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称论文陶行知

陶行知爱满天下论文名称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当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 当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这期间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但是，开展乡村教育决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因此，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这时候，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后，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今天人们仍在研究他的思想，学习他的品德。目前，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他的著作也被辑为《陶行知全集》出版，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大量涌现。事实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陶行知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对我国的教育建设和教育改革是极好的参

且看此文，另外您若觉得长了，可自行将文章分为2个部分，或者2章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 陶行知提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他指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认为，培养人才不看形式而要看实际的真本领。他称“教人求真”的教师，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需要具备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②教师教人求真，首先就应当教人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不做“伪君子”，伪君子为名利所动，会丢掉人生最宝贵的人格，“演出千百之伪状”，而真人则求真知识，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办事，就可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学生学习就是要追求真理做真人，不追求虚名，而要学习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真本领。1940年底，陶行知之子陶晓光到成都一个无线电厂工作，厂方要资格证明书，陶晓光因没有正规学历，便向熟人要了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明书。陶行知闻讯后，认为不妥，即电告晓光将证明书寄回，并写信对晓光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③陶行知认为“才”与“不才”，在于其知识、学识是否“真”。真学问的标准在于是否真是经过自己刻苦学习和实践求得，而不是由什么“证书”之类所决定。 陶行知认为在学问上忠于真理，则在政治上必忠于革命。他说：“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若以学问作买卖，则无论新旧，都有作汉奸之可能，……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④陶行知要求真人需是“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他说有人误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他认为这种立志为老百姓造福、为整个人类谋利益的人，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做人中人”最根本的道理到40年代，陶行知的的人才教育观，又进一步发展为“亲民”的思想）他在办社会大学时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所谓“亲民”就是“要亲近老百姓”．“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所要培养的人才已经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才观相一致。不仅区别于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也不同于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发展个人奋斗的人。 陶行知还认为，要引导新一代“学做真人”就要实行全面培养这其中包含三种要素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要的责任，别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 （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⑦这三个要素，实际涉及了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在知识教育上，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而且要有灵活的思想方法和实际本领，他强调为学的方法不在读死书，而“全要研究”，无论准备从事何种职业，都要会手脑并用，“学农的人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农夫的手；学工的人，也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工人的手。这样他才可以学得好。”⑧才可以有独立的职业，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二） 在塑造“真人”的道路上，他认为只有在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中才能实现。 他提出教学做合一、智仁勇合一、知情意合一、教育与训育合一的人才培养观，陶行知说：“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③陶行知主张实行智仁勇合一的教育，认为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当代社会仍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智仁勇兼修，他说：“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⑩对于智仁勇三者的涵义，他也作了新的解释，即“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陶行知在培养人才上，注重整体教育，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把训与育分割的倾向，批评说：“在现代中国学校里教与训分家是普遍的现象。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或是做事；教育好像是培养知识，训育好像是训练品行；教育又好像是指所谓之课内活动，训育则好像是指所谓课外活动。”这是“横的割裂”的教育，是将本来就是“整个的教育”硬分裂成几块，这是一种与生活教育相冲突的传统思想。“生活教育的要求是：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对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得分割的，”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 （三） 在德育的方法上，陶行知主张从小事做起，实行严格要求的人才教育方法。 陶行知本人就是怀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也将教育青年树立远大理想、信念放在育人的首位。但他认为任何美好的理想和信念都是“从近处着手”的，塑造真人，必须从小事做起，坚持严格要求，教育青少年从小就要学会迎接和克服困难，他曾给一个叫吴立邦的小孩子写信。题目就是《预备钢头碰铁钉》，告诉孩子“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就要预备碰钉子”，“假使钉子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钢做的头皮上就弯了起来”。 陶行知对学生的训练包括各个方面，他曾为育才学校拟定办学旨趣“十字诀”，即：“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锁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七 （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九九难关。十（誓）必克服。”其中要求学生会动脑动手；要进行德性的修养；知识积累；要学有方法，善于思考；要有唐僧克服八 十一难的精神，为使学生进德修业日日长进，他提出“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为了便于学生身体力行，他制定了很多具体的行为规范，仅以育才学校就有《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学生教育二 十九事》、《怎样培养十六常能》、《育才十二要》、《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育才二十三常能》、《育才十二要》等，这些行为规范的训练，把远大的目标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保证了学生健康地成长。

陶行知先生的“爱满天下”，更把爱的教育发扬光大。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陶行知说：孩子的体力与心理都需要适当的营养。有了适当的营养，才能发生高度的创造力，因而教育应当充满爱

爱满天下就是大爱无疆 自己要无私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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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爱的教育论文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当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 当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这期间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但是，开展乡村教育决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因此，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这时候，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后，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今天人们仍在研究他的思想，学习他的品德。目前，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他的著作也被辑为《陶行知全集》出版，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大量涌现。事实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陶行知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对我国的教育建设和教育改革是极好的参考。

1891年生，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系。后留学美国，曾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培养出不少革命人才。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6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陶行知（18--25），汉族，安徽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url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人物简介　　陶行知，1891年生，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金陵大 陶行知(15张)学文学系。后留学美国，曾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 　　陶行知原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后迁居安徽古溪地方 ，不久又移居古城徽州（歙县）城西黄潭源村。陶行知的父亲名位朝，字槐卿。接管了祖上的一片酱园，后因社会经济萧条而破产倒闭。母曹翠 （Lè）。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到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用枪炮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出过洋，亲眼见到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先进的东西。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强烈反差，重重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 　　陶行知自小十分聪敏好学。六岁时，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以为神童，免费为其开蒙。后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十五岁时，其母在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些事，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他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他更加自觉而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便能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读大学期间，在他倡导并主编中文版校刊《金陵光》上，他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培养出不少革命人才。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1946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作品《陶校长的演讲》选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9册，《自立立人歌》四首中前两首选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第10册。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陶行知，1891年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 陶行知手迹（1930年夏）[2]祖籍浙江绍兴，6岁蒙馆，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 　　1910年靠教会资助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与胡适同乡又同学。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 　　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 　　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 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 　　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编辑本段主要贡献　　陶行知的教育活动是在当时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他的教育实践是与民主爱国的活动相伴而行的。早年他曾投身于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等。 　　他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陶先生一生办过许多各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还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到延安和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编辑本段人物著作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 　　《中国教育改造》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8 年4月初版本 　　《斋夫自由谈》 上海《申报》馆 1932年4月30日初版本 　　《教学做合一讨论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2年10月初版本 　　《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上海大众文化社 1936年8月初版本 　　《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和及其方案》 生活教育社 1945年10月10日自刊版本 　　《行知书信》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9年1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3 年7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前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5年12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三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6年11月初版本 编辑本段陶行知与《申报》　　1932年《申报》连发了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鲜明反对内战。 　　《剿匪与造匪》 　　“今日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以我愚见，匪无非是那些自以为正统的人给和他们立场不同或反对他们所作所为的人乱扣的帽子，但凭良心说，这世上真的没有谁愿意当匪，但匪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谁造的“匪”，很多人都搞不明白，或者搞得明白也故意装不明白，破馆某一老夫子就说：“哼，现在讨论鸡和蛋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哈，这老夫子其实明白土匪怎么来，却故意装不知道，整一虚伪的家伙，这种人最大的喜好就是粉饰太平、抚着良心乱说话。 　　土匪出现，自然要去剿灭，任“匪势”乱涨，会危及江山社稷，搞不好会弄出另一个梁山泊，从另一方面说，给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旁若无人乱窜，这老脸也着实丢不起，所以，刀枪棍棒加石头砖块再加口水唾沫一起上，也不看自己的斤两，一门心思把土匪往死里整。。。 　　。。。。。。 　　蠢笨的人不明白，因而见“匪”就剿，天天和“匪”斗气，以其斩尽杀绝，还自己安宁，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最后免不了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以说，谁剿“匪”越厉害谁就灭亡得越快，这已经有无数的事实证明，剿匪就好比拉弹簧，越用力拉反弹得就越厉害。因此，见到土匪出现，聪明的人一般不会随便硬对硬，多是另想办法，土匪喜欢美女、帅哥，就送帅哥、美女安慰一下；土匪喜欢金银珠宝就给他们一金矿；土匪喜欢戴乌纱，就眯着眼封他们一官半职。。。反正一句话，投其所好，保管有用，嘿，连整天只懂画画的宋徽宗都明白这个道理，打不过之后就招安梁山泊英雄，宋江最后乖乖就范，宋朝是武功最差的朝代，老赵家的子孙也曾被“匪“吓得不轻，可最终没有被“匪”所灭，有一定道理的。小说里的东西不可信，说点近的，我最讨厌的老太婆慈禧在和义和团抡了一圈拳脚不敌后，脑筋急转弯，“抚而用之”，最后把没有防备之心的义和团搞得凄惨，这老太婆治国不行但谁也不能否认她不是聪明人。 　　但我认为，最最笨蛋以及不可救药、等着灭亡的人还是一边造匪，一边又大张旗鼓去剿匪的家伙，简直是吃饱了撑得慌没事找事做，这些笨蛋脑子不知进了水还是怎的，从不想为啥那些本来以德服人和蔼可亲的人成了“穷凶极恶”的“土匪”，这些“匪”怎么不去别的地方安营扎寨闹革命，就偏偏和自己对着干？！ 　　哈，俺觉得最好笑的事情还是有些人自己明里暗里干着土匪的勾当，却诬蔑善良可爱的人是“匪”，偏要要拿冲锋枪去剿“匪”扮正义！ 　　经典作品 　　《创造宣言》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其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成之神来崇拜。 　　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笨人借恋爱之名把爱人造成丑恶无耻的荡妇来糟踏，糟踏爱人者不是奉行恋爱无上主义，而是奉行万恶无底主义的魔鬼，因为他把爱人造成魔鬼婆。 　　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 　　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末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的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 　　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它几笔，便成为 在机场与毛泽东合影一幅名贵的杰作。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菲狄亚斯、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 　　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产生了《尼赫鲁自传》。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赛布（Lesseps）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单调又无过于开肉包铺子，而竟在这里面，产生了平凡而伟大的平老静。 　　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之遁辞。既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须乎创造。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但是当你把莫扎特、爱迪生，及冲破父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卡尔（Pascal）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 　　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但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字的慧能，传了黄梅的教义。慧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可见无能也是借口。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 　　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特，毕竟写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像屋檐水一样，一点一滴，滴穿阶沿石。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 　　东山的樵夫把东山的茅草割光了，上泰山割茅草，泰山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茅草没有东山多。泰山上的“经石峪”、“无字碑”、“六贤祠”、“玉皇顶”，大自然雕刻的奇峰、怪石、瀑布，豢养的飞禽、走兽、小虫和几千年来农人为后代种植的大树，于他无用，都等于没有看见。至于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境界，也因急于割茅草而看不出来。他每次上山拉一堆屎，下山撒一泡尿，挑一担茅草回家。尿与屎是他对泰山的贡献，茅草是他从泰山上得到的收获。茅草是平凡之草，而泰山所可给他的又只有这平凡之草，而且没有东山多，所以他断定泰山是一座平凡之山，而且从割草的观点看，比东山还平凡，便说了一声：“泰山没有东山好。”这话被泰山一棵树苗听见了，它想到自己老是站在寸土之中，终年被茅草包围着，徒然觉得平凡、单调，烦闷、动摇，幻想换换环境。一根树苗如此想，二根树苗如此想，三根树苗如此想，久而久之成趋向，便接二连三的，一天一天的，听到树苗对樵夫说：“老人家，你愿意带我到东山去玩一玩么？”樵夫总是随手一拔，把它们一根一根的和茅草捆在一起，挑到东山给他的老太婆烧锅去了。我们只能在樵夫的茅草房的烟囱里偶尔看见冒出几缕黑烟，谁能分得出哪一楼是树苗的，哪一缕是茅草的化身？ 陶行知创办社会大学，自任校长割草的也可以一变而成为种树的老农，如果他肯迎接创造之神住在他的心里。我承认就是东山樵夫也有些微的创造作用——为泰山剃头理发，只是我们希望不要把我们的鼻子或眉毛剃掉。 　　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动苗是有了幻想，樵夫拿着雪亮亮的镰刀天天来，甚至常常来到幼苗的美梦里。你不能放弃你的责任。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当你看见满山的幼苗在你监护之下，得到我们的汗、血、心、生命的灌溉，一根一根的都长成参天的大树，你不高兴吗？创造之神！你回来啊！只有你回来，才能保证参天大树之长成。 　　罗丹说：“恶是枯干，汗干了，血干了，热情干了，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于创造。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且看此文，另外您若觉得长了，可自行将文章分为2个部分，或者2章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 陶行知提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他指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认为，培养人才不看形式而要看实际的真本领。他称“教人求真”的教师，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需要具备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②教师教人求真，首先就应当教人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不做“伪君子”，伪君子为名利所动，会丢掉人生最宝贵的人格，“演出千百之伪状”，而真人则求真知识，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办事，就可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学生学习就是要追求真理做真人，不追求虚名，而要学习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真本领。1940年底，陶行知之子陶晓光到成都一个无线电厂工作，厂方要资格证明书，陶晓光因没有正规学历，便向熟人要了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明书。陶行知闻讯后，认为不妥，即电告晓光将证明书寄回，并写信对晓光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③陶行知认为“才”与“不才”，在于其知识、学识是否“真”。真学问的标准在于是否真是经过自己刻苦学习和实践求得，而不是由什么“证书”之类所决定。 陶行知认为在学问上忠于真理，则在政治上必忠于革命。他说：“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若以学问作买卖，则无论新旧，都有作汉奸之可能，……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④陶行知要求真人需是“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他说有人误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他认为这种立志为老百姓造福、为整个人类谋利益的人，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做人中人”最根本的道理到40年代，陶行知的的人才教育观，又进一步发展为“亲民”的思想）他在办社会大学时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所谓“亲民”就是“要亲近老百姓”．“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所要培养的人才已经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才观相一致。不仅区别于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也不同于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发展个人奋斗的人。 陶行知还认为，要引导新一代“学做真人”就要实行全面培养这其中包含三种要素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要的责任，别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 （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⑦这三个要素，实际涉及了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在知识教育上，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而且要有灵活的思想方法和实际本领，他强调为学的方法不在读死书，而“全要研究”，无论准备从事何种职业，都要会手脑并用，“学农的人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农夫的手；学工的人，也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工人的手。这样他才可以学得好。”⑧才可以有独立的职业，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二） 在塑造“真人”的道路上，他认为只有在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中才能实现。 他提出教学做合一、智仁勇合一、知情意合一、教育与训育合一的人才培养观，陶行知说：“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③陶行知主张实行智仁勇合一的教育，认为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当代社会仍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智仁勇兼修，他说：“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⑩对于智仁勇三者的涵义，他也作了新的解释，即“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陶行知在培养人才上，注重整体教育，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把训与育分割的倾向，批评说：“在现代中国学校里教与训分家是普遍的现象。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或是做事；教育好像是培养知识，训育好像是训练品行；教育又好像是指所谓之课内活动，训育则好像是指所谓课外活动。”这是“横的割裂”的教育，是将本来就是“整个的教育”硬分裂成几块，这是一种与生活教育相冲突的传统思想。“生活教育的要求是：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对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得分割的，”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 （三） 在德育的方法上，陶行知主张从小事做起，实行严格要求的人才教育方法。 陶行知本人就是怀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也将教育青年树立远大理想、信念放在育人的首位。但他认为任何美好的理想和信念都是“从近处着手”的，塑造真人，必须从小事做起，坚持严格要求，教育青少年从小就要学会迎接和克服困难，他曾给一个叫吴立邦的小孩子写信。题目就是《预备钢头碰铁钉》，告诉孩子“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就要预备碰钉子”，“假使钉子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钢做的头皮上就弯了起来”。 陶行知对学生的训练包括各个方面，他曾为育才学校拟定办学旨趣“十字诀”，即：“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锁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七 （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九九难关。十（誓）必克服。”其中要求学生会动脑动手；要进行德性的修养；知识积累；要学有方法，善于思考；要有唐僧克服八 十一难的精神，为使学生进德修业日日长进，他提出“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为了便于学生身体力行，他制定了很多具体的行为规范，仅以育才学校就有《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学生教育二 十九事》、《怎样培养十六常能》、《育才十二要》、《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育才二十三常能》、《育才十二要》等，这些行为规范的训练，把远大的目标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保证了学生健康地成长。

陶行知议论文

“因材施教”这是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思想。成功需要汗水需要付出，但更需要对学习主体客观的分析与了解，扬长补短，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自我，实现人生价值。兔子是短跑冠军不会游泳，这是由它先天条件决定的。而鸭子教练却逼着兔子、松鼠学游泳，功夫费了不少，但成效却不大！自己却还不明原因地而嚷嚷“成功的90%来自汗水。加油！加油！”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例子，试想，如果那只兔子不但没有学会游泳，反而把跑步的本领也给忘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有一篇文章曾写道：“不是任何竹子都能做成笛子，太嫩的竹子质地过于松软，无法吹出悠扬的笛声来。但他们不是没有用了，它们还可以发挥自己柔性强的特点，还用做编竹席的材料！”倘若非要嫩竹做笛子，那想必是费力不讨好，别说像“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那样勾起客居者的思想（乡）之情，恐怕是自己自娱自乐也显它声音太艰涩难听了吧！发挥自己的优势，弥补自己的不足，因材施教，辩证客观地看待人和物，而不是一个模板育人办事，这样才能突出每个人的个性，使其成为自己领域中的“爱因斯坦”、“毕加索”，而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因材施教”，发展个性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客观地分析我们的潜能，我们才能实现飞跃！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是否文理分科。我想：作为一个学生当然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先天条件不同，个人爱好不同，目标和愿望不同，因此很难实行一个模板的教育方式。让热爱文学、醉心于诗词歌赋的文学少年整天沉浸在物理、化学艰涩难懂的公式中，让精于严密推理的明日科学家整天哼吟着散发着发散性思维气息的散文长诗，这是多么难以想象！就像非得让陈景润写抒情诗，让李白研究数学公式一样，最后只能一心期望，终归要破灭！发挥自己的优势，展现自己的个性。“因材施教”，让每一个人的潜能都得到充分发挥，扬长避短让我们都成为自己世界的“爱因斯坦”。

心中的水仙花“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花逝残红。”为了母体跨越冬的禁区，梅减余香，保全枝干承接春的呵护。物质与精神在冲突中两全，思考的芦苇便在烈火中涅槃，躯体的消亡后是灵魂孤兀的屹立。抚今追昔，猎猎的寒风下，两个孤魂，飘荡在殷城之外，伯夷不食周粟，义薄云天，以物质的匮乏立下精神的丰碑。历史的奇崛使高义不灭，他以几尺微命挑起家庭的悲辛，抚养了一个脆弱的女孩，洪战辉以精神抚养了希望。茕茕相对的历史与现实凝视生灵的孤寂。汨罗江畔，是他，孤傲的屈大夫，峨冠飘发，指天詈月“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万物又归于寂静，惟有江水激浊起胸中震荡。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乐筑声还在耳畔，那刺秦的壮士呵，将去成就壮烈。“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滚滚的易水只是无语流淌，向着雾迷津渡的远方……亚圣有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食嗟来之食，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威逼利诱未能使他动容，忠心可鉴日月，吟诵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心声。为了精神的完整多少人舍弃了物质的丰盛。人只为活着一口气，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方是大丈夫所为！李大钊面对国民党的软硬兼施，只是固守心灵的净土，固守对信仰的忠贞不二，水仙花绽放的季节里，他获得了永生。生命只有一次，一次的生命如白驹过隙，一瞬而已，而有的人使一瞬间成为永恒，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有的人使一生成为一瞬间，为了私欲，放弃了人格的崇高，在人民的唾弃与责骂中含泪死去，比鸿毛还轻。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我们不是圣人，可是我们要固守水仙花生长的土壤，固守精神的一席之地，在未来的憧憬中实现梦想的价值，实现生命的永恒。心灵的水仙花不会凋零，有了心的呵护与汗水的浇灌将使它保持绽放，绽放在我们的心坎。天空回荡的可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古训，那尘土下的古训指引着心灵前进。　　例文：1、绽放于心田的水仙花　　　　　　　当庄周垂钓于濮水之上，当他于濠梁之上与惠施玩味着“鱼之乐否”时，我们怎能不钦佩他那宁愿曳尾于涂中不为红尘的所得的仙风道骨？也许他是贫穷的，他家徒四壁，但因精神世界的充盈，一朵水仙花便于世俗尘埃中绽放，灼灼其华，雄视百代。　　在现今物欲横流之时，人们似乎淡忘了“点一瓣心香”的感动，疏远了秦淮河上桨声灯影的浪漫，至于张岱夜船中的悠闲与文趣只怕也在灵性深处黯淡的落上了灰。殊不知，单翼难飞，独木难支，精神如水滋养心灵，物质若山支撑生活，山环水绕，高山流水才是和谐。　　洛克菲勒早年吝啬狭隘，垄断市场后仍是抑郁难舒，物质的享受并未带来片刻的欢愉，医生断定他活不过60岁，可之后他捐款助人，借帮助他人丰富自己那早已枯竭的心，不久他开始活的饱满，充实。用一颗温暖，善感的心去味这世间的美好。谁又会忧愁满腹呢？　　生活本就是一杯白水，杯子的华丽与否并不会改变水的香甜。可水若是变质了，再美的杯又有何用？　　在那个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的年代，多少人不堪侮辱，选择离开。好的坏的，都淹没于尘埃中，可有那么些人坚守心中的水仙花，相信终有一天天地澄明，于是再深的伤害，再痛的打击也一笑置之，不然，胡风如何在几十年牢狱中忍受孤独，杨绛怎么挨得过牛棚中那艰难的岁月？生活中有各种痛与苦，唯有精神的力量才能帮助我们抵过风浪。（大气豪放，行云流水。）　　李白曾“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他的寂寞与无助像海一般深，可他寄情山水，逍遥酒中，他是失意的贫穷的，可精神上的水仙花都让他成就了一世英名。　　一直很喜欢一句诗：掏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不是物质上那种富贵奢侈的享受，只是简单的美，纯粹的与自然共舞，失水天烂漫。可那自有人生的真谛，让我们在经历了无数的捶败后，知道原来生活也可以如此浪漫。如同文君当垆，为了一个身无长物而才华横溢的才子，即使环堵萧然，也愿意度过相濡以沫的幸福，简单地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　　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诋毁，寂寞孤独，自有人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也有人感慨“最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秋霜”，这时，再多的黄金也只是冰冷而无情的，而它可以饱腹，但水仙花才给你安适，心灵的充盈。　　二战后，日本成了一片废墟，可废墟中的一盆花却象征了日后的迅猛发展。　　你心中的水仙花在何方？花在，才能诗意的栖居！

创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灵魂 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细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创新犹如一根金钱，贯串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各个部分。创新在这里指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创立与社会、历史进步相符的“新”。创新还具有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挣脱教条的束缚，从僵化习惯性思维中走出来的含义。一、教育观念和教育方针的创新传统教育奉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育思想，把教育看作是升官、发财的途径。陶行知旗帜鲜明地指出培养“人上人”的教育“成了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专有品”。中国的教育由戊戌变法进行了部分变革，开始废八股兴学堂。“五四”前后又进行了改革，结果是丢弃了“老八股”，取而代之的却是效仿德、日、美的“洋八股”。陶先生指出中国的新学办了三十年，只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他大声疾呼“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何能求其进步”陶行知的教育观与传统的教育观截然不同，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使人民大众受教育。他说教育不应是玩具，也不应是装饰品，更不应是升官发财的媒介；教育不是“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的“小众”教育，“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陶先生指出“民众教育是民众的教育，民众自己办的教育；为民众的最高利益而办的教育。”陶先生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适国内外之势，提出受教育者应达这样的目标：“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五个方面用现在的话可以概括为“体、劳、智、美、德”。总结以后的诸多论述，可把他的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大众服务，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人们做自己的主人，培养德、智、体、美、劳诸方面谐调发展，具有自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真善美的活人”。这充分体现了陶先生“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1．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陶行知认为，教育不应象“老八股”、“洋八股”那样用来麻醉、欺广大青年，不应是生产“伪知识阶级”和培养特权的工具。他认为教育应为救国救民之用，发展教育是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必由之路，是国家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根本大计之所在。早在他创办乡村教育时就指出，教育“担负改造生活的新使命”，并深信“教育能够叫中国的乡村变做天堂，变做乐园”。他强调：“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我们深信教育应当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陶行知的观点，用今天的话表述就是教育要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教育与社会生活和劳动的关系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实践人为地割裂开来，其最大的弊端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使读书人“心里想和口里念，而手不做”，成了用脑不用手的半残废；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对这种教育，陶行知一方面强烈地反对，并号召要革书呆子的命；另一方面指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指导。他的口号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社会生活和劳动，从现实生活出发，联系现实生活实际，为改造和提高现实生活服务。提出学校要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学校的教化作用不要仅仅局限于学校，而应面向社会。他曾讽刺脱离生活的旧教育是“大笼统，小笼统，大小笼统都是蛀书虫，吃饭不务农；穿衣不做工。水已尽，山将穷；老鼠钻进牛角筒。”并强烈地意识到，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的旧教育是非常可怕和令人担忧的。鉴于此，他指出教育与生活和劳动不能脱离，它们应紧密相联，提出“生活即教育”。他认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一切进行必有一日千里之势。”3．教育的培养目标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新，也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早在他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时就为这所学校提出三个教育目标：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他说：“我们要在必有事上下手。我们要以事为我们活动中心。研究学问要以事为中心；改造环境，要以事为中心；处世应变，也要以事为中心。”在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晚会上，他重申要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学生。他号召学生每天做如下“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陶行知提出这“四问”颇具独特见解。二、教育内容的创新教育内容是教育方针的具体化，教育方针、教育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载体。陶行知认为，教育内容的创新应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实际情况来确定，其主要表现为：智育，陶行知极注重科学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几千年来，一直只把“四书”、“五经”等先贤的遗文作为主要内容。这些圣贤的文章不乏精辟之处，如果把它们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甚至全部内容，就会忽视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大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此，陶行知要求青年必须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他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提出：“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他认为科学基础知识是一把钥匙，而“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他主张要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尤其是前沿性的、技能职业性的科学知识，他说“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最重要的知识技能，无过于自学科学。没有真正可以驾驭自然势力的科学，则农业文明必然破产，工业文明建不起来。”在教育实践中他正是这么做的，南京高师新生入学的第一学期，他就给他们开设有介绍科学常识的课，既有遗传学，又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说到孟得尔的杂交实验。另外还为学生开设了科学史、心理学等课程，并强调要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具体反映，是根据教学大纲编写而成的教学用书，是学生获取系统知识的重要工具，也是智育的重要媒介。当时，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很少以现实生活做基础的，大都含有封建流毒的思想。它们的通病是以文字做中心，空空洞洞毫无内容缺乏实用性。比方甲家书馆的教科书是“小小猪，快快跑，小小猪，快快跑。”乙家书馆是“小小猪，小小猪。快快跑，快快跑。”他认为“以文字为中心而忽略生活的教科书，好比是有纤维而无维他命之菜蔬，吃了不能滋养身体。”对于这种教科书陶行知坚决反对使用，他亲自着手研究教科书，并且组织一批教师去编写教科书。他认为辨别书的好坏就要：“一，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二，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三，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并指出应根据实际使用不同的教科书，比如他在回国不久推行平民教育时，为达到使平民识字明理的目的，他亲自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使五十多万人受教育。在上海搞普及科学教育运动时，他为儿童组织编写一百种的《科学丛书》，并组织编写了《大众科学丛书》，还亲自撰写了天文学的科普读物。这些活动旨在“要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德育，是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认为，封建教育只重视念书做文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至于气节品行教育丝毫不讲究。因此，他主张在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更应注重对他们进行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他指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做恶愈大。”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德育主要之点就在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他提倡讲求“公德”和“私德”，强调良好公德能使集体、国家兴旺发达，不顾公德的结果是“多数人只顾个人私利，不顾集体利益，则这个集体的基础必然动摇，并且一定要衰败下去”。“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洁，因为“一切坏心术、坏行为，都由不廉洁而起。”要求学生必然有一种高贵的品德成绩表现出来，既要讲“公德”又要讲“私德”。陶行知的德育思想是针对封建教育只重视“学而优则仕”和以“文章定功名”的强烈抨击和讽刺，是对旧教育的德育进行的一种全新创造。体育，传统教育从不提倡体育，教育者“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成了“一个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乃至当大学毕业时“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陶行知对此极为关注，在注重德育、智育的同时，把体育提高到等同于德智二育的基础地位。指出只有身体好，才有德智的存在。否则，虽具有良好学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这种学识道德，不能用以树不世之业，为人类创造莫大之幸福。在他看来，体育是德育、智育的物质基础。显然陶行知始终把体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为此，陶行知积极倡导对体育进行革新，早在南京高师任教务主任时，就重视学校的早操，并在学校设置了体操、兵操、拳术等课程。在创办晓庄师范后，陶行知把体育具体落实到教学活动中。还请人来校传授体育技能。在育才学校期间，更是重视体育，而且体育课比前期更为规范，开展了以田径、球类、游戏等自然活动为主的“自然体育”，取代了以前以刀枪棍棒为主要内容的“兵式体育”。同时还强调把生理卫生和保健知识也列为体育课内容，扩大了学校体育课程的范围。三、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方法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陶行知认为旧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种种弊端，其主要表现是教学领域中存在“重教太过”、“教学分离”等主观主义痼疾。这种主观主义的特征是教学过程被演化成简单的告诉与被告诉的过程。教师只知道自己做自己的教授，不管学生能否接受，只知道反复地一味灌输和强化作业。人们也习惯于把教师所干的事称为“教书”，把教师教书的法子称为“教授法”，似乎教员是专门教书本知识，此外无别的可教。学生在校内也似乎除受教外，无别的功课可学，于是乎出现了“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了。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来却又像教校”。他尖锐地指出这是教与学的分离，并呼吁“教学二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两者分离是违背教学规律的，其弊端最终表现为“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陶行知指出教学方法必须革新，用新的教学方法取代旧的教学方法。他说“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同时他指出中国应同欧美国家一样，要废除注入式、填鸭式的教授法，取而代之的应是“教学做合一”法。陶行知明确阐明“教学做合一”法的含义，在撰写《教学做合一》一文时，指出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来定。后来又进一步阐述“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陶行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做”的环节，认为“做”是首位的，强调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教与学之所以能统一，就是统一在“做”上，只有“在做上教是先生；在做上学是学生。”“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否则，“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陶行知还大力提倡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动精神，反对灌输的教学方法。他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强调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他明确指出“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教给学生”，教师要在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上更进一步，使学生“不得不愤，不得不悱”。关于培养学生自动精神，陶先生曾精辟地论述“自动是自觉的行动，而不是自发的行动”，“在自动上培养自动，才是正确的培养。若目的为了自动，而却用了被动的方法，那只能产生被动，而不能产生自动”。培养自动精神则能使教育的收效事半功倍，因此，陶先生要求，要特别注意把自动力的培养贯彻于全部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传统教育用会考来确定学生是否毕业，会考成为衡量学生学业的惟一标准，这种教育制度不仅扼杀了学生的生机，束缚了青年的思想，而且使学校成了会考筹备处，学校必须教的课都是要会考的，不会考的课则“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学校中的音乐课、图画课、体操课、家事课等等课内外的活动都被取消了。陶行知尖锐地揭示出这种制度是“变相的科举”，“大规模地消灭民族的生存力”。因为，学校“所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生命赶掉了，这真是杀人的会考，用会考在杀人”。为此，他大声疾呼要停止这种毁灭人生活力的单纯性文字之会考，对学生应采用新的评价方式。陶行知主张以有利于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建立和发动能培养生活力的创造的“考成”，并阐明“考成”要以生活的实质为内容，不能象会考那样“纸上空谈”，要注重学生的身体强健状况，手脑并用的程度以及改造物质和社会环境的程度。陶行知深信这种着眼于实际生活，重视培养人的实践力、创造力的“考成”，较之会考制度引发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创新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灵魂。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背景下，总结并借鉴他成功的教育理论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主义和现实意义。

1891年生，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系。后留学美国，曾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培养出不少革命人才。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6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陶行知（18--25），汉族，安徽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url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人物简介　　陶行知，1891年生，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金陵大 陶行知(15张)学文学系。后留学美国，曾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 　　陶行知原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后迁居安徽古溪地方 ，不久又移居古城徽州（歙县）城西黄潭源村。陶行知的父亲名位朝，字槐卿。接管了祖上的一片酱园，后因社会经济萧条而破产倒闭。母曹翠 （Lè）。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到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用枪炮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出过洋，亲眼见到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先进的东西。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强烈反差，重重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 　　陶行知自小十分聪敏好学。六岁时，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以为神童，免费为其开蒙。后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十五岁时，其母在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些事，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他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他更加自觉而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便能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读大学期间，在他倡导并主编中文版校刊《金陵光》上，他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培养出不少革命人才。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1946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作品《陶校长的演讲》选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9册，《自立立人歌》四首中前两首选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第10册。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陶行知，1891年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 陶行知手迹（1930年夏）[2]祖籍浙江绍兴，6岁蒙馆，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 　　1910年靠教会资助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与胡适同乡又同学。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 　　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 　　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 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 　　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编辑本段主要贡献　　陶行知的教育活动是在当时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他的教育实践是与民主爱国的活动相伴而行的。早年他曾投身于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等。 　　他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陶先生一生办过许多各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还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到延安和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编辑本段人物著作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 　　《中国教育改造》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8 年4月初版本 　　《斋夫自由谈》 上海《申报》馆 1932年4月30日初版本 　　《教学做合一讨论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2年10月初版本 　　《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上海大众文化社 1936年8月初版本 　　《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和及其方案》 生活教育社 1945年10月10日自刊版本 　　《行知书信》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9年1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3 年7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前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5年12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三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6年11月初版本 编辑本段陶行知与《申报》　　1932年《申报》连发了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鲜明反对内战。 　　《剿匪与造匪》 　　“今日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以我愚见，匪无非是那些自以为正统的人给和他们立场不同或反对他们所作所为的人乱扣的帽子，但凭良心说，这世上真的没有谁愿意当匪，但匪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谁造的“匪”，很多人都搞不明白，或者搞得明白也故意装不明白，破馆某一老夫子就说：“哼，现在讨论鸡和蛋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哈，这老夫子其实明白土匪怎么来，却故意装不知道，整一虚伪的家伙，这种人最大的喜好就是粉饰太平、抚着良心乱说话。 　　土匪出现，自然要去剿灭，任“匪势”乱涨，会危及江山社稷，搞不好会弄出另一个梁山泊，从另一方面说，给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旁若无人乱窜，这老脸也着实丢不起，所以，刀枪棍棒加石头砖块再加口水唾沫一起上，也不看自己的斤两，一门心思把土匪往死里整。。。 　　。。。。。。 　　蠢笨的人不明白，因而见“匪”就剿，天天和“匪”斗气，以其斩尽杀绝，还自己安宁，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最后免不了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以说，谁剿“匪”越厉害谁就灭亡得越快，这已经有无数的事实证明，剿匪就好比拉弹簧，越用力拉反弹得就越厉害。因此，见到土匪出现，聪明的人一般不会随便硬对硬，多是另想办法，土匪喜欢美女、帅哥，就送帅哥、美女安慰一下；土匪喜欢金银珠宝就给他们一金矿；土匪喜欢戴乌纱，就眯着眼封他们一官半职。。。反正一句话，投其所好，保管有用，嘿，连整天只懂画画的宋徽宗都明白这个道理，打不过之后就招安梁山泊英雄，宋江最后乖乖就范，宋朝是武功最差的朝代，老赵家的子孙也曾被“匪“吓得不轻，可最终没有被“匪”所灭，有一定道理的。小说里的东西不可信，说点近的，我最讨厌的老太婆慈禧在和义和团抡了一圈拳脚不敌后，脑筋急转弯，“抚而用之”，最后把没有防备之心的义和团搞得凄惨，这老太婆治国不行但谁也不能否认她不是聪明人。 　　但我认为，最最笨蛋以及不可救药、等着灭亡的人还是一边造匪，一边又大张旗鼓去剿匪的家伙，简直是吃饱了撑得慌没事找事做，这些笨蛋脑子不知进了水还是怎的，从不想为啥那些本来以德服人和蔼可亲的人成了“穷凶极恶”的“土匪”，这些“匪”怎么不去别的地方安营扎寨闹革命，就偏偏和自己对着干？！ 　　哈，俺觉得最好笑的事情还是有些人自己明里暗里干着土匪的勾当，却诬蔑善良可爱的人是“匪”，偏要要拿冲锋枪去剿“匪”扮正义！ 　　经典作品 　　《创造宣言》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其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成之神来崇拜。 　　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笨人借恋爱之名把爱人造成丑恶无耻的荡妇来糟踏，糟踏爱人者不是奉行恋爱无上主义，而是奉行万恶无底主义的魔鬼，因为他把爱人造成魔鬼婆。 　　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 　　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末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的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 　　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它几笔，便成为 在机场与毛泽东合影一幅名贵的杰作。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菲狄亚斯、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 　　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产生了《尼赫鲁自传》。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赛布（Lesseps）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单调又无过于开肉包铺子，而竟在这里面，产生了平凡而伟大的平老静。 　　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之遁辞。既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须乎创造。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但是当你把莫扎特、爱迪生，及冲破父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卡尔（Pascal）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 　　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但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字的慧能，传了黄梅的教义。慧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可见无能也是借口。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 　　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特，毕竟写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像屋檐水一样，一点一滴，滴穿阶沿石。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 　　东山的樵夫把东山的茅草割光了，上泰山割茅草，泰山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茅草没有东山多。泰山上的“经石峪”、“无字碑”、“六贤祠”、“玉皇顶”，大自然雕刻的奇峰、怪石、瀑布，豢养的飞禽、走兽、小虫和几千年来农人为后代种植的大树，于他无用，都等于没有看见。至于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境界，也因急于割茅草而看不出来。他每次上山拉一堆屎，下山撒一泡尿，挑一担茅草回家。尿与屎是他对泰山的贡献，茅草是他从泰山上得到的收获。茅草是平凡之草，而泰山所可给他的又只有这平凡之草，而且没有东山多，所以他断定泰山是一座平凡之山，而且从割草的观点看，比东山还平凡，便说了一声：“泰山没有东山好。”这话被泰山一棵树苗听见了，它想到自己老是站在寸土之中，终年被茅草包围着，徒然觉得平凡、单调，烦闷、动摇，幻想换换环境。一根树苗如此想，二根树苗如此想，三根树苗如此想，久而久之成趋向，便接二连三的，一天一天的，听到树苗对樵夫说：“老人家，你愿意带我到东山去玩一玩么？”樵夫总是随手一拔，把它们一根一根的和茅草捆在一起，挑到东山给他的老太婆烧锅去了。我们只能在樵夫的茅草房的烟囱里偶尔看见冒出几缕黑烟，谁能分得出哪一楼是树苗的，哪一缕是茅草的化身？ 陶行知创办社会大学，自任校长割草的也可以一变而成为种树的老农，如果他肯迎接创造之神住在他的心里。我承认就是东山樵夫也有些微的创造作用——为泰山剃头理发，只是我们希望不要把我们的鼻子或眉毛剃掉。 　　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动苗是有了幻想，樵夫拿着雪亮亮的镰刀天天来，甚至常常来到幼苗的美梦里。你不能放弃你的责任。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当你看见满山的幼苗在你监护之下，得到我们的汗、血、心、生命的灌溉，一根一根的都长成参天的大树，你不高兴吗？创造之神！你回来啊！只有你回来，才能保证参天大树之长成。 　　罗丹说：“恶是枯干，汗干了，血干了，热情干了，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于创造。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学陶行知论文

且看此文，另外您若觉得长了，可自行将文章分为2个部分，或者2章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 陶行知提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他指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认为，培养人才不看形式而要看实际的真本领。他称“教人求真”的教师，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需要具备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②教师教人求真，首先就应当教人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不做“伪君子”，伪君子为名利所动，会丢掉人生最宝贵的人格，“演出千百之伪状”，而真人则求真知识，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办事，就可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学生学习就是要追求真理做真人，不追求虚名，而要学习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真本领。1940年底，陶行知之子陶晓光到成都一个无线电厂工作，厂方要资格证明书，陶晓光因没有正规学历，便向熟人要了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明书。陶行知闻讯后，认为不妥，即电告晓光将证明书寄回，并写信对晓光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③陶行知认为“才”与“不才”，在于其知识、学识是否“真”。真学问的标准在于是否真是经过自己刻苦学习和实践求得，而不是由什么“证书”之类所决定。 陶行知认为在学问上忠于真理，则在政治上必忠于革命。他说：“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若以学问作买卖，则无论新旧，都有作汉奸之可能，……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④陶行知要求真人需是“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他说有人误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他认为这种立志为老百姓造福、为整个人类谋利益的人，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做人中人”最根本的道理到40年代，陶行知的的人才教育观，又进一步发展为“亲民”的思想）他在办社会大学时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所谓“亲民”就是“要亲近老百姓”．“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所要培养的人才已经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才观相一致。不仅区别于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也不同于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发展个人奋斗的人。 陶行知还认为，要引导新一代“学做真人”就要实行全面培养这其中包含三种要素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要的责任，别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 （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⑦这三个要素，实际涉及了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在知识教育上，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而且要有灵活的思想方法和实际本领，他强调为学的方法不在读死书，而“全要研究”，无论准备从事何种职业，都要会手脑并用，“学农的人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农夫的手；学工的人，也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工人的手。这样他才可以学得好。”⑧才可以有独立的职业，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二） 在塑造“真人”的道路上，他认为只有在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中才能实现。 他提出教学做合一、智仁勇合一、知情意合一、教育与训育合一的人才培养观，陶行知说：“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③陶行知主张实行智仁勇合一的教育，认为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当代社会仍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智仁勇兼修，他说：“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⑩对于智仁勇三者的涵义，他也作了新的解释，即“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陶行知在培养人才上，注重整体教育，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把训与育分割的倾向，批评说：“在现代中国学校里教与训分家是普遍的现象。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或是做事；教育好像是培养知识，训育好像是训练品行；教育又好像是指所谓之课内活动，训育则好像是指所谓课外活动。”这是“横的割裂”的教育，是将本来就是“整个的教育”硬分裂成几块，这是一种与生活教育相冲突的传统思想。“生活教育的要求是：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对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得分割的，”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 （三） 在德育的方法上，陶行知主张从小事做起，实行严格要求的人才教育方法。 陶行知本人就是怀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也将教育青年树立远大理想、信念放在育人的首位。但他认为任何美好的理想和信念都是“从近处着手”的，塑造真人，必须从小事做起，坚持严格要求，教育青少年从小就要学会迎接和克服困难，他曾给一个叫吴立邦的小孩子写信。题目就是《预备钢头碰铁钉》，告诉孩子“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就要预备碰钉子”，“假使钉子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钢做的头皮上就弯了起来”。 陶行知对学生的训练包括各个方面，他曾为育才学校拟定办学旨趣“十字诀”，即：“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锁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七 （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九九难关。十（誓）必克服。”其中要求学生会动脑动手；要进行德性的修养；知识积累；要学有方法，善于思考；要有唐僧克服八 十一难的精神，为使学生进德修业日日长进，他提出“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为了便于学生身体力行，他制定了很多具体的行为规范，仅以育才学校就有《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学生教育二 十九事》、《怎样培养十六常能》、《育才十二要》、《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育才二十三常能》、《育才十二要》等，这些行为规范的训练，把远大的目标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保证了学生健康地成长。

陶行知教学思想——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基础就是立在这五个字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明了这五个字还重要了。说来倒很奇怪，我 在本校从来没有演讲过这个题目，同志们也从没有一个人对这五个字发生过疑问，大家都好像觉得这是我们晓庄的家常便饭，用不着多嘴饶舌了。可是我近来遇了两件事，使我觉得同志中实在还有不明了了校训的意义的。一是看见一位指导员的教学做草案里面把活动分成三方面，叫做教的方面，学的方面，做的方面。这是教学做分家，不是教学做合一。二是看见一位同学在《乡教丛刊》上发表一篇关于晓庄小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晓庄小学的课外作业就是农事教学做。”在教学做合一的学校的辞典里并没有“课外作业”。课外作业是生活与课程离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学做离婚的宣言。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创办电影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上有采用“教”“学”“做”办法字样，当时我一见这张广告，就觉得洪先生没有十分了解教学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写“教学做”办法，决不会写作“教”“学”“做”办法。他的误解和我上述的两个误解是相类的。我接受了两次刺激，觉得非彻底的、原原本本的和大家讨论明白，怕要闹出绝大的误解。思想上发生误解则实行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这个题目来演讲一次是万不可少的。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识来赈济人的。我当时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席上辩论二小时，不能通过，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为名义。八年，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主干蒋梦麟先生之征，撰《教学做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后来新学制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但是教学做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现。前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时，我仍用教学做合一之题，张伯苓行政管理拟改为学做合一。我于是豁然费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去年我撰《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即将教学做合一之原理作有系统之叙述。我现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组织起来作进一步之叙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儿童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比如种田这件事是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游泳也是如此，游泳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再进一步说，关于种稻的讲解，不是为讲解而讲解，乃是为种稻而讲解；关于种稻而看书，不是为看书而看书，乃是为种稻而看书；想把种稻教得好，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要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我们不能说种稻是做，看书是学，讲解是教。为种稻而讲解，讲解敢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学做都要如此，方为一贯。否则教自教，学自学，连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做”既占如此重要的位置，宝山县立师范学校竟把教学做合一改为做学教合一，这是格外有意思的。 创新教育需要“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身体力行予以倡导的新的教学法，他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教学做合一”正确地反映了教学的客观规律，其基本精神是手脑并用，学用结合。只有“在用脑的时候，同时用手去实验；用手的时候，同时用脑去想”，即“劳力上劳心”，才有可能进行创造和发明。这就启示我们教师在创新教学过程中应做到：(1)把发展学生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变严格守纪的课堂气氛为生动活泼、主动探索的课堂气氛，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法；(2)鼓励创造性的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使学生人人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在学习中发掘自己内在的潜力，不断提高创造能力；(3)重视学法指导，加强学生学习自控能力的培养；(4)重视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当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 当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这期间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但是，开展乡村教育决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因此，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这时候，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后，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今天人们仍在研究他的思想，学习他的品德。目前，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他的著作也被辑为《陶行知全集》出版，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大量涌现。事实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陶行知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对我国的教育建设和教育改革是极好的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