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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口变迁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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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口变迁研究论文

2018年1月深圳广州人口迁移的数据和原因: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1月深圳常住人口为万人,广州常住人口为万人。原因:1.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深圳市的发展速度迅猛,已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特区,深圳拥有更高的薪酬水平,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宽松的政策,吸引着大量劳动力进入深圳。2.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深圳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火爆状态,房价一直在攀升,这使得更多的人前往深圳购置房屋,以满足他们的住房需求。3. 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深圳拥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拥有更多的娱乐设施,更优质的教育设施,吸引着更多的人前往深圳就业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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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1月深圳广州人口迁移的数据和原因广东省的户籍人口净迁入的人数达到万,净迁移率‰(净迁移率指一个地区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对该地区人口的净影响)。从城市间的数据来看,深圳成为广东省最为吸引省外人口落户的地区。2020年,从外省将户籍迁入深圳的人数达到万人,扣除迁往外省的万人,2020年深圳外省净迁移人口达到万。此外,广州的外省净迁入户籍人口万,东莞万,佛山万,中山万,惠州万,珠海万,均吸引了较多外省人口迁入。不过,和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人口“吸纳器”不同,广东21个地级市中,有13个出现户籍人口净迁出的局面(省内和省外净迁移人口之和),广东人口格局“强弱分明”。“相对来说,深圳的制造业发达,创造的就业机会确实是广东省内最多的。”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指出,“加上深圳与外省的经济联系更紧密,并且本土的大学生数量不多,拥有学历的外省人比较容易找到好的工作,因此吸引了很多外省人流入。”

根据中国人口部发布的数据,2017年1月,深圳市吸纳广州市人口万,广州市吸纳深圳市人口万。主要原因是深圳在经济、文化和人文方面的进步,为民众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生活环境,而广州的就业压力较大,深圳成为了追求更好生活环境的外地人士的新家园。

惠州人口变化与产业变化研究论文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论文

1.关于人口红利的概述

人口红利概念是在特定的阶段,主要是一个国家在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其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的比重比较大,但相反它的抚养率却比较低,这种情况下不但给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条件,还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局面因此得到开放,使其投资力度大、储蓄能力高和增长速度高。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我国就在人口红利期,就是人口的抚养比例越来越低而劳动力却是越来越高,在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将人口红利概念一分为二,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的原因是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还有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阶段,因为人口的总体负担逐渐降低而发生转变;第二人口红利是对于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们提前预料到了并随之做出了相应的个人调整,通过提高劳动资本对应的比率,做出了对资本储蓄消费的决策,就是为了可以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人口在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影响。总之,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储蓄和刺激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

2.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快速的持续发展中人口红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人口红利促进储蓄与投资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总体都比较年轻,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在保证能够实现充分的就业条件下,劳动人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经济负担,而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重也没有太大的负担,这样家庭支出也不是很多,使得家庭储蓄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倘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增加,那就可以增加其带来的储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也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的减小,在养老方面也不会过多的依赖家庭,这样大大地促使了在年老之后更早的做好储蓄投资工作。

人口红利增加劳动力供给

实现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力,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样在国际上劳动密集型就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和非常强的竞争力,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间接地促进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为了能够从家庭中把劳动力解放出来,更好地参与其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例的降低,使家庭当中抚养下一代的人口数量有效的减少。

人口红利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劳动的供给,它包括两点:一是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不断的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而这个出生列队的人口已经进入到了劳动高峰期,劳动年龄人口不断的增加大大地降低了人口的抚养比例,这种影响已到达了一个巅峰阶段。倘若对于这些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可以吸收,那人均收入肯定也会随着提升;二是目前家庭规模也在不断的缩小,女性也就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女性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使其家庭规模有了明显的减少。人口负担降低了其劳动的参与率就提升了,这让有更多劳动力的家庭慢慢地从非生产性的活动向生产性的经济活动中转移。人口年龄结构的有利变动使得其劳动的投入时间大幅度的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再加上充分就业,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价格又不是很高,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创造出社会财富。

3.其政策意见

伴随着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慢慢的人口红利就会成为人口负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会到达亿,占了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的供给也会随之减少,这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能够使我国经济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意见:

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逐年的提升,少儿的抚养比例在逐年下降,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渐渐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退休年龄的延长

我国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社会的赡养负担也越来越严重。还有我国在医疗卫生水平方面也在不断的提升,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提升,欧盟委员已然计划把其退休年龄调至70岁,这样退休的年龄延长了,劳动力的供给也就大大的增加了,本来应该成为赡养人群的就变成了劳动力人群,又能够继续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份劳动力,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变化,我国已经提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在渐渐的减少,劳动力的优势也在渐渐的减少,像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将慢慢地失去市场,所以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转变。我国劳动力不能长期依靠低成本的优势来维持,需要我们对自主创新能力不间断地进行提升,对劳动力优势进行转化,努力向劳动力技术优势靠拢,有效地对系统集成和关键的技术创新进行推进,早日将劳动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才可以不断的提升。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现如今,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的大国,但在教育水平方面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要不断加强人才的培养、加大教育力度提升其劳动生产的效率。未来的经济发展不能再单单的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资金,必须要发展人才,慢慢将人口红利转变成为人才红利,从中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还可以提供持久动力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4.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它只是人口窗口机会。要体现充分,一是不但要具备政策和制度的支持,还要具备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发展;二是充分利用其劳动力资源,劳动力资源利用的不充分,劳动的年龄人口参与不到生产,这样人口红利得不到兑现,社会就业压力大幅度增加。倘若经济总量超出过多,人口红利就会受到劳动人口规模的影响大量的减少,人口红利所持续的时间也会大大的缩短,从而由窗口期演变成人口陷阱。所以,人口红利和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的实现关键就是充分就业。人口红利的利用和开发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劳动的参与率,所以劳动的参与率的保持水平应该是比较高的。劳动人口的素质还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大小,这其中较为关键的就是开发人力资本和提升它的人口素质。

人口政策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教育方式,同时也影响相关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居民消费总量的变化。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人口与政策相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人口与政策相关论文篇一 《人口红利的变化与人口政策研究》 摘 要: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历年人口数据来分析阐述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结构状况,来推算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总抚养比,同时测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每年出生人口数和社会总抚养等人口状况指标,通过测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状况指标预测出: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基于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现行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本文提出人口生育政策必须调整且迫在眉捷。 关键词:人口结构状况 人口红利 人口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6-0116-04 一、引言 30多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最近30年来,我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随着不断降低的生育率,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口中的老少人口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我国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等都将伴随人口结构转变发生剧烈冲击,将会面临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面对的人口“负债”,我国必须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变化。 二、人口红利的内涵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等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礼物或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 国内学者如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研究中指出了“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的一般特征,即“中间大,两头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同时,陈友华等学者指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交替出现的,“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期 。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机会窗口”,其实质意义落脚于人口的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一般研究中,将50%的人口负担系数作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分界线。 。即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也可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系数即是社会总抚养比,计算公式如下: 少儿人口指0-1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有两种算法: 一是按我国现在执行的退休制度,15-59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59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0岁及以上人口;二是若退休延至65岁的话,15-64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6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5岁及以上人口。按劳动年龄的两种算法可以算出两种抚养比,即社会总抚养比(一)和社会总抚养比(二)。 三、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和人口红利分析 1.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 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高速增长期,1949~1970年;快速放缓期,1971~1978年;平稳波动期,1979~1990年;稳步放缓期,1991~2010年。 高速增长期。建国初期,在“人多力量大”、“伟大母亲”和“多生多光荣”等鼓励多生多育 口号 的号召下,我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从1949年的54167万人增至1970年的82992万人,年均增加人口数2620万人,年均增长‰。虽然这个阶段死亡率由于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的不断提高而迅速下降,但由于超高的出生率带动了我国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 快速放缓期。70年代初,我国人口专家马寅初预测:未来我国人口将暴增,我国将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提倡“只生一个好”,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年均回落个千分点;虽然死亡率这个阶段趋于平稳,但随着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迅速下降,从1970年的‰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年均回落个千分点。 平稳波动期。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后,我国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死亡率趋于稳定,但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经进入生育年龄,所以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平稳波动状态。 稳步放缓期。从1991年起,我国出生率开始呈稳步下降态势;人口死亡率在1991~2003年间继续维持稳定,但从2004年开始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而逐步回升;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着出生率的稳步回落和死亡率的回升呈逐年稳步下降。 2.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红利状况 随着实行计划生育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1949~1978年间)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计生政策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国的少儿人口数也随之迅速减少,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迅速下降;随着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数随之不断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稳步提高。在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和少儿人口数迅速减少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虽然我国老年抚养比也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稳步提高而不断提高,但抵不过我国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故我国社会总抚养比还是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也呈迅速下降趋势。 若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即国际惯用算法,也是我国六普以前的算法)。从表2可以看出:在1953年,我国社会总抚养比高达,其中少儿抚养比高达;到1964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提高,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提高,高达;到1982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后少儿抚养比的迅速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回落,为;之后随着少儿抚养比的稳步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稳步回落,到1990年已经降为,刚好低于50%的临界值;到2010年六普时,我国社会总抚养已降为,远远低于50%的临界值。以上分析说明:若按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199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期,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若以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2010年六普起新的算法)。劳动年龄按15~59岁来算,从表3可以看出:2000年五普时,我国少儿抚养比为,老年抚养比为,社会总抚养比为,比值刚好等于50%。2010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为,比五普时下降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为,比五普时提高了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比五普时下降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比50%的临界值低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说明:若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则2000年我国刚进入人口红利期,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下降,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四、未来我国人口红利的预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国现阶段获得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红利”的对立面是“负债”,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和不断降低的出生率催生了我国“人口红利”的耗尽,以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建国后历年1%人口抽样数据对我国未来的“人口红利”进行预测。 ~2035年我国人口状况的预测 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测算。从图1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呈有序波动,波动较为平稳,在2000~2010年10年间,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从2000年的‰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年均下降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年均下降个千分点。根据2000~201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波动情况,我们可以推测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将延续2000~2010年的波动规律,从而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推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情况表(表1)可以看出:到202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为负数,即我国人口总量开始停止增长(见表1)。 人口总量及每年出生人口的推算。从表1中2011-2035年的自然增长率和出生率及2010年六普时我国人口总量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和每年出生人口数(见表2)。 2. 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推算 0~64岁人口死亡率的预测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78~2005年27年间,我国死亡率波动较为平稳,基本保持在‰左右波动,但从2005年开始呈逐年上升态势,主要是由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引起的,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53年的缓慢提升到1990年的,而后迅速提升至2000年的,到2010年已经高达,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所以可以推断2005~201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断提高引起的,而0~64岁人口的死亡率仍然较为稳定,从而可以假设2011~2035年我国0~64岁人口的死亡率将保持2010年六普的水平。 0~64岁人口数的推算 第一步根据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死亡率可以推算出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推算公式为: 第二步根据表5中的每年出生人口数、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和第一步推算出的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来推算2011~2035年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 如2011年推算公式为: 3. 2011~2035年我国人口红利的推算及预测 根据以上推算出的2011-2035年的人口总量、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数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一)和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二),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7年将达到,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即将在2017年消失。随后逐年继续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将高达,其中老年抚养比将高达,到时我国将肩负着沉重的老年抚养负担。 若我国把退休年龄延至65岁的话,则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32年将达到,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退。随后每年以2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也将高达,老年抚养比将高达,我国的人口红利也将很快耗尽。 五、计生政策调整迫在眉捷 30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国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严峻的人口暴增形势,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超低的生育率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从拥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年轻型人口类型逐渐转向老龄化结构,再加上现有的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了男女比例失调、贫富差距加大和独生子女家庭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等,我国的计生政策已经到了必须及时调整的时候,必须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1.我国现行的计生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同时《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况之一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县级(含县级市、区,下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经市(不含县级市)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独生子女患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或再婚前双方各生育过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离婚协议确定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夫妻中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夫妻双方均属农业人口,第一个子女是女孩的。 2.计生政策调整必要性和紧迫性 人口总量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据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测算: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基本上能控制在14亿内,并将在2028年停止增长,随后将逐年下降。 超低的生育率。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为,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学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为,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 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随后将逐年提高,根据推算: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高达,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高达。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红利即将消退。以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即以15~59岁为劳动年龄来算,我国人口红利将在2017年消失;若把退休年龄延至到65岁的话,则我国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失。而我国的大部分行业还是处于劳动密集型,距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依靠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据有关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年轻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开始不断攀升,成为日本经济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有的计生政策已经渐渐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男女比例日渐失调:现有的计生政策让我国传统的观念承受巨大考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催生了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让我国新生儿的性别比例日渐失调(见表3),将给今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二是贫富差距加大:现有的计生政策让独生子女拥有较大的财产继承,而农村的二胎特别是越穷越生的子女长大后面临与独生子女较大的经济差距,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三是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一些社会问题:部分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溺爱,以至于长大后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差,又将肩负沉重的养老负担;随着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和姓氏传承等中国传统观念严重困惑着独生子女家庭,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失独家庭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带来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有些机构已做了样本统计:目前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万个失独家庭,按此统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 生育需要一个周期。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从出生人口变成劳动人口至少需要15年,不能等人口红利已经消退了再来调整计生政策。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是时候进行必要的调整了,必须及时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六、计生政策调整的几点建议 1.首先建议马上放开单独家庭的二胎政策 婚姻不象买卖商品那么简单,无法也不能提前设定条件,所以双独家庭比重相当低,其实更多的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虽然我国已经放开了双独家庭的二胎政策,杜绝了“四二一”家庭的出现,但我们不能忽视了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容小视:独生子女方家庭父母的养老问题、中国人传统的姓氏传承和回谁家过年过节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单独婚姻家庭。建议马上放开一方为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尽可能缓解现有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 2.其次建议有条件地放开其他家庭的二胎政策 到2017年,放开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但要适当加大生育间隔期,以缓解由此带来的人口增长。选择在我国人口红利开始发生转折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又适当地加大生育间隔期,有利于进一步缓解我国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不会带来人口总量的剧增。因为全面的二胎政策基本上接近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对人口总量不会太大影响。 3.再次建议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 对现有的计生政策进行微调,采取不分地域、不分户籍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既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人口总体素质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因为从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其实真正全面实行严格一胎化政策的只有城市户籍人口,而我国城市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很小,2010年六普时仅为,而占总人口比重高达的大部分人口实行二胎化甚至更多胎,甚至越穷越生,最后影响孩子的户籍上报和教育,很多失学儿童特别是失学女童大都出于多胎生育家庭。而且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除户籍以外其他几乎与城市没什么区别,实施城乡无差别的人口计生政策更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4.最后建议严格执行和落实婚育政策 相关部门应制定严密的措施,确保婚育政策落实到位,不但能有效地把我国的人口总量控制在预期范围内,还能够彰显公平。当前的婚育政策很多基层落实不到位,还存在较严重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据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64岁的育龄妇女中:存活子女数达3个及以上的占了,其中存活子女数为3个的占了,存活子女数为4个的占了,存活子女数达5个及以上的占了;在–间一年内有生育的育龄妇女中:按生育孩次算,其中生育第三孩及以上的占了,按育龄妇女年龄分,其中15-19岁的育龄妇女占了。 参考文献 [1]王颖,佟健,蒋正华.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J].人口研究,2010,34(5):28-34. [2]范凯.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关健变量-以中国的人口红利及其兑现为例[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5). [3]范凯.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关健变量-以中国的人口红利及其兑现为例[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5).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人口与政策相关论文

惠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南临南海大亚湾,毗邻广州、深圳、香港,辖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和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面积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77万。市区规划总面积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76万。多年来,惠州市委、市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统揽全局、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惠州的重要抓手,始终秉承共建共享创建理念,不断推进惠州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先后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广东省文明城市”和“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等殊荣。惠州市委、市政府提出,要聚全民之智,举全市之力,着力打好后劲、生态、和谐“三张牌”,通过发挥三大优势,建设四大环境,实施六大工程,继续深入探索具有惠州鲜明特色的“创建促和谐,和谐促发展”的文明城市创建之路,全力建设文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珠三角东部现代化经济强市和广东省现代石化数码产业名城。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果,它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进步和人们生态文明观念的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多次郑重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搞好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搞清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几个层面。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生态文明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其内涵而言,主要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三个方面。生态意识文明。它是人们正确对待生态问题的一种进步的观念形态,包括进步的生态意识、进步的生态心理、进步的生态道德以及体现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价值取向。生态制度文明。它是人们正确对待生态问题的一种进步的制度形态,包括生态制度、法律和规范。其中,特别强调健全和完善与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的法制体系,重点突出强制性生态技术法制的地位和作用。 51-论文网生态行为文明。它是在一定的生态文明观和生态文明意识指导下,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推动生态文明进步发展的活动,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绿化建设以及一切具有生态文明意义的参与和管理活动,同时还包括人们的生态意识和行为能力的培育。生态文明建设的几个层面建设生态文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包括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建设,而且包括生态意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建设。(一)经济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层面,是指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主要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资源是有限的。要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在全社会倡导节约资源的观念,努力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应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资源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并具体落实到单位、家庭、个人。实施清洁生产。清洁生产,不仅指生产过程要节约原材料、能源并减少排放物,同时也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整个生产周期对人的健康和自然生态的损害。“预防污染”是清洁生产的本质特征,它适宜于包括工业生产在内的第一、二、三产业。传统生产是一种只强调物质生产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改变这种生产方式,需要不断进行清洁生产意识教育,引导人们转变传统生产观念,让清洁生产的要求和方式深入人心,使采用清洁能源、预防和减少污染成为政府、企业、社会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增强环保产业的职业责任意识。环保产业作为专门为改善生态环境而开发提供实用技术、商品和服务的产业,不仅是一种实体、一种市场行为,而且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基础上,应进一步通过广泛开展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环保产业单位和从业人员的生态职业责任意识。(二)政治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层面,是指党和政府要重视生态问题,把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生态观。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生态观。各级政府应发挥主导和主体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基础、社会基础以及相应的设施和政治保障。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及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加强生态法制建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法治国家进程的加快,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调动人民群众主动自觉地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积极性,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学会运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来维护自身的生态环境权益,并敢于对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同时,要通过建立和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责任追究制度,激发和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环保执法人员、环保产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意识。重视生态行政建设。正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了解经济活动对生态变化的影响及其变化规律,提高对生态质量变化的识别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推进生态民主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主体作用的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将一事无成。应保证人民群众生态文明建设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群众从生态文明建设中深切体会和明确认识自己的利益所在,从而激发其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三)文化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层面,是指一切文化活动包括指导我们进行生态环境创造的一切思想、方法、组织、规划等意识和行为都必须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树立生态文化意识。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新世纪新阶段,人类已逐渐认识到长期对自然进行掠夺性索取、破坏必将遭受惩罚,一个从征服自然、破坏自然到回归自然、珍爱自然的新理念正在形成。全民生态意识觉醒之日,就是我国生态环境改善之时。因此,进行生态教育,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同,增强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行为的自律,牢固树立生态文化意识,是解决生态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注重生态道德教育。生态与道德不可割裂。生态环境的优劣,反映着人们生态道德水准的高低;同时,人们生态道德水准的高低,也极大地影响着生态环境的优劣。生态道德驱动着人们的生态意识和行为的自觉性、自律性与责任感。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可以使人们自觉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同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斗争。应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多种形式的生态道德实践活动,努力形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美化家园、绿化祖国的社会文明新风尚。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摒弃了人类自我中心思想,按照尊重自然、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要求赋予文化以生态建设的含义。具体说来,生态文化大致包括生态哲学文化、生态伦理文化、生态科技文化、生态教育文化、生态文艺文化、生态美学文化、生态传播学等几个方面。(四)社会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层面,是指重视和加强社会事业建设,推动人们生活方式的革新。这就要求我们: 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建立法制化、民主化和安定团结的秩序以及高效率的社会管理体系,形成以生态文化意识为主导的社会潮流,树立以文明、健康、科学、和谐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社会风气。优化“人居”生活环境。“人居”生活环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存质量。保持和优化“人居”生活环境,既要注重城市,也要充分考虑农村。就城市而言,主要包括在城市内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区,使城市内部与城市外部周围地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良性循环区域。要加强生态型社会建设,努力满足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品质愈来愈高的追求。就农村而言,要在普遍推行“生态示范区”建设的同时,重点发展一批“绿色居住区”,建设包括文化、教育、医疗以及各种服务在内的配套设施。实现人口良性发展。继续贯彻优生优育的方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消费方式的生态化。逐步形成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大力提倡节约型消费,改变“一次性消费”和“类一次性消费”。反对自私的享乐观,拒绝挥霍铺张、浮华摆阔等消费行为。鼓励从点点滴滴做起,减少或杜绝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海南变迁研究论文

可以从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农业、工业、经济、环境这些方面写

陈泓君 李文成 陈弘 彭学超

第一作者简介:陈泓君,男,1973年出生,工程师,学士,现主要从事海洋地质调查研究,E⁃mail:chenhongjun@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广州 510760)

摘要 本文在研究南海北部陆架区ZQ2和ZQ4钻孔资料的基础上,对该区单道地震资料进行地震层序划分、地震⁃沉积相解释分析。根据钻孔地层、地震反射和海底地貌特征,对中更新世晚期、末次盛冰期以及冰后期这三个时期的古海岸位置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该区中更新世晚期以来的古海岸变迁,对进一步指导该区的第四纪环境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南海 单道地震 中更新世 古海岸

1 前言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是本世纪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环境变化与海平面变化密切相关。古海岸变迁是海平面变化的直接反映,通过了解古海岸变迁,来揭示环境变化是非常有意义的。冯文科等曾利用钻孔资料对该区的海平面变化进行了分析,但通过单道地震资料和钻孔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海岸线进行识别在国内还为数不多,本研究试图通过这一手段来认识海平面的变化规律,对南海地区新近系以来环境变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ZQ2和ZQ4孔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晚期沉积环境分析

ZQ2孔沉积环境分析

中更新世晚期

根据测年,ZQ2孔在31~层段为中更新统上段,岩性较粗,为灰色极细砂夹砂砾层。该层段内~有一为砂砾夹层。

古生物分析资料表明,该段有孔虫化石稀少或缺失。超微化石少,为 Gephyrocapsaoceanica组合,有5个种,代表陆相沉积环境。无硅藻化石,顶部未见介形虫(冯志强等,1996)。以上资料表明该期为陆相沉积环境(图1)。

图1 研究区钻孔及地震测线位置图

Location of borehole and seismic lines

晚更新世晚期

7~16m层段属晚更新统上段。8m处ESR年龄为.,处的14C年龄为11942±.,13m处的ESR年龄为.(图2)。8~层段之间年龄相差542±.,推算该时期的沉积速率约在~.之间。按此沉积速率,~13m之间测年相差,这段时间内的沉积厚度应为~,而该孔仅揭露。显然~13m层段内存在强烈的沉积剥蚀。末次冰期盛冰期大约在,该层段沉积厚度缺失应为末次冰期盛冰期低海面作用的结果。

ZQ4 孔沉积环境分析

中更新世晚期

~为中更新统上段,以深灰色细砂,粘土质粉砂为主。冯志强等人根据沉积物、古生物等资料认为ZQ3孔在中更新世晚期为滨浅海相沉积环境(冯志强等,1996)(图3)。

晚更新世晚期

~11m为晚更新统上段,岩性主要为浅灰色粘土质粉砂。该段地层中硅藻只见淡水种Cyclotella comta。而有孔虫以数量很少,主要是Ammonia beccarii,而且有孔虫壳体破碎且很多壳体为铁锈色。有孔虫化石组合也很奇特,既有深水种有孔虫,也有浅水种有孔虫(冯志强等,1996),据此推断有孔虫为异地搬运沉积。总体反映河口沉积环境。

图2 ZQ2钻孔柱状图、沉积相图及海平面变化曲线图

(据冯志强等,1996,修改)

Comprehensive column,sedimentary facies sequence and sea level fluctuation of borehole ZQ2(After Feng et al.,1996)

该孔3m处.年龄为10978±549 a, 处ESR年龄为15500 ,处ESR年龄为(图3),根据3~推算其沉积速率为8×10-4m/,那么,~10m相差,则相应的沉积厚度应为,而实际上该段厚度仅。因此,说明该区也受到末次盛冰期低海平面影响,此时陆架区出露海面遭受剥蚀。

综上分析,中更新世晚期ZQ2孔为陆相沉积环境,而ZQ4孔为滨浅海沉积。晚更新世晚期ZQ2和ZQ4孔均为陆相沉积环境,并受末次冰期盛冰期低海平面的影响,沉积层遭受剥蚀使得厚度减薄。

图3 ZQ4钻孔柱状图、沉积相图及海平面变化曲线图

(据冯志强等,1996,修改)

Comprehensive column,sedimentary faciessequence and sea level fluctuation of borehole ZQ4(After Feng et al.,1996)

3 地震反射特征

本区自上而下划分为R0、R1、R2、R3和R4等五个反射界面。在此基础上,对单道地震剖面进行地震层序划分。识别出A、B、C、D和E共5套地震层序,结合钻孔测年资料,各个层序所对应的时代见表1。

表1 南海北部地震层序划分表 Table1 Seismic sequences division in the northern South

层B 反射特征

总体表现为变振幅、低连续⁃断续、低频反射,内部见杂乱反射结构(图4),说明该套地层岩性变化较大。地震相特征反映了较为高能的沉积环境。

图4 层B和C地震反射特征

Seismic reflection characters of sequence B and C

层C 反射特征

在ZQ2和ZQ4孔之间,该层有两种地震反射特征,一为变振幅、低连续、低频反射(图4),层内局部具杂乱反射,与下伏层表现为不整合⁃假整合关系。总体反映高能沉积环境。另一种特征为中⁃弱振幅,较连续、中频,席状外形,内部平行⁃亚平行反射结构(图4),该层与层B为上超接触,与下伏层D也表现为下超接触关系。总体反映了低能的沉积环境。

4 古海岸识别及其特征

通过地震相⁃沉积相分析,对地震剖面上古海岸进行判别并确定其大致位置。所谓海岸带,是指海陆之间相互作用的地带。

中更新世晚期

对该区单道地震剖面层C进行了地震相和沉积相分析(剖面位置见图1)。根据不同的反射特征代表不同的沉积环境,在地震相⁃沉积相分析的基础上作层C沉积相图(图5,6),进而划分陆相沉积,滨浅海相以及浅海相,并确定出中更新世晚期古海岸的大致位置(图9之A)。结合钻孔资料分析,该古海岸的形成时间大约在280,000~230,.左右。总体呈EW走向,位于现代水深-50~-120m之间。

图5 古海岸线在剖面上的反映(ZD42测线)

Ancient coastline in the seismic profile(ZD42 line)

末次冰期盛冰期

距今180,.左右为末次冰期的鼎盛时期。该期海平面下降幅度最大,此时南海北部大陆架广泛海退暴露为陆地(范时清等,2004)。海平面大致下降100~200m(汪品先等,1990)。位于陆架外缘坡折处的ZD44剖面(位置见图1)显示层B为末次冰期低海平面时形成的一套与河流作用有关的低水位斜坡扇(寇养琦等,1994)(图7),说明末次冰期鼎盛期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古海岸退到陆架坡折之外。图9之B为根据剖面上低水位扇位置推测的古海岸。

冰后期—全新世早期的古海岸线

图6 研究区地震层序C沉积相图

Sediment facie of sequence C in study area

图7 末次盛冰期形成的低水位体系(ZD44测线)

Low water fans formed at in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period(ZD44 line)

冰后期,气候回暖,海平面在上升过程中,古海岸发生短暂停留。层A是为该当时形成的一套薄的三角洲沉积(图8)。其地震相特征表现为平行的上下界面,内部具平缓倾斜的斜交前积反射。该层与底界呈下超接触关系。地貌上表现为一平缓斜坡。利用已有的地震资料,根据斜坡的形态特征和位置,确定出该期的古海岸(图9 之C)。该岸线现代水深-180m左右,呈北东东走向,岸线较为平直,大致与现代海岸线平行。

图8 冰后期古海岸线(ZD12测线)

Ancient coastline at the end of glacial period(ZD12 line)

5 讨论和结论

以上分析得出,中更新世晚期古海岸总体呈EW走向,处于现代水深-50~-120m处。末次冰期鼎盛期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古海岸退到陆架坡折之外。冰后期—全新世早期,古海岸线位于水深-180m左右,呈北东东走向,岸线较为平直,大致与现代海岸线平行。

中更新世晚期至末次盛冰期古海岸由陆向海后退,说明这段时期内海平面变化总体呈下降格局。末次冰期之后,气候回暖,海平面开始上升。全新世之后,短短的一万多年里,古海岸从陆架坡折之外移到水深-180m处,然后又迅速移到水深-20m处直至现今位置(陈俊仁等,1985),说明冰后期以来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是很快的。

海岸线快速变化受几方面的影响:①跟陆源碎屑的注入速度(威尔格斯等,1991);②气候变化;③本区陆升海降为特点的新构造运动(张虎男等,1990)。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更新世晚期至冰期以来古海岸线逐渐向海区后退。到了冰后期,气候变暖,且沉积物供应量减少,海岸线又逐渐向陆区迁移,直至现今位置。

由于古海岸在该区不断来回迁移,形成海侵型和海退型海岸,可以说整个海区都有古海岸分布。海侵型海岸往往容易被剥蚀,保留下来的主要是海退型的海岸,所以能够识别出来的古海岸不是很多,并且单道地震资料的分辨率有限,故只能识别出某个地震层序中相对较晚期的古海岸,随着今后调查程度的深入,相信会有更多古海岸被发现。

图9 各个时期的古海岸线分布位置图

Ancient coastlin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period

参考文献及参考资料

陈俊仁,冯文科.1985.南海北部-20米古海岸线之研究.中国第四纪海岸线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范时清,廖健雄.2005.中国南海北部新生代古环境的变迁.广西科学院导报,2,,;51~55

冯志强,冯文科,薛万俊等.1996.南海北部地质灾害及海底工程地质条件评价.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81~152

寇养琦,杜德莉.1994.南海北部陆架第四纪的古河道特征.地质学报,8, ;269~277

汪品先.1990.冰期时的中国海⁃研究现状与问题.第四纪研究,~124

张虎男,陈伟光等.1990.华南沿海新构造运动与地质环境.北京:地震出版社,234~238

.威尔格斯等.1991.层序地层学原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62~63

Ancient coastline transfer since late middle-Pleistocene in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Chen Hongjun Chen Hong Li Wencheng Peng Xuechao

(Guangzhou Marine Geology Survey,Guangzhou,510760)

Abstract:three different period ancient coastlines are recognized base on borehole analyses and seismic sequences dividing,seismic⁃deposition facies analysis of the single channel seismic profile,as well as stratum unconformity,sea bottom morphology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three ancient coastlines were belong to the late middle⁃Pleistocene period,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period as well as after⁃Last glacial period also discuss the transfer mechanism of the ancient coastlin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

Key words:South China Sea Single channel seismic profile Middle—Pleistocene Ancient coastline

中华民国初期,海南岛的建置仍袭清制,置琼崖道,共辖13县:琼山、澄迈、定安、文昌、琼东(即清代会同)、乐会、儋县(1912年儋州改县)、临高、万宁(1914年万州改万宁县)、昌江(因与浙江省昌化县同名,1914年改名昌江)、陵水、感恩、崖县(1920年崖州改称崖县)。民国元年(1912),海口所改称镇。民国十五年脱离琼山县建市。1931年2月13日,撤销海口市,复归琼山县。民国十年废道制。民国二十一年,曾拟划为特别行政区,但未实行。当时行政区称为琼崖,直隶于广东省。民国二十一年八月改“抚黎局”为“抚黎专员公署”,加强对黎族地区的统治。民国二十四年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把黎、苗族居住的五指山区划分为白沙、保亭、乐东3县,推行乡保甲里制。

名字变迁研究论文

汉字演变是一本研究文字演化的书籍,本书共选取常用汉字500字(加上释文中提到的通用字、假借字等共为660多字),每字依次列举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和行书等八种字体(其中有的已简化,另加简化字楷书,共九种字体)。金文的少数字用籀文或战国文字等字体代替。汉字是语素文字,总数非常庞大。汉字总共有多少字?到目前为止,恐怕没人能够答得上来非常精确的数字。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晋宋以后,文字又日渐增繁。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梁顾野王作《玉篇》有16917字。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到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到清代《康熙字典》就有47000多字了。1915年欧阳博存等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收字49964个。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

4为圣贤避讳。 二名字的文化内涵名字往往反映的是一种愿望与追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物质享受与高贵社会地位的向往 2执着生命的祝愿 3消灾免病与逢凶化吉的期望 4对高尚人格的景慕 不仅如此名字反映出的也是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例如政治统一、经济发展的汉代名字所反映的就是一种阔大气象五代盛行以彦命名的风气再如唐代文人有称呼排行的习俗这都代表了那一时代的历史特征。 姓氏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可谓是根深蒂固最近几年“炎黄子孙”“黄帝苗裔一类的说法在海内外特别流行有辅以龙的传人等日益成为华夏文化的一个聚焦点。这种说法的起源与姓氏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目前姓氏多种多样可是究其历史这些姓氏本是同根生这就很容易解释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感了。同时姓氏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想必历史课本中的北魏汉文帝的改革大家还记忆犹新吧雄才大略的孝文帝为了尽早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以行政手段推进鲜卑族的汉化改鲜卑姓为汉姓当然其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北魏文化的发展更对民族的融合起了极大作用。 对姓氏文化的研究极大促进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同时姓氏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必将持续熠熠生辉下去。

找到几则文章,你可以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一、 日本女人名字末尾常见「子」这个字。据说,这个「子」是古时宫廷贵族喜好为女子取的名字。明治维新以后,一般庶民才流行开来;昭和时代以后,日本过半数女子都是某某「子」。 为什么会衍生这种风俗?因为平安时代(794-1192)盛行阴阳五行,谓女性是「阴」,「阴」又是「穴」,是四次元冥府,创造万物的根源世界。而这个「阴」,方位是「子」,以时间观念来讲,「子」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所有崭新事物均自此四次元世界创出,而「子」的中心存在正是女子。 有些汉族人认为在网络上取昵称为某某「子」的同族人,是一种令人唾弃的崇日心理。其实也不必这么小心眼,翻翻统计,日本女子的名字排行榜,在明治末年大正初年(1912),第一名是「千代」(chiyo),翌年以后才让位给「正子」(masako)、「静子」(sizuko)、「文子」(ayako)、「幸子」(sachiko)、「久子」(hisako)、「和子」(kazuko)等「子」族。 这些「子」族持续到昭和时代末期,昭和55年(1980)开始,荣登排行榜前十位的是「美咲」(misaki)、「惠」(megumi)、「爱」(ai)、「彩」(aya)、「舞」(mai)、「瞳」(hitomi)、「枫」(kaede)、「萌」(moe)等单字名。其中「爱」连登宝座有八年之久,「美咲」持续了六年之久。 1998年的排行榜前十名是「萌」、「美咲」、「优花」(yuka)、「舞」、「彩乃」(ayano)、「葵」(aoi)、「七海」(nanami)、「玲奈」(reina)、「明日香」(asuka)、「未来」(mirai)。 2006年呢?似乎变化不大,排行前十名是「阳菜」(hina)(发音跟「雏」一样,也就是女儿节时装饰的那个帝姬偶人之意)、「美羽」(miu)、「美咲」、「SAKURA」(「樱花」之平假名)、爱、葵、七海、真央(mao)、优衣(yui),第十名则分别为「爱美」(manami)、「杏」(an)、「结菜」(yuna)、「优奈」(yuna)。或许有些汉族人会奇怪,怎么取这么俗气的名字?这些名字都要用日本音来念,才能理解字义中的豪爽与隐含在内的父母期待。 正因为我知道日本女子名字的变迁,所以偶尔看到有人提及「某某子」网路昵称跟崇日心理的留言时,总会偷偷苦笑。孔子、庄子、老子等圣贤,可能也会在地下摇头叹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唉,孺子真是不可教也。至于我自己的名字「美耶」,发音是「miya」,但一般日本人往往无法在第一眼就念出正确发音;而姓氏的「茂吕」,发音是「moro」,这姓氏在日本也很罕见,往往被叫成「sigero」。有时我在电话中报出自己的姓氏「moro」,对方通常会想成是「毛吕」,「毛吕」跟「茂吕」发音一样,而且前者比较普遍。 据说,我在台湾高雄市出生时,我父亲(日本人)人在远洋,他本来想为我取名为「miyako」,汉字就是「宫子」或「京子」那类,结果我娘(台湾人)认为这样不好,说这种名字会马上拆穿我们是日本人孩子的真正身分,因此去问了在学校做事的某位知识分子,他建议去掉「子」,但留下日本发音的「miya」,于是我的汉字名字就变成「美耶」。这名字好不好听?我自己觉得很好听,无论用中文或用日语念,都很好听。 日语中有个名词:「言灵」(kotodama),意思是,语言或文字具有其不可思议的灵力。 因此比起其他民族的语言,日语非常暧昧,日本人说话时也通常含糊其词,不像其他民族那般直接说「YES」或「NO」,总是会绕一圈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日本是东方边陲岛国,除了二次大战那次是例外,长年来一直处于和平状态(讲白一点,就是没人理睬的宅族啦),所以日本人之间即便说话「含糊其词」也能沟通。 又,大和族人通常认为「咒人者,必自咒;祝人者,必自祝」,也就是佛教用词中的「口业」,而名字正是「咒」的一种,不喜欢自己的名字,相当于否定自己的人生。 此观念可回溯到日本现存最古的歌集《万叶集》第13卷第3254首:大和国,言灵国也,所言神必助,祝您早归返。这是一首饯别和歌,意思是:说出口的话,必有神力,我祝福你平安归来,那么神也一定会保佑你平安归来。正因为日本人认为「言灵」力量非常大,因此不敢直话直说,也不敢随便当场说「YES」或「NO」,更不敢口快与人约定任何事。二、日本女性名字大全あ行 爱华みれ 相原勇 相田翔子 相武纱季 葵 苍井优 青木英美 青木麻由子 青田典子 赤木春恵 亜希いずみ 亜希子 あき竹城 秋野畅子 秋本佑希 秋本奈绪美 秋山奈々 秋山莉奈 秋吉久美子 朝冈実岭 朝丘雪路 浅丘ルリ子 浅香光代 浅川稚広 浅茅阳子 浅田美代子 浅野温子 浅野ゆう子 安座间美优 浅见れいな 浅利香津代 あじゃ 东ちづる 东てる美 麻生久美子 麻生佑未 安达佑実 安倍麻美 安倍なつみ 天海佑希 绫瀬はるか 新井晴み 新垣结衣 安良城红 有森也実 淡路恵子 淡岛千景 杏さゆり 饭岛直子 饭岛美穂 饭田来丽 井川遥 生稲晃子 池内淳子 池上季実子 池脇千鹤 伊佐山ひろ子 伊沢兰奢 石井トミコ 石井めぐみ 石川亜沙美 石川美津穂 いしだあゆみ 石田えり 石田ひかり 石田未来 石田ゆり子 石野真子 いしのようこ 石原さとみ 泉ピン子 市川実日子 市川実和子 市川由衣 市毛良枝 市原悦子 市丸和代 一路真辉 一戸奈未 いとうあいこ 伊藤歩 伊藤かずえ 伊藤つかさ いとうまい子 伊东美咲 伊藤裕子 伊藤兰 井上晴美 井上真央 稲森いずみ 犬山イヌコ 今井美树 井村空美 岩崎ひろみ 岩佐真悠子 岩田さゆり 岩下志麻 上戸彩 上野树里 上原さくら 上原多香子 上原美佐 内田春菊 内田淳子 内田有纪 内山理名 うつみ宫土理 梅宫アンナ 浦辺粂子 荣仓奈々 江川有未 江泽璃菜 江角マキコ 江夏夕子 江波杏子 榎本加奈子 蛯原友里 絵门ゆう子 远藤久美子 扇千景 大方斐纱子 大楠道代(安田道代) 大河内奈々子 大后寿々花 大沢逸美 大沢あかね 大岛さと子 大岛蓉子 大宝智子 大竹しのぶ 太田有美 大冢宁々 大家由布子 大冢ちひろ 凤兰 大西结花 大场久美子 大原丽子 大和田美帆 冈まゆみ 冈江久美子 冈田薫 冈田奈々 冈田茉莉子 冈田嘉子 冈本绫 冈本丽 绪川たまき 小川范子 奥菜恵 尾崎千瑛 小沢真珠 尾高杏奈 乙羽信子 ---------------------- か行 加贺まりこ 垣内彩未 贺来千香子 笠原麻理奈 香椎由宇 风见章子 梶原ひかり 梶芽衣子 片冈礼子 片桐はいり 片瀬那奈 片平なぎさ 片山由美子 胜村美香 加藤あい かとうかずこ 加藤贵子 加藤登纪子 加藤夏希 加藤治子 加藤美佳 金井美树 金子さやか 夏帆 唐木恵子 乌丸せつ子 河合美智子 川合千春 川上贞奴 川上麻衣子 川岛なお美 河内桃子 川原亜矢子 河辺千恵子 贯地谷しほり 菅野美穂 神崎诗织 神戸みゆき 木内晶子 树木希林 菊川怜 菊池麻衣子 菊地美香 菊池桃子 菊容子 岸惠子 岸田今日子 岸本加世子 喜多村英梨 木南晴夏 木下あゆ美 木の実ナナ キムラ绿子 木村多江 木村佳乃 京呗子 京野ことみ 京マチ子 金久美子 久远さやか 久我美子 草笛光子 草村礼子 久慈あさみ 楠见薫 久世星佳 工藤夕贵 工藤里纱 国仲凉子 熊谷奈美 栗原小巻 栗山千明 来栖あつこ 黒川智花 黒川芽以 黒木瞳 黒木メイサ 黒坂真美 黒泽优 黒田福美 黒谷友香 研ナオコ 小池栄子 小泉今日子 香坂みゆき 国生さゆり 国分佐智子 小阪由佳 越路吹雪 五大路子 小岛法子 こだまこずえ 古手川佑子 小岛可奈子 后藤久美子 后藤真希 小西寛子 小西真奈美 小西美帆 小桥めぐみ 小林绫子 小林幸子 小林聡美 小林千登势 小林凉子 小松千春 小岭丽奈 小向美奈子 小松みゆき 古村比吕 小柳ルミ子 小雪 近藤绫子 近野成美 绀野まひる 绀野美纱子 -------------------- さ行 财前直见 斉藤庆子 斉藤千晃 斉藤由贵 佐伯日菜子 サエコ 酒井彩名 酒井法子 坂井真纪 酒井和歌子 酒井若菜 坂上香织 坂口良子 佐久间良子 樱井淳子 桜井浩子 桜田淳子 佐々木爱 佐田真由美 佐藤蓝子 さとう珠绪 佐藤仁美 佐藤寛子 里中唯 佐良直子 沢井美优 沢口靖子 沢尻エリカ 沢田亜矢子 沢たまき 三条美纪(三条美纪) 椎名法子 塩沢とき 志田未来 篠ひろ子 篠原凉子 柴咲コウ 柴田美保子 志保 岛田杨子 清水美砂 清水萌々子 清水由贵子 釈由美子 纯名りさ 白石美帆 白木万里 白都真里 柴山智加 新藤恵美 水前寺清子 末永遥 菅井きん 姿美千子 杉田かおる 杉本彩 凉风真世 铃木杏 铃木杏树 铃木えみ 铃木京香 铃木砂羽 铃木保奈美 铃木光枝 须藤理彩 须藤温子 姿晴香 角梨枝子 瀬戸朝香 瀬戸カトリーヌ 芹川蓝 仙道敦子 ソニン --------------------- た行 太地喜和子 大地真央 平爱梨 平良とみ 高泉淳子 高冈早纪 高树沙耶 高树マリア 高树澪 高木美保 高仓美贵 高岛礼子 高田圣子 高田万由子 高田美和 高岭ふぶき 高野志穂 高桥かおり 高桥惠子 高桥ひとみ 高桥靖子 高桥由美子 高畑淳子 高见恭子 高峰秀子 高峰三枝子 田川恵理 多岐川裕美 竹内结子 竹下景子 武田久美子 田岛令子 田岛有魅香 ただのあっ子 橘実里 田中美佐子 田中美里 田中美奈子 田中裕子 田中好子 田中律子 田中丽奈 田畑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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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由树 松下萌子 松岛トモ子 松嶋菜々子 松たか子 松田美由纪 松永玲子 松原智恵子 松原美智子 松本明子 松元环季 松本まりか 松本未来 松本莉绪 松雪泰子 真中瞳 眞锅かをり 真野あずさ 真野响子 马渕英里何 マルシア 万田久子 三浦理恵子 未来贵子 三仓茉奈 三仓佳奈 三沢明美 水川あさみ 観月ありさ 水沢アキ 水谷八重子 水之江滝子 水野久美 水野真纪 水野美纪 水桥贵己 三田寛子 三田和代 三田佳子 三ツ矢歌子 绿友利恵 南风洋子 南果歩 南田洋子 南野阳子 三原じゅん子 三船美佳 美保纯 ミムラ 宫城千贺子 宫城まり子 ミヤコ蝶々 宫崎あおい 宫崎真汐 宫崎淑子 宫泽美保 宫沢りえ 宫地真绪 宫地雅子 宫下ともみ 美山加恋 宫本真希 村上里佳子 村井美树 村川絵梨 邑野未亜 村崎真彩 室井滋 もたいまさこ 持田真树 本仮屋ユイカ 桃井かおり 森口瑶子 森迫永依 森下爱子 森下千里 森下凉子 森田彩华 森ほさち 森マリア 森光子 盛本真理子 ------------------------ や行 八木小织 薬师丸ひろ子 安田成美 矢田亜希子 八千草薫 矢部美穂 山冈久乃 山口あゆみ 山口纱弥加 山口美江 山口智子 山口百恵 山崎亜美 山咲千里 山下容莉枝 山田五十铃 山田优 山田花子 山内明日 山村红叶 山崎美贵 山村美智 山本未来 山本ゆか里 山本阳子 游井亮子 裕木奈江 由美かおる 弓恵子 ユンソナ 横山めぐみ 吉冈美穂 吉沢京子 吉田日出子 吉永小百合 吉野纱香 吉村実子 吉本多香美 吉行和子 米仓凉子 米仓纪之子 余贵美子 ------------------ ら行 RYEKA りょう 梨华(元・浜千咲) ルビー・モレノ ------------------ わ行 若尾文子 若叶要 若村麻由美 和久井映见 鹫尾いさ子 鹫尾真知子 渡辺梓 渡辺えり子 渡辺典子 渡辺真起子 鳄渊晴子

中国姓氏的起源作为血脉延续的姓氏,最早出现在中国。从公元前3000年中国第一个姓—风姓开始,中国的姓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绵延不绝。有关专家最新研究统计结果表明,中国人曾经使用过的姓氏高达22000个,而其中不少姓氏有上千年的历史。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在姓氏的传承之中得以体现。据考证,中国人在五千年前就有了姓。那时是母系社会,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字是“女”和“生”组成,形象的说明最早的姓跟母亲有关。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姓和氏的区别:先秦时期,姓和氏含义不同。姓代表血缘关系,同姓不能通婚,氏则是从姓中繁衍出来的分支,是特权和地位的标志,用以区别贵贱,有氏者为贵。所以,先秦时男子称氏不称姓。姓和氏的融合:秦代废除了原始的宗法分封制度而实行郡县制,氏失去了代表贵贱的意义,逐渐与姓合用,都成为父系血缘传承的标识。中国现在大多数的姓,都是承袭了产生于周代的氏。《百家姓》是公元960年北宋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总数据说有已达5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俄国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后世之姓,大约有以下几种来源:1、以氏为姓。氏族社会晚期以至夏、商时代,分支氏族的标号有的也成为后起之姓,如:姬、姜、姒、风、己、子、任、伊、嬴、姚。2、以国名为姓氏。夏、商二代均封侯赐地,西周初年更是实行大封建,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遍布九州,这些国名便成为其国子孙后代的。如程、房、杜、戈、雷、宋、郑、吴、秦等。周文王封少子于狄域,其子孙便姓狄。白狄族一支在今河北省无极县建立鼓国,后代便有姓鼓。有的姓是秦汉以后外邦人带来的,如米姓出自西域米国,安姓出自安息。3、以邑名为姓氏。如周武王时封司寇忿生采邑于苏,忿生后代因此姓苏。4、以乡、亭名为氏。如嬴姓秦国的始祖非子的支孙封在邑乡,得邑氏;至六世孙被周禧王封为邑侯,采食解州。5、以居住地为姓氏。如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这四郭便成了姓氏。6、以先人的字或名为姓氏。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姓林。又如齐国大夫童刁的孙子以刁氏传世。7、以排行为姓氏。如春秋鲁国有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8、以官职为姓氏。如西周的职官司、司马、司空后来均成为姓。又如汉代有治粟都尉,后代便姓粟。9、以技艺为姓氏。商朝有巫氏,是用筮占卜的创始者,后世便以为氏。又如卜、陶、甄、屠等姓均是以技艺为氏。10、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如慕容、宇文、呼延等。11、以谥号为氏。如庄氏原为楚庄王之后,康氏原为周武王之弟康叔之后。12、因赐姓、避讳而改姓。如南朝隆武帝把国姓“朱”赐给了郑成功,闽台百姓称郑成功为“国姓爷”。又如汉文帝名刘恒,恒氏因而改为常氏。

农村能人与村庄变迁研究论文

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与产业化发展 2005年12月6日12:27 农博网 ——以山西、河北农村为例贾大猛 卢向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政府能不能把农民直接推倒市场的浪尖上?如何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稳定问题?乡村治理能否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治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笔者通过对山西、河北农村的实证调查,总结出了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乡村治理发展中的几个困境,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实证建议。笔者认为,在目前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笔者把村一级也纳入了进来)作为主导,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其观念和某些做法引发了乡村治理危机,使农村稳定受到了动摇,同时政府行政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就此,笔者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困境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关键词:市场经济 乡村治理 基层政府 农村稳定1 引言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并且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念和理论也被国人认同,比如竞争、效率、逐利、“经济人”假设等。作为中国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也免不了受到了波及。根据笔者近两年的农村调查,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在乡村的波及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到了乡村管理领域,进入到了乡村政治层面,触及到了农村的稳定,具体表现为农民参与度的下降和基层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动摇等,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的引出了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话题,也即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如何进行乡村治理。近两年,笔者在山西、河北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的农村调查,对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或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本文将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2 问题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贺雪峰 )。市场经济在乡村的发展破坏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秩序,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基层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实践中被“引致”出来的。当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被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所证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乡村制度层面和基层政府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是让市场经济适应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还是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借以为以下问题的论述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笔者在河北某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村委决定村里事务的权力异常强大,村里的大小事务,皆有村委的几个“领导”说了算,比如税费征多少,村里的钱怎么用,谁当村委委员等等。而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当地的村民表示已有多年没有开过村民会议了。这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外人根本就插不进来,作为乡村治理核心的村民自主管理实际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村里几个人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现象。进一步分析,村委的权力垄断很大的原因是和乡镇政府有关的。在上述村中,村长,村委书记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生物,而是乡镇政府在当地权力扩张的一种象征。也就是说村两委是和镇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说镇政府是村两委权力垄断的保护者和支持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思之主要是权力垄断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致。村长,支书,职位本身我们知道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在当前乡村这种制度下,村长支书职位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正常意义上所无法可知的。比如说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使用权,政策信息的掌握优势等等。由于中国乡村数千年来“官大民小”思想的束缚,村民一般对这种本来属于自己权利的权力而表现的无动于衷,对这些权力背后所隐藏的权利保障(利益)更是少有察觉,这就助长了他们(村民)权力代理人(村两委)的权力侵占欲望。再加上平时和镇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默契”(或勾结),促使他们(村两委)对权力的侵占。最终造成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垄断。权利垄断为基层政府寻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被假设的经济人,也在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农村腐败层出不穷,农民与政府对立加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村民参与度不足乡村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就是要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前提就是要村民广泛的参与进来。但是根据笔者在河北 山西农村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参与意识还很薄弱,农民普遍表现比较恐惧和缺乏自信。村民自治被学者成为是中国最广泛的民主,而现实中村民的冷漠却使这一带着政府和学者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大打折扣。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一是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在上一部分中笔者分析了村民缺乏权利意识为权力垄断制造了可乘之机,在这一部分当中,笔者认为村民缺乏权利意识直接引起了参与度的不足。并且政府在权力垄断后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使村民感到恐惧,村民们认为谁当村长和“我”无关,反正都一样,让那些想当官的人当吧。大部分村民不敢或不愿当众表现(行使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变得越来越迷失,由迷失变得不自信。农村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即使是在一个村子里不同的村民之间由于接触外界信息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气质,自信程度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市场经济下的花花世界,使一部分人适应了其中的环境,很容易吸收一些新思想,这样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想把这些新思想展现出来,而也存在大多农民并不能接受这些新思想的侵入,他们在面对这些新事物的时候更多的是新奇,是迷茫,在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对比中逐渐表现的不自信了,所以他们不愿出来参与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度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乡村治理的效果,比如作为村民自治重要内容的村民选举,更多变成了农村精英们的游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愿望。 村两委关系问题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过程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规定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但就具体的一些事务则没有规定清楚,所以在操作层面却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造成村两委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只是从制度层面的角度讲的,我们还可以从村长和村支书个人的角度讲。其实目前村两委关系问题也就是村长和村支书两个人的问题(这里不包括二者合一的村子),是两个人权力争夺中产生的问题。由于权力所带来利益的巨大诱惑,致使二者之间明争暗斗,相互不服。村支书说我是党支书是一把手,你应该听我的,而村长也不示弱说我是大家选出来的,我最能代表大家。二者权力的争夺造成两委的关系紧张。笔者在山西左权县某农村调查时发现该村的村长作为预备党员已经有四年有余了,村支书就是不让转正,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夺掉。所以笔者认为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问题,有必要先处理好村长和村支书的关系,其实在操作层面是很难说清的,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两委的配合。 镇与村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村委会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乡镇委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乡镇与村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变化对有的乡镇干部来说,由于观念上没有转变过来,仍把两者关系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处处干涉村级事务,致使乡村自治流于形式。笔者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调查时还发现另一种现象:麻田村是由7个自然村组成的,然而在联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联村党支部的空缺,各村还是原来的党支部,还是原来的一班人马。这样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支部在村子的发展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就使合村并组后的麻田村有了7个领导核心。这样,联村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得不照顾7个党支部的意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是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样,在麻田就出现了一个村委会,7个领导的局面。其实麻田镇政府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即它在开始联村委员会选举之前就应该先把联村党支部组建起来,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镇党委应该出面整合支部成员,维护联村后的正常治理秩序。但是由于对这种权力意识认识不清,导致治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镇与村的关系应该遵守《村组法》的有关规定,镇一级政府应该明确职权,变领导为指导,同时转变观念,在乡村治理上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 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笔者在河北农村调查时,有不少农民反映当地政府太腐败,处理问题手段粗暴,至使有不少农民把当前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农村的腐败问题,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把农村的腐败根治了,农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笔者在各地农村调查时所听到的最多的也是有关农村腐败的,以前当我听到这些事件的时候,都会认为是农民的过激言词,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尤其是当有的农民在我面前哭诉其遭遇,久握我的手不放时,使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实证研究者也能多到农村去关注这些事件。笔者认为村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很可能引起农村不稳定因素的聚集。现在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很多是和基层政府有关的。这种农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尤其是受到农村腐败其害的村民越来越多,这种不稳定因素会逐渐走向另一面,比如以自杀的方式抗击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由于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农民本身对这种腐败现象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却在这一过程遭到质疑,进而直接影响的就是农村的稳定问题。这是乡村治理过程存在的重要问题和障碍。 村庄精英的缺失在农民素质普遍提高之前,在农村中真正实践乡村治理的应该是乡村中的精英分子。根据效率和节约治理成本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乡村中的精英们更多的流到外面了,按照资源择优分配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笔者把这种情况叫做市场经济下村庄精英缺失悖论。笔者在河北,山西农村调查时,发现村庄里的能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大都有一技之长,比如在农业种植方面,在家庭养殖方面,还有经商的。但这些能人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村庄精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的村庄精英主要是指能够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有效自治的,有一定的领导管理才能,在村民当中有一定威信的人。目前这些人在农村中太少了,并且这种人在农村也是很难发挥才能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村庄某些权势人物的利益。并且作为上级的乡镇政府也是不太喜欢精英治村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在原有体制下的某些特权,比如新当选的村长不能听乡镇的话了,村民的自主意识强了,乡镇的权威下降了等等。总之,村庄精英的存在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排挤,致使大量精英外流,就象笔者前面所说的这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当然要离开。然而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地方也需要他们,但是由于种种限制,精英们的才能没能最大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实现真正的资源择优分配,那时市场经济下的村庄精英缺失悖论则将消失。 乡村治理的地域性差异乡村治理的地域性是指乡村治理的好坏与村庄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了联系,比如镇政府所在地的村治就要比处于两地交界处的村治要好一些。地域性的差异所引起的村治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笔者在山西麻田村和河北的一些农村所看到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麻田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村治比较良好,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怨言也相对较少;而笔者所到的河北农村大都处于两县或三县交界处,这些地方干群矛盾紧张,干群对立严重,上访事件也较多。这种乡村治理中的地域性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村治就好,有的地方村治较差。知道了这一点,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应改多考虑一下“偏远农村”的村治问题,然后着力去解决之,这样就能减少几个上访村,“钉子户”。以上是笔者在农村调查后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当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财务问题,农村不平衡问题严重等,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论述。3 困境除了以上问题外,笔者在调查后也感到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存在许多困境: 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含义是丰富的,简单来说分为两点:一是人民物质上的富足,二是精神上的充实,同时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为依托,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按目前乡村治理所达到的水平,离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贵在村民的合作和参与,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来提供乡村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公共资源,包括目前城市所具有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在调查中,笔者看到这些在农村是非常缺乏的。即使作为村里重要公共资源的水利、交通等设施也是非常落后的,并且村民们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也并不乐观,再加上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农民手里的钱是很少的,物质上并不富足,相反有的村民因为大病或子女上学而家贫如洗,同时我国农村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解决办法,比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农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这些现状引起了乡村治理的困难,然而这些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中国的乡村还有很多传统因素,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治理过程,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着政府的治理风险,所以政府是单一通过强行控制为现代化铺路,还是在发展的实践中寻找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良好平衡点,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 稳定和发展:市场经济下的艰难选择稳定和发展本来应该是一对并列语,稳定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更好的稳定,但是在农村这对相互依托的内容却发生了扭曲,有的时候甚至逆行。我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的农村,各地的基层政府也都在积极相应号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然而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下的逐利行为,致使许多地方以方展的名义,大肆掠取民财,腐败成风,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基层政权在农民当中的形象。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农民争利,致使农民怨言重重,农民大批上访,农村不稳定因素加剧。笔者在河北顺平县某村调查时发现,该村预留的村集体机动地已被村支书全部发包出去,美其名曰是要发展村经济,然而这些被私人承包的土地却都盖上了民房(按协议应该建厂房),村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还有一件事,该村北边有一条大河,河床要比村子的地势高,以前发大水的时候,村子经常被淹。于是村民修了河堤,并疏通了河道,这十几年没有再发大水。村里看到这么多年没发水了,于是就动起了河床上那些没水的土地的心思,把河床也给发包出去了,现在河床上都是庄稼,而原来的河道现在只变的只有几米宽了。村民们反映一旦发大水,由于河道不畅,河水就会迅速漫过河堤,整个村子都将被水淹。当地的村民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上访,结果毫无音讯。村民对基层政府怨言甚重。所以笔者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让农村也完全按照市场的做法去自由的发展经济吗?农村有自由发展经济的资源吗?包括有效的政府和防止利益寻租的有效机制。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难。 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这是笔者在调查时深切感受到的。说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笔者在此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对政府,二是农民对市场。农民对政府是弱势群体主要就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地位而言的,二者相差太悬殊,农民根本就没有力量与政府相抗衡,包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对市场是弱势群体是指单个的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往往表现的无能为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机制很容易使小农破产,由于小农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弱质性和周期性长等特点,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并且一旦小农被冲垮想恢复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把市场与弱势农民之间的这种差距叫做市场势力。市场势力越大,农民的压力越大,农民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势力是逐渐增大的,小农破产者甚多。下面笔者着重谈一下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问题,如果说农民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主要指个别不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或有办法去解决的话,那么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单个的农民着实是无能为力的。笔者在河北顺平调查时(),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这里的农民家里大都种桃树,走在山路上,两边都是桃树,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我们到达当地的时候正值桃子成熟季节。绿色的桃叶里点缀着红色的桃子,煞是好看。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里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得挺好的嘛,今年的桃子肯定是一个大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要上去了。在北京像这样的桃子少说也得1到2块钱一斤,这农民还不赚呀。然而,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走到柴各庄,我们发现这里的村民并没有乐起来,相反他们的脸上却挂着愁云。经过调查后才发现,今年的桃子太便宜了。最大最好的桃子才卖5毛钱一斤,一般的桃子如果顺利的话能卖个3毛、4毛的,但大部分都在3毛一下。有一位桃农,至今才卖了20块钱,连成本的五分之一都没达到。他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指着一筐刚摘下的桃子,很无奈的说:“这筐桃啊,最多也就卖两块钱。桃不值钱了,像往年能卖到1块5左右呢。”当时我们就愣了,这筐桃少说也有50斤,居然才卖两块钱,简直不可思议。接下来的几户访谈,使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在说笑。有一户桃农向我们展示了几筐不同价位的桃子,最便宜得不到3分钱一斤,桃子上面有裂痕。还有1毛的,2毛的,3毛的,5毛的,除大小之外,笔者看不出有其他任何区别。据桃农介绍,今年桃子普遍丰收,加上这几年种桃的农户增多,致使附近几个水果交易市场爆满,而收桃的商贩却就那么几个,造成桃农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最后达到只要把桃子卖出去就行。桃农们说,卖了总比烂在家里强。他们普遍反映今年种桃不如种粮食。但这里是山区,种粮又收成不好,所以有许多农户进退两难,但有许多农户已表示来年就把桃树砍了,不种了。我们知道农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毕竟这些桃树已经长了5、6年了,不容易,但他们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在离开当地时,听说附近村的一位老农因忙了一天却连一个桃子也没有卖掉,回家后硬是气死了(后经河北农业大学在当地做社会实践的同学证实,为真实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详细了解情况。谷贱会伤农,同样桃贱了也会伤农。农民心里也明白,什么东西多了就不赚钱了。但农民目前的能力,还无法根据市场做出合理的决策。什么东西值钱,大家就一拢的种什么,到最后不赚钱了,又一拢的不种了,这充分说明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盲目性。我们在当地住了两个晚上,每晚11点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村子里的农用三轮车声,我们知道又有农民连夜出去卖桃了(因为农用车没有上牌照,白天不敢上路)。他们一般在早上5、6点钟回家。这是笔者亲身体会到的事实,那么市场经济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我们能不能让单个农民直接去面对市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其实桃子是可以卖到1块钱一斤的,只要能把它们运出去。虽然在当地桃子市场是饱和的,但在全国市场上,桃子毕竟还没有多的才几分钱一斤。关键是单个农民运不出去,那样的成本太高了,不但不会赚钱,反而会赔的更多。所以我们就必须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这些事情(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论述)。总之,市场势力的存在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农村发展格局,在目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弱质性和市场势力的压力,使乡村治理难度加大,形成困境之一。4 对策笔者结合近两年的经验调查,在思考问题现象的时候,也思考了其中的相关对策,现特总结如下: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下进行乡村治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不管市场势力多么强大,市场风险多么大,我们必须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这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是有重要作用的。那么如何提高呢?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加快农村的信息流通,二是让农民合作起来。(这两点笔者会在以下两部分具体论述)。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乡村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进行任何乡村治理都要大打折扣,因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所带来的外部正效果是一连串的,比如农民的自信心的建立,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农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加强等等。事实已经证明与市场结合比较和谐的乡村在乡村治理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农民朋友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他们无法抵挡市场上的大风大浪。所以社会各界,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但我反对从一开始就把农民直接推向市场,如果那样我认为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毕竟几千年的小农思想还是很重的,我们需要慢慢来,我们需要把农民的思想慢慢转变过来。我认为现在有些学者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通过对河北顺平桃农的调查,我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是很有必要的。单个的农户是很难面对市场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容易让小农破产。市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单个的农户在此情况下,难免会产生错误决策。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性较长,一旦决策失误,影响的就是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农民就不是以市场来决策了,而是在观望,在看我的邻居种的是什么,其他村民种的是什么,势必会出现桃贱伤农的现象。但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那么桃子的价格就不会是1毛,两毛,甚至几分钱一斤了,也有可能变成1块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单个的小农在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吃亏,但又没有能力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办一个大企业,需要来一个股份制一样,农民也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民组成合作社,是提高农民应对市场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共同承担交易成本,共同采集市场信息,既提高了市场效率,又降低了单个农民的成本。从农民对政府的角度看,组成农民合作社,提高了单个农民与政府谈判的自信和成功率,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所以合作社有必要搞。我们在定县翟城村(温铁军先生创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地)作调查时,发现农民对合作社还是很欢迎的,农民干劲也很大。我们需要政府尽快通过立法来规范合作社,用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发展,让农民在合作中得到实惠,同时也减轻乡村治理阻力。 加强农村市场信息的宣传和流通在农村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的信息资源严重匮乏,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量大,信息传递、更新速度快,谁掌握了更新、更多的信息,谁无疑就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正是农民所缺少的,这就更大大降低了他们在面对市场时的决策能力,所以现在大部分农民表现的比较迷茫,久而久之造成信心缺失,治理效果不佳。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农村信息的宣传和流通。这里的农村市场信息包括农业科技信息、法律信息、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村政策信息,以及其他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农村调查时发现这些信息是农民相当缺乏的,但同时又是他们相当需要的。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农民应对市场时产生错误决策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认为作为信息中要掌握者的政府有责任对农村的信息市场进行干预,使农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应该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向农民宣传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农民通过媒体向外界宣传农民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还可以用制度来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真正使农民既增产又增收。在这一点上政府的作用是关键,同时社会各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也应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努力,逐步使农村的信息对称化。 政府的治理观念应该有所转变本文笔者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在目前的乡村治理秩序下,除了政府,农村存在的其他组织很难起到使乡村自主治理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乡村能够达到真正自主治理之前,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符合经济人假设,存在有自己利益最大化需求,所以农村存在较多权力寻租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是与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经常出现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博弈,但是农民对政府是弱者,即使农民组成合作社,由于目前合作社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合作社在抵御政府权益侵犯的时候,也往往力不能及。所以政府经常与农民发

2008年中国新农村建设进程调查报告2008年2月11——18日,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赴江西东北部东乡、余江、余干3个县、5个乡镇、52个村庄进行了新农村建设调研。调研对象包括:农民个人、家庭、自然村、村委会、乡镇。既含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庄(往往是临近城镇的村庄),也包括非试点村庄。全面调查(对村领导进行系统访谈,并对每家每户进行上户全面调查)的村庄有招贤沅何村、河山村、桂家山村。其他村庄为部分抽查或个案抽查。调研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制度与组织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另外,还通过对农民工的随机访谈调查了湖南、湖北、广西、四川、安徽等省区的新农村建设情况。报告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是一般意义的农村建设,而是要根本改变传统的城乡分离、工农分离、城市单向抽取农村资源的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重新定位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农村全面告别土地经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自足经济,走上城镇化、市场化、科技化、生态化、产业化、新工业化的现代化轨道,使土地农业文明转型为市场工业文明与市场生态文明。21世纪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以往的农村建设根本不同之处,应在于制度创新、观念变迁与文明转型。成绩:环境普遍得到改善电话普及率在95%以上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公路、电、电话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好。村乡之间一般都连通了水泥公路,但村与村之间很多地方尚没有连通水泥公路。农村个人交通工具主要为自行车与摩托车,其中摩托车越来越普及。乡县之间全部有公交系统,但乡与乡之间尚无公交系统直接相连。电话普及率在95%以上。靠近城镇的农村有的也连通了宽带网络。宗教组织发展迅速 制度与组织建设方面,村民自治基本实现;宗教组织发展迅速,特别是基督教组织,信教群众一般约占当地人口的3%——9%之间,不同村庄比例差异较大,有些家庭是全部信教。据调查,招贤沅何村人口数约为320人,信基督教者约为28人,有1个教堂。河山村委会约2600人,信基督教者约为120人,有3个教堂。打工收入一般占农民家庭收入的80%以上 经济建设方面,农村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大有改善,农村能源利用由木材、草、糠逐渐为电与燃气取代。农民全年总支出一般在万元以上,多则达30000——40000元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般在2000—4000元之间,多则有达8000元以上,少的也有在1000元以下,甚至500元以下。农业人口中农民工比例高,农民外出打工比例一般占当地总人口的40%以上,占青壮年劳动力的70%以上,务农农民在农闲时一般也在当地打工,打工收入一般占农民家庭收入的80%以上,纯粹靠务农收入的家庭已不多见。据调查,招贤沅何村外出打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81%,桂家山村为23%,河山村为50%多。往往离城镇越远,打工人口比例越高。打工的主要城市为上海、广东深圳、东莞、广州、福建厦门、泉州、浙江温州、宁波、义乌等地。打工的主要行业集中在建筑装潢、家电、纺织服装、酒店餐饮等。打工者月工资一般在1000——1500元左右。也有600——800元之间者,甚至500元以下者。也有农民在沿海城市自主创业,有的办公司,有的从事各种零售、家具制造、发艺与餐饮服务。自主创业者的收入一般年人均在2万元以上。大部分村庄的参合率在95%以上 社会建设方面,住房条件大有改善,80%以上的农民住上了钢筋水泥砖头房,住房面积达到当地一般标准。普遍参与合作医疗,大部分村庄的参合率在95%以上。低保制度基本建立,原五保户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农村老龄化尚不严重,一般以子女养老为主。据调查,河山村委会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当地人口比例)约为8%,河山村为,桂家山村约为15%,招贤沅何村约为。政府对耕地实行补贴,每亩平均100元左右。义务教育完成达标率一般在80%以上 文化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农民工普遍受到发达地区思想文化风气的影响,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对生活有更乐观的预期。义务教育完成达标率一般在80%以上,有许多村庄达到100%,也有少数贫困村庄达标率极低,甚至只有10%左右。生态系统逐渐恢复 生态建设方面,农村环境普遍得到改善,生态系统逐渐恢复。人均耕地面积在——2亩之间不等。由于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人口转移数量日益增多,也由于沿海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就业工资较高,去沿海打工的农民工数量也居高不下,致使农村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减轻,环境逐渐好转。问题:存在“豆腐渣”工程村庄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村庄建设缺乏整体规划,整个村庄显得杂乱无序,严重影响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也有欠美观。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民往往根据合作化以前的土地产权建房,另一方面,土地批租时缺乏规划。清洁饮水严重缺乏,基本没有自来水,有自来水的地方自来水也没有经过科学净化,直接饮用的井水没有经过技术检测鉴定合格。水泥公路与公交系统尚未完善,有的地方公路损坏极其严重,一方面在于缺乏日常维护与管理,另一方面直接与公路质量相关。有线电视还没有普及,宽带网络极其有限。除家庭电视与体力劳动外,文化娱乐健身设施欠缺。消防设施、太阳能利用、沼气利用等方面尚需加强。这次暴雪冻雨暴露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主要是新电线干大量折断,这一方面固然与本次恶劣天气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对其质量是个严峻考验,暴露了其明显的质量不良。因此,在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中,一定要注意质量管理与质量监督,坚决保证建设工程质量,而不能再制造“豆腐渣”工程。城乡联动缺乏体制的系统建构 制度与组织建设方面,除劳动力单向输出外,城乡联动缺乏体制的系统建构。各类社会经济组织不发达,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名存实亡。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经济建设方面,土地利用方式单一,一般以种植某种粮食作物为主,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乡镇民营农业产业化企业数量有限,缺乏规模经营。青壮劳动力基本上外出打工,打工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来源70——100%。养老等社会保障体制欠缺 社会建设方面,除合作医疗、低保外,其他社会保障体制欠缺,如养老,应对各种突发事故等。一胎计划生育达标率低,普遍生育在两胎以上。直接原因在于:养老保障主要依靠儿女,尤其是儿子。维持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靠儿女打工。由于收入有限、观念限制与劳动力转移,家庭农业主要劳动力来源也主要靠儿女,而不是依靠雇佣。维持家族地位与势力也主要靠儿女数量多。由于法治不完善,保障家庭安全在一定程度上也靠儿女。还有养儿防老、多子多富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由于城市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健全,许多城市的社会保障不是直接与户口挂钩,而是与就业单位挂钩,因此,一些已转移出农村的农业人口由于在城市找不到合适就业,生活极其困难,期待恢复农业户口,出现了一种逆城市化现象。文化娱乐单调贫乏 文化教育与道德建设方面,除看电视、打扑克、打麻将外,文化娱乐单调贫乏。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一般为初中,女性则为小学。义务教育流失率高,达标率低。原因在于: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依靠打工,许多初中未毕业的农村学生纷纷外出沿海打工。以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新农民培育缺乏,大部分外出农民工未经过专门培训,留在农村的农民更缺乏社会教育。消防意识淡漠,乱搭电线与违规使用电器与燃气现象比较严重,火灾隐患多。生态农村与生态文明意识薄弱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废物与污物处理欠缺,厕所建设不合理,没有良好的排污系统。生态农业、生态农村与生态文明意识薄弱,生态经济不发达。思路:新农村建设的六大误区有人把新农村建设归结为“一看路,二看住,三看环境,四看树”,新农村建设是否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新农村建设与以前一再反复倡导的乡村建设、农村建设究竟有什么不同?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般意义的农村建设,而是要根本改变传统的城乡分离、工农分离、城市单向抽取农村资源的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重新定位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农村全面告别土地经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自足经济,走上城镇化、市场化、科技化、生态化、产业化、新工业化的现代化轨道,使土地农业文明转型为市场工业文明与市场生态文明。21世纪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以往的农村建设根本不同之处,应在于制度创新、观念变迁与文明转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新农村建设就只能是重复以前一再倡导的乡村建设而已。从这一思路看,新农村建设必须澄清以下六大误区。新农村建设固然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但它并不等于基础设施建设 清洁用水、沼气、电力、燃气、通讯、网络、消防设施、住房、道路、桥梁、水利、农业机械、文化娱乐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完成这些工作,只是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开端,而不是意味着新农村建设的大功告成。新农村建设固然离不开国际开发机构、政府、企业部门的援助与救济,但它并不等于外来的援助与救济 农村资金与技术薄弱,外来的援助与救济是十分必要的,但它仅仅只能发挥协助功能,并不能完全替代农村自身持续的成长活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仍然只能是农村与农民本身。新农村建设固然需要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新农村建设并不等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医疗、教育、养老、抚恤、转移就业等,都应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之内,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农村建设中的风险因素就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但社会保障仅仅是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安全网,是新农村建设成功的基础与保证。新农村建设固然要提高农村大多数地区与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它并不是以平均主义的方法去进行建设 中国农村区域的地方资源特点不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不能以同等的投资、技术、方法去进行建设,而应该在原有发展水平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区的具体资源与风情,建设富有地区特色的新农村,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就单个村庄而言,新农村建设也不是平均分配集体财富,而是按照集体与家庭(或个人)的双层经营模式,根据要素与效益进行分配,不能完全取消集体这一层次的分配收益,要留够集体自主发展的空间。新农村建设不是农村与城市分别建设 不是要农村独立自主地发展,使农村永远成为农村,而是要农村更加紧密地与城镇结合互动,进一步融入城镇化的轨道,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新农村建设不应该进一步污染和破坏农村生态环境,而主要是保护、修复和改良农村生态环境 大规模地耗用土地资源、林木资源、水资源,不断污染空气、河流、土壤,不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方向。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构建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绿色食品产业)、生态经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观光农业)、服务经济。对策:向着社会和谐化方向迈进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在以下六个方面需要切实加强: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使城乡基础设施差异不断缩小,使农村也能够较快地赶上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服务化、城镇化、生态化、社会化的潮流。因此,需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清洁饮水、有线电视、宽带网络、消防设施、太阳能利用、沼气利用、水泥公路与公交系统、文化娱乐健康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步伐。通过制度建构使农村向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和谐化、生态优良化、文化多彩化的方向迈进 制度与组织建设方面,要通过制度建构使农村向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和谐化、生态优良化、文化多彩化的方向迈进。着力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农村管理规范化制度、城乡市场一体化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生态安全监督与风险评估制度,农村环境责任制度与保洁制度,文化教育技术创新制度,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各类农村经济社会组织。必须在农村构建包含资本市场、信息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人力市场在内的完善的市场制度。稳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民渐进地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健全农民自组织化的制度,维护农民组织的合法权益。改良并发展以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承担风险、合作收益为基础的农村各项合作制度。有序建设城乡一体、互助、联动的城乡和谐融合制度。健全有关法律与管理制度,切实转换政府管理职能,建设以引导和服务农民为职责,而不是以创业赢利为目标的新型乡政府。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技术创新 经济建设方面,要使农业向着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公司化、多样化、科技化、生态化、绿色化、服务化、自主合作化的方向迈进。大力发展节水节能高效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观光农业,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技术创新。要使农村社会向着安全保障化、社会和谐化、全面小康化的方向迈进 社会建设方面,要使农村社会向着安全保障化、社会和谐化、全面小康化的方向迈进。进一步完善合作医疗制度,积极推进老龄、孤儿、贫困与意外方面的保障制度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社会。对农民工要普遍推行综合保险,包括劳动保险、意外保险、医疗保险等,有条件的城市,要有序地不断地使长期在该城市服务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市民。使农村文化向着多元化、多样化、多彩化、现代化,农村道德向着规范化、合法化、合情合理化的方向迈进 文化教育与道德建设方面,要使农村文化向着多元化、多样化、多彩化、现代化,农村道德向着规范化、合法化、合情合理化的方向迈进。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文化教育娱乐健康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确保义务教育的完成与达标,大力发展多种形式与内容的社会教育。在核心价值观与道德建设方面,要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八荣八耻观、生态文明观引领新农民培育,大力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积极推进传统道德的科学化、规范化、合法化与现代化。从观念变迁看,新农村建设要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主性与自觉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面向市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新农民。因此,新农村建设应该成为对农民的一场思想、行为与文明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政府及有关开发机构不仅要传授农民各种实用的知识与技能,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知识及其技术,以提高农民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尤其要着力培育农民的市场与创业意识、法律与维权意识、风险与安全意识、生态与社会意识,使新农村建设普遍成为现代文明对农村的洗礼,真正使农村迸发出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使整个农村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改良,切实建设农村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使整个农村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改良,切实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在农业生态经济方面,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有机农业、观光农业。科学使用农药与化肥,加强食品生产的检查与监督;在生态农村发展方面,要积极推进生态村落与绿色家园建设,全面推进农村保洁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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