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论文辛亥革命刚刚过去一百年，其历史意义我们并不太容易看得清，尤其是这场革命直接后果还在今天继续发酵的情形下，我们能够概括出的主题似乎就是革命、共和，我们能说的意义，也就是终结了清朝，终结了帝制，各方势力知进退知妥协，有坚持有让步，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和持续性的动荡。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值得张扬，值得肯定。 辛亥革命将清朝送进了历史 如同中国历代王朝结束时的大部分情形一样，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意味着清朝末年就是那样的不堪，真的是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其实真实的情形或许相反，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到那一步，既基于一系列突发事件，又有其必然的历史关联，既是清廷的宿命，又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如果从历史进程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导源于两个事情，一个是清廷将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另一个是铁路国有化政策导致全国性骚乱。而面对这两个事情，清廷不知退让不知妥协，或者退让迟了妥协晚了，效果也就没有了。 按照清廷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走向立宪国家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具有有限责任的政府，只有这个责任政府宣布成立了，从皇帝那里分享了权力，君主立宪体制才算走出了第一步。清廷在后来确实是这样做的，只是清廷错误理解了宪法大纲的精神，将这个事情给做砸了。在清廷宣布的十三个内阁成员名单中，皇室和皇族的成员竟然占了九名，这当然引起了立宪党人的不满。立宪党人多年来的政治追求就是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分享权力，现在清廷公然堵塞了这条路，怎能不让这些改良主义者彻底失望怒火中烧？ 立宪党人的愤怒并没有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清廷援引宪法大纲强调任命百官是皇上的专权，现在君主立宪了，满汉平等了，为什么还一定刻意强调满汉出身不同呢？清廷的解释当然具有法理上的依据，只是很难由此说服立宪党人。第一，宪法大纲那样规定皇权至上有具体的背景，因为那时的皇上是年富力强的英明君主，现在的小皇上怎能与光绪大帝比？第二，责任内阁宣布前，中央部院实行的满汉首长双轨制，汉大臣虽然比满大臣略少，但也不至于少到现在这个比例，既然说满汉平等了，不分种族和出身了，那为什么满汉比例不能随人口比例颠倒过来呢？ 如果说责任内阁变成皇族内阁阻断了立宪党人在政治上的路，那么与此相联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则是从经济上剥夺了立宪党人和那些民族资本家在经济上的机会，略有“国进民退”的意思。当然，如果仅仅从铁路建设本身说，盛宣怀推出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具有正当性，因为民族资本在那之前几年捣鼓的铁路，或者技术不过关，质量不过关，或者因为资金挪用、被占，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朝廷适时出手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四国银行团的贷款兑换各省自筹资金承建的路权，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精明的盛宣怀没有想到以立宪党人为主体的各省铁路公司特别是资金被严重挪用严重亏损的川汉铁路公司高层会用民粹主义对付他。 川汉铁路公司的做法今天看来当然是有问题的，但在那个时候，当“不明真相”的民众被动员起来了，甚至成立了保路军之类的政治组织后，朝廷的政治选择显然更值得检讨。清廷既没有开诚布公表达立场，没有适度退让，没有将经济上切实受到伤害的一般民众与铁路公司高层区别开来，而是采取鸵鸟政策，自5月至9月长达四个月的时间，竟然听之任之，拿不出办法果断止损。 长时间的僵持总不是办法，僵局总要打破。特别是当四川保路军中已经渗入许多哥老会成员甚至革命党的情况下，保路运动的性质也在变化，革命的意味也就越来越浓。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发生流血惨案，三十多条生命终于打破僵局，一场改良主义的运动终于向革命急剧演化。 期待流血的肯定不是朝廷，只是既然流血了，朝廷就在道义上沦为劣势。朝廷此时如果致歉善后，妥善处理，或许还有和缓的机会，无奈清廷没有向柔性方向选择，而是选择了强力镇压。湖北新军被抽调入川了，武昌防务空虚了。更重要的是，全国持续快半年的混乱局势使新军将领新军士兵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对朝廷负有责任，应该站出来说话，于是就有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湖北新军以一场军事哗变的方式表达态度，施压朝廷。一个偶然事件终于掀翻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 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年帝制 新军是大清国的柱石，是清廷过去十几年投入巨大创建的一支新型军队，只是这支军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没有完成职业化转型，始终对于国内政治怀有浓厚情结。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湖北新军发难，湖北军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对朝廷施加压力，但并不一定要革命，并非执意推翻朝廷。假如清廷对湖北新军的政治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大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不可能，清廷或许应该很容易地将那些官兵劝回军营。无奈，清廷依然没有清楚自己的处境，依然被自己的强大所迷惑，依然相信武力，相信镇压。然而，各省新军对于清廷的自信并不认同，他们不是响应清廷的号召给予配合，而是响应了湖北军政府的号召，相继宣布光复，宣布独立，宣布脱离清廷。更可怕的是，拱卫京师的新军第二十镇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下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即刻下诏罪己，重回君主立宪正确轨道，尽快召集正式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干预政务，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为清廷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清廷在随后也确实按照这个方向走了一大段，摄政王引咎辞位，下诏罪己，清廷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撤销皇族内阁，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新内阁。公平地说，清廷的这些让步和新政策都是对的，虽说迟了些，但真的认真执行，切实兑现，革命虽然已经在局部地区发生，但从总体上照样有机会重建和平，恢复秩序，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大清王朝应该还有存在的机会。 清廷在滦州兵谏发生后的回应是对的，也算是及时的，袁世凯在此后的处理也是有力的坚定的，他在用强力手段压制湖北新军的同时，不忘柔性安抚，期待用政治谈判化解政治危机。在袁世凯软硬两手策略压制下，湖北军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袁世凯继续君主立宪的政治安排，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危机完全有可能很快结束。然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真正阻力终于浮上了台面，大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满洲贵族的王公大臣特别是正在担负着政治责任的王公大臣却不愿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不愿就此交出已经攫取的政治权利。和平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变革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阻力，没有革命，也就根本无法解开这个扣，革命于是再次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段。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识时务，拒绝改革，拒绝让权，拒绝分享权力，终于激怒了北洋新军将领。被派往前线镇压湖北新军的新军第一军总统、湖广总督段祺瑞派员与革命党领袖黄兴取得联系，双方代表于1911年12月20日就中国未来政治安排达成谅解：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至此，一代中国人追求十多年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成为历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追求十几年的民主共和政体成了未来中国的惟一选项，守旧的不思进取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论怎样凶悍怎样颟顸，其实都成了历史，都成了被别人安排的局外人，尽管还算是利益相关者。 段祺瑞与黄兴的政治共识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正确方向，稍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孙中山既是政治对手，又成了共同劝退清帝的同盟军。在他们的努力下，南北和谈终于达成，各方力量终于就中国未来、清皇室的未来安排等达成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终于被送进了历史，从此之后，民主共和政体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或艰难险阻，但中国人的民主信念却从来不曾动摇过，任何试图恢复帝制恢复专制的想法与做法再也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一丝可能性。 辛亥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辛亥革命的目标，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说，毫无疑问是要模仿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架构重建中国政治体制，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从孙中山开始闹革命起，模仿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即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惧牺牲，一次次失败，依然一次次继续，用武装暴动为中国历史发展营造了一个巨大动力。 换言之，如果我们强调清廷在最后十几年确实有过一些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的话，这个改良和进步的动力，不再是列强的压力，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这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几年奋斗牺牲的意义。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的，但是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廷阵前换将，起用先前被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全权负责处理武昌起义的善后之后，南北对峙迅速由孙中山所说的满汉冲突转变为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一直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正当性。 更为蹊跷的是，南北对决的双方基本上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太大关系，南北主力阵容其实都是清廷在最后十几年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新军。南方的主力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体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系统，但毕竟都是汉人，都同样接受了近代东西洋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那时朝廷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中立化，而总是鼓励新式军人关心政治，于是这批近代军人到了关键时刻竟然成为左右大局的主要力量。 南北僵持了两个月之久，南方的条件非常简单，先是要求朝廷尽快答应立宪派多年来的要求，这也是朝廷预备立宪规划中已有的项目：提前立宪，立即召集正式国会。这个要求只是将规划中的项目予以提前。然而，朝廷对于这样的要求吞吞吐吐，于是弄得全国不耐烦，十四省相继起义，宣布独立，号称光复。从此，君主立宪也就成了过去，南方革命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提高了要价，要求朝廷承认民主共和，否则就诉诸武力，准备北伐，直捣龙亭。 革命党人要北伐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如果清廷一直僵持，一直不答应南方的要求，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一场混乱，或者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复仇血腥屠杀，也未必不会出现，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面临着一场空前的考验。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人的中国，外国资本经过甲午战后持续进入，已经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占据相当份额，持续的政治动荡不仅不合乎中国人的利益，也不合乎列强的要求，国际国内都希望南北中国人能够各让一步，达成妥协，重建秩序与和平。于是，经过漫长的南北和谈，应该说南北双方都有让步。清廷牺牲了自己的江山，以一种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实现了晚清政治领导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假如不发生后来的帝制复辟，满洲人的小朝廷依然可以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那也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南方革命党人也有让步和牺牲。在新军将领要求下，南方革命党人没有坚持过去多年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政治立场，而以比较妥协比较柔性的立场尊重大清国的历史，尊重一个王朝为国家为未来作出的牺牲，在商榷清帝退位条件和文件时，尽量关照清廷统治者的感受和尊严，没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更没有进行清算，或宜将剩勇追穷寇。 现代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协商过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共赢双赢多赢，大家都没有输。这些启迪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被淹没了掩盖了。我们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实更应该用一种温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参加者，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辛亥革命的历史，原因，意义，个人看法。
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叫产业革命） 18 世纪从英国发端的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这场革命是以工作机的诞生开始的，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 这一次技术革命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产业革命。 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工业革命从18 世纪60 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 年代基本完成。 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深刻政治前提、社会经济前提和科学技术前提的。 17 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 资产阶级通过大规模地对外掠夺以及在国内实行的国债制度和消费税政策，积累了巨额财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所必须的货币资金；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 英国工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培养了大批富有实践经验的熟练工人，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创造了条件；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特别是牛顿的力学和数学，为机器的产生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介绍（也叫电气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 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科学技术的突出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显著特点。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电气发明。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电动机，电力开始用于带动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新能源。电力工业和电器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人类跨入了电气时代。 19世纪早期，人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根据这一现象，对电作了深入的研究。在进一步完善电学理论的同时，科学家们开始研制发电机。1866年，德国科学家西门子制成一部发电机，后来几经改进，逐渐完善，到19世纪70年代，实际可用的发电机问世。电动机的发明，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的互换。随后，电灯、电车、电钻、电焊机等电气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内燃机的创制和使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相继诞生，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诞生，90年代柴油机创制成功。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发动机问题。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等也得到迅速发展。内燃机的发明，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和石油化工工业的产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电讯事业的发展尤为迅速。继有线电报出现之后，电话、无线电报相继问世，为快速地传递信息提供了方便。从此，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 第二次工业革命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技术发明都来源于工匠的实践经验，科学和技术尚未真正结合；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开始同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科学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与技术的结合使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其次，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重要的新机器和新生产方法主要是在英国发明的，其他国家工业革命发展相对缓慢；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技术和发明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其规模更加广泛，发展也比较迅速。第三，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有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尚未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它们来说，两次工业革命是交叉进行的。它们既可以吸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又可以直接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快。第三次工业革命介绍（也叫能源革命）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过后产生的日益庞大的能源消耗，在20世纪末逐渐体现了由它引起的各项不利因素：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社会对于能源的依赖加重。这让很多国家为此疲于奔命，并且不惜战争进行掠夺。发达国家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然而，这些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常规能源在不远的将来必然消耗殆尽，随之而来得是人类生存状况发生急剧变化，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从20世纪末期开始，世界各国大力研究替代能源，并将水能、太阳能、风能、核能、潮汐能、生物质能作为推广和研究的方向。在这些新能源中，水能、生物质能因为自然条件所限，它的能量对于需求来说，少得可怜；核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不大可能大面积采用；潮汐能的技术开发目前未进入实质性阶段，技术上还需要进一步突破；目前大量推广采用的是太阳能和风能。太阳能的供电时间和成本问题一直是各国难以大量采用的瓶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通过技术改进解决造价的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许十年或者三十年）不可能做到比现在发电成本低，因此它的全面推广或者使用可行性不高，发达国家（比如德国）也只做到全国发电量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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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望采纳谢谢
1：略述革命事迹，赞扬革命党人的革命精神。 2：正确评价孙中山——定位应为“民族英雄”。 3 ：正确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推翻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等都是其主要功绩。 4：指出辛亥革命的不足，以及革命失败的原因。正如胡锦涛所讲，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都是革命失败的原因。 5：指出我们该如何继承革命精神。
写出一个观点，再加以阐述说明，重要的是要有说服能力，三要素缺一不可，仔细看看下面的具体介绍，以后就可以多试着写作，这样作文才可以有长进。此外，还要多记一些名言警句和名人事例，以便在作文中更好的应用
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叫产业革命） 18 世纪从英国发端的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这场革命是以工作机的诞生开始的，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 这一次技术革命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产业革命。 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工业革命从18 世纪60 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 年代基本完成。 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深刻政治前提、社会经济前提和科学技术前提的。 17 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 资产阶级通过大规模地对外掠夺以及在国内实行的国债制度和消费税政策，积累了巨额财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所必须的货币资金；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 英国工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培养了大批富有实践经验的熟练工人，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创造了条件；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特别是牛顿的力学和数学，为机器的产生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介绍（也叫电气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 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科学技术的突出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显著特点。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电气发明。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电动机，电力开始用于带动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新能源。电力工业和电器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人类跨入了电气时代。 19世纪早期，人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根据这一现象，对电作了深入的研究。在进一步完善电学理论的同时，科学家们开始研制发电机。1866年，德国科学家西门子制成一部发电机，后来几经改进，逐渐完善，到19世纪70年代，实际可用的发电机问世。电动机的发明，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的互换。随后，电灯、电车、电钻、电焊机等电气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内燃机的创制和使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相继诞生，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诞生，90年代柴油机创制成功。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发动机问题。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等也得到迅速发展。内燃机的发明，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和石油化工工业的产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电讯事业的发展尤为迅速。继有线电报出现之后，电话、无线电报相继问世，为快速地传递信息提供了方便。从此，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 第二次工业革命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技术发明都来源于工匠的实践经验，科学和技术尚未真正结合；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开始同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科学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与技术的结合使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其次，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重要的新机器和新生产方法主要是在英国发明的，其他国家工业革命发展相对缓慢；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技术和发明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其规模更加广泛，发展也比较迅速。第三，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有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尚未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它们来说，两次工业革命是交叉进行的。它们既可以吸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又可以直接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快。第三次工业革命介绍（也叫能源革命）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过后产生的日益庞大的能源消耗，在20世纪末逐渐体现了由它引起的各项不利因素：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社会对于能源的依赖加重。这让很多国家为此疲于奔命，并且不惜战争进行掠夺。发达国家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然而，这些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常规能源在不远的将来必然消耗殆尽，随之而来得是人类生存状况发生急剧变化，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从20世纪末期开始，世界各国大力研究替代能源，并将水能、太阳能、风能、核能、潮汐能、生物质能作为推广和研究的方向。在这些新能源中，水能、生物质能因为自然条件所限，它的能量对于需求来说，少得可怜；核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不大可能大面积采用；潮汐能的技术开发目前未进入实质性阶段，技术上还需要进一步突破；目前大量推广采用的是太阳能和风能。太阳能的供电时间和成本问题一直是各国难以大量采用的瓶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通过技术改进解决造价的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许十年或者三十年）不可能做到比现在发电成本低，因此它的全面推广或者使用可行性不高，发达国家（比如德国）也只做到全国发电量10%以下。
随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加速了圈地运动，产生了大批无产者。同时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开发，使大量财富集中到英国资产阶级手中。另外经典力学、热力学等学科的理论创新也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契机。 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深刻政治前提、社会经济前提和科学技术前提的。18 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 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期基本结束 。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创造巨大生产力，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⒈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 ⒉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封建生产方式 ⒊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推动城市化进程。 ⒋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世界格局：造成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加快亚、非、拉落后地区的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对中国的影响：⒈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⒉中国成为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掠夺地，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⒊出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的萌发。发源于英国而后波及欧美主要国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人类社会的演进产生了空前深刻、巨大的影响。它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促使欧美诸国先后实现工业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它为英国提供了历史机遇，利用工业化先发优势，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进步和幸福，同时也使人类面临新的矛盾和挑战。 资本主义在它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以前几个世纪的总和。
我认为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自从1765年瓦特改进“蒸汽机”开始，工业革命便以它为动力开始了革命。机械的生产会伴随着废气的排放和水资源的污染，即使它给人们带来了金钱，但那也是穷人越穷，富人越富。但是工业革命使欧派社会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劳动力。所以说，我们要合理运用科技成果，化弊为利，并且要学习科学家勇于探索的精神。
两次工业革命
两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确立了现代工厂制，第二次工业革命确立了公司制、垄断制。
同时。
两次次工业革命在很多方面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以蒸汽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后者以电力、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标志；前者局限于轻工业领域，后者以重工业部门为主体；前者代表性的产业是纺织业，脱胎于传统的手工业行业，后者代表性的产业是以科学技术为本的新兴产业部门，如电气、电机制造、钢铁、汽车、化工等；前者局限于少数国家，持续时间长，进展缓慢，后者几乎同时在欧美诸国展开，见效快；前者开辟的是“纺织时代”和“蒸汽时代”，后者迎来的则是“电气时代”和“钢铁时代”。
工业革命有时又称产业革命（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区别1），或者称为第一次科技革命，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
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
有人认为工业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
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於英格兰中部地区。
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气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
随后传播到英格兰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
一般认为，蒸汽机、焦炭、铁和钢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四项主要因素。
在瓦特改良蒸气机之前，整个生产所需动力依靠人力和畜力。
伴随蒸气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自蒸气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取代。
工业革命是一般政治革命不可比拟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类推向了崭新的蒸汽时代。
工业革命对19世纪科学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前的科学研究很少用於工业生产，随著工业革命的发展长大，工程师与科学家的界限越来越小，更多的工程师埋头做科学研究。
以前的科学家多是贵族或富人的子弟，现在则有许多来自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人阶级的子弟成为了科学家。
他们更加对化学和电学感兴趣，这也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
科学技术应用于工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
新通讯手段的发明
化学工业的建立
电力的广泛应用
电力的广泛应用
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
新通讯手段的发明
马可尼发送第一封无线电报的设备
化学工业的建立
诺贝尔生产的炸药应用于开山筑路
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历史条件
湖北 熊国荣
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技术和发明超出一国的范围，出现了明显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重要的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主要集中于英国的特点。
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兴起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
一. 政权条件：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政权保障。
19世纪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的时期，首先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解放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运动席卷欧洲、北美和亚洲的日本。
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希腊、比利时的独立战争，俄国1861年改革，美国内战，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日本的明治维新等。
这些改革或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得到确立或巩固完善；其次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亚、非、拉地区的侵略，把这些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变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
19世纪中晚期，资本主义基本控制了整个世界，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
二. 市场条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进行，欧美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德意志、意大利分别完成统一后都开辟了各自统一的国内市场；美国南北战争后，也形成了统一而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列强在侵略扩张过程中，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在此期间，轮船等先进的交通工具使长途运输变得更加方便，这有利于资本主义列强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量掠夺工业原料和输出工业品和资本，并进一步打破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原先落后、封闭的经济结构。
到19世纪中后期，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即使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生产体系已成规模，但它已不能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它需要更强劲的生产力才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因此，第二次工业革命应运而生。
三. 科技条件：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建立为主要标志。
而这些工业方面新的成就主要得益于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取得的许多重大突破，以及把这些科学原理转化为技术直接运用于工业生产。
如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为主要特点的电力的广泛应用，其理论准备就是电磁学的产生和发展。
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在实验中发现磁铁与金属线的相对运动是由磁产生电的必要条件，证实了电磁感应现象，使人类获得了打开整个电能宝库的钥匙。
1864年，英国科学家麦克斯韦发表《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建立了系统的电磁学理论，进而推断出电磁波的存在。
电磁感应现象和电磁波理论的发现为开辟人类生活的新时代––––电气时代创造了理论条件，在此基础上，人类制成了电动机、发电机，并开创了新的通讯手段––––电报、电话等。
此外，化学理论也取得重大成就，19世纪中期，分子––原子结构学说确立，大大促进了化学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末，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为化学工业的新发展提供了条件。
生物学方面，德意志植物学家施莱登提出细胞是一切植物的基础和动物学家施旺发现动物组织也是由细胞形成的，确立了细胞学说体系；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立了物种的变异性和继承性”，成为“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另两大发现分别是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
19世纪，各门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要求的新技术革命准备了条件，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从而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四. 劳动力条件：一方面，欧美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如俄国通过1861年改革规定农奴在法律上获得人身自由，美国经过南北战争解放了黑人奴隶等；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更加重视对工人阶级的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如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时代，就规定实行义务教育，1860年普鲁士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文盲率仅为％。
其它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政策使自由劳动力在数量上大量增加，而且使劳动者在素质上有了本质的提高，这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劳动力条件。
五. 经济条件：19世纪中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阻碍，又经过对外扩张获得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兴起和向其它国家的扩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强劲的动力，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随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加速了圈地运动的进展，产生了大批无产者与无业者。同时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开发与创造，使大量财富集中到英国资产阶级手中。另外经典力学、热力学和机械学等学科的理论创新也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有深刻政治前提、社会经济前提和科学技术前提的。以及大量无业者前提下，18 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为根本的政治统治国家。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 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期基本结束 。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创造巨大生产力，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⒈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⒉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封建生产方式⒊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推动城市化进程。⒋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世界格局：造成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加快亚、非、拉落后地区的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对中国的影响：⒈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⒉中国成为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掠夺地，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⒊出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的萌发。发源于英国而后波及欧美主要国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人类社会的演进产生了空前深刻、巨大的影响。它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促使欧美诸国先后实现工业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它为英国提供了历史机遇，利用工业化先发优势，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进步和幸福，同时也使人类面临新的矛盾和挑战。资本主义在它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以前几个世纪的总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工业布局的新变化；引起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都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化学在工业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正是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社会生产力。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两次工业革命以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而催化出来的。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革命”，使人类从手工时代进入蒸汽时代，实现了生产机械化。随后欧美等国相继发生并完成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大工业所取代，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轮船、火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以及通讯设备的相继出现，长途运输变得更加方便，各大洲的贸易来往也日益频繁起来，国际性的贸易因此开始形成。在此期间，英法等国的国外贸易均实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包含却不限于经济贸易上的增长，它对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次工业革命，使得包括农、畜、渔、林业的第一产业的比例下降，而以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等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不断上升，逐渐主导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再到19世纪末，以德、美为中心，发生了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电力技术”的出现使欧美国家开始了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内燃机和电动机代替了蒸汽机，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更大发展，一些重工业部门如电力、石油、化学等工业迅速出现和发展，使工业结构发生变化，生产社会化程度、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这一时期的世界贸易了巨大的发展。 1870～1900年，世界贸易总额增加了约倍。与此同时，这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结构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尤其是以运输、商业、金融等为内容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至此，由前两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以机械和电力等基础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了广泛的应用、拓展和延伸，先后催化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随后，虽然以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三、第四次科技革命先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角色，但是他们对社会经济以及产业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否大到足以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的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
从胡服骑射谈起……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各个朝代的兴盛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拘泥于旧的习俗，敢于摒弃偏见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这种学习，往往使一个朝代变得兴盛强大。 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赵武灵王即位时国势一天不如一天，不断受到周边大小国家的欺侮。赵武灵王决心改变落后挨打的状态，他重用肥义、楼援等有经验的大臣，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其中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士兵的服装和打仗方法上的改革，他主张改穿胡服，学少数民族骑马射箭，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训练出精锐的轻骑部队，发动了讨伐中山国的战争，几年工夫，赵国便国威大震，就连强大的秦国也不敢小看它。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在历史上写下了向少数民族学习的精彩一笔。 西汉在我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化被称为“汉文化”，中原地区的中国人也被称为“汉人”，文字被成为“汉字”这些都带汉朝的烙印。而汉朝就是一个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向其他民族学习的朝代。早在公元前119年，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西域的天马、汗血马等良马种，葡萄、石榴、核桃、苜蓿等植物，乐器和歌舞传入了中原。汉朝学习其他民族，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 因国力强盛和较开放的对外政策，隋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鼎盛时期。与前代相比，往来的国家更多，经济文化交流更频繁。唐代中国和亚欧非地区许多国家的友好交往，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唐初，高僧玄奘克服重重困难，历时十八年西天取经，对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天竺商船也经常到广州、泉州贸易，郁金香、菩提树、棉布等传入中国。中国商人把绢、瓷器输往天竺。唐太宗派人到天竺“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如法炮制，结果“色味愈西域远甚”(《新唐书·摩揭陀》)，提高了我国的制糖技术；唐代陶器的代表唐三彩，以其丰富多彩的釉色和美妙高超的造型驰名于世。而唐三彩就是在综合东汉以来的绿釉和黄釉陶的基础上，又引进波斯蓝釉技术创制而成，据说，唐三彩中，呈蓝色用的钴料就是从波斯进口的。唐三彩对东方和中国后来的陶瓷发展，影响非常大。学习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中的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古印度北部艺术风格的影响；在唐前期，东罗马的吞刀吐火等杂技、治疗痢疾和眼病等医术也传到了唐朝。对外来文化大胆的学习和吸收，为唐朝的兴盛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明朝以前，中国一直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对外交往非常活跃，互通有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到了清朝，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严格限制同外国进行经济交流，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地学习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逐渐在世界上落伍了，鸦片战争时，清军所用的火炮还是二百多年前的老样式，面对西方殖民者先进的洋枪洋炮，根本不堪一击。“闭关锁国”而导致的落后，让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可见，能不能适时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技术，决定了民族的兴亡，国家的兴衰。在今天，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往往能少走弯路，迅速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和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深圳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邓小平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在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使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世人瞩目。让中国人一天天富起来。是改革开放为我们祖国编织出了一个个春天的童话。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适时学习都非常重要。谁善于借鉴别人好的方法，成功的经验，学习就会事半功倍，反之，就难以有很大的进步，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就是强调向别人学习的重要性。 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的社会，我们中学生更应该“胡服骑射”，培养宽广的胸怀，高远的志向，敏锐的眼光，学会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从努尔哈赤到欧洲联盟 团结与合作一直被公认为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小到影响一桩事业的成功，大到关乎一个国家的兴衰，甚至牵动着整个世界。 只要打开历史书，你就会发现，历史一直在为我们陈述着这个道理。 汉代张骞通西域联合各国开通丝绸之路，打通了欧亚大陆，开创了中西贸易新时代；三国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留下了赤壁千古美谈，造就了三国鼎立格局；团结合作，也是清太宗努尔哈赤能够在混乱的明末崛起，奠定清朝根基的一个重要原因。 努尔哈赤因为统一了女真各部，又联合蒙古，才结束了民族内部纷争、战乱不已的局面，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他把女真人、蒙古人编制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最终入主中原，使清朝成为统治中国296年的主人。努尔哈赤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把分散的薄弱力量集合在一起，最后才击败了内部已四分五裂,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如果当年努尔哈赤没有团结女真、蒙古各部，那他的力量就不可能这么强大，历史就可能改写。 再翻开世界历史，团结合作，更是扭转局面，走出困境，取得胜利的关键。 二战的胜利，正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法西斯的共同胜利。在各国还没有结为联盟之前，德、意、日闪电般的侵略扩张，几乎令各国处于毁灭的边缘。1940年,在欧洲战场上,德军先是侵占丹麦，丹麦投降。接着又入侵挪威，挪威国王流亡。不久荷兰军队停止抵抗，女王流亡英国。随后比利时国王宣布投降。在敦刻尔克撤退中，英国更是惨败，远征军几乎丧失全部武器装备，243艘大小舰船沉没，唯一庆幸的是英军的有生力量得以保存。随后，法国战败，德军进逼巴黎。欧洲大陆，哀鸿遍野。 在这种关乎各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各国首脑们经过磋商，1942年1月，苏、美、英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以美、英、苏、中为核心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达成了全球战略协议，战争形势才得以迅速扭转。由于同盟国的互相支援，处于劣势的苏军得以发动反攻，将绝大多数德军逐出国境；保加利亚在苏军协助下解放全部国土；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波兰相继解放；法国和荷兰也赢来了反法西斯的胜利。 在旷日持久，消耗巨大，使用了许多新式武器装备，成为历史上空前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除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历史规律之外，战略战术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原因之一。同盟国之间的战略协作较好，特别是中、苏、美、英等国的首脑在战争期间的多次会晤，对加强各盟国在对敌作战中的协同起了很大作用，从而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战略伙伴关系，最终取得了胜利。 团结合作，不仅在战争中极为重要，和平年代，它一样有力地推动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1951年到1957年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正式成立。1965年，上述6国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的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91年，欧共体又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欧洲联盟正式成立。从此，国际上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欧盟”这个称谓。从“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欧盟，由于拥有共同的中央银行、共同的经济、社会、地区委员会、理事会，强调每个成员国的参与，不仅为欧洲国家的政治、贸易合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还大大提高了联盟国公民们的生活水平。欧盟成立后，经济快速发展，1995年至2000年间经济增速达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97年的万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万美元。欧盟的经济总量从1993年的约万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近10万亿美元。在此期间，欧盟在1999年启动了欧元，2002年正式流通，从去年的一欧元兑换0。86美元，到如今一欧元兑换美元的比价达1．34美元。如今欧洲的经济总量已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欧盟一体化，已经发展成为制约和抗衡美国单极霸权的坚定力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已经成为了在美国之外成立独立自主的一极，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并且通过联合自强显示欧洲的力量，力图成为规范、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导力量，与美国争夺规则和新秩序的主导权。同时也在全世界推行欧洲的模式和价值观念，打破了单极霸权的局面。欧洲的团结合作，正在改变着世界。 再比如现在中国与东盟的深化合作，不仅推动了双方全面的贸易合作，更把合作双方的关系推进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中美自由贸易区，由于中国需要从美国得到高科技的支持和援助，美国2亿9千万人民则更需要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价廉、物美、质高、耐用的劳动密集型的生活实用品，于是中国企业和工商两界不再以过去意识形态的眼光和观念看待今天中美两国的关系，中美两国政府共同携手并肩步入世界经济发展体。还有最近的联想收购IBM，学习惠普的管理，使得中国开放较早的行业进步迅速，缩短管理水平上与跨国公司的差距，更好的整合资源。 借古可以鉴今。当今社会是一个节奏快、效率高、竞争激烈的社会，面对这种既充满竞争又需要合作的大趋势，任何自我封闭，孤军奋战都不会有好结果，我们必须从现在起，树立良好的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不仅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学会与他人精诚合作，友好共处。竞争是手段，双赢才是目的。只有这样，将来我们才有可能最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明，是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精神财富、发明创造。智慧生物为更好地认识世界而团结协作，就构成了文明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文明存在的前提是智慧生物。其余由智慧生物创造出的各种现象只是文明的附属品。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 文化 研究论文 范文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 全文如下：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 雕刻 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 故事 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 传说 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 方法 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 收藏 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 总结 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____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____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9][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第116页。
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 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文章作者：李增洪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 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 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强、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 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乱，却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身处乱世却在规划着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诸子百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春秋末年，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此后，孟子说：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5](万章章句上,) 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7](执一，)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8]() 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8]()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9](尚同上第十一，－69)显然这都是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 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0](秦始皇本纪)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秦始皇本纪)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从未断绝。[11]() 大一统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统一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农民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其领袖也同样志在统一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二 西方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的公元前四世纪，是作为挽救城邦危机的理想提出来的，昙花一现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将其变为现实，罗马帝国将其打造成挥之不去的长期萦绕欧洲人的观念。但是，这一理念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众多的希腊人被逐出了传统城邦。“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感到不知所措。面对乱世，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济世良方。伊壁鸠鲁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使心身安宁；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则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我满足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显然，伊壁鸠鲁和第欧根尼的哲学都是放弃一切，只是后者是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这可视为在动乱中无奈的人们的叹息。亚里斯多德则极力宣传城邦制的优越性，要求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很明显，这是一种倒退。 在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政治家却在行动。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将希腊人重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后，立刻挥师东进，志在建立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彼此不分的“联合的共同体”。[13](上册,)尽管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是短暂的，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腊人在公元前5至4世纪黄金时代许多的理想推翻掉的任务。一种以合希腊和东方因素为基础的新型的文明出现了。”[14](第一卷,)正象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亚历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人们有时间对他进行考虑时，关于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和组织的想法在人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 [15]()斯多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斯多噶学派是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该学派认为，宇宙间本来不存在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顺从天命，安于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淡然处之，那么他就能够得到幸福。国家能够为行善的智者保证幸福的到来。······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只有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应当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师来统率。[16]()这种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适合帝国统治的需要，在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13](上册,) “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17]() 在欧洲历史上，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建立所确立的“大一统”观念，即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仍不愿离它而去。每当一个强有力者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几乎都要抬出罗马帝国的亡灵来为己正名。 首先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始终以罗马帝国皇帝自居，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在位)，试图铲除西罗马帝国版图上日耳曼人所建各国，实现真正的一统。其次是罗马教皇，千方百计争取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权。罗马教皇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是从理论上大造舆论，将自己塑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年）在其《上帝之城》中提出：天地间有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并存，地上之城是不完善的、暂时的、会毁灭的，由于魔鬼撒旦之故，充满罪恶；上帝之城则是完善的、永恒的，教会是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通过基督建立的教会才能得救，获得永生。世俗国家只有在宗教上服从教会，为教会服务，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教权是至高无上的。第一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一世（Gregory I 约540－604），虽然本人对基督教神学缺少创见，但却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传遍西方。尤其是他坚持教皇是上帝指派的全部教会的首脑，在西方大胆行使皇帝的职责和世俗君主的权力，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到9世纪时，教皇更是不惜盗用君士坦丁一世皇帝（306－337年在位）的名义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这样一份文件，声称：远在四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就把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转交给了罗马主教。此时，教皇权力的维护者还编造了“伊西多尔教令集”，从这本伪教令集中人们仿佛觉得从基督教的最初纪元开始，帝王就隶属于教皇，而教皇则是基督和使徒彼得的继承者。 二是与法兰克王国相勾结，利用法兰克人的力量对付不断入侵罗马的伦巴德人的同时，展开与东罗马帝国的抗衡。751年在法兰克王国握有实权的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建立加洛林王朝。为报答教皇，丕平率军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并将获得的土地献给了教皇，为日后教皇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54年教皇斯蒂芬亲往高卢为丕平行涂油礼并授予罗马贵族称号，而这一称号的授予当时只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受其政敌迫害逃往法兰克，第二年查理亲自护送其回国复位。为报答查理并取得进一步的保护，800年圣诞节利奥三世趁罗马人聚集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之子路易一世加冕之机，为查理加冕为“奥古斯古”和“罗马人的皇帝”。皇帝与教皇联手从东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夺回了罗马帝国的继承权，作为日耳曼人国家的法兰克由此也纳入到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之列。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教皇是将自己难以获得的权力或者是自己难以维持的权力授予了查理。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一是将西欧范围内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共同对抗东罗马帝国；二是为自己日后的权力扩张留有了余地，因为这次加冕越来越被解释为天上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的象征，是教皇运用他的神权把帝国从拜占廷人手中收回，授予了法兰克的国王。罗马教皇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世俗国王的合法地位必须视教皇的认可而定。 此后，法兰克人的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君临意大利时，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第一卷)的但丁，出于维护和加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这一动机，以极大的热情写了《论世界帝国》一书。全书从古罗马历史论证了帝国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主张用“罗马皇帝”作为君主的尊号，把首都设在罗马。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灭，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索菲亚结婚，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每逢举行隆重仪式，伊凡三世总是身着象征皇权的披肩，头戴东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皇冠，坐在玉石宝座上。而且，伊凡三世还将先是古罗马、继而是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作为莫斯科公国的国徽。到伊凡四世时，更以“凯撒”自称，遂有“沙皇”之名。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新的“欧洲观”逐渐取代了以罗马帝国为号召的大一统观念。 所不同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都没有遂其心愿，真正建立起如同中国一样的大一统国家。反倒是，谁获得了这一称号，便为其民族和国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建立统一的罗马帝国耗废了一生的精力，到头来搞得国库空虚难以为继。他死后，帝国的统一梦便烟消云散了。查理曼帝国也是昙花一现，查理曼死后不久便一分为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加不幸了，其历代皇帝不仅没有建立过真正的罗马帝国，连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没有实现过。当伊凡四世称“沙皇”时，欧洲已进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新时代，罗马帝国的号召力已趋衰落。三 通过粗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大一统”理念的发展结果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两者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别。中国历史上，自秦帝国建立之后，虽经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但政治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流。即使按照葛健雄先生的计算，中国在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实际分裂的时间长，甚至分裂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次数和统一的时间长度也要比欧洲多得多和长得多。这种政治实践上的差别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各自文化的发展，致使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不间断的、稳定的连续性（即Continuous），而欧洲文化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间断的、不稳定的连续性（Continual）。 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观点，文化的连续性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其重要表现形式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哲学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9]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现象，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状态，而且在应用范围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之间，是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新字的构造和旧字字义的拓展，其基本原则是相对不变的，即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9] 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国人便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12](上,) 之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深远，直到今天。 与此相比，古希腊文、拉丁文在西方世界虽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影响却是日渐削弱，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语言。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以后其部将建立的希腊化国家，使得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要懂希腊语就可以畅通无阻，但希腊语却没有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人的拉丁语成为地中海世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但也没有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希腊语发展至今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希腊人使用，而拉丁语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了，仅在宗教和学术领域里保存着。15、16世纪，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日益发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通用语言了，尽管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都是拉丁语系，但其间的差别还是主要的。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这种间断性和不稳定性使西方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一统”失去了文化上的底蕴。反之，政治统一的迟迟得不到实现，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没有了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