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初唐四杰集（共4册）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代表作品如：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从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四颗光辉闪耀的新星------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
隋唐时期的建筑 【赵州侨】隋朝最著名的桥梁工程是赵县安济桥，它是隋代著名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因赵县古称赵州，故安济桥又名赵州桥。赵州桥是一座全长50．82米，净跨度长达37．37米的单孔桥，是当时中外跨度最长的石拱桥。此桥在技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单一的大桥拱两端的上方，再各做两个小桥拱。这样节省了修桥的材料，减轻桥身的重量和桥基的压力，水涨时，还可以增大排水面积，减少水流推力，延长桥的寿命，是具有高度科学水平的技术与智慧的创造。赵州桥是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一座最古老的石拱桥，桥之修成距今已一千三百多年，仍屹立于赵县洨水之上，至今车马仍可通行。建国初期邢台地区的特大地震，也未受影响。 赵州桥的另一特色是造型美观大方，雄伟中显出秀逸、轻盈、匀称。桥面两侧石栏杆上那些“若飞若动”、“龙兽之状”的雕刻，确实令人赞叹不已，体现了隋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桥旁的碑石和桥身上刻着由唐到明的铭文，在赞扬着这座雄伟壮丽的大桥和劳动人民的工程师。赵州桥在人民群众心目之中，被认为是自己的骄傲。民间流行乐曲《小放牛》中也有“赵州桥什么人儿修”的歌词。只不过不知李春的姓名，误归功于鲁班，说成是鲁班仙师修的罢了。 【城市与宫殿建筑】隋唐两代的建筑，因历经兵火破坏，实物所存者寥寥无几。但从记录来说，隋炀帝建迷楼，出“能构宫室”者项升之手，千门万（片庸），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建西苑有山有海，龙鳞渠绕渠建十六院，穷极华丽。所有这些，一方面能看出隋炀帝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看出隋代建筑技术发达的水平。唐代玄宗有凉殿，王拱建“过雨亭子”，吸收了东罗马的建筑法。凉殿是一种水殿。“过雨亭子”则是从屋顶上将泉水引过，除门以外，像水帘一样四面下注以取凉。据说唐明皇人很胖，长安是大陆性气候，夏日十分亢热。明皇受不了，王拱就发明了这个法子。坐在里面，凉爽如秋。有一天，一位老臣在亭中奏事，时间过久，竟冻得泻了肚子云云。武则天以降，权臣贵戚争在长安建筑宅第，也都重门叠户，画桷飞甍，极尽奢丽。 唐都长安则是当时举世瞩目的伟大都市。它那种棋盘格式的营建方法，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模式。日本的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和渤海国已经堕毁的石刻，都是具体而微的长安。以至五代福建闽国王审知所建筑的福州城也是在模拟长安，虽屡经兵火，迄今福州市北旧五坊七巷的情况也还具有唐代长安坊里曲的规制。 唐代的长安城以南北向的朱雀门大街为中轴，把长安分为两半。东属万年县，西属长安县。初唐四大诗人之一的骆宾王，就是长安县的主簿。皇城居中，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设在皇城以南，故名南衙。宿卫部队，后来为宦官所掌握的军队——神策军的军部设在皇城以北，故名北司。城内南北大街十一条，东西大街十四条。其间设东西两市及一百零八坊。坊下有里，里下有曲，里曲之中，千门万户都是民居。所以王维诗说：“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城北诸里，多为妓寮。《李娃传》后衍为《绣襦记》中郑元和的汧国夫人李亚仙作妓时就住在那里的鸣珂曲。故后称妓院所在为北里，即源于此。东西两市共有商业二百二十行，早上开市鸣钲，黄昏闭市也鸣钲，各坊皆有总门也是早启晚闭。城南隅有曲江，是当时游览之地。杜甫《丽人行》所说“三月三日天气晴，长安水边多丽人”，即指曲江，现在已成为一片桑田。除文献记载外，唐代长安城的遗迹，地下考古也已经基本探明。现在西安是一处大都会，面积不亚于建国前的北京。据地下考古探索，唐代的长安可能相当于今天西安市的七倍。关于长安城的情况，已故向达教授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专书，现西安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科曹尔（马琴）同志，也有专门研究长安里巷的论文，可供参考。 唐代的宫殿，当然都已圮毁。但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从城下掘出了唐大明宫和兴庆宫的图石，可以看出其规模。今天大明殿遗址、麟德殿等三个殿座的土台尚在，兴庆宫也在，改为兴庆公园。 【塔寺】唐代是封建统一王朝中佛教全盛的时期。佛寺之多，僧侣之众以及占据大片庄园，已经导致了唐政权财政危机，因而出现会昌（武宗年号）灭佛之事。只从建筑技术着眼，却推进了建筑技术，出现了不少新的建筑结构方法。可惜的是这些劳动者从劳动中所取得的技巧直到后此宋人的《木经》和《营造法式》才作了总结。传世实物因兵火及自然破坏所存无几，现在唐代寺院尚有迹可寻的，第一是西安大雁塔所在的慈恩寺。该寺是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经的所在地，只不过历代增修的主要只是大雁塔。其次西安古韦杜之间的兴教寺。该寺也是玄奘的建置，是一处规模宏大，僧房栉比的大建筑群。唐代日本到中国来的留学生都住在兴教寺的僧寮中。有名的僧是、高向玄理、空海等人都在那里住过，现在日本来西安的旅游者，都要去兴教寺观光。邱州（现称彬县）的昭仁寺，也是一处大寺，是唐太宗为超度征讨薛仁果时阵亡将士而建的。有一块《昭仁寺碑》为朱子奢撰，其书法与名书法家虞世南极为相近，为后世书家所推重，昭仁寺也因此特别著名。而其建筑结构方法，也自具特点。现在，当时建筑虽只剩一处大殿，然其大殿的梁栋结构，也为举世所瞩目。山西现有的唐代建筑尚有五台山南禅寺的大殿、佛光寺的东殿，芮城广仁王建的正殿、平顺天台庵正殿。此外北京南城的崇效寺和悯忠寺也是唐代的古寺。悯忠寺，已改名法源寺。而且两寺历代增修改建，只存了个规模格局，已非唐代之旧了。 塔是与寺俱来的建筑，原为梵语Stūpa或thtūpa之译音之转，或释为率诸婆（萃渚波），或称宝塔，亦作浮图。《魏书·释老志》说：“西凉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西凉建国在公元400年，则中国有塔应在公元五世纪初期。惟汉《夏承碑》中已见塔字，可能是用中国故有的字以称印度传入的建筑。但从印度传入的塔的形状，是像今日北京北海琼岛的白塔和白塔寺的白塔，与我们印象中的宝塔，并不一样。所以碑别字的塔字，也往往写作会，以像其形。thtopa或Sto-pa本义坟墓，乃佛教藏舍利及佛牙之所。1940年11月顷，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过一篇题为《塔》的专文。认为中国式的塔乃中国古代的台洛与印度的擒相结合而成。不过中国式的塔也由来甚久。杨衙之《洛阳伽蓝记》所记永宁寺塔，塔上有火齐，亦即金顶，橹有飞拥，上边还挂着风铃，已完全嵩山中国式塔的形状。其时在北魏孝文帝迁洛未久之时。河南登封篙山中岳庙塔，更是北魏尚称大代时的建筑，都在五世纪初。南朝则苏州平门内报恩寺的凉寺塔为萧梁时所建（今塔乃南宋重建），时在六世纪初，去西凉、大代也不过百年。是后琳宫梵宇的浮图，多数均为中国式了。可见中国文化融合的力量。 唐代最著名的中国式塔是大雁塔和小雁塔。大雁塔在今西安南部慈恩寺内，为唐奘宗李治永徽三年（652）为母追荐冥福而建，大唐三藏法师玄奘的译经院即设在塔下。塔七层，高六十四米，每层的面积较广，高度亦较高，故显得特别壮观。每层四面皆有窗门，可以看到西安的全貌。塔最下层门墙嵌有褚遂良所写的楷书《圣教序》，保存尚比较完好。塔名本来叫报思寺塔。因为有个美丽的神话：说建塔时，长安的王公士庶纷纷解囊布施。一天一位僧人见雁群过此，一雁忽自投地，拨毛置地，然后飞去，僧人理解它是拔毛布施，因名雁塔。事见《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当然这是和尚的附会，以夸耀佛教的威灵。俗称“雁过拔毛”即由此引申而来。另外唐代登了进士第的人，要到雁塔游览并题上自己的一个名字，即所谓“雁塔题名”。已故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福颐先生曾藏有韩愈等人题名刻字的宋拓本，在《文物》上作为封面发表。 小雁塔是西安西部荐福寺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元年至三年（707—709）。荐福寺规模不大，但塔初建时高至十五级，因屡次地震，已圮，现在存十三级。因失修，已不像大雁塔尚能容人登览，较大雁塔为小，故俗称小雁塔。 另兴教寺塔，为玄奘分藏舍利之所（南京报恩寺塔也有玄奘舍利，传为西安移去）。其形制也略似大雁塔。 唐代与中国式塔相似的楼阁建筑有：南昌的膝王阁，在江西南昌江滨，为唐永徽四年（653）太宗弟李元婴所造。据王勃《膝王阁序》说：“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又说：“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岗峦之体势。”当时应是备极壮丽的建筑之一。但已久圮，现正重修，基座方出江面。 至于黄鹤楼，虽因唐人崔颢《黄鹤楼》诗，而格外闻名。楼之始建则相传在三国吴黄武年间（222—228）。 【陵墓】帝王陵墓的建造是历代建筑技术的高度集中，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陵寝之制大体上初创于秦汉时期。骊山秦始皇陵“封土为陵”，规模宏大。唐代的陵寝基本上已改为“因山为陵”，制度更加完备。唐代二十一个皇帝有二十个皇陵（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乾陵），其中在陕西咸阳附近的有十八陵，史称“关中十八陵”。“关中十八陵”中最大的一座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九峻山的主峰，凿山建陵，开创了唐朝依山为陵的制度。陵墓的营建工程浩繁，布局精心，据说是由唐代著名画家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俩参加设计的。陵园周长六十公里，园内还有一百六十七座功臣贵戚的陪葬墓。陵山有垣墙围绕，墙四隅建有角楼，正中各开一门，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青龙，西曰白虎。陵园内主要的建筑是献殿和寝宫。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石刻浮雕，原来就立在玄武门内东西两庑。六骏是唐太宗骑过的六匹战马，曰：“特勒骠”、“青雅”、“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马呙）”、“白蹄鸟”。“昭陵六骏”神情各异、栩栩如生，据说在雕刻之前由阎立本绘制图样。今存四骏在陕西省博物馆，“飒露紫”和“拳毛（马呙）”二骏今存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 “关中十八陵”中迄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座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西北六公里的梁山上，亦因山为陵，气势雄伟，陵园周长约四十公里。据《唐会要》卷二十《陵议》记载：“乾陵元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由于陵墓坚固，似无盗掘的痕迹。今因技术及经济等问题的局限，昭陵、乾陵均尚未揭开。但已发掘的作为乾陵陪葬墓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和章怀太子墓，均是深入地下数十级，三桁多室，甬道均多壁画的地下宫殿。
唐朝的美学思想对唐朝建筑风格的影响摘要:通过对唐代美学思想的介绍，联系唐代建筑的风格特征分析了唐初美学思潮对整个唐代建筑的影响，总结了唐代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的特点，以提高人们对唐朝建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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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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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建筑学毕业论文选题
1、室内外气温对建筑围护结构吸收太阳能的影响
2、鲁西南地区门墩石造型、纹样初探
3、室外气温和保温层位置对间断供暖房间能耗特征的影响
4、极少主义室内光环境设计研究
5、建筑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研究
6、老年人建筑的自然光环境设计初探
7、杨凌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研究
8、襄城县古城墙遗址保护公园规划设计
9、光导管照明系统的配光及应用研究
10、BIM技术在钢结构工程建设阶段的应用
11、民营建筑企业项目团队核心利益相关者冲突管理研究
12、市政工程项目责任成本管理应用研究
13、长春七天酒店（火车站店）装饰工程的成本管理研究
14、国学中心项目施工成本控制研究
15、黑龙江移动枢纽楼建筑工程项目的成本控制研究
16、呼和浩特市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发展战略研究
17、包头市A装饰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18、南京国际金融中心续建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研究
19、国有施工单位材料采购管理研究
20、基于互联网+的PMIS的运维管理研究
21、建发集团观澜丽景二期项目工程造价管理研究
22、俄侨文化影响下的中东铁路建筑及其历史价值研究
23、建筑艺术表现在房地产经营销售策略中的应用研究
24、吉林鼎鑫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25、湘黔古镇聚居文化和建筑空间形态研究
26、“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税负影响分析
27、BIM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28、基于FIDIC合同条件的承包商索赔研究
29、基于分项计量的空调系统能耗诊断的实用研究
30、基于VE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研究与应用
31、建筑施工项目安全文化建设研究
32、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系统在独立式住宅中的应用研究
33、青岛地区农村钢结构住宅热桥的热工分析
34、英谈村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研究
35、我国建筑业营改增相关问题研究
36、延长油田中心化验室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37、低气压下噪声环境对人体舒适感影响机理的研究
38、青岛市住宅建筑室内热环境的实测与研究
39、晋鲁地区民居烟囱的建构技术与文化意义研究
40、挣值法在中铁一局二公司项目成本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41、我国工程承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对策研究
42、冯坪办公楼项目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研究
43、ZHGY集团管道安装项目预算控制研究
44、延长石油南区采油厂办公楼建设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45、NK集团土地整理项目的成本管理优化研究
46、延长油田崖里坪住房小区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47、基于公司战略的建筑企业多项目管理研究
48、注册造价工程师诚信评价体系研究
49、HCE集团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50、K公司固定资产质量评价及优化对策研究
51、基于BIM的框架结构参数化设计研究
52、智能型太阳能LED路灯控制器的研究
53、青岛里院建筑保护与改造模式研究
54、基于博弈分析的绿色住宅发展研究
55、青岛市大型公建能耗现状评估与预测研究
56、符合被动式围护结构热工标准的“抬梁式”农村住宅构造方法研究
57、我国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58、基于可操作性目标的城市色彩设计方法研究
59、基于BIM的规则建立在建筑设计阶段应用研究
60、建设工程网上招投标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61、工程招投标中违规行为分析与监督机制完善
62、BIM技术在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管理中的应用
63、商品房住宅项目成本管控的研究
64、以“美居购”网为例探析家居软装电子商务经营
65、建筑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66、“营改增”对建筑业税负影响分析及对策
67、北方寒冷地区农村住宅保温结构一体化设计研究
68、北戴河新区国家级绿色建筑示范区创建研究
69、河北省建材产业物流指数研究
70、挣值法用于建筑工程成本控制的研究
71、高层住宅小区风环境数值模拟研究
72、绿色建筑运营阶段隐性成本估算模型研究
73、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工程项目人工成本优化研究
74、工程项目供应链材料采购成本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
75、高温影响的舒适度模型研制及在我国南方城市的应用
76、唐华清宫景区气候适宜性空间格局初探
77、施工现场建筑工人作业疲劳的影响因素研究
78、基于热管置入式墙体的小型建筑能耗数值分析
79、中铁咨询集团公司财务与资本运营子战略研究
80、某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研究
81、ZH公司CM科技园项目成本管理研究
82、风险理论在工程安全监理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83、某研发中心与产业基地可行性研究
84、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发展战略研究
85、青岛中山路商业街历史建筑保护修复研究
86、某市建筑节能检测平台建立与运行维护研究
87、基于BIM技术的建筑性能辅助商品房定价
88、建筑企业隐性知识转移影响机制研究
89、建筑施工企业工程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研究
90、现代建筑空间与水要素研究
91、算量软件在建筑工程上的应用及问题探讨
92、政府项目代建制合同管理体系研究
93、建筑企业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探讨
94、建筑供应链环境下的材料联合库存优化研究
95、建筑材料“暴露”手法在建筑空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96、虚实相生对空间意境营造的作用机制研究
97、基于Matlab对DEA工程建设项目评标模型的应用研究
98、西方文艺复兴绘画名作中建筑图景及其历史价值研究
99、房地产开发项目成本控制研究
100、建设工程合同信用对合同管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附：建筑学研究生毕业论文
摘要：在今天的企业施工过程中，为了保证工程的效率性，做好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合理地制定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条约，加大监督的管理力度，将工程的质量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保证了建筑本体的安全性，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本文针对建筑工程质量方面缺乏的相关法律条例、建筑企业质量监督的态度浅薄以及监督人员的专业素质差异过大进行讨论，根据此情况对提高工程质量的监督能力、加强施工单位的监督作用以及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也希望政府能够大力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使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得到有效根治。
关键词：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难题;管理方式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刺激了城市化进度的加深，作为城市化标志之一，建筑工程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质量监督方面的问题。对此，国家与建筑业相关部门开始对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进行深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方面的尽力配合，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使得建筑工程的一些管理模式得到优化，也成功解决了一部分难题，但是对于日益增多的建筑工程项目来说，这些措施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我们保持关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问题的基础上，对于在工程进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理解和归纳，总结出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保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安全性，也对建筑工程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存在的难题
(一)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当前我国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是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去制约建筑工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而一部分的法律政策太过片面，监督力度明显不足以约束一个庞大的建筑工程。所以，在进行建筑工程项目时，如果施工方不遵守规定，在施工质量上大打折扣，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也没有一个专门细致的惩处管理条例。为了改善这种不良环境，我国应该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相应措施，完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相关法律，政府在宏观上加大对工程的监督力度，一个官方的、完整的约束条例对于建筑工程的需要来说，已经是迫在眉睫。
(二)建筑企业质量监督的态度浅薄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管理之所以疏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负责监督的企业专员对待质量监督没有一个积极的态度，缺乏监督的意识，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对于建筑工程的质量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相关的工作无法进行。同时，企业部门对于这种消极的影响也放任不管，一个工程项目的整体都缺少相关的监督措施，导致监督体制最终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态，使得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管理力度越来越小，也就无法保证工程的效率。
(三)监督人员的素质差异过大
从某个方面来讲，负责质量监督的人员素质也决定了建筑工程质量监督能否有效开展。在今天，一些工程项目中安排了专门的人员进行质量监督，但是这些监督人员的专业素质有高有低，在面对质量问题时，一些人会严把大关，另一些人可能会有所放松，这种情况使得政府的监督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所以，如果负责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人员素质过低，不仅难以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也会使得政府的监督力度大打折扣。
二、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管理方式
(一)制定建筑工程质量监理制
工程质量监理制度的实行，能够大大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力度，对于工程的正确实施有着推动作用。所以，政府在大体方向上监督的同时，也要加强建筑工程监理制的规划，使得建筑工程监理制得以健全自己的形势内容，而且把监理制合法化，加强负责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者的认真态度，使这些工作者负责的工程项目与法律挂钩，一旦玩忽职守就意味着违法。对于建筑工程质量监理的专门人员要进行精挑细选，这些人在工作时一定要遵守工程项目的监理机制，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对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的监督力度
建筑工程里许多的组合因素中，设计方案的可行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建筑工程在正式开工前，对于设计人员的来历要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对于指派他的企业或者组织要进行深刻的调查，确保人员的选择没有问题。然后，对于设计人员提交的设计方案进行仔细研究，多次检查其合格性，一旦发现任何不妥之处立刻要求其做出修改，保证设计方案的正确性、完整性，对建筑工程起到决定的作用。
(三)提升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中，相关的工作者综合素质必须要高，对于工程质量要时刻进行监督，才能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方针得到有效实行。但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只把重点放在怎样获取较高的经济利润上，忽视了建筑工程的质量，使得建筑工程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措施，其中产生的许多问题在未来更加难以解决。所以，企业在挑选管理人员时要制定相应的选拔规则与制度，对于施工人员也要仔细选择，确保每一个工作位置都要有任务、有效率地进展，对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定期开展相关知识方面的工作，加强管理人员的质量监督意识，使他们认识到监督的重要性，提升管理人员的素质，为建筑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三、结语
通过以上几大方面可知，完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体系对于建筑工程来说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有着较多的阻碍因素，这些因素分散于各个施工单位或者个人，如何集中这些因素并进行妥善处理是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一大难点。所以负责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者要处理好自己的工作重心，对于工程项目中实行的监督管理监制要大力提倡并严格执行，政府在宏观调控的同时，对于单位及个体要及时加大监督力度，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对于建筑工程的质量将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在良好的监督作风下，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这样的建筑物才能够被安全地放入市场中，人们对于建筑成品的使用才能感到放心如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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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一 唐装的起源有人说唐装“缘”于唐朝，不然！偏襟式旗袍称作“唐装”话可以从唐代说起。唐代十分注重与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为此唐人的服饰也出现了自西汉“丝绸之路”以来空前的丰富多彩、瑰丽多姿：袍、襕、襦、衫、贯头衣、裙、披帛……，应有尽有，可谓是百花齐放、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了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鼎盛时期，对以后各朝代及今人的服饰文化之影响非同小可，且源远流长。在唐代的军臣百姓皆穿袍，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长衫、长袍。当时根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在款式、色彩、图案上有着严格的区别。一般平民用素色的麻布缝制的狭小袖口的袍子与用考究的绸、丝段缝制的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的肥大袖子的官袍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皇帝的龙袍，又称黄袍。用色不可冒犯，用赤、玄、缥、绛、白、黄六色配置。下属的臣将及大小官吏选用紫、绛、绯、白、蓝等色制成朝服。这些表现出不同官衔等级、阶层地位的服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蟒袍，胸前和背后的正方形图案就有沿袭唐代官服的传统。在唐代的军臣百姓皆穿袍，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长衫、长袍。当时根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在款式、色彩、图案上有着严格的区别。一般平民用素色的麻布缝制的狭小袖口的袍子与用考究的绸、丝段缝制的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的肥大袖子的官袍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皇帝的龙袍，又称黄袍。用色不可冒犯，用赤、玄、缥、绛、白、黄六色配置。下属的臣将及大小官吏选用紫、绛、绯、白、蓝等色制成朝服。这些表现出不同官衔等级、阶层地位的服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蟒袍，胸前和背后的正方形图案就有沿袭唐代官服的传统。多彩、瑰丽多姿：袍、襕、襦、衫、贯头衣、裙、披帛……，应有尽有，可谓是百花齐放、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了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鼎盛时期，对以后各朝代及今人的服饰文化之影响非同小可，且源远流长。在如今唐装遍地都是的情况下，到底哪种服装才能称得上是唐装呢?其实，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到了民国以后，清代满族左右开叉、行动方便的被“汉化”了的旗袍——男子穿的长跑马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礼服。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方文化碰撞后，刹那间，穿西服、剪辫子、留分发、剪平头、拎文明棍的打扮蔚然成风。直到五六十年代在我国民主党派高级领导人张澜、沈钧儒及港澳台等地的男士种仍作为传统保留的文化服装在社交场合出现。不过这时期早已摒弃了三十年代以前罩在外面的马褂。而突出人体线条美的女性旗袍，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从直线或跳跃到曲线式，与日趋发展的流线型工业产品相吻合而走向世界——这变演化成今天的唐装。二 唐装的发展苏格兰男人可以穿裙子，日本人可以穿和服，朝鲜人也可以穿他们的服装。我们不禁要问那我们呢？我们中国人呢？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5000多年的渊源历史。尽在华夏出现的衣服样式就足以让历史学家花费LONG LONG的时间细数。当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服饰是肯定的，朝鲜半岛基本都是朝鲜族，日本则是大和民族，也只有苏格兰的农村地区才会穿裙子。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少数民族都还是有自己的服饰，而且日常一些重大场合都会穿，只是汉族的没有自己的服饰。至于其中泛泛，我们只需知道先祖们服饰的式样就以足够，而无需再去亲历亲为。这样既不忘祖，也跟的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唐装其实也是国人的特色服饰。虽然它不曾在中国古代史上名垂千古可不可低估其在中国的影响力。每到过年或喜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穿上各色的唐装，甚至网球大师赛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师们也穿着唐装出现在上海。而且，相比而言，唐装的风格更符合当代服饰发展的需求，举手投足不会像汉服那样出现诸多不便，还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现在所称的民族服装，主要是农耕经济或渔猎经济中形成的。但这不等于说这种服装形态工业社会中就没有其生存的价值。从国际讲，中式服装独特的剪裁方式和韵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屡屡激发起西方人的兴趣。尤其是20世纪后叶，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东西方文化的认同也成为一股潮流。一批东方的服装设计师，主要是日本的，用东方的服装元素创造了现代服装，在西方引起很大震动。所以一些西方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也屡屡用东方的服装元素作为他们创作的资源。比如用中国的旗袍，以致中国红军的服装等等，包括用中国的革命歌曲作为他们的时装表演背景音乐。而从中国来讲，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的经济从短缺逐步进入小康，服装业也逐步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同时中国的消费者也逐渐成熟。从改革开放初期，只要是西方的，就都是好多，都“拿来”；到逐步意识到要追求自己的个性，其中一点就是追求自己的民族个性。首先是演义界和知识界重新选取了具有个性的中国传统服装，包括旗袍和中山装作为一些特殊场合的着装。在上海APEC会议之前，国内以有一批企业在生产中式服装，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消费群体。而且这几年这种趋势一直在加大。所以，今天的中式服装，不仅是上海APEC会议带来的，也是历史潮流发展的一种必然。世界开始认识到：拥有非常丰厚服饰文化底蕴的中国。中国政治的强大和经济上的发展，使得整个国民对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服装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上海APEC会议触发了这个愿望。参考：
唐代送僧诗的文化审美——以贾岛诗为例摘要：唐代送僧诗是唐诗送别、留别题材诗作中独具艺术特色和文化审美意义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特色在于以委婉、含蓄的方式抒写离别之时的留恋、感伤；具有佛教意蕴的诗歌语象的生成和广泛运用； 多元的时间构成模式在抒情达意中的运用， 使其与一般的文人间送别、留别诗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诗中传达出唐代 文人对追求功利的世俗生活的厌倦、对僧人超迈隐逸而又充满禅趣的生活的向往。 关键词：送僧诗，抒情特色，文人心态 唐代帝王大都主张儒、道、释“三教谈论”[1]，这种兼容并蓄的思想政策给宗教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 , 佛教在唐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 并对唐代的社会、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唐代文人中信仰佛教的诸如王维、白居易等不乏其例，他们习禅诵经，交游僧侣，写下了大量的与佛教、僧侣有关的诗文，其中包括许多送别、留别题材的诗作。这些送僧诗在艺术上独具特色，与一般的文人间送别、留别诗作保持着一定距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唐代士人的心态，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本文拟以贾岛送僧诗为例，参考其他诗人之作，探求送僧诗的独特内蕴所在。 一拥策背岷峨，终南雨雪和。漱泉秋鹤至，禅树夜猿过。 高顶白云尽，前山黄叶多。曾吟庐岳上，月动九江波。（贾岛《送厉宗上人》。《全唐诗》卷572） 《唐才子传·贾岛传》载岛“尝叹曰：‘知余素心者，惟终南紫阁、白阁诸峰隐士耳！’”考贾岛《长江集》中多载其与终南诸隐士、僧人的酬唱、赠答之作。如《怀紫阁隐者》云：“废寝方终夕，迢迢紫阁心。”（卷四）《寄白阁默公》云：“已知归白阁，山远晚晴看。”（卷三）将这些诗歌与《唐才子传》相互参证可以得知，贾岛与终南诸峰隐士确有非同一般的交情。此位厉宗上人应该也是终南山中贾岛的知交之一。《送厉宗上人》首句 “岷峨”一词并非实指蜀地的大山，而是僧人栖身深山的比喻。如《全唐诗》中所载唐求《赠行如上人》诗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峨。”（卷724）齐己诗《荆州新秋寺居写怀诗五首上南平王》云：“虚负岷峨老僧约，年年雪水下汀洲。”（卷845载）齐己诗《寄蜀国广济大师》云：“终思相约岷峨去，不得携筇一路行。”（卷846载）详味诗意，则可知，“岷峨”实为僧人远离世俗之居所的代指。 这首诗首联出句用虚笔，写厉宗上人离开隐居之地，即对句所云“终南”，但是却不实写，一则是为避免重复；二则正体现出贾岛“苦吟”造句的诗风。对句“终南雨雪和”，看似实写上人离开之地的景色，实则化用《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意来叙离别之情。送别知交，自然是情深意重，依依难舍，而此两句却写得如此含蓄深婉，藏而不露。这是唐代送僧诗的特点之一。其他如刘长卿《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卷147）钱起《送少微师西行（一作送僧自吴游蜀）》：“天外猿啼处，谁闻清梵音。”（卷237）郎士元《赴无锡别灵一上人》（一作刘长卿诗，一作皇甫冉诗）云：“一入春山里，千峰不可寻。”（卷248）等，均写得含蓄蕴藉，韵味深长。送僧诗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风貌，原因可能是僧人乃方外人士，于世情、人事大都超脱出来，飘逸恬淡。他们“独归双树宿，静与百花亲。对物虽留兴，观空已悟身。能令折腰客，遥赏竹房春。”（李嘉佑《同皇甫冉赴官，留别灵一上人》。《全唐诗》卷206）不是一般士人所能比拟，因此，同僧人过从甚密的诗人们在与之惜别之时，因人而制宜，将留别之情暗含其中，委婉道来。而那些本来与所送的僧人没有多少交情的诗人，出于某种需要，或应制、或应时地写一些送僧诗以敷衍，更不会“为文而造情”。比如宋直问、李乂等人皆有《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诗（卷52、92），都写得中规中矩，平淡无可观之处。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盛唐气象之我见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刘邦是汉朝的
可以去一个叫慈觉林古村落的地方，据说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在这里驻扎过，还亲自为“宝瓶山”命名，使慈觉林村成为历史上汉藏民族和美与文化交流的活化石。这里现在还有《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的演出，从松赞干布派遣使者求婚大唐开始讲述，到最后公主进藏，结束。剧中还穿插了很多藏族藏歌和藏戏来让演出更饱满。对你的论文应该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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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