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 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 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让我们来看一看开战之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580万吨，年产弹药可达50万吨，旧中国没有重工业基础，年产钢不过4万吨，年产弹药几千吨，武器主要靠进口。 就军队装备而言，日本海军吨位为190万吨，是中国0倍～30倍。日本作战飞机有2700架，而中国仅有305架。拥有近百万之众的中国陆军只是数量上的优势。日本1个师的武力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1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倍～9倍。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也不敢轻视，而中国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谁都知道，一个软弱乏力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 在淞沪战场长达3个月的鏖战中，中国方面共投入70多万兵力，伤亡20余万人。史料记载，当时的正面战场整营整连阵亡不是罕见之事，每日经由兵站送往后方的伤员常在万人以上。从西部内地行军赶到东南、华北前线的川军官兵们没有见过坦克车，一些战士所拥有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他们上战场就像是羊入虎口，甚至还没见到敌人就战死疆场。据统计，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4个月，阵亡的比例高达40％。 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周总理曾对那场战争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的侵略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可谓创巨痛深。侵略战争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延误了50年时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丧失殆尽。 一项不完全统计表明，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亿吨，粮食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要知道，1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26年的工业总产值，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索要赔款总数额的数十倍。 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
军队文职考试：中国的国防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原则以及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标准格式为：[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或出版地,起止页码. 你的就差时间和页码。一般如这样：刘国东.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经济意义[J].商业经济,2001,(9):10-18)前沿就是摘要，文章摘要。就是提炼一下文章所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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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蒙古汗国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近代中国的艰难探索列强武装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斗争鸦片战争(1840-1842)——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中英、中法佃[京条约》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辛丑条约》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卢沟桥事变、国共二次合作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资政新篇》(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辛亥革命(1911)——兴中会(革命团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同盟会(第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三民主义、中华民国成立(191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律)、清朝灭亡(1912．2)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五四运动(1919)：直接原因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国共合作(1924)、开展国民革命运动(1924-1927)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八七会议(1927)、开辟井冈山道路(1928)、遵义会议、《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6)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开辟敌后根据地、《论持久战》、中共七大(1945)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重庆谈判(1945)、三大战役(辽沈、准海、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代中国政治新中国的政治建设确立——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曲折——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破坏民主法制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发展——法制(修订宪法、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仃收诉讼法》等)、民主(推行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祖国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回归(1997．7．1)、澳门回归(1999．12．20)、海峡两岸关系新中国外交建国初期外交建树——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打开外交新局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新时期外交——反对霸权、维护世界和平、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创立上海合作组织等．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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