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 现代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文学翻译家。山西运城人。1906年 8月17日生。父李鸣风参加辛亥革命，1919年被北洋军阀暗害。李健吾自幼随母漂泊异乡。10岁起在北京求学。1921年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翌年与同学蹇先艾、朱大等组织文学团体曦社，编辑《国风日报》副刊《爝火》，开始发表小说、剧本。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在中文系，后转入西洋文学系。同年由王统照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1931年赴法国留学，1933年回国，在中华教育基金会编辑委员会任职。1935年任暨南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从事进步戏剧运动，是上海剧艺社以及苦干剧团的中坚。抗战胜利后，与郑振铎合编《文艺复兴》杂志，并参与筹建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后改名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戏剧文学系主任。1954年起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还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李健吾的剧作，从1923年的《出走之前》到1980年的《吕雉》，近50部。20年代写的都是独幕剧，如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生活的《母亲的梦》（1924，原名《赌与战争》）。30年代的作品题材面扩大，有反映革命斗争的如《十三年》(1937，原名《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有反映爱国抗日的《火线之外》(1933)，有反映农村生活的《梁允达》(1934)等，多数是多幕剧。40年代他以改编中外名剧为主，如《金小玉》(1944)、《王德明》(1945)、《秋》(1942)等。李健吾的剧本贯穿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爱国、民主思想，着意刻画不同阶级的人性，有布局严谨、情节紧凑、语言流畅、人物性格鲜明的特色，被称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剧作家。其中《这不过是春天》(1934)以北伐战争为背景，反映革命者深入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进行斗争的事迹，有较大影响。李健吾的喜剧以刻画生动的喜剧性格见长，格调清新，风趣幽默，尖锐泼辣，而不失真实，舒展自如而不矫揉造作，颇多上乘之作。如《青春》(1944)即以反封建的主旨、生动的性格塑造、强烈的喜剧效果赢得好评。 李健吾的小说取材于父辈革命斗争及城市劳动者生活，主要作品有中篇《西山之云》（1928）、长篇《心病》（1931）以及结集成《使命》（1938）、《坛子》(1931)的短篇。鲁迅评他的短篇《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可见李健吾小说特色之一斑。 自30年代中期起，李健吾以刘西渭的笔名发表文学评论和戏剧评论，文学评论有咀华集和《咀华二集》等；戏剧评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编出版的有《戏剧新天》、《李健吾戏剧评论选》。他的评论不以判断作品优劣为己任，而是铸进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发现，旁征博引，展开联想，时有独到的见解。 李健吾还写了不少散文，有散文集《意大利游简》、《希伯先生》(1942)、《切梦刀》(1946)。 李健吾翻译了莫里哀的27部喜剧，高尔基戏剧集7 册，《契诃夫独幕剧》1册，《托尔斯泰戏剧集》7册，《屠格涅夫戏剧集》 4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小说，以及巴尔扎克、司汤达、缪塞等人的作品和论著。 作为法国文学研究工作者，他著有《福楼拜评传》(1935)、《司汤达研究》（1950）、《莫里哀的喜剧》(1955)等专著与专论。
创作书目《西山之云》（短篇小说集）1928，北新《一个兵和他的老婆》(中篇小说)1929，歧山书店《无名的牺牲》(短篇小说集)与李卓吾合集，1930，歧山书店《坛子》(短篇小说集)1931，开明《心病》(长篇小说)1933，开明《梁允达》(话剧集)1934，生活《福楼拜评传》1935，商务；1980，湖南人民《母亲的梦》(话剧集)1939，文生《意大利游简》(散文集)1936，开明《以身作则》(话剧)1936，文生《咀华集》(评论)1936，文生《这不过是春天》(话剧集)1937，商务《新学究》(话剧)1937，文生《希伯先生》(散文集)1939，文生《十三年》(独幕剧)1939，生活《使命》(短篇小说集)1940，文生《咀华二集》(评论)1942，文生《信号》(话剧)1942，文生《健吾戏剧集》(第2集)1942，文生《黄花》(话剧)1944，文生《草莽》(话剧)1945，文生；后改名《贩马记》，1981，宁夏人民《切梦刀》(散文集)1948，文生《青春》(话剧)1948，文生《山东好》(报告文学集)1951，平明《原只是-个货色》(相声集)1951，平明《雨中登泰山》(散文特写)1963，人文《戏剧新天》(评论集)1980，上海文艺《李健吾独幕剧集》1981，宁夏人民《李健吾戏剧评论选》1982，戏剧《李健吾剧作选》1982，戏剧《李健吾文学评论选》1983，宁夏人民《李健吾创作评论选》1984，人文《李健吾散文选》1986，宁夏人民《撒谎世家》(话剧)据美国的《真话》改编，3939，文生《花信风》(话剧)据法国萨尔度的《花信风》改编，1944，世界《喜相逢》(话剧)据法国萨尔度的《喜相逢》改编，1944，世界《风流债》(话剧)据法国萨尔度的《风流债》改编，1944，世界《不夜天》(话剧，又名《金小玉》)据法国萨尔度的《La Tosga》改编，1945，重庆美学出版社《秋》(话剧)据巴金的《秋》改编，1946，文生《云彩霞》(话剧)据法国司克芮布的《 Adrienne Leconvreur》改编。1947，上海寰星图书杂志社翻译书目《迷药》(小说)法国司汤达著，1935，生活《箱中人--西班牙故事》(小说)法国司汤达著，1935，生活《圣福朗旦斯考教堂》(小说)法国司汤达著，1935，生活《法妮娜.法尼尼》(小说)法国司汤达著，1935，生活《福楼拜短篇小说集》1936，商务《司汤达小说集》1939，生活《贾司陶的女住持》(小说)法国司汤达著，1936，生活《爱与死的搏斗》(话剧)法国罗曼.罗兰著，1939．文生《包法利夫人》(长篇小说)法国福楼拜著，1948，文生；1958，人文《情感教育》(长篇小说)法国福楼拜著，1980，上海译文《圣安东的诱惑》(长篇小说)法国福楼拜著，1937，生活《契河夫独幕剧集》1948，文生《可笑的女才子》(独幕话剧)法国莫里哀著，1949，开明《屈打成医》(话剧)法国莫里哀著，1949，开明《党.璜》(话剧)法国莫里哀著，1949，开明《吝啬鬼》(话剧)法国莫里哀著，1949，开明《乔治.党丹》(又名《受气丈夫》)法国莫里哀著，1949，开明《德.浦叟雅克先生》(话剧)法国莫里哀著，1949，开明《向贵人看齐》(话剧)法国莫里衰著，1949，开明《没病找病》(话剧)法国莫里哀著，1949，开明《三故事》(短篇小说集)法国福楼拜著，1949，文生《底层》(话剧)苏联高尔基著，1949，上海出版公司《仇敌》(话剧)苏联高尔基著，1949，上海出版公司《怪人》(话剧)苏联高尔基著，1949，上海出版公司《野蛮人》(话剧)苏联高尔基著，1949，上海出版公司《瓦莎.谢列日诺娃》(话剧，又名《母亲》)苏联高尔基著，1949，上海出版公司《日考夫一家人》(话剧)苏联高尔基著，1949，上海出版公司《叶高尔.布雷乔夫和他们>(话剧)苏联高尔基著，1949，上海出版公司《头一个造酒的》(话剧)俄国托尔斯泰著，1950，平明《文明的果实》(话剧)俄国托尔斯泰著，1950，平明《光在黑暗裏头发亮》(话剧)俄国托尔斯泰著，1950，平明《司汤达研究》(论文)法国巴尔扎克著，1950，平明《浦罗米修斯被绑》(歌剧)希腊艾斯基勒斯著，1951，平明《落魄》(话剧)俄国屠格涅夫著，1951，平明《宝剑》(诗剧)法国维克多.雨果著，1952，平明《贵族长的午宴》(话剧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52，平明《单身汉》(话剧)俄国屠格涅夫著，1954，平明《巴尔扎克论文艺》1958，新文艺《莫里哀喜剧六种》1963，上海文艺《意大利遗事》法国司汤达著，1982，上海译文《莫里哀喜剧》(第1-4集)1982-1984，湖南人民
中国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李健吾生于1906年8月17日。山西运城人。1921年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翌年与同学朱大柟、蹇先艾组织文学团体曦社，创办文学刊物《爝火》，开始发表剧本、小说。1925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同年由王统照介绍参加文学研究会。1931年赴法入巴黎大学研究福楼拜等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1933年回国，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任职。1935年任暨南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从事话剧活动，是上海剧艺社及苦干剧团的中坚。1945年应郑振铎之约，主编《文艺复兴》杂志，并参加筹建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后改为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授。1954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健吾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健吾自幼酷爱戏剧，学生时期即参加话剧演出，曾任清华大学清华戏剧社社长。1923年开始发表剧本，先后共创作、改编近50部剧作。他的剧本贯串着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爱国、民主思想，注意反映劳苦大众生活感情，情节紧凑，布局严谨，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被称为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剧作家。20年代有9部剧本问世，多数是独摹剧，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主人翁是工人、士兵、仆人。命运的焦点常集中在女性身上。《翠子的将来》(1926)、《母亲的梦》(又名《赌与战争》，1927)是这阶段有代表性的剧作。30年代是李健吾思想活跃、勤于艺术探索的时期，剧本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其中有充满对国家命运忧虑、大声疾呼抗日的《信号》(原名《火线之外》，1932)、《老王和他的同志们》(原名《火线之内》，1932)；有歌颂革命者，揭露封建军阀，寄希望于共产党的《这不过是春天》(1934)，《十三年》(原名《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1937)；有以沉郁的笔触，通过惊世骇俗的故事，反映农村生活及人性善良与邪恶斗争，带有浪漫主义特征和法国戏剧影响的《村长之家》(1933)，《梁允达》(1934)，还有锋芒对准新、旧道学家，批判并存于中国的封建道德、资本主义文化的两部喜剧《以身作则》(1936)、《新学究》(1937)。40年代是李健吾剧作的黄金时期，以改编中外名著为多。这主要由于沦陷后的上海言路堵塞，创作殊艰，除《黄花》(1941)、《贩马记》(原名《草莽》上部，1942)、《青春》(1944)外，其余10多部都是改编剧本，较著名的有《秋》(1942)、《金小玉》(1944)、《王德明》、《阿安那》(以上1945)等。李健吾的改编剧本，只取原作基本构思，而将背景、情节、人物加以改造，使之彻底中国化，演出中甚得好评。40年代后期起，李健吾主要精力投入教学、研究、翻译上，偶有创作。1976年后，有《一九七六年》(1977)、《吕雉》 (1979)等剧本问世，宣泄了他对十年动乱的愤懑，对新时期的赞颂。李健吾是中国最早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从1925年就发表译作，以小说、剧本为多，间有理论。小说有《包法利夫人》、《圣安东的诱惑》、《司汤达尔小说集》等，剧本有《爱与死的搏斗》和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戏剧集。其中莫里哀喜剧27部，是国内最完整的译本。他的译文讲究诚和信，文笔流畅，通晓易懂，雅俗共赏。他有《福楼拜评传》、《莫里哀的喜剧》、《莫里哀<喜剧六种)译本序》等专论。李健吾一生写过大量戏剧评论，如《雷雨》、《论<上海屋檐下>》、《清明前后》、《读<茶馆>》等。他对剧作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艺术上常有独到见解。
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 。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 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 和"后现代化"问题 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 题录总数 重复发表论文 有效学术论文 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 文学专业刊物 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 地方本科院校学报 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 地方社科综合刊物 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 教授 副教授 博士后 讲师 博士生 硕士生 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 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 。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 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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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叙述者；叙事权威；弗吉尼亚·吴尔夫 [论文摘要]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到灯塔去》是现代派小说家和女权运动先驱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作品。自1927年问世以来，广受评论家和读者的青睐与追捧。不难发现中外评论家对小说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但迄今为止鲜有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而本文则试图从这些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探讨并得出新的结论。 一 西方经典叙事学上承俄国形式主义，中经英美新批评，下接法国结构主义，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聚焦于被叙述的故事，对叙事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起源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主义摇旗呐喊，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为女性形象批评，反思传统文本中的“厌女症”，揭示菲勒斯中心主义；中期建构妇女文学史，并纳入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近期向理论建构纵深发展，反思以男性文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理论，提出建设“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s)设想。其中，法国学派受拉康、福柯、德里达的影响，关注语言、再现、心理和哲学问题，如克里斯蒂娃、西苏、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和女性行为批评(gynesis)的理论；英美学派关注主题、母题和人物等传统批评观念，重在社会历史研究。肖沃尔特认为从整体看可以发现妇女作家想象的连续性，反复出现的模式、主题、问题和形象，因而提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和性属理论(gender theory)。 概而论之，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目标不同：前者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倾向于抽取普遍规则，对文本进行一般观察，强调客观性和抽象化，具有具体化、符号学化、技术性强等特点；后者属于政治批评范畴，在政治参与和主体经验上揭示具体文本的意义，具有宏观思辨、模仿再现和政治化等特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通常不涉及叙述技巧，而经典叙事学研究一般也不考虑性别因素，不讨论叙述声音的语境、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各有利弊，而两者融合，恰恰能取长补短。 针对经典叙事学忽略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可以借用性别，语境和再现等女性主义理论来弥补；针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过于印象化的弱点，可以借用叙事学领域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来弥补。叙事学是方法，女性主义是思考视角。两者渗透能够引发新的视点，打破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同时关注人物、作者、叙述者、读者和性别因素，关注生产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的必然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隶属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将注意力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历时叙事结构。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样具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背景，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文化小说的视角》，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随后，两位代表作家的论著在美国面世：一为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为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有关论著在《叙事》、《文体》、《PMLA》等刊物纷纷问世，女性主义叙事学渐成显学。 为了证明女性叙述文本的特殊性，仅仅使用叙述话语理论阐释会出现偏差和缺失，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多次引用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1832年)这个书信文本——由于新娘有义务向丈夫公开所有的信件，于是她给知心姐妹写了一封信： 我已经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的理由去)追悔；我的丈夫(根本不像)丑陋鲁莽，老不中用……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双方都不该)只能一门心思想着服从(而不应视之为)玩偶；我……不(这样不奢望我能比现在更)幸福。 仔细阅读会发现书信暗含玄机，区别在于是否隔行阅读。词句的重新组合导致语义和语气上的本质变化：丈夫以为赞美自己，知心女友看到的是新娘痛斥丈夫，懊悔婚姻，新娘和女友关心女人的婚姻幸福，而隐含读者读出的是对社会婚姻关系男权思想的抨击。兰瑟指出书信的表面文本是软弱无力的女性文体，拟态模仿卑微元助，柔和依顺；潜在文本却具有能动直接理智、有力度有权威的男性语言特点。私下潜在的受众是心灵相通的女友；表面公开的受众是丈夫。所以，在男权中心社会，女性作家在不被认可的边缘化处境下，为赢得叙事权要采取机智的叙事策略。 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研究在特定的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威的策略，意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声音”这个术语，在叙事学中指叙事讲述者，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中指身份和权力。兰瑟将两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具有互构关系，因此探讨女性叙述声音要联结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兰瑟创造性地透过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作者型叙述声音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采取全知视角点评叙述过程，对其他作家和文本作深层思考和评价。个人型叙述声音即热奈特指称的自身故事叙述，讲故事的我是主角，私人声音公开化。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表达群体的共同声音。 二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说到吴尔夫“在她的叙事行为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这种“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赋予她的小说以叙事权威。本文正是基于兰瑟对吴尔夫作品中叙事声音的探讨，具体分析《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在潜在文本中的所作所为。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好比是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从而帮助吴尔夫本人在文学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奠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达洛威夫人》(1925)租《到灯塔去》(1927)同属吴尔夫中期诗话意识流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的叙事方式，关注的重心是人物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但从整体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比《达洛威夫人》的叙述者更为隐蔽却也更为重要。在《达洛威夫人》中，叙述者藏匿于人物背后，记录并传达人物的所思所想。在阅读时，读者尽可跳过这个幕后叙述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在《到灯塔去》中，叙述者却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小说描写的重心不是人物的思想而是叙述者本身。事实上叙述者在众多人物意识间穿梭却对他们的意识不予认同。虽然叙述者也曾尝试“垂帘听政”，但总体来说，她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了，叙述者的形象“无所不在”，她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文本。即使是在一直被评论家推崇为“作者自我消抹”典范的第一和第三部分里，读者也可依据那些无所不在的蛛丝马迹找到藏匿于人物背后的叙述者。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叙述者更是直接越过人物，跳至前台，发表她对生与死的哲学感悟。 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者通常现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他独立于故事之外，像“上帝”那样高高在上，了解故事内外发生的一切，拥有无限的权威。而现代派小说中的叙述者不再能够高高在上，自封上帝，同时也不再需要和要求那种全知全能的外露权威。从总体上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扮演的是上帝而不是人的角色，她行使着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全知全能型叙述者的无限权威。在小说中她对人物的言行进行全面的观察和权威的评论，并最终攫取了原本属于人物的声音。 在《到灯塔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查特曼式“公开叙述者”的存在，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个“拥有阐释权威的人把人物的思想转化成间接性的表达”。人物声音被压制甚至不被允许进行自我表述，这个穿插其中的叙述者不仅自己说，还替别人说，她成功地攫取了小说人物的发言权。作为“全权代表”的叙述者自由穿梭于众多人物的意识间，居高临下、冷漠超然地向读者讲述人物的所思所想，解释评论人物的一言一行。更有甚者，她还超越时空限制，成功观察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小说打破了经典现代派小说对叙述者观察角度和认知能力的限制，获得了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者才拥有的那种全知全能。 小说第一部分“窗口”围绕“量袜子”这一外部事件展开，参与其中的是拉姆齐夫人和她的儿子詹姆斯。在拉姆齐夫人“如果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就改天去(灯塔)”这样安慰性的话语后，她让詹姆斯站起来比比袜子是否够长。再过几行是，她心不在焉地告诉詹姆斯要一动不动地站好，可这小男孩还处于几分钟前母亲告诉他不能去灯塔的失望中，故而显得焦躁不安，腿不停地动来动去。跳过许多行，我们读到拉姆齐夫人对詹姆斯更加严厉的警告，这次詹姆斯听话了，拉姆齐夫人量了袜子，结果发现袜子太短了。这一外部事件在又一长时间中断后以拉姆齐夫人吻了吻儿子的额头并提议帮儿子另找插图来剪而结束：“拉姆齐夫人缓和刚才的严厉语气，举起他的额头吻了吻。‘让我们另外找一幅插图来剪吧’”。 在“量袜子”这一琐碎外部事件中，作者把许多人物的内心活动穿插其间。牵涉其中的不仅包括前面提及的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还包括诸如“人们”和“班各斯先生”等事件发生时不在场的人物。是谁在看拉姆齐夫人并得出结论“从未有人看起来如此悲伤”?又是谁在发表那些关于眼泪集结并于暗处掉下的模棱两可，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屋里除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以外没有别人，显然那些言论不可能出自她们之口，也不可能是紧随其后开始讲话的“人们”发表的。既然如此，结论只能是：那些言论是叙述者的。 此外，“窗口”还有对其他一些次要外在事件的描述。这些事件与“量袜子”这一主要线索分属不同的时空，如电话交谈和修建房屋就发生在别的时间和空间。在“量袜子”事件开始不久，读者就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时空，聆听班各斯先生在电话里和拉姆齐夫人关于火车、旅行的谈话。关于眼泪的那个段落已经把读者带离了他们所在的时空；而这段关于电话交谈的描述更是把读者带人一个无法确定、超越现实的空间。至此《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挣脱了人物聚焦，有限视角的束缚，获得了全知全能的观察角度和阐释能力，从而赋予作者以外露叙述权威。 在小说的第一和第三部分中，叙事者自由穿梭于不同身份、背景、年龄、心态的人物内心世界，对他们的内心活动、言行举止进行多角度观察、前方位报道和权威性评判。她时而进入莉莉·布里斯克的内心活动，时而穿梭到詹姆斯的童心世界，时而又陷入詹姆斯夫人的沉思苦想中。她知道詹姆斯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她也了解莉莉懂得了“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虽然叙述者试图通过自由直接引语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物的思想混成一团，让读者不易察觉到她的存在，可惜她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在阅读小说时，读者可直接越过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叙述者“不存在”的幻觉消炭了，他们很难相信詹姆斯会说出“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这样与他实际年龄很不相称的话，也很难相信“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是莉莉本身对爱情的领悟。诸如此类的哲学式感悟和格言化表达又是用一般现在时(不同于用一般过去时来表达的人物思想和言行)、来表达并附着在加括号的小说人物上。这种时态上的差异拉开了小说叙述与人物的距离，而距离就意味着叙事权威。 事实上，《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暗度陈仓，把沉思、劝谕和预示这些过时的，不再为现代派小说接受的叙事手法置于深层文本中。她通过授权小说人物想什么，说什么而分享了传统全知全能型叙述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吴尔夫在这部小说的表层文本中消抹了叙述者，使其融入人物的意识里，在深层文本里却保留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叙述者形象。吴尔夫的叙述者就这样通过无所在而达到了无所不在。因为，如果小说人物都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使用叙述者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叙事也就建立了一种更高更大，无法复制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吴尔夫这样的女性作家向往和追求的。 三 自福楼拜开始；以詹姆斯倡导的，珀西·卢伯克支持的新的“间接和侧面”的叙事手法要求用小说人物的感受取代叙述者的“画外之音”。正如乔伊斯借《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迪得勒斯之口：所表达的那样：“理想的叙述者应该修炼到无声无形”。现代派小说理想的叙述者，和现实主义小说中公然暴露在读者面前对人物发号施令的“上帝”型叙述者不同，它藏于人物背后，引入不同人物的声音，对这些声音不加干涉，任其自由发展。 每一个人身边涌动着的流旋的生命力，一旦以其勃发之力注入每一个人，他们便会获得一种特有的、无形的美学生命，戏剧性的场面也就即此产生……艺术家就像创世的上帝，出现在自己亲手创造物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隐而不见，修炼达到无声无形，若无其事地修剪着自己的手指甲。 这样一种美学意识要求现代派小说的叙述者赋予读者一种“消抹”的幻觉，这种幻觉产生于对“叙事者自我意识的压制，对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交流的阻碍，以及对叙述立场外在标记的遮蔽”。 在《到灯塔去》这部现代派小说中，吴尔夫采用了人物聚焦的叙事，试图给读者一个“消抹”的幻觉，但小说没有任何一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任何纯粹聚焦于单一视点的叙事也没有。吴尔夫在小说的一、三部分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在第二部分里则采用了零聚焦叙事。在公开叙事层面上，她力图让叙述者消融到人物的意识活动里，达到无所在的境地，但在隐蔽叙事层面上，她却保留了一个清晰的叙述者形象，从而构建了一个无所在却又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来帮助她本人获得叙事权威。吴尔夫缘何如此渴望得到外露作者权威，笔者认为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和女性主义立场里找到一些答案。吴尔夫成长在一个文学世家，但这样一个家庭却没给她提供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她的哥哥们可以上剑桥接受最正统的英国教育，而她只能呆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学习。长大后的她虽成了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却又不得不置身于并依靠着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先锋派的庇护。她对现代派小说里，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深感不满，也意识到那些患了“失语症”的女性群体有必要站出来发出自己_的声音。 和《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一样，吴尔夫本人对名声的消逝和死亡的威胁无法释怀。作为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渴望获得永久的名声，渴望和乔伊斯那样的现代派男性小说家齐名。同时她也深知在男性一统天下的英国文学中，一个女性作家要获得这样的名声和地位是何其困难，但吴尔夫尝试并做到了。她不仅在现代派小说潮流里名垂青史，也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了自己的丰碑。对英国文学传统上白人男性独有叙事权威的靠拢和倚靠使得她牢固奠定了自己在一片诋毁女性现代派作家的现代派小说运动和一片批判男性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双重重要位置。 当然，吴尔夫的创作历程和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吴尔夫开始是一个旧女权主义者，坚持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但是她很快就觉察到这种思想的局限，认识到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即使在家庭之外拥有了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后，在家庭之内，特别是在人的思想观念之中争取平等的权利却更为艰难。于是，吴尔夫着手去解构男性政治思想即文化霸权，尝试着去确立书写历史的女性视角，从而成为新女权主义的思想先驱。难能可贵的是，吴尔夫没有让思想固化，而是走向了一种更加理想与和谐的女权主义阶段。因为吴尔夫认识到，在父权制社会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同样都是不自由的。而人类的解放必须以消除一性对另一性的奴役为前提，必须以两性协调互动达到统一和谐为基础。于是她努力寻求一种新的解决之道，这就是她著名的“双性同体”的理论。吴尔夫从最初片面强调男女法律上平等的旧女权主义开始，到20世纪60、70年代从文化角度去解构男性政治文化霸权、确立女性视角的新女权主义承接，以及最后强调在社会中男女的和谐发展所预示的20世纪90年代后女权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吴尔夫没有把获得选举、受教育等法律权利，也没有把女性获得思想文化的平等待遇视为最终目的，而是把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定为女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从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变化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吴尔夫何以在《到灯塔去》中如此倚重男性小说家所持有的那种阐释和评价的叙事权威来使自己权威化。事实上，小说的叙述者在文本中“就是女性主义者并且还冠以其作者的真名实姓”。
王小波的精神结构及其小说的结构模式 {内容提要}：本文从意象分析法的角度，论述了王小波小说中“夜”的意象的意义，进而阐述了他阴阳两界冲突的精神结构和由此形成的其小说的结构模式。{关键词}：王小波 精神结构 阴阳两界 结构模式王小波有部中篇小说《我的阴阳两界》，阅读这部小说，读者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何为阴界？何为阳界？在他的杂文中也数次提到类似的说法，比如，话语圈属于阳的一方；世界除阳的一面之外，还有阴的一面；“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1）还有其他衍生的词“阴性的态度”等。我认为，阴阳两界是理解王小波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他的精神结构呈现出阴界和阳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分野，二者之间像两军对垒一般，上演了一场场攻防战，时而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时而委屈求全、妥协礼让；时而握手言欢。这是内心深处惊心动魄的战争。王小波的精神世界时时表现出搏杀、冲突、紧张、分裂的状态，他精神上的弦绷得太紧，这是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分成两半“自我”的格斗，最后终于两败俱伤、琴弦绷断，曲未尽人已失。王小波精神世界的这种特质投射到小说创作中，自然其小说的精神结构与它保持一政，不仅如此，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展现出双线并行、交织、虚实相映、古今对话的结构模式。综合王小波杂文和小说来看，对阴阳两界的界定，大致可列出以下两类词语方阵：阳界：愚蠢、专制、强权、无智无性无趣、乌托邦神话、愚民教育、宗教化政治、煽情伦理、思想牢笼、话语圈文化、精神阳萎、实用功利、机械化一、强势群体……阴界：健康的性、有趣、神奇、智慧、自由、爱情、创造、理性、科学、民主、人的尊严、沉默文化、参差多态、弱势群体……法国文学理论家加斯东·巴什拉尔认为，每个诗人都提供一份意象的综合，我们可以事后去发现它，绘制一幅“曲线图”，重新发现一种逻辑。在此，意象既不是一种修辞形象，也不是文章细节，意象是“一个完整的题材。它呼唤各种不同的来自多渠道的形象的聚合”；它是“一种原则的升华”，它可以上溯到语言和形象思维的起源，同时又表达“凝聚了事物内部的情感世界”。巴什拉尔的批评即是从一个意象出发，重新认识一个世界，艺术家心灵向往的那个世界。（2）笔者通过对王小波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单位意象”或者说“存在编码”“夜”进行分析，以期切入他的精神结构。“包围着他们的是派出所的房子，包围派出所的是漫漫长夜。”（《未来世界》）。《似水柔情》末尾：“眼前是茫茫的黑夜。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最典型的是如下大段文字：“夜黑的发紫，星星亮得像一些细小的白点。在京效时我常和铃子钻高梁地，对夜比一般人熟悉得多。这是险恶的夜，夜空紧张得像鼓面，夜气森森，我不禁毛发直立。”“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作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已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3）在他的早期习作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字：“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久久 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4）。于是到云南插队时，他常常在深夜走出宿舍，在夜色中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又涂，涂了又写。（5）王小波在1979年6月6日写给李银河的信中引了《德国诗选》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并说他尤其喜欢“银色的星光”这个诗句（6）：他爱在黑暗中漫游，黝黑的树荫重重的树荫会冷却他的梦影。可是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渴慕光明！渴慕光明！使他痛苦异常。他不知道，在他头上，碧空晴朗，充满了纯洁的银色的星光。王小波在不同的小说中先后引了二次塞利纳杜撰的瑞士卫队之歌：“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7）并且第二次引用时用的小说题目是《茫茫黑夜漫游》，由此可见他对这首诗及“夜”这一意象的喜受。除此之外，他的一些小说题目多少也透露出一些信息：《红拂夜奔》、《夜行记》、《夜里两点钟》。在王小波的笔下，夜是漆黑的、萧杀的、凄惨的、紧张的、险恶的、森然的、漫无边际的，它意指黑暗、压抑、迷茫、恐怖、绝望、死亡。当王小波把“文革”时期比作漫漫黑夜时，“夜”这一意象的内涵还较为狭小，从王小波整个一生及其创作始终来看，他赋于“夜”以丰富、深邃的意蕴。《茫茫黑夜漫游》好比怪腔怪调的布鲁斯，是一篇心态小说，是作者写作时“当下”心境的流露，在此，作者表达了在强制下永不屈服的信念：“有人可以从屈服和顺从中得到快乐，但我不能。”他说，只有一种生活是可取的，就是迷失在探究小说艺术无限可能性中。王小波对夜的恐惧，即是对受奴役的、乏味的、无创造的生活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如何超越死亡，穿过漫漫寒夜般的人生，他选择了创作，选择了诗意人生因此他称自己是行吟诗人、浪漫骑士，以艺术对抗寒夜，超越死亡，也超越命运、生命、存在。他说：“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8）想象一下，一个17多岁的少年在亚热带地区的夜色下，在旷野之中，以他的单纯、真诚试图摆脱当时的话语霸权、语言牢笼，抒发出自己本真的内心情感，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那么，与“夜”对应的意象就是“星星”、“明星”、“银色的星光”，这是王小波的精神源泉，他渴慕星星，寻找星星，梦想化作星星，照亮黑暗，抗争阳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王小波的人生及创作，那就是：星光照彻黑夜。王小波确如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慧星，他闪亮的光芒照彻了晦暗的夜空。王小波的另一个重要的“存在编码”就是小说中的“刑场”意象，及由此衍生的“砍掉的头”、“尸体”意象，（9）“夜”和“刑场”都是王小波对人生、对他生活的世界的一种深刻体认。王小波的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界线分明的二个方队，即阳界中人和阴界中人；军代表/知青、团知书/受帮教者、大夫/病人、警察/犯人等，在他们之间上演着管制/反抗、改造/抵制、追逐/逃跑的游戏。王小波小说的动态与静态场面也值得留意，当他的叙述落笔于争斗、追逐、逃跑时就自由奔放、生机盎然、谐趣横生，如王二的上山，老鲁捉王二，卫公、红拂出逃、薛嵩抢婚、征战等，而一旦人物在一处停留下去就往往是压抑、郁闷、死气沉沉的世界。与此对应的两类地点（皇宫、宣阳坊、灰色长安、洛阳/凤凰寨、路上）也就有了相反的寓意。下面以《黄金时代》中的3篇小说为例，论述阴阳两界的冲突、对峙、碰撞。在《黄金时代》里，王二是到云南插队的北京知青，二十出头，充满了好多奢望和青春的强烈躁动，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以当地队长、农场军代表为首的管制体制也就是阳界，发生激烈冲突，当他拿着猎枪和军代表剑拔弩张地对峙时，这种冲突达到顶点，这是箝制与反抗、设置与反设置、情感萎缩与生命激情、道德戒律与精神自由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个人是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的，王二选择了跑为上策，逃往深山老林。在这个阴界世界中，王二和陈青扬在原始山林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是一个神奇的梦，他们远离人类，远离文明，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活得狂放恣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他们在大自然里无所顾及地做爱，他们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激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敞开，演奏出一首生命狂欢曲，从这层意义上讲，这的确是王二的黄金时代，他们的生活很像汤恩比所说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阴的时期的生活。下山后，他们受到阳界势力 的围剿：收审、写交代材料、出斗争差，但王二和陈清扬以精神上、性爱上的放浪不羁、轻松游戏消解了神圣、虚伪、庄严，从而宣告了他们在这场阴阳冲突中的不可战胜。《三十而立》，王二成了大学教师，但他感到无趣机械的生活好像一种酷刑，在他看来，这个世界里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就前者而言，就是为了功名利禄虚名浮利，违心地装丫挺，假正经，过表演给人看的生活，这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本身具有无穷的魅力，它没有什么世俗功利性，它就像草长马发情那么自然，二者之间的分野就是阴阳界面的确立。王二在功名利禄和追求真善美之间，在追求真诚和掩饰自己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之间，在自然人生与生存之累之间徘徊不定，苦闷不安，做着痛苦的抉择。在常态生活中，阳界的一切不像非常态的“革命时期”那样面目狰狞、咄咄逼人，它就像滞重无形的空气弥漫在“阴性人”王二的周围，它无所不在又难以捕捉，王二时时有抗争的冲动，却不知把矛头指向何方，因此，不得不在万般无奈中“荷戟独彷徨”。是苟且生存，还是返回存在本身？在王二死前，在小说结束之前还是个问题。《革命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关于性爱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个人成长史的小说。个人的成长恰恰框定在一个抹杀个人存在的革命时期，伟大人物设置的乌托邦中，那种命运的被设置感、行货感、玩偶感刻骨铭心，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必然格格不入。少年王二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爱情是惨痛、凄美的，作为两个触犯游戏规则未被惩办的漏网之鱼，他们在野外树林、河边的爱情可看作逃逸阳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里的一次疗伤。他们在此还原到人本位，体验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但王二幼时的惨痛经历在心理上的投影使他无法有所作为。表面革命失败的背后，是肮脏、丑陋的世界作用于个人隐秘的性心理上的挫败感，他们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其实是丧失人本性的受愚弄的玩偶、泥人，他们在咀嚼失败中开始的畸形之爱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是革命时期曲折隐晦的个人情感悲剧。王二长大成人后，进街道豆腐厂当工人，他和阳界中人、道德牧师、帮教他的女团支书之间由对抗、冲突最终转向枕席之欢，女团支书由肩负拯救精神的使命，自觉不自觉地滑向肉体的放纵、沉沦、做成阴阳苟且之事，这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爱情。在《黄金时代》中，阴阳两界的冲突是紧张、激烈的，也是明朗、单纯的，有两军对垒的气氛，王二和陈清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战斗同盟，而《革命时期的爱情》里，这种冲突要隐晦、错综复杂的多，在最隐秘的心理层面，在个人成长史中，也在王二和女团支书的苟且贪欢之间展开，它是多色调多层次的。《我的阴阳两界》，主人公王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独特的，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长期在地下室居住，喜欢寂寞、黑暗，在写小说、译书的思维乐趣里自由地生活。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阳萎，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是阳界的伤害造成的，他逃跑、隐匿到阴界中去，在阳界中人看来，他是小神经，被列入异类，但长期以来，他和阳界中人过着两不相扰、相安无事的生活。妇科女大夫小孙的冒然闯入打破了这种生活，导致了二者的失衡、冲突、较量，表面上看，在这场较量中，王二大获全胜。与女团支书为青工王二治疗精神为初衷却以捐献肉体告终不同，小孙以奉献肉体来治疗王二肉体阳萎为起点，最后治好了肉体，把王二拉回阳界，却导致他又精神阳萎。两个王二与两个女人的性关系都蕴含着挽救的母题，尽管动机、方式、角色不同，但结局都是失败的，而后一种失败是精神上的大溃败，因而是阴性人王二最大的人生失败。在这三部小说中，阴界的形象化指涉由蛮荒之地、边陲的原始山林转到城市效外河边的小树林，再转为城中医院里阴暗、杂乱的地下室，自然的野性、诗意由强转弱，最终衰退到人群居住之所的凡尘。阴性人王二由在自己的世界里随心所欲的生命狂欢转变为无路可逃中与阳界调情苟合，再变为阳界中的一员，精神境界一路呈现沦落、萎缩、衰退之势，阴阳两界的冲突也由紧张激烈走向淡化、缓和，直到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这是否可称为阴阳三部曲？与王小波及其小说的精神结构相一致，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往往采用双线、多线并行、交织，古今对话、呼应，纪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现时与历史、生活与本文构成一个虚实相生真假莫辨亦真亦幻的奇妙繁复的开放性叙述空间，叙述人在这个无限敞开的叙述空间里自由出入、往返。《未来世界》由三大叙述板块组成：描绘叙述人在未来世界里的“当下”现实生活，追忆舅舅在上个世纪的历史中的生活，叙述人撰写的舅舅传记中的生活。《白银时代》的叙述结构是：写作公司里的现实生活，回忆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这部小说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情及奇谲的沙漠世界。其中，《白银时代》和《2010》的情节核及叙述动机都是一个谜语，小说的叙述流程亦即谜语的破解过程。《未来世界》和《2015》都运用了少年视角，顽皮、刁钻、性萌动期的少年可看作前叙述人，他的叙述起到颠覆人物关系、伦理关系或反讽世界的怪诞荒唐或增加戏谑效果的作用。《红拂夜奔》、《万寿寺》，用现代意识烛照历史传奇，叙述人的现实生活与其虚构的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生活形成同构关系，历史和现实，过去和现在在相同的主题和动机上被跨越，这种古今对话的叙述方式在另外两篇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伦奴》、《似水柔情》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关于李白的800字议论文精选8篇范文
在我的心中，有一个长长的影子，纵跨上下千余年，青衫长袖。持剑把酒，他，是李白。下面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关于李白的800字议论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先世为陇西(今甘肃)人，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少年即显露才华，吟诗作赋，博学广览，并好游侠。
25岁时开始漫游各地，42岁那年被任命为供奉翰林。李白毕生写诗。他写起诗来既快又好，杜甫说他是“斗酒诗百篇”。他的诗歌，热情奔放，气势宏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后世称他为“诗仙”。
李白的父亲是位商人，做生意赚了不少钱，相当富裕。相传，李白小时候在四川象耳山读书。有一天逃学下山，经过一条小山涧，见到一位老奶奶在山洞旁磨铁棒。李白觉得很奇怪，走上前询问，老奶奶回答说要用铁棒磨针。一根粗铁棒要磨成一根细小的针谈何容易，但老奶奶信心十足，她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从此以后李白就打消逃学念头，下功夫读书了。他既学文又习武，专门学习剑术。决心要做一个满腔侠义的“游侠”。
李白幼年时候记忆力特别好。诸子百家，佛经道书，无不过目成诵。据说他五岁就会诵写“六甲”，十岁能读诸子百家的书，懂得了不少天文、地理、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此外，他还学会了弹琴，唱歌，舞蹈。
一天，李白家中来了一位客人，风流儒雅，气概不凡，是当时很有名气的文人，这次是到蜀中来做官的。在长安，他早就听说李白的诗名，这次来到蜀中还未上任就前来拜访了。家人带他来到一条河边的柳树荫下，只见一个年幼的书生，头戴纶巾，佩一把宝剑，正在吟诗，同样是风流倜傥，卓越不群，诗人对这少年的喜欢之情油然而生。他又看了看少年李白的诗稿，先是吃惊，后是赞叹，最后竟是击节拊掌了，他说：“小家伙的文辞简直可以和司马相如平分秋色啊!好好写吧，中国第二个屈原就要横空出世了。”
李白自小志趣远大，禀性高洁。当时的读书人要想求取功名，都去参加进士考试。李白想，大丈夫在世，要做就做个国家栋梁，否则就一辈子只当一个平民百姓。他常常自比谢安，相信总有一天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少年时代的诗歌留下来不多，比较早的一篇是《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说的是有一天李白到深山的道观中去寻访一位道士。时值初春季节，桃花正带露开放，飞瀑流泉，野竹小鹿，山中景色确实美不胜收。然而道士却始终没有回来，从早晨到下午，一直见不到人影，他只好悻悻而归了。回到家后愈想愈觉得那道士真是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再也按捺不住诗兴。
于是展纸挥笔-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相信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人，他们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你觉得沮丧的时候，而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就像现在的追星一样，不过对于明星我好像有一点不够专一，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触动自己的心，而有那么一个人，不管经过了多少年，对于他，我有的只能是仰望，我愿意追随着他的脚步，虽然不能追上他的步伐，但我还是希望多多少少的可以重复他的足迹，他就是李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第一次读的他的诗是那首脍炙人口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不知道当初是因为什么就简简单单的喜欢上了这首诗，现在想来或许是因为它用最为常见的场景刻画出了那份看不见的思乡之情吧，直到现在，每一次因为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离开家之后，我总是会望着月亮思念我那遥远的家乡，想着千年前的那一晚，李白是不是就如现在的我一样，在一个离家的晚上不知道将自己的满腔思念如何寄回家乡，看着天上的明月更加思念自己的故乡。虽然后来描写思乡之情的诗数不胜数，但它永远是一朵耀眼的玫瑰。而他后来的很多诗对我而言都是一颗颗在珍贵不过的珍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像这样脍炙人口的'诗比比皆是，这样一个浪漫的人，这样一个潇洒的人，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喜欢，不崇拜呢?
当然不是所有人心里都会像我一样装着一个古人的我的好朋友就和我有着不一样的观点，在他看来李白不过是一介书生，虽然他并不否认李白的才华，也羡慕他的潇洒，但众所周知，对于社稷江山，他并没有多少野心，我的朋友他钦佩的是将军项羽，即便最后自刎于乌江边上，也称得上是一代英雄，我不觉得他说的有什么错的，观点不同不意味着就要抨击对方，有时候就因为有所不同才会激发深交的兴趣，，所以我也同意项羽是一个英雄，但我也同时觉得他缺少智慧，其实偶像并不是完美之人，人都说“人无完人”，偶像也是一样的。
爱李白，爱着这份诗意。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颓废下藏着孤独、寂寞，但最多的，还是那种解脱。
李白早已挣脱了世俗的束缚，挣脱了那一幅幅无形的枷锁。他已经明白，时间的一切烦恼，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于是他决意，放下。从小便乐天的他，在仕途受挫后便明白自己的人生道路应去的方向：斗酒诗百篇，眠于酒家，与诗为伴。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坚信，诗人，是他最合适的人生道路。的确，只有诗，才能道出他心中的愁绪，只有诗，才能给他灵魂的解脱
所以他不再追随功名，他的生活，只剩诗、酒。他的创作，无关功名，只遂诗意。
看，诗意给他灵感：无论是幻影还是实景，无论是浪漫还是孤愁，一切的一切，李白用一杆笔、一张纸，尽数倒了出来。他将百味情感冗杂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有赞叹，有浪漫，有实际，有惋惜……他，是诗意附体，他，是诗仙无疑，诗中有他，他中有诗。
我心中的李白，有远大的理想抱负，那便是游遍祖国山河，沉醉其间，高歌一曲，岂不美哉?有美轮美奂的《登金陵凤凰台》;有险峻曲折的《蜀道难》;还有清明孤远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我心中的李白，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极浪漫的情操。这时间，既然已是不如人意，何不用想象和诗句，将它在笔下描写得更美好?皆因李白是位诗人，且是位乐天派的诗人。于是瀑布便“疑是银河落九天”，于是月亮便“月下飞天镜”，而晕呢，便也“结海楼”……李白的想象与浪漫，使他赋诗一首，世间万物俱已失色。
我心中的李白，散漫的外表下是不羁的灵魂。他不需要管束，不管是谁，就算“天子呼来”，也照样“不上船”。因为管束，早已偏离了他胸中的那一片热忱;因为管束，早已偏离了他胸中的`一腔豪情;因为管束，早已成为与他对立、与自由开放豪爽的他对立的事物!于是李白不要管束，他只要活给诗、活给自己。他，确是不羁的。
当历史的铅华渐渐褪去，我看到了李白。他一身布衣，提浊酒一壶，正对酒当歌，高呼着“人生几何，今朝一醉方休!”
这便是一个真实的李白。
最为史上最有天赋的诗人，你永远无法探知李白内心的全部，所以我们能做的只是静静的去品味他的作品，静静地去感受这位伟大“诗仙”的灵魂。
无关功名，只遂诗意。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便是整个盛唐有人说像你这的大诗人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可像你豪迈的人格，飘逸的诗，前代没有，后人也无法及。你是一代诗仙。
你生在盛唐，盛唐成就你豪迈的诗，你飘逸的诗意造就了盛唐一个高度，一个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一壶酒，一轮月，一个你，站在高高的山峰，让微风吹起你那青衫。任凭后人用企及的眼光看你。
我读着你的诗，追寻你一路。那时你也是年轻气盛，有着和杜甫一样的报国之志——“致君尧舜上”。那天你面对着皇帝的征召，你高喊“我辈岂是蓬蒿人”，那时的你意气风发，你以为从此你可以一展抱负。可你错了，玄宗看中的只是你的文采，你只他的御用诗人。过久了你看到的是官场的黑暗。于是你和酒一起醉得一塌糊涂，你在金殿上让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磨墨。可就是这一醉你丢掉了世人看好的前程，被赐金放还的你骑着白鹿畅游在天地之间，豪放的你依旧吟唱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安慰开始山水的生活。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是你路过庐山瀑布的天马行空;“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是你在黄鹤楼送友孤单的身影;“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是你登金陵凤凰台的感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你过巴蜀时的艰辛!
我读着你的诗，和你走在那放还的的路上。可依旧吟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你为何要借酒消愁，为何要长醉不复醒?可你借酒消愁的你愁绪满怀，就如你要用剑斩断那奔流的水一样，水依旧奔腾不息。是什么让你的烦劳丝悠长悠长?我的诗人是什么让你这般愁苦!
漫步河畔，我看见了一身素衣的你，注视着怅望江天的你。“恰似飞燕倚红妆”一句流传千古的诗句和杨玉环的一句嗔语，把一个极度辉煌的人生滑落到社会的底层。
“香车宝马”“誓取楼兰”“杀敌报国”你苦笑，泪水无声滑落，你低头轻抚生锈的宝剑，奔腾的壮志又如未灭的火把熊熊的燃烧起来，呵!自己多么无知，四出巴蜀，挥金巨万，万里江河，游履邑遍，
本以为金殿之上让高力士脱靴，贵妃磨墨，已注定自己的一生在荣华富贵中，可“太白金星”又怎样?
满腹经纶又怎样?抵得了杨贵妃对李隆基的一句悄悄话吗?好恨!好恨!!
我的心里有一根弦突然被愁苦的一代诗仙拨动。
一滴墨滴在纸上。
我赶紧用毛笔修好这个“李”字,又在后面添上了一个“气势非凡”的“白”。
我凝视着眼前这张书写着《将进酒》的宣纸,不禁又浏览了一遍:“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我的目光落在了署名“李白”上,这个名字在我脑海中回荡着,不断放大,放大……
李白,他的思想,他的诗,甚至他本人,就像一匹矫健的野马,时而在一碧千里的草原上奔驰,时而又在怪石嶙峋的高山上攀登。他既爱把自己囚禁于文字之中,用笔抒发他的豪迈、忧郁、苦闷、愤慨;他也爱游山玩水,天门山、庐山、天姥山、三峡……
他重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他豪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他乐观——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然而,我更喜欢他的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读李白,你不能不被他感染。那“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气魄,那“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狂放,就足以配得上 “诗仙”的称号。更不要说他对权贵的蔑视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何等的气度!
难怪杜甫称赞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
我常常会因为他的某一首诗而去追溯他的经历,于是便知道了“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的故事,这些,让我对他有了更深的景仰。
生活中的我,也曾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过,也曾为一些烦恼惴惴不安过,也会为某次考试成绩的不理想而哭泣……可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起了李白,想起了他的诗,这些烦恼都会随之烟消云散。是啊,比起诗人的经历,我的这些,又算什么呢?
听于丹老师说过:李白有一对翅膀,一边是酒,一边是诗,他可以凭借诗情酒力,从高山上飞越而过。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如果能像李白那样大气,豪迈,自信,不拘泥,我想,我们定会展开隐形的翅膀,朝着理想的目标飞去……
想着想着,李白似乎从那宣纸上活过来了。
于是,我更爱李白。
说起"李白"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吧!李白是唐代的大诗人,许多人都爱读他写的诗。我对他的理解也很深刻。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享有“诗仙”之称，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祖籍是陇西郡成纪县，出生于蜀郡绵州冒隆县。李白逝世于762年，因病卒，享年61岁。他为后人留下了诗文千篇有余，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梁甫吟》《静夜思》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李白的诗数不胜数，人们世世代代都在吟诵。
李白的诗中，我最喜欢的是《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与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抡送我情。”意思是说，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常在村民汪伦家作客。临走时，汪伦来送行，于是李白写这首诗留别。这首诗中表达了李白对汪伦这个普通村民的深情厚谊。
关于李白，有一个故事，叫“李太白跳月”。故事讲：南京夫子庙前，有一座文德桥。听老辈人说，每逢冬月十五月亮当头的时候，站在桥头朝水上看，倒映在水里的月亮影子刚好分成两半：桥这边半个，那边半个。它为什么会分成两半?这之间还有一个故事。
传说唐朝大诗人李太白，有一次到金陵来，在文德桥旁边的一座酒楼上歇脚。这天碰巧是正月十五，到了晚上，他就独自做在酒楼上赏月，一边喝酒，一边吟诗作赋。李太白生平最喜爱月亮，说月亮又干净又好看。这天晚上，他抬头看见天上的月亮洁白滚圆，心里非常高兴，就多喝了几杯。到了半夜，李太白趁着酒性，下楼走到文德桥上。他刚走上桥，一低头，忽然看见月亮掉在水里了，河水一动，洁白的月影上就添了几条黑纹。李太白这时喝得醉醺醺的，只当是月亮给河水弄脏了。他靴子也顾不得脱，张开双手就跳下桥去捞月亮。谁知这一跳，月亮没捞着，却把水里的月亮弄破了，顿时分成了两半儿——故事就这样传下来了。后来人们在文德桥旁边修了个“得月台”，据说那里就是当年大诗人李太白赏月的地方。
李白还有许多故事，他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灯下沏一杯茉莉花茶，茶香清幽浓厚。我坐在桌前，翻开你的诗篇，走近千年前的你。绚丽多姿，豪迈瑰丽，你的一悲一笑，一喜一怒，一悲一叹，无不从扉页中一一跃出，闪现在我的眼前。
你像是云中的仙子，不知从何出来，衣裙飘飘，风骨清朗。凡是有酒香之处，必有你驻足的身影。在野地、在别墅、在驿道边，或小酌，或豪饮，尽兴了，挥毫泼墨，不亦乐乎!
“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你醉眼惺忪，画牡丹为美丽的少女，与你一起欢歌起舞;让清风为你吹奏，素月伴你推杯换盏。何其酣畅，好不痛快?
清晨，你登州远行。千里之地，对你不过弹指之间，你高唱：“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豪情动江海，潇洒满关山!
你足迹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登庐山，你赞叹：“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上蜀道，你摇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人们刚刚发现你的踪迹，听见你的笑谈，不想，你又飘然而去，在别处听松涛、观云海、赏日出……人们不寻着你，只听见你留下的遗传传千年的长叹，一篇篇不朽的诗篇!
喜欢你的人们想尽办法请你，于是就有了汪伦与你的故事。汪伦奉上价值的美酒佳肴，盛情的款待你，山野村夫的真情也感动了你。汪伦踏歌相送，你终于禁不住泪洒千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你对朋友也是一片至诚，炽热如火啊!
可是当朝的权贵，你又是一片真性情。当唐玄宗李隆基想要你为他写诗为乐，你故意似颠如狂，朝其所有，让皇帝和众臣为你磨墨，让皇帝的爱妃为你脱靴，弄得朝野皆惊，何其痛快淋漓!你付之一笑，挥手一笔，顷刻间，一篇皆灰飞烟灭，只剩下你，定格为永恒，刻进历史的长卷，随滔滔时光洪流雄浑而来，伴历史的脚步，潇洒奔向未来……
今天在21世纪的高楼大厦里，在钢筋混泥土包裹的城市的一隅，一位12岁的小女孩正细细的看你，读你，如醉如痴……
夜已深，没有风。只有“滴答”的钟声陪伴。茶香清幽，诗韵悠长，我已失眠。失眠的我伴明月而轻轻私语：“李白，我想对你说……”
从古至今，诗依旧是让人所欣赏、所赞扬的。在古代，你无法想象出有多少人想要报国却无门时的悲愤与哀愁。“诗仙”李白便是其中之一。
当我们回望盛唐时，站在盛唐中间的不是帝王，而是李白啊!李白的诗构思奇特，富有浪漫主义，就连杜甫也对他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
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激励着我们多少人想要上进的心!我想大概也只有性格豪迈的李白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吧!天生我材必有用，让我明白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拥有一颗自信的心，但也并不代表要过于自信。
李白的一生，可谓是非常艰苦的。他向往为国建功立业;深切关怀着时局的安危。可在他进入官场时，却被里面的尔虞我诈，世俗的道貌岸然，无情的现实冷却了一腔热血。他的一生历尽坎坷，报国无门。可笑的是，际遇的颠簸和灵魂的煎熬却成就了李白。
或许用一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来概括再合适不过了，人的一生想要平平淡淡、毫无波澜，即使身处和平年代，也全无可能。此时若不感慨，更待何时?
我想，一个人只有不断努力，才能散发其特有的光芒，李白大抵也是被世事磨砺罢了。是啊，每个人都会接受这一场特有的洗礼。
现如今，恐怕有许多人向利益权贵折腰。可，李白却感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句无不显示出他对权贵之势的无限蔑视。
仰望诗仙，一股傲然之气油然而生。所以，人们佩服你、铭记你，那是理所当然的!
学生时代有许多李白的诗伴随我们左右，就如曾学过的《行路难》，有这样一句话“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每当我们念起李白的诗来，都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名字、他的诗能流传至今，都是有价值存在的。
如今的我们，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要摆正好自己的态度。切记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为了利益而折腰，要知道，人是有尊严的。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赞李白，叹李白，咏李白，让我们以傲然的姿态去迎接明天，让我们以自信的笑容向远方前进，让我们以一身傲骨奔向终点!
关于李白的议论文800字范文10篇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而深远，李白，他不仅是一部民族文明的创造史，一部民族精神的生长史，也是一部风流人物的缔造史。下面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关于李白的议论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作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清新飘逸，豪迈旷达，已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扛鼎之作，而《蜀道难》，就是这诸多审美对象中的一个经典。
李白借“蜀道”这一特定的审美对象，通过描写“蜀道”之“难”，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体悟与认识。而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就是《蜀道难》的魅力之所在。而今，往日的嗟叹与无奈都变成了令人欣赏的美景、奇观，“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的千年古道，也变成了宽阔的道路，行人车辆不断。
一场突如其来的人间灾难悄然而至，四川汶川大地震，地动山摇，山崩地裂，房屋倒塌，桥梁坍塌，公路被山体滑坡、泥石流阻断……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再一次出现了“蜀道难”的局面。
面对困境，有的人选择面对，有的人则躲避。而我们的解放军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抗震救灾的重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身体和困难抗争，从瓦硕下面救出一个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4999米严重缺氧的高空，空降地震灾区救助灾区人民，创造了世界军队空降史的奇迹;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挖凿堰塞体导流明渠，排除了堰塞体溃坝湖水淹没下游绵阳市的险情，创造了世界上成功处理大型堰塞湖的奇迹。是呀，蜀道难，但难不倒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也难不到我们英勇。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会有“蜀道难”的境遇。面对困难，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文学家王国维曾把人生的境界分为三种：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无论何时何地，王国维想告诉我们的是，要有那份别样的豁达、顽强和坚持不懈。而刘墉先生则把这三种境界分别比作骆驼、狮子、婴儿。现在的我们就像骆驼一样为了走出沙漠，就算再苦，也必须坚持。只有走出沙漠，才有活的机会。中年的我们好像狮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为了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而拼命工作，满足自己的物质或是精神上的需要。晚年的我们却回归到婴儿时的天真，与世无争，很淡定的过完余生。无论我们像什么，我们都要做好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做最想做的自己。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当李白迷醉于自己的精神家园，陶醉在巴山蜀道上的一幅幅雄奇俊美的图画时，他的“狂放”“洒脱”，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最近我读了诗人李白所写的《蜀道难》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不是第一次读，但是当再次读完后又让人感慨万千，又一次被李白的那种浪漫主义情怀带进了诗里，《蜀道难》凸现了大气磅礴的崇高美，演绎了迅疾变幻的运动美，奔涌出参差错落的音韵美，真正谱写了一首浪漫主义的绝唱。现淡淡读了文章后的感想：
作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清新飘逸，豪迈旷达，已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扛鼎之作，而《蜀道难》，就是这诸多审美对象中的一个经典。
李白的人格力量是什么?勿庸置疑，那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会须一饮三百杯”的狂放。一个“狂”字，是他喷薄如日热情似火的情感的体现，也是他对自己精神家园本能的执着的选择：对“钟鼓馔玉”的嗤之以鼻，蔑视鄙弃，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抗争，毅然绝弃;对祖国壮丽山河的一往情深，无比热爱!
总观全诗内容，真正体现了一种雄健伟岸，高峻奇险，浑然天成的崇高美，一种气象不凡的壮阔美。只有李白，只有有着风卷残云般气魄的李白，才能让蜀道上连天的群峰，壁立的悬崖，汹涌的恶水，凄凉的丛林，还有那磨牙吮血的恐怖，全都渲染出大气磅礴的长轴画卷，才能凸现出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崇高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空间上难度上的极度扩张;“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时间上的极度绵延拓展;“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这“五丁开山”的巨大的神勇力量;“飞湍瀑流争喧豗”的汹涌激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奇险峥嵘，这一切的'一切，在诗人如椽巨笔的挥洒下，没有一个不是突破景物常态的，没有一个不是宏大壮阔的，没有一个不是粗拙奇谲的，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动魂悸的!总观全诗内容，真正体现了一种雄健伟岸，高峻奇险，浑然天成的崇高美，一种气象不凡的壮阔美!
《蜀道难》，一首狂放的浪漫的绝唱，从内容到形式，无不都是诗人狂放之情主宰下的鬼斧神工般的走笔渲染，写意泼墨!知道李白的《蜀道难》的人，应该很多，他给人以辽阔的远景，一种地平线的宽广的感觉，又有一种崩天开地的豁然。
这是一种我们民族的本质，艰辛却坚定，不易却执著。
唐朝不乏出类拔萃的.诗人，我却独钟于你——谪仙人李白。钟情于你不拘一格、别具匠心的诗篇，钟情于你豪迈洒脱、自由奔放的性情。我心中的你，绝不止于课本上对你寥寥数言介绍的形象，而是另一番模样。
一首诗
我会背诵的第一首诗，便是你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让儿时的我百读不厌。正是这首诗，让我认识了你。
后来，我又逐渐学习了你更多的诗篇。“笔落惊天地，诗成泣鬼神。”连诗圣杜甫都对你有如此高的评价，我又怎能不为你折服?
一斗酒
你也爱酒，并为此挥毫了不少笔墨。“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杯莫停”、“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首《将进酒》，正是酒醉微醺时所作，“天生我材必有用”更是成为了千古传诵的名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同为酒后所作，《月下独酌》却写出了另一种意境。也许饮酒后，你诗兴大发，才让你得以写出如此精美绝伦的诗句。
一曲长歌
与你相处的时光，永远那么美好。你带我游遍大好河山，赏尽人间百态。你让我欣赏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的险峻蜀道。你让我看到了“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杨贵妃，看到了“深坐颦蛾眉”的美人。读你的诗歌，我仿佛穿越了时空。尽管岁月悠悠，也冲不淡墨痕。
一剑天涯
你是诗仙，亦是剑仙。你既在文坛上才华横溢，也是一个侠肝义胆的行者。“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一首《侠客行》，充分的表现出你对侠客的倾慕与对游行江湖的向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厌恶权贵的你，在官场上道出了你内心的感慨。游行江湖的你，才是真正的青莲剑仙。
“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这就是我心中的你，卓尔不凡、桀骜不驯、侠肝义胆的李白!我读着诗，细品那一千三百多年前，你那段略有遗憾的人生。
从我第一次接触诗歌起，口中就经常吟唱那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李白这个“诗仙”带我走近诗歌的世界，透过他的毛笔领略大唐的山山水水，通过他的文采看世间的风风雨雨。但我不曾真正了解过李白，所以假期中我亲身走近了李白，才真正领略到李白的伟大。
我所想象到的李白总是有着苍颜白发，布满皱纹的手轻抚着胡须，站在船头，布衣随风飘浮，在群山中穿梭，吟咏着诗歌。别看李白的老年时代饱含了传奇色彩，他的童年同样不一般。传说李白出生的时候，有长庚星带着耀眼灿烂的光芒划破夜空突然坠落近李客(李白的父亲)的宅院并且李白的母亲生产前也梦到太白金星从天落入她怀中。这样不寻常的出生或许奠定了后来李白的伟绩吧!少年时的李白聪明过人，一次宴会上更是随即赋诗一首，得到了众人的称赞，也从此有了“神童”的美誉。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在山水中消磨寂寞和痛苦，在山水中挥笔疾书，留下了许多精品。他在游峨眉山时写下《登峨眉山》，“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写出了峨眉山陡峭险峻、横空出世的雄伟气势;他在游览散花楼时写下《登锦城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写出了散花楼的雕栏绣户，气派壮观;他在登上岳阳楼时写下了《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他在登上庐山，在香炉峰看到瀑布从断岩陡壁上飞流而下是写下了那千古流传的《望庐山瀑布》抒发了他隐逸仙居、出世脱俗的愿望和对大自然的的热爱;他在畅游金陵时，思索着这儿曾上演的一幕幕轰轰烈烈的兴亡成败的历史悲喜剧写下了《月夜金陵怀古》等诗。
迄今为止，李白已辞世大约一千三百年了，虽然无人知晓他死于何年何月何时，虽然无人知晓他是怎样死的，但人们一直爱戴着他，为他编了个浪漫的归宿。他卓越的诗情和才华，豪放洒脱的胸怀气度和浪漫的情怀构成了盛唐文化魅力的所在。现在我心目中李白不再是那个满脸忧愁，苍颜白发的老人，而是一个双目有神，胸怀斗志，浪漫潇洒的“诗仙”。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颓废下藏着孤独、寂寞，但最多的，还是那种解脱。
李白早已挣脱了世俗的束缚，挣脱了那一幅幅无形的枷锁。他已经明白，时间的一切烦恼，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于是他决意，放下。从小便乐天的他，在仕途受挫后便明白自己的人生道路应去的方向：斗酒诗百篇，眠于酒家，与诗为伴。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坚信，诗人，是他最合适的人生道路。的确，只有诗，才能道出他心中的愁绪，只有诗，才能给他灵魂的解脱
所以他不再追随功名，他的生活，只剩诗、酒。他的创作，无关功名，只遂诗意。
看，诗意给他灵感：无论是幻影还是实景，无论是浪漫还是孤愁，一切的一切，李白用一杆笔、一张纸，尽数倒了出来。他将百味情感冗杂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有赞叹，有浪漫，有实际，有惋惜……他，是诗意附体，他，是诗仙无疑，诗中有他，他中有诗。
我心中的李白，有远大的理想抱负，那便是游遍祖国山河，沉醉其间，高歌一曲，岂不美哉?有美轮美奂的《登金陵凤凰台》;有险峻曲折的《蜀道难》;还有清明孤远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我心中的李白，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极浪漫的情操。这时间，既然已是不如人意，何不用想象和诗句，将它在笔下描写得更美好?皆因李白是位诗人，且是位乐天派的诗人。于是瀑布便“疑是银河落九天”，于是月亮便“月下飞天镜”，而晕呢，便也“结海楼”……李白的想象与浪漫，使他赋诗一首，世间万物俱已失色。
我心中的李白，散漫的外表下是不羁的灵魂。他不需要管束，不管是谁，就算“天子呼来”，也照样“不上船”。因为管束，早已偏离了他胸中的那一片热忱;因为管束，早已偏离了他胸中的一腔豪情;因为管束，早已成为与他对立、与自由开放豪爽的他对立的事物!于是李白不要管束，他只要活给诗、活给自己。他，确是不羁的。
当历史的铅华渐渐褪去，我看到了李白。他一身布衣，提浊酒一壶，正对酒当歌，高呼着“人生几何，今朝一醉方休!”
这便是一个真实的李白。
最为史上最有天赋的诗人，你永远无法探知李白内心的全部，所以我们能做的只是静静的去品味他的作品，静静地去感受这位伟大“诗仙”的灵魂。
无关功名，只遂诗意。
我眼中的李白，是矛盾的集合体，他是将儒仙侠三者合以为气的第一人，他有那种天上地下独来独往的气概，又有用世济时，汲汲于功名的壮志。这种矛盾并没有困惑他的心志，而是勾勒出李白的棱角分明，狂放豪迈的真性情。
我眼中的李白，特例独行，淡泊名利。曾几何时，他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昂首挺胸走进皇宫，在他的眼里没有功名利禄的诱惑。有的只是一展才华，报效国家的豪情。然而事与愿违，不可一世的李白怎能卑屈地作个“御用文人”?“安能捶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只有李白这般狂放的人吐得出这样的诗句，也只有他，能举起诗歌的火炬。他骄傲，因此不会向任何人卑躬屈膝，因而在他的笔下，无数的“若垂天之云”的诗篇留于后世也，千古不朽。
我眼中的李白，对酒当歌，享受人生。他的狂放，他的才气，终遭人妒;但即使仕途受挫，即使孤独寂寞，即使怀才不遇，他也仍可以高唱“天生我才毕有用”，仍可以“举杯邀明月”，也仍可以“一醉累月轻王侯”。酒的清冽张显了李白的狂放，李白的豪迈给酒添了几分魅力。失意时借酒消愁，得意的时候饮酒助兴，酒陪伴李白走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无论何时何地，李白都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会须一饮三百杯”。他固然有愁苦，他固然有寂寞，可他从没放弃过，他知道人生短暂，转眼就“青丝如雪”。一去不复返，面对无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矛盾，他懂得享受人生，懂得抓住生命中每一个瞬间。
我眼中的李白，追求理想，向往自由。他眼中的长江，不仅仅是滔滔江水，而且有“白波九道流雪山”的气势;他眼中的天姥山，可以“势拔五岳掩赤城”;他眼中的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切高山大川都像是他的内心世界，他追求没有阻隔的大地，他将自己的感情融于山水，将豪气赋予景物，一吞一吐道出他崇高的理想，没有矫揉造作，有的只是真实，真挚。
他是空中的一轮明月，月光所及的地方都有他浪漫的气息，他并没有陨落，他只是永不安于现状，永不停止追求的寻觅了另一个世界继续发光发亮。
他，年少有为，饱读诗书。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他一生思想的主流，
他，以酒为伴，游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留下千古诗篇，
他，满腹才华的诗仙，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他，藐视权贵，即使重病，也要参军，平息战乱，
他，执着于理想，追求着自由，
他，李白，一个无可复制的经典，一个不可超越的传奇!
幼时，我们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最简单的思乡，少时，我们读“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感受到庐山瀑布的壮阔，现时，我们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流露出自信为人的自我价值，怀才不遇和渴望用世的积极思想感情。长时，我们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感受到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读李白的诗，读出了诗仙的豪气!
我心中的李白博学多才，狂草写就吓蛮书。“天心取米”改“未必敢来”，让大唐扬眉吐气，使外番不敢再行侵犯，李白的博学急智立现眼前。
我心中的李白淡泊名利，其实，说李白淡泊名利有些被动。起先，李白想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但不改其桀骜不驯的性格，得罪了满朝文武。但唐玄宗的“赐金放还”成了李白政治道路上的分水岭。
我心中的李白重情重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汪伦，交情深厚，没有李白的重情重义，汪伦怎会在李白将要离开的时候赠歌相别。
我喜欢李白，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乐观，喜欢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惆怅，喜欢李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感情深挚，喜欢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旷达胸襟，喜欢李白……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这是余光中对李白的评价，李白的一生以酒为伴，一个酒葫芦，一身衣裳，游遍四方。他就像浮云，一缕缕，在天空中尽情挥毫泼墨。
我心中的李白是一个无可复制的经典，一个不可超越的传奇!
小时候，吟诵《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当时我就想这到底是怎样一位老爷爷呢，是有着花白的美鬓，穿着雪白雪白的长衫，手拿着一壶清酒，手柱一根拐棍的赛神仙爷爷吗?这是对他最初的记忆，也是最初的相识，也还不曾懂那首《静夜思》。
初中，渐渐地长大，渐渐的懂了青春，渐渐的懂得了友谊，有一把伞，雨停了也不肯收;有一束花，枯萎了也不肯丢;有一个梦，天亮了也不肯醒;有一个人，纵使走到天涯海角也一定会在我心底深深留。此时我把你想象成邻家哥哥一样，是怎样的壮志胸怀，是怎样的友谊情深，一首《赠汪伦》把你对兄弟的情谊诠释的淋漓尽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又有人说你与杜甫相逢却又忘却之快，我则认为相反，你是个含蓄的人，你讨厌兄弟情缠缠绵绵。你要的是”人生得以知己，斯当以同怀视之。
如今我不想再让你当我邻家的哥哥，我想当你的知己，问吾一句，可否?“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怎样的大气凛然，让你有陶渊明般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我就是这样敬佩你。长亭外，古道边，芳草雾连天，你我席地而坐，畅读未来，从古到今，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幅画面。一阵微风袭来，拨乱了我的发丝，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猛地一阵才回想起来，原来这是我在幻想，疼痛又把我拉回现实里。
在我失意时，是你教会了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你那豪迈的情怀，你那满腔的热血，感染了多少失意少年，又挽救了多少低落心霾。如果可以，我真想与你生在一代，一日，你便偶遇了我，两人共趣相投，原来你就是我要找的知己，原来你也在这里。在我思乡时，是你用那“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描绘出我的心情。你那惆怅的情愫，你那脍炙人口的诗句，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诉出了多少人的念想。又有多少人像我一样痴迷于你，从简单的相识到念念不忘的相知。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就是喜欢你潇洒的情怀，就是迷恋你孤傲的文字。期盼有朝一日，你青衫美髯饮酒，我素装长发对望，知己，就是与你这样。
千古诗才，蓬莱文章建安古。
一身傲骨，青莲居士谪仙人。
——题记
李白，自号青莲居士。突然忆起那浮于水面的莲花，不蔓不枝，亭亭净植;而李白，高洁亦傲然脱俗。以莲为号，于是莲的清香与李白的傲气交糅而来。
李白解道，他学庄子站在九天绝顶看人间，用超然物外的眼光面对人世的悲欢离合。也正是这样的思想，造就了他天上地下独来独往的气概和敢于冲破封建束缚不屑权贵的胆识。
和同时代的许多文人一样，李白也有着“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他期望辅君主而治天下，在政坛上大展宏图。终于，他因赫赫诗名得到了玄宗得礼遇，力士脱靴，贵妃磨墨，那是他仕途上多么得意的时刻!于是他一挥而就：“名花倾国两相欢，长使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他在众声迎合中栩栩然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高呼“我辈岂是蓬蒿人”。然而，无情的现实用冷水浇醒了他原本即为虚幻的梦想。不经意间，他看到了力士脱靴时谄媚的丑态和贵妃磨墨背后那不可告人的笑。
李白知道了;当前的荣耀都只是过眼烟云，自己只不过是在陪皇帝寻欢作乐。
试想，不羁的诗仙如何忍受朝堂上的倾轧与黑暗?李白在混乱的政坛上痛苦地喊着：“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然而他是狂放的，不再为名利所诱，也不向淫威屈服，始终保持着一颗心的清洁，大丈夫的铮铮傲骨和拳拳赤子之心。
于是，他宁愿散尽千斤，只求一醉，也不愿摧眉折腰，做大唐的御用文人。
李白终因他那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傲骨而愤然走出仕途。
他遍访青山绿水，在黄沙漫天北风吹雁中骑驴高歌。他浊酒深酌，寻幽豪饮，同销万古情愁;南下吴越，梦游天姥，齐叙难酬鸿志。
李白将傲气寄情山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一切高山大川都是他内心狂傲之气的外现。
大概这才是李白真正的位置。倒骑青牛，纵情山水，远离世俗的污秽，与清风为伴，与日月为友。
在一片秀丽的湖光山色中，看到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曼然盛开……
在一个书声琅琅的早晨，我认识了他。他吟着那首响彻千古的名诗，大步向我走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诗歌，那时候的我觉得李白真是好神奇，竟能写出这么多好听的诗。
大了一点，读了更多的名家诗篇，认识了更多大名鼎鼎的诗人，但无一能超越李白。此时，李白在我眼中就是名副其实的“诗仙”，超然脱俗，圣洁不可侵犯。再想像一下他的样貌：一定是一袭白袍飘然，左手握酒壶，右手举酒杯，仙风道骨，潇洒飘逸。哪怕是九天之外的仙人也不过如此吧!
后来，我开始了解李白。发现他这个人一出生就是天才般的存在，“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似乎小时候就把该读的书都读了。长大点，他还“十五观奇书，做赋凌相如”。所以，李白这个人一生都那么狂放不羁。作为一个诗人，李白最显著的标签无疑是他的“浪漫主义”——飘逸的想象。他的诗句总能让人拍手叫好：怎么能有那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能用行如流水般的文字写下来?
看到奔流而下的瀑布，他能幻想“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与朋友分别，他能幻想“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甚至当他寂寞的时候，都能幻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李白此人还一贯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对杨国忠、高力士这样一肚草包的权贵不屑一顾，从不会为权利功名而摧眉折腰。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国舅磨墨，这都是他的骄傲。想鼎盛之际，李白以一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使皇城上下万千人痴迷。却也是这句妙诗，使他遭高力士恶语。李白啊，你不过用典故飞燕新妆比喻名花凝香，并无半点讽刺杨贵妃的意思。可却被高力士说成是在羞辱贵妃，于是乎，李白罢官了。皇城外，他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诗里流露出太多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就是因为这种狂妄的自傲，他才站在了云端上，俯视众生。
李白啊，你那洒脱的心灵让我羡慕;你那不羁的豪情让我留恋;你那放旷的心胸让我追求。你就是我眼中的“仙人”!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题目内容是自己熟悉和擅长的。确定自己的题目方向，如：文艺学，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或者结合美学。论文研究的点，也就是你的题目，一定要有研究价值。我觉得，第一点和第三点很重要，直接关系到论文的质量和能否顺利通过答辩，第二点是基本要求。举个些例子：沈从文小说中的男性世界；浅论《儒林外史》对人性的扭曲等。
小说是最后如花在影城找到十二少（没有说相没相认），知道他比爱他更爱自己，然后把胭脂扣放在了袁永定的口袋里投胎去了。电影里是如花找到十二少并把胭脂扣还给了他就走了，十二少追着如花说原谅我原谅我，最后轻轻说了一句，又留下我让我受罪
题目内容是自己熟悉和擅长的。确定自己的题目方向，如：文艺学，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或者结合美学。
论文研究的点，也就是你的题目，一定要有研究价值。第一点和第三点很重要，直接关系到论文的质量和能否顺利通过答辩，第二点是基本要求。
举个些例子：沈从文小说中的男性世界；浅论《儒林外史》对人性的扭曲等。
毕业写作
选题要求：毕业写作选题的确定须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选题应结合专业学习的实际，有利于对学生的专业思维和写作能力进行综合训练，培养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指导要求：专业教师对学生的毕业写作进行全程指导，及时发现学生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在相互交流中给予有针对性的帮助，以保证毕业写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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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讲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香港石塘咀名妓如花与纨绔子弟十二少感情纠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