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同艺术更应当关注的是精神活动的跃升与转化——一种对“矛盾的想象解决”，那么绘画，基于当下共通焦虑的在作品与社会、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个体与集体之间的重写，也可以成为另一种“先于艺术的艺术”，这也就是王兴伟所说的“绘画在艺术之外”。 在一部由诸多文本、话语和实践交织而成的绘画的总体历史中，所有关于绘画的讨论最终可以被归结为两个主要的命题：“绘画是什么？”以及相应的“画家做什么？”，这是对绘画以及艺术生产的目的、方法和对象的不同回应，同时更是一种从批评视野出发的前提设定。在各个时期理论（批评）家的言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绘画（艺术）是什么？”的不同回应。典型的如贝尔，海德格尔，萨特，格林伯格，斯坦伯格，阿瑟丹托等。 古典学院派绘画所基于的一系列绘画的原则是对对绘画行为的结果提出的要求，而现代派绘画则完全包含了整个绘画行为的全过程。因此，不管现代艺术历史的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绘画的样式与方法论的变更意味着对绘画得以完成的生产方式的总体关注。这是两个通过不同方向看待绘画的视角，共同构成了“绘画是什么？”的一个完整的回答。由此，必须对古典绘画原则更多的被引用提出反问：如果古典时代的这一绘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古典绘画原则对于当代绘画而言，多大程度上还算得上是一种有用的标准？我们有多大的必要去修订绘画的基本原则？或者说还有多大的必要在此基础上拓展其词意本身的指涉？我们可以在王兴伟，秦琦，仇小飞，张恩利，丁乙，等一批中国当代绘画优秀的实践者那里找到这个时代与古典绘画原则最为对位的看法，我认为绘画无一例外是眼，守，脑，心持续交汇作用的结果，绘画是当下我们身心状态和我们所觉受到的一切无形交流的结果。对于最近刚看到的作者名为“南城”所写的《绘画的观念诡辩术》提出的批判绘画的观念诡辩术的观点，我抱有彻底的质疑态度。如果从某种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去理解绘画的话，或者说现实中的绘画创作行为，也许的确是如此的。但一旦我们将绘画，尤其是文中提到的那些画家的绘画实践放到现有的社会条件下的知识体系生产中去考察，并且追问绘画行为怎样才是政治的？那么，由此回到相应的“画家（艺术家）做什么？”，答案未必就如此的错位和简单。 《绘画的观念诡辩术》一文中每一个论断都那么的偏激乃至愤怒，都事先暗含着某种自我问答的方式，不同的提问方式必然暗含着不同的精神活动，简单的说，暗含着不同的欲望，憎恨与恐惧。但这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探询“绘画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可以从“绘画还应当是什么？”中看到理论化的时刻，从“绘画本应当是什么？”中看到对历史或起源的关注，从“绘画只不过是什么？”中更多地看到的是基于实践的决断等等。尽管这种区分可能过于绝对，因为每一种问题的提出总是内在于自我的当下与未来之间的裂缝，例如我们可以认为“绘画只不过是什么？”并非只是对现实的描述，它同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但是，这三种提问方式的确存在着如上所述的偏向。这种精神活动必然与历史的现实条件的变化有关，而历史中的批评针对的正是这种可能性的条件，如果我们更关注的是先于绘画的个体与现实所具有的潜能，那么也可以说，绘画就是在不可能中再次提供出可能性的条件。王兴伟，秦琦，张恩利，丁乙的绘画实践我觉得可以在这个通道上进入被理解的过程。 “画家做什么？”可以被拆解成另外两个问题：“画家为什么而做？”和“画家怎么做？”。换言之，“怎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画家？”，即能被称为“画家”的人应当具备怎样的条件？除了绘画之外，他还能做什么？昆斯，村上隆，赫斯特，当我们在讥讽他们的商业的成功和绘画的不地道的时候，是否真的换个更大的视角仔细想想，这是否意味着，这样的画家能给我们带来的绘画，并不仅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绘画，而且还可以是别的什么？由此回到“绘画是什么？”还可以有另外两种提问方式：“绘画本只不过是什么？”和“绘画本（还）应当是什么？”。前者是将绘画行为放回总体的社会系统之中，而后者是从绘画本质主义式的追根溯源到意识形态的假定。一系列明确的奠基性的论断，一方面有助于一个学科确认其边界，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学科得以发展的重心，但是我们还是要将这些论断，看作是来自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精神活动而又重新来到我们面前的对象，而不是什么与学科有关的定义，更不是在各种定义之间作出或好或坏的价值判断。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读懂，因此也无法深入的去探询王兴伟，秦琦，张恩利，丁乙乃至更多的涉及到了观念的中国当代画家的具体实践，毕竟，真正的绘画是很难解读的，其可被阐释的空间几乎是无限的。 即使如此，但若要讨论绘画，则必须从绘画作为当下即时性的行为特点和作为可能性的条件出发，来到政治哲学或者说是恩格斯意义上的辩证法的零点。绘画的零点在于我们将怎样的内容当作绘画的对象，这其中便意味着对个体的乃至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的辨别和政治立场的确认。如果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去回应“画家做什么？”的绘画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去回应“绘画是什么？”的绘画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的幻象构建。早在现代绘画成型之前的50年（1853年）就有人提出过需要一种“当代观念”绘画的愿望。马奈的扁平式画面处理把提出新绘画要求的原因，放到了一种社会情境中进行了重构----他的视觉意识被来自日本的浮世绘激醒了，他抛出了可能与此事有关的不同的身份和条件加以一一解读，究竟是来源自结构方式的进展？对新的绘画类型的需要？为什么在梵高的自画像中出现了“画中画”---同样也是来自日本的浮士绘仕女像？ 我想说的是，任何时候，基于画家的主观感受和观念的绘画行为永远具有“当代性”。要求一种当代的绘画风格，几乎完全来自于画家被一种概念支配，并自觉的反对这种意识概念支配的结果。这是一种被历史发展的理性主义进化论支配的结果：从古埃及到梵高，从达芬奇到里希特，从蒙克到佛洛伊德，从塞尚到霍克尼，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到村上隆的“超扁平”，绘画从来都是理性的科学的，而非我们所以为的是“感性的激情的”。只是，这种“理性的科学的”是一种深度的理性，是感性的极致呈现----我觉得蒙德里安和马列维奇都是很会收敛和整理自己的激情与政治抱负的人。我们知道，直到上世纪初期对现代绘画的专业探讨才初露端倪。在此之前虽然也有人从“空间”来讨论绘画，但是这一系列的论文的立足点仍然是回到形式的，而塞尚的绘画实践则有力而彻底的颠覆了古典意义的绘画形式空间论。他因而被公认为“现代绘画之父”，那种破碎而犹豫的笔触所成就的画面表征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眼睛所观照的什么样的世界？这是伟大的“坏画”。 现代绘画的潜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能只以现成的身份和条件去重构这段历史，而是要把它放到整个“先于个体”的绘画系统中追加一次流转。贡布里希以及阿恩海姆对此有特殊的贡献，在现实的物质条件尚未成型的前提条件下，现代艺术运动的发生首先是以一种批判的面貌出现的，单是绘画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作为社会反映论的变体的意识批判。《绘画的观念诡辩术》一文所发难的实质在于：对于新绘画的渴望是基于“绘画本应当是什么？”的提问，也就是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受到了编年史的风格论影响的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的不满，一种纯粹的对现状的否定，“绘画还应当是什么”并没有发生。 文中偏激的观点还可以被叙述为，作者以由外部的条件拓展而来的焦虑为动机，以批评的方式发出了“绘画是什么的”的追问。这种追问并非仅仅是针对绘画本身的，而好像是在质问：“你们这些观念画家到底在搞什么鬼？”他质疑了以王兴伟为典型个案的“观念绘画”的结构形式在过去的中国现代绘画的演变中的重要作用。当然这种看上去纯粹的否定乃至人身的攻击却无法拿出任何应对的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和批评观点，但是这篇文章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事实上作者的见解和语言方式引发了更为重要的效果，为观念绘画的历史与艺术史之间的相互脱离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角度和解读条件。事实上，对于文中提到的画家的历史重要性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真正的中国现代绘画的“语言学转向”并没有全面的真正发生，这也是作者对当前这些观念绘画深为不满的地方。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以一种艺术专业的角度写一部中国现代绘画的历史与思潮的演变，这样的写作，当然不能只是对学科历史奠基的回溯性的补偿，而应该是依据绘画实践者的内心世界和外在实践所展开的面向未来可能性敞开的工作。 现在，在我看来，正是“绘画只不过什么？”这样一个提问，在对“绘画本（还）应当是什么的？”的短路中被忽视了，导致了将“观念”视作为绘画的内在性的固定而僵化的填充物，从而无法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新的震荡。王兴伟，张恩利都是洞察到了这个问题的，因此，他们从来都是拒绝“观念”对绘画的侵蚀，他们不会承认自己的作品是“观念绘画”（可见王兴伟在尤伦斯艺术中心的讲座和张恩利的系列访谈）。而另外很多对她们的表面模仿者，恰恰是将绘画当作图解观念的工具和手段，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当最终当社会技术的发展在现实中全面涌现之时，当多媒体出现之后，他们的鼓吹“观念”的绘画实践立即被彻底解构作废了。这种观念决定论的变体导致语言激进说，最激进的应属很多人对“抽象绘画”的近乎宗教狂热般的抬举和鼓吹，甚至用“抽象”这个概念作为绘画主角的本质论断，虽然很多绘画行为的结果都呈现为“抽象”的画面形式，但我从来就不认为“抽象绘画”是成立的，试想，作为绘画，哪怕是最逼真的写实绘画，是不是也还是涉及到“构图”，涉及到色彩，涉及到营造，涉及到想法，而涉及到的这些，全是“抽象”的！而即使最抽象的画面，比如马列维奇的方块，也是“具象”的，因为那个黑色方块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具体的形象”。所以说，用“抽象”和“具象”这些概念来解释绘画除了分类处理的需要，对于定位和阐释绘画的价值其实是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的。 同样被忽略的是在现代绘画叙述的历史发生之前，对关于中国古代的绘画的深入而灵活的观照。关于中国画---中国古典绘画的“现代化”争论事实上指向的是在复古主义形式之下的康德式的自律先验与画家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但是现代化问题决不仅仅是古典纯粹形式的完全对立面，并非不同的风格的新与旧之争。例如巫鸿先生在他的系列著作中指出的“屏风画”“纪念碑式”“废墟”概念以及“礼仪艺术”等。都是现代绘画承继传统绘画，把传统资源进行当代性转化的重要线索和通道，理解和承继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绝对不可能是简单的符号挪用与篡改，更不能简单地被理解成对某种代表了现代永恒性的当代意识，比如民主，自由，多元，开放的反对，而是对波德莱尔所说“从短暂中抽出永恒的”一种基于个人生存条件下的即时验证。这正是波德莱尔强调的艺术应该被理解成对某个世界的在场的发明与征服，也即我们今日所说的“当代性”。诚如詹姆逊对此的论断，现代性并不是追求“新”，而是追求“在场”。想想古代人如何画黄山？先在山中居住数日，前后上下周游品味一番，先是“在场”，搜尽奇峰打草稿，然后还是“在场”，身心灵精气神全部摄于此刻当下，一笔笔的描摹挥就，绘画本身就是在场的行为，没有任何绘画行为实践是不“在场”的，扩而言之，“传统”，作为一种传承下来的统一的意识或者生活共同体，它始终都是在场的，只是我们因为被意识形态所蒙蔽，因而对这种无形的此在场域欠缺“觉知”而已。 谈到绘画的传统，另一方面，向绘画的原型的转变强调了由群体的仪式发展而来的一整套构造画面的技术，暗含着此学科进一步面向社会发展的可能，换言之，具体而论，艺术是不能教的，但是绘画，是可以教的，而且，任何绘画都是基于人的心智结构和意识模型而产生，所以，绘画应该具备一套基于人的身心模型乃至宇宙万物模型的“营造法式”，〈芥子园画谱〉应算是个例子。绘画在表征当代意识的同时，并不妨碍它自身也可以成为我们修心养性的一种涉及到身心灵的在场实验。中国古代画家所遵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及”天人合一“说，都说明了绘画者当时具备了“绘画本（还）应当是什么”这种提问的自觉，当这种自觉升华到出世的高度，进入到现实场域的层面，借助一系列的机缘，他就就可能被社会造就成“大师”，比如董其昌和石涛，这种对中国传统绘画史的另类解读，使高居翰对中国古典绘画的历史书写完全成为对个人意识与社会革命关系的动力的解读。 在民国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及至今日，绘画，或者说“艺术”，只是一种隐含着焦虑的并未定型的学科。而观念绘画的实践者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立场，对自己的社会生产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这并非仅仅出于观察，因为观察容易使得绘画作为一种对社会生产中的问题的直接解决，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将绘画的生产当作想象的解决，当作创作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客体，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即使是“绘画只不过是什么？”这样的提问，同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自古至今，一直如此。没有任何人大造物活动能脱离意识形态而存在。这就导致了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这种绘画实践与历史学家的冲突中，由于对绘画的论述仍然是以艺术史为任务的，因此并没有在绘画实践者作为感受的个体那里立即生效。每个大师所思考的正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突破意识形态对自己的羁绊，最终当绘画从艺术史的范畴中得到一个属于自身本质特征的“空间”时，“画家做什么？”便直接转化为画家为“空间”而做，以及相应的“空间应当怎么做？”。想想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天顶画，还有马蒂斯和罗斯科为教堂做的壁画，以及今日很多画家进入商场的“艺术衍生品”。。。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循环中，对“绘画是什么？”的追问得到了定型，正是在这样一种往返中，“空间”为绘画作为针对可能性的条件到社会生产中的实践推演奠定了基础，成为当时的零点。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新媒体艺术，等等各种新形式的艺术，正在这个层面上，都是绘画的变体，它们，就是一回事儿。 剔除“观念”，抛弃诡辩术，绘画的零点，是每一次绘画行动导致的批评所带出的新的讨论场域，这是一段在画家和观众，情境与决断之间的裂缝中消失的过程，一次价值判定的清零。零点意味着绘画和对绘画的观赏和解读的最终也是其最起始的问题，何以“它”，例如这里的“空间”（在格林伯格那里是“平面”，在画家那里曾叫“真实”，在后现代艺术家那里叫“场域”在福柯那里叫“知识考古”，在拉康那里叫“他者”，在朗西埃那里叫“装置”等等等），将成为我们展开绘画和解读的起点？如果我们认为绘画（而并非我们要指出的平面构造行为）是政治的，那么这里的“空间”只是潜在的个体的全部潜能受到了现实政治的力量影响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死亡，这个死亡的残骸就是：绘画。当这具残骸没有任何包裹物，它就是我们看到的：“坏画”。所谓的“坏画”针对的是现代以及后现代绘画的限制，意味着在全球本质上已经同一的生产方式下的各种形式上的不同一吗？我觉得，它更像时间的种子：画家和画画的行为是细胞分裂式的，也是核能分裂式的，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分裂正是在画家开始超越自我的绘画意图的说明和理解而进行绘画时，才开始发生的。坏画的根源在于绘画者意识到的作画主体的瞬间的方生方死和所绘画的一切对象的灰飞烟灭和当下死亡，而主体的消失或死亡正是超越于强调主体意识的现代艺术的后现代艺术所延伸过来的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命题。“坏画”作为当代艺术实践之一种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由此而得以成立。 这种“坏画”有很多种面貌，王兴伟那些看上去非常业余的技巧稚拙的画，贾霭力的末世废墟画，秦琦的“脏乱差”的画，李松松的厚的要掉了渣的画，仇小飞的残破老旧的画，张恩利的画着墙壁与生活场景中污痕的画，都是这种坏画的不同表现形式，与许多时下惹眼的仅仅追求视觉刺激的画相比，这样的作品似乎很落伍，很多人甚至会误解他们在试图在当下寻求一种古典性，它们不惹眼、不媚目，不仅仅追求视觉效果或感官体验，但能产生一种弦外之音的“思想感”——是感觉，是“视觉思想”---一种基于视觉的思考。也是一种安住于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的那个时间的方式，你可以把这种时间方式叫“永恒”，也可以叫“真实”，但其实，它只不过就是画笔皴来擦去，描来抹去的每一个当下的刹那，在绘画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对生活场景的不经意的一瞥带来的是画面上视觉元素的措置和书写与编织的亲和性。生活中，内心里，画面上一点点的“不同之处”能被清晰地传达出来，而且被读到。通过乌有感知万物，通过死亡体验新生，通过抽象唤起具象，通过虚表达实，通过破碎体现圆满，通过历史见证未来。或者相反。看似矛盾的事物实则并不矛盾，它们往往在彼此转化中加深了这个可视世界的丰富性。当你如此绘画，没有什么观念，没有什么语言，更没有什么主题，意义，形式等等这些东西，你不可能是主动的，主动的人不可能去老实的画画，画家应该是被动的，乐于被动，如画家于艾军所言：“靠诚实的积累在画布上再堆积一个幻象。那灰色的莫须有之物顿时在眼底生动起来。我喜欢无意义的事物，喜欢不言的美，喜欢被还原的原生态的力量，喜欢无人的喧闹，喜欢修炼般却又内心激越的艺术劳作——不，仅仅是劳作，也许与艺术没什么关系。” 绘画是个事件，事件本身是运动的，运动是因为它自身具有力量，因为它是一种基于力量的运动，因此，绘画不可能是完美的，完美的东西即是自足的，自足的东西不存在对立的矛盾，因而是不可能产生运动的，而不运动的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因此，“完美" 的绘画是死亡的僵尸。那不是绘画。也不存在完美的技术，精湛的技术这些东西，你看鲁本斯也好，伦勃朗也好，他们的绘画只有随性而行的笔触，并没有什么“精湛完美”的技术。于艾军说的好：“所谓技术，或许只意味着能较为得心应手地显现出心中之所想。我始终认为那种仅仅画给眼睛看的，或者说仅为视觉愉悦的绘画是短命或短效的，绘画必须在视觉之外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可以视觉性的，也可以是非视觉性的；可以是（来自或关于）历史的，可以是现实的、当下的；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是非艺术的……总之，它甚至可以是关于一切带有问题倾向的、极富个人气质的“视觉抽离”，否则，绘画就有沦为“效果图”的危险。这并不意味着绘画必须要达到某种孤高或深刻，恰恰相反，它有时可以通过一种肤浅的方式达到。在此意义上说，复杂约等于纯化，嬉皮也许等于庄重，限定也可能就意味着自由。 他认为，至少在中国，图式或者说图式风格化的时代已经过去，或者仅存在于某些类似全国美展那样的官方话语和美协特色的评判标准之中。我们知道，现代主义初兴时，形式语言惊心动魄，但如今它们已经成为常识。在技艺和形式之前，艺术家最为必要明确自己在做什么，表达什么，这才是问道的前提。对我而言，所有的观点或观念，都只是手工和绘画的由头和借口，它们必须结合为一种表达逻辑上的必然性和可信性。若非如此，绘画有什么用？为什么必须（是）绘画而非其他？这，正是《绘画的观念诡辩术》一文中大力批判的那些画家们的绘画实践所要提出的问题，他们坚定而诚恳的在自己每天的劳作与反思和观照中，通过自己的绘画行为与自我对话，为自己寻找答案。且不论他们绘画素养的高低和绘画观念的是非，仅他们在自己的绘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超常的敏感，他们的顽强毅力，他们的视觉语言上的独特，他们的做事的专一，也是值得我们尊敬乃至学习的可贵之处所在，我认为，他们，作为忠诚于自己的朴实的劳作者，虔诚的画画者，并不在乎什么大而无当的“观念”，也没有去为自己的真实感受“诡辩”什么。。。 附录：椅子也可以救人文_郭晓彦19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意识生发很多变化，在问题界面上，艺术从对美学政治问题的讨论平台，开放为全球政治、经济语境中文化思考和讨论的平台。艺术创作成为艺术家用“视觉进行思考”的过程，是艺术家提供的思想洞见和对于世界进行思考的视野，是对世界和社会态度的构想，是一种将生命实践与艺术结合在一起的行动—在旧图景逐渐瓦解、破碎之后，通过艺术的敏锐触觉，重新感知、发现和理解这个世界，并发展出一种新的关于思考的问题界面，这是中国年轻的一代艺术家面临的精神境况。在秦琦这一代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的艺术家的视野里，绘画已经不再具有永久神话的性质，在这个领域中所有可以使艺术家的自我高度得以确立的“光晕”都已经被机械复制、图像神话所破坏。如何用绘画这种有着独立传统的语言，从艺术史、图像原型及艺术惯性中获得一种创新？如何思考和面对我们经历到的现实？艺术家所表述出的现实，究竟是过客眼中的“风景”还是无数人的“生活世界”？—绘画能否真正面对生活，将深处的生存境况传达出来？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似乎确定无疑却又充满荒诞感的现世，一个非美学的生活世界，一种坚硬的现实，一片充满能量的废墟，这也是秦琦的绘画中不断被传达出来的信息。如何在绘画中体现出通达文化的当代境界以摆脱绘画问题的现实境遇？绘画是否也可以是我们对世界进行思考和理解的一个思想“装置”，成为摆脱陈旧生活和语言疲惫的缓解剂和反抗的工具。用绘画缓解什么？—凡肉体所承受的疲惫；绘画所展现的一切，成为如何聆听实在之物以及人本身的抵抗的象征。用绘画抵抗什么？—凡身体所承受的侵蚀。面对着迅速而来的消费主义的陈词滥调和艺术消费时代，艺术家所能做的是在绘画中指涉思想境况？作为年轻的艺术家，如果说秦琦对于绘画有着怎样的开创性的工作还为时过早，但，我们通过对他的作品的阅读，通过他的行进的观察，我们也许能够看到，艺术家抵抗一些事物和规则姿态，这种姿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绘画坚持的意义。秦琦他们接受教育和思想训练的关键期是1990年代中期。其时，他在就读鲁美的绘画专业研究生，时代格局的巨大转变是现实的重要场景—像1990年代末描绘东北剧烈社会变化的纪录片《铁西区》（王兵导演）的“后革命”景象—从公共生活到日常生活的井喷般全面溃败的现实，一个阶级在这个时代的消失—曾经是中国重要战略部署的东北工业，其无可避免的衰落也意味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民族国家承担经济积累及自我锻造的历史的结束,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后革命”的主体位置—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文革’”时代的主体—同时是资本史的边缘和社会主义史的残余的部分，这种位置可以同时容纳对资本的鄙视和对社会主义的嘲讽—不仅对批判和体认社会主义的过去提供了辩证性的视点,同时也为生长于资本史内部的人们提供了想象“他者”、想象另一种历史的空间。在这样的思想成长线索中，艺术家一方面将强势国家所造就的主流趋势预设为论述场域，并尝试在这个场域中进行发声；另一方面，艺术的工作又往往投射到对美学与趋势学的关注上，将艺术写作变成一种自足的艺术家讨论视野。但，我们无法在选择中回避一个极为核心的面向：意即绘画的生产也一定与政治问题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正是如此当代情境，面对已然累积了众多纷歧的经验，艺术构成了一种由异质性层次迭集而成的思维的混杂与多样。在这个多样性的视觉创作呈现中，艺术家的觉悟首先就是逃脱某种意识形态再现性（以美学面向来说）的统治，如对80年代中国艺术大历史的诠释、对于大主体的认同、政治立场的极端化、角色论述等，其时在艺术中出现了“微型”—“微观政治学”的维度，得以满足这样的逃逸或说反叛的立场，而又不落入到另一种“巨观的”再现，但微型化，除了这种自身尺度上所产生的质变之外，它更深化了关系与环境的连结，正因为这脉络性连结变得使艺术行动成为思考项目，得以使“微观政治学”的艺术写作具有其复杂的深刻意义：不仅提供了一个尺度的世界与存在状态，更使得个体的某些行动，具有了“超越”的可能性。艺术不再只是一个态度的出场或表演，而是自身重新成为本体论或认识论的激进议题。其时，颜磊、王兴伟、周铁海、王音、丁乙等人即对绘画的技法、趣味等有着深刻的怀疑，开始反省并排斥绘画中的工具化危险，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绘画实验，以求绘画在观念和功能方面的创新。秦琦200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当时其毕业创作就受到关注。《爱上表演的马》，一匹马从幕布后跃上桌子，“魔术师”伸出的手使舞台的荒诞感显得似乎合乎情理又绝非正常合理，艺术家独有的敏锐直觉、勇气和能力受到关注。纵观秦琦创作，早期作品有着一种超现实感，暴力情节纠结在时代的氛围中，早期作品《西七路》中，手拿板砖的少年躲在墙后，似乎等待着什么目标的出现。《老板的儿子》中，身穿校服的“群氓”似的小孩，正围观发生的殴斗现场。秦琦以戏剧性、地方草根性的诙谐，将那个时代环境中年轻人茫然无聊的情绪表现出来；接着，他很快进入了另一种绘画实验，将“文本”与画面间建立起一种微妙关联。《椅子也可以救人》—“椅子”系列，通过“椅子”一词的画面意义的变化，实现了关于椅子在表现上的可能性；《船长》、《蹩脚的仙鹤》等作品中，形式、语言及虚构的情节，建立了一种新的画面秩序，成为一个
明代江益画的画值钱。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无比丰富，绚丽多姿的物质文明，它己形成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绘画艺术。明代距今己600多年，所留传下来的书画都应是文物级。书画的收藏讲究一个名家名画，画家艺术水平越高收藏的价值越高，经济价值越大。明代文人画学马远.夏圭山水的很多，著名画家有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王冕.王绂.董其昌.戴进.朱瞻基.黄道周.陈洪绶.丁云鹏等。明代的文人画讲究笔清墨韵，不以形似为工，使山水面目为之一变，明人画笔法松.笔触轻，明代的写意:四君子:画(梅兰竹菊，构图落墨顷刻而成，这自然与文人画有密切的联系，明代画的绢.竖丝是单的，横丝则变为双丝，丝的粗细均匀，密度齐整，纸有棉纸和麻纸。明代绘画在国内外市场上深受藏家的欢迎。许多大名家的作画在拍卖市场上都拍出几百万上千万元的价格。很多收藏大伽对明代名家画都极力追寻，可以预见明代的古画(名家画)还有很大的价值上升空间
明朝后期涌现出一批如江益、江必名、邵岑中、吴家凤、吴眉、吴龙、黄柱、黄生、杨明时、郑叙等极具个性的本土画后期新安画派的主要画家有洪范、江蓉、汪滋、江彤辉等现、当代，徽籍绘画大师黄宾虹、汪采白、江兆申等绘画风格作为一个画派，必然有其典型的有别于其他画派的系统的绘画风格。新安画派自程嘉燧至黄宾虹，在其近三百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比较鲜明完整的绘画风格体系。新安画派的的作品大致呈如下特点：1．构图洗炼，意境荒寒。2．笔法洒脱，或清峻峭拔，或枯涩高古。3．墨彩生动、苍莽。新安画家经常在一起观览大好山水，一起切磋提高技艺，寻求表达他们心目中的新安山水意象特征，形成许多共性。如都是以学"元四家"，尤其是倪瓒的绘法技法开始，以师法自然为归;共同以遗民苍凉孤傲之情，化作笔下的峻岭奇松、悬崖峭石、疏流寒柯。徽商和新安画派明代中晚期，徽州地区的手工业、商业繁荣兴盛，经济的发展，为由来已久的重文重教之风推波助澜。风雅贤达之士办学兴教，巨贾重臣衣锦还乡后建馆扩祠、热衷收藏，为书画艺术的繁荣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徽商先是大量收藏古今名画，接着便赞助支持文化事业，绘画是最得商人青睐的事业。明末清初，中国著名画家差不多都到过新安，一是这里有巨商收购他们的作品，二是这里有天下最美的黄山。黄山虽然自古便有，李白也写过黄山歌，但李白等人只是从远处看黄山，他们无法进去。后因徽商巨富、五台山著名高僧普门和尚募捐开发，修路建庙，于是人们可以进山游览。徐霞客登黄山后惊叹“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五岳归来不观山，黄山归来不观岳。”一时间画家画黄山形成风气，有人称新安画派及其周围的姑苏画派和宣城画派为黄山画派，国外学者则统称之为安徽画派，但皆以新安画派为中心。新安画派的影响新安画派不仅在国内有着影响和名声，在国外也有影响和声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多利分校东方艺术博物馆就曾经举办过一个"新安画派作品展览"，还印出大型画册《黄山云影》。还曾举办过研讨会，以高居翰资深教授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和青年人撰写了多篇论文，刊在画册中。
江益，尚桂居士，瓷烁轩主，毕业于景徳镇陶瓷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江西景德镇人，国家一级陶瓷工艺美术师，江西省高级技师，江西省工艺美术师，昌江区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景德镇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举办个人书画及收藏展，2010年获景徳镇国际陶瓷博览会设计创新大赛优秀奖2项(证书编号：2010026)，作品《大吉图》300件釉中五彩瓷瓶获江西工艺美术馆银奖。在国家期刊《陶瓷研究》发表论文2;第27卷第2期《古彩图案装饰特点探析》等。本人的作品刻画细微，工整蕴藉，人物生动传神、动物栩栩如生。作品被收藏家喜爱，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和收藏价值。
1949年：《荷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1卷，河内1949年版，共X+120页；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4年再版。1956年：《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9卷，西贡1956年版，共ⅩⅥ+332页，10幅图版；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7年再版。中译本，耿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英译本正在付印中。1959年：《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巴黎，哈切特(Hachette)出版社1959年版，288页；1978和1990年由同一出版社再版。英译本，伦敦阿兰和昂温出版社1962年版，美国斯坦福大学1977年再版；匈牙利文译本，贡多拉，布达佩斯1980年版；中译本，中国文化大学，台北1982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里佐利大学丛书，米兰1983年版；日译本，东京1990年版；中文新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964年：《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现已5次再版。日译本，波兰文译本、英译本、意大利文译本均已出版。1970年：《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Singer-Polignac)基金会1970年版，共408页。1972年：《中国社会史》，收入《世界之命运》丛书，巴黎，阿尔芒—科兰(Arman Colin)出版社1972年版，共766页和36幅插图；由同一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修订第2版，共700页；同一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增订第3版，共700页。意大利文译本，埃诺迪译，都灵1978年版；德译本，安塞尔·韦拉克译，法兰克福1979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82、1983和1985年再版本；罗马尼亚文译本，麦里丹娜译，布加勒斯特1985年版；朝鲜文本，汉城1985年版；西班牙译本，巴塞罗那1991年版；中译本，耿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英文再版本正在付印中。1982年：《中国和基督教》，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82年版，共342页；1991年同一出版社再版本加入了一个副标题：《第一次冲突》。德译本，阿尔特米斯译，苏黎世和慕尼黑1984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马里埃蒂译，卡萨列蒙菲拉托1984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人文科学会馆出版社，剑桥—巴黎1985年版；西班牙文译本，经济文化基金会，墨西哥1989年版；中译本(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日译本正在印制中。1991年：《唐甑的<潜书>》，译自中文，由谢和耐作序和注释。巴黎加利玛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收入《东方知识》丛书，1991年版，共346页。1994年：《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94年版，共398页。 1951年：《神会禅师传，禅宗史研究》，载《亚细亚学报》第239卷，1951年，第29—68页。1952年：《中国古代的行为》，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第7年，第1期，1952年1—3月，第31—38页。1954年：《神会语录补编》，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4卷，第2期，1954年，第453—466页。1955年a*：《沩山灵祜大师遗迹》，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5卷，第1期，1955年，第65—70页。1955年b：《中国的经济和人的活动》，载《评论界》杂志第103期，1955年12月，第1092—1102页。1956年：《宋代城市中的商贾与工匠》，载《中国宋代的艺术》，巴黎，塞尔努斯基(Cernuschi)博物馆1956年版，第10—11页。1957年a：《从敦煌卖契（9—10世纪）看中国的专卖制度》，载《通报》第45卷，第4—5期，1957(1958)年，第295—391页。1957年b：《汉文中的颜色表述》，载由I·梅耶松(Meyerson)主编的《颜色问题》，巴黎，国民教育刊物出版与发行处1957年版(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6系《综合丛书》，第295—299页)。1959年a：《唐代的经济和社会》，载由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1—85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1959年b：《唐代的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载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5—89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1959年c*：《中国的文字记载与历史》，载《心理学学报》第1卷，1959年1—3月，第31—40页。1960年a*：《中国5—10世纪的佛教徒中的火焚自杀》，载《汉学研究所论丛》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4卷)，第527—558页。1960年b：《中国的铁器时代》，载《人文》杂志第1卷，第1期，1960年，第68—76页。1962年：《远东的历史》，载《历史学报》第3期，1962年，第107—118页。1963年*：《中国文字的形态及其心理功能》，载由郭恩(M．Cohen)主编的《各民族的文字和心理》，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63年版，第29—44页。1964年：《中国和朝鲜于公元前5—3世纪的思想演变》，与韦尔南(J．-P．Vernant)合作，载《纪尧姆·布岱学会会刊》第4套，1964年，第3期，第308—314页。后转载于韦尔南的著作集：《古代希腊的神话和社会》，巴黎，马伯乐(Maspero)出版社1974年版；巴黎，新发现出版社1988年再版，第81—91页。1966年：《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载《为戴密微先生祝寿的汉学研究论文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20卷)，第41—51页。1969年a：《中国车辆小考》，载由韦尔南主编的《古代希腊的战争问题》，海牙木冬出版社1969年版，第309—312页。1969年b*：《伊斯兰教鼎盛时期的中国城市考证》，载由胡拉尼(A．H．Hourani)和斯泰恩(S．M．Stern)主编的《伊斯兰城市》，牛津大学卡西雷书店1969年版，第77—85页。1970年a：为《中国佛教》和《中国》(1840年之前)而写的条目，载《世界百科全书》，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0年版(1989年版本的第4卷第399—403页和第5卷第510—532页)。1970年b：《中国的第2次“文艺复兴”》，载纪念奥德里古尔(A．G．Haudricourt)主编的《语言、技术、自然和社会文集》，巴黎，克林西克(Klincksieck)出版社1971年版，第33—36页。1972年：《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载《亚洲学报，东方文化研究所所刊》(东京)第23卷，1972年，第78—92页。日译文载《东方学报》第44卷，1972年，第1—21页。1973年a*：《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社会学档案》第36卷，1973年，第71—89页。中译文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西宁1986年版，第281—297页；《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1—122页。1973年b：《中国文明中的占卜术和科学观念》(日文)，载《东方学报》第45期，1973年，第1—11页。1974年a：为《世界百科全书，宝鉴—索引》所写的《玄奘》、《黄巢》、《慧远》、《鸠摩罗什》和《李贽》等条目，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4年版。在1990年版中，“黄巢”条载第1658页，《慧远》条载第1665页，《鸠摩罗什》条载第1923页，《李贽》条载第2026页，《玄奘》条载第3736—3737页。1974年b：《小偏差和大偏差——中国》，载韦尔南主编的《占卜与理性》，巴黎，塞伊(Seuil)出版社1974年版，第52—69页。1974年c：《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科学前景的发展，中国的革命运动》，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144页。1976年*：《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开课讲演》，1976年，共31页。1976年b：《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载《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17—18世纪的法国北京传教区，这次讨论会1974年9月召开)，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5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5—67页。1977年：为托玛斯·德·博西埃尔(Thomas de Bossière)夫人的《17和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一名比利时官吏——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年)传》，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Ⅶ——Ⅹ页。1978年*：《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责任观念》，载《中国的法律》一书，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8年版(《威尼斯文明研究丛书》第34卷)，第127—136页。1979年a：《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载鲍吾刚(W．Bauer)主编的《慕尼黑东方研究——中国中原和蒙古研究》(第25卷)，《福赫伯(Herbert Frank)纪念文集》，威斯巴登，法兰兹·斯泰纳·韦拉克GMBH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407—416页。1979年b：《戴密微，1894—1979年)传》，载《通报》第65卷，第1—3期，1979年，第1—19页。1979年c*：《在大海的附近》，载安田朴(R．Etiemble)主编的《神话》，巴黎，迪迪埃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87—88页。1979年d：《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载《迪欧根尼》(Diogène)杂志第105卷，1979年1—3月，第93—115页；经修订的英译文载《中国的科学》，费城1980年版，第4卷，第1—17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8—90页。1979年e：《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载由苏远鸣(Michel Soymié)主编的《敦煌学论文集》，日内瓦—巴黎德罗兹书店1979年版，第45—47页。中译文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第173—176页。1980年a：为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和李渡南(D．D． Leslie)的《从18世纪耶稣会士们的未刊书简看中国的犹太人》，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ⅩⅤ—ⅩⅦ页。1980年b：《普实克(Jaroslav Pr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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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12月20日，理雅各出生在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哈德利镇。1815年至1822年间理雅各家与在马六甲传教的英国传教士米怜经常通信，这些信使理雅各初步接触了传教事业。1822年，美魏茶（米怜之子）与理雅各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此时理雅各更多地受了传教士家庭的影响。1829年，理雅各完成了在哈德利教区学校的小学学业，进入阿伯丁语言学校开始接受中等教育。1831理雅各经考试获阿伯丁皇家学院一等奖学金。此前他因遇到公众集会骚乱而遇险，但是死里逃生。1831年至1835年理雅各就学于阿伯丁皇家学院，即大学教育期间。1835年毕业时获阿伯丁皇家学院授予的最高奖学金哈顿尼恩奖学金。1836年，理雅各因坚持非国教信仰，不改信国教而放弃在阿伯丁皇家学院教拉丁语的机会，随后在英格兰布莱克本一所公理宗学校教数学与拉丁语一年半时间。1837年，理雅各在伦敦海伯里神学院攻读神学。1838年，理雅各加入伦敦会，决心到海外传教。是年理雅各与伦敦会理事会的成员约翰·摩里逊的女儿玛丽·伊莎贝拉·摩里逊订婚。1839年，理雅各师从伦敦大学中文教授修德学习汉语。是年理雅各不顾医生对其健康状况的警告，与米怜的孩子美魏茶乘同一批船到马六甲传教。1840年1月10日理雅各到达马六甲，此后理雅各夫妻水土不服，健康欠佳。在马六甲，理雅各担任伦敦圣教书会的记者与顾问，兼任马六甲英华书院的伊云士的助理，同时管理书院的印刷事宜。是年，马六甲发生霍乱。11月，伊云士与约塞亚·修兹染霍乱而死，理雅各获得书院一个教高级的职位。这时英国与清廷正谈判开放通商口岸，理雅各向伦敦会建议将英华书院迁至香港。1841年，理雅各编写了《英、汉及马来语词典》，后用作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教材。此时理雅各已经开始了汉学研究，并进行基督教汉语文献方面的整理，翻译与编撰工作。马六甲流行霍乱之际，理雅各写了《致马六甲华人有关霍乱书》在当地颁发，从医学角度劝人们放弃迷信，皈依基督教。此时华人何福通成了理雅各的传教助手。1841年7月13日理雅各因“为基督教世界与文学领域的显赫贡献以及虔诚的信仰”获美国纽约大学所授予的神学名誉博士学位。11月理雅各正式担任英华书院校长。1842年，《南京条约》后，伦敦会理事会决定筹募庞大的基金，展开对华的传教活动。理雅各继续为学校迁址而努力，他与给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通信，马儒翰时任东印度公司的秘书、马礼逊教育协会及香港华民的秘书与翻译。1843年7月，马六甲英华书院及其中文印刷所迁入香港。此后，理雅各面临着艰苦的生活，混乱的社会治安与恶劣的生活条件等问题。但他的住宅已成了上圣经课的地方，何进善继续配合理雅各布道传教。是年理雅各向香港政府申请拨地扩建英华书院遭拒绝，因为香港政府需要翻译的时候，英华书院未做反应。8月22日至9月4日，英美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香港讨论《圣经》译本的修订问题，希望能推出统一的委办本；理雅各具有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对汉语也具有相当的把握，因此被邀加入。但修订工作进行中传教士的宗教学术争议一开始就很激烈。1844年，英华书院更名为英华神学院。1844年第二个安息日理雅各在香港开设了伦敦会的第一座华人礼拜堂下市场堂。教堂由理雅各主持，但其后理雅各暂时返回英国时，何进善受理雅各委托管理教堂，实际上许多事务也由何进善负责。是年起由何进善和黄胜做理雅各的助手编写，印刷汉语的宗教宣传册子。其中理雅各撰写的宗教文册《耶稣山上垂训》(1865年再版）是由何进善合作翻译注释的。1845年年初，理雅各对香港政府提出应该有一所政府资助的学校，“免费”为中国人提供教育，但该建议未被采纳，因为计划“过于繁杂，而且代价太高”。是年理雅各筹建的佑宁堂落成。这年理雅各与麦都思博士谈了他的基督教文献的翻译观，认为“神”是翻译“Elohim”与“Theos”的合适字眼。11月，理雅各因几次长时间高烧不退而回国治疗，并带去三个中国学生：吴文秀、李金麟与宋佛俭。1846年，理雅各一行到达英国，在英国社会引起注意。从到达英国至1848年，理雅各周游英国讲道。此间，理雅各向国务大臣格莱斯通谈了香港传教近况，尤其是教育的发展，试图推行教育世俗化的改革，后来得格莱斯通就此事致信香港总督德庇时。1847年5月20日，理雅各在返回香港的途中立志要研究汉学，翻译中国经书，襄助传教。7月2日，《圣经》修订工作开始，到5日就出现了严重分歧，形成了后来旷日持久的译名之争，理雅各不可避免地将卷入这个问题。是年，理雅各推崇的补助书馆计划开始在香港实施。12月6日，港府在《香港政府宪报》上宣布以每月10元的标准资助三所中文学塾，并成立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这标志着政府对教育干预的开始。但此时政府并没有与教会争夺教育控制权，而且此时宗教教育的气氛仍颇为浓重。（注：1847年理雅各尚未抵达香港，仍在路途中。）1848年4月，启程返香港。途中离开新加坡的时候，理雅各与家人乘坐的船发生火灾，理雅各指挥男乘客灭火。7月22日到达香港。1848年8月香港与广州的传教士开会建立传教站，理雅各任秘书。传教站每三个月聚会一次，协调两地传教事宜。8月31至12月1日，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第一次摧毁性的台风。是年理雅各的第四个女儿安妮死去，理雅各夫妇悲痛不已。黄胜任职于英华书院，曾协助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自1848年起，理雅各改变了自己在“术语之争”中的立场，选择了“上帝”一词来翻译基督教的“God”。1849年，理雅各撰写布道文册《上帝的日子》。1850年，理雅各第一任妻子玛丽写信给伦敦会东方委员会，要求加大对英华书院附属女子学校的支持。该校是英华书院迁港之初理雅各授意玛丽创建的，该校是中国最早的女学之一。伦敦会基本同意玛丽的提议。3月20日，理雅各向总部提出了到广州建立教堂的想法。8月20日，总部致函理雅各，否决理雅各的提议。1851年12月28日，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第二次摧毁性的台风。1852年，广东南部农民起义军被清军击溃后，清军大肆屠杀。理雅各从清军手下解救一个中国女孩，并帮助急救一个老人。是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中国人的鬼神观》，这是理雅各研究中国宗教学术的真正开始。这年理雅各又撰写了宗教文册《约瑟纪略》、《养心神诗》（后改名《宗主诗章》）与《重休礼拜堂仁济医馆祈祷上帝祝文》。10月17日，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第三次摧毁性的台风。也在10月，理雅各第一任夫人玛丽病逝，其后两个女儿先后夭折。11月22日，理雅各继续进言伦敦会总部要求到广州建立教堂，但没有结果。1853年，理雅各应邀进入教育委员会(1853—1862,后改为教育局），提出了官学的奖学金制度：《圣经》或《四书》知识掌握得最好的奖励英镑，英语或地理读得最好奖一英镑。是年起理雅各主理香港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由黄胜协助。同年，淘金热使大量华人涌入美国加州与澳洲，理雅各以传教为目的撰写了关于移民美国事务的册子《往金山要诀》，并安排五位英华书院的学生到美国加州建立教堂与两个青年到澳洲宣教。也在1853年理雅各最小的女儿在被送往苏格兰的路上死了。理雅各悲痛不已，当时只剩下他一个人在香港。大约在1853年前后，理雅各帮助太平天国确立了“拜上帝会”的名称。1854年理雅各撰写中文传道册子《劝崇圣书》、《新约全书注释》与《耶稣门徒信经》并初次翻译《周易》。同年韩山文把在逃的洪仁玕带来见理雅各，理雅各帮助安排他去教书。1855年，理雅各发展一个道士皈依基督教。1855年1月12日，理雅各继续坚持要伦敦会总部到广州建立教堂，提出将印字局移到中国腹地上海去发展，没有结果。《遐迩贯珍》因人力不济停刊。1855年（至1858年），洪仁玕受雇于伦敦会，成为牧师，解经布道，做理雅各的助理。1856年，理雅各编译的教材《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在香港出版，作为英华神学院的教科书。(1859年香港官学把该书作为标准教材,1862年、1864年分别在广州、香港重版；1867年传入日本，首先由江户开物社出版训点翻印本，名为《翻刻智环启蒙》，在日本广泛流传，成为许多学校的教科书，出现多种版本。）但1856年在香港维持了13年的英华神学院因人手不足及经费问题而停办。是年理雅各撰写了《圣书要说析义》、《亚伯拉罕纪略》。同年理雅各给车锦光施洗。这一年，理雅各要求付给中国医生王风与西方传教士同样的工资，引起外国人的议论。（关于给华人基督教徒与西方相同的工资的问题，理雅各与伦敦会之间的商议持续至1860年。）是年理雅各在英华书院的学生梁柱臣离开香港到澳洲维多利亚省与传教士建起礼拜堂。(60年代初梁柱臣在澳洲的巴拉腊特又建了两所教堂,1866年在中国内地建立佛山堂，这是华人自发自资并成功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教堂。）1856年起，理雅各在香港的公理宗用英语、汉语布道，闲暇时间翻译中国经书。1857年，当地一家面包店的厨师下毒要毒死所有英国人，理雅各幸免于难。这年理雅各因健康问题以及中国经书译著的出版事宜第二次返英。理雅各走后，洪仁玕得湛约翰牧师资助盘缠到南京。1858年，理雅各在英格兰的时候，通过其长兄乔治所在的公理宗之安排，结识了寡妇汉娜，其亡夫也是牧师，已有一个女儿。后来理雅各与她结了婚。同年理雅各带着第二任夫人及其女儿和他原来的两个女儿到香港。回港后，香港最高法院的注册主任拜访理雅各，要黄胜到法院任口译。黄胜出于传教工作的志向而婉拒。1859年，理雅各发表了《秦国——伦敦会成立六十五周年讲话》。10月间，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第四次摧毁性的台风。50年代后期，理雅各的两个女儿加入理雅各的事业，分别在理雅各所建立的不同学校里教书，并都在香港结了婚并居住下来。1860年，洪仁玕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此后与理雅各通信频繁，理雅各希望他能够纠正太平天国在信仰上的偏差，并坚持与外国人和解的路线。洪仁玕曾托人给理雅各送钱，但理雅各拒收。这年，理雅各撰写了宗教文册《圣会准绳》与《基督教信仰与行为》，并为车锦光带来的人施洗。同年，香港教育委员会被改组为教育局，成为专管官立学校的政府机构。此时理雅各已成为该机构的权利人物，便大张旗鼓地推崇世俗教育。7月3日，理雅各在教育局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教育革新计划”，后来又以书面形式刊登在《香港政府宪报》上。他建议停办所有位于维多利亚城的皇家书馆（即受资助的学校），把全部学童集中于一所新的中央书院并强调英语教学。在理雅各的推波助澜下，香港教育事业的重点从19世纪60年代起始由宗教教育转向世俗教育。1861-1872年间《中国经典》第一版在香港陆续出版。其中，第一卷含《论语》、《大学》与《中庸》，出版于1861年，第二卷《孟子》出版于1861年，第三卷《书经》与《竹书纪年》（分两册）出版于1865年，第四卷《诗经》（分两册）出版于1871年，第五卷含《春秋》与《左传》（分两册）出版于1872年。1861年，广东被英法攻陷之后，理雅各与他的朋友在广东河南（广州市的地名，现中山大学康乐园的一带）参观，看一座佛教寺庙遭到袭击，原因是民众敌视所有外国人。同年春天，理雅各与湛约翰乘船到广东的博罗等地去看看车锦光的传教工作，一路上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们此行长达四个星期，但后来遭到了袭击。10月，由理雅各施洗的广东人车锦光被其仇家所害，理雅各曾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救车锦光，而且临走前叮嘱英国领事：万一他死了，不要动用军舰，因为他要把清白的名声带回家。1862年，理雅各在香港太平山与湾仔筹建两所教堂。2月，在港府的支持下，中央书院正式开学，标志着香港教育事业把重点转向了世俗教育。中央书院首任校长由史钊活担任。史钊活承袭了理雅各的世俗教育主张，并付之于实践。理雅各就此解除了教育局繁重的文秘和管理职责。是年，理雅各的一封信在英国公开发表，抗议戈登率领的英法联军镇压太平军的行为。同年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第五次摧毁性的台风。这年王韬流亡香港，开始襄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历时20年。（从1862年到1865年，理雅各为香港政府培训笔译、口译人员三年。）1863年年底，理雅各为修建佑宁堂筹捐了21000元。1864年6月6日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第六次摧毁性的台风。是年理雅各再次陷入健康危机，于是到广东省的西河去游历、养病。1865年，理雅各与教育理事会其他成员退位，政府办学部取而代之。同年因为理雅各在公益事业上的突出贡献，被邀到香港政府用茶点。是年，理雅各陪第二任妻子汉娜到汕头、厦门、上海，后到日本治病。汉娜终因水土不服回国，也带走了女儿。1866年，香港发生了罕见的火灾，理雅各成功地进行了募捐活动以赈灾。是年他又探访感染猩红热的学生，还为一个他认为无罪的死囚奔忙。理雅各在香港昂船洲经历一次爆炸的事件，一艘载着80吨炸药的商船被引爆，原因不明。1867年2月，理雅各因健康欠佳暂回英国养病，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工作暂时中断。理雅各不久来信邀请王韬去苏格兰。年底王韬赴苏格兰，并游历了法国等国家。1868-1869年理雅各与王韬在哥拉潜心译书，抽空游历爱丁堡、格拉斯哥、雷斯与阿伯丁。当时理雅各已经不想继续留在伦敦会，而是集中精力完成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1870年1月5日，理雅各及其女玛丽与王韬一起返华。3月，抵达香港，此后王韬成为独立的报业人士并逐步成为社会改良者，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理雅各与伦敦会签订合同，在佑宁堂做了三年牧师。由于佑宁堂有印刷业务，理雅各印刷其译著《中国经典》更为方便。1871年，理雅各在英国士兵中开《圣经》课。是年撰写了布道文册《无偿的福音》。2只，理雅各联合其他传教士和一些商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签字，要求取缔赌场。1872年7月，理雅各深夜翻译过劳而休克，手部摔伤。1873年，理雅各到中国北方观光，对落后的状况非常痛惜。5月17日，理雅各游历孔府，在日记里提到当地种植鸦片的情况。是年理雅各告别香港，临别王韬撰文赞美理雅各。理雅各后又游历了美国，其后返英定居。理雅各回到英国公开反对鸦片贸易。从1873年到1876年理雅各写了长达330页的手稿，力图将赞美诗翻译成诗体拉丁语，并对一些语言点做了一番诠释，类似于他在其译著《中国经典》中所做的工作。1874至1875年，约翰·莱格牧师等人为理雅各再译《诗经》提供帮助。1875年，穆勒约理雅各为《东方圣书》系列译著提供译稿。4月20日，牛津大学决定让理雅各做首任汉学教授。1876年，理雅各因翻译中国经书的成就获儒莲中国文学首届国际奖。10月27日，理雅各在谢尔德廉戏院发表就职演说，开始了执教牛津大学的生涯至去世。1877年，理雅各的著作《儒教与基督教对比》在对华传教士上海大会由人代读，在传教士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被认为过高评价儒教和再次引发术语问题而被拒绝出版。后该文在友人资助下独立出版。是年理雅各准备重新翻译《易经》，再次邀王韬前往。但王韬未受此邀。1878年，理雅各发表论文《中华帝国的儒教》、两小卷的《孔子生平及其学说》与《孟子生平及其学说》。1879年，理雅各译出《东方圣书》第三卷，含《书经》、《诗经中的宗教》和《孝经》。是年理雅各应邀请到长老宗做牧师。1880年，理雅各以他在牛津大学讲课和研究心得，在伦敦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是年，理雅各提名中央书院第二任校长。同年理雅各的第二任妻子汉娜去世。1882年，理雅各完全失聪，但仍然坚持授课与翻译。是年，理雅各译出《东方圣书》第十六卷《周易》，为第九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了《老子》的条目。1883年，理雅各的《基督教与儒教关于人生教义的对比》由伦敦圣教书会出版。1884年，理雅各到授予他神学博士的爱丁堡大学参加校庆。1885年，理雅各译出《东方圣书》第二十七、二十八卷《礼记》。1886年，理雅各译出了《法显行传》（或称《佛国记》）。是年理雅各患中风，健康状况恶化。1887年，理雅各发表汉学研究论文《菩萨的形象》。1888年，理雅各开设“在华基督教传教史”的讲座，再一次对鸦片贸易深表痛惜。同年理雅各发表了《基督教在中国：景教、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一书。1891年，理雅各译出《东方圣书》第三十九、四十卷《道德经》与《庄子文集》，并发表汉学研究论文《因果报应论》。1892年，理雅各的《四书》译本经他修订后再版。1893年至1895年理雅各修订《中国经典》，并由牛津克莱仁登出版社再版。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病逝牛津。（资料来源：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专著]: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 / 岳峰著. -- 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 370页 : 图 ; 20cm. --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研究中心学术研究丛书/篇名略有改动）
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那就是猩猩
上海交大一项研究为生命起源提供新的启示 新华社上海2004\1月8日电（记者刘军）上海交通大学研究人员在世界上率先报道了宏观自组装现象，这项研究为生命起源提供了新的启示。 今年1月2日在美国出版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颜德岳教授及其博士生周永丰、侯健的论文《形成宏观管子的超分子自组装行为研究》。论文在国际上率先报道了宏观自组装现象，由一类新型的不规则的大分子自组装得到了厘米长度、毫米直径的多壁螺旋管，将超分子自组装研究领域拓展到了宏观尺度，使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 据介绍，超分子自组装是近年来国际科技界关注的一个前沿热点。人们知道蛋白质，细胞乃至生命的形成都是通过自组装来实现的，因此自组装的研究对揭开生命现象奥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自组装是目前用来制造纳米材料的最方便最普遍的途径之一。特别对于制造结构规则的功能材料，自组装已经显示出独一无二的优越性。可以说，自组装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广泛的技术应用前景，因此吸引了众多科学家的目光。 由颜德岳教授课题组进行的这项研究，始于1998年冬。经过5年多的努力，终于成功地自组装得到了形貌更为完美的宏观多壁螺旋管，并经多次重复测试，都重现了自组装现象。 这项研究结果所展示的从分子直接自组装得到宏观物体的过程和生命物体的形成过程有关，为生命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另外，这项研究开创了不规则大分子自组装的先河，拓宽了超分子自组装的研究范围，同时提出和证明了宏观超分子自组装机理，不仅阐明了所观察到的实验现象，而且对其他不规则大分子自组装具有指导作用。由于诸多的自然现象，如血管、腔肠和植物茎秆都是由有机分子通过宏观自组装形成的，这项研究成果对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专家新说：中国泥河湾可能是人类起源地 中新网2003年2月19日电 近日，中国专家指出：中国泥河湾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距今约二百万年前人类进餐的遗迹，使世界人类不仅可能从东非的奥杜维峡谷中走来，也有可能从中国的泥河湾走来。 据光明日报消息，在18日举行的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来自中国的上百名文物考古工作者建议：应该加强对泥河湾遗址群的发掘，深入研究解决泥河湾地层的划分与对比，深入开展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建立科学准确的年代学框架。 据报道，泥河湾遗址群位于中国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桑干河畔。经过中外专家80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区域内，发现了含有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的遗址80多处，出土了数万件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在中国目前已经发现的25处距今100万年以上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中，泥河湾遗址群就占了21处。泥河湾早期文化遗存的密度之高，年代之久远，不仅在国内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特别是2001年马圈沟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距今约二百万年前人类进餐的遗迹，使世界人类不仅可能从东非的奥杜维峡谷中走来，也有可能从中国的泥河湾走来。2000年泥河湾旧石器考古被评为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小长梁遗址作为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和中华大地古人类早期发祥地之一，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270米长的青铜甬道的第一个台阶上；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泥河湾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正在积极筹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专家建议，泥河湾遗址的发掘、保护与研究应开拓新思路，创新研究和保护机制。其经费来源除国家拨款外，应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建立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搞好防洪设施建设，确保遗址不受洪水冲淹；结合退耕还林还草，搞好泥河湾遗址绿化美化工作；抓紧通往泥河湾遗址道路的修建。并以研究会的形式组织强有力的中外文物考古队伍，加强对遗址群的深入发掘和研究。 生育研究称人类进化朝新方向发展 [英国＜独立报＞月23日文章]题：生育研究称人类进化朝新方向发展 —项首创性研究显示，人类进化正朝着新方向发展，自然选择在妇女生有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因决定了如今的年轻妇女倾向于更早生育。 科学家们发现，女性何时组建家庭只是部分决定于她们的成长教育环境。而令人吃惊的是，基因对决定女孩是否可能会在青少年时期怀孕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发达国家有许多广泛的文化因素促使职业妇女推迟生台年龄，但新的研究表明，现存正有一股相反的潮流，即相当一部分女孩在青少年时期怀孕。此项研究发表在今天出版的《演变》月刊上，其中对2710对卵双胞胎和非—gp双胞胎的女性进行了调查，为的是找出遗传因素对生育孩子的数量；第—胎和最后一胎以及月经初潮年龄的可能影响。 由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发现，人类的进化仍在依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进行着，而此前一些科学家认为，由于饮食、住房和医疗方面的进步，人类进化已经停止了。此顶研究的主要发现是：自然选择使女性第一次生育的年龄提前了，这种倾向有部分遗传性。其结果是，进化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生理压力，迫使她们更早地开始组建家庭。 在今后的几代人——大约200到300年——时间里，这—进化的趋势将在生育较早和生育较晚的女性之间显示出严格的区别。那些对抗生理趋势、刻意推迟组建家庭的妇女，患心理疾病的可能性会增大。 伦敦帝国学院的伊恩·欧文斯博士说：“这是遗传与文化在进化中发生冲突的例证。较早生育在遗传上行得通，但在文化上就并非如此了。 尽管有调查发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妇女生育几率比信仰其它宗教的妇女高出20%，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比受教育较少的妇女要低35％。但这次的研究显示，这种文化上的影响并不能解释妇女在生育方面的差异。 欧文斯博士说，研究结果令人吃惊的是，在这方面，遗传与宗教或社会阶层等因素起了同等重要的决定作用。 <参考消息> 生命性别的起源 在贵州中部的磷矿化石中，发现了多细胞化石，观察到类似现代某些红藻的果胞体和精子囊的有性生殖结构。同位素年龄测定是6亿2千万年，比代表后生动物的第一次适应辐射的伊迪卡拉化石群早5千万年。所以，性别分化大约发生在元古宙晚期，发生在后生动、植物最早能适应辐射之前不久。 原核细胞的繁殖是靠自身的分裂，而真核细胞出现了有性繁殖，繁殖率大大提高，一对细胞一次可繁殖出成千上万的后代。 任何一个有性个体都可能将其基因型不变地传递到下一代。一个有性个体一生要产生成千上万的卵子或成亿的精子，如果原核细胞在遗传时有10个位点发生突变，那么它就会出现11种变异；而有性繁殖时，如果有10个位点出现突变，它就会有3 10种变异。有性生殖给生物带来的第二个重大利益是使生殖与营养的分化、生物结构的复杂化和生物个体由微观体积向宏观体积转变成为可能。生命自从有了雌雄之分，就有了它的大量繁殖，就有了它的种类类爆炸。动物与植物的遗传变异极大地增加，进化的步伐加快，生活变得更复杂、更丰富了。 细胞起源和生命起源 生命的起源和细胞的起源的研究不仅有生物学的意义，而且有科学的宇宙观的意义。细胞的起源包含三个方面：(1)构成所有真核生物的真核细胞的起源；(2)与生命的起源相伴随的原核细胞的起源；(3)最新发展的三界学说，即古核细胞的起源。 在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原生生物学和微生物学有了巨大发展的基础上，近30年来真核细胞起源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例如叶绿体和线粒体的起源。有的正在取得重大突破，如鞭毛和细胞骨架的起源问题，开创了进化分子细胞生物学，其目的在于从生命的发展、进化的角度考察一切细胞生物学现象。 真核细胞起源的根本关键是细胞核的起源，因为具有核被膜的细胞核是真核细胞在形态结构上的最根本的标志。近年来，我们对所有现存的真核生物中目前所知的最为原始的类群--双滴虫类(diplomonads)的细胞核及核分裂方式进行了研究，已发现了一系列独特的极为原始的特征，如尚核仁，核被膜不完整，核分裂方式极为原始，贾第虫(Giadia)的核分裂中看来没有纺锤体参与。这些发现结合近年来国外在原核生物的染色质结构及其分裂机理上的一些重要发现，正在给细胞核的起源研究和有丝分裂的起源研究带来重大的新突破。 贵州出土6亿年前不明动物胚胎 一些形如米粒的化石原来是地球生命大爆发前的动物胚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最近发现了两枚非常珍贵的动物化石，它们的样子呈现一种不明动物从囊胚发育到原肠胚时的形态。这一发现证明在贵州瓮安发现的许多生命大爆发前的生物化石不仅不是植物，而且也不是简单的原生动物，它们是多细胞的后生动物。但具体是什么动物现在不得而知。 关于这一发现的论文刊登在最近一期的我国权威学术杂志《科学通报》上。该文第一作者、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尹崇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1995年起，南京古生物所、美国哈佛大学等国内外许多不同研究机构的中外学者不断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科学》、《自然》等发表文章，对贵州瓮安发现的球状化石是植物还是动物进行了长久的争论。其中有的说是藻类化石，有的说是动物胚胎化石，还有人进一步提出是海绵的胚胎化石。 尹崇玉说，我们此次发现的两枚原肠胚化石有力地结束了这一争论，证明这些震旦纪的化石是动物不是植物。由于这么早期的动物化石非常罕见，这两枚化石非常珍贵。 关于这些动物化石的年代，国外研究人员认为在亿年前至亿年前之间。但国内研究认为在亿年前。这意味着，贵州瓮安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动物，因为在此之前已知最古老的澳大利亚埃迪卡拉生物群化石距今时间为亿年。 无独有偶，国外学者上周发表论文说发现了亿年前的甲壳类动物化石。 7月20日，美国《科学》杂志刊登英国和德国科学家的论文说，在英国希罗普郡的寒武纪沉积石灰岩中，发现了保存精美的甲壳类动物化石，这种动物与龙虾、螃蟹和小虾属于同一个类群。这些具有亿年历史的化石属于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甲壳类动物之列。这一发现可能把甲壳类动物的起源提前到前寒武纪。这些动物的软体部分被磷酸钙完好地“铸造”下来，使得研究人员能描绘出动物躯体和肢体的三维结构。 不断涌现的新发现为科学家破解生命大爆发之谜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在7月20日《科学》杂志的相关评述中，研究者论述了这一发现和其它化石的形成以及分子时钟数据如何表明，在所有主要类型动物在寒武纪期间“爆炸性”出现之前，存在一个长期的进化分叉“导火线”。 生命大爆发是科学家至今没有解开的谜团之一：沉寂了40亿年的地球为何突然间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生命？ 地球大约是在46亿年前诞生的。在地球诞生后的40亿年时间里，地球上的生命，包括植物和动物，几乎没留下任何实质性的痕迹。然而，在此后不超过500万至1000万年的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却产生了生命的大爆发。专家发现，现今世界上所有的动物的门都在这一时期同时出现，而且之后再没有产生新的门。这一时期出现的生命的形状同今天的生物已很相近，从星形对称的海星到左右对称的甲壳纲动物，以及具备脊椎雏形的动物等。仅在我国云南省澄江县发现的亿年前的动物化石中，即使不包括现在已经绝灭了的门，所发现的动物的门仍多达20多个，而现在地球上热闹非凡的上千万种生物总共才35 个门。这说明，在寒武纪早期，动物多样性的基本体制就已经建 立了。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写道，如果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真实的话，他的学术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在其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中预言：今后如果有人对我的理论提出挑战，那很可能来自对寒武纪动物突然大量出现的解释。进化论认为，生命的演化是渐变的结果，多种生物门类的出现是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发生的，“生命界没有飞跃”。 然而，寒武纪的地球生命大爆发如果确凿无疑，那么，地球上生命是由最低等的单细胞原核生物， 突然性地爆发出形态造型多样、 构造复杂的生物类群，中间缺少生物循序演进的阶段和类型。大爆发从开始到结束的数百万年只相当于地球历史46亿年的一个瞬间。 这种突如其来的生物种类大爆发给生物学出了一个难题：生物是如何进化出来的？对于一些生物学家来说，小规模的累积的基因变异结果似乎不足以解释如此激烈而快速的生物变化。 有的专家进一步提出疑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原始的单细胞微生物、多细胞微生物、海中低等生物、有壳生物、鱼类、两栖类、爬虫类、鸟类、哺乳类、灵长类、猿、人类，但是从来就没有发现介于两类之间的生物，那么从一类进化到另一类，是如何慢慢进化的？为什么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中间体？ 进化论者对这些疑问的解释是：寒武纪时期是保存化石的最好时期，在寒武纪大爆炸前 ，有很漫长的进化期，这时期的地质记录已毁，化石的记录不完整 。至于中间体，目前还没有发现证据，希望在未来的日子能够寻找到。 最近说法：陨石撞击地球迫使生命为适应环境而出现“爆发”。 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研究者文章认为，约35亿年前，陨石撞击地球的频率开始平稳下降，但在4亿年前，这一数字突然转跌为升，回复到35亿年前的水平。研究人员说，灾难也可能成为一种契机，它形成的“生存压力”迫使地球生命加速朝新的方向进化，使物种增加、生物适应环境的能力增强。正是在这段时间前后，地球生命的数量和种类突然大规模增加，复杂的多细胞生物大量出现，形成了所谓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由于土壤侵蚀、物质沉积和地壳运动，研究地球遭受陨石撞击的历史较为困难。而月球上的陨石坑保存得相对完好，可以作为判断地球受陨石撞击情况的参考。为此，研究人员对1克由阿波罗14号飞船于1971年带回的月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1克月尘中的155个球形微粒分别来自146个不同的陨石坑。他们通过分析微粒中氩同位素的含量来确定微粒的年代，从而得出了陨石撞击地球频率变化的曲线图。 我国科学家提出了生命毁灭——复苏——大爆发进程的科学模型 发现贵州瓮安动物化石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陈均远研究员提出了地球冰冻期前后生命毁灭、复苏和大爆发进程的科学模型。他认为，距今6．1亿到5．9亿年之前，地球生命经历了大劫难。当时地球表面经历了持续长达1500万年的零下50℃极端寒冷的环境，超低温使已经在地球上演化繁衍了几十亿年的绝大部分生物都灭绝了，只有极少数生命在海洋底部依然靠化学能量顽强地延续下来。此后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快速增加，当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积累到相当高的时候，强大的温室效应使地球冰盖几乎在瞬间消失，并很快转为高温环境。随之而来的风化作用和碳酸钙沉积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又迅速降到了正常状态，地球再次成为了生命的乐土。风化过程中产生的磷作为生命元素也为生命复苏提供了条件，随后发生了寒武纪生物大爆发。 人猿揖别在何年 [美]赫尔曼 科学进步是一个探索的历史进程，其间充满了曲折和争论，书中以独特的视角对此进行了生动的阐述。《真实地带：十大科学争论》撷取了17－20世纪科学史上十次有影响的大争论，以明晰浅显、引人入胜的表述，向读者展示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的艰难演进。下面就是其中的一段： 1979年元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出乎寻常地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类人猿"发现问题上的人类学家之争，载文介绍了人类学家间一场广泛激烈的争论，并刊载了大幅照片。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新发现的猿人化石是否为迄今已知最古老猿人或类人猿化石，主角是两位著名的人类学家，英国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和全美知名人物唐纳德·C·约翰逊博士，这称得上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真正的战斗。 当前这场争论的主角、英国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的父亲路易斯·S·B·利基（简称"老利基"）是一位了不起的考古学家。理查德·利基也像他父亲年轻时一样，足迹踏遍了整个东非大地。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和他的两个兄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跟随父母外出考察。年轻的利基兄弟们所具有的考古经验和田野调查的工作经历，远远超过大多数学院派古人类学家整个职业生涯的积累。 1972年，小利基终于获得了他的第一项重大发现--挖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颅骨化石，且头盖骨比以往发现的类似化石要大，没有明显的眉嵴骨。老利基欣慰地笑了--小利基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祖先，生活在200万年前或更早些时期的非洲大陆，再一次肯定了老利基长期坚持的人类起源非洲说。经审慎分析，认定该头骨化石的年代为190万年前。1973年，小利基公布了他的发现，并简单地将他的重大发现称作为"1470号"。 70年代初，小利基进行的三次考古探险都很成功，他在自己独具慧眼选定的地区，仅用四年时间便获得了其双亲苦苦寻找30年才等到的重要发现。1975年，35岁的小利基成了科学界的一位超级明星。 "露西"出世 年轻的美国人唐纳德·C·约翰逊曾回忆说："在中学时代，我从《国家地理杂志》上得知东非人的消息，意念中奥杜威峡谷的神奇声响犹如洪钟般时时撞击我的心房。毕业那年，尽管我的老师保罗·莱塞很希望我能进一步学习化学，但我却越来越痴迷于古人类学。老利基的经历证明，一个人完全可以把挖掘化石作为职业。" 1972年，正在做博士论文的约翰逊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转折。当时，小利基认识的一位学地质的研究生莫里斯·泰伯正在埃塞俄比亚荒漠中收集地质史料，他对大裂谷北部终端一个叫做阿法尔的三角地特别感兴趣，小利基建议他邀请古人类学家对相关地区进行一次田野调查。约翰逊虽然尚未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但还是应邀陪同泰伯一起前往。1973年，他们在阿法尔一处被称作哈达尔的荒凉不毛之地安营扎寨，建立了研究基地。 一年之后的1974年秋天，约翰逊和他的小组找到了一具骨架保留着近40％的化石，与现代人极为相似、距今年代为300万年，约翰逊给他取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露西"。这一发现使约翰逊名声大噪，成了一位国际知名的古人类学家。 进攻与反击 正在人们对小利基的1470号化石年代尚存疑虑时，约翰逊却声称他的发现"是寻找人类起源历程中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突破……我们在短短两天时间里，使人们对人属的认识向前推进了150万年……以往所有关于人类演化的谱系和发现，现在都必须被重新估价。"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小利基等公布了在奥杜威峡谷及库比福勒地区的一些新发现，以澄清有关化石年代的问题。约翰逊却在随后出版的《露西》一书中表示，"小利基等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回避年代问题，小利基及他的小组其实很明白他们的处境。"约翰逊的态度开始引起利基家族的强烈反感，他们真的生气了。 提出一个新种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约翰逊引入的南方古猿阿法种也在古人类学界掀起了波澜。关于化石分类谱系的论战终于在1978年的一次诺贝尔讨论会上拉开了帷幕，双方的争论在约翰逊及其合作者公开发表了他们的分类谱系后达到了白热化。 约翰逊等人在文章中将"露西"及"第一家庭"称为人类最早的祖先，如果正是如此的话，这无疑将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缺失环节"。在约翰逊的谱系图上，阿法种位于人类进化"Y形树"的底端。人类之母"露西"是树的主干，并产生出两个分支。约翰逊这一思想不仅与利基家族长期坚持的"人类起源于尚未确定的远古"的观点相左，还试图将利基家族的一系列重大发现纳入其进化谱系，有着独享最古老人类发现者殊荣的意图。 在这场争论中，小利基认为，约翰逊的结论过于草率，缺乏足够的化石证据，"露西"的归属还是一项有待商榷、悬而未决的化石发现。在约翰逊出版有关"露西"的著作后，双方的关系日趋恶化，随着论战的升级，逐渐演变成了小利基与约翰逊两人之间的对峙。 新的发现 随着鉴别、区分物种基因技术的改进，有关基因证据表明，人猿揖别的时间正如小利基猜想的那样，至少应在500万年乃至700万年之前。只是由于尚未找到支持如此遥远年代的化石证据，因而分子基因学的研究结果还不能作为定论。 最近的一些考古新发现又使类似的争论再度升温，做出最重要贡献者是利基家族的成员梅薇·利基。1994年，她在大裂谷中一处叫卡纳波依的不毛之地出土了年代为420万年到390万年前的人科化石碎片。这些发现不仅是因为年代古老，更重要的是它们似乎不同于以往发现的任何物种，梅薇·利基的研究小组已将其命名为"南非古猿阿蒙种"。 大约在同一时期，另一些研究者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找到了年代为440万前的另一个新种。尽管目前对此种的归属与命名尚有争议，但却能肯定无疑地表明，人类进化进程中确实有过相似种属重叠共存的时期。 这些惊人的事实预示着，人类进化的简单直线思想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应当说，人类如今对人类起源模式和途径的认识，不但没有变得清楚，反而更复杂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利基父子长期以来竭力倡导的"灌木丛"式的进化思想，比以往更具说服力。 因此，有关"露西"归属问题的争论再次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人类进化史上缺失的环节依然未知吗？也许是，也许不是。 1996年，约翰逊在当年的《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又情不自禁地表白说："露西"也许不是我们最古老的祖先，但她仍是我们了解得最多的先人。 小利基早已拒绝对这类争论发表任何评论，他依然自得地仰躺在轮椅上，笑看世人为是非恩怨而一争短长。 摘自《真实地带：十大科学争论》，该书由赫尔曼著，赵乐静译 人头启示录 一 问题的提出 生物进化论在经过大量事实的检验之后，现在已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了。但当我照着镜子，用进化论解释人脸的形成时，却遇到了困难，进化论的重要观点之一便是适者生存，但仔细观察体验，却发现人脸并不适应或者说并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比如，人是直立向前走的，人脸在前进方向的前面，容易受到前进时的伤害，如树枝的刮碰、寒风的袭击等，而头的后部则相对安全些，可偏偏是人的脸部毛发退化了，而位于头后面的头发却没有退化。再说头发，起到保护头颅及保温的作用，但人如果不理发的话，那么头发就过长了，这样，发梢部分对于保护或保温已没有任何作用，有时还碍手碍脚的。与相近的动物如猴或猩猩的头发相比，人的头发还进化了，但这种进化的结果对于适应环境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难道进化论不全面或者是错误的？脸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对它的感受比生物学家对动物的考察要更直接更真实，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二 寻求解释 人脸是漫无目的地进化成今天的模样，还是有其特定的内在方向性呢？ 生物进化有一个协调适应的普遍特性，比如鸟为了适应飞翔，不仅前肢进化成翅膀，而且肺部的气囊结构、骨胳的蜂窝结构以及身体的纺锤流线外形等都具有协调适应飞翔的特性。人类是向智慧型方向进化的，脑是这种进化的最重要器官，人脸的进化是否与脑的进化有关呢？ 如果仔细观察或体验实际生活，我们就不可能不发现人脸在生活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人选择配偶时显得尤为突出，容貌是人选择配偶的考虑因素之一，选择配偶后一般要生育后代，这样就形成了人的容貌进化的自然选择机制，这种选择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有其一定的几率影响作用，从而我们可以看到人脸的进化仍然符合自然选择规律，经过数百万年的这种选择，使人脸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人对容貌的审美显然是由脑来完成的，那么脑形成审美观的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只能是脑对自然界的反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和动物一样）赖无机自然界来生存，而人之运动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从理论方面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等等，部分地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部分地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为了能够宴乐和消化而事先必须准备好的精神食粮……实际上，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心灵深处的审美结构看上去是自动地、无意识地完成的，象是艺术家的某种生物本能组织活动，实质上已经不是生物性的了。在这种生物性中，渗透着千万代人类实践造成的理性成分，它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纯生物性的。 心理分析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的容格也证明：人的深层中的结构是一种审美的结构，这种结构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进化过程本身就是筛选和淘汰相结合的过程。在进化中，只有那些使生物既节省精力又能迅速地对外界作出判断和反应的能力才被保留下来，只有那些极为简化的形态才会被记忆储藏；而经验转变成意识所依赖的抽象的形式和符号，实质上也是一种简化，这种不断的积淀和简化的过程，使人类心灵有了最基本、最经济、最稳定的模式，使我们能够领会理解、反应、具有智慧，在最初级的水平上，这种结构使我们的机体保持着与自然之有机规律和宇宙之物质规律之间的一致。 另一著名审美心理学派----格式塔学派，则用异质同构论解释审美经验的形成。按照这种理论，在外部事物、艺术式样、人的知觉组织活动以及内在情感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统一。其代表人物阿恩海姆说过：“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推动我们的自己的情感活动的力，
读《谁动了我的奶酪》的启示是，人的生活有什么不幸的时候，先想的不应该是抱怨和后悔，而是如何自己去改变，去继续向前走。
简介：
《谁动了我的奶酪？》是2001年9月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图书，作者是斯宾塞·约翰逊。该书自1998年9月出版后，两年中销售2000万册，同时迅速跃居《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最畅销图书排行榜第一名。
内容：
书中主要讲述4个“人物”—两只小老鼠“嗅嗅”、“匆匆”和两个小矮人“哼哼”、“唧唧”。他们生活在一个迷宫里，奶酪是他们要追寻的东西。有一天，他们同时发现了一个储量丰富的奶酪仓库，便在其周围构筑起自己的幸福生活。很久之后的某天，奶酪突然不见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的心态暴露无疑：嗅嗅，匆匆随变化而动，立刻穿上始终挂在脖子上的鞋子，开始出去再寻找，并很快就找到了更新鲜更丰富的奶酪：而两个小矮人哼哼和唧唧，面对变化却犹豫不决，烦恼丛生，始终无法接受奶酪已经消失的残酷现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唧唧终于冲破了思想的束缚，穿上久置不用的跑鞋，重新进入漆黑的迷宫，并最终找到了更多更好的奶酪，而哼哼却仍在郁郁寡欢、怨天尤人。
创作背景：
《谁动了我的奶酪》出版于1998年。
根据约翰逊自序，他在1979年就对本书有了基本构想，但直到1998年，才最终将它变成文字，约翰逊解释说，“事实上，我只是发现了生活中的一些真相，然后编了一个很引人入胜的故事，带领读者阅读和体会它。"
作者介绍;
斯宾塞·约翰逊，全球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谁动了我的奶酪?》系列、"一分钟经理人"系列、《礼物》、《为什么幸运的人总幸运，倒霉的人总倒霉》已成为世界顶尖企业和知名组织、大中小学广泛阅读的培训工具和指南性读物。
作品引起美联社、BBC、CNN、《财富》杂志、《纽约时报》、《商业周刊》、《时代周刊》、《今日美国》等全球顶尖级媒体的广泛关注。
作品被翻译成40余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3500万册。
约翰逊博士长于应用生动的寓言故事传授工作、学习、生活的智慧，生动活泼的风格深入人心，让人深受鼓舞，他因而被《今日美国》评为"全球寓言之王"。
这个就太多了，只是还没有确确的权威报道
朱熹德育思想问题研究论文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四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朱熹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书籍，都是能给人以思想、睿智的。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则应倡导创造性的阅读。爱默生说：“当心灵被劳动与创造所激励时，则无论阅读何书，每一页都会变得熠熠闪光，意蕴无穷，每一句话都意义倍增。……我们觉得作者的见识有如天地一般宽广无边。”
我以为，十分努力的人一辈子也读不了很多的书，但一定要读得透，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反复读。就像西方虔诚的信徒用一生来读《圣经》那样，我们每个人也需要读几本常读常新的好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发现”，就是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这既可从轻松阅读中“发现”愉悦、轻逸、趣味，令人捧腹，令人莞尔；也可从沉重阅读中“发现”生命内部的震撼，灵魂的激荡风暴。
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所谓“穷理”，就是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就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居敬持志”、“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这都是如何读书的经验之谈。“读书须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文字精审”。读书必须精神专一，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归纳起来，朱熹在教学上提倡“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1、匡衡凿壁借光匡衡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发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2、陈蕃愿扫除天下藩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藩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藩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3、班超投笔从戎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荣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4、宗悫（què）乘风破浪宗悫字元干，南阳涅阳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悫年少时，炳问其志。悫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贵，必破我门户。”兄泌娶妻，始入门，夜被劫，悫年十四，挺身与拒贼，十余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艺为业，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悫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5、祖逖闻鸡起舞范阳祖逖，少有大志，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同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为军谘祭酒。逖居京口，纠合骁健，言于睿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民既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睿素无北伐之志，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逖将其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阴，起冶铸兵，募得二千余人而后进。6、范仲淹有志于天下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靠，再适常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糜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7、苏武牧羊北海上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8、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9、项羽志大才疏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10、孔门师徒各言志颜渊、季路伺。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1、顾炎武手不释卷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12、欧阳询揣摩古碑欧阳询尝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反，下马伫立，及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方去。13、文徵明习字文徵明临写《千字文》，日以十本为率，书遂大进。平生于书，未尝苟且，或答人简札，少不当意，必再三易之不厌，故愈老而愈益精妙。14、王冕僧寺夜读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为通儒。15、孙权喻吕蒙读书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耶？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便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16、陆游筑书巢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17、董遇谈“三余”勤读有人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18、智永与“退笔冢”永公住吴兴永欣寺，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坟）”。19、饿死不吃"嗟来之食"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履，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20、张溥与“七录斋”（张）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读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21、晋平公炳烛而学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22、司马迁赞李广《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可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致死都未被当朝封侯。）23、海瑞遗物都御史刚峰（海瑞的号）海公，卒于官舍，同乡宦南京者，惟户部苏怀民一人。苏点其宦囊，竹笼中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而已。如此都御史，那可多得！王司寇凤洲评之云：“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此九字断尽海公生平，即千万言谀之，能加于此评乎?24、为人大须学问（唐）太宗谓房玄龄曰:“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时行事，大觉非也。”25、杨震论"四知"（杨）震少好学……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26、祁黄羊去私晋平公问於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 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 “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27、欧阳修“三上”作文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28、林逋论学问学者之问也，不独欲闻其说，又必欲知其方：不独欲知其方，又必欲为其事。而以既问于师，又辩诸友，为当时学者之实务。盖学以学为人也，问以问所学也。既为人则不得不学，既学之则不容不问。29、欧阳修诲学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30、王安石伤方仲永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钙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予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31、治国犹栽树（唐）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32、贪污者不得归本家包孝肃公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肃之子也。33、创业与守成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 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34、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35、陆游家训后生才锐者,最易坏。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切须常加简束，令熟读经、子，训以宽厚恭谨，勿令与浮薄者游处。如此十许年，志趣自成，不然其可虑之事，盖非一端。吾此言后人之药石也，各须谨之，毋贻后悔。36、孟母三迁孟子幼时，其舍近墓，常嬉为墓间之事，其母曰：“此非吾所以处子也。”遂迁居市旁。孟子又嬉为贾人炫卖之事，母曰：“此又非所以处吾子也。”复徙居学宫之旁；孟子乃嬉为设俎豆揖让进退之事，其母曰：“此可以处吾子矣。”遂居焉。37、曾子杀猪明不欺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38、子路受教子路见孔子，子曰：“汝何好乐？”对曰：“好长剑。”孔子曰：“吾非此之问也。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39、孔子因材施教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40、墨子怒责耕柱子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无愈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驾骥与牛，子将谁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41、唐太宗赐绢惩顺德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事觉，上曰：“顺德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犹惜其有功，不之罪，但于殿庭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42、陈万年教子谄谀（陈）万年尝病，召咸（陈万年之子）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43、钱大昕默坐观弈予观弈于友人所，一客数败，嗤其失算，辄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己也。顷之，客请与予对局，予颇易之。甫下数子，客已先得手。局将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余。竟局数之，客胜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44、王荆公旁听文史王荆公介甫，退处金陵。一日，幅巾杖屦，独游山寺，遇数客盛谈文史，词辩纷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顾。有一人徐问公曰：“亦知书否？”公唯唯而已，复问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众人惶恐，惭俯而去。45、大树将军冯异（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升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中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46、颜回不迁怒不贰过（颜）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47、曾参不受鲁君邑曾子衣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请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48、贤妻桓少君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即奉承君子，唯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着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49、魏徵论自制（唐）太宗问魏徵：“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徵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50、吕蒙正不记人过吕蒙正相公不喜记人过。初参加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帘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为不闻而过之。其同列怒，令诘其官姓名，蒙正遽止之。罢朝，同列犹不能平，悔不穷问。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固不如无知也。不问之，何损？”时人服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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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居中国各地的居住建筑，又称民居。居住建筑是最基本的建筑类型，出现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由于中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情况不同，各地民居也显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中国汉族地区传统民居的主流是规整式住宅，以采取中轴对称方式布局的北京四合院为典型代表。北京四合院分前后两院，居中的正房体制最为尊崇，是举行家庭礼仪、接见尊贵宾客的地方，各幢房屋朝向院内,以游廊相连接。北京四合院虽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观念和家庭制度在居住建筑上的具体表现，但庭院方阔，尺度合宜，宁静亲切，花木井然，是十分理想的室外生活空间。华北、东北地区的民居大多是这种宽敞的庭院。 堂屋和土楼 中国南方的住宅较紧凑，多楼房，其典型的住宅是以小面积长方形天井为中心的堂屋。这种住宅外观方正如印，且朴素简洁，在南方各省分布很广。在闽南、粤北和桂北的客家人常居住大型集团住宅，其平面有圆有方，由中心部位的单层建筑厅堂和周围的四、五层楼房组成，这种建筑的防御性很强，以福建永定县客家土楼为代表。在中国的传统住宅中，永定的客家土楼独具特色，有方形、圆形、八角形和椭圆形等形状的土楼共有8000余座，规模大，造型美，既科学实用，又有特色，构成了一个奇妙的民居世界。 福建土楼用当地的生土、砂石、木片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厚重封闭的“抵御性”的城堡式建筑住宅——土楼。土楼具有坚固性、安全性、封闭性和强烈的宗族特性。楼内凿有水井，备有粮仓，如遇战乱、匪盗，大门一关，自成一体，万一被围也可数月之内粮水不断。加上冬暖夏凉、防震抗风的特点，土楼成了客家人代代相袭，繁衍生息的住宅。 少数民族居住建筑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居住建筑也很多样，如西北部新疆维吾尔族住宅多为平顶，土墙，一至三层，外面围有院落；藏族典型民居“碉房”则用石块砌筑外墙，内部为木结构平顶；蒙古族通常居住于可移动的蒙古包内；而西南各少数民族常依山面水建造木结构干栏式楼房，楼下空敞，楼上住人，其中云南傣族的竹楼最有特色。中国西南地区民居以苗族、土家族的吊脚楼最具特色。吊脚楼通常建造在斜坡上，没有地基，以柱子支撑建筑，楼分两层或三层，最上层很矮，只放粮食不住人，楼下堆放杂物或圈养牲畜。 北方窑洞和古城民居 中国地域宽广、民族较多，各地民居的形式、结构、装饰艺术、色调等各具特点。在此，主要介绍一下个性鲜明的北方窑洞和古城内的民居。 中国北方黄河中上游地区窑洞式住宅较多，在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黄土地区，当地居民在天然土壁内开凿横洞，并常将数洞相连，在洞内加砌砖石，建造窑洞。窑洞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节省土地，经济省工，将自然图景和生活图景有机结合，是因地制宜的完美建筑形式，渗透着人们对黄土地的热爱和眷恋。 此外，中国还有保存较完好的古城，这些古城内均有大量的古代民居。其中，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均在199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碉楼与200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是现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县城，是中国汉民族中原地区古县城的典型代表。迄今为止，这座城市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仍然基本完好，其建筑格局与风貌特色大体未动。平遥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艺术等方面历史发展的活标本。始建于南宋的丽江古城是融合纳西民族传统建筑及外来建筑特色的惟一城镇。丽江古城未受中原城市建筑礼制的影响，城中道路网不规则，没有森严的城墙。黑龙潭是古城的主要水源，潭水分为条条细流入墙绕户，形成水网，古城内随处可见河渠流水淙淙，河畔垂柳拂水。
改造对藏族民居特征的影响优秀论文
甘孜的土筑平顶中掺合一定的牛粪作为调合料，而巴塘地则用白泥、锈石、青桐叶汁等掺合其中，相当特别。康巴地区的传统民居建筑特点是：平顶、墙体厚实、内框架均采用柱顶梁结构形式，一般是多层建筑，底层均用以关牲畜，顶层堆放草料，楼下不开窗，楼上开小窗。注重檐、门、窗的装饰，火塘或厨房一般都在一楼居室，厕所在楼层居室附近设外露吊脚高厕，设有独立的经堂。[1]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人往往会显得特别渺小，凡是去过那些地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以道孚依山而建的民居为例，外观的色彩基调是相同的，房屋的朝向也基本相同，但是各家各户的房屋内设计却大有差别，特别是通过在不同的位置设置晒台以调节建筑群的空间，远远看去显得错落有致，不会觉得呆板。
在内部陈设上，人们喜欢如寺院建筑雕梁画栋那样进行装饰，图案大多采取传统佛教艺术图案，蕴含着藏民族传统的宗教观念、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起居室往往是民居中最重要的部分，中间置有火灶，一般朝向东、南，中心立柱，不但支撑顶棚，也是重要的装饰构件，北侧摆设藏柜、床铺、柜子、书架等日常家具，围绕火灶沿墙布置。关系主人家脸面的门的设计更是不遗余力，自然是显得大方、庄严而华丽。康巴地区藏族民居门的款式多样而且独具特色，该地区的门具有三方面的价值，即实用价值、装饰价值和文化价值。[2]
改造对传统藏族民居特色的影响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对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都造成了巨大损害。为推进灾后重建有序进行，国家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与法规，当然这也给我们川西藏族地区的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里面也包括了牧民定点居住工程建设以及旧民居的改造和升级。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观念的变化，重复以往建筑的样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设计规划上势必引入与现代科技和生活相适应的元素。尽管在规划时强调了保持地方特色，但从已改造的项目看还是有不少变化，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首先，民居布局相对集中，使原先松散的村落初具现代社区样貌。在川西藏族地区，新建的建筑风格基本尊重当地风格和传统习俗就地取材并改进传统建筑工艺，要提高防火和抗震能力。同时，要求道路、交通、卫生等条件得到改善，以更加适宜人类居住。
其次，住房的材料和结构发生了巨变。现在，原有的土木、砖木结构的房屋普遍变成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砖混结构。以道孚的传统民居为例，一般较为低矮，多为两层。传统“崩科”的营造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将半圆木两头直接搭交，使四面墙体连成整体，在木墙体上挖洞作门窗；另一种是将房屋四角的圆木搭成灯笼架，然后在角柱上挖槽，再将半圆木两端插入柱槽内，层层横叠成墙。在建筑材料上，道孚民居以木材、石材、泥土为主要原料，1998年以来，国家禁止采伐天然林，新民居修建时就多采用更为坚固的钢混结构，还可以增强抗震性。传统上的屋顶多用桦树皮或硬杂木条垫底，再铺防水的“阿嘎土”，而现在的民居融入了现代建筑的防水技术，省去了每两三年换“阿嘎土”的麻烦。传统民居用夯土筑墙方法建造的'，顶、门、窗、过梁多采用木构件，现在也采用砖混结构。
再次，室内空间、功能分布、装饰特色的变化。以道孚县的箱式建筑为例，传统的民居底层一般不住人，用作养畜或贮藏，二楼是一家老小衣食起居的主要场所，有独立的经堂，挂有平面的佛龛——唐卡，有的设置了七色小彩灯，可举行一些小型宗教活动。而现在的新民居，一般设立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圈舍，使得民居的室内空间、功能分布全面现代化，有的还设计类似普通商品房的客厅、饭厅和卧室，放置有电视机等现代化电器。原来装饰的窗扇也一改传统田字式样，有的仿制了各种汉式的花格窗扇。内部装饰除了传统藏画艺术的八吉祥图案外，也有传统汉族龙、凤、仙鹤、麒麟等吉祥图案，有的配合画面使用了金箔，显得富丽堂皇。另外，修房造物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一些政府工程往往由内地建筑公司承建，也遵循现行的一些建筑规范。而传统藏族民居修建的习俗尽管有些还保留着，但有所减淡。
对传统藏族民居改造的建议
无疑，康巴藏区不少重建或改造项目解决了那些无力凭借自身能力拥有住房的民众的实际困难，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环境，提高了其生活水平，民众是非常支持的。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设计者能够考虑到项目的规划和施工保留其民族特色，无疑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从部分新建民居来看，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风格稍显单一。特别是在一些新建的主要聚居区，房屋的主结构还类似城市里的商品房，只是在门窗设计和外墙等方面有一些符号性的东西。一些新建筑在材料、结构以及室内空间功能分割方面的整体规划，出于环境保护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加之要考虑建筑的设计与施工等成本，这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使得民居的民族特色在减弱。有的设计类似汉族地区不少马路边的砖混平房，往往要画上一些干栏式的木头串架图案，感觉有些假。因此，可以适当地进行不同户型、门窗的差别处理，甚至在整体统一的基础上，留出一些局部让居民按照自己的审美与传统风俗动手设计。
其次，应注重民众的文化参与，不要统一规划。建议在做建筑设计和装饰时也听听民众的想法，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积极参与是保持民族文化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基础。科研从艺术学、建筑学、民俗学和文化学多学科进行深入讨论，形成合理可行的建设方案。同时，在设计中要为民居预留自建加建的可能性，使有特色的村落民居风貌能继续自然生长。
再次，选择性地保留和修缮一些原汁原味的传统民居村落，留住文化之根。现在这个世界无可奈何地变得越来越相似，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汉族地区曾广泛分布的粉墙黛瓦民居基本消失殆尽，而只有周庄、宏村等少数地方还能依稀看到，这些地方往往会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康巴藏区的康定、丹巴、雅江、德格、理塘等县，现在还留存有一些防御性的高碉建筑，其中以丹巴最为密集。在民国以后，高碉逐渐失去作用，现在其实可以选择性地保留和修缮一些。
结语
应该说，康巴藏区建筑的改造、升级和灾后重建，是恢复和保护藏族民俗文化的契机。在规划和修建过程中应将抢救、保护、改进和传承等因素有机结合，好事要办好，才能留住这些弥足珍贵的活态建筑文化。显然，过分强调物质会导致人类精神贫乏，民族地区的民居建设与改造并非完全的经济和技术问题，更有文化留存和文化产业建设的问题。各地区应根据自然地貌、传统文化和建筑风格，设计出不同的建筑方案向民众咨询并谨慎决定，才能让建筑和环境、历史和文化更加协调。
关于民俗文化潮汕传统民居民俗文化论文
潮汕农村传统民居的样式很多,且都用生动形象的名称来命名,如“四马拖车”、“四点金”、“下山虎”、“爬狮”等等。
一、四点金
“四点金”是潮俗独特的村居,旧时只有殷富显达的家庭才能建造。“四点金”建筑格局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外围一般有围墙,围墙内打阳埕,凿水井；大门左右两侧有“壁肚”；一进门就是前厅,两边的房间叫前房；进而是空旷的天井,两边各有一房间,一间作为厨房,称为“八尺房”；另一间作为柴草房,一般称为“厝手房”；天井后边为大厅,两边各有一个大房。“四点金”的构筑还有多种:只有前后四个正房,没有厝手房及八尺房,而四厅齐向天井的,称“四厅会”；前后房都带八尺房和厝手房的,则变八房为十室的称为“四喷水”。如果在“四点金”外围建一圈房屋,则谓之“四点金加厝包”。
二、下山虎
“下山虎”房屋的建筑在潮汕农村中较为普遍。建筑格局比“四点金”简单,少了两个前房,其余基本一样。“下山虎”因为门路出入不同,因此有开正门和边门的区别。通常中间不开门而只开两边的称为“龙虎门”,也有既开正门又开两边门的。
三、四马拖车
“四马拖车”也称“三落二火巷一后包”,是“四点金”的复杂化。
蔡泽民的《潮州风情录》对“三落二火巷一后包”的格局和功能作了详细描写:“‘落'是潮汕方言,即进的意思。第一进有凹形门洞,俗称‘门楼肚'。进大门,中间是过渡厅,有道‘反照'挡在正中。左右各一间房子,称为‘前房'。一进与二进间,有天井及左右两道通廊。通廊前端各有一门通火巷,左廊的门便叫‘青龙门',右廊的门称‘白虎门'俗称为‘龙虎门'。过了天井便是二进,二进有面阔二间的大厅,两边各有一间房子称为‘大房'。厅的前后各由八扇禅门隔起来。二进和三进中间也有天井,天井左右各有一爿南北厅,南北厅前后两端都有‘厝手间’,相接前后进的大房。三进的结构与二进相同,只是三进的大厅后面隔开一块狭长的暗间,称作‘后库'。后库左右有门通后包。主体建筑两边各有一列与它平行的房子称作火巷,由龙虎门及厝手间的内外子孙门连接主体建筑。后包指三进后面的一列房子。整个建筑格局就像一驾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故名‘四马拖车'”。
“四马拖车”整个建筑的各个部分都有它特殊的功能。头进的‘反照'是为了遮挡路人和客人的视线,不致使屋里一览无遗。通廊是主人和来访客人停放交通工具的地方。南北厅是平时接待客人用的,而长辈们重要的会见和议事则在二进和三进的大厅进行。三进的大厅还设置祖龛供奉祖宗灵位。逢年过节、祖宗忌辰、家人要出国,就要开龛门祭拜抑或向祖宗“告别”；家人做了伤风败俗的事要绳之以家法,也要开龛焚香,让他在祖宗面前请罪。后库则是供办丧事时停放棺柩的地方。主体建筑的大房由长辈居住,最高长辈一般住在三进的房子,其它房间由小辈居住。磨房、厨房、浴室、厕所等生活用房都集中在左边的火巷。家中遇上办喜事,则各进大厅的禅门洞开。办丧事时更为隆重，不单要卸下“反照”，还要卸下各进的禅门。所有天井架上地板,天井的上空撑起帐篷。这样一来,一、二、三进形成了一个宽敞的大空间,便于进行各种活动。总的来说,主体建筑前低后高,每进递增三级石阶,这样便于突出主要厅堂,更重要的是为了不让前进遮住后进,保证后进的采光。后包是为了保护主体建筑和防盗而设。当然,像这样大规模的房屋,一般人家是无缘问津的。现存较完整的“四马拖车”,可在澄海县隆都镇的“慈黉爷故居”看到。
无论是“四点金”还是“下山虎”,潮汕民宅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极其注重装饰,故有“京华帝王府,潮汕百姓家”之说。檩木要漆成红色,椽子则漆成蓝色,故称“红桁蓝桷”。单是山墙的脊端,就有金、木、水、土、火五种不同的造型。造型优美的五星脊饰,连同山墙、屋檐都用瓷来镶嵌。嵌瓷是潮汕民间工艺美术,用各种颜色的瓷片在屋顶一些主要部位贴出各种立体形象,有花草、鸟兽、虫鱼、还有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十分传神。除了嵌瓷,还有雕刻,在建筑物的一些木质结构上镂刻各种形象,使整座建筑物富有艺术气息,古色古香如皇宫建筑。
值得一提的,还有饶平的“竹竿厝”。这种房屋,是直通通一列既长而高的房屋,宛若平放着的竹竿。根据家居需要,可将房子隔成若干格使用。饶平很多地临海,海风较大,所以不少房屋都是垒石而成,十分牢固。
潮汕民居的建筑方位一般都是取朝南偏东,以南为主。这样冬可挡住严寒的北风,夏又可接受凉爽的南风。
民居还有植树的习俗,称作种“镇宅树”。多以龙眼、番石榴为多。龙眼又叫做桂圆,取其吉祥之意；番石榴多子,取多生贵子之意。忌种苦楝,苦字当头种了唯恐不吉；还忌种桃树,据说桃树容易成精,蛊惑男人,徒生灾祸。
关于清明节的习俗：踏青民俗文化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四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关于清明节的习俗：蹴鞠民俗文化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关于清明节的习俗：荡秋千民俗文化
这是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 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民俗文化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
据说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汉惠帝刘盈死后，吕后篡权，吕氏宗族把持朝政。周勃、陈平等人在吕后死后，平除吕后势力，拥立刘恒为汉文帝。因为平息诸吕的日子是正月十五日，此后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夜，汉文帝都微服出宫，与民同乐以示纪念，并把正月十五日定为元宵节。
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
元宵节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
另有一说是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