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国粮食连续第四年增产，比上年增产70亿斤，增长。值得重视的是，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正由过去的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向供求总量偏紧、品种结构矛盾日益突出转变。 总体上看，2008年有利于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市场稳定的因素较多。一是根据农业部门的估计，2007年全国秋冬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亿亩。在气候正常情况下，2008年具备保持国内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条件。二是中央今年要求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有利于提高粮食主产区重农抓粮、农民群众种粮务农的积极性，对稳定国内粮食生产有利。三是国家采取控制粮食出口、临时价格干预等宏观调控措施，有利于稳定国内价格预期。 但是，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不利于国内粮食市场的稳定。首先，国际高粮价有可能继续推动国内粮价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为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美国、巴西等国家的粮食能源化趋势将进一步增强，对食糖、玉米、大豆、棕榈油和小麦等生物能源原料的需求将继续大幅增加，2008年国际粮价有可能持续攀升，拉动国内粮价上涨的风险正日益加大。其次，玉米等粮食加工需求依然十分强劲，有可能继续拉动粮价上涨，支撑粮价保持高位运行。第三，今年初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其损失程度之重是历史上罕见的，有可能对今年粮食生产产生严重影响。第四，农资价格有可能持续上涨，将抵消粮价上涨以及惠农政策的好处，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利于稳定粮食生产。综合判断，2008年我国粮食市场价格有可能保持在高位运行基础上的基本稳定。主要粮食品种价格趋势如下： 1．小麦和稻谷价格将保持稳定运行。预计2008年冬小麦产量将略有增产，但春小麦产量有可能减产，小麦总产量将比上年略有增加。受畜牧业发展及生物能源加工需求等因素拉动，小麦的饲料和工业消费将增长较快，因此小麦消费总量将比上年度略增，小麦价格将保持稳定运行。预计2008年粳稻供需将趋于平衡，在最低收购价的支撑下，价格将保持稳定运行。而早籼稻、晚籼稻供需仍将略有缺口，因此价格将继续在高位稳定运行。 2．玉米价格有可能继续上涨。由于去年大豆价格涨幅较大，预计2008年东北主产区将增加大豆种植面积，玉米种植面积可能会有所缩减。而玉米加工需求继续保持强劲势头，且随着生猪生产恢复，饲料需求将明显增加，将推动玉米价格进一步走高。与此同时，2008年美国玉米播种面积略有减少，而其加工需求进一步扩张，国际市场玉米价格上涨压力较大，也将对我国玉米价格上涨形成支撑作用。 3．大豆价格有可能回调。今年大豆价格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国内供需，预计今年国内大豆种植面积有可能增加，而需求则保持稳定增长趋势；二是国际市场。据预测，今年美国扩大了10%的大豆种植面积，巴西和阿根廷大豆有可能增产，估计2008年全球大豆产量增加10%，国际大豆市场价格将趋于回落，由此也将使国内大豆价格呈回调趋势。 在粮食连续四年丰收之后，今年粮食增产的起点更高、难度更大。当前保障粮食基本供给不脱销不断档，保持粮油产品价格不大涨不大落，对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意义特别重大。建议： 第一，着力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切实保障粮油产品的有效供给。要切实改善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抵御自然风险能力。当务之急是要抓好抗灾救灾和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采取切实措施稳定今年的粮油生产。继续在重点地区、对重要粮食产品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提高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第二，加强和改善粮食市场宏观调控，全面增强应对粮食市场波动的能力。要抓紧优化储备结构和区域布局，尽快完善储备吞吐调节机制，建立“稳定基本储备，丰收增储、欠收减储”以及“降价吸储、涨价抛储”的动态管理机制，对市场价格形成有效引导。加强食品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切实保障粮油食品供给不脱销不断档。 第三，建立健全粮食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密切跟踪国内外市场形势和变化趋势，完善粮食供求和价格信息发布制度，增强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第四，建立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进出口战略机制，着手构建满足我国需要的全球粮食资源供应链体系，灵活运用进出口手段，完善进出口调节机制，促进国内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 第五，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和调控，稳定农资价格，确保种粮比较收益不下降，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
1、进出口贸易持续、高速、超预期增长。近两年来中国外贸进出口形势的发展总是超过人们预期。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5100亿美元左右，居世界第六位，2002年猛增20%以上，达到6200亿，实增1100亿。而当年世界经济形势复苏艰难，全球货物贸易只增长了不到2%。国内经济学家对2003年形势的分析，一开始并不乐观，理由是全球通缩，美日欧对中国出口货物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手段，从国际环境上看对中国不利；再加上SARS的影响，认为2003年不会再有上年这么高的增长率。但是结果到年底大大超出人们预期，全年增长了37%，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净增数2300多亿，比2002年翻一番，仅进口增加数就等于上年全年进出口增长总和。对比当年全球贸易量增加1万亿的数字，去年中国新增加的进口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出口增量占到了全球贸易的，居世界第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进入第四位，进口则成为第三大国。2004年头6个月这种增长势头还在持续。虽然从今年开始中国出口退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退税率普遍下调，大多数人认为由于出口退税率平均下降3个百分点，可能会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是今年1-6月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国际贸易上升的趋势没有减缓，其增势甚至超过去年。前六个月进出口总值达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其中出口亿美元，增长；进口2649亿美元，增长。除今年一月份外，进出口已连续23个月保持20%以上高增长，其中19个月的增速在30%以上。特别是今年6月份，进出口高达992亿美元，刷新月度历史记录。出口额首次突破500亿，达505亿，进口额487亿。这意味着每天有有32亿美元以上的巨额货物在中国各口岸进出流动。这种态势使得有关部门制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提前实现：2002年初，我们在讨论我国2000-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时，刚刚提出了我国进出口额至2010年再翻一番，达到一万亿美元的中长期规划目标，现在居然提前六年就实现了。2、上半年外贸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出现了10年未见的持续逆差，但逆差正在逐步缩小，预计全年仍是小幅顺差局面。与去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顺差45亿美元相比，今年头四个月进出口贸易出现连续逆差，高达107亿美元，为1993年以来之最。这种情况从5月份开始反转，获得了月平均近20亿的两个月顺差，因此将半年逆差额降至亿美元。这个情况看似反常，实则事先已有预料。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国内经济高位运行，部分行业投资延续了去年高增长的趋势，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43%，引起资源类初级产品如矿产、钢材、能源、重化工产品，以及制造设备等进口需求的高度旺盛，其中前五个月初级产品进口亿美元，增长62%，工业制成品进口亿美元，增长；二是年初政府对粮食、资源性和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出口采取了一定调控措施，出口下降，而对进口调控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以作为对前两年高顺差的一种调整和修正。这既可弥补国内比较紧张的短缺资源，又有利于适当减少顺差，缓解因外汇储备激增产生的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三是受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扬的影响，致使我国一般贸易特别是资源类产品的逆差大幅增加，高达亿美元，同比增长；四是跨国公司将制造业加工装配环节向中国加速转移的同时，产生了大量中间品的进口，其中电子元器件、计算机零部件、电工器材、汽车零部件、通讯器材零部件的进口，占到全部机电产品进口的。在进口区域方面，亚洲地区成为我国逆差的国别地区之最：前三位分别是台湾地区，达亿，其次为韩国亿，再次日本亿。我与东盟在保持的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逆差也急剧扩大，同比增长了。从下半年始，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国内投资需求减弱，原材料和制造设备的进口增速明显回落，大豆进口开始下降，铁矿沙、钢材进口增速大幅减弱，再考虑到我国以往上半年进口数量大，下半年出口数量大的习惯运行模式，全年进出口出现逆差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预计下半年将保持顺差势头，到年底会有一个基本平衡，适量顺差的结果。3、制造业为基础的加工贸易出口增速高于一般贸易，进一步强化了外资与外贸的关联度，使得中国“世界加工厂”特征更为明显。1-6月，加工贸易累计进出口亿美元，增长。其中出口亿美元，增长，占出口总值的，进口亿美元，增长，占进口总值的。在上半年一般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加工贸易的顺差却保持着一定增长，顺差达亿美元。其中来料加工名义的进出口顺差亿，进料加工进出口顺差亿，两者合计比去年同期增加顺差9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在加工贸易增长强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可以肯定的是，今年一般贸易的逆差将由加工贸易的顺差给予弥补，加工贸易将为全年贸易平衡做出最主要的贡献。加工贸易的进出口以外资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特点，使得外资与外贸之间的关联度日趋紧密，利用外资的规模和程度对进出口贸易的数量、金额和产品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影响程度日甚。今年头五个月，外资企业的进出口2406亿美元，已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左右，其中属于加工贸易，这意味着外资企业占到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近82%。在现有外资企业中，制造业占了7成，今年一季度新批外资企业中，72%的企业和75%的金额继续投向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通用和专用设备领域，集群化投资的特征明显。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集中了大量以IT和ICT为主的外资生产企业，仅东莞就有计算机类的加工企业3000多家，可以生产计算机95%的零部件，并具备庞大的成品组装能力，其生产销售模式几乎一样，就是进口关键零部件，配套后组装成品出口.
可以在我国大量的种植大豆，而且选取的种子质量要非常好，提高大豆的产量，这样就可以解决进口大豆的依赖问题。
税收政策调节东北地区大豆种植探索论文
摘要：近年来，进口大豆不断蚕食国产大豆的市场份额，我国大豆种植状况出现结构失衡。本文提出在转基因油加工环节加征转基因产品生产调节税的政策构想，在不引起豆类作物需求端剧烈波动的前提下，促进我国大豆种植业平衡发展。
关键词：税收政策；调节；大豆种植
大豆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战略性物资。大豆常用来榨取豆油、酿造酱油以及制作各种豆制品，豆渣或磨成粗粉的大豆也常被作为禽畜饲料。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大豆进口规模逐年增长，对国内大豆种植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受巨量进口的冲击，东北大豆种植面积大幅下降，豆农转而种植玉米，不仅导致国产大豆产量不断降低，也打破了玉米市场的供需平衡。不仅给我国粮食种植结构优化带来了新的挑战，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更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一、大豆进口对东北地区大豆种植的影响
1、大豆进口量不断攀升，危及国家粮食安全自2000年我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以来，大豆进口量持续快速攀升。如图1所示，2016年进口量已经达到8391万吨，是2000年的倍，占当年全球大豆产量的四分之一和进口贸易的。与此同时，2000年至2016年我国大豆平均出口量仅万吨，即使2008年的最高值也才47万吨，仅仅是当年大豆进口量的。与巨量的大豆进口相比，大豆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国大豆净进口量逐年增长，一方面对国内大豆生产带来重压，另一方面形成大豆外贸依存度高达80％以上的局面，严重地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2、东北地区种豆收益下降，种植面积持续萎缩2000年以来，进口转基因大豆和东北大豆的价格差保持在300-1000元/吨，榨油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进口转基因大豆，国内大豆市场竞争力下降，国产大豆收益不断降低。2000年我国大豆种植收益率为，而2016年降低到。国内种植玉米的收益率却由2000年的增加到2016年的。在进口大豆的不断冲击下，国内豆农因收益低，卖豆难等因素影响不断减少大豆种植面积，转种玉米。如图2所示，2016年我国东北地区大豆播种面积为万公顷，相对2000年的万公顷下降了；玉米播种面积从2000年的万公顷稳步增长至2016年的万公顷，增长量达到万公顷，是2016年东北大豆播种面积的两倍多。
二、优化东北种植结构的税收政策构想
1、现行的关税政策对东北地区大豆种植业的影响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大豆种植业经过了很大的变革，东北地区大豆种植结构失衡的问题也随之凸显。根据WTO有关规定，中国入世后豆类产品进口的政策须符合世贸规则要求：大豆进口量无限制且关税不超过3%，并逐步取消豆油进口配额制，豆粕进口关税不超过5%。低关税政策使得大豆进口量连年上升，2016年中国大豆净进口量已经超过8000万吨。与进口大豆相比，国产大豆在价格和出油率等方面都不具优势，国产大豆价格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导致大量豆农弃种大豆。特别是国家临储玉米托市政策的实施，使得东北大豆主产区农户大量转种玉米，导致东北地区大豆种植面积持续萎缩，种植结构失衡。
2、制定调节东北地区大豆种植结构的税收政策为了保护我国东北的大豆种植产业，平衡区域内大豆和玉米的种植结构，除了加大科研投入培育优良豆种等措施外，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税收调节政策减少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大豆毛油的进口。在转基因油（包括直接进口的大豆毛油和国内企业使用进口转基因大豆压榨的大豆毛油）精炼加工为成品食用油环节加征转基因产品生产调节税。计税依据为转基因大豆油的产量，税收机关利用金税三期工程的`可视化交互比对界面，掌握企业供产销等信息，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计算企业商品增值额、库存存量额，获取与甄别产量数据。另外，转基因大豆油和其他食用油混合生产的调和油，比照转基因大豆油适用转基因产品生产调节税，按最终产品数量征收而非转基因产品所占成品比例。税收比例根据前5年转基因豆油与国产豆油加工成本差的平均比例来确定。大豆油生产中，大豆原料成本占据大豆油生产总成本的46%左右，因此转基因大豆油和非转基因大豆油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原料成本方面。根据大豆油生产的现状可知，国产大豆的平均出油率为18%，进口大豆的平均出油率为20%。压榨1单位重量的国产大豆毛油，需要1/18%即个单位重量的国产大豆，需要1/20%即5个单位重量的转基因大豆。所以税率R=（国产大豆油原料成本-进口转基因大豆油原料成本）/进口转基因大豆油加工原料成本=（*国产大豆价格-5*进口转基因大豆价格）/5*进口转基因大豆价格。根据上表数据可得R=，即转基因大豆油的生产调节税税率应定为为。该比例税率适用时间为2017年至2021年，此后根据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比价以及两者的出油率情况每5年调整一次。
3、以税收政策促东北地区大豆、玉米种植结构调整近年来，国内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健康有害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而消费者选择转基因大豆油多是考虑其价格较非转基因大豆油低廉，若实施转基因产品生产调节税，提高转基因大豆油的加工成本，则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也将提高。另据食用油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的调查显示，健康因素占影响消费者购买因素的比例为，且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1]。因此，如若转基因大豆油和非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相差无几，消费者选择没有争议的非转基因大豆油则是必然。若消费者选择非转基因大豆油，大豆油压榨企业转而选择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也将成为必然。随着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竞争力和种植大豆的收益的提升，东北农民的种植意愿也会渐渐从玉米转向大豆，大豆严重供不足需、玉米生产严重过剩的问题也将得到缓解，东北地区大豆、玉米种植结构逐渐趋向合理化。
三、制定进口大豆加工环节税收调节政策的影响分析
税收政策对转基因大豆毛油精炼环节的加工量向加工企业征收税款，提高了加工企业加工转基因大豆油的成本，其产品大豆油和豆粕价格也将提高，对我国消费者和养殖业产生一定影响。
1、大豆油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食用油作为最终消费品其价格上涨10%，可引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不大，而大豆油在居民食用油中所占比例较小，所以大豆油价格调整在合理范围内对居民消费影响有限。另一方面，食用油上涨10%，生产价格指数仅上涨，基本可以忽略对正常生产的干扰。因此，本文认为，大豆油价格调整在合理范围内对城乡居民消费和生产价格影响有限，不会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2]。
2、豆粕价格上涨对养殖业成本的影响目前，我国牲畜养殖大多使用以玉米、豆粕为主的单一饲料配方，这会造成牲畜粪便富营养化，由此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重视。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可以施行精准营养配方，建立饲料原料中非营养成分和抗营养成分的分析解决方案，这样会促进大量非常规饲料原料应用于养殖生产，非常规饲料原料的逐步推广应用可以减轻对豆粕等常规原料的需求[3]。另外，近几年有不少豆粕替代品通过非常规蛋白质饲料试验，检验替代豆粕饲喂牲畜的效果并进行经济效益分析，探索出一系列通过节约蛋白质饲料资源达到科学养殖和提高养殖业经济效益的新途径，故牲畜养殖业对豆粕的依赖性需求会进一步被减轻。本文认为，随着牲畜精准营养养殖手段的不断成熟以及非蛋白质饲料的推广应用，豆粕价格上涨对养殖业的影响是逐步减轻的。
四、结论
利用税收政策，在转基因油精炼加工为成品食用油环节对加工企业征收转基因产品生产调节税，提高转基因大豆油的加工成本。在不干扰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下，适当提高转基因大豆油的市场价格，平衡转基因大豆油和非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提高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市场竞争力。促进我国东北地区大豆种植产业健康发展，弥补国内供需缺口，调节大豆、玉米种植结构与比例，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1]赵新华：食用油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对青岛市居民的问卷调查[J].江苏商论，2010，（10）：18-19.
[2]郭利京、胡浩、杨丽：中国食用油涨价对经济影响的投入产出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01）：78-81.
[3]詹志春：饲料原料的全数据分析与养殖业可持续发展[J].养殖与饲料，2016（05）：7-8.
蔬菜分为绿色、有机、无机、黑色。长途运输和短途运输。有毒和无毒。转基因和天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现状与发展策略摘要】本文总结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状况及特点，分析了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策略。【关键词】农产品国际贸易绿色贸易壁垒农产品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入%&’以后，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和第四大农产品进口国。但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仍然面临着农产品质量不高、绿色贸易壁垒和农产品反倾销等问题。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大力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具有战略意义。一、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特点!"从农产品进出口额来看。())(#())$年，农产品进出口额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创历史最高水平，农产品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农产品国际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突破了$))亿美元大关，已跨入世界农产品贸易大国的行列。尽管我国农产品贸易增长较快，但贸易额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相比较而言，在许多国家的贸易结构中，农产品贸易居于重要地位。这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升级，同时也说明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从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来看。亚洲仍是我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市场份额略有减少，但对欧洲、北美洲出口市场份额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我国农产品尤其是谷物、肉类、蔬菜、水产品等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欧洲是我国农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北美洲为第三大出口市场。$"从农产品出口格局来看。以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且价格具有比较优势。!""#年，我国蔬菜进出口贸易顺差达$%亿多美元；水果进出口贸易保持&"亿多美元的顺差。!""’年我国水果出口量为$(#)(万吨，同比增长&()(*，出口额为!")$亿美元，同比增长!$)’*；进口量为&)’万吨，同比增长%)+*，进口额为()(亿美元，同比增长&!)%*。!"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呈现出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的趋势。其中，谷物出口大幅增长、进口大幅下降，呈净出口格局，这主要得益于近两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恢复性增产，供求关系得以改善。从品种来看，小麦进口显著下降，玉米出口大幅度增长。同时，食用油籽进出口双增长，贸易逆差扩大；食用植物油出口增长，进口有所下降，贸易逆差缩小；食糖进出口双增长，贸易逆差有所扩大。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过去有优势的大宗农产品出口价格竞争力下降；过去出口量较大的部分农产品出口幅度缩小；出口产品结构由以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为主转向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农产品为主；当前具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的市场开拓能力不强。二、现阶段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存在的问题#"农产品出口多为初级产品，质量差、加工增值程度低、技术创新不足、缺乏品牌产品。我国的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导致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现代化和标准化程度很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很多环节尚未与国际接轨，产品质量无法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我国人多地少，农户均耕地不足")’公顷，导致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很高。由于产品质量和加工水平都很低，我国目前农产品出口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实质上依赖于低价竞销，农产品附加值较低，这既不利于农产品出口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又限制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发挥。与此同时，我国农产品的技术含量低、传统产品多、创新产品少、新品种研发和技术创新的能力不强，不能适应国际市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并且农产品生产企业缺乏品牌意识，基本没有在国际市场上驰名的品牌。$"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大门虽已打开，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贸易门槛的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特别是绿色贸易壁垒的强化，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构成了严重威胁。绿色贸易壁垒是指为了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通过制定一系列严格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国外的产品或服务加以限制。一些发达国家出于特定目的，已将其演变为一种技术壁垒，以此来限制外国农产品的进入。目前，绿色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几乎所有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均面临着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农产品出口管理体制不完善，国内企业盲目竞争。当前，我国政府对农产品出口实行多头分割的管理体制，各部门分段管理，这使得监控脱节，既没有形成从生产到出口的全程监管机制，也难以建立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分散的小农生产与开放的大市场之间，缺少能够把农户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也缺乏具有经营实力的农业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这种生产与贸易相分离的状况，不仅使农民利益受损，而且不利于农民了解国际市场的信息，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生产出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另外，国内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也为我国农产品出口带来了诸多问题，对外贸易中的“倾销”与“反倾销”事件时有发生。三、发展策略#"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首先，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及科技含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尽快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升级，大力引进先进的加工工艺和技术，提高我国农产品生产者的加工能力和水平，变国内农产品的生产优势为市场竞争优势。其次，农产品的对外贸易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要依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加强对国外市场的调研和销售渠道的开拓，调整农产品出口品种及其比重，加快发展有机农产品和加工品。从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战略储备的角度来看，应控制资源耗费较多的农产品的出口，适度增加互补性农产品的进口，减少竞争性农产品的进口。再次，建立农产品出口加工基地，扶持一批产业化经营的出口企业。$"积极应对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正当的绿色贸易壁垒有助于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要从农产品质量标准、认证、监管等方面引导农产品的生产，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从产品设计、包装、质量到技术、安全、卫生、环境等多方面均应增加环保因素，顺应绿色消费的要求，同时开发环保成本低、质量高、符合国际环境标准的绿色农产品，实现真正的绿色经济。同时，国家应尽快完善有害有毒物质的残留限量标准及检测方法，满足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推行农产品等级标准，鼓励生产优质优价的农产品，促进农产品市场的良性发展，逐步建立起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同国际接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进一步改革外贸体制，加强国内流通市场的建设。国家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农产品出口战略的研究及对国际市场、国际贸易政策、相关农产品信息的研究，并及时传输给农民，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智力支持。国家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充分利用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规范国内农产品出口企业的竞争行为，遏制无序竞争，确保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同时，要打破条块分割、地方保护和部门垄断的局面，减少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和手续，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此外，还应建设好农产品配送、储运、拍卖及营销信息系统，为农产品的市场营销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农业行业协会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经营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借鉴国外行业协会的成功经验，逐步形成“专业农户!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借助农业行业协会的作用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主要参考文献①徐元明)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状况及发展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②张兵)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状况及其提升策略研究)经济问题探索，!""(；$③庄惠兰)积极应对国际贸易绿色壁垒)发展研究，!""’；$
你的论文题目怎么跟我一样的？ 我现在正在弄着 哈哈
食品质量安全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蔬菜作为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之一，其安全问题不仅关系到国民的健康，并且因蔬菜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其出口优势、效益优势还将关系到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及其我国农业的增效、农民的增收3。因此，蔬菜质量安全问题一直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中国现行蔬菜质量安全现状 为保证“菜篮子”安全，2001年4月农业部提出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2003年4月推出了无公害农产品国家认证。2007年8月开始，为恢复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信心，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在蔬菜质量安全管理上，开展了高毒农药整治行动和农产品批发市场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在蔬菜产品中非法添加甲胺磷等禁限用农药成分的违法行为，并将全国大中城市农产品批发市场全部纳入监测范围，重点检查认证农产品的资质、产地认定条件、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加强产地监测和对进入市场销售认证产品资质的确认。因而，根据农业部2007年上半年的监测结果，蔬菜中农药残留平均合格率为，蔬菜质量安全总体合格放心。 但随着检测范围从大城市到一般市、县和大城市的主要农贸市场到一般农贸市场，随着检测对象由农贸市场到生产基地，随着农药检测内容、蔬菜检测品种、批次的增加，发现蔬菜安全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高毒农药屡禁不止，硝酸盐、重金属含量超标普遍，黑心菜”、“有毒韭菜”、“青菜用敌敌畏保鲜”、“永年大蒜”等事件不时发生，出口贸易安全纠纷增多。最重要的是我国中小城市蔬菜安全保障难度大。 二、影响中国蔬菜质量安全的因素分析 影响蔬菜安全的因素非常复杂，但大致可以从表征因素、过程控制因素、制度因素三个方面进行归类。 1.表征因素 浙江省安全农产品生产保障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的调查表明，针对蔬菜中三类主要有害化学因素（农药、重金属和硝酸盐）而言，引起质量安全问题的关键风险环节是源头。环境起决定性作用。工业“三废”的不合理排放和农药的滥用；生产基地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蔬菜投入品包括各种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种子等。除农民使用生产资料的不科学，蔬菜投入品的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不合格是导致蔬菜面源污染严重的又一根本原因。另外，蔬菜生长期短、肥水要求高、病虫害多、病虫种类发展迅速、防治难度大的生产特点及其上市鲜活性要求高、货架期短的需求特点，使蔬菜在农产品中的食用安全隐患大，安全管理控制难度增加。 2.过程控制因素 （1）生产环节。我国目前80%的菜区生产体系的主要特点是采取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加上现有管理政策制定时缺乏对生产者质量提高和质量安全控制技术实践应用的动力等的实证分析，从而使我国现有蔬菜安全管理措施有效性差、成本高。我国蔬菜产品中发现的农药残留，大都因菜农文化素质不高，用药错误造成。 （2）加工环节。我国蔬菜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大多规模较小，生产技术条件和基础设施水平较差，生产的产品类型和产品卫生质量都难以满足国内、国际市场的需求。 （3）流通环节。当前我国蔬菜流通渠道多、流通规模小、流通路线长、市场准入门槛低、参加流通的人员复杂及流动性强等。这不仅增加了蔬菜在流通领域被微生物与有害物质污染的可能性，同时也不利于市场信息传递和质量监控。 3.制度因素 （1）管理体制的协调性不够。我国现行农产品（食品）安全管理实行的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体制。但总体上，我国政府在构建蔬菜安全管理体系上存在售前行为检查不足，蔬菜进入市场后的监管部门过多，运输中的安全管理成真空地带的状况，蔬菜质量安全管理达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管理还有一段距离。 （2）管理政策实施缺乏受众对象参与。我国的消费者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加上目前我国蔬菜市场准入制度不健全，市场认证、竞争管理等缺位，使我国蔬菜安全管理无法建立安全蔬菜的优质优价机制，从而导致现有蔬菜管理政策无法调动菜农对安全蔬菜生产的积极性和促进菜农增强安全产品的自检意识。 （3）法律法规的强制力不足。当前我国蔬菜质量安全管理主要依据2006年11月开始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其配套法规，但该法是对农产品生产经营的某些主体、某个环节或某些产品进行规制，以生产记录为例，依然未对供应链各环节信息要求、问题产品追溯的实施主体及监管部门责任进行明确划分。 （4）标准体系不健全。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标准滞后、交叉、重复，个别的甚至是相互矛盾；二是与国际对接程度不高，国际采标率不高，有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三是未形成系统的标准体系。目前我国蔬菜质量安全标准缺少生产规程、产地环境、检测方法标准等。 （5）技术经济的支撑力薄弱。我国农业科技公关的重点刚开始转向蔬菜质量安全，而与此相对应，要求蔬菜生产技术及相应的检测技术不断更新。但现实中蔬菜生产技术很难满足安全蔬菜产业发展的要求。总之，我国蔬菜生产到上市的整个运作系统中缺乏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 （6）风险性评价背景资料缺乏。当前我国缺乏食源性危害的系统监测与评价资料。蔬菜中的农药残留以及生物毒素等的污染状况尚缺乏系统监测资料，一些对健康危害大而贸易中又十分敏感的污染物的污染状况及对健康的影响尚不清楚，尚缺乏定点主动监测网络。而国际上，在化学污染方面，早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等就已启动了“全球环境监测规划/食品污染与监测项目”。一些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固定的监测网络和比较齐全的污染物和食品监测数据。 三、完善中国蔬菜质量安全管理的路径与对策 针对目前我国蔬菜行业组织发育程度低，针对现有蔬菜管理的多数职能，事实上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承担，以及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日趋成为新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技术壁垒（李岳云等，2007）等情况，为加强我国蔬菜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提出如下建议： 1.管理理念 从国外发展历程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经历了从“产品管理—过程管理—源头管理—责任追溯”的发展过程。当前我国蔬菜质量安全应树立“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管理理念，将重点放在源头管理上，并逐步建立起蔬菜质量安全责任与产品追溯的长效机制。 2.管理路径 我国国情决定蔬菜质量安全的源头管理不仅重要，而且农户参与源头管理尤其重要。但在蔬菜生产阶段，靠小农户自觉遵守各项标准、法律、法规，并主动将其产品接受检验、检测显然不行，在进入市场难与市场交易成本、安全管理成本过高的矛盾激化下，推行“加工企业、经销商、合作社带源头”产业化模式，利用这些组织因市场的压力或对品牌信誉等的追求而提高原料质量的动机，将标准化生产的装备、技术、观念、意识导入农业和农民之中。 3.体制环境 我国目前如果完全采用统一控制的组织管理体制还有困难。因此，最小的方案是将一体化组织管理体制，变为“品种监管为主，分段监管为辅”。新体制下，首先应对当前蔬菜产业链监管方面存在交叉和重复之处或目前无人管理的盲区需重新分工，分工的原则除考虑到各个部门已经形成的检验检测网络实力，总体上应向农业部门集中。还需实行蔬菜安全的行政“垂直管理”。另外，应建立统一的蔬菜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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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国际贸易理论、竞争力理论以及贸易效应理论为依据，对我国茶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从而了解哪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茶叶贸易的发展？我国茶叶贸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力求寻找增加茶叶贸易的途径，为政府提供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部分：首先回顾了我国茶叶贸易的发展历程，接着分析了世界茶叶市场的供求与竞争状况，让我们了解到中国茶叶贸易的现实环境。在此基础上对茶叶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如下方面的分析：茶叶贸易的成本一价格、茶叶贸易的经营主体包括茶农户和茶叶企业、国际国内政策及环境、进出口因素以及在主要出口国家市场包括摩洛哥、日本、美国、乌兹别克等的竞争力进行了系统深入地分析。最后就中国茶叶出口对世界市场、国内茶农户、茶叶企业、地区经济、生态环境等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世界茶叶市场处于垄断竞争的状态，茶叶供给大于需求；我国茶叶出口企业的成本构成很复杂，其中成本高于价格，茶叶出口企业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我国茶农户中直接生产大宗鲜叶交售给出口企业的农户行为对出口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而生产名优茶到交易市场被茶叶企业收购部分的茶农户的行为对出口起着间接的影响作用；茶叶企业特别是茶叶出口企业直接决定着茶叶的出口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茶叶出口影响很大，起着阻碍的作用；政策特别是国内外贸政策直接影响我国茶叶贸易；中国茶叶在主要出口国家市场竞争力各异：其中在摩洛哥市场具有竞争力，在日本市场不具有竞争力，在美国和乌兹别克市场虽然有竞争力，但是茶叶出口结构与进口市场结构发生冲突，从而影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我国茶叶出口对世界绿茶价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导着世界绿茶市场，但不能主导世界红茶市场；同时我国茶叶出口影响着世界茶叶消费结构等；我国茶叶出口对地区经济起着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对茶叶生产和贸易大省，如浙江、福建、安徽等；同时影响着我国茶叶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茶叶出口反过来影响着茶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茶叶出口决定着茶叶出口企业的命运并直接改变茶叶出口企业行为；出口贸易对山区生态经济环境也具有间接的影响。针对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对策：首先，尽快加强茶叶企业的规范化管理，转化企业经营理念，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从而降低出口成本；其次，从源头把关茶叶质量，例如，规范茶农户的生产行为、严格审查茶叶企业特别是茶叶出口企业的生产技术、操作流程等每一个环节，提高出口茶叶的综合质量水平；第三，继续稳住传统出口市场，特别是摩洛哥市场；同时，对美国和乌兹别克市场要进行研究，调整我国茶叶出口的结构，提高我国在美国和乌兹别克市场的出口潜力；对日本市场，我们要转换经营策略，开拓新市场；第四，我国茶叶出口企业要与国际化接轨，及时地获取市场信息，引进先进的技术、经营理念和技术人才，讲究策略，重视茶叶生产和贸易的每一个环节，稳定老客户，开拓新市场；第五，政府要加强调控力度，对茶农户和茶叶企业给予相应的鼓励和措施，例如，给予茶园生产基地补贴、奖售政策等；地方政府发展山区茶园生态旅游业，改善山区环境，增加茶农收入，促进茶产业发展和茶叶贸易发展，使中国茶产业及茶叶贸易向良性化发展。
这个题找电影学院的也不行，找学国际贸易的吧，可能对电电影的出口途径也清，还是去作品吧看看吧：
行业主要企业：猫眼娱乐(01896HK)、阿里影业(01060HK)、光线传媒(300251)、新片场(834630)、华谊兄弟(300027)、爱奇艺()、Bilibili()
本文核心数据：中国电影市场收入规模、中国电影放映场次情况、中国电影行业集中度
行业概况
1、定义
电影产业是对以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三个行业为主，同时包括电影的后产品的开发(如音像制品、电影频道、相关图书、玩具等)以及与电影相关的市场活动的总称，属第三产业中娱乐业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通过视听技术传递艺术形象信息，为人们提供审美、娱乐、宣教服务。
电影产业的特征包括以下几点：
2、产业链剖析：包括五大阶段
从电影行业整体来看，其产业链包括电影制作、出品、发行、放映环节。电影制作作为整个产业的最前端，决定了行业的影片供给数量、质量等情况，具有一定的议价权。影片制作完成后，通过出品及发行方使得影片得以面世，向下游院线企业进行宣发。电影产业的终端是院线市场，其基本职能是提供放映服务获取票务收入，一般占据45%的票房分账比例，同时还为合作商提供广告服务、提供卖品等衍生品服务以获得非票务收入。
在电影产业链中，发行上承制片方，下连院线播映方，是将影片全国推广的渠道，整个电影产业链的参与者众多。
电影制作方主要包括国内外文学与剧本等原始作品方，如国外的漫威、迪士尼，国内的华策影视、腾讯文学等;内容出品方包括海外的华纳兄弟、环球影业，国内的万达影视、华谊兄弟等专业影视公司;宣传发行方包括华纳兄弟、环球影业等传统影视公司发行方，以及淘票票、爱奇艺与猫眼电影等网络发行方;电影产业链终端的院线平台代表公司有海外的AMC与国内的万达影院、大地影院、横店影视等。
行业发展历程：处于“互联网+时代”
从1950年发展至今，我国电影行业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为“国有资本时代”、“民营资本时代”、“商业大片时代”和目前所处的“互联网+时代”。
行业政策背景：多项政策加持
以政策扶持为主导电影产业的迅猛发展与国家层面以及政策层面出台的各项扶持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2010年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由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发布，我国对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方针、具体政策措施保障;
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在2014年由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联合发布，明确了八项具体政策，使得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公益服务质量和水平得到提升;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于2015年由国家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并规定，向申请工商登记的经营性电影放映单位征收5%的电影专项资金，用于电影产业发展的金融、税收和人才引进扶持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于2017年3月1日发布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正处于发展迅速但缺乏法律依据及保障的电影市场来说，无疑给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了法制化的信心，也为中国电影"走出去"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可以说，国家法律和政策，特别是政策几乎决定着电影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程度。
行业发展现状：
1、中国电影市场收入规模：疫情后强势反弹
从电影票房收入来看，2016-201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持续增长，并成功突破600亿大关。2019年，我国票房收入达641亿元，较2018年增长，增速整体呈现下滑态势。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电影票房收入仅为203亿元，不到2019年票房收入的三成。截至2021年12月中旬，我国电影票房收入457亿元，较2020年恢复较快。
2、中国观影人次情况：2020年下降近7成
从观影人次的变动情况看，2020年全年观影人次亿人次，相比2019年减少了，降幅与票房降幅基本持平。对比2019年全国约14亿的人口总量，人均观影次数为次，相比2019年的次下滑明显，若以亿的城镇人口计算，人均观影次数为次，相比2019年减少了次。
3、中国电影放映场次情况：疫情影响放映场次大幅度下降
2020年全国影院共放映电影万场，同比减少，降幅明显低于观影人次和票房降幅。对比票房、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的变化情况，随着国内影院数量的逐年增多，放映场次的增加速度始终能够大幅高于票房和观影人次的增长速度。
行业竞争格局
1、行业集中度：头部效应明显
整体来看，中国电影市场头部效应明显，行业集中度较高。随着档期竞争加剧、口碑宣传作用凸显，国内电影票房集中度加剧。2020年受疫情影响，电影前五名票房达到全年总票房的50%以上。除2020年特殊情况外，2018至2021年电影票房前三名和前五名占比稳步提升，这意味着影视行业的龙头公司能够分到更多红利。
2、企业竞争：万达影院市场份额最高
从各院线票房情况来看，我国电影产业市场集中度仍待提高，以票房TOP5院线的票房合计仅为2020年电影总票房的47%。其中，万达院线以15%的票房比重位居榜首，其次为大地院线，其票房比重为10%，上海联合院线(8%)、中影数字院线(7%)和中影南方新干线紧随其后(7%)。
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预测
1、政策方面：《“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
2021年11月9日，国家电影局发布了《“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也是针对内地目前电影市场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指导性方针政策，其中既有一些具体的数字指标要求，也有一些针对性较强的规划部署。整个规划书近万字，基本涵盖了内地电影近几年发展出现的问题和症结，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也包括了之前一些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执行。
2、业态方面：互联网+模式的继续深化
基于互联网与电影产业融合的现状，展望未来，用户线上观影行为更加主流化，观影体验升级，观影场景泛在化。在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推动下，电影产业从单点优化步入全面数字化。创新的内容形态、商业模式涌现，创意为先、创作者为本的行业生态繁荣发展，创制体系更加与国际接轨，推动中国电影的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步入互联网和电影产业深度融合的下个发展阶段。
以上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电影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论文框架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介绍
简要地总结论文主题，说明为什么这个主题有价值，也许还可以概述一下你的主要结果。
2、背景信息(可选)
简短地介绍背景信息是必要的，特别是当你的论文涉及两个或多个传统领域时。
3、新技术回顾
这部分回顾了与论文相关的研究现状。
4、研究问题或问题陈述
工程论文倾向于提到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其他学科则是用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来表述。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三个主要部分：
5、描述你如何解决问题或回答问题
论文的这一部分形式更加自由，可以有一个或几个部分和子部分。
6、结论
结论部分通常涵盖三件事，并且每一件事都应该有一个单独的小节：
7、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列表与第3部分中给出的技术现状综述紧密相关。所有的参考文献都必须在论文正文中提及。参考书目可能包括论文中没有直接引用的作品。
8、附录
一般来说，太过具体的材料不适合在论文主体中出现，但可供考官仔细阅读，以充分说服他们。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引言
30多年来，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总方针的指导下，依托“宣传 教育 为主，节育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工作 方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总体而言，婚育新风已牢固扎根于人民心中，少生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必然，优生成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已婚育龄人群的共同期盼和追求。这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思想客观共同组成了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固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它潜发性地要求我国现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由兼顾全面，重点解决人口数量问题向优化出生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迈进。
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所历所思
符合政策生育率是衡量地区性计划生育水平的重要目标。过去，在人民生育观念十分落后的背景下，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形式的行政手段，即所谓的“土办法”。这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土办法”曾为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面对违规违法生育行为，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做到的主要是生育前的宣传教育和生育后的依法行政(即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后者在具体执行中绝非易事。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社会化，从取证到立案到依法征收，这一过程必须事实清楚，程序到位。其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以达到遏制政策外生育的效果。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恶性案件的发生，在征收过程中，面对特困人群，又不得不缓征，少征，甚至是事实上的免征。
为了鼓励按政策生育行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奖励 措施 。如：针对计划生育户的奖励抚助金，中考、高考加分，农村合作医疗减免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及实施确实对广大育龄人群起到了较好的引领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实施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从制度的设计上，为了保证计生奖励抚助金发放的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位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60岁左右的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其取证材料涵盖与对象面对面的询问笔录，背靠背的旁证记录，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村级、街(乡)镇级、区(县)级证明或案查，表格材料达十份之多。
笔者曾在参与此事时，目睹农村老人为了享受到每年近1000元的抚助金，不得不陈述自己年轻时在婚姻，生育方面的种种无奈和尴尬，每每想起，仍然觉得心中隐隐作痛。笔者不断 反思 ，政府设置奖励抚助金利于民情，示范他人，为何非要强调婚后未生育者或婚后不能生育者就不能享受呢?要知道，这本身就是对象户心中的伤疤。为了证明事实的真实性，为什么要制定出那么多的表格材料?这其中很多材料除了增加基层劳动量和行政成本外，并无太多益处。笔者认为，为了达到奖励抚助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确需调查对象户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无需过多地究其原因。即便需要追求其准确性，也无需自我设置层层障碍，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完全可以简化程序，分级负责，事后追责，并依据事实取消不合理的享受资格。
为了控制政策外生育行为，我国长期推行行之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上环和结扎曾经是控制违法生育的重要手段。现在节育意识已深入人心，选择不同的节育方式更是家喻户晓。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将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作为一个指标下达给基层。卫生计生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宣传引导来实施。节育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是育龄人群生活的需求。本来可以顺流而下的事情何苦要逆流而上!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已明文规定：户籍地与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要求户籍地与跨地区流动的现居住地同为主管，同时上报出生人口。户籍地必须掌握外流人群的婚姻状况，怀孕状况，生育情况，节育情况并实行跟踪管理。这其中的硬指标，一是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二是孕情上报及时率，三是符合政策生育率。人口的自然流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问题是，户籍地特别是位于山区的户籍地政府，要及时掌控流出人口特别是长期流出且流入地较远及随意性较强的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信息何其难!要实行跟踪管理何其难!户籍地村(居)委会为了掌握信息，达到跟踪管理的要求不得不随时捕捉流出人口的返乡时机，有时踏着红线利用村规民约在为流出人员出具证明，落实农村优惠政策时设置关卡，虽能起到一定效果，却使干群关系紧张，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再者，户籍地为了落实跟踪管理责任，不得不经常组织专班跨区、跨市、跨省外出，在付出较大的差旅成本消耗后，往往效果欠佳。目前，国家正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将代替户口本。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平等国民待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引擎，而卫生计生部门理当顺势而为，不断优化管理方法，为推动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注入切实可行的新动力。
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计划生育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功不可没。1979年以前，我国由于未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造成了重大的人口失误，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负担沉重，举步维艰。目前，人口计划生育的内在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将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到大人口的范畴内去权衡。
三、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1、权衡人口总量
笔者生于20世纪60年代，有兄弟姐妹4人，那时正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笔者本人育有一女，现年21岁，正处于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阶段。这种生育现状是同龄城镇人口生育状况的缩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后代绝大部分都将自觉地晚婚晚育，主要原因不是生存的压力，而是教育、就业、创业所需要的时间量及对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所需要的时间量共同决定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大有延续趋势的事实。这一现实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忧虑：一是将来在我们后代的人群结构中，含农村青年，能够为我们整个社会提供多大比例的一线劳动者?二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青年一代组成家庭后将同时赡养几位老人?这也许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负担，但可以肯定地说是年轻一代精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问题依靠正在完善的养老体系恐难以解决。我们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人民将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物质世界和感情世界中?这些问题即便要解决，依据人口出生及成长的周期性，仍需将近2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三是年轻的独生子女们，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唯我独大，尽管接受了丰富的 文化 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面对国防需要和社会前进的种种艰难险阻，他(她)们所具备的应对心理、能力和素质实在堪忧。
在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第二胎;生育一个女孩后，可再生育一孩。这样的生育政策初衷是充分考虑到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解读时不应该带着片面的观点和歧视的眼光。但相对城镇人口而言，农业人口中尽管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政策外生育行为，当今的农业人口依然处于低生育水平。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坚持：适龄人群得到了较为便利的节育手段;政策外生育给适龄人群带来的生存压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所产生的社会辐射力。二是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广大农村青年更大范围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所传播的新的生活观、工作观和生育观。新一代广大的农村青年，也许仍怀着生育二胎的意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极少比例的夫妻想生育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心理素质，吃苦精神，奉献担当上都普遍强于独生子女。在几年的征兵工作中，笔者也注意到，愿意入伍并且能安于部队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他们正承担着高难度高风险的国防重任。
为了督促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流动人口，对于新出生人口，计划生育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两地共同管理，均需上报。但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户籍地掌握孕情，跟踪服务，控制政策外生育的难度，而且，由于现居住地在迎检时可以采取一赶了之的手段，躲而避之的办法，实际上弱化了现居住地的管理服务责任。再者，双边统计上报给新生人口造成的数据上的增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2、权衡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权衡不仅要从目前的老、中、青、幼人口构成及其走向来考虑，还要考虑到目前的青年人口性别比例及新生儿性别比例。我国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比例已经过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经失调并将更加失衡的青壮年人口。这必然导致一线的财富创造者、社会高难责任承担者日益不足，人民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日益严重以及婚姻需求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问题的双重压力下，该如何应对呢?从双独生育二胎到单独生育二胎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较大调整，这确实考虑了国情，顺应了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迎来新的生育高峰，相当比例的家庭放缓了生育二胎的步伐或者说准备放弃生育二胎的权利。这一现象说明了人民生育观的巨大改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不再是社会生育观的主流思想。人民群众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受到较好的教育，有较好的工作，较好的生活。也许，许多家庭仍然期望能够生育两个孩子，但同时，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当然，这还得依据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真实调查和科学论证。而若此判断正确，则应该果断加快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进程。权衡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利弊，既要从理论上考虑它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也要从现实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放开后所掌握的数据中作出分析和评估。
同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也是有效调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需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胎生育基本是自然生育状态，二胎生育时，大都考虑到了性别问题，这就导致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目前控制新生儿性别比的主要做法是从药品销售到B超鉴定的严格管控，旨在通过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消除选择性生育，达到自然生育的效果，这一观点是建立在自然生育就能使得性别比相对平衡的认识前提上的。
然而，它却忽视了这一认识的基点：大自然之所以能调节性别比，内在地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从人群总数而论，在生育第二胎时，大多会生相反性别的孩子。因此，可以认为正是目前的生育政策给新生儿性别比带来了巨大的负效应。在广阔的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这就自然地相对消减了女性基数而又增加了男性基数，而在生育一个女孩后，又会渴望生育一个男孩，姑且不论违法的选择性生育，就是自然的力量也会致使生育二胎时男性比例居多，这又在一个层面上增加了男性的基数。
客观的讲，生活在城镇的夫妻，在新生儿性别的问题上，大都心态平和，顺其自然。综合农村、城镇及“超生”因素，目前一对夫妻平均约生育了个孩子。从科学角度出发，一对夫妻平均生育个孩子，才能有益于性别比的基本平衡。根据专家预测，即使我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平均一对夫妻也只会生育个孩子，这无疑只能有限地对我国新生儿性别比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上，严厉打击“两非”只是一种战术行为，然而，再完美的战术也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战略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漏洞。
过去，我们没有遵循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致使人口盲目过快增长，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今天，在看到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给我国带来少生4亿人口辉煌成就的同时，如果看不到人民生育观念的巨大改变所蕴藏的稳固低生育水平的内在保障力，看不到人口政策的适度变化对于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化解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劳动力不足的现实性和潜在性的矛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许我们同样会犯下历史性的重大错误。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必须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范畴内去思考，去设计。
3、权衡人口素质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不仅能大范围地化解计划生育的节育目标，还能大范围地化解孕情跟踪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切实将从事人口计生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教育，优质服务上。人口素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优生工程是人口素质保障的第一步，孕前优生检测又是优生保障的前提条件。
现在，上级部门将孕前优生检测指标当任务下达给下级，然而，在操作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如下弊端：第一，指标本身仅要求孕前检测，忽略了孕中检测;第二，检测必须到户籍地的区级计生服务站完成。由于大量的育龄人群外流，致使户籍地街、乡级计生部门组织困难，成本投入较大。由此可见，我们所追求的优生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完善。卫生计生资源的整合从客观上为优生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更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国家免费的优生检测利国利民，本应得到广大育龄人群的积极响应，但实际效果欠佳。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笔者认为主要矛盾存在于目的与手段的脱节，没有解决好群众“一步之遥”的问题。上级部门开展工作已经习惯于下任务、下指标，让基层不计成本东奔西走，让群众不辞辛劳来回奔波。
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卫生计生部门必须探索打破户籍障碍，以流畅便捷的工作方式，让育龄人群满怀喜悦，满怀期盼地走最短的路程，既能获取他们想要的孕育结论，又能获得新生儿成长所需要的卫生计生关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法宝。人民群众期盼后代一生下来就聪明健康，而孕前优生检测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正回应了这一期盼。如何到群众中去，将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好事做好，除了必备的技术到位，手段到位外，其操作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简易化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只是简单地下任务给基层，让常住人口走较远的路程到达指定的监测点，让流出人口来回奔波回到户籍所在地的指定点接受检查，则组织者的难度，群众的辛苦度可想而知。
类似于这样的做法，还体现在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党的温暖阳光普照，上级主管部门如果只是采取任务下派的方式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基层政府不堪重负不说，“小政府，大作为”又将如何体现?更主要的是一系列的利国惠民政策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群众的面前。信息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让人民群众知道惠民政策不应该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相关主管部门是以怎样的责任担当，以怎样的行事方式拉近政策的执行与群众的距离。社会管理是一个大课题，社会管理进步又将从更深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抱怨群众不领情，而要自我查找原因，不仅要从目标正确性的角度，还要从目标运行方法的角度去认真审视。运行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是战术手段，战术手段的好坏以及运用战术手段的人的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影响着战略目标的实现。
多年以来，就提倡计生工作必须由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我们要向广大育龄群众提供避孕节育服务，生殖健康服务，优生检测服务，出生缺陷干预服务以及抓好诸如计生奖励抚助金等各类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落实。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时刻反问自己，人民群众觉得满意吗?笔者认为，优质的服务至少应具备如下特性：
其一，掌握了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要求，不是大且泛，而是精且准。既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避免意义不大的资源消耗;
其二，优良的切实可行的落实方案。优良要体现目标的明确性，安排的系统性和服务人员对所提供服务责任的担当性。可行性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得到服务的路径是坦途而不是征途。要做好一件事情，必先事前调查其要素，把握其规律。有的事情确需责任分解，分级负责;有的事情也需责任分解但上下主次不同;有的事情无需责任分解，完全可以利用事物本身具有的正能量所产生的向心力由高至低，由低到高形成互动，直达目标。
在目标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信息互动，上下互通以达成决策效果，而决策形成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执行力。在很多时候，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时，不是人民群众不积极响应，而是人民群众在响应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太多的无奈和艰辛。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仅需要从群众中来，真切地了解群众的心声，更要知道怎样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所享受的服务更轻松、更舒适。
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又共为一体。它就像三个支柱共同支撑着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因此，人口的战略决策既要保证三个支柱个体坚挺，又要保证三个支柱在正确的方向，恰当的位置;既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保证人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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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迅猛。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的对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处于弱势境地，并且我们可以找到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对于改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对策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拥有量较少，而且资本的质量不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家庭教育资本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中存在优势的方面，比如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好、坚强、乐观的品质，但是，总的来说，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总体情况十分令人堪忧。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处于劣势，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以后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的限制，使得流动人口只能从事一些劳动时间长、生产环境差危险、报酬低的工作。导致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时间短，甚至忽略对子女的教育。
第二，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资本不足。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局限于老乡和亲戚，基本没有其他寻求支持的渠道。家庭中与子女互动不足或者由于沟通方式不当导致子女的叛逆甚至是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父母多采用控制性和干预性的互动方式，支持性和引导性的互动方式运用不足。父母在寻求教育支持网络时感到非常无力，他还是保留非常保守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要自己来管，家长很少与学校主动联系，他们认为包括学校学习在内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要自己来教育，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社会的，几乎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办法教育的时候借助于社会资源和一些专业的咨询机构来寻求帮助。等到子女真正的出了问题，触犯了法律交给有关部门来管理，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家庭文化资本非常有限。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很多母亲不识字，对教育的内容和采取方式认识有偏差，这些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不利。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如赌博等。
(二)家庭教育资本不足导致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
由于父母在获得经济资本时的流动性的特点、职业的特点和家庭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很多流动儿童有被寄养的经历导致亲子关系不够亲密，引发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不足，导致父母教育的无力。不知如何和学校配合共同面对子女出现的问题，也不知如何取得社会教育资源网络的支持。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局限于公有和老乡，同质性强，而且处境类似，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太大的作用。
由于父母的文化资本不足对教育观念存在一些偏差，强调父母的权威，家庭互动缺乏平等沟通的氛围。流动人口家庭互动围绕学习和花钱的问题展开，互动多为控制性互动和干预性互动，引导性互动和支持性互动不足。导致孩子在心理上远离父母，在行为上出现问题。在家庭教育的价值观上，流动人口家庭普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行动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教育的效果不明显。流动人口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赌博等不良的娱乐方式。
总之，由于家庭教育资本处于劣势导致家庭教育的运作情况不佳，需要其它力量的介入来共同关注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
二、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收入低、危险、技术含量低、经常面临失业困扰的、工作时间长的工作，消费能力有限，直接表现为住房面积狭小，流动儿童没有学习的空间，客观化文化资本占有较少，工作时间长使得家长与流动儿童互动时间少，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果。
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范围局限于亲戚、老乡和工友，获取对流动儿童教育支持的资源十分有限，对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独自面对。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制度安排之外，流动儿童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就学，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即使我们看到一些正规学校在逐渐接受流动儿童，但是据笔者了解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他们也只能接受极少的流动儿童入学。子女没有好的学校入学也使得家长对于子女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信心不足，但又无能为力。
三、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措施
(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资本
韦伯利用“封闭”这个概念来描述把人们置于次等地位的过程，透过此过程，一个群体垄断了优势地位，向它界定为下层的或不合资格的外部人关闭机会。任何方便的、看得见的特征，例如种族、语言、社会背景(social source)、宗教、以及缺少一份特殊的学校文凭，都可以被用来把竞争者宣布为外部的人。通过限制获得机会(opportunities)和资源的获取(access)，封闭容许集体把报酬最大化。群体内部的人分享共同的文化和身份，并因而分享使排斥合法化的规范。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匮乏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应该从反对社会排斥入手，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处境才能真正改变流动儿童的处境。
1.规范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对雇主的不良行为进行规避，促进新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对在长期失业者中招募工人的企业的财政刺激、对低技术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改善、意图在失业者和潜在雇主间建立联系的临时就业，处理妇女特殊需求的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对小业主给与支持和政策倾斜。城管和小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上演已久，小贩大多是流动人口和社会低收入阶层，流动儿童心思细密，对于父母被追赶的情景十分不解和感到愤恨，从而引起他们对于执法者和整个社会的误解，小小的心灵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还会被驱赶，为什么来到城市会受到如此的对待，这个城市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反社会的情绪会在幼小的心灵开始萌芽。因此，对城市的小摊贩运营进行合理的规划，给流动人口一定的自主谋生的权利，对他们的劳动给予一定的尊重是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现状的重要环节，也是改善流动儿童处境的措施。 2.提升能力
对流动人口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 增加就业能力。很多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自主创业没有资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危险，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时间长。进行培训后部分流动人口有可能从事一些技能性的工作，提高家庭收入从而改善流动儿童的境遇。
3.收入支持
收入支持这里是指社会保障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流动人口面临受伤或者失业的情况下，有一笔资金作为临时性的救助，以防止家庭经济条件迅速的恶化。目前，流动人口由于户口以及工作单位的临时性原因，很多流动人口都没有社会保险。很多流动儿童也由于户口的原因没有保险，无论生病还是出现意外伤害，损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父亲，家里的顶梁柱遭遇到不测，家庭就坠入无限的困境中。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把流动人口纳入其中，使他们有一定的安全感，无论整个家庭陷入何种境地都能使流动儿童的各种权利得到保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地域扶持倾向
这种尝试的理念是，特殊的城市贫民区或受剥削的地区，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针对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的行动(Rodgers， 1995b)。
2005年以来，为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重庆市南岸区采取“因地制宜、政府投入、社区管理、以寓养寓”的模式，投资250多万元，在各街道建设“阳光公寓”。只需“一人一天一元”的低费用，农民工就能住进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的公寓房。截至2007年7月，南岸区已建成7个“阳光公寓”，入住农民工5000多人。政府在能力的许可下，可以参考重庆的做法，建设流动人口公寓。给流动人口家庭安身立命之所，给流动儿童一套学习的桌椅和一盏点燃希望的台灯。
(二)发挥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正功能
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所传递的文化是统治阶级文化，而非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遗产。学校运用支配阶级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将其文化定义为合法的文化资本，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符号暴力过程强制性地传递。由于被支配阶级的文化与支配阶级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的子女常常是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失败者，无法取得足够的、支配阶级定义的合法文化资本。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结构，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资本的循环传递与阶级关系的循环传递。
教育的再生产功能是否意味着教育是制造社会不公平的机器?是否意味着教育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知道，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自从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选拔机制以来，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给处于社会劣势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社会上层阶级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社会的地位世袭，使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教育给大众提供了平等竞争的舞台。
在打破这种循环使得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议题上，科尔曼报告给我们增加了信心。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处于弱势的学生，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低，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在流动儿童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儿童都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学习差强人意，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很多人读完小学就不读了，能读到高中，考上大学的流动儿童是少数。
科尔曼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因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下，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佣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这种措施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的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成为争议的焦点，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至今没有平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明显地改善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性。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公平合理的教育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因此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至少它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向较高的社会地位去努力。有些国家一经独立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教育的改造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当它一旦传播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利的阶层，改造的趋向便是平等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流动儿童摆脱贫穷边缘的社会地位，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三)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去除身份区隔
我国的户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也在不断制造着依附于身份的城乡分割，以有没有户籍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违反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在教育领域来说，正是城乡户籍的存在，造成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儿童同样受教育的权利。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
消除户口的社会附加功能，切断户籍身份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改变户口与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公民利益挂钩的不合理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建立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制度。 2.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消除身份歧视
在流动人口特别集中的城郊结合部，要提高公立学校的招生能力，或者增设新的学校，来解决局部区域内农民工子女入学紧张的现象。
社区和学校牵头，办好农民工子女家长学校，提高农民工教育子女的能力，使流动人口家庭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3.发挥学校教育与社区的教育的功能增加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
学校主动与家长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只是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职责家长的错误。采取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加强学生家长之间的互动，互相交流教育心得，营造好的教育气氛。把同质性较高的家庭分成小组，如单亲家庭小组、多子女家庭小组，学校负责讲解这些家庭的子女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早发现子女出现问题的征兆对症下药进行解决。
4.发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增加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
团委、妇联、青少年研究机构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可广泛挖掘社区教育资源，为流动儿童提供文化资本。比如，妇联联合街道与大学，让大学生进入流动儿童家庭，与流动儿童结成对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对流动儿童提供学习帮助;团委、街道等机构可以培育义工、志愿者队伍，鼓励退休教师、大学生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成为义工或志愿者，广泛开展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指导流动儿童的学习，帮助他们实现学业进步。
总之，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是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儿童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有责任帮助流动儿童家庭充实家庭教育资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善亲子互动，有责任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
参考文献：
[1]重庆：农民工住上“阳光公寓”
[2]周海玲：《论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化的策略――文化资本的视角》，《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年9月
[3][法]雅克・哈拉克：《投资于未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教育重点》，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49页。
[4]昆明城乡一体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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