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构要突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殊性、科学性和应用性 ,以及学科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性。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政府部门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而采取的一系列组织、沟通、协调、监督等行政行为的总称。社会管理的能力也是政府能力的重要方面，包含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导向力，直接影响到政府职能的实现。长期以来，如何创建一个能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一直都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从改革开放前采用的单位制，到八九十年代采用的街居制，都是我国政府追求良好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近年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频繁出现，中国的社会管理面临着“失范”的风险。为了控制社会风险，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当前我国很多地方采取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成效不能低估，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分析。
一、单位制：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
(一)单位制的特征
单位制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行的，以企事业组织为单位，承担政府的社会分工目标，并对其成员进行全面管理的制度。执行这种制度的企事业组织称为单位。[1]单位制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单位制中的国家垄断控制资源的供给。单位制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国家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由国家所建立的‘单位组织’中，由这些单位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2]单位制下的“单位”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的延伸，承担了政府的分配资源的功能，而政府本身则是一切资源的垄断者，是个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
其次，单位制的组织机理是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双重的依附与庇护。单位依附于国家，国家为单位提供庇护。同时，个人必须依附于单位，而单位为个人提供庇护。美国学者Andrew. G. Walder曾提出研究20世纪中后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崭新视角――单位和单位依附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体系属于再分配体制，所有的资源都由国家来统一分配，单位的资源来源于国家，但国家再分配的功能也必须依赖于单位来实现，单位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在短缺经济以及单位占有和使用资源的条件下，职工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是通过单位来分配的，职工与单位之间也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3]
第三，单位制中的单位承担了无限的社会功能。“从单位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单位作为‘小福利国家’，向单位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 单位就有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责的无限义务。”[4]在这个意义上讲，单位成为社会的代名词，单位的概念与社会的概念无限重合。
(二)单位制的执行效用
首先，单位制的实施使得单位与其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束缚”机制。单位给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保证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后者付出的代价却是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最终形成了一种依附性的人格，限制了人性中的创造力。因为一旦离开了单位的庇护，个人就是孤独的和无所依托的，根本无法获取生活所需的必要资源。同时，“单位所控制的资源不仅包括以货币和实物体现的物质生活资源， 而且包括无形而重要的‘制度性资源’”，[5] 如机会、权利、社会身份等等。如果个人希望从单位中获取这种制度性资源，那就必须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接受单位的束缚和控制。
其次，单位制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实现，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秩序。单位制下的个人必须做好单位所赋予的角色，遵循单位中的秩序而无法脱离单位自主行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组织化的社会生活，这种组织化自由度极低，但却保证了社会生活的极端稳定，克服了传统中国“一盘散沙”式的结构性危机。
第三，单位制的实施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控制。“全国人民几乎都被纳入了行政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整个社会实现了高度的整合。”[6]中央政府借由单位制运用行政权力塑造了一个“无缝隙”的政府，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国家经由单位对每一个体制内的人负责，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社会失范的可能性，实现了社会控制。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的新模式
网格化社会管理是一种数字化社会管理模式，主要是运用地理编码技术、网络地图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将不同街道、社区划分成若干网格，使其部件、事件数字化，同时将部件、事件管理与网格单元进行对接。形成多维的信息体系，一旦发现问题，都能及时传递到指挥平台，通过指挥平台通知相应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实现社会管理空间和时间的无缝衔接。 (一)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运行流程
图1网格化社会管理运行流程图1.信息收集。网格长对本网格区域内各类不稳定因素、治安隐患、事故隐患、居民矛盾进行随时排查，监督员在若干单元网格内巡视，在县级的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接受社会公众的举报。上报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领导批转的问题，由监督员进行核实。对于能在自然村(社区)解决的问题，解决后登记备案;需要上报处理的问题由自然村(社区)或监督员提交乡镇(居委会)处理并备案;需上报县级指挥中心处理的问题由乡镇(居委会)上报或监督员直接上报，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
2.案卷建立。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接收各乡镇(社区)或监督员上报的问题和各类信息，根据部件、事件的处理预案进行立案，并报值班班长审核。
3.任务派遣。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值班班长将立案的案卷进行分解，确定责任单位，并交由坐席人员派遣至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置。
4.任务处理。相关责任单位按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指令，按规定组织力量到现场进行处置。涉及多个部门联合答复解决的问题，由责任单位协调各协办单位答复或解决，并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督促落实。
5.结果反馈。各相关责任单位对问题处理完毕之后，要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系统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
6.核查结案。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利用短信和网络等方式通知相应区域的监督员到现场核查问题处理情况，并将信息反馈至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经坐席人员核查、值班班长审核后，若上报的核查信息与问题处置标准一致，协调服务中心将进行结案处理;若未达到处置标准，将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立案督办。如督办未果将转交县效能办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7.综合评价。在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平台系统中设置绩效评价模块，自动生成评价结果。同时，社会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定期发布问题处置情况和各责任单位的绩效评分，接受社会监督。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配套机制
1.“网格化管理”问题流转机制。在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领导组与部门、部门与乡镇(居委会)、部门与行政村(社区)之间建立问题流转办理机制。每半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监督员汇报工作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及矛盾纠纷排查情况;每月底进行 经验 总结 和下月工作部署。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建立基础台账，统一登记、造册、分类，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对群众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由行政村(社区)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乡镇(居委会)，乡镇(居委会)再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通知县直相关职能部门;县直各部门要及时答复或解决乡镇(居委会)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的问题。
2.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对于各部门、乡镇、行政村在职权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县级政府建立了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采取联合执法形式予以解决。
3.“五个每天”管理机制。管理机制以网格化社会管理监督员即网格员上报案件为切入点，监督员在负责区域内不间断巡逻，对各责任主体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形成新的城市管理体制，即“五个每天”：责任主体“每天维护”;城市管理监督员“每天监督”;社区、乡镇等“每天管理”;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每天执法”;数字化管理平台对五类主体(产权主体、责任主体、监督主体、管理主体、执法主体)“每天评价”。通过“五个每天”管理体制，有效推进各方认真履行职责，实现管理的社会化和常态化运作，提高城市(农村)问题的及时解决率，改善城市(农村)面貌和秩序。
4.建立量化绩效考评体制。将社会管理网格化工作纳入县级政府年度目标考核的指标体系，进行量化打分，考核结果作为单位和个人年终评优的重要依据。同时将考核评价结果在政府网站以及报纸等媒体和信息平台进行公示，逐步推进监督方式的社会化和公开化。
(三)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特点
1.组织架构特点：
打破部门区隔，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以往的社会管理之所以没有效率，原因是社会管理的职能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当中而没有形成合力，社会管理的问题却往往是复杂多元的，远远不是单个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这时候部门分立区隔的劣势就凸显出来了，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基本缺乏协调联动机制，出了问题之后互相扯皮，谁也没有勇气和决心去处理问题。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实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分拣和处置平台，通过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这个平台统一把收集到的问题加以归类和分拣。这样不仅避免了各个横向的职能部门自己分类和处置问题所可能带来的不科学和不积极的情况，而且形成了一个处理问题的协调和监督机制。不仅可以协调有关的部门来共同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对问题处理的最终结果形成监督和控制。
2.管理技术特点：
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网格技术应用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事业当中，实现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又一大特点是现代化信息技术和 网络技术 的广泛运用，可以说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就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运用到政府社会管理之后的产物。社会管理所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管理的幅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分散而且异质化的社会，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庞杂，而且我们社会管理的中心――政府也很难保证自身所有的政策都能覆盖到社会的边缘，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也并非那么强。不过，当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到社会管理当中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虽然整个社会的分散性和异质性依然没有改变，但是政府通过运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可以显著地增强自身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尤其是在网格化社会管理中，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可以通过建立网格化社会管理信息平台，显著地增强信息收集和传递的效率，把社会管理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行政流程特点：
被动处理与主动吸纳并重，实现了社会管理的双向互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往往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管理模式，被动性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问题的发现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和反映，而且问题的解决和处理还依赖于群众的反映是否找到了正确的接受单位，并且相关单位对于问题的解决还必须是热心尽责的。而在实际的社会管理实践中，这些条件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具备。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则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收集和归纳平台，通过网格员的努力把社会问题发现和收集起来，而不是让单个的老百姓去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和介入。这样社会问题的收集就拥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网格员的主动吸纳和收集，另一种是根据群众的反映。而且这两种方式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双向互动的，网格员也需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研和分析，群众也可以对网格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三、社会控制思维的延续――单位制与网格化的相通之处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虽然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管理模式，但是这种社会管理的模式却并非是完全创新的，其中仍然包含着单位制社会控制模式的基因，二者之间仍然有内在逻辑继承性。
(一)社会管理的核心推动力：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单位制中的企事业单位部分承担了社会管理职能，而这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是由政府赋予的，而且从根本上来看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可以说是政府借由单位这只手实现了对单位中的个人的管理，虽然单位是个人的直接管理者，但是从根本上说政府才是最终的控制者，单位只是一个实现社会管理的中介工具。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虽然不是由单个的单位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但却是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这个大型“单位”的职能基本上是无限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上的问题都可以由它去组织协调。这个网格化协调服务中心却并不是一个社会性质的组织，而是由政府创建的一个行政性质的组织，它的运行依赖行政资源，耗费公共财政。可见，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推动力还是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二)社会管理的方式：社会管理行政化的路径依赖
“‘社会管理’在中国基本上就是政府管理社会，是行政对于社会管理的吸纳和化解。似乎社会管理工作只能通过行政化方式来进行。无论何种需求都必须被吸纳到行政运作机制中才能得到化解与解决。”[7]在单位制中，社会管理的方式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工作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单位负责职工的薪资、升迁、调动等一切管理活动，员工需求的回应也只在单位内部进行。到现在，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方式依然是一种行政化的社会管理方式。县级政府建立一个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推动网格化社会管理这项涉及到社会整体运行的公共事业，出发点无非是维持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但是采取的方式依然是行政化的，不是通过社会自身和自发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秩序，而是通过再设立一个政府部门去统筹协调社会反馈的各种问题，而且对于反映的问题往往一股脑地通过网格化这一统筹平台加以分拣，然后分配到各个政府部门加以解决，在必要的时候还充当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和中介。整个运行流程就是一个收集社会问题然后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的过程，很少考虑 其它 利益主体的意见。这种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与之前单位制下应对社会需求的 方法 没有本质区别，是一种行政化路径依赖的结果。
(三)社会管理依赖“中介组织”：单位抑或网格
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单位的角色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国家如果直接面向个人提供和分配资源，会造成行政成本高、执行效率低，所以国家通过单位来实现资源的分配，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其实是依赖单位进行社会管理的。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对于资源的垄断，个人也只能依附于单位才能从国家那里得到较良好的社会资源，形成了一种双重的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个人依附单位，单位依附国家，反过来讲，国家庇护单位，单位庇护个人，于是，单位就充当了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中介组织。而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再也不可能去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个人也无需一定通过单位才能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于是这种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也就解体了。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国家对于社会的管控力的下降，整个社会的失范行为增多。这时候国家就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来增强对社会状况的了解程度，进一步增强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网格也充当了一个中介组织的作用，既要向政府部门反映社会的问题，也要帮助公民个人解决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四)社会管理的目的：社会控制导向重于社会发展导向
“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力量保证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确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8]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采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都可以实现社会控制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目标。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单位包办和控制一切的手段把个人牢牢地与单位连接在一起，单位成为个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依托，个人必须通过单位才能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这样一来，社会控制就实现了，国家可以通过单位来控制个人，进而控制社会秩序。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也是同样的目的，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把每一个公民个人都框到一个网格当中去，由网格员来负责向政府反映网格内民众的意见和问题，然后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协调处理社会问题，进而通过社会问题的解决来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简而言之，不管是单位制还是网格化的管理模式，社会控制的意味在其中都体现得较为明显，都强调运用行政的力量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单位制和网格化则是两种维持稳定社会秩序的管理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强调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和活力，推动社会本身的良性发展并不是这两种管理模式的主要目标。
四、超越单位制：网络化治理的生发
(一)网络化治理应运而生
网格化社会管理方式有一些单位制社会管理模式的基因，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网格化社会管理就一点优点也没有，是一种应该被抛弃的社会管理模式。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政府内部横向的部门区隔，构建了一个统筹协调政府各部门，让它们联合起来去解决某一个问题的协调机制，提高了政府部门处理社会事务的效率。但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协调和联合还是很难达到社会事务的良性治理，因为政府虽然强大却并不具有完全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的事务单靠社会中的某一组织――政府去处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更好地处理社会事务，实现优良的社会秩序，必须依靠各个社会组成部分的协调和联合，于是，“网络化治理”便应运而生了。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合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 提出了 “网络化治理”的概念。网络化治理是“管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供应商网络的政府管理”，当“政府横向联合并纵向推行服务的时候”，[9]政府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的供应服务问题。 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将各种复杂的问题组合在一起，然后将需要提供的服务安排给各个组织，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广泛的、互相连接的、以顾客为导向的网状服务网络。“网络化管理主要表现是高程度的公私合作， 又意味着政府有效地管理公私合作网络。 网络化治理针对的是公共治理，除了传统的层级治理外， 还必须依靠各种合作伙伴建立起横向的行动线。”[9]
(二)网络化治理对于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补构和超越
1.治理主体的转变：从单主体到多主体。现在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主张政府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收集社会信息然后加以整合分配到各个职能部门，治理的主体依然局限在政府这个单一的主体。而网络化治理的模式则认识到了在现代社会只依靠政府这个单一主体是不够的，任何单一主体都不具备独力建立良善社会的资源和能力，每个治理主体都只在自己特定的领域内有比较优势。所以，社会的良好治理一定是各个治理主体“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的结果。具体来说，治理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等四种不同类型的主体。政府只是治理网络中的一个中心和节点，并不负有处理所有社会事务的无限责任。
2.治理工具的运用：从强力管控到平等沟通。现在所实施的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把每个人公民个体都框到一个网格中去，由这个网格来收集和处理问题，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管控式的。这种管控式的手段在现代社会的效用必然会呈现递减的趋势。而网络化治理则减少了这种管控手段的使用，着重采用沟通协商的手段来达成意见的整合。而且政府在其中依然需要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政府作为在政策网络中具有‘驾驭’能力的主体，灵活地运用各种治理工具，影响和协调其他主体的行为，发挥‘领航’的作用，实现对目标群体行为的改变，达到预期目的。”[10]
3.治理流程的再造：从单向度推进到螺旋式上升。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治理的流程主要是单向度推进的，网格员反映情况，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网络化治理则实现了政府的流程再造，“以业务过程为中心，摆脱传统组织分工理论的束缚，提倡公民导向、组织变通、向基层授权及正确地运用信息技术，达到适应快速变动的环境的目的，以期政府组织绩效的显著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组织结构的优化。”[11]可见，网络化治理的流程不是单线的，而是实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双向互动，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运行过程。
结论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把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到了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民情的反映和部门的协同。但是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依然具有强烈的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基因，期望再次把公民个人固定到一个个政府划定的网格之中，由网格员来反馈网格内的问题，再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归口和解决。但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再能够垄断控制一切资源，所以要想通过网格化的手段再次实现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维护良好的社会管理已经变得非常艰难。所以，超越这种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思维，采取网络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成为社会管理模式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这种主张多元、协同、互动的新型治理模式必将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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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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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社会工作硕士（学术型）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型）
培养模式不同
主要以理论教学为主， 学制一般为三年
主要以案例式教学、研讨式教学、强调团队合作、注重培养创业型、职业化素质，学制一般为两年
课程设置不同
社会工作硕士作为学历教育， 重点是基础教育、 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偏重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学习， 如财务理论、 会计理论、审计理论、国际会计等会计相关知识
社会工作硕士作为职业教育，则更多偏重于实务，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考试科目不同
初试：思想政治、 英语一、 社会研究方法、社会理论。
思想政治：100分；外语：100 分；社会研究方法：150 分；社会理论：150 分
初试政治、外语、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原理。
外语：100分；政治：100分（考查学生的简单逻辑思维能力）专业课一：150分；专业课二：150分（考察学生的专业课的综合能力）
录取标准不同
要以录取优秀的具备科研能力的人才为主， 初试要求很高， 复试重点对专业课知识及理论进行考察。
主要以录取具备职业化素质的人才为主，初试要求偏低，复试重点对考生的综合素质进行考察，尤其重点对职业背景进行考察
入学方式的区别
“社会学硕士社会工作方向”研究生需要参加每年年初的全国研究生”统考”入学考试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考试有10月份的”联考”和年初的全国研究生” 统考” 两次机会，考生可以自行选择，10月份”联考”入学的是按非全日制培养的，而参加全国研究生”统考”入学的是按全日制培养的
毕业待遇的区别
毕业获得毕业证、学位证
全日制专业学位可以获得毕业证、学位证；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因不是脱产学习，通过论文答辩后，可以获得学位证，但是没有毕业证。
导师制度
单导师制度
双导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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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这个不怎么明白啊
社会工作硕士是专业硕士，也即和大学学士中把社会学划分为法学不同。社会工作硕士是一种单独的硕士。犹如工商管理在是管理学学士，但硕士阶段则不归入管理学学士，而是独立的“工商管理硕士”（MBA）。 如果你非要以大学学士那种划分方式，那么社会学属于法学学士。
你是说工程硕士吧？北大的工程硕士不如武汉大学学术型硕士好。北大的武大虽然都是文科见长的大学，但武汉大学学术氛围是相当好的，尽管不能与北大相比，但你要考虑的，不是学校的这个牌子，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学到东西，能不能让自己提升一下。在北大，工作硕士其实就是虚衔，是导师获得利润的一种途径，学生根本学习不到东西，就是拿钱买学位，而这个学位其实并不值钱，在社会上得不到认可。而武汉大学的学术弄硕士就不同了，你可以参与学术研究，学到东西，同时也可以得到学位。
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实务的迅速推进，企业社会工作作为新领域的社会工作实务，本着其具有的专业性范式在国内得到迅猛的发展。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企业社会工作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企业社会工作现状
【摘 要】近几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诚信缺失等问题，使得我国政府和社会大众开始认识到开展企业社会工作的重要性。文章主要从企业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谈一下对企业社会工作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关键词】企业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现状与挑战
一、企业社会工作的概念
什么是企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新兴的专业，尚属于缓慢发展的过程中，而作为其中一个方面的企业社会工作，则更加不为人们所认可，或者说，认可度非常低。如何加快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企业社会责任入手，来带动企业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与职业化。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和“助人自助”为指导进行科学的助人服务活动。而企业社会工作是从西方工业社会工作中发展而来的。关于企业社会工作的定义，学者们还未形成一致定论。企业社会工作是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帮助案主(员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确保案主(员工)的身心健康，帮助案主(员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为企业创造最大的财富，从而促进企业的目标更好、尽快的实现。
二、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现状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舶来品”，在我国尚未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可。而且，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还不多，很多都是借鉴了西方国家的著作。但是，西方的毕竟是西方的，和我国国情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在借鉴过来后，还存在着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而学界、社会工作行业正处于这一过程中，在实践中探索着。
在理论方面，企业社会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果。社会工作理论本身侧重于强调“以人为本”的专业价值理念，非常重视组织中的人际关系。社会工作对于案主而言，其功能之一是促进人与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认为，企业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实务的一个专门领域，它试图处理和满足企业中的问题和社会需求。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将企业社会工作用于解决企业员工关系问题以及相关调查的研究都不是很多，对如何具体操作的研究相对缺乏。
从实务上讲，近几年来，我国社工服务已经逐步开始进入企业，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社工服务。在深圳、上海等发达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已经进入实务化操作阶段。但是，由于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进入国内的时间较晚，在国内还是个比较生疏的概念，企业社会工作实务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三、开展企业社会工作所面临的挑战
企业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在社会工作尚未得到人们普遍接受、认可、了解的中国，对于企业社会工作者而言，开展企业社会工作无疑是具有很大挑战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意社会的展现，人口结构的变化等都为我国本土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机遇，也对本土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一)理论与实践的不足
首先，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新专业、新学科，本土化过程尚在进行中，而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企业社会工作，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引进、学习的阶段。企业不同于学校、社区，它拥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同的企业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以上因素对于开展企业社会工作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缺乏理论上的指导。
其次，企业社会工作不仅缺乏相应的理论，而且由于企业的特殊性，其实务的开展也存在着很大的挑战。我国大多数本土企业并不知道企业社会工作，他们还是采用传统的方式，运用行政等手段来开展工作。另外，我国的企业社工实务发展缓慢，缺乏相应的企业社工人才，在职的企业社工缺乏经验，所开展的企业社工服务得不到企业的很好认可，而且企业大多以营利为首要目的，讲究效率，对社工理念的不认可，导致企业社会工作开展难，企业社工实务不足的局面。
(二)社工理念、从属、角色与企业的冲突
目前在国内，企业很少购买社工服务，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理念的冲突。企业是以营利为首要目的的，而社会工作主张助人自助，企业的首要目的和社工的专业价值观、理念产生了冲突。
其次，社工在企业中的从属问题。众所周知，目前国内企业内部并未设置单独的社工部门，企业对社工的从属哪个部门也不是很清晰，因此，企业社工往往从属类似行政、人力资源或工会等部门，在开展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的过程中缺乏独立自主地位，缺乏支持，会受到很多部门的掣肘。社工在企业内部由于没有明确的定位，其身份就非常的尴尬。社工在进入企业提供社工服务时，应充分了解企业内部的各种信息，包括组织架构、自己所属部门等环境因素，起到融洽不同部门之间关系的作用。
最后，社工的角色定位问题。在企业，社工的案主应该是和企业相关的一切人员，即包括公司员工和管理者。但是，社工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接触最多、问题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比较底层的企业员工，而针对这类案主，企业社工可能会更多的从他们的角度来开展工作，为他们谋取福利，但矛盾随之而来。企业购买社工服务的初衷，是想社工帮助解决问题，帮公司获得利益的。因此，社工在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既要获得管理层的认同和支持，又要为员工谋求福利。面对两个服务群体，社工在其中的角色是很难把握的。
四、结语
对于一名企业社工而言，很多时候，中立，是社工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但值得考虑的是：如何运用好自己的专业能力去为企业服务，并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做到不被管理层操控，又能协调、融洽的处理好自己与员工、管理层的关系?只能说，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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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钟编著.企业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
论社会工作融入企业管理之道
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实务的迅速推进，企业社会工作作为新领域的社会工作实务，本着其具有的专业性范式在国内得到迅猛的发展。当前的社会工作所涉及的领域、研究的对象和制度功能也日趋完善。比如，政策引导方而，在维护职工权益、提升职工福利、提高企业管理效率等方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在具体策略实施方而，作为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的个案社会工作、小组及社区工作的方法开展服务等方而以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将从社会工作融入企业管理(社工主要介入人的研究，所以主要偏重解释人力资源管理)这一视角，简述我国当前企业社会工作所处现状和困境，根据企业社会工作的对象初步探究解决困境之道。
一、目前我国企业社会工作与企业管理的现状
关于企业社会工作这一概念的界定和本文所要论述的相关内容及框架，本文沿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沛曾提出的相关论述。
(一)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工作现状
1.涉及领域宽泛化：从社区、慈善场所扩大到事业单位、福利机构以及企业、监狱和法院等。
2.工作对象多元化：从困难群体、边缘群体逐步扩大到所有需要社会支持和帮助的人群。
3.功能扩大化：一种专业的社会协调与社会控制手段，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提升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水平，维护社会的稳定与进步。
(二)微观层面上的企业社会工作现状
1.社工工作者而言，拥有权变适应的理念，但工作模式固定化，做不到适应原则。
2.企业社会工作虽迈入正轨，但社会认同度不是很高，存在企业吃力不讨好的现象。
3.企业内员工服务不到位，缺乏人文关怀。
4.企业社会工作队伍发展迅速，但其建设与当今需求不太适应。
(三)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企业管理中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从社会工作的介入层面看，主要表现为：
1.企业与员工的劳资关系不容乐观，难于管理。
2.企业与相关者关系认识不清，不易管理。
3.企业与工会之间关系较为特殊，不好协调管理。
二、根据企业社会工作的对象，开展企业社会工作
(一)企业自身作为管理者，运用企业社会工作方法的解决之道
对症下药：通过员工和企业的相互沟通，把企业社会工作作为企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能提高企业效率，二能促进企业进一步重视员工的权益。
1.尽力解决因资源或能力缺失所带来的工作待遇问题。
2.为员工提供心理疏导：企业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其专业方法和技巧帮助心理适应不良的员工认识、应对并进一步缓解压力。
3.协调企业相关者关系：以“助人白助”的理念，有效解决企业组织的外部关系失衡问题，预防企业内外部问题的发生，增强竞争力和凝聚力。
(二)企业员工方面，社会工作的介入
1.生存需要
一般情况下，员工抱怨最基本的来源于薪资的要求，这种生存要求是最容易解决的，社工介入也最为方便的，可以通过制定员工工作能力和目标薪酬测评，进行介入。
2.关系需要
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外，员工下一步需求就是人员社会关系的需要，要完善白己工作的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通过企业社工专业方法，组织一些联欢，增强员工的心理交流，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脱缰。这个介入方式以小组社工为好。
3.成长需要
员工肯定是承担一定社会及家庭责任的，休闲娱乐较少，其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缺乏指导，职业技能培训也较少，可以通过企业社工的“跨界别”运作方式进行介入，在企业中设立专业的社工小组进行及时的成长辅导。
(三)企业工会方面，社会工作的介入
1.工会可以聘用专职的企业社工：工会可以运用其福利基金聘用特定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开展相关的服务工作，工会人员在必要时予以协助。
2.工会与各种社会服务机构签订协约，由该组织或机构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给企业员工。
3.直接对企业工会工作者进行社工的知识培训。
(四)企业社工自己队伍的完善
1.加强对企业社会工作者组织领导。
2.完善投入和激励政策的保障机制：(1)完善政府财政投入机制;(2)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
3.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者的培养体系：(1)制定社会工作者培养规划;(2)长远规划外加在职定期培训。
4.建立和完善社会工作人才评价使用体系：(1)完善职业资格制度;(2)完善人才使用制度。
三、结语
社会工作者不仅是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同时也是企业用好管理的支撑者;它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服务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随着社会工作教育与实务在国内的逐步推进，随着企业职工问题的不断“社会化”，企业社会工作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但是，当前我国众多企业管理者仍沿用着古典科学管理模式，把企业员工视为“经济人”。因此认清社会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十分必要。企业管理中如果适当引入并加强企业社会工作，可以使企业更加和谐，促进管理环境的改善，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从而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相关词句改一下就可以青少年社会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一、研究的背景与概况（一）研究背景作为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社会工作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社会工作本质上是外来经验在中国本土的现实移植，因此，探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还必须回溯到现代社会工作的西方本源。我国很多学者都就社会工作的内涵和功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是由政府或私人承办，以协助个人调适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潜能，增进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的功能主要有对弱势群体的补充功能、对正常群体的强化功能，以及对强势群体的发展功能三方面。上海市组建的青少年社会工作队伍主要服务对象是失学、失业、失管的“三失”青少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闲散青少年。据统计，上海市的闲散青少年目前共有六万三千多人，全国的闲散青少年数目更是惊人。社会工作的三大传统方法——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依然是目前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主流方法，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新的变化，比如外展社会工作的运用、机构社会工作的注重等等，最新的社会工作发展充分考虑到了社会本身的发展，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加入了一些比较新潮的观念和方法，例如大众文化与社会工作、环境保护与社会工作、大众传媒与社会工作、网络社会工作等等，这些新的社会变化的引入，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二）研究方法我们采用分层定比和典型抽样方法，共选取350份样本，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50份，其中有效问卷348份。二、研究的内容与结论（一）闸北区青少年服务对象生活状况调查对闸北区青少年服务对象的了解是做好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前提和保障。闸北区区情相对比较复杂，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失学、失业的青少年比例比较高，而且这个总体数字一直在变化过程之中。因此，有必要对闸北区失学、失业的青少年作一个深入的调查，以便及时全面地掌握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而更有效地开展对特定青少年的服务。1、主要特征(1)群体分化明显。当今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这种分化同样也表现在闸北区青少年服务对象身上，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群体，而更主要地是一个异质群体，比如在学历结构、年龄构成、性别构成、家庭状况等许多方面，青少年服务对象之间都存在有明显的差异。(2)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调查的青少年服务对象学历结构相对尚可，具有大中专学历的占，接受教育水平较高可以使青少年更加容易接受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更有助于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开展。此外，青少年服务对象继续学习的意愿也非常强烈，而且，学习目的比较明确，更加注重实际应用。(3)工作意愿比较强烈。青少年服务对象中的人曾经参加过工作，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此外，的青少年服务对象非常愿意参加工作，还有比较愿意参加工作。工作意愿的强烈意味着青少年服务对象自我发展和参与社会的意愿非常强烈。(4)家庭认可程度较高。青少年服务对象中的人认为家庭对自己影响很大或比较大。在承认家庭对自己的重要影响时，大部分青少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最大，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人生观、价值观等的形成上。(5)社区参与意识较强。尽管青少年对社区的影响力评价不高，但还是有的青少年很愿意或比较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当然，如果社区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好，青少年参与积极性会更高，其中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最为青少年服务对象所喜欢。(6)对社会工作较为认同。的青少年服务对象对青少年社会工作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此外，还有的青少年服务对象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做一名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志愿者。(7)社会评价较高。的青少年服务对象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形势很好和比较好，另外，还有的青少年服务对象非常看好和比较看好我国社会发展的前景。2、现存问题(1)人户分离现象严重。主要有三种：一是人在闸北，户不在闸北；二是户在闸北，人不在闸北；三是人户都在闸北，但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街道。(2)非完整家庭现象突出。近28%左右的调查对象因为各种原因生活在残缺家庭之中，这个比例比较高，对于这样一些特殊家庭中的青少年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3)生活困难家庭比较多。调查对象中79%的家庭月均收入低于3000元，的家庭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的家庭月均收入低于1000元。(4)社会资源整合较差。接受调查的大部分青少年对邻居、居委会、街道和社区认知和认同程度很低，不懂得充分整合这些社会资源。而且，交往圈子比较狭小，交往对象过于单一，主要局限于同学和朋友，这些都将极大地限制青少年的社会发展。（二）闸北区青少年社工工作现状分析1、主要特征(1)高度的专业认同感。闸北区青少年社工的专业认同感非常强烈，无论是社会招聘人员还是公安借调人员都是如此，71%的社工认为，社会工作非常重要，29%的人认为，社会工作比较重要，没有一个人认为社会工作不重要。(2)强烈的专业创新意识。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是一次全新的探索，在社会工作开展过程中，专业上的创新比比皆是，在既有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理论基础之上，结合闸北区的特殊性，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创新，鉴于“三失”青少年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闸北区青少年社工站积极推行分级预警服务制度，将青少年服务对象按照危机严重程度依次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分别实行相应的管理；此外，结合本区单亲青少年的特征，社工又开展了单亲同质小组“单亲家庭自助小组”活动；另外，根据闸北区青少年服务对象的特征，青少年社工将团体康乐活动作为主打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3)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开展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关心和支持，在“对专业青少年社会工作影响最大的三个职能部门”的调查中，青少年社工普遍认为区政府是影响最大的部门，这说明区政府在青少年社会工作推进过程中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此外，团区委也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开展聘请了专业督导，并与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师资联系，研究总结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经验。另外，团区委还与区检察院签署了合作协议，积极推进罪错青少年的帮教工作。(4)社会资源的综合协调。为了更好地推进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团区委努力整合已有的三支队伍：“社区就业援助员”、“社区青少年辅导员”、“社区青少年工作者”，并将这三支队伍与专业青少年社会工作队伍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外，又与“红红姐姐工作室”和“热爱家园”等社会资源建立工作联系，共同推进服务青少年工作。在专业指导上，团区委还与上海市青年干部管理学院、长沙民政学院等高校联合建立社工实习基地。闸北区青少年社工站本身也积极建立了一支志愿者队伍，这些社会资源的综合协调大大推动了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进展。2、现存问题(1)社工队伍的双轨制建构。目前的闸北区青少年社工队伍主要由两块人员构成：第一块是社会招聘人员，第二块是公安借调人员。公安借调人员在人员编制、工资发放等方面与社会招聘人员完全不一样。(2)社工专业素养偏低。目前闸北区青少年社工队伍总体构成人员的社会工作专业素质不太高，其中绝大多数人之前并没有接触过社会工作，也很少有人接受过专门的社会工作训练。(3)评估激励措施缺乏科学性。对青少年社工的评估应该是绩效评估、专业评估，而不是岗位评估，更不是简单化的出勤评估。尽管目前出台了许多对青少年社工的评估激励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普遍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和公平性，尤其缺乏专业性。这些欠缺同样也表现在对青少年社工的其它管理措施上。(4)社工站缺乏人财物权。目前的社工站是一个虚体，只是一个传声筒，没什么实际意义。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社工站没有相应的人财物权，这三权的缺乏直接导致了社工站的边缘化。(5)条块分割、缺乏竞争与协作。目前的青少年社工组织建构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社工与社工之间、街道社工小组与街道社工小组之间、区社工站与区社工站之间分裂割据、各自为政，僵化性与封闭性较强，服务对象很难转接、社工人员很难流动，彼此之间缺乏足够的竞争性和必要的协作性。(6)多头管理、干预过多。从目前的组织建构上来看，闸北区青少年社工接受的是多方面、多层级的管理和指导，区社工站、市社团、专业督导、区政府、区预防办、团区委、街道办事处都可以对青少年社工发号施令，问题是这些号令彼此之间可能会冲突，这就让社工无所适从，接受调查的社工对此反响颇大。(7)社会资源整合乏力。青少年社会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协调支持，但是，目前青少年社会工作本身的运作机制尚未真正理清，而且，社会工作与政府的关系也没有完全理顺，再加上社工本身的专业水平限制以及我国社会力量发育的先天不足，这使社工很难将现有的社会资源真正整合起来。(8)社会认同程度偏低。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专业和职业，许多人甚至误认为青少年社工就是青保人员、就业援助员、低保申领员、街道干部、居委会干部等等，还有人认为青少年社工其实就是交通协管员之类不尴不尬的角色。三、相关的对策与建议综合支持模式是闸北区司法社会工作试点的结晶，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社会工作新模式，也是上海市司法社会工作指导思想“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在闸北区的实践结果。所谓综合支持模式主要强调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综合协作，强调社会力量的综合参与，强调社会工作与多方力量的综合支持，强调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综合运用。在这个基本思路下，我们认为，应着力构建综合支持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新模式。（一）立足专业、创新品牌专业性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立足之本，也是青少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在青少年社会工作进一步的推进过程中，专业化建设应该在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专业研究、专业督导、专业培训、专业操作等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全面展开。创新意识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根本保障，中国有特殊的国情，闸北区有特殊的区情，在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决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经验，而应该以闸北区为根本，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品牌意识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旗帜，也是专业创新的必然结果，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应该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勇气，精心打造属于自己的专业品牌，以便更好地服务于青少年，引领上海乃至全国青少年社会工作发展。（二）塑造青少年综合服务品牌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在实践过程中已经有了许多探索和创新，比如团体康乐活动，以及单亲家庭自助互助小组，但是，这些活动还有些单一，过于注重小组社会工作方法。实际上，小组社会工作只是社会工作常用的三大方法之一，而且，目前社会工作发展的国际性趋势是综合运用多种专业方法，比如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以及外展社会工作、个案管理等等。因此，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精心打造的专业品牌不应该是单一的社会工作方法，而应该是综合性社会工作方法，也就是青少年综合服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全市其它区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基本上都停留在单一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上，闸北区先行一步，可以对其它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应有的模范带头作用。另外，综合服务的青少年社会工作也正好与综合支持的闸北区社会工作新模式相契合。（三）强化督导、拓展研究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推进过程中，专业、高效而又敬业的督导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对专业督导的进一步强化应该是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所在。建议对督导实行竞聘制与合同制，通过竞争，选拔最适合的督导；通过合同，刺激督导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指导作用。对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深度研究是发展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本源推动力，及时总结青少年社会工作推进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才能不断保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建议每半年或一年可以将青少年社会工作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代表性问题，以课题的形式向相关专家招标，以便通过最好的专家获得最好的研究成果。（四）专家主导、一口上下在青少年社会工作推进过程中，政府部门、社团、专家等多重声音、多头管理一直是一个难解的症结，团区委应该进一步理顺政府、社团、专家、社工的内在关系，抓大放小，盘活全局。建议团区委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定为：专家理论指导、政府资源协调、社工具体实践。在青少年社会工作推进中，要进一步强化专家的主导作用，在专业上树立专家的绝对权威，集体论证，专家决断。专业上的变通要通过专家一人之口，上传下达。（五）科学评估、有效激励科学的评估、有效的激励是青少年社会工作持续、高效推进的必需，也是充分调动青少年社工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建议团区委尽快委托专家制定专业的评估方法，对社工实行科学管理。另外，要采用多种方式对社工进行激励，打破唯文凭论工资的错误观念，加大奖励力度，根据社工工作绩效分别实行不同方式、不同层级的奖励。团区委最好能够募集专项基金，作为对青少年社工的长期激励。（六）权力下放、健全配备团区委应该给区青少年社工站更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力，进一步将区青少年社工站实体化，推动区社工站独立运转。同时，对街道社工点配备必需的办公活动经费，使每个社工增强自主性、激发创造性。团区委应该脱离对青少年社工具体的事务性指导，更对地给与政策和资金等宏观方面的支持和协调。（七）动态管理、有序竞争竞争是保持青少年社会工作活力和创造的有效手段，团区委应该进一步打破青少年社会工作僵化的用人制度和封闭的工作制度，鼓励青少年社工的区际流动，推动青少年社工的招聘与解聘，施行青少年事务的竞聘招标制度，引入其他社会团体和组织参与竞争，保持青少年社会工作持续的创新能力。（八）加大宣传、增强认同团区委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多种媒介、采用多种方式，加大对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以增强社会工作的知晓度，提升社会工作的认同感，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开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九）整合资源、全面推进青少年社会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全面协调、共同推进。闸北团区委可以首先整合自己旗下的社会力量，如“青年就业援助员”、“社区青少年辅导员”、“社区青少年工作者”，以及其它社会团体和组织如“红红姐姐工作室”、“热爱家园”等；其次，整合检察院、劳动局、街道办事处、职业介绍所、社会保障中心等职能部门；再次，整合居委会、社区等社会组织；最后，整合高校专家、社会志愿者、企业等其它力量，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十）多方交流、拓宽视野社会工作是一个很年轻的职业，也正因为年轻，所以发展很快，创新很多。团区委应该更多地走出去、请进来。多与市内、国内乃至国际青少年社会工作前沿人物交流，感受最前沿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同时，为青少年社工创造更多的学习、进修和参观机会，定期为青少年社工开办最新的青少年社会工作专题讲座和辅导，帮助青少年社工不断提高专业理论水平，增强专业实践能力。
1.化学与生物工程
是美国《化学文摘》、《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中国化学化工文摘》收录期刊。 《化学与生物工程》报道范围涉及化学化工与生物化学领域的发展动向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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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设计通讯》（双月刊）创刊于1975年，由湖南化学工业设计院主办。发行范围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化工主管部门、设计院、科研院（所）、化肥企业、化工企业、大专院校、图书馆及各信息部门。报道化工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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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化工》（月刊）创刊于1972年，由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中国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沈阳化学化工学会主办。主要报道石油和化工的前沿科技论文，及时介绍石化行业新技术、新成果、新信息、新态势、它的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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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化学物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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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化学试剂 22.结构化学
23.化学研究与应用
24.化学进展
化工核心期刊：
1.化工学报
2.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3.石油化工
4.硅酸盐学报 5.高分子学报
6.燃料化学学报
7.中国塑料
8.应用化学
9.无机材料学报
10.化学工程
11.工程塑料应用
2.化工进展
13.现代化工
14.膜科学与技术 15.精细化工
16.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17.功能高分子学报
18.功能材料 19.塑料工业
20.化学反应工程与工艺
21.合成纤维工业 22.天然气化工.C1，化学与化工
23.化学世界
24.现代塑料加工应用 25.日用化学工业
26.精细石油化工
27.离子交换与吸附
28.塑料科技 29.合成橡胶工业
30.橡胶工业
31.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32.合成树脂及塑料 33.化工新型材料
34.新型炭材料
35.涂料工业
36.硅酸盐通报
37.塑料 38.计算机与应用化学
39.煤炭转化
40.无机盐工业
41.过程工程学报
护理研究生有寒暑假。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只要是全日制的护理研究生，每年都有寒假和暑假放假的时间，基本上和本科是一样的，寒假有一个月暑假有两个月的时间，因为研究生也是在校的大学生，既然是大学生就有假期，这样的假期也是固定的，在读研的三年当中，学生还可以享受这样的假期。
放假，春节是全国人民的假日。
放假 实用护理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
这个期刊只能算不错，十个国家级期刊之一，但不怎么好中，版面费还贵。算是护理期刊第二类吧。与护理学报、护理学杂志、国际护理学杂志这些期刊相当，排名也相当，影响也相当。第一类是中文核心期刊：中华护理杂志、中国实用护理杂志、护士进修杂志，就这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