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人物形象 1．王利发 这是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他是裕泰茶馆的掌柜，在第一幕时，正值年富力强，刚从父亲手里继承了经营茶馆的生意，也继承了父亲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精明、干练、谨小慎微、委曲求全、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接待方式。我们在看第二幕中他对巡警的敲诈巧于应付，对自己公寓的房客崔久峰，能很耐心地倾听他的牢骚，尽管他不一定懂，但也不时地说些逢迎的话。作为商人，王利发具有胆小怕事和自私的特点。比如课文中他对李三的苦处、康顺子的处境和难民的哀告虽然也同情，但是很有限度。在旧中国的黑暗现实面前，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王利发尽管善于经营、善于改良，也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的却十分含蓄，比如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的时候，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这句话蕴含了他的愁苦和愤恨。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事的小商人，最终也没有逃脱自己破产的命运，当茶馆被人霸占后，他悬梁自尽。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的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他揭露了旧制度的吃人本质，反映了旧时代的不合理。 2．常四爷 常四爷是旗人，在清朝时能吃官家钱粮。但他对腐败的清政府不满，对帝国主义更加痛恨。第一幕中因说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监狱。出狱后曾参加义和团，后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乐于助人。课文中他对抓过他的特务们不服软。当王利发正愁要关城门了，还没买菜时，是他送来了咸菜和鸡，第三幕中他还为松二爷化缘买棺材。但最后自己也穷困潦倒，拣来别人撒剩的纸钱，作为对自己将来的祭奠。他绝望地喊道：“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反抗情绪。 3．松二爷 他是旗人，胆小而懒散。清朝灭亡前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整日喝茶玩鸟。民国时期“铁杆庄稼”的待遇没有了，但又不愿自食其力，仍旧留恋过去的生活，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喂鸟。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4．刘麻子 靠说媒拉纤，拐卖人口挣钱的地痞无赖。第一幕中他用十两银子买来康顺子，又以二百两银子卖给太监庞总管。课文中他又同两位逃兵谈生意，还没谈成就被当做逃兵枪毙了。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和畸形。 茶馆·特殊的戏剧冲突——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 《茶馆》的“新尝试”还在于它所采用的特殊的戏剧冲突方式。剧中虽然集中了三教九流的人物，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具体的、针锋相对的冲突，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关系。剧中人物仿佛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按照自己的轨道必然地运行。正直、善良的人无法摆脱厄运的袭击。那些异常活跃的社会渣滓，各自遵守着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作者也没有过于追究他们个人品质的某种邪恶之处，老舍把矛盾的焦点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每一个小冲突，都暗示了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在第二幕中，李三抱怨、巡警的勒索、难民的哀告、逃兵的蛮横，都表现了帝国主义指使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黑暗，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刘麻子、唐铁嘴等人也正是那个黑暗社会的产物。这种近乎“无事的悲剧”更能激起人们对旧时代的强烈憎恨。 茶馆·卷轴画式的平面结构和巧妙的衔接与穿插 茶馆这一幕的人物有30多个，有台词的近20个，这些人物没有特别突出的主次之分，每一个人的台词也不多，在茶馆中一闪而过，口中说着他们自己的事情。比如松二爷的上场表现封建遗老的败落。刘麻子的出场表现地痞流氓的交易。就是起贯穿作用的王利发，也没有什么重场戏，只是在茶客的交往中表现自己。因此，该剧中人物的活动，都是截取他们在茶馆中的一个横断面。这无数个横断面组织起来，便构成了一幅卷轴画，随着剧情逐渐展开。 人物众多，分散的人物、分散的情节安排得环环相扣，关键是衔接得巧妙。在第二幕中每一个情节的发展既是单一的，又为下一个情节做铺垫。例如一开场李三向王利发的妻子抱怨工钱不长，可话越来越多，引出了王淑芬与王利发的口角。而李三抱怨的时候提到了要关城门可菜还没买，又给常四爷出场做铺垫。这样环环相扣，使每一个情节线索既清楚又连贯。 戏剧语言 作为戏剧理论家的老舍，和作为剧作家的老舍一样，均对我国戏剧事业作出过独特的贡献。老舍认为：“戏剧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小说与戏剧既重故事，更重人物。作者的眼光要老盯住书中人物，不因事而忘了人；事无大小，都是为人物服务的。” 戏剧的文学性还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老舍不仅是语言大师，而且是语言艺术理论家。他论戏剧的文章几乎每篇都讲到语言问题。他对戏剧语言的要求首先是性格化。戏剧中人物的对话应该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而不应该变成剧作者的广播员，这就是性格化。性格化对剧作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剧本属代言体，它不像小说那样有叙述人的语言，而只有人物语言。剧作家必须把他所要表现的全部生活内容转化为人物语言及其动作，这里讲的“生活内容”，包括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揭示及作品的思想倾向，在“转化”时，人物语言必须符合说话者的身份、经历、地位、性别、年龄特征、个性习惯。老舍写北京市民，由于对人物了如指掌，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十分熟悉，所以通常只有寥寥数语，就让观众不仅了解说话者的身份，而且了解他当时的心态和环境，真所谓是“话到人到”，闻其声如见其人。 老舍对戏剧语言的第二个要求是通俗易懂，而又富有诗意。戏剧语言不能过分文雅。因为小说中的语言还可以容人细细去揣摹、体会，而舞台上的语言要立竿见影发生效果，所以戏剧语言既要俗（通俗易懂）又要富于诗意，才是好语言。老舍自己写的戏剧所用的几乎均是清浅明白、自然流畅的北京人日常语言。别人嫌弃“大白话”，他却“充分地信赖大白话，即使是去说明比较高深一点的道理，我也不接二连三地运用术语与名词”。当然，他运用“大白话”时，并非全部照抄，而是经过加工提炼，所以才显得念出来就能被听懂，同时又富有诗的魅力。 老舍对剧本语言的第三个要求是风趣幽默，尤其是喜剧语言。“必须有味道，令人越捉摸越有意思，越有趣”。可是这种生动风趣的语言，在舞台上很难遇到，当时人们只求说得对，而不太要求说得既对又精彩，既正确又风趣。 老舍论剧，虽然欠缺理论深度，有些内容也前后重复；但他能实话实 说、言之有物，这是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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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只有三幕，却分别写了三个时段，通过形形色色、生动鲜活的人物命运的描写，反映了从戊戌变法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近50年的变迁史，揭示了旧中国黑暗与腐朽，真实展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苦难生活，突出了表现了分别“葬送了三个旧时代”这一主题。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摆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精明能干、谨小慎微、委曲求全、善于应酬，一个典型小商人形象，却无法逃脱自已破产、悬梁自尽的命运。常四爷是一个有爱国心的旗人，是统治阶级内部进步人士的代表，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乐于助人，最终没摆脱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命运。秦仲义是出身于北京城大财主家庭，是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代表人物，实业报国，开办工厂，最终因工厂被霸占而失败告终。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广大人民群众受封建腐朽思想的毒害最深。当自已深受其害的旧时代，只有对自已苦难的愁苦和愤恨，对人吃人的旧时代显得如此苍白无助。例如：王利发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他也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常四爷在绝望时也喊道：“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谁爱我呢？”。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麻木和毒害可想而知了。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只有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才是中国的出路。话剧《茶馆》的第一幕，戊戌变法虽失败了，真实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腐朽吃人的本质，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通过改良运动，拯救中国的梦想破灭。第二幕，军阀混战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增添了更沉重的灾难，军阀们为各自的利益，不顾人民的死活，更谈不上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疯狂掠夺，残酷欺压。第三幕，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腐败，不顾人民安危，卷入内战，并且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遭受官僚资本主义盘剥，重新沦落灾难的深渊。因此，在当时的中国，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成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粉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才会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走出苦难，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时代要求，代表着最广大劳苦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话剧《茶馆》反映的这段历史，是中国旧社会的缩影，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使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旧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倍加珍惜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记住这段历史，激发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自已的实际行动，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老舍茶馆人物分析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 常四爷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以后又凭力气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他不讳言他的不满，对抓过他的特务仍然很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秦仲义是一位立志搞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一张嘴离不开生意经，把比他年长的 王掌柜称为“年轻小伙子”这完全是一副东家的派头，自负又萧洒的性格特点。一个财大气粗的维新资本家，在这场“舌战”中，他不卑不亢，表面上对庞太监奉承、谦和，内心中流露出对其不敬和鄙视，显露出继续较量的勇气。最后，他的工厂被国民党政府抢去，被当作“逆产”没收了。这个形象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必然的悲剧命运。
今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感到很荣幸。一，“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其实，老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不过，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社会上不分身份、地位、行当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式茶馆，是个最能叫人号准社会脉搏的敏感点；茶馆好比五行八作的精神纽带，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老舍依仗着茶馆在浓缩社会生活焦点方面的关键位置，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生舞台，艺术地叠印到话剧舞台上，让它从容地承载历史再现历史，这样的创意谋划，真可谓是超凡脱俗、空山足音。要用短短3幕戏精到地表现3个历史时期，对作者是个严峻的挑战。惜墨如金的老舍，使出一般作家不具备的看家绝活儿，仅用了大约 3万字，就把这出戏写得神完气足。处在3个历史过程社会横断面上的一个个人物和一桩桩事件，经过过细的筛选，都极富典型意义，这些人和事营造出一种合力，阐释着一个统一的答案，也就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旧制度，早已腐朽、荒唐和肮脏到了极点，那样的世道，是绝不能容忍它再回来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总性质下面，曾经交织着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而这么多的矛盾，在老舍这里，却游刃有余地被提炼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素描。3幕戏的历史侧重面各有不同。第1幕，重点描绘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前夜病入膏肓的社会场景，稍带着，也交代了在急剧下滑的社会面前，有志革新者和爱国者，以及一些本能地怀着生活期待的小市民，心间尚存的一丝追求；到了第2幕，清王朝已经瓦解，虎狼般作恶的封建军阀，却用洋人给的枪炮，造成了连年战争和社会动荡，但求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老百姓，都备感恐惧，尽管时代更迭了，所有丑陋、反动的力量，照旧像清末一样，肆无忌惮地横行，也让大众躲之不及；到了第3幕，场面最凄凉，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反倒一头栽进了空前黑暗的现实，一向都怀着良好期待、一刻都不敢放松苦苦挣扎的中国人，竟然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连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难逃被断送的危机。——整部《茶馆》就这样，忠实地描绘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在历史大脉络的下面，这出戏的全部情节，都以人物和事件的剪影形式出现。就以第1幕来说吧，前后包括着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第一段,“鸽子”之争——京城大宅门为争一只鸽子，差点打起群架来，旗人常四爷发了几句感慨，招来善扑营打手二德子挑衅，反倒被“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这段戏，表现了清末豪门骄奢、流氓狂妄，而顶有势力的却得数跟洋人勾结的“二毛子”。第二段,农民卖女儿——饥荒年景，破产农民康六无奈要卖15岁的女儿，人贩子刘麻子趁机牟取暴利，一旁卖小物件的贫民老者偶然得见，一语说中要害：“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是用对比手法，反衬出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第三段,秦常异见——茶馆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踌躇满志地要拢起本钱办实业、救国难，可是他对眼前讨饭的穷人态度很冷淡，古道热肠的常四爷慷慨施舍，二人于是对是不是该周济穷人一碗烂肉面，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段戏写了国难当头，还有些中国人良心未泯，要力所能及地救助黎民，可是秦二爷和常四爷的两种热诚，都历史局限性。第四段,秦庞斗嘴——朝廷上顽固派的代言人、大内总管庞太监来到茶馆买农家女儿，正撞上有维新倾向的秦二爷，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示弱，说到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引起茶客们一通议论，这些人对改良变法要吗麻木不仁，要吗痛恨诋毁；这段戏写出了顽固派嚣张的气焰，也让人看到维新运动脱离民众，底气不足。第五段,常四爷被捕——常四爷目睹卖儿卖女的惨状，长叹一声：“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被暗探盯上了，两个暗探借庞太监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罢课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茶馆》的观众，不得不随时睁大了眼睛，来直视舞台上的荒诞世道：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骗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骗子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再看看唐铁嘴父子：前两幕，唐铁嘴招摇过市，虽说有兵荒马乱的年头帮衬着他卖卜行骗，他终归没能发迹，白喝了一辈子茶馆里的残茶，连王掌柜都敢挤对他；可是，到继承骗子衣钵的小唐铁嘴这一辈，被封成了邪教“三皇道”的“天师”，小唐铁嘴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在丑恶透顶的浊世，除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这伙儿市井无赖、社会渣滓，肯定再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人“如鱼得水”，一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只要瞧瞧其中净是些何等样人“如鱼得水”便可以了然，这也是所谓“适者生存”吧。刘麻子爷儿俩和唐铁嘴爷儿俩，其实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最见不得人的哪种“文化”，只有在最见不得人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
作为老舍的代表作，《茶馆》在艺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了老舍剧作的风格。首先，剧作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本质，展示了历史反战的必然趋势，但是它却没有选取重大的社会题材，没有去描写中国近戊戌变法以来的重大实践和重要的人物，而是通过“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的方法，通过“裕泰”茶馆的兴衰来展现的。茶馆作为社会的一个“窗口”，就是一个小的社会。通过它的每况愈下，最终为黑暗所吞没，展现出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时代的历史事实，揭示出吃人的旧社会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其次，剧作突破了传统的戏剧手法，不求故事情节的连贯，矛盾冲突的紧张激烈，而是采取了“人像展览式结构”，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的命运、沉浮，来完成作品的主题。剧作所反映的内容，时间之长，跨度之大，人物之众多，都是话剧创作中罕见的。在全剧出场的70余个人物中，有名有姓的就多达50余人。对这样多的人物，作家采取了主要人物有壮到老（如王利发等），贯穿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如刘麻子、唐铁嘴等）；每一个角色都说自己的事儿，又和时代结合起来；无关紧要的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剧种的各色人物哪怕只出场一次，只有三言两语的台词，也都对深化作品的主题，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三，作品还比较集中的体现了老舍剧作的民族风格，充分发挥了作家熟悉旧社会、擅长写北京市民生活的特点，具有浓郁的“北京味儿”。剧中的人物都是地道的北京人，其性格特点、心理状态、精神气质、语言习惯都是我们民族在特定时代的产物；而环境则是典型的北京茶馆，茶馆的陈设、布局，人物间的对话，都是地道的北京味儿。尤其是作家还把曲艺这种民族的艺术糅进剧作之中，不仅有机地介绍了剧情，解决了时间跨度大等难题，更增加了我们民族艺术的表现力。第四，《茶馆》写得虽然是历史题材，但作者是立足于今天来反映过去的，因此，蕴含着强烈的新旧社会的对比。作者让在人们看到往昔苦难的同时，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热爱我们的新社会。这同老舍建国后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一样，出发点仍然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光明。
写作思路：可以根据《茶馆》的主题思想以及创作背景来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符合逻辑。
正文：
《茶馆》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1957年7月初载于巴金任编辑的《收获》杂志创刊号。1958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之外，有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宫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打手、警察、流氓、相士等，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
作品通过茶馆老板王利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惨淡经营，描写他虽然精明圆滑、呕心沥血，但终于挡不住衰败的结局，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剧作在国内外多次演出，赢得了较高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
《茶馆》的谋篇布局独具匠心。全剧没有贯穿到底的矛盾斗争，是一出以人物带故事的话剧。它由几乎没有联系的几个小故事组成。幕与幕之间在情节上的联系，表面上看是不太紧密的，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三幕之间的联系是作者描写的一种深层的政治意识。
如“莫谈国事”的字条一幕比一幕多。这富有象征意义的纸条，揭示出在这三个军阀政府的专制下，人民受苦受压，是不能说话的，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临近解放的国民党政府残酷的事实真相。
作者老舍塑造人物形象有其独特的方式。着重刻画时代的、阶级的、职业的和气质的特点以及地方色彩，作出各种社会典型的艺术概括，通过浮雕般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面貌。
如秦二爷是民族资本家，他出场时少年得志，对实业救国充满信心，但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年幼无知。秦二爷轰赶饥民的恶劣态度，暴露了他和贫民格格不入的本性。经过几十年风雨，他只剩下对现实和自我痛苦而盲目的诅咒。秦二爷的悲剧是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性格和命运的缩影。
《茶馆》中有不少悲剧性的场面，但是全剧的基调却是喜剧的，而且即使是悲惨的情节和细节也往往以幽默的笔法表现出来。老舍在《茶馆》中塑造了许多小人物。王利发与秦仲义在社会风浪中的命运升沉都有相同之处，他俩都没有逃脱破产的下场。
剧中也出现了一些权势人物，如庞太监、马五爷及沈处长，但从处理这些人物的漫画式、剪影式的手法来看，他们也还是作为小人物来描写的。这些小人物都是老舍笔下幽默的对象，正是这些小人物形象才提供了这种寓悲于喜，啼笑皆非的题材。
作者通过纵、横两个侧面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横的侧面：作者选取了裕泰茶馆这个象征被摧残得衰败不堪的旧中国为观察窗口，通过对出入茶馆的各种人物的描写，来反映时代变迁。纵的侧面：通过贯穿全剧的人物生活变迁，来反映社会演变。
《茶馆》故事梗概是： 在满清王朝即将灭亡的年代，北京的裕泰茶馆却依然一派“繁荣”景象：提笼架鸟、算命卜卦、卖古玩玉器、玩蝈蝈蟋蟀者无所不有。年轻精明的掌柜王利发，各方照顾，左右逢源。然而，在这个“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令人窒息的衰亡：洋货充斥市场、农村破产、太监买老婆、爱国者遭逮捕。到了民国初年，连年不断的内战使百姓深受苦难，北京城里的大茶馆都关了门，唯有王掌柜改良经营，把茶馆后院辟成租给大学生的公寓，正厅里摆上了留声机。尽管如此，社会上的动乱仍波及茶馆：逃难的百姓堵在门口，大兵抢夺掌柜的钱，侦缉队员不时前来敲诈。又过了三十年，已是风烛残年的王掌柜，仍在拼命支撑着茶馆。 日本投降了，但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又使人民陷入了内战的灾难。吉普车横冲直撞，爱国人士惨遭镇压，流氓特务要霸占王掌柜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王利发绝望了。 这时，恰巧来了两位五十年前结交的朋友，一位是曾被清廷逮捕过的正人君子常四爷，一位是办了半辈子实业结果彻底垮了台的秦二爷。三位老人撒着捡来的纸钱，凄惨地叫着、笑着。最后只剩下王利发一人，他拿起腰带，步入内室，仰望屋顶，寻找安然了结一生的地方。 茶馆，在中国极为常见，但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茶馆几乎浓缩了整个社会的各种形态，并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同步地演出着一幕幕的人间活剧。 《茶馆》是一部非常著名的话剧。剧作者老舍 (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 字舍予。老舍是他的笔名。满族，北京人。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老舍的《茶馆》创作于1956年，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把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状况，装进了不足5万字的《茶馆》里， 以话剧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这出三幕话剧中，共有70多个人物，其中50个是有姓名或绰号的，这些人物的身份差异特大，有曾经做过国会议员的，有宪兵司令部里的处长，有清朝遗老，有地方恶势力的头头，也有说评书的艺人、看相算命及农民乡妇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层次。 《茶馆》的创作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它通过“裕泰”的茶馆陈设由古朴→新式→简陋的变化，昭示了茶馆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开始时，茶客的弄鸟、吃茶、玩虫，虽有些略带古风的声色，但由于“侦缉”的出现及“莫谈国事”的纸条，一动一静，均产生着一种压抑的气氛。第二幕中，“裕泰”的生存，及茶馆设施的更新与场面的收缩，无疑暗示着茶馆在这个矛盾不断加剧的社会中所作的抗争。茶馆中的“洋气”以及那张越写越大的“莫谈国事”纸条，则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到了第三幕，不仅“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数目更多，而且旁边还有一张纸条:“茶钱先付”。 这表明了茶馆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而“茶钱先付”“莫谈国事”显然反映了一种因果联系。 老舍以茶馆为载体，以小见大，反映社会的变革，是“吃茶”使各种人物、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类社会活动聚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吃茶”一事，则茶馆中任何事情都将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老舍在剧中对北京茶馆文化也花费了不少的笔墨。如早先的茶馆里，除了喝茶，还有点心“烂肉面”可吃，一边喝茶，一边还可以做不少与茶无涉的事情；北京的茶馆也和江南茶馆一样，是个“吃讲茶”的地方；茶馆的老顾客是可以赊帐的，茶客也可以自己带茶叶来居坐；茶馆也是听书的好地方，说书人可以在此谋得一份生活的来源……
老舍茶馆艺术特色赏析老舍茶馆是以老舍先生命名的茶馆，建于1988年，古香古色、京味十足。可以欣赏到曲艺、戏剧名流的精彩表演，同时品用名茶、宫廷细点和应季北京风味小吃。开业以来，老舍茶馆接待了很多中外名人，享有很高的声誉
恩，冲了就不好了
可以叫《论“茶馆"》
这个很简单一导言老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二寻找材料①老舍生平舒庆春生于北京的一个贫穷家庭。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小学）、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老舍”而不知舒庆春是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其中《茶馆》极为著名。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满族正红旗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一岁半丧父，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老舍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于1918年毕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1966年老舍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1978年6月3日，有关单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②老舍爱好1.打拳 2.唱戏 3.养花 4.说相声 5.爱画 6.玩骨牌 7.和孩子们交朋友 8.下小馆 9.念外文 10.写字 11.养猫 12.旅游 13.行善 14.分享 15.起名字 16.自己动手 17.给人温暖 18.收藏小宝贝 19.剖析自己③老舍作品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老舍.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月牙儿》《赶集》《樱海集》《东海巴山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三结尾总结你自己收一下尾就好了
论“京味小说派”与老舍 一、 何谓“京味”？ “京味”就是北京味。它应当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具体说大致由三种因素所构成： —曰乡土味。这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 二曰传统味，或者可以称做“古味”、“文化味”。这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是文明古国，守仪之邦，北京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为历代王朝的故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从古老的礼仪风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灵之中，体现出北京人独有的那种精神气质，如人际交往中重礼节、讲规矩，比较宽容、谦和，也较豁达，善于自我解嘲，有某种幽默感，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等。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对北京人的思想束缚也较重，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封闭性，接受新事物、新风气比较缓慢，封建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残余较浓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旗风对北京人的心态习俗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上述传统中的长处和短处得以强化表现愈加鲜明。这一切使北京笼罩着一股比较浓厚的古气，其中有古雅、古朴、古老，也有陈旧、迂腐种种味道。 三曰市井味。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气质。这种下层市民，大体属于小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例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以及主要以体力谋生的洋车夫、搬运工、街头艺人、匠人、佣人等，即旧社会所谓“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谋生条件又较艰苦。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一些素朴美德，如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同时又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侵染和传统规范的影响，下层市民的许多弱质、缺陷，如自私、狭窄、虚荣、平庸等所谓“小市民”习气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今天，我们所谓“老北京”，多半属于这一阶层。 以上三股味是互相渗透，融会一气的。这三种味共同熔铸成北京人传统的心理习俗、精神气质。当然，就具体环境和人而言，他们的侧重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中上层的官绅之家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里，传统味就更浓些。而且往往被官气、洋气、书生气等冲淡了原有的“乡土味”和“市井味”。在京郊农民身上，“传统味”、“市井味”就相对淡化，“乡土味”显得更浓。唯独在北京市内，钟鼓楼下，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市井味”最浓，而“乡土味”、“传统味”也以种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所以“京味”在这部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京味的表现不但因人而异，还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京味，同民国以后就大为不同，解放前后的京味又不一样(这从老舍的《茶馆》可见一斑)。至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潮、新风气的涌人，久京味变化更大，不可—概而论。 二、“京味小说”与老舍。我同刘颖南同志在《<京味小说八家)后记》里曾提出“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 (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 (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 其实，这三条里最主要的是第三条。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第三条。只有第一条的作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京味，即便写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仍然可能京味不浓(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必须具备了第三条，写出了北京人的神韵、气味，北京人的魂，这才够得上有“京味”。所以，我认为只有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柳家大院》等，才是京味小说的真正代表。 老舍先生对于“京味小说”有三大功劳： 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前，中国虽有写京都生活、北京风情之作，但却没有显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气”。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说”，但那与“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的作家，无论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看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说有典范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层心态、传达北京人的神韵、气味上，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人们不能不承认，老舍笔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这固然得力于老舍对于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时，也与他的取材对象有密切关系。老舍笔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区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在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乡土味”，乃至“传统味”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 老舍刻画小人物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那深切的情感倾向和客观的审美视角。老舍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允和善的眼光来看待北京发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下层市民身上体现的善良、豁达和淳朴。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爱、可贵，完整地、真实地反映灵魂的各个侧面。 在驾驭北京语言的技巧上，老舍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众所公认的。他写的北京话，既保持了民间口语的朴素、生动，又筛选掉那些粗陋的杂质，确实烧出了京韵的香气，精妙传神。这使他的京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说”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写新异的民风民俗取胜；二不靠传奇性的情节故事引人；更不靠猎奇搜异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见的中下层市民。老舍所写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总之，他是完全以写普通人、普通事，写大众心理来显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仅如此，老舍还以平民百姓的心态去描写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间，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不是高踞于这群小民头上，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悯人之态，赐舍廉价的同情。而是让人感到一种融洽无间的亲切感。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对旧文化和旧市民意识的批判是鲜明的，只是这种批判隐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风趣的笔调，又使这种褒贬不那么锋芒毕露而已。 三、“京味小说派”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大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有一二位杰出的、众所公认的著名作家为核心、为代表。 (二)有一批艺术特色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代表作家的外围或后继。 (三)产生出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有影响的优秀作品。 倘若这三个条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京味小说派”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基本形成了。理由很简单： (一)“京味小说派”已有一位响当当的、卓越的代表作家——老舍。 (二)近十年来，在当代文坛上已涌现出一批擅长于描写“京味”的优秀作家。他们有的自觉地师从老舍，有意识地学习老舍(如苏叔阳)，有的吸取了老舍的神韵，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作品(如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还有的因写出过一些题材相近，京味特色浓郁的作品，而扩大了“京味小说”的影响(如汪曾祺、刘绍棠)。尽管这些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对“京味小说”也许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同老舍创作中表现的“京味”，有密切联系。人们有权利把他们结集在一起，看成一个流派。因为从文学史看，除了那些有纲领、有目的的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外，大多数流派是由读者和后人来归并的。 (三)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作家们，已经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优秀作品。除了有老舍的一批奠基作品外，这些年又产生了像邓友梅的《那五》、《寻访画儿韩》，韩少华的《红点颏儿》、《少总管前传》，陈建功的《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苏叔阳的《傻二舅》等优秀作品。老作家汪曾祺的擅长固然在于描绘他家乡苏北一带的风情，但他在北京生活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北京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不亚于自己的家乡，因而他写北京生活的作品，像《安乐居》、《云致秋行状》，无不具有浓郁的京味。热衷于“乡土文学”的刘绍棠，一向以写京东运河风情著称，京郊的“乡土味”本身就染有京城的“传统味”和“市井味”，所以刘绍棠笔下的乡土风情其实也是京味的一种扩张。如果再扩大一点说，浩然的某些作品如《弯弯绕的后代》也属此类。除此之外，显示京味特色的优秀小说还很多，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等，不一而足。 其实，“京味小说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派并非偶然。从历史、文化、语言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具备了产生流派的肥沃土壤。 一是“京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如前所述，像北京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着独树一帜的光彩。再借助于它作为首都的权威性，影响所及岂止于中国，实可谓名扬中外。 二是“北京话”的权威性和魅力。现今推广全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二者大同小异，这使北京话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国的便利。北京话虽有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是普通话稍加变化，如儿化韵、双声词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说中使用几个生僻的俚词(如“敢情”、“找乐子”之类)，往往正是体现京味色彩最浓之处，最富有乡土气息，作者必然会加以解释说明，并巧妙运用，一般只会增添语言的魅力，“烧”出京味的香气。所以，从总体来看，运用纯熟“北京话”写出的作品，在全国推广是没有多大障碍的。 三是北京有着一支强大的作家队伍。当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写“京味”，但至少他们写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说：“京味小说派”的后备队伍是阵容强大的，这是“京味小说”的出现和繁荣的前提。 当然，所谓“流派，流动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变，更不可能永世长存，文学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个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有的寿命还较短。有人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京味”将越来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说”前途堪忧。其实，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会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于时代新潮中，那么，“京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仍将有它存在的价值。像邓友梅的《那五》之类，写的就是历史，并不有损于它的审美光彩。 还需说明，我们认为“京味小说派”基本形成，并不意味它已经十分稳定、成熟，因为流派的发展趋向是难以预测的。文学史上的许多流派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外，大多数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于主将都可能脱离(如闻一多之于“新月派”)。“京味小说派”也有两种可能：或许写京味小说的作家会持续不断，日趋增多，蔚为大观，使这一流派日益壮大；或许会逐渐冷落下来；但即从当前的情况，把它看作一个流派是完全够格的。
对余华最新小说《第七天》进行解读，因为这个比较新，而且应该也有内涵可以挖掘
1926年7-10月间，老舍用英文撰写过一篇论文，这是他应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校长丹尼森·罗斯博士的建议而作的。那年，东方学院计划举办关于“东方和非洲诗歌”的系列讲座，校长让时任汉语讲师的老舍以“唐代的爱情小说”为题发表演讲。尽管这并不是分内的工作，且属于“命题作文”的性质，老舍还是欣然应允，而且很快写成了初稿，经过英国朋友的“修改”和校长的“审阅”后，于当年11月17日下午5时在讲座上宣读，演讲的第一句便是：“今天晚上我要讲的是……” 1930年，老舍返国时将这篇讲稿带回了国内。 1990年，这篇题为《唐代的爱情小说》的讲演稿被收入《老舍文集》第15卷，编者为该文标题加注曰：“本文是老舍于1930-1932学年在华北联合语言学院与美国加州学院中国分院联合举办的讲座上讲演，题为T'ang Lover Stories（《唐代的爱情小说》）。”且在尾注中写到：“载1932年2-3月Cheloc University，Tsinan（济南齐鲁大学）”。 1999年，该文又被收入增订出版的《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者未修改该文的题注和尾注。在第19卷《老舍年谱》（舒济、郝长海、吴怀斌编撰）中，编撰者又写到：“（1932年2、3月）老舍1926年11月17日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公开讲座的讲稿，以T'ang Lover Stories为题，在《济南齐鲁大学》发表，署名舒舍予。” 上述编者均认为，老舍返国后还曾就“唐代的爱情小说”发表过演讲，该讲演稿曾载于刊物《济南齐鲁大学》1932年2-3月号。 此说是耶非耶，尚待考索。 一 《老舍文集》编者所说的“华北联合语言学院与美国加州学院中国分院”，实际上应称为“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这所学校是由在北京的几个传教机构如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伦敦会、青年会以及英美公使馆、华北美国协会、美国商会等联合创办的，最初的目的只是为刚来到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或传教士提供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场所，后渐次扩大到来华的外交和商业人士。至于“美国加州学院中国分院”，它与“华北协和华语学校”的关系似乎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也许是因为经费及师资来源渠道有别所致。该校的历史档案现藏于美国加州克莱蒙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档案说明”上写得很清楚： 加州大学中国分院1910年创办于北京时名为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它面向说英语的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 （The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1910 in Peking as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a school for English-speaking missionaries, business men, and diplomats）。英国伦敦会也是该校的主办单位之一，这就值得特别关注了。须知，老舍早在1922年就已经领洗加入伦敦会，1923年他在伦敦会的资助入燕京大学学习了一年英语，随后在有着教会背景的东方学院任教五年，返国后又得到伦敦会前牧师、齐鲁大学前校长、东方学院的同事布鲁斯教授（ Bruce）的帮助，得以在山东齐鲁大学担任教授。考虑到老舍与伦敦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教会出面邀请他演讲，他慨然应允前来，都是很自然的。 “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是一所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旨在培养“中国通”的学校。学校的校长由基督教北京青年会的外籍人士担任，最初为爱德华(Dwight W. Edwards)，后来是裴德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左芙蓉在《文化交流与理解——中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心对近代北京城市文化发展之影响》一文中谈及该校的学制及课程安排。文中写到，该校学制四到五年，课程设置很有特色： 具体的学习内容是，第一年的全部时间和第二年的部分时间完全用于汉语语言基础知识的掌握，所有课程都必须修读。之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课程，例如选修汉语文学，汉文圣经，词源学和写作等。为了让学员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文化，学校还开办讨论会和讲座。讨论的题目有：中国古代与中古史、中国近代国际关系、中国贫穷的原因、中国哲学、中国经济、中国的商业贸易等。讲座多是请资深传教士和其他有丰富经验的人士发表演讲，内容涉及社会、政治、民族、文化、宗教和语言学。例如，“中国人的渴望”、“中国过去的伟大艺术”、“中国的林业”、“中国的社会哲学”、“中国的公共卫生”、“中国人对近代教育的态度之转变”、“中国乡村生活”、“中国的政治”、“福音工作”、“中国的语言”和“中国人的宗教”等等。 老舍演讲的题目是“唐代的爱情小说”，属于“中国过去的伟大艺术”的范畴。因此，受邀演讲是有可能的。然而，他却不可能“于1930-1932学年”在该校长期讲课，原因很简单，因为彼时他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担任教职，作短期客串式的演讲可以，长期授课则比较困难。 “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校址在北京东四附近，原校舍现已无存。据说，美国将军史迪威、包瑞德和外交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斯等风云人物都曾在该校学习过中文。如果机缘巧合，他们也许听过老舍先生的精彩演讲呢。 二 《老舍文集》编者认为，老舍的这篇演讲稿曾发表于《济南齐鲁大学》（Cheloc University，Tsinan）1932年2-3期。此说似乎不确。 首先，齐鲁大学英文名的正确拼法不是Cheloc University，而是Cheeloo University。该校原是教会学校，1904年创办时称为“广文学堂”，英文名为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1917年迁至济南，改名为“齐鲁大学”，英文名为Shang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25年后，按照国民政府“教育收归国有”的法令，该校进行了改制，改任了华人校长，削弱了宗教色彩，英文名为Cheeloo University。其次，1932年齐鲁大学只有两个期刊，一个是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合办的《齐大月刊》，一个是神学院主办的《鲁铎》，并没有一个名叫《济南齐鲁大学》（或“Cheloc University”）的校刊。老舍研究专家张桂兴先生编纂有《老舍与第二故乡》（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年），其中收录了《齐大月刊》的全部目录，未见有“舒舍予”撰《唐代的爱情小说》的条目，《鲁铎》上也只查出老舍的一篇译文《客》。 顺便说一句，舒乙先生也曾谈及老舍《唐代的爱情小说》的发表情况，但他另有说法。1999年，他在《老舍的英文著作》之三“英文学术论文《唐代的爱情小说》”中写到：“讲演稿后来被老舍带回国内，并于1932年发表在哈佛燕京学院的学刊上，全文是英文，署名舒舍予。” 所谓“哈佛燕京学院”，正确的叫法应是“哈佛燕京学社”，英文名为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创建于1928年。该学社只有一个“学刊”，名为《燕京学报》。《燕京学报》第11期出版于1932年6月，出版者署为“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为容庚；第12期出版于1932年12月，出版者改署为“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为顾颉刚。笔者查阅了该学报全部目录，未见载有老舍的这篇英文讲演稿。 三 老舍的这篇英文讲演稿究竟公开发表过没有，一时间似乎成了问题。 近日，笔者在网上闲逛。无意间，突然在全球最大的亚马逊网上书店()看到了《唐代的爱情小说》的“倩影”。老舍的这个演讲稿竟然印行过单行本！ 1926年老舍于伦敦寓所 该书信息如下： T'ang love stories; An address before the Convocation of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February-March,1932，by She Lao，Out of Print-Limited Availability中文大意是，《唐代的爱情小说》：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讲座上的一个演讲，1932年2-3月，演讲者老舍，该书没有重印，云云。 笔者大喜过望，继续点击下去，又看到了该书的出版细节： Unknown Binding: 22 pages Publisher: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cooperating with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 (January 1,1932) Language:English ASIN:B0008ANYM8 中文大意是，全书共22页，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与加州大学中国分院合作出版，出版时间1932年1月1日，英文版。最后一行ASIN（Amazon Standard Item Number）不是该书出版时的书号，而是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标准编号。 在《老舍全集》中，《唐代的爱情故事》英文原文只有数页，而这里却多出了若干页，这是什么缘故呢？想必是又经过修订补充的缘故。 然而，为什么《唐代的爱情小说》的出版时间早于演讲时间呢？想必是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校方年前与老舍联系好了演讲事后，考虑到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所知不多，便决定提前把讲稿印出来，发给学生预习。 1932年2-3月间老舍有时间从济南去北平演讲吗？有的。查各种《老舍年谱》均未见载有当年2月老舍在济南的活动；又，公历1932年2月6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2月正是寒假期间，老舍回北平省亲，顺便作几次演讲是有可能的。 四 概而言之，老舍返国后确实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作过关于“唐代的爱情小说”的演讲，由于听众中文程度有限，他便使用了英文讲稿。校方把讲稿印出来，是给听讲座的洋学生作预习之用，是否上市发售尚不可知。换言之，老舍此时的角色只是中国文化的义务的传播者，他无意通过这次普及性的演讲得到——譬如学术上的赞誉——额外的东西。 然而，舒乙先生在《我的思念》一书中却写到： “老舍先生之所以要在1932年在国内发表这篇六年前就写好了的论文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当时，国内名牌大学里国学研究极其兴盛，尚古之风刮得很劲，而且，似乎研究得越古越显得有学问。……他接受了济南齐鲁大学的聘书，就任该校文学院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部主任。这个兼职是个妙笔，它很恰当地刻画了老舍先生的性格——不信邪，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向论资排辈的传统挑战，认定一个目标，非干出个样儿来不可，而且，全凭自己的努力！ 说到做到，先拿出点货色看看，于是，英文的《唐代的爱情小说》产生了。” 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首先，老舍没有必要迟至1932年初才来证实自己具有“兼职”的实力。老舍是在1930年7月接受齐鲁大学的聘书的，他如果觉得非拿出“货色”不能服众，则应马上行动，而不必拖到两年后。1930年下半年老舍有许多演讲的机会，他曾先后在济南青年会、齐鲁大学医学院、济南北园乡村师范作过演讲，题目分别是《文学的创造》、《中国小说》和《师范生与国民性之改造》，然而，却没有演讲《唐代的爱情小说》。 其次，老舍并不需要借助这篇英文论文来证实自己在国学研究上的造诣。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4年（1930年7月-1934年6月）先后担任的课程有“文学概论”、“文学批评”、“文艺思潮”、“小说及作法”及“世界文艺名著”，都无关于国学研究。 实际上，老舍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兼职”期间，曾申报过“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研究”的课题，但这只是为了名正言顺地“拿薪水”，并未做深入的研究。
对于人物的理解文学基础；比如我喜欢诸葛亮我知道他的优缺点做事怎样怎样。创新，别具一格，多角度多立场，最后综合评论，如我不喜欢诸葛亮，我知道他这个那个缺点使他没有完成辅助刘备的大业。写人物，先从背景开始了解他的一切然后再做评论，写时通过他各个时期的典型事件来描述外加一些自己的评论。要丰富深刻，不要有废话一、赏析人物形象的答题技巧1、从掌握人物描写的方法及作用入手,赏析人物形象.（1）人物描写的方法：①正面描写,一般包括外貌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是指在文学创作中,作者通过对周围人物事环境的描绘来表现所要描写的对象,以使其鲜明突出.（2）各种描写手法的作用：①外貌、神态、动作描写：更好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性格特征.②语言描写：A、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省去,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B、描摹人物的语态,使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③心理描写：直接表现人物思想和内在情感（矛盾、焦虑、担心、喜悦、兴奋等）,表现人物思想品质,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④细节描写：更细腻地展示人物的某一特征.2、从分析人物活动的环境入手,探究人物命运与思想性格形成的原因.环境是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所.特定的人物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对小说环境描写的分析,也是理解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描写分为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自然环境主要包括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景物等,有时起渲染气氛的作用.社会环境主要是渲染时代特征.另外环境对人物性格的体现也起着强化作用,作者为了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往往为人物设置各种不同的环境,用以“刺激”人物,以记录其种种行为,从而显露出性格.3、从分析情节入手,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情节一般是通过描写人物思想性格和情感欲望的冲突以及同此引起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命运的变化来展开的.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描写人物的外貌、行为和心理状态,再现活生生的鲜明个性.因此,欣赏人物形象,可以从情节入手,据情论人.根据故事情节分析人物性格特征,必须注意以下四点：第一,全面、恰当、实事求是.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从情节中引出的结论,反过来可以解释情节.只有全面而恰当的结论才能正确解释全部情节.第二,注意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重性,多角度进行分析.第三,分清主次,把握其主要性格特征.第四,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4、从人物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人物性格.许多小说作品所提供的人物往往不止一个,这就要求我们准确分析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确定主次,从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5、从分析小说的主题入手,揣摩作者的评价.主题是小说的灵魂.小说的主题往往是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活动体现出来的,因此通过分析小说的主题,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可以正确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一、赏析人物形象的答题技巧1、从掌握人物描写的方法及作用入手,赏析人物形象.（1）人物描写的方法：①正面描写,一般包括外貌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是指在文学创作中,作者通过对周围人物事环境的描绘来表现所要描写的对象,以使其鲜明突出.（2）各种描写手法的作用：①外貌、神态、动作描写：更好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性格特征.②语言描写：A、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省去,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B、描摹人物的语态,使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③心理描写：直接表现人物思想和内在情感（矛盾、焦虑、担心、喜悦、兴奋等）,表现人物思想品质,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④细节描写：更细腻地展示人物的某一特征.2、从分析人物活动的环境入手,探究人物命运与思想性格形成的原因.环境是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所.特定的人物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对小说环境描写的分析,也是理解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描写分为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自然环境主要包括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景物等,有时起渲染气氛的作用.社会环境主要是渲染时代特征.另外环境对人物性格的体现也起着强化作用,作者为了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往往为人物设置各种不同的环境,用以“刺激”人物,以记录其种种行为,从而显露出性格.3、从分析情节入手,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情节一般是通过描写人物思想性格和情感欲望的冲突以及同此引起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命运的变化来展开的.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描写人物的外貌、行为和心理状态,再现活生生的鲜明个性.因此,欣赏人物形象,可以从情节入手,据情论人.根据故事情节分析人物性格特征,必须注意以下四点：第一,全面、恰当、实事求是.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从情节中引出的结论,反过来可以解释情节.只有全面而恰当的结论才能正确解释全部情节.第二,注意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重性,多角度进行分析.第三,分清主次,把握其主要性格特征.第四,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4、从人物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人物性格.许多小说作品所提供的人物往往不止一个,这就要求我们准确分析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确定主次,从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5、从分析小说的主题入手,揣摩作者的评价.主题是小说的灵魂.小说的主题往往是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活动体现出来的,因此通过分析小说的主题,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希望能帮到你，满意望采纳哦。
简单。深度，你应该有基础，对于人物的理解文学基础；比如我喜欢诸葛亮我知道他的优缺点做事怎样怎样。创新，别具一格，多角度多立场，最后综合评论，如我不喜欢诸葛亮，我知道他这个那个缺点使他没有完成辅助刘备的大业。写人物，先从背景开始了解他的一切然后再做评论，写时通过他各个时期的典型事件来描述外加一些自己的评论。要丰富深刻，不要有废话
系 ( 院 )：艺术学院 课题名称：人物造型设计“哥特玫瑰” 专 业：人物形象设计 年 级： 2015级 姓 名：楚晓赛 指导教师：金云霞 2018年5月摘要1）纵观现在的各个国家的时装周可以发现，现在的造型设计师的想法都比较前卫，新颖并且做出来的造型都十分夸张，因为这样才能给观看的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也迎合了这个时代的特点，是追求夸张乖戾，张扬个性的时代！而哥特风格的出现自然而然的迎合了大众的心。这也是哥特式艺术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玫瑰花、女性、裙子、暗黑 第一章哥特风格文化及发展 哥特（Goth），原指代哥特人，属西欧日耳曼部族，同时，哥特也是一种艺术风格，主要特征为高耸、阴森、诡异、神秘、恐怖等，被广泛地运用在建筑、雕塑、绘画、文学、音乐、服装、字体等各个艺术领域，哥特式艺术是夸张的、不对称的、奇特的、轻盈的、复杂的和多装饰的，以频繁使用纵向延伸的线条为其一大特征，主要代表元素包括黑色装扮、蝙蝠、玫瑰、孤堡、乌鸦、十字架、鲜血、黑猫等等。 哥特(Gothic)这个特定的词汇原先的意思是西欧的日耳曼部族。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建筑文化与书写层面，所谓“哥特复兴”（Gothic Revival）将中古世纪的阴暗情调从历史脉络的墓穴中挖掘出来。哥特（Gothic），又译为“歌德”，原指代哥特人，属西欧日耳曼部族，最早是文艺复兴时期被用来区分中世纪时期(5~15世纪)的艺术风格，它的源由是来自于曾于公元3~5世纪侵略意大利并瓦解罗马帝国的德国哥特族人，在15世纪时，意大利人有了振兴古罗马文化的念头因而掀起了灿烂的文艺复兴运动，由于意大利人对于哥特族摧毁罗马帝国的这段历史情仇始终难以释怀，因此为了与这段时期有所区分，他们便将中世纪时期的艺术风格称呼为“gothic”，即“哥特”，意为“野蛮”，尽管“哥特”这个词多少有些负面的意味，但事实上，为数众多的哥特风格作品其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二章哥特玫瑰的灵感来源 灵感来源于法国巴黎圣母院的玫瑰窗，又称：凯瑟琳，是哥特式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于是我就想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玫瑰花，玫瑰花比较高冷，艳丽，比较适合我选的这个哥特风格，更让模特突出高冷，孤独，艳丽，暗黑的形象。“哥特玫瑰”设计理念 哥特式着装并没有统一的制式设计，主要元素包括黑色、深色的衣服、银饰、黑发、红发或浅色的金发、苍白的皮肤、黑色的唇膏和眼影等等。配物包括十字勋章、五芒星、十字架、斗篷、披肩等等 哥特式风格加上冷艳的玫瑰花，把哥特式效果展现的更加独特，服装主要是以深蓝色欧根纱作为主面料，单一的色彩对人的视觉赋予亲和力，深蓝色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是属于暗色系，展现了冷和暗黑。根据19世纪哥特建筑复兴热潮中的玫瑰窗，我在裙子上面点缀了玫瑰窗样子的图案和花纹，极力表现出哥特的风格。领口采用的是V领设计，露出锁骨，展现女性身材的骨感美。裙子背面的设计也能让人清楚地看见女性的肩胛骨，展现现女性身材优美的一面。 服装的结构设计是服装的整体体现。款式设计的构思与服装机构设计是相互补的。服装结构设计决定了服装的整体造型，服装的好与坏取决于服装的结构设计。“哥特玫瑰”礼服结构简单，上裙片我用了蓝色的纱罩着下裙片，叠加表现出服装忽隐忽现的层次感第三章整体造型 妆面哥特风格的妆面着重强调的是眼部，眼影选择的深咖色打底，黑色来晕染。眼线上挑，唇色与眼影相呼应。整个妆容看起来是比较夸张的，表现力很强烈。 发型主要想表现的是女性的孤独，忧郁。披肩直发效果最好，头饰我选用了黑色的玫瑰花发卡，为了与妆容和舞台效果搭配。 配饰（3）服装配饰有为黑色的洛丽塔项圈，中间带走两朵红色的玫瑰花，主要是为了搭配整体的造型，使整体造型看上去更有表现力。 总结 裙子为深蓝色的A字裙，加上面部夸张的妆容和用黑色的花朵作为点缀的披肩短直发，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独特，夸张和暗黑的。 结语 服装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层外壳，服装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装穿着，它更是一种文化，通过相应的剪裁技术和缝纫工艺，将设计构思做成实物，让艺术的美达到最高点。追求生活、追求时尚是现代人对生活的一种体现，时尚永远不会过去，永远都在重现，文明的精华、视觉的经典，无论主张冷漠还是热情，奢华还是简约，都在生活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服饰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服饰的文化日益突出。一个人的服饰不仅展示着其外在形象，也反映着内在的文化修养，进而影响着别人对他的认知与评价，也彰显着国家与民族文化。 服饰文化经久不衰，从原始人类的衣不蔽体，到现在的百花齐放，服饰文化不断的开拓创新，才使我们的服饰文化越来越博大精深！致谢本论文是在金云霞老师的指导下写出来的，期间修改过很多次，金老师工作作风扎实务实，专业知识精湛，能够对每一名学生都比较有耐心，而且要求比较严格，手绘图修改了很多次，并且一次比一次好，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不逼自己一把，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优秀！感谢金老师的耐心，以及对我的严格要求，这也使我的毕业设计作品的质量提升了很多，在这里特别感谢能够遇到金老师，我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