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儒林外史》假名士代表人物是牛浦郎。
牛浦郎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市井少年，既无功名，也无才华，偶然得到一本已故诗人的诗集，便冒名顶替混迹儒林。他凭着一点小聪明，居然一度还混得如鱼得水，连堂堂县官都差一点为他丢官。作者以三回半的篇幅详细描写了这个小的故事，于不动声色中再现了一干人的丑态，引人一笑的同时寄托了深沉的感慨。
赏析
文章表面上看来是写牛浦郎如何从一个社会底层的上进青年成长为积年巨的，实际上也鞭挞了社会上的不学无术，读书人的互相欺是彼此学问不够的后果，精力放在客套上，仪式上和捧臭脚上。牛浦郎每每碰到问题都能以术化解，而且越来越顺手和炉火纯青，这也鼓励了当时社会的人风气。
吴敬梓在刻画牛浦郎这个人物时，注意了展开社会环境的描写，在这个社会里，不管人们有多少种不同的身份，归根结底，不是人者就是者。万雪斋、牛玉圃等人固然是牛浦郎效法的极好榜样，而董知县、向知县以至好心的老和尚、黄客人这些者，又何尝不在从另一个角度鼓励着、滋养着的成长。
真名士杜少卿，假名士赵雪斋。真名贤有杜少卿、迟衡山、虞育德、庄绍光、萧云仙、沈琼枝、余大先生、余二先生、虞华轩、凤四老爹。真名士：不拘泥于世俗的儒士-王冕；洒脱不羁的狂人-杜少卿人。假名士：弄虚作假的才情-赵雪斋；清高面具下的虚伪-二娄公子；华而不实的名声-杜慎卿。《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儒林外史》脱稿后即有手抄本传世，后人评价甚高，鲁迅认为该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认为其艺术特色堪称“精工提炼”。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更是影响颇大，早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传世，并获汉学界盛赞，有认为《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薄伽丘、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提并论，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太不厚道了!
各位老师:早上好! 我的论文题目是:论《三国演义》的“三复情节”。选这么一个题目，最主要的还是对其新颖的艺术建构产生了共鸣。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研究其“三复”模式对我们领略中国小说的艺术魅力有很大的启发。 “三复情节”理论最早由杜贵晨先生提出。他在其著作《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重点阐述了“三复情节”的含义、剖析了中国古代数字“三”的观念、叙述了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探讨了《水浒传》“三而一成”的叙事艺术及《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归纳出了67部通俗小说中含有的97次“三复情节”。 国内学者郑铁生在《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提到了“以三为法”的叙事结构，美国著名汉学家浦安迪其所著的《中国叙事学》中提到《三国演义》有一个突出的次结构特点是经常运用定数序列事件，其数字序列的基础经常是“三”，实际上他的这种说法类似“三复情节”他的另一本著作《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也提到一点:说是不少三国戏和说书段落都以某一件事三次发生为基本图式--如“三让徐州”、“三勘吉平”、“三顾茅庐”、“三气周瑜”等。 在论文方面，张文在厦门教育学院院报上发表了《浅论聊斋志异的“三复情节”》;梁雁在泰安师专学报上发表了《论红楼梦的“三复情节”》，刘福泉，王新玲在河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三”理论对巴金家.春.秋创作的影响》等，都较详细的研究了我国一些名著的“三复情节”，而唯独《三国演义》是个例外，故尔学生不揣浅陋，便动笔写起了《三国演义》的“三复情节”来。 “三复情节”是中国古代小说一种耐人寻味的模式，一个突出的美学现象。《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运用是十分成熟的。 我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写《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 一、何为“三复情节” 首先介绍“三复”一词的出处,它最先见于《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然后解释“三复”所表示的意义;再讲“情节”的定义:它是指事件的形成系列或语义系列;最后借鉴杜贵晨先生的定义，概括为:“三复情节”即指“叙事作品写人物做一件事经三次重复才能完成的情节设计。其特点为:同一施动人向同一对象作三次重复的动作，取得预期效果;每一重复都是情节的层进，从而整个过程表现为起--中--结的形态。” 二、《三国演义》中的“三复情节”分类研究 (一)“明写”型“三复情节” 即“三复情节”置于明处。“三复情节”置于明处的标志是数字“三”出现于回目，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明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连写”式和“断续”式。“连写”与“断续”取自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结构时注意到的序列事件。如七擒孟获是连写，而三气周瑜乃断续。 1.“连写”式的典型例子是“刘玄德三顾茅庐”，刘备三人一连三次拜访孔明。在一回书里把这么一个事件连续不间断叙写完毕。 2.“断续”式的典型例子是“孔明三气周公瑾”，一气在第五十一回，二气在第五十五回，三气在第五十六回，三回叙一事，堪称断续之典范。 (二)“暗写”型“三复情节” 主要是指“三复情节”隐藏在文中而不是直接出现于回目处，一般不太明显，仔细读来方可发觉。 1.以淡化数字痕迹来叙写“三复情节” 作者不用一、二、三标明所重复的次数，第五十三回写“关云长义释黄汉升”，内中有“黄忠三射关云长”的情节片段，说的是攻打长沙的时候黄忠因被战马掀翻在地，云长义释之。黄忠为报不杀之恩，接连虚拽弓弦，只字未提“第一、二、三次如何”，却把“三复情节”写的惊心动魄。 2.以时间序列来表现“三复情节” 张飞在葭萌关大战马超，也是用了“午后”、“歇马片时”、“夜战”三个时间名词。便代替了一次、二次、三次刀光剑影的鏖战。 3.以数字“三”总括一件事完成的状态的“三复情节” 我自己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三复情节”。它只用数字“三”来总括一件事完成的状态，这件事的过程被写作者省去了。 如“操先令许禇、曹仁、典韦领三百骑，于傕阵中冲突三遭，方才布阵。”[4]P66这便是典型的省略了发展过程的“三复情节”，第一遭、第二遭、第三遭是如何冲突的，是一个悬念式的情节。毕竟它写的是 文学 艺术，我们完全可以大胆想象，这无碍大局。如果作者换一种说法叫“许典曹三突傕阵”，用回目标示出来，再大些特写这三次冲阵是怎么的激烈，如何的精彩，也未尝不可。 这类例子在《三国演义》中有很多。 三、《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成因 分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两个方面。 1.表层原因:主要是指《三国演义》“三复情节”源自三国史书、平话小说及“三国戏”，例如史书:《蜀书.诸葛亮传》载:“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就这么一句话，这便是“三顾茅庐”的最初源头。“三往”经过艺术加工，便成就了一个经典的“三复情节”--“三顾茅庐”。 2.深层原因:说起来只一句话。即“三复情节”的关键在于一个“三”字，这个中华民族自古崇尚的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 心理 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古人认为“三”是“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渐次由一个哲学基数发展成为礼数，最终衍变成了中国人行动原则的一个定数。那便是讲究“礼以三为成”，古代臣礼呼万岁曰:“万岁万岁万万岁。”重复三遍。思考问题讲的是“爱扬而后行”。喝酒要“三巡”。等等。在文本中反映出来，便奠定了中国“礼以三为成”的文化传统，成为了中国作家们不可忽视或省略的一个文化现象。典型的有《弟子规》、《三字经》都尚三字一句。在文本中的情节构思上也讲究“三次成一事”。
您好
[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社会众生相，精简典型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其中的人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的人物，只是不同地时代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所变化而已。本文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性格定型的世俗老人，一个是成长中的儒林青少）出发，去论证要客观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
[关键词]：《儒林外史》；胡老爹；匡超人；客观评价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笔触是不限于儒林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于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①《儒林外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由于《儒林外史》风格的活泼与幽默，使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写实主义上，但是如果我们将《儒林外史》当史书来读的话，或许更能客观地把握处在那种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更能客观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需要强调的，《儒林外史》中虽有“春秋”笔法，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当史书来读，但因为书中对崇高理想前景的暗淡描述，使作者自己的立场不能像孔子当年编《春秋》时那样坚定扎实、盛气凌人了。吴敬梓内心是一团难解之谜，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而取代以不明确的暧昧。中外文学史上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暧昧不清，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琢磨。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像《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往往在任何时代都会换着面目出现，所以就成了人类世世代代也摆脱不了的问题了。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人生富贵功名，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古及今，没有一个是看得透的！小说楔子里的王冕形象虽则是一个钦崎磊落之人，但没有一个读者不会认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而全书写得最热闹的大祭泰伯祠，最终也只是昨日淮河，成为追忆。贤人已去，其业无继，“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人怎样活着才是个标准呢？作者在怀疑困惑的同时也在寻找出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杜少卿的形象，也只是作者反抗的一种形式，他也并非说杜少卿那样才是绝对的好。吴敬梓的“千秋快士”也不是指那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只是以此种荒唐的写法否定现有的体制与世俗，把人们从这事实中警醒过来罢了。
我们来看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虞博士的一段话：三山门贤人饯别之际，虞博士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担米，每年养着我们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此临别一番见肺见腑的话，很值得玩味。首先，他对于以主祭泰伯祠为象征的礼乐兵农理想只字未提，表明他对它深深失望；其次，一仍“真儒”本色，不故作清高之语，出仕乃迫于生计，从中亦可窥见苜蓿生涯之清苦；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规划子女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学医，而不是沿袭父祖辈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时至此际却置礼乐于不顾，只提教子孙学医，这种取舍，不正表明虞育德这样的“真儒”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么？连虞育德这样的“名贤”也要扬弃充满浓郁的封建气息的“礼乐”而另寻生计，这对当时的广大士子不是大有启迪意义吗？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他更是以一种“看穿了”的目光，淡然地看待其形式方法上的缺陷和士子们的种种作弊现象，与其管制之，不如听之任之，这种漠视、超脱的态度站得比平常人要高，当他以一种“开玩笑”“不当真”的态度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一种幽默，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气度，而他以德化人的宽厚仁爱之心，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豁达乐观背后的无奈。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应试，“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十分糊涂，居然将“这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被虞育德发现，连忙将它取出“藏在靴筒里”，又抽便悄悄还给这个考生。事后该生来谢，他却“推不认得”。武书问其何以要否认，他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呜呼！如此宽厚的处事态度实在是虞博士“没奈何了”才这样做的！
作者对所谓偏正面人物的理想的怀疑，正是对他回归传统的道路的一种怀疑。他对自己的立场的不明确，是他面对所谓偏反面人物的时候，态度暧昧，使他内心的矛盾与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把具体的事实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以警醒世人，让世人自己去思考。他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那种社会体制的千疮百孔若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荒诞下去。而在那种荒诞的社会里，人们的荒诞行为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给了他们太多荒诞的理由。我们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一老一少的事例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胡老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胡老爹，作为《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范进的配角，他的故事见于他的女婿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广东南海人，在某集市上杀猪卖肉，人称胡屠户，晚辈中也有尊称他胡老爹的。在范进的故事中，他个性闪烁、夺目耀眼，给人印象最深。因他曾单手打过“文曲星”，又一把年纪了，这里我们就称他胡老爹吧。胡老爹先后登场三次，第一次出场是来为女婿考中秀才贺喜的，却全然没有一句美言赞许之词，满口的牢骚话语里，言辞带刺，字字钻心；第二次出场是范进向他借参加乡试的盘缠，把胡老爹从后场拉到前台来的，胡老爹非但没借给范进一文盘缠，反倒把女婿范进的相貌、才学数落了一番，甚至将范进中秀才、中举人的玄机都全数抖落出来；第三次出场是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胡老爹前来贺喜，这次他的态度和前两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他的“举人老爷”和“贤婿”当“文曲星”来崇拜。
鉴于以上种种，在胡老爹的“个人档案”里历来就充斥了“粗俗市侩”、“投机善变”、“趋炎骄贱”、“鄙视贫贱”、“膜拜权贵”、“变色龙”等判词，尽管评论家对胡老爹的判词有失激烈，但是总体上还是一针见血有的放矢的，毕竟胡老爹以他出色的表演事实证实了这一切都是有的。然而生活在尊重个体、公正、权利的现代社会的我们这些文学读者，固然有大胆的阐发见解、甚至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判别与裁决的权利，但也不能无视胡老爹是那个社会低层市民、一个很难摆脱世风习俗与偏见的寻常人这一“弱者”身份，特别是在对他的言行做出“判断”“评价”、或是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时，更应与之“对话”、“交流”，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生活境遇，了解他当时的所思，理解他当时的所为，在他无故遭指责、受委屈时，理应为他作合理申辩。我们申辩的结果认为，胡老爹虽然世俗，但是也算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从他嘴里吐出女婿的刺耳之辞，也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胡老爹对晚辈并无一丝恶意与坏心眼。范进才学有限、却不自知，对科举依然咬定科举不放松，得了“相公”，还盼着做“老爷”，不惜借盘缠也要去碰碰运气，胡老爹胸中对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的。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是满嘴粗言，天生一幅直心肠，口直心快，肚子里没有弯弯道，当他看不惯女婿范进的所作所为时，“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拿出长辈的架势，甚至采取刺耳的训斥与谩骂。“现世宝穷鬼”、“癫虾蟆想吃起大鹅屁”之言语虽然有点过激，但那种对晚辈的“爱之越切，恨之越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理，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卧草堂回评说:“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骂范进时，正是爱范进处，特其气质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细观之，原无甚可恶也。”②我们从他主动替范进在自己行事里寻一个馆，赚些银子养家糊口这件事上，便能看出他的爱子之心，纵使他不是为范进着想，血脉相连的亲情使他割舍不下对自己女儿的关切。
其次，胡老爹不好高鹜远，很讲实际。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杀猪卖肉为业。多年来，起早贪黑靠双手挣钱，虽说他的经济收人比他的女婿范进要富裕些，可“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对他来说挣钱确实不易。当范进向他借钱参加乡试时，他不借钱委实有他的道理与难处：范进考中的机会微乎其微，家境已经困窘至极，倘若此番科考再次不中，岂不如胡老爹所料，把钱往水里扔吗？把钱借给女婿往水里丢，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倘若胡老爹很热心的借钱给范进去考试的话，那么对困守科举而不能自拔的范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会助长他的执着追求，这样下去，他的家境就更难想象了——白首穷经，却未搏得一第，生活困苦，落得个卖儿卖女的倪霜峰就是不中举范进的先例；也许范进的窘迫连倪霜峰都不及，毕竟倪霜峰还有五个儿子可卖，而范进则无一子一女可卖，难解燃眉之急。面对沉重的现实人生，范进是不会思考这些生存问题的，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胡老爹肯定会思考的，他便慢慢地养成了珍惜金钱的习惯，对此，人们大可不必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第三，胡老爹满怀喜悦地对待范进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范进中相公后，他“手里拿著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人，他“领着烧汤的二汉，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中相公时，他对范进教导了一番，别时是“横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中举人后，口口声声称“贤婿老爷”，“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有论者指出：“范进中举后，胡老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前骂范进为‘现世宝穷鬼’，现在是‘贤婿’、‘老爷’；以前说范进‘尖嘴猴腮’，现在则说‘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我认为尽管胡老爹言语有前倨后恭之嫌，但他内心深处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那份情结一直没变。倘若我们把胡老爹的送贺礼、称贤婿视为世故，那是不客观的—— 别忘了，他是唯一一位两次前来贺喜的人。只是范进中举后，周边邻居一个个都兴奋异常，“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无亲无故的张老爷送来了五十两银子，还另赠送房屋；有些人竟然自甘情愿地做奴仆、佣人，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胡老爹自己的“乘龙快婿”“半子”中举呢？由此观之，范进中举人，成就了一场“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事业，胡老爹的喜悦、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自豪、爱抚之态表露于行为，绝非“势利”所致，而是“人情”常理之使然。纵使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乖觉、前后判若两人之处，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吴敬梓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紧紧围绕八股功名和封建理学精神侄桔使多少人天良丧失、人性被扭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把胡老爹放在宽广的社会背景上来写，把胡老爹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来写，把胡老爹的灵魂放在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来写，多角度地展示了胡老爹个性化的性格内涵和独特的生活态度，表现了其生活思想的本真的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儒林外史》人物中，给胡老爹颁发一个最佳世俗长者奖，想他以前招来的声讨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些许会抹平一些吧。吴敬梓对胡老爹的态度与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持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整个态度是一致的，吴敬梓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批判者、裁决者。正是由于《儒林外史》在对胡老爹如实描摹、严峻评判的过程中，做到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塑造形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匡迥是能够用情有时有度的“超人”
如果说胡老爹的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看匡迥的人物形象。匡迥，号超人，浙江乐清县人，“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做生意，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碗饭吃。此时由马二先生将他引出，才22岁。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是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尽管不是孔夫子的原著，但却还是没有离开儒学之名，甚至他所读的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还是取功名最快的一条途径呢。所以马二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遂对其谆谆教导，进行思想洗礼，并且从物质上促使其很快踏上读八股求功名的科举正道。后来匡迥运气好，遇到李本瑛而进学，又经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熏染，找到了出名的“终南捷径”，再经潘三好友进行调教和训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就为那个体制中的心应手的“儒生”。也许是他“内行克敦”的品行，“才气极好”的文章，让昔日老师李本瑛难以忘怀，于是再缔丝萝提拔到了京城做内廷教习。而当他在书中下场的时候还不足30岁。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短短几年内，年纪轻轻的就出人头地了，真的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啊，甚至在今天来说作榜样对待也不过份。但是历来评者对匡迥的判词都使他这个榜样不能做下去。说他“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③我不打算对匡超人的人物形象做概括地分析，只想依据事实，针对评者对他有微词的地方作一一解释，进而说明，虽然匡超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做过一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事情，但在大的原则上，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他深深地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强人，只有自达才能达人”。他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只有我自己今天好起来了，明天，我才有能力回报我的亲友。” 匡迥能够用情有时有度，决非平俗之人所能及，所以号曰“超人”。下面我们分他和亲友的关系来看他的行为。
（一）匡超人与其父。起初匡迥流落杭州之际，对马二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十分伤心。返家之后，乃父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其父“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大小便。他还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乃父形体之病渐有起色。与此同时他又积极采取措施清除乃父内心之病。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乃父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村头失火，他连续三次翻入屋中救出父母和嫂子，还有他卖豆腐办杂货店，无不显出了他的孝心与个人能力。以上孝行一直受到评者的称赞。当然，到他父亲去世之前，匡超人除上府考试二十多天而外，一直对病父尽孝到底的。等父亲安葬之后，“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是可见其心的。所以，匡超人对其父的孝行没有可辩的。
（二）匡超人与其母。如果说匡迥对其父的孝行没什么可弹劾的话，他后来很少回家看母，却被好多评者判为“孝衰”。这其实是冤枉了匡超人。在因李本瑛的风波去杭州避险的两年中，匡超人未曾回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不用解释的。后来得知“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寄书说“要照看他”。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从杭城归来应试。考完送过宗师未曾返家，依旧回省。有人对这有说法，其实这是很应然的事情。匡超人被取一等第一，得先办妥杭城事情，再“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呀。杭城有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三两年来的家当，朋友圈子也在这里，但温州什么也没有，总不能只身回家吧。所以他到杭州之后，与潘三商议，“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这些都是必须走的过程啊。后来之所以未回的了，因“正要择日回家”，潘三事发，故而又面临一场官司，逃避京城应该是上策。再后来，他考取教习，从京城回杭州“取结”，等取定了结之后，他有得回京城找差事做，因为生计大事的安定才是长远之计，以免夜长梦多。而对于母亲来说，她身子并未不适，又有匡迥兄嫂照顾，杂货店里老二也一直在放本钱，生意也足够一家子支销。儿子儿媳孙女都在跟前，不会孤独，即使想二儿子了，可有个儿子在外边拼事业，做母亲的也会从内心里支持他的！虽则曾经做得梦中与儿子不得相见，但这时匡超人才不到30岁，日后衣锦还乡是肯定的事，更不象有些论者说：“终此一生，他未曾再与乃母相聚。”④那样恶毒的断语。如果把匡超人以后的生活写进小说里了，作者对社会的抨击力度肯定会减弱，故而作者让匡超人早早下场了。在封建社会中，当匡超人多年以后荣归故里，其母因子而贵的回报，比起两个儿子愚死母亲膝下如何？
（三）匡超人与其兄。匡二对匡大一直是“敬重到底”的，但关于一件事评者是有微词的。老二回杭州取结时见到其兄，他有这样一些话：“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由于在书中没写到将来，但是按照匡超人以往的表现，上面这些话不是只在哄他哥哥开心吧？“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这些都是眼下的事实。关于“凡事立起体统来”正是匡超人之所以号叫“超人”的实证了，他做什么像什么，做了官了，当然哥哥也应该被人称为“老爷”了，让哥哥立起体统来竟被人说成对哥哥打官腔，真是愚人之见！
（四）匡超人与其妻郑氏的关系，牵扯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匡超人与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好，我们不多叙。匡超人自始至终提起马二便说：“是弟的好友”，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但当冯琢庵问起马二的选手如何时，匡超人有一句话得罪了天下有徒弟的学者：“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然而匡迥说得的确属实啊：“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文如其人，马二的迂腐是有名的，当大家提起杜少卿的《诗说》时，只见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何其迂腐也！再看书店里的人是怎样对比他和匡超人的：“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六天）！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自己说出来叫“吹牛”，别人说了总是可信的吧！冯琢庵问匡超人的看法，他总不能失了专业精神吧？马二帮过匡二，算朋友，算兄长，但在专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压抑后辈而令其一味虚捧前辈吧！
（六）匡超人与潘三。在潘三的事情上，当是评着冤枉匡超人最重的一处了。潘三对匡二的好我们也不多叙了，同时匡二一直也没有忘记潘三对他的好。潘三进监后，他当着蒋刑房的面肯定了潘三的豪杰行为。然而他不去监里看潘三，一直让多少世人想不通啊！有人说他“恶赛潘三”，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也正是匡超人不寻常之处。匡超人这时正处在事业的紧要关头，时刻维护自己的清洁，时刻扮成忠于朝廷的样子，是他机灵的表现。他有句话说得很具体：“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得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潘三监狱已进，看也即刻看不出来，作为未进监者匡超人，他得把握全局，得更谨慎一些，万一连自己也搭进去了，以后凭什么回报潘三呢？他说：“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的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用情有时有度，这才是真正的超人，若潘三了解他，会“凡事心照”的。匡超人作为一个精明人，绝对不会毁了他在省城杭州的声誉，日后绝对不会对潘三无情无义的。小说让匡超人匆匆下场了，读者切不可因为直接读不到他的日后行为就一味骂他忘恩负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评者说匡超人说的都是虚伪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建立在以后匡超人永远不回浙江的基础上的吧，但这哪里可能呢！匡超人做事一向到位，能进能退才是真超人，这是匡超人的气度，怎能以儿女情长、就事说事的小节拘束之呢！
（七）匡超人与自己。匡二跟着潘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其中本质上来说只是潘三的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匡二，也不会影响潘三的生意，所以我们没必要探讨。而匡超人前后的变化最大处，也是他受人攻击最严重处，当属两年内学会了吹牛皮走“终南捷径”这门手艺。然而这门手艺其实也是匡超人适应当时社会所必须的能力，是社会逼得他选择这条路的：
当其避走省城，卷入杭州名士圈中后，名士们信口雌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的种种言谈行事，匡超人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达到了浦墨卿、景兰江等人信口开河、随便扯谎的境界，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看浦墨卿是怎么说的：“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郸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杨执中是湖州新市镇盐店管事，从未去过京城，也就不存在与黄进士相与之事；而且他也未到过省城，与赵爷相好的事也是无稽之谈。只因杨执中曾是娄府座上客，浦名士便一相情愿地把他们二人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名士们的装模作样、依仗权势的真实生活状态便在他们的谎言中暴露无疑了。所以说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攀亲摆谱儿，贬低别人，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当王冕之类的理想主义者，被《儒林外史》的作者送走之后，天可怜见，为了维持文运而降下的那批“星君”便该粉墨登场了。这一批人物，可不同你讲什么“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也不跟你谈什么温、良、恭、俭、让，更不管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或“无欲速，无见小利”这些教条，他们实用得多。如果说，儒家的典籍他们还记得并准备奉行一些的话，那么在个人出路上他们只记得‘学而优则仕”；在财富聚敛下他们只记得“富而可求也”；在对待达官贵人上只记得“鞠躬如也”；在饭食方面只记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只记得“攻乎异端”这几个字了。不要过分怪罪他们的个人操守，那个社会的现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没有权，没有钱，就寸步难行。要在这个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读书——做官，做官——弄权，用权——换钱，这一条“康庄大道”。
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因为他们即使被骂作败家子也能生存下去，可匡超人不行，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他还要步他父亲的后尘吗？难道他不应该改变了吗？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木的权力，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吧！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的好一点，匡超人跟社会保持同步且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错了吗？显然没有。在吴敬梓的笔下，匡超人是幸运者，也是聪明人。他遇到一个又一个热心帮助他的人，拥有一个又一个机遇，而且，他又都能迅速而又谨慎地抓住了这一切，不失时机实现理想。来之不易，他当然不想使拥有的一切变成南柯一梦。如鱼得水，匡超人成功了，他成功得不卑不亢。然而我们依然要重复的是，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并因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卧闲草堂本回评指出：“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一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不欲势利，当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挟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⑤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匡超人一个人，也不仅适用于儒林外史那一个时代。我们当把人物放到现实社会中去客观地评价。
[注释]：
①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76页。
②同上，258页。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卷四341页。
④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中华书局，，104页 。
⑤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65页。
[参考文献]：
①徐向顺.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胡屠户——《儒林外史》的胡屠户人物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4].
（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您好,我就为大家解答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发言稿，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相信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一、对现实与虚幻的描写是双向的 《儒林外史》对现实与虚幻的描写是双向的。
2、这个双向，一个指向现实，即向传统的思想武库寻找医治现世的良方；一个指向虚幻，即与现实决裂而且向传统挑战的迷茫。
3、“文行出处”，厌弃“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中正面人物的基本品质。
4、他们奉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5、作品开宗明义就写了一个王冕，他刻苦自学，他不求官爵，不事权贵，卖画过活。
6、其意在“借名流隐括全文”，犹在读者面前竖起一面明镜，这面镜子也就是作者向传统的思想武库寻找医治现世的良方，书中那些接踵而至的人物，一个个在王冕这面镜子面前原形毕露。
7、作者生活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民主观念，影响着作者自觉不自觉地使笔下的某些人物闪射出近代民主思想的光辉。
8、二、用写实与夸张手法相结合来揭露现实的虚伪性与欺性 《儒林外史》真实地再现了一代儒林生存的真相，马二先生，一个被科举制度弄得不知所以的受害者，却无比坚信科举乃天经地义的人生头等大事。
9、范进，一个年年参加科考，历经几十载的，却一再落第，当穷其一生而高中之时，竟喜极而疯。
10、王玉辉，把鼓励女儿殉情，当做青史留名的“好题目”，又在女儿死后悲悼落泪而不得已外出。
11、高尔基说过：“艺术的目的是夸大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它引起厌恶，激发为的决心。
12、来消灭那庸俗贪婪的小市民习气所退成的生活中可耻的卑龌龊。
13、”《儒林外史》通过冷静的描述，极尽可能的夸大，在写实与夸张之间的强烈反差就会使人一看便知是无稽之谈，充分显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荼毒。
14、 三、以写实手法讥讽世态人心 《儒林外史》的写实手法虽冷静、平实，但行文极具分寸感，描绘了世态人心。
15、作品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塑造性格，作者的写作目的隐藏在人物的言行举止中，这种通过人物活动“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展示客观、真实的现实世界的手法。
16、正如鲁迅先生曾说“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17、作品完全是事件场景的客观描述，通过细节描写指向人物的内心世界。
18、如周进从“哭了又哭”到“说说笑笑”。
19、把一个对科举抱有幻想而又备受压抑、苦苦挣扎的老书生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了，这细节描写反映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前后一对比讽刺效果自然呈现。
20、扩展资料：《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的创作主要运用了纪实、剪辑、集中、综介、变形、理想化等方法，并呈现出整体性的特点。
21、吴敬梓以生活中的人物原型为基础，运用这六种创作方法，创作出了高士土冕、名士杜少卿、真儒虞育德等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
22、然而在吴敬梓将生活中的人物采撷到作品中，将生活原型创作为艺术形象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是对真儒虞育德、庄绍光等理想人物的塑造上，表现出不重才学重品德的倾向。
23、 在人物塑造上，《儒林外史》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
24、作者塑造人物形象以真实为最高原则，即按照人物所处的特定情景，写得符合真情实理。
25、就是反面人物也常有可取之处，而不是脸谱式描绘。
26、小说中许多人物性格处于流动发展状态，和现实生活十分贴切。
27、如范进、荀玫因地位升迁而变异，匡超人、牛浦郎因受环境污染而变色。
28、吴敬梓笔下的人不是定型的，也不是单色的，而是杂色的。
29、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它不但具有与其它优秀小说共同的特点,即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它自己所独具的特色,即强烈的讽刺性.它的这两种特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光怪陆离的长幅画卷.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作为一部讽刺杰作,鲁迅高度评价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认为它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使后来者难以为继.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的成就曾有过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见《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以其三十万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像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琼枝等,个个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讽刺’.”正是如此,它所讽刺的形形色色的丑恶人物和事件,都是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是曾经出现过的事情.可以说是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摄取而来,作者虽不加任何评论,然而事实的可笑、可鄙、可恶和不合理的特性却立刻跃然于纸上.作为讽刺艺术的典范,它的高明处主要在于是用真实而典型的故事情节来体现讽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对形象作如此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笔写来,读者却感到心驰神迷,余味无穷.如第三回写考官周进因为自己有过辛酸屈辱的经历,所以对穷困不堪的老童生范进格外垂恩,先后以全副精神细读范的试卷,第一遍觉得不知所云,是篇坏文字；过了一会读第二遍,却“觉得有点意思”,不坏了；后来读第三遍时竟忽然认为它是“天地间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认定自己不是“糊涂考官”.醉心举子业的选文名家马二先生除了高头讲章,其他几乎一无所知,游览西湖面对秀山丽水全无会心,唯见其一路大嚼不停.对眼花缭乱的各种吃食却馋得咽唾沫,看到鱼翅燕窝从眼前端过去就羡慕,看到皇帝御书就舞蹈扬尘,磕头跪拜,看到书店里卖他的“选本”,就翻翻看看,打听销路,这些如实的描写,活画出一个迂腐寒酸、精神空虚而可笑的落魄冬烘先生的形象.当了翰林编修的几位老先生孤陋寡闻,经常闹笑话；附庸风雅的杨执中抄袭前人诗作,若无其事地署上自己的尊讳,但相府公子对此叹尝不置,鲁编修也并不怀疑其为膺品.蘧駪夫得到海内孤本,添上自己的大名饮誉文坛.牛浦郎冒着别人的名字,到处招摇撞.一省学道连北宋苏轼的大名都不知道,结果成了帐下门客的笑料.再如第十七回“斗方名士”浦墨卿、支剑峰和匡超人关于“中进士”和“全福”的争论,把所谓“名士”灵魂的空虚,生活的无聊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作者明明是在讽刺这些官师、儒者、名士、山人,但他只是狡黠地隐在一边,没有片言只语的直接抨击或挖苦,有的只是用白描手法竭力刻画的形象和场面,那些可鄙可笑的人物一个个纷至沓来,登场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这是非常高超的讽刺艺术,它的讽刺效果远远高过于作者直接出面作讽刺和嘲弄.探其原因,当与吴敬梓的身世、生活、思想和奉行的创作方法有关.他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饱受儒学的熏陶,由于中秀才后一直不曾出仕,又性耽挥霍,长期过着“困穷途而瑟缩”的生活,对科举氛围笼罩下的社会现实体察和感受日益加深,完全有余裕提炼足够的故事情节,以塑造他非常熟悉的各种人物形象.可见,对生活熟悉而真实的描绘,正是吴敬梓笔下人物之所以生动的原因之一.当然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爱憎更是构成作品讽刺性的基础.加上他有极为高超的文字表现能力,于是许多“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事物,经他写出,便令人感到“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了.像那个家境豪富而又悭吝成性的严监生,自述其仅有“几亩薄田”,平时舍不得买肉吃,独生幼子吵吃,“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临终时为了灯盏燃着两根灯草,竟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描述这样生动的情节,就足以塑造守财奴的形象了.正因为作者有—十分厚实的生活底子,又娴熟地应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刻画伪妄也好,抨击习俗也好,总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那些借助直接嘲弄,缺乏真实性的讽刺作品难免询意浅露,如同漫骂,自然不能望其项背了.《儒林外史》有正面的人物和肯定性事物的描写,从而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追求和理想,但揭露和讽刺知识界的丑恶、堕落以及科举仕途的荒谬和危害,则是最主要、最突出、最精彩和部分.不过,作品并没有停留在以此专刺某人某事,或仅作为陪衬烘托角色的程度上.它的讽刺矛头虽也落到各个具体形象上面,但实际上它把人物的种种秽行劣迹和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都与腐朽僵死的科举制度联系了起来,把批判的锋芒刺入到了社会的本质方面.这就大大高出于同类的作品.“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还能指望士品不破产,儒生不堕落吗?考取了“功名”,“出”者多成寡廉鲜耻的贪官,“处”则沦为横行地方的劣绅；考不取“功名”,孜孜砣砣,追求不息,糊涂迂腐,形同废物,或者混充名士,奴颜婢膝,利欲熏心,自欺欺人.哄吓,无恶不作的严贡生是如此,反复无常、道德沦丧的匡超人也是如此.难得仍有君子品行的马二先生又何尝免得了“迂腐”二字!八股文只是在特定程式里,变换些词句来阐发所谓圣贤经传道理的玩意儿,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已僵化透顶,中与不中,本无什么凭准可言.小说中人物所以可笑可怜、可鄙可憎,归根结蒂都归咎于科举制度的牢笼和毒害.小说描写的两个贫苦人家子弟匡二和牛浦,他们原先并不坏,后来为什么成了无赖和编子?就是因为沾了科举的边!揭露并讽刺科举制度在社会各方面散发的腐恶臭味,这正是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正是作为讽刺艺术的精髓所在.鲁迅所说的“秉持公心”、“以公心讽世”、“指摘时弊”一类评语,必须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和领会.此外,夸张手法的运用,也是构成《儒林外史》讽刺性特点的原因之一.利用艺术夸张,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我们知道,夸张是为了增强效果采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质是形象的强化.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一巴掌,再也回不过手指来,都是寓讽刺于夸张之中,这些高度的夸张突出了本质.范进对名利的潜心追求把命运押在科举业上,若痴若狂的精神状态；胡屠户的势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质.作者把这些真实本质的东西通过变形、夸张,成倍的夸大,使其原形毕露.这样就达到意趣横生,讽刺之光四射,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起着深刻批判作用.夸张不是失实而是更加突出事物的本质.周进撞号板,痛哭而至于口吐鲜血；范进见报贴,高兴得至于发疯；严监生见燃着两个灯芯就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这都是从生活中精选出的最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夸张,把人物的精神世界鲜明地展现出来,从而收到讽刺鞭挞的良好效果.作者无限夸大假的,给假的蒙上了庄严的外表,在与真的对照中让假的暴露原型,如匡超人吹嘘自己有学术,他说：“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处读书的人,家里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之神位.”这段话匡超人吹嘘自己的著作多,著作受欢迎,越吹越来劲儿,越吹越悬乎,最后说到自己受尊重时候就露了馅.我们知道,“先儒”是已经去世的儒者,因此牛布衣指出：“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乎?”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这样作者让人物自己大吹特吹,吹到一定时候,轻轻一点点出漏洞,达到讽刺的目的.《儒林外史》的讽刺性还表现在它往往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而不是作者直接表露自己的看法或抽象的议论,来说明某人具有哪种性格,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优秀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吴敬梓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并巧妙地把它和讽刺结合在一起.他以敏锐的洞察力透过事物复杂的表象,抓住人物的本质的、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把他放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中,突显人物的行动,通过行动自然地显示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如第五回“严监生疾终正寝”的一段,作者对严监生无一褒贬之词,而只靠人物临死前一个极平常的细节活动,就使一个地主守财奴的悭吝本性活灵活鲜地表现出来.只是因为这个情节的描述,严监生便成为久久活现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悭吝的典型了.作者揭示出人物前、后言行的矛盾,把事物发展的过程尽量的缩短,让相反的两种情况直接的相接,一针见血地刺穿灵魂.如塑造胡屠户这一形象,是将他前后相反的言谈举止加以对比,在对比中就跃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势利小人的形象.胡屠户对范进态度的变化,真可谓“大、快、自然而又准确”.他以范进举业上的成败为标准,像科学仪器一样的准确,测出范进地位的浮沉变易,从而决定自己的变化和变化的幅度.他对范进的称谓,中举前是“现世宝穷鬼”,中举后就变成“贤婿老爷”.对范进参加考试,他以前测之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中举后范进就立即从“癞蛤蟆”变成“文曲星下凡”.他的语言随着范进中举,从训斥、谩骂到讨好、取乐.他的态度从“腆着肚子”的高傲自得,恶则一口啐在脸上,骂个狗血喷头,变为毕恭毕敬,低声下气.他给范进治病以后,赶忙上去赔小心,见女婿衣裳后襟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倨后恭,一副道地的奴才相.甚至范进的外貌也因为中举,由尖嘴猴腮,不三不四,突变成方脸大耳,如此等等,变不胜变.这样,作者让人物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处于前后的尖锐矛盾之中.作者就用这种近似白描的手法,摒弃了不必要的修饰,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让讽刺对像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作者看透了人情世故,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讽刺被压缩在极凝练之中,因此,讽刺就具有尖锐性.鲁迅称这种讽刺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作者这种全让事实说话,全让人物自我表现,自我矛盾的讽刺手法,达到了“一挝一掌血,一鞭一条痕.”除上所述,《儒林外史》的作者,还擅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第四十五回余敷兄弟验土相坟的一段细节描写,可说是惟妙惟肖,绘形绘声.作者通过对余敷、余殷兄弟二人装腔作势,虽明明是人的勾当,却偏要使人深信不疑的神态心理的描绘,把两个可憎的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第四回写“遵制丁忧”的范进,在张静斋的怂恿下到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席上逡巡不肯用“银镶杯筋”,换了“瓷碗”、“象牙筋”也不肯用,可说是尽到了礼节,可是正当主人为难之际,他却把“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寥寥几笔便对所谓“孝道”的虚伪性揭露无遗.总之,通过细节的描述,对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露封建社会的虚伪,可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优秀的讽刺小说语言是幽默的,风趣的.《儒林外史》用富有口语特色的个性化语言,对各色人物的外貌、心理、行动进行刻画.当范进接到报喜的捷报,证实了他的梦想成为现实,这突如其来的欢喜,似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使他那长期受折磨而又脆弱的心灵都承受不住了,于是他疯了,嘴里反复说：“噫!好了!我中了!”这简短的三个感叹词,包括了很深的内容,这一连三句短促的感叹,交织着极度的痛苦和欢乐,“好了!”是庆幸人生的转机,屈辱穷困的生活从此可以结束了.“我中了!”是欢呼梦寐以求的名利到手了.我们知道,穷秀才,富举人,中举就意为着爬上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可以升官发财,可以作威作福.范进在极度兴奋的一瞬间呐喊出来的心声,就道出了他几十年辛苦的挣扎的奥秘,暴露出他性格中追名逐利的特点.如上所述,不难看出以讽刺见长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时又能运用生花的艺术之笔,遵循着艺术的规律去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您好
[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社会众生相，精简典型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其中的人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的人物，只是不同地时代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所变化而已。本文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性格定型的世俗老人，一个是成长中的儒林青少）出发，去论证要客观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
[关键词]：《儒林外史》；胡老爹；匡超人；客观评价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笔触是不限于儒林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于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①《儒林外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由于《儒林外史》风格的活泼与幽默，使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写实主义上，但是如果我们将《儒林外史》当史书来读的话，或许更能客观地把握处在那种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更能客观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需要强调的，《儒林外史》中虽有“春秋”笔法，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当史书来读，但因为书中对崇高理想前景的暗淡描述，使作者自己的立场不能像孔子当年编《春秋》时那样坚定扎实、盛气凌人了。吴敬梓内心是一团难解之谜，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而取代以不明确的暧昧。中外文学史上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暧昧不清，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琢磨。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像《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往往在任何时代都会换着面目出现，所以就成了人类世世代代也摆脱不了的问题了。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人生富贵功名，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古及今，没有一个是看得透的！小说楔子里的王冕形象虽则是一个钦崎磊落之人，但没有一个读者不会认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而全书写得最热闹的大祭泰伯祠，最终也只是昨日淮河，成为追忆。贤人已去，其业无继，“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人怎样活着才是个标准呢？作者在怀疑困惑的同时也在寻找出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杜少卿的形象，也只是作者反抗的一种形式，他也并非说杜少卿那样才是绝对的好。吴敬梓的“千秋快士”也不是指那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只是以此种荒唐的写法否定现有的体制与世俗，把人们从这事实中警醒过来罢了。
我们来看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虞博士的一段话：三山门贤人饯别之际，虞博士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担米，每年养着我们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此临别一番见肺见腑的话，很值得玩味。首先，他对于以主祭泰伯祠为象征的礼乐兵农理想只字未提，表明他对它深深失望；其次，一仍“真儒”本色，不故作清高之语，出仕乃迫于生计，从中亦可窥见苜蓿生涯之清苦；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规划子女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学医，而不是沿袭父祖辈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时至此际却置礼乐于不顾，只提教子孙学医，这种取舍，不正表明虞育德这样的“真儒”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么？连虞育德这样的“名贤”也要扬弃充满浓郁的封建气息的“礼乐”而另寻生计，这对当时的广大士子不是大有启迪意义吗？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他更是以一种“看穿了”的目光，淡然地看待其形式方法上的缺陷和士子们的种种作弊现象，与其管制之，不如听之任之，这种漠视、超脱的态度站得比平常人要高，当他以一种“开玩笑”“不当真”的态度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一种幽默，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气度，而他以德化人的宽厚仁爱之心，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豁达乐观背后的无奈。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应试，“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十分糊涂，居然将“这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被虞育德发现，连忙将它取出“藏在靴筒里”，又抽便悄悄还给这个考生。事后该生来谢，他却“推不认得”。武书问其何以要否认，他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呜呼！如此宽厚的处事态度实在是虞博士“没奈何了”才这样做的！
作者对所谓偏正面人物的理想的怀疑，正是对他回归传统的道路的一种怀疑。他对自己的立场的不明确，是他面对所谓偏反面人物的时候，态度暧昧，使他内心的矛盾与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把具体的事实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以警醒世人，让世人自己去思考。他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那种社会体制的千疮百孔若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荒诞下去。而在那种荒诞的社会里，人们的荒诞行为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给了他们太多荒诞的理由。我们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一老一少的事例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胡老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胡老爹，作为《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范进的配角，他的故事见于他的女婿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广东南海人，在某集市上杀猪卖肉，人称胡屠户，晚辈中也有尊称他胡老爹的。在范进的故事中，他个性闪烁、夺目耀眼，给人印象最深。因他曾单手打过“文曲星”，又一把年纪了，这里我们就称他胡老爹吧。胡老爹先后登场三次，第一次出场是来为女婿考中秀才贺喜的，却全然没有一句美言赞许之词，满口的牢骚话语里，言辞带刺，字字钻心；第二次出场是范进向他借参加乡试的盘缠，把胡老爹从后场拉到前台来的，胡老爹非但没借给范进一文盘缠，反倒把女婿范进的相貌、才学数落了一番，甚至将范进中秀才、中举人的玄机都全数抖落出来；第三次出场是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胡老爹前来贺喜，这次他的态度和前两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他的“举人老爷”和“贤婿”当“文曲星”来崇拜。
鉴于以上种种，在胡老爹的“个人档案”里历来就充斥了“粗俗市侩”、“投机善变”、“趋炎骄贱”、“鄙视贫贱”、“膜拜权贵”、“变色龙”等判词，尽管评论家对胡老爹的判词有失激烈，但是总体上还是一针见血有的放矢的，毕竟胡老爹以他出色的表演事实证实了这一切都是有的。然而生活在尊重个体、公正、权利的现代社会的我们这些文学读者，固然有大胆的阐发见解、甚至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判别与裁决的权利，但也不能无视胡老爹是那个社会低层市民、一个很难摆脱世风习俗与偏见的寻常人这一“弱者”身份，特别是在对他的言行做出“判断”“评价”、或是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时，更应与之“对话”、“交流”，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生活境遇，了解他当时的所思，理解他当时的所为，在他无故遭指责、受委屈时，理应为他作合理申辩。我们申辩的结果认为，胡老爹虽然世俗，但是也算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从他嘴里吐出女婿的刺耳之辞，也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胡老爹对晚辈并无一丝恶意与坏心眼。范进才学有限、却不自知，对科举依然咬定科举不放松，得了“相公”，还盼着做“老爷”，不惜借盘缠也要去碰碰运气，胡老爹胸中对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的。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是满嘴粗言，天生一幅直心肠，口直心快，肚子里没有弯弯道，当他看不惯女婿范进的所作所为时，“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拿出长辈的架势，甚至采取刺耳的训斥与谩骂。“现世宝穷鬼”、“癫虾蟆想吃起大鹅屁”之言语虽然有点过激，但那种对晚辈的“爱之越切，恨之越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理，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卧草堂回评说:“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骂范进时，正是爱范进处，特其气质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细观之，原无甚可恶也。”②我们从他主动替范进在自己行事里寻一个馆，赚些银子养家糊口这件事上，便能看出他的爱子之心，纵使他不是为范进着想，血脉相连的亲情使他割舍不下对自己女儿的关切。
其次，胡老爹不好高鹜远，很讲实际。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杀猪卖肉为业。多年来，起早贪黑靠双手挣钱，虽说他的经济收人比他的女婿范进要富裕些，可“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对他来说挣钱确实不易。当范进向他借钱参加乡试时，他不借钱委实有他的道理与难处：范进考中的机会微乎其微，家境已经困窘至极，倘若此番科考再次不中，岂不如胡老爹所料，把钱往水里扔吗？把钱借给女婿往水里丢，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倘若胡老爹很热心的借钱给范进去考试的话，那么对困守科举而不能自拔的范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会助长他的执着追求，这样下去，他的家境就更难想象了——白首穷经，却未搏得一第，生活困苦，落得个卖儿卖女的倪霜峰就是不中举范进的先例；也许范进的窘迫连倪霜峰都不及，毕竟倪霜峰还有五个儿子可卖，而范进则无一子一女可卖，难解燃眉之急。面对沉重的现实人生，范进是不会思考这些生存问题的，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胡老爹肯定会思考的，他便慢慢地养成了珍惜金钱的习惯，对此，人们大可不必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第三，胡老爹满怀喜悦地对待范进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范进中相公后，他“手里拿著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人，他“领着烧汤的二汉，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中相公时，他对范进教导了一番，别时是“横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中举人后，口口声声称“贤婿老爷”，“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有论者指出：“范进中举后，胡老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前骂范进为‘现世宝穷鬼’，现在是‘贤婿’、‘老爷’；以前说范进‘尖嘴猴腮’，现在则说‘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我认为尽管胡老爹言语有前倨后恭之嫌，但他内心深处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那份情结一直没变。倘若我们把胡老爹的送贺礼、称贤婿视为世故，那是不客观的—— 别忘了，他是唯一一位两次前来贺喜的人。只是范进中举后，周边邻居一个个都兴奋异常，“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无亲无故的张老爷送来了五十两银子，还另赠送房屋；有些人竟然自甘情愿地做奴仆、佣人，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胡老爹自己的“乘龙快婿”“半子”中举呢？由此观之，范进中举人，成就了一场“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事业，胡老爹的喜悦、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自豪、爱抚之态表露于行为，绝非“势利”所致，而是“人情”常理之使然。纵使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乖觉、前后判若两人之处，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吴敬梓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紧紧围绕八股功名和封建理学精神侄桔使多少人天良丧失、人性被扭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把胡老爹放在宽广的社会背景上来写，把胡老爹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来写，把胡老爹的灵魂放在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来写，多角度地展示了胡老爹个性化的性格内涵和独特的生活态度，表现了其生活思想的本真的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儒林外史》人物中，给胡老爹颁发一个最佳世俗长者奖，想他以前招来的声讨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些许会抹平一些吧。吴敬梓对胡老爹的态度与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持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整个态度是一致的，吴敬梓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批判者、裁决者。正是由于《儒林外史》在对胡老爹如实描摹、严峻评判的过程中，做到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塑造形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匡迥是能够用情有时有度的“超人”
如果说胡老爹的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看匡迥的人物形象。匡迥，号超人，浙江乐清县人，“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做生意，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碗饭吃。此时由马二先生将他引出，才22岁。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是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尽管不是孔夫子的原著，但却还是没有离开儒学之名，甚至他所读的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还是取功名最快的一条途径呢。所以马二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遂对其谆谆教导，进行思想洗礼，并且从物质上促使其很快踏上读八股求功名的科举正道。后来匡迥运气好，遇到李本瑛而进学，又经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熏染，找到了出名的“终南捷径”，再经潘三好友进行调教和训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就为那个体制中的心应手的“儒生”。也许是他“内行克敦”的品行，“才气极好”的文章，让昔日老师李本瑛难以忘怀，于是再缔丝萝提拔到了京城做内廷教习。而当他在书中下场的时候还不足30岁。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短短几年内，年纪轻轻的就出人头地了，真的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啊，甚至在今天来说作榜样对待也不过份。但是历来评者对匡迥的判词都使他这个榜样不能做下去。说他“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③我不打算对匡超人的人物形象做概括地分析，只想依据事实，针对评者对他有微词的地方作一一解释，进而说明，虽然匡超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做过一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事情，但在大的原则上，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他深深地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强人，只有自达才能达人”。他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只有我自己今天好起来了，明天，我才有能力回报我的亲友。” 匡迥能够用情有时有度，决非平俗之人所能及，所以号曰“超人”。下面我们分他和亲友的关系来看他的行为。
（一）匡超人与其父。起初匡迥流落杭州之际，对马二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十分伤心。返家之后，乃父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其父“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大小便。他还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乃父形体之病渐有起色。与此同时他又积极采取措施清除乃父内心之病。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乃父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村头失火，他连续三次翻入屋中救出父母和嫂子，还有他卖豆腐办杂货店，无不显出了他的孝心与个人能力。以上孝行一直受到评者的称赞。当然，到他父亲去世之前，匡超人除上府考试二十多天而外，一直对病父尽孝到底的。等父亲安葬之后，“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是可见其心的。所以，匡超人对其父的孝行没有可辩的。
（二）匡超人与其母。如果说匡迥对其父的孝行没什么可弹劾的话，他后来很少回家看母，却被好多评者判为“孝衰”。这其实是冤枉了匡超人。在因李本瑛的风波去杭州避险的两年中，匡超人未曾回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不用解释的。后来得知“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寄书说“要照看他”。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从杭城归来应试。考完送过宗师未曾返家，依旧回省。有人对这有说法，其实这是很应然的事情。匡超人被取一等第一，得先办妥杭城事情，再“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呀。杭城有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三两年来的家当，朋友圈子也在这里，但温州什么也没有，总不能只身回家吧。所以他到杭州之后，与潘三商议，“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这些都是必须走的过程啊。后来之所以未回的了，因“正要择日回家”，潘三事发，故而又面临一场官司，逃避京城应该是上策。再后来，他考取教习，从京城回杭州“取结”，等取定了结之后，他有得回京城找差事做，因为生计大事的安定才是长远之计，以免夜长梦多。而对于母亲来说，她身子并未不适，又有匡迥兄嫂照顾，杂货店里老二也一直在放本钱，生意也足够一家子支销。儿子儿媳孙女都在跟前，不会孤独，即使想二儿子了，可有个儿子在外边拼事业，做母亲的也会从内心里支持他的！虽则曾经做得梦中与儿子不得相见，但这时匡超人才不到30岁，日后衣锦还乡是肯定的事，更不象有些论者说：“终此一生，他未曾再与乃母相聚。”④那样恶毒的断语。如果把匡超人以后的生活写进小说里了，作者对社会的抨击力度肯定会减弱，故而作者让匡超人早早下场了。在封建社会中，当匡超人多年以后荣归故里，其母因子而贵的回报，比起两个儿子愚死母亲膝下如何？
（三）匡超人与其兄。匡二对匡大一直是“敬重到底”的，但关于一件事评者是有微词的。老二回杭州取结时见到其兄，他有这样一些话：“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由于在书中没写到将来，但是按照匡超人以往的表现，上面这些话不是只在哄他哥哥开心吧？“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这些都是眼下的事实。关于“凡事立起体统来”正是匡超人之所以号叫“超人”的实证了，他做什么像什么，做了官了，当然哥哥也应该被人称为“老爷”了，让哥哥立起体统来竟被人说成对哥哥打官腔，真是愚人之见！
（四）匡超人与其妻郑氏的关系，牵扯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匡超人与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好，我们不多叙。匡超人自始至终提起马二便说：“是弟的好友”，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但当冯琢庵问起马二的选手如何时，匡超人有一句话得罪了天下有徒弟的学者：“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然而匡迥说得的确属实啊：“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文如其人，马二的迂腐是有名的，当大家提起杜少卿的《诗说》时，只见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何其迂腐也！再看书店里的人是怎样对比他和匡超人的：“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六天）！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自己说出来叫“吹牛”，别人说了总是可信的吧！冯琢庵问匡超人的看法，他总不能失了专业精神吧？马二帮过匡二，算朋友，算兄长，但在专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压抑后辈而令其一味虚捧前辈吧！
（六）匡超人与潘三。在潘三的事情上，当是评着冤枉匡超人最重的一处了。潘三对匡二的好我们也不多叙了，同时匡二一直也没有忘记潘三对他的好。潘三进监后，他当着蒋刑房的面肯定了潘三的豪杰行为。然而他不去监里看潘三，一直让多少世人想不通啊！有人说他“恶赛潘三”，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也正是匡超人不寻常之处。匡超人这时正处在事业的紧要关头，时刻维护自己的清洁，时刻扮成忠于朝廷的样子，是他机灵的表现。他有句话说得很具体：“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得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潘三监狱已进，看也即刻看不出来，作为未进监者匡超人，他得把握全局，得更谨慎一些，万一连自己也搭进去了，以后凭什么回报潘三呢？他说：“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的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用情有时有度，这才是真正的超人，若潘三了解他，会“凡事心照”的。匡超人作为一个精明人，绝对不会毁了他在省城杭州的声誉，日后绝对不会对潘三无情无义的。小说让匡超人匆匆下场了，读者切不可因为直接读不到他的日后行为就一味骂他忘恩负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评者说匡超人说的都是虚伪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建立在以后匡超人永远不回浙江的基础上的吧，但这哪里可能呢！匡超人做事一向到位，能进能退才是真超人，这是匡超人的气度，怎能以儿女情长、就事说事的小节拘束之呢！
（七）匡超人与自己。匡二跟着潘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其中本质上来说只是潘三的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匡二，也不会影响潘三的生意，所以我们没必要探讨。而匡超人前后的变化最大处，也是他受人攻击最严重处，当属两年内学会了吹牛皮走“终南捷径”这门手艺。然而这门手艺其实也是匡超人适应当时社会所必须的能力，是社会逼得他选择这条路的：
当其避走省城，卷入杭州名士圈中后，名士们信口雌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的种种言谈行事，匡超人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达到了浦墨卿、景兰江等人信口开河、随便扯谎的境界，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看浦墨卿是怎么说的：“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郸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杨执中是湖州新市镇盐店管事，从未去过京城，也就不存在与黄进士相与之事；而且他也未到过省城，与赵爷相好的事也是无稽之谈。只因杨执中曾是娄府座上客，浦名士便一相情愿地把他们二人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名士们的装模作样、依仗权势的真实生活状态便在他们的谎言中暴露无疑了。所以说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攀亲摆谱儿，贬低别人，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当王冕之类的理想主义者，被《儒林外史》的作者送走之后，天可怜见，为了维持文运而降下的那批“星君”便该粉墨登场了。这一批人物，可不同你讲什么“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也不跟你谈什么温、良、恭、俭、让，更不管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或“无欲速，无见小利”这些教条，他们实用得多。如果说，儒家的典籍他们还记得并准备奉行一些的话，那么在个人出路上他们只记得‘学而优则仕”；在财富聚敛下他们只记得“富而可求也”；在对待达官贵人上只记得“鞠躬如也”；在饭食方面只记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只记得“攻乎异端”这几个字了。不要过分怪罪他们的个人操守，那个社会的现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没有权，没有钱，就寸步难行。要在这个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读书——做官，做官——弄权，用权——换钱，这一条“康庄大道”。
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因为他们即使被骂作败家子也能生存下去，可匡超人不行，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他还要步他父亲的后尘吗？难道他不应该改变了吗？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木的权力，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吧！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的好一点，匡超人跟社会保持同步且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错了吗？显然没有。在吴敬梓的笔下，匡超人是幸运者，也是聪明人。他遇到一个又一个热心帮助他的人，拥有一个又一个机遇，而且，他又都能迅速而又谨慎地抓住了这一切，不失时机实现理想。来之不易，他当然不想使拥有的一切变成南柯一梦。如鱼得水，匡超人成功了，他成功得不卑不亢。然而我们依然要重复的是，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并因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卧闲草堂本回评指出：“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一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不欲势利，当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挟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⑤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匡超人一个人，也不仅适用于儒林外史那一个时代。我们当把人物放到现实社会中去客观地评价。
[注释]：
①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76页。
②同上，258页。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卷四341页。
④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中华书局，，104页 。
⑤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65页。
[参考文献]：
①徐向顺.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胡屠户——《儒林外史》的胡屠户人物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4].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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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业侧重于在汉语和对外汉语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要求学生有较强的文字运用能力，以及广博的文、史、哲的知识基础。
1、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赏析。 2、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论文。 3、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体会。 4、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色。1.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包括据实摩写，通过人物的外貌和言行表现嘲讽之情，善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和真实性结合、喜剧性和悲剧性结合，通过人物前后相悖的语言行为相对照，合理的夸张、戚而能谐、婉而能讽等。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