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我大一 正在写 写好了
摘要:老舍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形成是与“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 ,并在这种影响下逐步走向成熟。三、四十年代的全面抗战把老舍从文学推向了政治 ,导致他的文学思想开始向政治倾斜 ,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功利性。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的影响 ,他原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利性与作家的艺术个性等矛盾又表现得更加尖锐和突出。他在一片赞颂声中抛弃了自己的独立文化批判精神 ,在不知不觉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偏离越来越严重
既然是学习指导，那就必须得面面俱到了，你就按作家论的一般方法来就行。一、介绍下生平、代表作、最好有年表、传奇经历也讲一讲，容易吸引眼球，尤其是跟共产党的交往这片，肯定有人感兴趣，这种八卦事情，老舍传里必须有。二、代表作介绍几个，《骆驼祥子》《茶馆》《二马》《四世同堂》《猫城记》等等吧。写作背景千万别忘了，分国内国外两个阶段，还有在新加坡写成的儿童文学《小坡的故事》。三、受到谁的影响，在英国受到的影响。四、文学观念、美学理想、小说的主题。他基本就是实用主义，讽刺现实，文学救国那伙的。五、语言基本就是这些了，这可是一个字一个字打上的啊，希望对你有帮助，不清楚的可以给我留言。
论“京味小说派”与老舍 一、 何谓“京味”？ “京味”就是北京味。它应当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具体说大致由三种因素所构成： —曰乡土味。这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 二曰传统味，或者可以称做“古味”、“文化味”。这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是文明古国，守仪之邦，北京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为历代王朝的故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从古老的礼仪风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灵之中，体现出北京人独有的那种精神气质，如人际交往中重礼节、讲规矩，比较宽容、谦和，也较豁达，善于自我解嘲，有某种幽默感，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等。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对北京人的思想束缚也较重，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封闭性，接受新事物、新风气比较缓慢，封建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残余较浓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旗风对北京人的心态习俗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上述传统中的长处和短处得以强化表现愈加鲜明。这一切使北京笼罩着一股比较浓厚的古气，其中有古雅、古朴、古老，也有陈旧、迂腐种种味道。 三曰市井味。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气质。这种下层市民，大体属于小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例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以及主要以体力谋生的洋车夫、搬运工、街头艺人、匠人、佣人等，即旧社会所谓“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谋生条件又较艰苦。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一些素朴美德，如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同时又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侵染和传统规范的影响，下层市民的许多弱质、缺陷，如自私、狭窄、虚荣、平庸等所谓“小市民”习气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今天，我们所谓“老北京”，多半属于这一阶层。 以上三股味是互相渗透，融会一气的。这三种味共同熔铸成北京人传统的心理习俗、精神气质。当然，就具体环境和人而言，他们的侧重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中上层的官绅之家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里，传统味就更浓些。而且往往被官气、洋气、书生气等冲淡了原有的“乡土味”和“市井味”。在京郊农民身上，“传统味”、“市井味”就相对淡化，“乡土味”显得更浓。唯独在北京市内，钟鼓楼下，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市井味”最浓，而“乡土味”、“传统味”也以种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所以“京味”在这部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京味的表现不但因人而异，还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京味，同民国以后就大为不同，解放前后的京味又不一样(这从老舍的《茶馆》可见一斑)。至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潮、新风气的涌人，久京味变化更大，不可—概而论。 二、“京味小说”与老舍。我同刘颖南同志在《<京味小说八家)后记》里曾提出“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 (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 (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 其实，这三条里最主要的是第三条。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第三条。只有第一条的作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京味，即便写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仍然可能京味不浓(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必须具备了第三条，写出了北京人的神韵、气味，北京人的魂，这才够得上有“京味”。所以，我认为只有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柳家大院》等，才是京味小说的真正代表。 老舍先生对于“京味小说”有三大功劳： 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前，中国虽有写京都生活、北京风情之作，但却没有显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气”。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说”，但那与“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的作家，无论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看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说有典范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层心态、传达北京人的神韵、气味上，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人们不能不承认，老舍笔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这固然得力于老舍对于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时，也与他的取材对象有密切关系。老舍笔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区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在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乡土味”，乃至“传统味”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 老舍刻画小人物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那深切的情感倾向和客观的审美视角。老舍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允和善的眼光来看待北京发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下层市民身上体现的善良、豁达和淳朴。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爱、可贵，完整地、真实地反映灵魂的各个侧面。 在驾驭北京语言的技巧上，老舍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众所公认的。他写的北京话，既保持了民间口语的朴素、生动，又筛选掉那些粗陋的杂质，确实烧出了京韵的香气，精妙传神。这使他的京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说”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写新异的民风民俗取胜；二不靠传奇性的情节故事引人；更不靠猎奇搜异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见的中下层市民。老舍所写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总之，他是完全以写普通人、普通事，写大众心理来显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仅如此，老舍还以平民百姓的心态去描写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间，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不是高踞于这群小民头上，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悯人之态，赐舍廉价的同情。而是让人感到一种融洽无间的亲切感。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对旧文化和旧市民意识的批判是鲜明的，只是这种批判隐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风趣的笔调，又使这种褒贬不那么锋芒毕露而已。 三、“京味小说派”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大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有一二位杰出的、众所公认的著名作家为核心、为代表。 (二)有一批艺术特色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代表作家的外围或后继。 (三)产生出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有影响的优秀作品。 倘若这三个条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京味小说派”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基本形成了。理由很简单： (一)“京味小说派”已有一位响当当的、卓越的代表作家——老舍。 (二)近十年来，在当代文坛上已涌现出一批擅长于描写“京味”的优秀作家。他们有的自觉地师从老舍，有意识地学习老舍(如苏叔阳)，有的吸取了老舍的神韵，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作品(如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还有的因写出过一些题材相近，京味特色浓郁的作品，而扩大了“京味小说”的影响(如汪曾祺、刘绍棠)。尽管这些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对“京味小说”也许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同老舍创作中表现的“京味”，有密切联系。人们有权利把他们结集在一起，看成一个流派。因为从文学史看，除了那些有纲领、有目的的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外，大多数流派是由读者和后人来归并的。 (三)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作家们，已经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优秀作品。除了有老舍的一批奠基作品外，这些年又产生了像邓友梅的《那五》、《寻访画儿韩》，韩少华的《红点颏儿》、《少总管前传》，陈建功的《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苏叔阳的《傻二舅》等优秀作品。老作家汪曾祺的擅长固然在于描绘他家乡苏北一带的风情，但他在北京生活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北京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不亚于自己的家乡，因而他写北京生活的作品，像《安乐居》、《云致秋行状》，无不具有浓郁的京味。热衷于“乡土文学”的刘绍棠，一向以写京东运河风情著称，京郊的“乡土味”本身就染有京城的“传统味”和“市井味”，所以刘绍棠笔下的乡土风情其实也是京味的一种扩张。如果再扩大一点说，浩然的某些作品如《弯弯绕的后代》也属此类。除此之外，显示京味特色的优秀小说还很多，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等，不一而足。 其实，“京味小说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派并非偶然。从历史、文化、语言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具备了产生流派的肥沃土壤。 一是“京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如前所述，像北京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着独树一帜的光彩。再借助于它作为首都的权威性，影响所及岂止于中国，实可谓名扬中外。 二是“北京话”的权威性和魅力。现今推广全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二者大同小异，这使北京话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国的便利。北京话虽有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是普通话稍加变化，如儿化韵、双声词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说中使用几个生僻的俚词(如“敢情”、“找乐子”之类)，往往正是体现京味色彩最浓之处，最富有乡土气息，作者必然会加以解释说明，并巧妙运用，一般只会增添语言的魅力，“烧”出京味的香气。所以，从总体来看，运用纯熟“北京话”写出的作品，在全国推广是没有多大障碍的。 三是北京有着一支强大的作家队伍。当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写“京味”，但至少他们写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说：“京味小说派”的后备队伍是阵容强大的，这是“京味小说”的出现和繁荣的前提。 当然，所谓“流派，流动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变，更不可能永世长存，文学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个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有的寿命还较短。有人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京味”将越来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说”前途堪忧。其实，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会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于时代新潮中，那么，“京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仍将有它存在的价值。像邓友梅的《那五》之类，写的就是历史，并不有损于它的审美光彩。 还需说明，我们认为“京味小说派”基本形成，并不意味它已经十分稳定、成熟，因为流派的发展趋向是难以预测的。文学史上的许多流派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外，大多数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于主将都可能脱离(如闻一多之于“新月派”)。“京味小说派”也有两种可能：或许写京味小说的作家会持续不断，日趋增多，蔚为大观，使这一流派日益壮大；或许会逐渐冷落下来；但即从当前的情况，把它看作一个流派是完全够格的。
学生宿舍管理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1 引言 编写目的 学生宿舍管理系统对于一个学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由于大学院校的宿舍管理数据庞大，手工记录油太大的缺陷，因此为了代替“某某大学院校”繁琐的手工记录方法，方便宿舍管理员管理，我们设计了这款学生宿舍管理系统软件， 背景 说明： a.这款软件的名称为“宿舍管理系统” b.本项目的提出者是“某某大学院校”，开发者是“某某软件开发公司”，用户是学生，实现对象是楼管， c.该软件系统同财务系统及“某某大学院校”有来往关系。 定义 SDMS:Student dormitory management system学生宿舍管理系统。 SQL Sever 2005：所采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Visual Studio 2008:微软公司退出的开发环境，Visual Studio可以用来创建Windows平台下Windows应用程序和网络应用程序，也可以用来创建网络服务，智能设备应用程序和Office插件。 B/S结构：浏览器和服务器结构，它是随着Internet技术的兴起，对B/S结构的一种变化或者改进结构。 参考资料 《软件工程》，《SQL sever数据库设计》，《简明教程》 2.可行性研究的前提： 开展宿舍管理系统项目的原因： 由于现今大学生管理系统的繁琐性，舍管部人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及精力去进行管理。为了提高管理效率以及减轻舍管部人员工作负担，所以开发大学生宿舍管理系统 要求 a.功能与性能 功能：每所大学的在读生都会有近万人，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学号，姓名，班级，出生日期宿舍楼号等基本信息；每间寝室都有不同的床号等信息；学校需要对每个学生以及寝室的基本信息进行统一管理，以便对每个学生及寝室的信息进行查询.浏览和修改… 性能：管理系统性能可靠 数据保密性高 b.系统的输入与输出 有管理员输入学生的学籍信息及寝室信息，对学生的宿舍寝室信息进行实时管理 输入：用户名称 宿舍编号 输出：用户信息 宿舍信息 资源信息 c.处理流程 进入宿舍管理系统界面，按照不同的身份进行登录；进入系统后，按照提示进行相应的操作即可… d.安全保密要求 系统应设置访问用户的标识以鉴别是否是合法用户，别要求合法用户设置其密码，保护用户身份不被盗用； 系统应对不同的数据设置不同的访问级别，限制访问用户可查询和处理 数据的类别和内容； 系统应对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权限，区分不同的用户，如区分学生（普通用户）和管理员 目标 以最低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发具有管理学校学生宿舍和用户信息功能的学生宿舍管理系统。系统实现后，可提高宿管部人员的管理程度及效率，降低管理中的错误发生，减少信息交流的繁琐过程以及设备费用，提高管理的准确率 条件，假定和限制条件 说明对这项开发中给出的条件，假定和所受到的限制。如： a．建议该系统运行的最短寿命为6年； b．进行系统方案选择比较的时间限2个月； 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方法 通过调查分析数据库管理系统现阶段所具备的能力及实现的方法，确定主体结构 利用现阶段所能达到的能力，以最简洁，最容易的办法，边开发边测试，实现这个应用软件 评价尺度 在短时间内开发出的具有改善管理漏洞的较简单的管理系统 3．对现有系统的分析 这里的现有系统是指当前实际使用的系统，这个系统可能是计算机系统，也可能是一个机械系统，甚至是一个人工系统。分析现有系统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阐明建议中的开发新系统或修改现有系统的必要性。 工作负荷 现有系统的工作主要有： 学生信息的维护 宿舍财产信息的维护 各种报表的维护 费用开支 运行现有系统所需的费用支出：购买PC机 人员 运行维护现有系统的人员：楼管。 设备 现有系统所需的设备有：PC机 局限性 现有系统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方面：手工操作难度较大，易出错，工作量大；对学生入住信息和宿舍设备信息详细的查询困难；对各种报表的统计也有困难。 对所建议系统的说明 有管理员输入学生的学籍信息及寝室信息。对学生信息进行时管理。 处理流程和数据流程 首先，进入宿舍管理登录界面，按照不同的身份进行登录。
毕 业（设 计）论 文 开 题 报 告1．本课题的来源及研究意义 宿舍管理系统毕业论文来源：在当今的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管理信息系统也蓬勃发展。学校各个部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也纷纷开发自己的系统，而随着住宿人数的高速膨胀，开发学生公寓管理系统也成为必然。近年来，我校规模不断扩大，招生人数不断增多，宿舍也不断扩建增多。致使宿舍管理工作压力增大，为了适应未来信息化社会的需要，为了使宿舍管理 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减轻工作人员压力，提高工作效率，我们需要结合我校实际工作的需要采用 ASP语言 结合 Access 2003开发了《山西农业大学九号楼学生公寓管理系统》。现在学生公寓管理系统的开发设计日益呈现出可视化、对象化和网络化的特征课的研究现状在当今的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管理信息系统也蓬勃发展。学校各个部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也纷纷开发自己的系统，而随着住宿人数的高速膨胀，开发学生公寓管理系统也成为必然。 近年来，我校规模不断扩大，招生人数不断增多，宿舍也不断扩建增多。致使宿舍管理工作压力增大，为了适应未来信息化社会的需要，为了使宿舍管理 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减轻工作人员压力，提高工作效率，我们需要结合我校实际工作的需要采用ASP语言 结合 Access 2003开发了《山西农业大学九号楼学生公寓管理系统》。现在学生公寓管理系统的开发设计日益呈现出可视化、对象化和网络化的特征。（1）数据库在学生公寓管理系统中的应用变的日趋重要，同时随着数据库技术的日趋完善，呈现出了新的课题：半结构和无结构数据模型的描述、管理、查询和安全控制。而且随着数据库技术和Web的结合，将会使招生管理系统变的更加高效便捷。（2）面向对象分析方法在学生公寓管理系统中的应用。面向对象的分析（OOA），也称面向对象的软件需求分析，是建立在对象及其属性，类属及其成员，整体及其部分这些概念之上的是一种以对象及其交互关系为手段，将非形式化的需求说明陈述成明确的软件，系统需求的方法。其特点为：模块性、继承和类比性以及动态连接性。 3．本课题的研究目标 介绍了在一种以ASP语言（前台开发工具）结合关系数据库Access （后台数据库）开发的面向应用的学校学生公寓管理系统。系统整体结构采用了常用的自顶向下的瀑布式结构化设计方法，设计时力求简单实用，便于维护。介绍了系统设计的需求分析，需求分析主要包括开发背景分析、业务需求分析和可行性分析等内容。介绍了详细设计部分，该部分内容包括信息数据录入模块，寝室加减分模块、信息查询模块、数据库管理模块和退出系统模块。该学生公寓管理系统可以完成学生入住、搬出处理，加减分处理，学生住宿信息查询和数据库管理等，使用该系统使得学校学生公寓管理工作更加合理化、简捷化、高效化且该系统具有高效、易操作、易维护等特点，并且系统结构清晰、界面友好，功能齐全，能有效地减少工作量和提高招生管理工作的效率。 4．本课题的基本内容 经过系统分析，确定了本软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系统设置、公寓管理、卫生检查、公寓资产、记录查看、记录删除、值班记录、帮助制作。系统设置:主要完成：用户管理、公寓设置、数据备份、数据转换、退出的功能。 用户管理可以进行管理人员的添加和修改以及删除操作。添加人员可以分为两类：普通用户、管理员。可以视不同人员而添加。管理员拥有所有权力，对整个系统的操作。普通用户只有浏览、及一些简单的添加操作权力。无用户设置、公寓设置及记录删除等权力。公寓设置分为三个主要的操作：公寓设置、寝室设置、班级设置。在这里可以添加学校所有的公寓、所有班级、每个公寓的所有寝室,也可以用此软件管理一幢公寓。这样操作起来会更简单、操作一目了然。数据备份这是一个数据管理软件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利用它可以及时的备份当前的数据库以及在出现故障后利用已保存的数据进行恢复。数据转换利用数据转换将当前数据库中的表转换成Excel表格的形式，显示更为直观，可以进行打印等操作。公寓管理 主要完成：学生请假、学生违规、床位设置的功能。学生请假主要是对学生请假记录做一个添加。利用它可以把学生的基本的请假资料保存起来。学生违规主要是对学生违规记录做一个添加。利用它可以把学生的基本的违规资料保存起来。床位设置通过床位设置可以简单查看每个公寓每个寝室的床位使用情况以及床位剩余情况。还可以通过详细查看，查看到某个公寓某个寝室住宿人员的人数，以及具体的住宿人员的名字。 卫生检查 主要完成：添加检查记录的功能。卫生检查可以对卫生检查的结果进行记录。这里的卫生标准一共有五项可以填写，在每一项里已经基本设置了所不合标准的记录，你可以在下拉列表框中进行选择即可，但是如果没有你想输入的记录的话，也可以自己输入。运行图如下: 公寓资产 主要完成：添加新增物品的功能。可以对公寓资产的收入或其它物品的入库进行记录。运行图如下: 记录查看与记录删除 主要是对学生请假、学生违规、卫生记录，公寓资产等记录所进行的操作，利用这两个功能可以对任一记录进行查看与删除。值班记录 它的功能主要是针对值班人员开发出来的，在这里可以让值班人员对当天值班情况进行一个小记，以便日后查看。帮助制作 对于一个稍显正规的软件来说帮助的制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本程序也不例外，制作了此帮助文档。在程序中可以按F1或点击帮助菜单来显示此文档。以便对本软件进行快速操作。宿舍管理系统毕业论文来源：
国内、外研究概况和趋势：调查显示，现在国内绝大多数学校的学生公寓管理还没有实现信息化，主要还是停留在手工管理的形式。这徐昂公寓管理的效率就非常的低，需要的人力物力也非常多，所以尽快开发一台适合高校学生公寓管理系统是非常必要的。Access 是微软公司推出的基于Windows的桌面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即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界面设计、报表生成等操作规范化；为建立功能完善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了方便，也使得普通用户不必编写代码，就可以完成大部分数据管理的任务。 Access能够存取 Access/Jet、Microsoft SQL Server、Oracle(甲骨文软件公司)，或者任何 ODBC 兼容数据库内的资料。熟练的软件设计师和资料分析师利用它来开发应用软件，而一些不熟练的程序员和非程序员的"进阶用户"则能使用它来开发简单的应用软件。虽然它支援部分面向对象（OOP）技术，但是未能成为一种完整的面向对象开发工具。Visual Basic是一种由微软公司开发的包含协助开发环境的事件驱动编程语言。从任何标准来说，VB都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不仅是盛赞VB的开发者还是抱怨VB的开发者的数量。它源自于BASIC编程语言。VB拥有图形用户界面（GUI）和快速应用程序开发（RAD）系统，可以轻易的使用DAO、RDO、ADO连接数据库，或者轻松的创建ActiveX控件。程序员可以轻松的使用VB提供的组件快速建立一个应用程序。
1926年7-10月间，老舍用英文撰写过一篇论文，这是他应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校长丹尼森·罗斯博士的建议而作的。那年，东方学院计划举办关于“东方和非洲诗歌”的系列讲座，校长让时任汉语讲师的老舍以“唐代的爱情小说”为题发表演讲。尽管这并不是分内的工作，且属于“命题作文”的性质，老舍还是欣然应允，而且很快写成了初稿，经过英国朋友的“修改”和校长的“审阅”后，于当年11月17日下午5时在讲座上宣读，演讲的第一句便是：“今天晚上我要讲的是……” 1930年，老舍返国时将这篇讲稿带回了国内。 1990年，这篇题为《唐代的爱情小说》的讲演稿被收入《老舍文集》第15卷，编者为该文标题加注曰：“本文是老舍于1930-1932学年在华北联合语言学院与美国加州学院中国分院联合举办的讲座上讲演，题为T'ang Lover Stories（《唐代的爱情小说》）。”且在尾注中写到：“载1932年2-3月Cheloc University，Tsinan（济南齐鲁大学）”。 1999年，该文又被收入增订出版的《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者未修改该文的题注和尾注。在第19卷《老舍年谱》（舒济、郝长海、吴怀斌编撰）中，编撰者又写到：“（1932年2、3月）老舍1926年11月17日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公开讲座的讲稿，以T'ang Lover Stories为题，在《济南齐鲁大学》发表，署名舒舍予。” 上述编者均认为，老舍返国后还曾就“唐代的爱情小说”发表过演讲，该讲演稿曾载于刊物《济南齐鲁大学》1932年2-3月号。 此说是耶非耶，尚待考索。 一 《老舍文集》编者所说的“华北联合语言学院与美国加州学院中国分院”，实际上应称为“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这所学校是由在北京的几个传教机构如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伦敦会、青年会以及英美公使馆、华北美国协会、美国商会等联合创办的，最初的目的只是为刚来到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或传教士提供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场所，后渐次扩大到来华的外交和商业人士。至于“美国加州学院中国分院”，它与“华北协和华语学校”的关系似乎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也许是因为经费及师资来源渠道有别所致。该校的历史档案现藏于美国加州克莱蒙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档案说明”上写得很清楚： 加州大学中国分院1910年创办于北京时名为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它面向说英语的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 （The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1910 in Peking as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a school for English-speaking missionaries, business men, and diplomats）。英国伦敦会也是该校的主办单位之一，这就值得特别关注了。须知，老舍早在1922年就已经领洗加入伦敦会，1923年他在伦敦会的资助入燕京大学学习了一年英语，随后在有着教会背景的东方学院任教五年，返国后又得到伦敦会前牧师、齐鲁大学前校长、东方学院的同事布鲁斯教授（ Bruce）的帮助，得以在山东齐鲁大学担任教授。考虑到老舍与伦敦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教会出面邀请他演讲，他慨然应允前来，都是很自然的。 “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是一所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旨在培养“中国通”的学校。学校的校长由基督教北京青年会的外籍人士担任，最初为爱德华(Dwight W. Edwards)，后来是裴德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左芙蓉在《文化交流与理解——中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心对近代北京城市文化发展之影响》一文中谈及该校的学制及课程安排。文中写到，该校学制四到五年，课程设置很有特色： 具体的学习内容是，第一年的全部时间和第二年的部分时间完全用于汉语语言基础知识的掌握，所有课程都必须修读。之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课程，例如选修汉语文学，汉文圣经，词源学和写作等。为了让学员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文化，学校还开办讨论会和讲座。讨论的题目有：中国古代与中古史、中国近代国际关系、中国贫穷的原因、中国哲学、中国经济、中国的商业贸易等。讲座多是请资深传教士和其他有丰富经验的人士发表演讲，内容涉及社会、政治、民族、文化、宗教和语言学。例如，“中国人的渴望”、“中国过去的伟大艺术”、“中国的林业”、“中国的社会哲学”、“中国的公共卫生”、“中国人对近代教育的态度之转变”、“中国乡村生活”、“中国的政治”、“福音工作”、“中国的语言”和“中国人的宗教”等等。 老舍演讲的题目是“唐代的爱情小说”，属于“中国过去的伟大艺术”的范畴。因此，受邀演讲是有可能的。然而，他却不可能“于1930-1932学年”在该校长期讲课，原因很简单，因为彼时他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担任教职，作短期客串式的演讲可以，长期授课则比较困难。 “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校址在北京东四附近，原校舍现已无存。据说，美国将军史迪威、包瑞德和外交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斯等风云人物都曾在该校学习过中文。如果机缘巧合，他们也许听过老舍先生的精彩演讲呢。 二 《老舍文集》编者认为，老舍的这篇演讲稿曾发表于《济南齐鲁大学》（Cheloc University，Tsinan）1932年2-3期。此说似乎不确。 首先，齐鲁大学英文名的正确拼法不是Cheloc University，而是Cheeloo University。该校原是教会学校，1904年创办时称为“广文学堂”，英文名为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1917年迁至济南，改名为“齐鲁大学”，英文名为Shang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25年后，按照国民政府“教育收归国有”的法令，该校进行了改制，改任了华人校长，削弱了宗教色彩，英文名为Cheeloo University。其次，1932年齐鲁大学只有两个期刊，一个是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合办的《齐大月刊》，一个是神学院主办的《鲁铎》，并没有一个名叫《济南齐鲁大学》（或“Cheloc University”）的校刊。老舍研究专家张桂兴先生编纂有《老舍与第二故乡》（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年），其中收录了《齐大月刊》的全部目录，未见有“舒舍予”撰《唐代的爱情小说》的条目，《鲁铎》上也只查出老舍的一篇译文《客》。 顺便说一句，舒乙先生也曾谈及老舍《唐代的爱情小说》的发表情况，但他另有说法。1999年，他在《老舍的英文著作》之三“英文学术论文《唐代的爱情小说》”中写到：“讲演稿后来被老舍带回国内，并于1932年发表在哈佛燕京学院的学刊上，全文是英文，署名舒舍予。” 所谓“哈佛燕京学院”，正确的叫法应是“哈佛燕京学社”，英文名为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创建于1928年。该学社只有一个“学刊”，名为《燕京学报》。《燕京学报》第11期出版于1932年6月，出版者署为“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为容庚；第12期出版于1932年12月，出版者改署为“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为顾颉刚。笔者查阅了该学报全部目录，未见载有老舍的这篇英文讲演稿。 三 老舍的这篇英文讲演稿究竟公开发表过没有，一时间似乎成了问题。 近日，笔者在网上闲逛。无意间，突然在全球最大的亚马逊网上书店()看到了《唐代的爱情小说》的“倩影”。老舍的这个演讲稿竟然印行过单行本！ 1926年老舍于伦敦寓所 该书信息如下： T'ang love stories; An address before the Convocation of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February-March,1932，by She Lao，Out of Print-Limited Availability中文大意是，《唐代的爱情小说》：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讲座上的一个演讲，1932年2-3月，演讲者老舍，该书没有重印，云云。 笔者大喜过望，继续点击下去，又看到了该书的出版细节： Unknown Binding: 22 pages Publisher: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cooperating with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 (January 1,1932) Language:English ASIN:B0008ANYM8 中文大意是，全书共22页，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与加州大学中国分院合作出版，出版时间1932年1月1日，英文版。最后一行ASIN（Amazon Standard Item Number）不是该书出版时的书号，而是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标准编号。 在《老舍全集》中，《唐代的爱情故事》英文原文只有数页，而这里却多出了若干页，这是什么缘故呢？想必是又经过修订补充的缘故。 然而，为什么《唐代的爱情小说》的出版时间早于演讲时间呢？想必是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校方年前与老舍联系好了演讲事后，考虑到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所知不多，便决定提前把讲稿印出来，发给学生预习。 1932年2-3月间老舍有时间从济南去北平演讲吗？有的。查各种《老舍年谱》均未见载有当年2月老舍在济南的活动；又，公历1932年2月6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2月正是寒假期间，老舍回北平省亲，顺便作几次演讲是有可能的。 四 概而言之，老舍返国后确实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作过关于“唐代的爱情小说”的演讲，由于听众中文程度有限，他便使用了英文讲稿。校方把讲稿印出来，是给听讲座的洋学生作预习之用，是否上市发售尚不可知。换言之，老舍此时的角色只是中国文化的义务的传播者，他无意通过这次普及性的演讲得到——譬如学术上的赞誉——额外的东西。 然而，舒乙先生在《我的思念》一书中却写到： “老舍先生之所以要在1932年在国内发表这篇六年前就写好了的论文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当时，国内名牌大学里国学研究极其兴盛，尚古之风刮得很劲，而且，似乎研究得越古越显得有学问。……他接受了济南齐鲁大学的聘书，就任该校文学院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部主任。这个兼职是个妙笔，它很恰当地刻画了老舍先生的性格——不信邪，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向论资排辈的传统挑战，认定一个目标，非干出个样儿来不可，而且，全凭自己的努力！ 说到做到，先拿出点货色看看，于是，英文的《唐代的爱情小说》产生了。” 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首先，老舍没有必要迟至1932年初才来证实自己具有“兼职”的实力。老舍是在1930年7月接受齐鲁大学的聘书的，他如果觉得非拿出“货色”不能服众，则应马上行动，而不必拖到两年后。1930年下半年老舍有许多演讲的机会，他曾先后在济南青年会、齐鲁大学医学院、济南北园乡村师范作过演讲，题目分别是《文学的创造》、《中国小说》和《师范生与国民性之改造》，然而，却没有演讲《唐代的爱情小说》。 其次，老舍并不需要借助这篇英文论文来证实自己在国学研究上的造诣。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4年（1930年7月-1934年6月）先后担任的课程有“文学概论”、“文学批评”、“文艺思潮”、“小说及作法”及“世界文艺名著”，都无关于国学研究。 实际上，老舍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兼职”期间，曾申报过“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研究”的课题，但这只是为了名正言顺地“拿薪水”，并未做深入的研究。
点滴人生 感悟人生 ———《平凡的世界》读后感 我曾经很多次的读过这本书，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给我带来的震撼至今难以忘怀， 它冲击着我的思想，甚至无形中让我接受了它对生活的诠释，让我感到什么是人生的感动、生活的无常、人情的冷暖。重拾这本书，本以为我渐渐成长、成熟了，不会在“泪水横流”，然而我错了，那些感动仍然实实在在。无论我如何掩饰，如何遮蔽，我都会情不自禁发出对生活的感慨。 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平凡的生活，却隐含着某种不平凡。本书讲述了人们在时代变革激流中如何摸索、如何前进。它真切地描绘出文化大革命在农村所反应出的实际情况，农民饿着肚子却要大搞农田基建会战，一天起早贪黑，却挣不了充足的口粮，几乎每家每户都处于半饥饿状态。即使这样很多人还是满怀热情地“闹革命”，以一处而窥全貌，中国这头雄师还被病魔围困着，她喘息、挣扎，努力想要昂起她那高傲的头颅，她已经度过了那奄奄一息的时刻，因为文革已经快要结束了。 在这历史交替的时刻，各种思想地碰撞、交会，不可避免引起人的变化，尤其是情感的变化。在生产责任制推广的时候，就明显感到来自不同方向的阻力，比如省委已经下发文件了，而区、县、乡各级领导虽表面应承，却在背地里不肯落实，这就是新老思想的碰撞。当中国走向经济复兴的时候，人们卸下了身上沉重的枷锁，重新看到生活的曙光。在这个能人辈出的时代，人们在致富大路上各行其道，整个中国像沸腾的开水一样，又在热热闹闹进行另一场“革命”。但与此同时，带来的问题也同样让人困恼，人们越来越看重金钱，而忽视人们之间的情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社会的不成熟，也是历史遗留的诟病。 十年的时间（1975-1985）演绎了感人至深的生活画卷，那里有气势磅礴的“斗争”，有汹涌澎湃的激情，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少年不羁的豪气。那是一个交织着“情”的世界：暖人的亲情、可贵的友情、真挚的爱情。 孙少平，一个平凡的名字，在同样平凡的身躯中蕴含着青春的豪情。从黄原飘蓬的揽工生活，再到煤矿上“杀机”四伏的掏炭工作，他没有放弃他所执着的。什么是男子汉，困难打不倒的人才是男子汉。他做到了，他承受劳其筋骨的考验，苦其心志的锤炼，饿其体肤的磨练；他成熟了，他坦然面对晓霞的死，虽然他很痛苦，只能用牛马般的劳动来使精神麻木，但他知道生活还要继续，他把对她的爱深深埋藏在心底。正如晓霞所说，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和爱的人一起奋斗并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是溶合在一起-----完全溶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 田晓霞，多好的一个女孩子啊！她漂亮、聪慧、正直而又富有同情心。她摒弃世俗的观念从心灵深处接受一个煤矿工人，然而一场天灾之后，她那充满活力的生命却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她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另一个更年幼的生命。我们都应该为她感到骄傲，也应该为她感到欣慰。她对孙少平来说是那么重要，虽然他们地位悬殊，但彼此心心相印。当孙少平在省报证实她死时，他面对是一片沙漠——人生的沙漠啊！她失约了，因为上帝急于把这位可爱的天使召回，她也只能流泪从天堂俯瞰在杜梨树前同样流泪的他。 读罢此书，便是从精神上得到升华。几年前，这本书让我从懵懂少年向未来迈出成熟的虽然没有像孙少平那样出外闯荡，但我会不断寻找能够增加我人生阅历的时机。我从少平身上学到了两一步，懂得什么是爱情，也开始思考生活中的自己。现在的我也处在青年意气风发的时候，点：一是对生活的客观认识，不放弃希望，有一份执着进取之心；二是他对书的爱好，是书让他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也是书让他与田晓霞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书者，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书喜爱的无论如何都是让人可敬的。我由衷地感谢路遥，是他让我领略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我不应该让时间从我们眼前流逝再来搓叹，而应该用平凡的身躯燃烧起青春之火，让涌动的心潮迎接来自生活的考验。 劳动着是幸福的，无论在哪个时代。《平凡的世界》正白纸黑字的告诉我们这样的人生真谛。它响亮的提出，人，无论在什么位置，无论多么贫寒，只要一颗火热的心在，只要能热爱生活，上帝对他就是平等的。只有作一名劳动者，不把不幸当作负担，才能去做生活的主人，用自己真诚的心去体验，毕竟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这是一部用生命来写成的书。在亘古的大地与苍凉的宇宙间，有一种平凡的声音，荡气回肠。
第一节 原则、目标及方法 遣词，古代也叫“炼字”，是我国文学史上历来提倡的一种锤炼语言的方法。历代诗话、词话中关于“诗眼、文眼”等的提法，便是对遣词艺术而言的。老舍具有很深的文学功底，熟谙遣词艺术的奥秘，因而对遣词炼字的原则、目标都有很正确的认识。他也十分重视遣词的具体实践，为寻常词语的艺术化探索出有效的方法。这些，我们应该认真的总结和学习。 一、原则：应人、切情、合境 语言的运用总是有具体对象和语境的。特别是文学作品的语言，必须同所描绘的人物、事件、场景等相适应，应人切情合境便是遣词艺术的基本原则。为此，老舍说过：“文字的感动力是来自在某个场合中必然的说某种话”；（《我的“话”》）“作者必须苦思熟虑：如此人物，如此地点，如此时机，应该说什么，应该怎么说。”（《话剧的语言》）在他的作品中，应人切情合境的遣词是不少的。例如，《四世同堂》中有一对被鞭挞的对象大赤包和冠晓荷，卖友投敌，不知羞耻。在大赤包当上了“妓女检查所所长”之后，得意忘形，“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冠晓荷巴结地“报告太太”的称呼并不使她满意，她要求说成：“所长太太！不！干脆就是所长！”而冠晓荷从此也就真的一口一个“所长”。这是十分切合二人性格特征的话语。仅仅一个称谓上的锤炼，便把两个没有心肝、虚伪作态的人物写活了。又如《茶馆》中有一个无赖唐铁嘴，抽了一辈子大烟，最后却来了两句：“我已经不吃大烟，改抽‘白面’啦！”“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福气不小吧？”这正是唐铁嘴的口气声息。老舍自己也说：“一个无耻的人可以说这么无耻的话，在情理中。”因为作家“知道他们作什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除了人物对话切合身份之外，老舍的叙述描写语言也注意切情合境。例如： 1)祥子喝了一气凉水，然后拿着三十五块很亮的现洋，……要一步迈到城里去！（《骆驼祥子》） 2)老车夫向四围看了一眼，双手捧定了茶碗，一口口的吸糖水。（同上） 3)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不管刚拉了几步，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大灌一气。（同上） 这里的三个例子都有“喝水”的动作，但所用的词语却不相同，便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对象和情境。例1)是一般的情境，用了普通动词“喝”；例2)是又冻又饿的老车夫在昏倒之后的喝水动作，“吸”这个词很恰当地适应了此情此景；例3)的语境则是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烈日之下，车夫们实在不能忍受酷热，水成了他们的救星，用“灌”这个动词便是最恰当的。在老舍作品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充分体现了其遣词的原则。 二、目标：凝炼、准确、生动 同世界其他语言相比，汉语有很突出的特点。单音节语素占主导，结构灵活，组合自由等，在世界上以简练而著称。对此，老舍总是引以为自豪。他多次指出：“简而明，这是我们语言的特色”。（《文学创作和语言》）“远古至今，中国文学一向以精约见胜。……从汉语本质上看，它也是言短而意长的，每每凌空遣字，求弦外之音。……既简洁又有力。”（《谈简练》）他十分推崇唐诗中以五、七言便反映出丰富内容的精炼语言。他也自觉地把简洁凝炼作为其遣词艺术的追求目标：“写东西一定要求精练、含蓄。”（《人物、语言及其他》）即“话说得少，而意思包含得多”。这一点可以说是老舍运用语言的总体目标，当然也体现在他的遣词艺术之中。且结合例子加以说明。 1)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骆驼祥子》） 2)你想，日本人能叼住北平，再撒了嘴？（《四世同堂》） 3)洋缎、洋布、洋粉、洋取灯儿、洋钟、洋表，还有洋枪，像潮水一般地涌进来，……钱都随那个“洋”字流到外洋去了！（《正红旗下》） 这几个例子都有经过锤炼的词语，也都有简洁有力的效果。例1)的“拍”写出了祥子第一次自己买车的激动，也把其三年来的辛酸劳累和瞬间的决心自豪凝聚于一词，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例2)的“叼”一词，简洁有力地写出日寇如狼似虎的侵略本质。例3)的两个动词“涌”和“流”，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掠夺我国财富的现实。言简意赅，准确凝炼。 老舍的遣词艺术也还追求其他的目标。如通俗自然、准确精当、形象生动等等，这些方面也都达到了艺术化的境界。对此，我们后面会分节讨论，这里不再举例。总之，凝炼、准确、生动等是老舍遣词艺术之中贯穿始终的目标，也是我们分析的总纲。 三、方法：精选、多变、创造 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发展史上，曾留下过许多锤炼词语的佳话。“推敲”的故事，“捶字坚而难移”的观点，“春风又绿江南岸”、“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例子，都让人津津乐道。语言艺术大师老舍的作品中也有许多锤炼词语的佳例。对这些例子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他锤炼词语的具体方法。 1.精心选择最恰当的动词 语言运用中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可选择性。语言体系中的同义词语、运用中形成的言语同义现象，都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可能。在具体的语境中精心选用最恰当的词语，是老舍常用的方法。他多次说过：“我们须去找到那最自然最恰当最现成的字。”（《言语与风格》）“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像舞台上的锣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正红旗下》）这种精心选择，突出地反映在他对动词的锤炼上。 动词是语用中最重要的词类，是“句眼”所在。它运用得好，能使人物“活”起来，使所描写的事物“动”起来。因此，托尔斯泰曾说过“在艺术语言中最重要的是动词”，“必须找到能说明物体准确动作的准确动词”。在老舍作品中，这种经过锤炼的动词是不少的。先看例子： 我一辈子只看见了这么一回大热闹：男女老幼喊着叫着，狂跑着，拥挤着，争吵着，砸门的砸门，喊叫的喊叫，嗑喳！门板倒下去，一窝蜂似的跑进去，乱挤乱抓，压倒在地的狂号，身体利落的往柜台上蹿，全红着眼，全拼着命，全奋勇前进，挤成一团，倒成一片，散走全街。背着，抱着，扛着，曳着，像一片战胜的蚂蚁，昂首疾走，去而复归，呼妻唤子，前呼后应。（《我这一辈子》） 这是描写失火后人们抢铺户的场面。二十几个不同动词准确地反映了人们的动作，使人物活了起来，画面动了起来。再举几例： 1)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骆驼祥子》） 2)我愿意一下子把敌人全捶在那个山包里，一个不剩！（《无名高地有了名》） 3)他必须看着天空。万一有那么一只掉了队的鸽子，飞得很低，东张西望，分明是十分疲乏，急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见此光景，就是身带十万火急的军令，他也得跑回家，放起几只鸽子，把那只自天而降的“元宝”裹了下来。（《正红旗下》） 例1)的“扇”这个动词显然是经过锤炼的。不仅写出了车夫瞧不起人的心理活动，而且把他们外在的表情也显示出来了。例2)“捶”也用得很好，表现了战士们对敌人的仇恨和杀敌的决心。如改用其他动词难有如此的效果。例3)的“得”这个词也非常精当，既是北京口语中常用的，又含有非此不可的决心。比用“要、会”等词显豁、传神得多。 又如《骆驼祥子》中描写六月十五那天天热的情景：拉车的小伙子们“见井就奔过去，赶不上新汲的水，就跟驴马同在水槽里大灌一气。”用“奔”不用“走”；用“灌”不用“喝”，可见其渴之甚，思水之切。通过人物缺水之苦和得水之乐的敏捷动作，映衬出天气的酷热难耐。在烈日下，有的车夫中暑发病，“一头栽到地上，永不起来。”用“栽到地上”就比“倒在地上”更能说明发病之猝，进一步突出酷热之甚。这些动词都是日常口语中很普通的，但经过作家的锤炼，用在适当的情境之中，都有了艺术化的效果。 2.灵活多变的转类用法 在遣词艺术方面，除了精选动词之外，老舍还常采用词语的转类用法。即临时转换词语的功能，把其他性质的词语用作动词。例如： 1)可是，谁想到哥哥竟自作出那么没骨头的事来——狗着洋人，欺负自己人！（《正红旗下》） 2)在他的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离婚》） 3)天赐一看见她就木住了，好像虾蟆见了蛇。（《牛天赐传》） 这三个例子里都有词的转类用法。例1)的“狗”本为名词，用作动词，生动形象地活画出洋奴多老大的癞皮狗般的嘴脸。例2)的“科员”和例3)的“木”也都是名词动用，同样有很好的效果。不说“做了一辈子科员”，而说“科员了一辈子”，对“科员”的不以为然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便隐约可见。不说“吓住了”，而用“木住了”，不仅写出吓的心理，也把人物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成了一块木头似的，不能动弹了。这便是转类用法的艺术效果。 3.创造性的词语用法 老舍锤炼词语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突破固有的词语搭配，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既出人意料又出奇制胜。他说过：“虽然是普通的话，但用得那么合适，能吓人一跳，让人记住，这就是创造。”（《文学创作和语言》）如关于“笑”，常用的是动词“挂”或“露”：“营长脸上经常挂着的笑容不见了。”（《无名高地有了名》）“李四爷的眼角露出一点笑纹来。”（《四世同堂》）而经过老舍的锤炼，却有了那么多的变化。如前举各例，“搬运、递、放射、摆、储蓄、拧、拥、集合、凑”等词，都与“笑”搭配在一起，形象生动。不仅如此，在老舍的其他作品中，我们还能发现另外的例子： 1)（赵子曰）还没扭到能看见后面的程度，早就把笑容在脸上画好，轻轻的叫了一声：“老李！”（《赵子曰》） 2)赵子曰……也不好意思叫他的心与口分开，而说几句叫别人，至少叫欧阳天风的粉脸蛋绣上笑纹的话。（同上） 3)他停了一会儿，嘴角上挤出点笑容来。（《黑白李》） 4)张大哥叼着烟斗，由嘴的右角挤出这么两个字，与一些笑意，笑的纹缕走到鼻洼那溜儿便收住了。（《离婚》） 5)眼睛没什么精神，而嘴上老卷着点不很得人心的笑。（《抓药》） 6)她的笑很小，只在眼角与鼻翅上轻轻一逗，可是表现出许多心事……（《新时代的旧悲剧》） 7)待了一会儿，她把泪收起去，用极大的努力把笑意调动到脸上来。（《正红旗下》） 8)多老大从心灵的最深处掏出点最地道的笑意，摆在脸上。（同上） 你看，“画、绣、挤、走、卷、逗、调动、掏”等动词都同“笑”搭配在一起，而且都用得精彩生动，这便是创造性的遣词炼字，充分显示了老舍锤炼词语的艺术功力。 除了对动词的锤炼之外，老舍还很重视其他词类的锤炼。如名词、形容词、副词等，也都取得了艺术化的效果。名词如前举的“所长”的称谓、“大烟、白面”的锤炼等。形容词如“白晃晃、黑嘟嘟、青虚虚、绿丛丛、红扑扑、灰渌渌、黄不唧”等叠音、后缀的锤炼，生动形象，在具体的语境中很有魅力。副词如《二马》中一个例子：老马想利用圣诞节的机会与房东太太套交情，他甚至想到了要给她的小狗买礼物。计划好之后，“他喜欢极了，居然能想出这么高明的主意来，真，真是不容易！”两个副词性词语“居然、真”锤炼得何等高超！老马的自得、作家的揶揄、言外的批评等都在其中了。还有量词的锤炼之例。如写赵子曰对妻子的态度，老舍通过两个量词“头、匹”就把他的不满与后悔很好的表现出来了。不过，由于老舍作品中词语锤炼主要为动词，我们便不再对此细述了。 正因为老舍对遣词炼字有着明确的目标、正确的原则和有效的方法、他的作品中寻常词语的艺术化效果是很突出的。以下我们从质朴自然、准确精当、形象生动、简洁凝炼等几个特点作具体分析。 第二章 生动凝炼的遣词艺术 上一章分析了老舍使用口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口语的艺术。这一章我们要讨论老舍使用语言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不借助于典故，也不倚赖土语、行话，而只凭那么一些人人都懂的俗字，经过锤炼琢磨，便成为精金美玉”（《戏剧语言》）。这里所说的对俗字的锤炼琢磨，便是指对词语使用的加工锤炼，所谓的“精金美玉”则是指寻常词语的艺术化的境界。对此，我们先举些例子加以说明。如在《四世同堂》中，可以发现不少描写“笑”的动作，但在作家的笔下，却姿态各异。特别是其中的动词，经过锤炼，都很准确、生动。例如： 1)见丁约翰提着酒瓶进来，她立刻停止了申斥丈夫，而把当时所能搬运到脸上的笑意全搬运上来…… 2)她活像一只雌狮。……她的两眼一齐看一看桌面，很快的又一齐看到远处坐着的客人，而递过去一点微笑。 3)离她有两步远，他立住，先把笑意和殷勤放射到她的眼里，而后甜美的说：“所长！二姑娘回来了！” 4)整了一下衣襟，把笑容合适的摆在脸上，他轻快的跑过来。 5)这时候，晓荷穿着一身浅灰色湖绸的夹袄夹裤，夹袄上罩着一件深灰色细毛线打的菊花纹的小背心，脸上储蓄着不少的笑意，走进来。 6)他几次要笑出声来，而又控制住自己，只许笑意轻轻的发散在鼻洼嘴角之间。……而后，嘴撅起一点，整个的脸上都拧起笑纹，像被敲裂了的一个核桃。 这里六个例子分别描写大赤包、冠晓荷和祁瑞丰的笑态。例1)的情境是大赤包正在申斥丈夫，忽然来了个在“英国府”做事的人，她马上由生气改为笑脸。“搬运”一词，很恰当地写出了大赤包当时不自然的做作的笑脸；同时，也把这个胖如冬瓜的女人艰难的笑样子写活了。例2)则是在牌桌上，大赤包“右眼照管着自己的牌，左眼扫射着牌手们的神气与打出的牌张”。“递”这个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正如作家所写：“含着威严与狡猾，像雌狮对一只小兔那么威而不厉的逗弄着玩。”例3)至例5)是描写冠晓荷的。这个人物下作、无聊，投敌求荣而毫无羞耻之心，装腔作势却颇具礼貌之态。在家中的“西太后”大赤包面前，他谦恭得像一条吧儿狗，经常“微笑的享受着”大赤包那“绝对没有乐音的叫骂”。例3)和例4)都是描写他在大赤包面前“人未到笑先至”的丑态。你看，还有两步远，笑意就已放射出来，多么殷勤又多么谄媚！例4)是冠晓荷听到大赤包的叫喊，还没见到人，就赶紧把笑容合适的“摆”好，迎上前去，整个的老鼠见了猫的样子。例5)的描写则更精彩。这时的情境是冠家三“女杰”：大赤包、桐芳和高第吵得天昏地暗，冠晓荷却不知躲到何处，待瑞丰来劝架了，他也突然冒了出来。同往常一样，他还是笑着的。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用了“储蓄”这个动词，把冠晓荷躲在一边观战的神态写出来了。所谓“储蓄”，是有一段时间的，这就告诉我们，当她们在大战的时候，冠晓荷也一直是面带笑容的，何等自得其乐，又何等潇洒超脱！一个没有灵魂的社会渣滓便活在了读者面前。例6)描写瑞丰的笑。这也是作家鞭挞的对象。此时是瑞丰要以教育局科长的资格去接受日本特使的接见，他自鸣得意，又不敢过于忘形。笑意“发散在鼻洼嘴角之间”是控制的结果；脸上又“拧起笑纹”则是难以自抑。这两处的描写，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这个不辨是非的堕落者的丑态。 以上是对于丑类人物的描写。下面再看看作家如何通过锤炼词语，对其他人物的笑貌进行刻划的。 7)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8)祁瑞宣的眉头解开，胖脸上拥起一浪一浪的笑纹，不知不觉的低声哼着岳武穆的《满江红》。 9)天佑和瑞宣爷儿俩把所能集合起来的笑容都摆在脸上。 10)近来，她的眼睛显着更大了，因为脸上掉了不少的肉。把许多笑意凑在眼睛里，她告诉老人…… 例7)和例8)都是描写瑞宣的笑。可以对比一下：例7)笑纹“无可如何”的“摆”在脸上，是因为他所居的北平被日寇占领了。以他的人格、所受的教育，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当亡国奴；然而，家中的具体情况又使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做个贤孙慈父。他只能忍辱负重的维持，脸上“摆”的是无可如何的笑纹，心中装的也是无可如何叹息。例8)则用了一个“拥”与“一浪一浪的笑纹”搭配，写出了他由衷高兴的心情。原来，上海“八一三”抗战的炮声响起，他感到了希望，岳飞的《满江红》词便是他此时的心声。二者对照，可知老舍遣词的准确、细致。例9)的“集合”和“摆”两个动词，也很恰当地反映了天佑和瑞宣的强作欢颜的神态。在沦陷了的北平，祁老太爷迎来了七十五岁的寿日，国难当头，喜事不喜。这种笑，只能是勉强集合起来的。同一个“摆”字，例4)用于巴结、讨好，例7)和例9)用于无奈和勉强，都很恰当。例10)是韵梅为宽慰祁老太爷的笑。因为瘦了很多，眼睛变大了，似乎可以盛进“许多笑意”；而一个“凑”字，又生动地写出了这“许多笑意”并非由衷——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一位善良的老人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柔顺的孙媳妇怎能安慰得了呢？描写笑的勉强，这个词切情切境，很准确也很传神。 由以上十个例子及其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舍是十分重视词语的锤炼，并使之艺术化的。在他的作品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此，我们归纳为“生动凝炼的遣词艺术”加以讨论。 第三节 生活的记录与艺术的提炼 以上客观地描写了老舍作品中语言口语化的两个主要的形式特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从口语所反映的内容以及作家对口语进行的提炼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生活的真实记录 喜爱口语大白话，也重视语言与生活的联系，使老舍的作品语言充满生活气息，很好地反映了所要表达的内容，并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1.用不同的话语反映大致相同的内容 与现实生活的丰富内容相适应，日常口语有十分丰赡的词汇。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大师，老舍所掌握的口语词汇量也十分惊人，而且，这些不同词汇反映的生活内容又是那么的恰当。请看例子及其分析。 说话，是人们最基本的能力和行为之一，似乎没有什么可多分析的。然而，在老舍的作品中，我们却发现了那么多与“说话”内容有关的表达方式。表一般的交谈有：“过话、顺口搭音、打哈哈、摆闲盘儿、扯淡、念叨”等；表无话找话的有：“耍贫嘴、耍嘴皮子、扯臊、碎嘴子、叨唠”等；“美言”是说好话的意思；“野调无腔”是言语粗野的意思；不好意思说用“说着烫嘴”；文绉绉地说用“转文”；私下里说是“嘀咕、咕唧”；不直截了当地说是“绕脖子、转着圈儿说”；心里存不住话则是“嘬不住粪”；还有，“吭吃、打磕巴”等为口吃、结巴的样子；“嚼舌头、甩闲话、贫嘴恶舌、拉老婆舌头”等为闲言碎语、搬弄是非的神态。所有这些表达方式，都适应于不同的内容需要（例子分别见于《赵子曰》《二马》《小铃儿》《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蜕》《四世同堂》《柳树井》《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等十几篇作品之中），都有很好的效果，我们就不一一展开分析了。下面，仅对老舍作品中与说话有关的动作行为——“吵架、骂人”的例子略作讨论。 1)那天吃饭的时候，谁和妹妹拌嘴来着？（《小坡的生日》） 2)为什么张大哥不直接的阻拦小赵？或是当场鼓动我或太太和小赵，嘴是嘴，眼是眼？（《离婚》） 3)那个娘儿们敢卷我半句，我叫她滚着走！（《柳屯的》） 4)事事是和我顶着牛儿。（《沈二哥加了薪水》） 5)他逼着她拿钱，而且骂骂咧咧，似乎是骂给大家听——二强子没有错，小福子天生的不要脸。（《骆驼祥子》） 6)二太太以为他这是存心轻看她，冲口而出的把他骂了个花瓜。（同上） 7)志芳，我看你得意得出奇呀，敢跟我嘴儿来嘴儿去的。（《女店员》） 8)哼，凭这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年头儿真是改了。（《茶馆》） 请看，八个句子中都有表“吵架、骂人”的词语，可没有一个重复。细分起来，它们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从内容上说，“卷、骂骂咧咧、骂了个花瓜”等着重于“骂人”，其他五个词语则着眼于“吵架”。从程度上说，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嘴儿来嘴儿去、逗嘴皮子”为第一层，语义较轻，透着俏皮；“拌嘴、嘴是嘴，眼是眼、顶着牛儿”为第二层，语义稍重且很形象；“卷、骂骂咧咧、骂了个花瓜”则为第三层，程度最重，而且是单向的“骂”，不像前面两个层次，可以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再从适应的情境看，也都用得很恰当，如表单向“骂”的三个词语，在各自的句中都是不便互换的。这些来自生活中的大白活，意义大致相同，但在具体的场合、配合具体的内容，用得十分妥贴。正如老舍自己所说：“像这三个字：‘搞’、‘干’、‘做’都是现成的，并不谁比谁更通俗，只看你把它搁在哪里最恰当、最合适就是了。”（《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在老舍作品中，类似这种现成的、通俗的话语用得恰当、合适的还有不少例子。如同样描写不满意、不高兴的神态，老舍有多种笔法： 9)马老先生是一脑门子官司，没理马威。（《二马》） 10)有的拿碗白干酒，让让大家，……有的绷着脸，普遍的向大家抱怨……（《骆驼祥子》） 11)我到街道上去工作，你大哥就鼻子不是鼻子，脸子不是脸子，……（《女店员》） 12)大喜的日子，应当欢天喜地的，别哭丧着脸呀！（《神拳》） 再如描写忙乱，有“穷忙一锅粥”（《二马》）、“抓了瞎”（《柳家大院》）、“脚后跟打后脑勺”（《春华秋实》）“分不开身”（《茶馆》）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现象，是口语丰富性和生动性的反映，也是老舍语言功力的体现。 2.用同样的话语反映不同的内容 口语中常有这种情况，一些十分普通、十分常用的词语有很强的表现力，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表达许多含义。老舍作品中也有这样的用法，请看例子： 1)以自己的身量力气而被这小小的一点病拿住，笑话……（《骆驼祥子》） 2)对花钱是这样一把死拿，对挣钱祥子更不放松一步。（《骆驼祥子》） 3)他一拿腰，一气跑到了家。（同上） 4)“我说是不是？”虎姑娘拿着时候进来了。（同上） 5)四爷，先给我拿着，三十块。（同上） 6)地上的雪虽不厚，但是拿脚，一会儿鞋底上就粘成一厚层。（同上） 7一夏天在这儿准叫苍蝇蚊子给拿个半死！（同上） 8)他又看我想小妞子，嫌别扭，一赌气子拿起腿来走啦！（《龙须沟》） 9)不看，拿不到人，谁给我们津贴呢？（《茶馆》） 10)要是不交人，就把你的金条拿出来！（同上） 11)在家里哪儿去拿工资呢？（《女店员》 12)霜清老人高了兴便到山巅拿个大顶。（《正红旗下》） 作为口语中常见的普通词，“拿”的意义主要是“取、握、搬动”等动作义和“用、把”等介词义；而这十二个句子中的“拿”却有不同含义。例1)为“治服、降服”义；例2)为“认准、抓紧”义；例3)为“挺起、直起”义；例4)为“估摸、掌握”义；例5)为“收藏、存放”义；例6)为“粘住”义；例7)为“叮、咬、”义；例8)为“抬、拔”义；例9)为“捉拿，捕捉”义；例10)为“交”之义；例11)为“领”之义；例12)为“竖”之义等等（自然，这些意义也都与其基本义有关，可以看作是引申用法）。像这种一个词表示多种不同含义的现象，是生活在语言中的投影，也是口语简洁、精炼的具体表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舍丰厚的生活积累。类似的例子还有“打、得、弄”等词，老舍作品中也都有适例，不赘。 老舍曾多次说过，语言是生命和生活的声音，作家须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才会有活生生的语言。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正是他的“夫子自道”。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小时候的贫穷生活，使他早早地了解到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也使他较多地掌握了下层社会的口语和俗语；走上社会之后，他又十分注意从生活中不断地学习语言，特别是老北京城的活的口语。“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三年写作自述》）因而他的写作可以从容地“从现成话里掏东西”，而且这些现成话都是对生活的真实记录，“是用很深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掏出来的”（《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二、加工与提炼的口语艺术 作为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老舍使用语言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精益求精的。对待口语，他也是既充分的信赖，放胆的使用，又积极的加工，精心的提炼。在他的笔下，通俗质朴的口语大白话不仅神通广大，恰当反映要表达的内容；而且精彩生动，被加工提炼成艺术化的语言。这一点，更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学习。 1.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探求 如上所述，老舍是十分喜爱大白话的。但是，他对大白话的认识也是清醒的、正确的。他曾在许多文章中谈到要辩证地看待大白话：“白话的本身不都是金子，得由我们把它们炼成金子。我们要控制白话，而不教它控制了我们。我们不是记录白话，而是精打细算的写出白话文艺。”（《怎样写通俗文艺》）“口语不是照抄的，而是从生活中提炼了出来的。”（《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作家要“既能够从生活中吸取语言，又善于加工提炼
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以独特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而成为人所共知的“人民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他善于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朴素描写，借助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表现生活本身内在的巨大力量和丰富内涵。老舍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他们在平淡之中演绎着悲剧或喜剧，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艺术上的享受。老舍,满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贫苦市民家里。父亲是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一家七口就靠父亲的一点微薄收入过着困苦的日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父亲阵亡，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到母亲肩上，母亲靠给人缝洗衣裳和在小学里当佣工勉强维持生活,那时老舍还不到两岁。可以说，正是这种遭遇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道路。老舍生活在下层劳动人民之中,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他感同身受；他们的愿望，他体会得最为深切。他不仅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心态”。他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着这种苦难生活对他身心的磨难，这种非人道的不公平的现实激起了他对那些受屈辱受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反抗。他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不平之鸣,说说劳苦大众的心声。他十九岁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之后，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由小学校长到中学校长，到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但他与下层劳动者在精神上情感上建立起来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地位的长高而中断，反而因为思想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增长，他对下层社会看得更清，理解得更深，他的笔触也更深入到下层社会，代受屈辱者鸣不平。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老舍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饱受帝国主义迫害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老舍，一旦接触到反帝反封的呼声，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的种子便立即萌芽、生长。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①这两种认识就成为了老舍长期的基本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也是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1925年，老舍开始正式进行创作,那时他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在伦敦的五年里，他写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长篇，都是写一般市民的生活，写这些市民的遭遇、梦想、挣扎和相互的倾轧。作品透过这些市民生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封建帝制虽然已经被推翻了，而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却并没有解决，中国依然没有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中解脱出来。老舍揭开他所最熟悉的城市下层社会的一角，让人们亲眼看到了那些血淋淋的生活现实。。1930年老舍回到了国内,他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但仍然利用寒暑假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大明湖》(此稿在商务印书馆付排时被“一?二八”大火焚毁)、《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短篇小说《黑白李》、《微神》等。如果说他二十年代的作品都具有悲剧色彩的话，那么他三十年代的作品则大多是写的悲剧。他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更加深入地解剖了中国社会，解剖各类市民人物的心灵，解剖我们民族精神在时代上的缺陷和造成这种种缺陷的根源。②中国的市民阶层，就其成员来说，主要包括小业主、小商贩、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家庭妇女和中小知识分子等。由于中国的近现代都市（除东南沿海的一此通商口岸），大部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胎盘上形成的，因而具有较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传统文化。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大量倾销和西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急遽侵入，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与渗透中，现代都市社会特别是沿海商埠的经济结构与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变异、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所以中国市民阶层中的小业主、小商贩等，很难象欧洲那样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前身；而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等，也与无产阶级有区别。再加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市民阶层也就很少感受到轰轰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气氛，较少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故其觉醒也就比较缓慢。凡此种种，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后、保守、软弱、妥协等弱点。这些弱点，在老舍所塑造的市民人物形象身上，均有所体现，并且他也对此作了一定的揭示、批判和嘲讽，老舍对他们的审美关照不是从抽象的认识和理论的观念出发，而是来自于对市民阶层生活的实际体验。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太浓的“洋”味，如张天翼作品中的包氏父子那样燃烧着往上爬的欲火，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全是“俗”味，如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那样苟且偷生。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一方面受礼教、家风、古训的束缚，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受混乱时世的影响而中庸守旧、安贫乐命、点头哈腰、圆滑混世。可以说，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③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因此,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早在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小说《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马则仁。他“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从来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好歹活着”，至于活着是为了什么？除了作官、娶妻、生子，别的他就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只不过阿Q 是个生活在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孤儿，而老马则是在大英帝国继承了遗产的富裕华侨。其实，将老马放在异国情景之下去刻划，更突出了中西文化对照之下这种“国民性”的荒谬之处。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中的张大哥，他不但以其市民性格特征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某些本质特征，而且也以他与黑暗的旧社会市俗人情的相通，以他与腐败官僚机构的相通，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弊病。张大哥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的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发生变化。他待人处事的原则是：“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远不会走到极端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样式和风格。”④不论对什么人，他都不说一句伤人的话，因为在他看来，骂一句人都是有负于礼教的。而最后他的儿子却因“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捕，他只有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这个财政所的庶务科长可以算做他生活圈子的显微镜兼天平。他有一套等同日用百科全书的生活经验，被同僚和朋友视为常识的结晶。他什么都懂都会，走到哪里人缘都好，所以自叹“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通过这一系列典型情节，作家所揭示的是张大哥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什么大智，而是市民性格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私利，使自已能够在夹缝中求得尽可能平安无事的生存的一种本能，是庸人的小聪明。《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古老文化的精髓。他怯弱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于当日本人侵略军占领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逢凶化吉。都快要当亡国奴了，他还在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也是一个平头百姓，可心里却总不忘把人严格的划分尊卑贵贱，忠诚而真实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对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的领收“训示” ；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又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在这些人身上，老舍所提示的是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阻止社会进步的障碍并不是来自于个别人的道德败坏或恶劣品质，而是一种弥漫与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民族肌体的习惯。相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的品质都是无可指责的。无论是马则仁和张大哥，还是祁老人、赵姑母，大都是诚笃忠厚或热情仗义。他们本身是此类观念所铸造的“合模主义者”而又不自知，已是一种双重的悲哀，而他们却还要用此类观念去浇铸别人（如张大哥）、去辱没国格（马则仁）与凋蔽民族经济的时候，这就构成了三重悲哀。⑤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的塑造，老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要医治民族的痼疾，除了政治与经济的变革外，还必须有一场文化心理的革命，而且要使它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完成。“新派市民形象”就整体而言写的不如旧派丰满，但也有许多成功的形象，它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老舍虽然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却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构建。老舍在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化观念之后，看到了英国文化比中国文化要先进的多，很自然的将其人格理想寄植在他所认同的西方观念中。他认为“一个中国人能象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他就是以英国国民为参照塑造了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情急之时，他以刺杀军阀的行动试图来警醒国民。李子荣可以说是李景纯的信从者和遗愿的实际继承者。他是一个用英国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想和独立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青年，具有现代青年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美好的理想，有脚踏实地的行动。这些理想人物都是以侠义行动为贫民百姓除害而获得了团圆式的大结局。这些形象背后都隐藏着“儒侠身兼”的背影。一方面，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忧时伤世”的儒学心态与“内圣外一”的“士”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介入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大都采取“侠义”之举――剑客式的行刺与自我牺牲。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政治理想，那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正是他们以献身来完成自已人格的心理模式。⑥老舍在“童年――少年期”审美观中对侠义英雄的欣赏构成了他的市民文化中的这样一种“忠义观”。他所刻划的这类人物也正反映了他的人生理想，也反映了老舍真诚、天真的一面，反映他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缺乏真正的深刻性。第二类是老舍先生含着泪鞭挞的“过渡人”形象，如《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他们也都是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都瞻望未来，但情感上却仍身陷过去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老李的形象，可以理解为张大哥形象的补充，他思考精密细腻，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他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他追求一种神秘的“诗意”，渴望“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音乐，贞纯象个天使”；他厌恶张大哥他们那中等阶级的热闹与无聊，以自己灵魂深处有“贵族气”为高超；他也很想在灰色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刺激，哪怕做个悲剧式的人物……但归根结底，老李毕竟是老李，他虽然不是一个卑琐的市井小人，却连离婚的勇气都没有。祁瑞宣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因此当民族敌人侵入家门、家乡沦陷的严峻关头，他却陷入了尽忠还是尽孝的两难矛盾。虽然他最后还是“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但从这个爱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忧郁到斗争的性格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这类人物有些类似于巴金的《家》中的高觉新，他们作为一个饱蕴着情感矛盾的“过渡人”出现在老舍的笔下，其历史背景又正是中国市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过渡，便有了特定时代的丰富内涵。第三类人物是“洋派”与“新派”的市井无赖，他们生长于封建宗法、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集中西糟粕于一身。《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此类人物：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却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总之，这是一个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的被嘲讽的“洋青年”，不过更可耻的是在他的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他原本不过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聊小人，北平沦陷之后，他便受不了困苦生活的煎熬，甘心充当一个连敌人看都不看的小小帮凶。这些人物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而丧失了人格。老舍在对他们无情的嘲讽中昭示着世人，这些“假洋鬼子”就是我们改革的最危险的敌人。“底层市民形象”是老舍作品中人数最多、读者也最熟悉的一个系列，在老舍的市民系列中占有显著的位置。《骆驼祥子》就是一部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它成功而且真实的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划为社会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他把买一辆自己的车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幻想着凭自己的劳动换取安稳的生活，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老舍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军阀和官僚统治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欺压与迫害，使他最后堕落成一个从肉体到灵魂都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无业游民。同时，作家也揭示和批判了他自身所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们儿，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与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老舍选取他们而不是一般的窝囊废作主人公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一般人认为他们这类人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正是他们为温饱而奋斗的惨败深刻地提示了这个社会已没有希望和小生产者“个人奋斗”之路的不通。当然，随着老舍世界观的变化，他笔下的这类人物终于不再全是这种“绝望型”的人物了，而是在艰难时世中不断的成长起来的觉悟者。在《四世同堂》里，作者不仅歌颂了这些“低贱者”的传统美德，还表彰了他们的义烈行为，如车夫小崔拒绝给汉奸拉车，剃头匠孙七被活埋时大声痛斥汉奸，并进一步写他们加入了抗日的行列，如程长顺的觉悟，棚匠刘师傅的出走等。在这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悍妇类”的虎妞和“娼妓类”的小福子等女性悲剧人物，尤其是《月牙儿》中母女两代为娼的故事。其实，老舍，不仅仅是用他的笔在写这些下层人民的苦难，更是要追究出这些穷苦人物生活和生命的根源。在老舍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这样三种势力在残酷地摧残着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劳动者：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一种国民精神和民族心理上的病态；二是中国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因袭的封建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智慧和能动性；三是当前黑暗制度给广大人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造成的损害。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光荣传统的古老民族，她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曾放射过灿烂的异彩，然而，三方面的势力，却给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得不到解脱。因此，老舍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就一直把改造国民精神作为他创作的一个重大课题。市民形象在老舍小说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本文涉及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即便如此，我想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领悟到：老舍的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并走向世界，与他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鲜明的市民形象具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于他以传神的笔触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那么，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则在于“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获得了成功”。⑦参考资料:1.<<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老舍研究纵览>>天津教育出版社3.<<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 宋永毅著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专集)5.<<老舍研究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注 释：①见《“五四”给了我什么》②见孟广来《三十年代老舍研究初探》③见吴小美《市民社会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剧》④见《老张的哲学》⑤见《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⑥同上⑦见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意义》
今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感到很荣幸。一，“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其实，老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不过，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社会上不分身份、地位、行当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式茶馆，是个最能叫人号准社会脉搏的敏感点；茶馆好比五行八作的精神纽带，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老舍依仗着茶馆在浓缩社会生活焦点方面的关键位置，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生舞台，艺术地叠印到话剧舞台上，让它从容地承载历史再现历史，这样的创意谋划，真可谓是超凡脱俗、空山足音。要用短短3幕戏精到地表现3个历史时期，对作者是个严峻的挑战。惜墨如金的老舍，使出一般作家不具备的看家绝活儿，仅用了大约 3万字，就把这出戏写得神完气足。处在3个历史过程社会横断面上的一个个人物和一桩桩事件，经过过细的筛选，都极富典型意义，这些人和事营造出一种合力，阐释着一个统一的答案，也就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旧制度，早已腐朽、荒唐和肮脏到了极点，那样的世道，是绝不能容忍它再回来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总性质下面，曾经交织着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而这么多的矛盾，在老舍这里，却游刃有余地被提炼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素描。3幕戏的历史侧重面各有不同。第1幕，重点描绘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前夜病入膏肓的社会场景，稍带着，也交代了在急剧下滑的社会面前，有志革新者和爱国者，以及一些本能地怀着生活期待的小市民，心间尚存的一丝追求；到了第2幕，清王朝已经瓦解，虎狼般作恶的封建军阀，却用洋人给的枪炮，造成了连年战争和社会动荡，但求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老百姓，都备感恐惧，尽管时代更迭了，所有丑陋、反动的力量，照旧像清末一样，肆无忌惮地横行，也让大众躲之不及；到了第3幕，场面最凄凉，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反倒一头栽进了空前黑暗的现实，一向都怀着良好期待、一刻都不敢放松苦苦挣扎的中国人，竟然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连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难逃被断送的危机。——整部《茶馆》就这样，忠实地描绘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在历史大脉络的下面，这出戏的全部情节，都以人物和事件的剪影形式出现。就以第1幕来说吧，前后包括着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第一段,“鸽子”之争——京城大宅门为争一只鸽子，差点打起群架来，旗人常四爷发了几句感慨，招来善扑营打手二德子挑衅，反倒被“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这段戏，表现了清末豪门骄奢、流氓狂妄，而顶有势力的却得数跟洋人勾结的“二毛子”。第二段,农民卖女儿——饥荒年景，破产农民康六无奈要卖15岁的女儿，人贩子刘麻子趁机牟取暴利，一旁卖小物件的贫民老者偶然得见，一语说中要害：“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是用对比手法，反衬出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第三段,秦常异见——茶馆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踌躇满志地要拢起本钱办实业、救国难，可是他对眼前讨饭的穷人态度很冷淡，古道热肠的常四爷慷慨施舍，二人于是对是不是该周济穷人一碗烂肉面，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段戏写了国难当头，还有些中国人良心未泯，要力所能及地救助黎民，可是秦二爷和常四爷的两种热诚，都历史局限性。第四段,秦庞斗嘴——朝廷上顽固派的代言人、大内总管庞太监来到茶馆买农家女儿，正撞上有维新倾向的秦二爷，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示弱，说到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引起茶客们一通议论，这些人对改良变法要吗麻木不仁，要吗痛恨诋毁；这段戏写出了顽固派嚣张的气焰，也让人看到维新运动脱离民众，底气不足。第五段,常四爷被捕——常四爷目睹卖儿卖女的惨状，长叹一声：“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被暗探盯上了，两个暗探借庞太监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罢课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茶馆》的观众，不得不随时睁大了眼睛，来直视舞台上的荒诞世道：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骗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骗子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再看看唐铁嘴父子：前两幕，唐铁嘴招摇过市，虽说有兵荒马乱的年头帮衬着他卖卜行骗，他终归没能发迹，白喝了一辈子茶馆里的残茶，连王掌柜都敢挤对他；可是，到继承骗子衣钵的小唐铁嘴这一辈，被封成了邪教“三皇道”的“天师”，小唐铁嘴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在丑恶透顶的浊世，除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这伙儿市井无赖、社会渣滓，肯定再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人“如鱼得水”，一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只要瞧瞧其中净是些何等样人“如鱼得水”便可以了然，这也是所谓“适者生存”吧。刘麻子爷儿俩和唐铁嘴爷儿俩，其实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最见不得人的哪种“文化”，只有在最见不得人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
作为老舍的代表作，《茶馆》在艺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了老舍剧作的风格。首先，剧作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本质，展示了历史反战的必然趋势，但是它却没有选取重大的社会题材，没有去描写中国近戊戌变法以来的重大实践和重要的人物，而是通过“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的方法，通过“裕泰”茶馆的兴衰来展现的。茶馆作为社会的一个“窗口”，就是一个小的社会。通过它的每况愈下，最终为黑暗所吞没，展现出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时代的历史事实，揭示出吃人的旧社会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其次，剧作突破了传统的戏剧手法，不求故事情节的连贯，矛盾冲突的紧张激烈，而是采取了“人像展览式结构”，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的命运、沉浮，来完成作品的主题。剧作所反映的内容，时间之长，跨度之大，人物之众多，都是话剧创作中罕见的。在全剧出场的70余个人物中，有名有姓的就多达50余人。对这样多的人物，作家采取了主要人物有壮到老（如王利发等），贯穿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如刘麻子、唐铁嘴等）；每一个角色都说自己的事儿，又和时代结合起来；无关紧要的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剧种的各色人物哪怕只出场一次，只有三言两语的台词，也都对深化作品的主题，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三，作品还比较集中的体现了老舍剧作的民族风格，充分发挥了作家熟悉旧社会、擅长写北京市民生活的特点，具有浓郁的“北京味儿”。剧中的人物都是地道的北京人，其性格特点、心理状态、精神气质、语言习惯都是我们民族在特定时代的产物；而环境则是典型的北京茶馆，茶馆的陈设、布局，人物间的对话，都是地道的北京味儿。尤其是作家还把曲艺这种民族的艺术糅进剧作之中，不仅有机地介绍了剧情，解决了时间跨度大等难题，更增加了我们民族艺术的表现力。第四，《茶馆》写得虽然是历史题材，但作者是立足于今天来反映过去的，因此，蕴含着强烈的新旧社会的对比。作者让在人们看到往昔苦难的同时，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热爱我们的新社会。这同老舍建国后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一样，出发点仍然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光明。
写作思路：可以根据《茶馆》的主题思想以及创作背景来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符合逻辑。
正文：
《茶馆》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1957年7月初载于巴金任编辑的《收获》杂志创刊号。1958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之外，有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宫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打手、警察、流氓、相士等，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
作品通过茶馆老板王利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惨淡经营，描写他虽然精明圆滑、呕心沥血，但终于挡不住衰败的结局，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剧作在国内外多次演出，赢得了较高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
《茶馆》的谋篇布局独具匠心。全剧没有贯穿到底的矛盾斗争，是一出以人物带故事的话剧。它由几乎没有联系的几个小故事组成。幕与幕之间在情节上的联系，表面上看是不太紧密的，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三幕之间的联系是作者描写的一种深层的政治意识。
如“莫谈国事”的字条一幕比一幕多。这富有象征意义的纸条，揭示出在这三个军阀政府的专制下，人民受苦受压，是不能说话的，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临近解放的国民党政府残酷的事实真相。
作者老舍塑造人物形象有其独特的方式。着重刻画时代的、阶级的、职业的和气质的特点以及地方色彩，作出各种社会典型的艺术概括，通过浮雕般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面貌。
如秦二爷是民族资本家，他出场时少年得志，对实业救国充满信心，但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年幼无知。秦二爷轰赶饥民的恶劣态度，暴露了他和贫民格格不入的本性。经过几十年风雨，他只剩下对现实和自我痛苦而盲目的诅咒。秦二爷的悲剧是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性格和命运的缩影。
《茶馆》中有不少悲剧性的场面，但是全剧的基调却是喜剧的，而且即使是悲惨的情节和细节也往往以幽默的笔法表现出来。老舍在《茶馆》中塑造了许多小人物。王利发与秦仲义在社会风浪中的命运升沉都有相同之处，他俩都没有逃脱破产的下场。
剧中也出现了一些权势人物，如庞太监、马五爷及沈处长，但从处理这些人物的漫画式、剪影式的手法来看，他们也还是作为小人物来描写的。这些小人物都是老舍笔下幽默的对象，正是这些小人物形象才提供了这种寓悲于喜，啼笑皆非的题材。
作者通过纵、横两个侧面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横的侧面：作者选取了裕泰茶馆这个象征被摧残得衰败不堪的旧中国为观察窗口，通过对出入茶馆的各种人物的描写，来反映时代变迁。纵的侧面：通过贯穿全剧的人物生活变迁，来反映社会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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