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青年”的认同困惑的解决策略分析

 在对群体性事件历时数年的考察过程中，我们领悟到县域经济环境下一个群体的存在：他们参与一些规模较大且有暴力行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少卷入的人是“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在这些事件中，情绪亢奋、几近疯狂、胆大妄为、敢于动手的往往是青少年。年轻人是暴力事件的主角，且大多是单身男性。如，2004年10月18日，重庆市万州区发生了“万州事件”，事后公安机关依法刑拘了31名有严重打砸抢烧的犯罪嫌疑人，其中，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占80％，有一个17岁的未成年人竟敢独自烧毁两辆警车，且疯狂袭警。特别是在中西部不少县城或乡镇街头，一些闲散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呈三五成群状聚集，或闲逛。他们或是在校的中学生，或是在外的打工仔，或是曾有打工经历后又因各种原因返回家乡而又不愿回村干农活的二代农民工。这类年轻人普遍流露出迷茫、焦虑、怨恨和不满的神色。这些消极情感一方面来自日常与他人频密的社会互动，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情境变化的回应。这表现为，对生活前途、前景的迷茫，对颠沛漂泊生活的忧虑，对屡遭不公正待遇的怨恨，对追求富足而又遥不可及的焦躁，对现实不满而又无力、无助只好选择隐忍等。这些年轻人“拒斥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倾向明显。这种认同源于社会地位卑微，且常常处于被支配、被排斥或被贬斥的境地。他们往往在相同生活背景、相似社会经历和际遇的同伴中寻找认同和归属，以构筑其免受欺凌的壁垒，借以对抗遭遇到的歧视、剥削和不公平。以地域和“身份”为划分边界的标识有助于促成他们对群体共同性的更深刻认识，有助于集体认同感的形成。将自己看作“我们”群体的一部分，这种归属感证实了社会现实的日益分化和多元化，隐含了对现有体制及秩序的不满。如社会学家蒂利所言，“边界”的激活、极化，“经常促进伤害性互动”，这种集体认同是促成发生集体暴力的重要因素。
    一、“县域青年”的主体
    “县域青年”大致包括这样一些群体：其一，在乡镇或县城上中学的学生。这是“县域青年”中最年轻的成员。由于教育资源贫乏，就学、就业艰难，乡村里的孩子失去了不断向上攀升的上学动力；庞大的学费开支以及毕业后找工作的不易更使农村青年将离家升入高一级学校就读视为畏途。“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这是贵州瓮安“6·28事件”发生前在瓮安中小学学生中广为流传的顺口溜。瓮安县每年约有两千名初中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人数庞大的初中生毕业后大部分人迅即投入外出打工的洪流，成为打工仔。这是中西部农村大部分青年的普遍选择；但也有一部分人不愿或不能离开熟悉的县域环境，闲散于社会上，其中一些人甚至成为混迹于乡村、不断惹是生非的“混混”，给乡村基层社会造成不少的问题。其二，外出务工的打工族。这是“县域青年”的最主要部分。瓮安县全县人口147万，每年外出打工人员有11万人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怀揣梦想，离开父母、家庭和故乡，远走他乡寻求发展。在流入地，他们一方面以“打工仔”的身份寻找群体归属，另一方面又以鲜明的地域身份标识与其他打工仔相区别。其三，有打工经历又返回家乡的返乡者。这部分人是曾经在外有过多舛遭遇经历的打工仔。他们或因外出遭受挫折、或因家庭羁绊在“走过江湖，见过世面”后又回到了家乡，自然多了几分成熟，但也多了几分对世事艰辛的哀怨。这是“县域青年”的另一个重要群体。其四，大学毕业后蜗居在大城市的“蚁族”。这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县域青年”中的出类拔萃者，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奋斗向上攀升、流动，进入主流社会。无奈，因际遇不顺，找工作不易，他们只能徘徊于体制外，但他们宁愿屈居滞留在大城市也不甘心返回家乡。狭窄、局促的生存、生活空间，让不同地域的人聚集在一起，相互间以醒目的地域标识相区别，也映衬出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县域青年”的特点。
    二、“县域青年”的特征
    根据我们这些年在中西部多个县及县级市的考察，“县域青年”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其一，社会化起始于县域的传统环境，被染上独特而厚重的地域特色。他们生在农村、乡镇或县城，长在农村、乡镇或县城，在县域环境内开始最初始的社会化进程。由于县域环境自成体系，且相对封闭，因而社会化进程受传统因素影响甚深，尤其是故土独特的人文特点对他们影响巨大，故乡的“山、水、人情”常以“刻板印象”化为人文资本影响他们的一生。但社会化的基本完成即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在“进城”以后，是在城乡分割、且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实现的。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改变“身份”的欲望，企图就此融入流入地社会，落地生根，由“外地人”变为“当地人”，成为新的“身份”拥有者。为此，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尽力熟悉和养成现代生活的规则、规范和习惯；但另一方面，割据的二元结构特别是二元户籍制度又使其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进程中，遭遇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及挫折，甚至不得不中断或中止。这使得他们既对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从容的心态，同时又对市场经济中丑陋的一面，诸如资本的贪婪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等心生拒斥、反抗，怀揣失望、愤怒和不满。其二，故乡的风土人情给他们打上了明显的烙印，亦使相同地域环境的年轻人自记事起就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人文、地理、历史的社会记忆。这种集体的社会记忆不仅包括在当下价值观引领下对“过去”进行的“筛选”和“过滤”，而且还包含有对“过去”刻意的“保存”和“回溯”。在遭遇歧视、排斥的情景下，他们的社会化进程出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化方向上退缩的倾向。记忆就是为了保护自身，是为了积攒没有“生存资本的资本”，保存下来的集体记忆中对历史的“回溯 ”和对地域符号的“保留”，是他们建构集体的抵抗力以对抗无法承受的贬斥的唯一可供使用的资源和依存的资本。其三，共同的生命历程使其具有相同的地域认同感，而且近乎偏执。“县域青年”亦成为想象的共同体。他们在相同的社会氛围中养成、长大，具有相同、相似的生命历程背景，故乡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演化为集体的历史记忆，成为共享的地域精神。而成长时期的相同经历，也让他们容易养成相似的世界观，乃至特定的政治观点，在既有的社会关系之外，描绘出另一番社会关系的图像，如某些不曾谋面的人被看做是十分亲切的“自己人”、“自家人”，一见如故；而另一些在身边天天见面的人则被当做“外人”，甚至视为仇恨、反抗的对象。这就是集体认同，使得想象主体将自己与另外一些人视为命运共同体。在近年的广东潮州事件、广州增城事件、浙江湖州事件中暴露出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对立，以及北京海淀唐家岭“蚁族”聚居区的社会生态中，均可以看出“县域青年”想象共同体的存在。
    三、“县域青年”的生存状态
    “县域青年”的生存状态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就学不易。经过前些年所谓的“中小学布局调整”，中西部地区的多数自然村已经没有了本村的小学，多数的乡镇没有了高中，这就给乡村青少年上学带来了很多的困难。2011年12月12日发生校车事故的江苏丰县，全县小学由原来的445所调至110所，撤并335所(其中全撤166所，改教学点169所)；初中由原来的42所调至28所，全撤14所。例如张老家村，距孩子上学的首羡镇中心小学6公里，有60年历史的村小学在2004年左右被撤。这就造成年幼的孩子或起早贪黑奔波在山间小路，或坐超载的校车颠簸在乡间公路上，或造成大量的中学生离家到县城上中学。再如贵州瓮安县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设施欠账太多，各校的教室特别是学生宿舍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大多数家在乡下的学生被迫在校外租房。据2008年瓮安事件发生后我们在县城的调查，当时在县城租房的农村中学生就有四千余人。这既给学生学习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又给学校管理带来很多困难，这些租房的学生放学后缺乏学校有效的监管和家长有效的管束。瓮安县每年还约有两千名初中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
    二是就业困难。2004年重庆发生了万州事件。据2004年重庆市万州的资料，受三峡工程多年论证未决的影响，万州区历史欠账太多，直至本世纪初经济发展总水平仍然比较低，是国内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三峡工程兴建后，“库区产业空虚”，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就地后靠的移民，60％出现不同程度的生活水平下降；企业安置的移民，60％处于下岗状态；自谋职业安置的移民，35％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当时万州区有5.36万下岗失业人员，6.18万城镇低保人员，5.6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8万相对贫困人口，登记失业率4.4％，实际达到17.37％。万州事件的发生不能说与当时这样的生活状况背景没有关系。万州区18岁的徐某稚气未脱，却在事件中参与了打砸警车、袭警的违法犯罪行为。他的父母是低保户，他有过到广东打工的经历，在外染上了严重的乙肝，无钱就医，事发时一直无法就业。西方社会运动研究已有的成果表明，群体性事件与参与者的生命历程背景有极大的关系。
    四、“县域青年”的认同困惑及整合不良
    城乡分割和贫富差异背景下“县域青年”对自身角色的困惑表现为：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了，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依旧是农村户口、农业人口；有的虽然脱离农村在县城上学，但县城里并没有自己的家，依旧是县城里的“陌生人”；倘若考不上更高级的学校则仍旧要回家种地，而自己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儿。引发瓮安事件的那个溺水而亡的女孩就是在县城租房的这类中学生；有的远走他乡在城里打工多年，早已是熟练掌握某项技艺的工人，但在各种官方正式的登记、统计中依旧是农村户口、农民身份；有的在外务工多年，因种种变故回到家乡，时空、角色的骤然转换让他们很不适应，终日彷徨、忐忑不安。
    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困惑表现为：“县域青年”梦寐以求的欲望是获得他人的认同，融入主流社会。但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却将“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割开来，各自有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如都是同班的同学，却有“县城的居民”和“乡下的农民”之分；都是同厂上班的工人，却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分。现有的福利政策对“县域青年”表现出鲜明的非包容且拒斥的特征。
    农民固有的社会支持体系有三大要素：土地、房子和人际关系网络。“县域青年”面临的现实的客观状况是：脱离了父母、家庭、家族和乡亲邻里，脱离了旧有的社会支持网络，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从前的社会纽带鞭长莫及，不再具有支持力和约束力，而如今在外又没有形成新的联系纽带，个体没有被整合到社会纽带之中，既不存在上下纵向的层级式的社会纽带，也不存在左右横向的蔓藤式的社会纽带，“县域青年”往往是形单影只、形影相吊的“原子化”个体。深圳富士康近年曾发生多次跳楼事件，其原因就在于，脱离了旧有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工人与世隔绝，被封闭在“军营式”的厂区内，长年工作在严酷、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宿舍内来自五湖四海同居一室的工友老死不相往来，形同陌路。社会支持网络缺失，工人患心理疾患当然就多。在东南沿海外来民工聚集的地区，既没有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心声，也没有组织将他们包容在内，关心他们的冷暖、疾苦和诉求；既没有组织“支持”他们，也没有组织“约束”他们，他们被抛掷在体制之外，始终是来去匆匆的过客。无论是离家在县城上学的中学生，还是离家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或是蜗居在大城市的“蚁族”，“县域青年”无一不是处在纵向整合不良和横向整合不良的状态。
    面临温良恭俭让传统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存的压力，“县域青年”群体的内心充满了困惑与矛盾，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所具有的认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防卫性 的反应：其一，他们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使他们有意无意地抗拒这种社会趋势；其二，为了抵御一个充满排斥的外部世界，为自己提供保护，他们的认同是“抱团取暖”，是以聚集和庇护为主要功能的保卫性认同；其三，以地方性的地理特征为独特的自我认同符号而建构起来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信仰共同体，它与感到被剥削、被排斥等情节密切相关。
    对“蚁族”这类“县域青年”身份不一致(status inconsistency)的体验应给予关注。“蚁族”的困境是：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大部分成员任职于私营、民营企业；大多从事临时性的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住宿条件简陋，生活在自我封闭的草根经济圈内。从“蚁族”这类“县域青年”的身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强烈的“身份不一致”造成的相对剥夺感。近年来的高房价更使年轻人对未来的生活前景失去希望。
    我们应把体察“县域青年”列为现阶段青年工作的重要内容，对这个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关心、关爱，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给青年人提供更多社会流动的平等机会，鼓励他们灵活就业，支持、扶助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