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作者：卢明威内容提要：历史传统与教育因素导致农民缺乏法律意识，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何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事关大局。现有农村社会组织无法满足农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机构制度性缺失。从成本效益看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将其作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关键词：农村法治 法律援助 乡镇司法所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的身份问题、贫困问题、公平问题、政治参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是中国改革的试验起点，但到今天，在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经济建设等方面等问题已经凸现，无法满足国家法治与现代化的需要。从上世纪末开始，“三农”问题就已成为政府高层的“心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见仁见智，但农村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是农村各方面建设的基础，并决定了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和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本文拟从农村社会法治状况及各种组织对农民权利的影响论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一．农民法律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j中国传统社会中充满着王权至上、权大于法，伦理至上、情大于法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使用权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k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一五”、“二五”、“三五”三个阶段17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几年前在某地进行基层司法调查时看到一本发给或是要求农民购买的，由该省司法厅编印的“农村普法读本”。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从总体上看，普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在普法教育中强调普法重点的多，强调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检查落实少，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对某些偏远农村来说，普法教育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些地区甚至从没有开展过。”m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二．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和控制手段，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以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农民对这种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关系是基于对强力行政权的服慑而非内心的需要和自觉认同。更为消极的是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侧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在这过程中强调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广西南宁市所属农村生产基本实现了小机械化，是广西农村较为发达的地区。今年3月，城北区一乡村部分村民以围墙圈地企图继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处理该事件的乡司法员和另一工作人员因与该部分村民有亲戚关系，初期偏袒其主张。但现已取得使用权和其他交通严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认为解放后这些土地已经处理，使用权已变更，强行拆除围墙导致发生群架的剧烈冲突，乡政府最后不得不强令拆除围墙，恢复原状。对法律的无知要求继承地主土地的主张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农民极低的法律意识，但乡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反复使我们看到提高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与提高农民意识同样紧迫。其实我国法律对这类问题已有明确规定，适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的批复和《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权和相邻权的规定就可得到解决。但乡政府工作人员并未明示其决定的法律依据，当事人只知政府的决定不得不服从，却无从知悉法理依据。n在一份对山东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中有66%的人认为我国目前是权大于法。o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机关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习惯。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乡政村治后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宗族势力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广东湛江市公安局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乡镇基层能够当村委会主任或村长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头族老鼓动、威逼村民选举“烂仔”当村长，成为该村黑恶势力的操纵者。p在宗族势力的影响下，村民之间因祖坟、山林、土地权限之间的纠纷不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诉诸武力。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往往是农民冲突不经法律途径解决，发生大规模械斗的地方。广东省湛江市自改革开放至1987年，共发生宗族械斗1300多次，吴川市仅2000年1月至高无8月共发生群体性冲突39起。q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法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在当前情况下，乡镇政府以行政手段解决农民纠纷，村委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选举中的一些问题使其尚未成为新的保护机制。如果国家不能杜绝基层政权行政执法中伤农坑农问题，不能及时为农民纠纷提供法律帮助必然会影响法律在农村社会中权威的树立。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第111条、《民事诉讼法》第16条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而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而处于被动地位。在失去了维护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后，如今的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何况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以下事例可见一斑：2002年11月29日，广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证港口至防城航道畅通，减少港池淤积”为由，通告责令全部一千多养殖户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将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带浅海养殖设施全部自行拆除。这些养殖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使用该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证，其海产以三年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后投养，尚需一年到收获期，而该市已无其他浅滩可以移殖，此时拆除损失巨大。同年12月9日养殖户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递交《关于要求延期拆除西湾养殖设施的报告》 ，请示政府体察困难待该批海产品收成后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组织300多民工，两百多公检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强行拆除养殖设施，导致全体养殖户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又被公安人员驱赶。为此，众多养殖户通过各种渠道申诉上访。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设施后却又停止了拆除行动，在设施已被拆除的养殖户中有的损失将近四十万元，东拼西凑借贷而来的财产毁于一旦。被拆的怨声载道，未被拆的暗自庆幸，可见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对农民利益，对政府形象，对法律尊严的巨大损害。r回顾整个事件，且不论政府的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养殖户在法律上的孤立无援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组织，他们没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他们不知行政复议应向市政府的上一级即自治区政府提起；由于海域争议案件是复议前置，不经复议他们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更没有法律援助机构给予任何帮助。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对农民法律援助的机制进行检讨。三．对现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机构选择法律援助定位于为那些由于经济状况贫困，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进行诉讼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其权利得以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为了保证贫者和弱者能够行使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法院可以或应当为当事人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没有有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在涉农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农民法律意识未得到显著提高时，现有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如果农民没有法定的可寻求较低费用或免费法律帮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无法实现农村法治的目标。因此，建立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的国家义务。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具备一些必备条件：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经费保障。纵观我国各种组织，满足上述条件的机构并不少，有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司法厅局、律师事务所和法科大学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于它们各自的性质或地位、布局、运行机制、辐射力等因素，作为农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县这一级，公检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到了乡这一级就有了一些变化。s在乡一级许多机关只有少数的派出机构。况且，法院作为一种裁判机构它的特点是地位中立，对双方当事人都要保持适当距离。如果由法院来充当法律援助机构，会造成法官先为当事人从法律上设计一个较为安全的诉讼安排然后再行裁判的印象，从法理上看这是不当甚至应该禁止的，也与法官的司法职业道德相冲突。检察院因为工作职责的规定，乡一级没有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即使设立检察所也是为了调查、监督的方便。总体上检察院和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与农村大量的日常纠纷的司法解决关系不大。换言之，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农民权益冲突已超出了这一范围，检察、公安机关显然不适合作为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至于各级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大都设立在县级以上，也是远乡村，无法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无法或是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而法科大学中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从性质上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但这些机构往往都地处大中城市，布局和经费问题使其无法肩负起为广大农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在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中，最适宜担任农民法援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四．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根扎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早在1995年2月，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给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今年要把这项工作正式提上议程，充分论证，抓紧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尽快建立起来。”11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是切实可行的。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是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一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指导和改善办公条件及工作经费的解决，同时便于在法援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全心全意的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援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释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如果将其作为法援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代理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19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3万5千多个（其中至少3万2千个是乡镇所），法律工作者近11万5千人（其中有10万多人是乡镇法律工作者）12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性质与律师相类似，独立于政府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县司法局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五．结语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无论贫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加速农村发展和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
摘要：针对现行法学本科教学实践环节之弊端，提高新的实践理念和实践环节改革模式。 关键词：法学教学；实践环节；教育理念；模式设计 法学是关于人们行为规范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就决定它在本质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法学教学中就应始终理论联系实际。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实践性环节，是一个目前我国法学教学中尚未解决好的课题。本文中针对现行法学教学实践环节存在的弊端，探讨法学本科教学实践环节的改革问题。 1、现行法学教学实践环节的弊端 现行我国法学教育体系中，从国家教育部的学科规范要求直到各法学院校的教学计划，都很强调法学教学中实践环节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有关这方面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模式设计，致使理论与实践处于相对脱节状况。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实践环节缺乏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作指导。目前法学本科教学几乎很少研究法律专业人才需要具备哪些基本能力，这些能力应从哪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去培养。实际上任何一门专业均应研究这个问题，即专业人才需要具备哪些基本能力，这些能力应从哪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去培养。 （2）实践环节单一，主要只靠毕业前的两三个月毕业实习。全国各法学院校在其教学计划中都安排毕业实习，有些院校安排在本科教学的第七学期，有些安排在第八学期。实习场所一般安排在法院、检察院系统或者法律服务机构。这种毕业实习是必要的，使学生能够亲身体验司法工作的实践过程。但其缺陷是，毕业实习前大多数学生对人民法院、检察院及法律服务的机构设置及工作程序并不了解，加之毕业实习时间有限，学生只能走马观花地了解一下。这不符合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所具有的渐进性、反复性规律。 （3）除毕业实习之外，三年半的教学中一般不再安排实践环节，使理论联系实际处于自发状况，主要由学生自己完成，缺乏系统的、有计划的教师指导，大大浪费了时间。少数学生在学习中体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利用假期自己联系到相关部门去实习，但也只能感触一些较零散的知识，而大多数学生则没有这样的认识和条件。 （4）有些法学院校结合个别相关课程，也搞一些实践活动，如法庭审判观摩或者组织学生自己搞一些模拟法庭，但并未有意识地、系统地将这些实践活动形式强制性地纳入教育计划和要求的范围。 2、实践性教学环节改革，需要更新教育理念 针对现行法学教学体系中实践环节的弊端，应该强化实践环节、更新理念。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这一认识论规律作为一种普遍规律，也是法学教学的根本指导原则。实践教学环节是法学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一定要把这种实践环节作为强制性要求，纳入教学计划。 第二，实践环节贯穿于法学教育的全过程，而不能仅局限于教学过程的某一个阶段。若仅在毕业前安排实习，其它时间不注意实践环节或者把实践环节不落到实处，其结果只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 第三，针对学生在法学学习的不同年级段上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差异，实践环节应具有层次性、阶段性，即大体分为感性实践阶段和理性实践阶段。我们认为，大学本科一二年级的实践活动是属于感性实践阶段，大学本科三、四年的实践活动应属于理性实践阶段。两个阶段的实践环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感性实践是理性实践的基础，理性实践是感性实践的升华和目标，因此也不能在教学中忽视两阶段的内在联系。 第四，实践教学模式应该是立体、多面的，应该针对不同的专业理论知识设计相应的实践环节；同时实践模式应该是互动的，而不应该是静态的，要实现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学生学习之间的互相促进，法学理论教学和实践环节相结合，全面地与国家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建立普遍联系，创造多维实践场所。这种立体、动态的实践教学模式应全面地体现在教学计划中。让学生学习逐渐深入社会，从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等方面投入社会实践，建立多维实践模式。 第五，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案例教学法。使理论教学不再是纯理论，而在理论教育中大大加入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案例，从而增强理论与现实的对照，强化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内容。 3、教学实践环节改革模式设计 根据上述教学理论，并针对不同阶段学生的不同特点，设计如下教学实践环节： （1）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实践内容及形式。大一学生的实践属于感性实践阶段。该阶段实践的目的在于树立学生的法律专业观念，培养专业兴趣和习惯。大一学生如果不能牢固树立专业观念，对本专业没有兴趣，将直接影响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因此大一学生的实践应着重于如下形式：1.安排不少于五次法庭观摩活动，组织学生去法院旁听案件审理或者组织学生旁听高年级学生的模拟法庭。2.组织学生围绕专业理想信念等内容进行演讲及一般性题目的辩论比赛，从训练口才、思辨能力方面培养其专业兴趣。3.组织学生召开几次专业认识恳谈会，树立其正确认识和信心。4.鼓励大一学生参与高年级学生组织的相关实践活动。5.深化教学，采用大量多媒体教学方法，使学生接触更加真实的实践实例。6.邀请法学专家和实务方面的知名人士举办讲座，辅之我院法学教师讲座。7.在老师带领下，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树立其良好的人格和职业道德素质。 （2）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实践内容及形式。二年级学生开始开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其实践的内容应和其课程内容相结合，围绕着课程内容来设计实践内容与形式。但从全局观念来看，该阶段的实践仍处于感性实践范围，但比大一的实践已上升到更深的层次。大二学生的实践应着重如下内容和形式：1.针对其课程内容，要求学生深入研读与课程相关的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弄清法理知识和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同时设计相关案例，让学生分析并写出书面的分析意见，定期组织学生举办案例研讨会。这项活动应分散在不同专业课程的教学环节中，应在教学计划中体现此内容，并要求教师在填写教学日历时，就本课程设计相应的实践模式。2.组织学生成立专业知识兴趣小组，每个月各兴趣小组将其活动内容撰写成专题，在学生班级中进行交流讨论一次。学习兴趣小组的活动应由专业教师指导。通过专题的讨论及编写专题报告和专题发言，使小组同学在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均得到锻炼。3.带领学生旁听法庭审判活动至少五次。教师在组织旁听活动之时，要与法院审判人员联系、沟通、了解案件的基本事实以及双方争论的焦点。在学生旁听之前，带队教师首先让学生自己作相关的准备工作。比如，该案例事实需要哪些形式的证据来证明、该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涉及哪些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等。在此基础上，使去旁听的学生有备而来，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4.带领学生到监狱、看守所、劳动教养场所和少管场所，使其与被改造对象犯罪嫌疑人、被教养人员、少年不良行为者进行亲身接触，增加其对国家司法的权威、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以及社会阴暗面的亲身感受。以往许多法学毕业生，因未从事司法工作，从未到过这些场所，实在是一种知识的缺憾。5.组织学生到各主要行政执法部门去实际观察执法活动、旁听行政处罚听证会，如公安、城建、税务、工商、物价、环保、土地等；组织学生到行政执法机关，与经验丰富的法律实务工作者进行座谈，听取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实践经验。增加学生对行政法律本身及行政实施过程的了解，同时增加学生学习行政法、经济法的自觉意识。这是传统教学实践中不曾有过的形式。6.在大一基础上，继续开展专题演讲、辩论活动，并使演讲、辩论的内容注入更多的专业知识特色。7.要求学生动手，主动收集疑难案例、焦点案例，由教师参与，集中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剖析、讲解，帮助和指导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 （3）大三学生的实践内容及形式。大三学生的实践内容与大一、二相比，应当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理性实践阶段。其标志是：法学专业知识在学生知识结构中不再是零散的、无序的状况，而是学生经过理论学习、思考和感性实践，已能够将不同课程知识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一定融合，使学生能够用所学知识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但这个阶段的理性实践，应为理性实践的初级阶段，应当是学生主动实践与教师的具体指导相结合。针对这一特点，大三学生的实践模式应这样设计：1.在大一、二基础，组织学生举办模拟审判，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在教师的引导下，选择典型案例，就案例的事实及法律运用问题，让学生相对独立地去组织。案例中的当事人角色和司法人员角色，由学生自行安排并扮演。让学生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创造性地设计自己应承担角色的任务。教师在其间只起引导作用。模拟审判，是一个综合实践活动，其中，既存在事实的证明和证据的运用问题，又存在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的运用问题，在法律运用上既有实体问题又有程序问题。同时还体现了审判中不同角色的语言表达方式，现场应对的逻辑思维，仪态仪表等问题，是一种很好的综合能力培训。2.带领学生深入劳改劳教场所，对被改造对象进行普法教育和帮教活动。这和大二学生去劳改劳教场所主要是参观不同，大三学生到劳改场所，是运用所学知识和靠自身的品德修养，帮教被改造人员。这一活动，应在寒暑假或五一、国庆长假期间进行。这一活动，不仅使学生帮教劳改人员，同时也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好方式。3.组织学生，面向社会开展法律咨询服务活动。以大三学生为主，可吸收低年级的积极分子参加，配备专门教师带队，开展形式多样的咨询活动。比如，参与报社的读者书信回答，在相关节假日提供街头口头咨询，利用寒暑假到农村边远地区进行普法宣传等活动。4.组织学生到公、检、法机关与经验丰富的法律实务工作者进行座谈。让学生事先进行讨论、收集他们想了解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事先送相关机关，在相关机关实务人员做了准备后再进行座谈，会起到较好的效果。5.由教师带队到本省、本市的立法机关，与立法机关和职能部门立法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座谈，让学生从立法者的角度来了解立法者的工作特点和法律的深远作用。6.组织学生由专业教师带队参加全国、全省、全市大学生辩论比赛，发起组织本市法律专业辩论比赛，通过对比，刺激学生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和驾驭理论的能力。 （4）大四学生的实习内容与形式。大四学生是本科的最后一年，此时学生要学习的专业课均要完成，学生的实习属大学本科教学实践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属于理性实践的高级阶段。大四学生的专业知识应更加系统化。通过三年的实践活动，其参与实践活动的能力大大提高。大四学生的实践活动，应集中于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作者认为大四学生的实践形式应在如下几个方面：1.大四学生是协助教师组织大一、大二学生实践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不仅能锻炼其组织能力、工作协调能力，同时也运用了自己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应使大四学生更深体会其处于大一、大二时期间的有些实践活动的意义和价值。2.大四的毕业实习是列入教学大纲的实践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实践活动，也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实践活动。为了使实习不流于形式：一是选好实习场所，有些学生错误地选择企业实习，其结果是给企业义务帮助干活，与实习要求严重脱节。二是教师要与实习部门的领导讲明实习的内容和目的，要求实习指导人员具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和过硬的实务知识。三是学生实习前应有实习目标和计划，实习中要有实习工作内容、实习感想、实习收获的记录，实习后要有实习总结。同时实习结束后，应有实习经验交流。3组织搞好毕业论文。毕业论文的综合性包括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和理解，也是科研活动的初步实践。我们要求毕业论文要有实践价值，要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性。 4、结束语 通过探索法学专业理论教学与实践紧密相结合的新模式，为解决国内各高校法学专业面临的理论教学与实践环节相脱离的困境，提出一种动态、全面的新模式。通过上述贯穿法学学习四年全过程的活动，较好地正确处理了教、学、实践三维一体的关系，使学生真正地把自身知识学习和能力学习结合起来，把学习能力和独立创新能力结合起来，以解决法学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实际应用能力低下的问题。作者在近几年的本科法学教学实践证明，该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论辩口才能力，是学生将逻辑思维能力和法学知识更好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也提高学生的社交能力、应用能力，并在社会实践中深化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深受学生的欢迎。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我建议你不要写执行方面的论文，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就写的这个，这个没有任何新意，而且写的人真是太多了，建议你写一些别的，其实论文很简单的。真正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写一写，对自己的帮助很大的，这是过来人给你的建议，呵。
《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论中国的死刑废除〔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骗了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参考文献]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 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民商法的研究与实践,在于掌握民商法学的基本原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民商法硕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 浅谈民商法与海商法的融合 》
【摘 要】我国民事立法采用民商合一的体例，海商法往往被看做是民法领域的一个分支，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海商法同样适用。但是，由于海上活动的特殊性，海商法对一些问题作出了不同于广义民法的特殊规定，使之颇具海商法特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草案)》的说明”中明文指出，海商法调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它属于民事法律范畴;同时它又有别于一般民事法律，因而被视为特别民事法律。
【关键词】民商法;海商法;迟延交付;留置权;货运法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海商法》没有明文规定的，便遵照民商法理论来审理海事争议案件。本文从海商法与民法的密切联系作为切入点，依次从海商法迟延交付、承运人留置权等多个货运法角度探讨民法和海商法之间的融合。
一、概述
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的总和，每种法律制度都调整特定的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根本依据。民法是私法，它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1]，而对于海商法的定义，人们众说纷纭，可以说，《海商法》所调整的关系是纵横交错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条：“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从这条规定来看，海商法作为民法的分支，其所调整的领域主要包括海上运输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与船舶有关的社会关系，主要为财产关系，也包括人身关系。
海商法与民法相比，具有明显特点，海商法虽然以海上运输和以船舶有关的特定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但其内容却涉及民法当中的各项基本制度3。海商法中包括了与物权法相关的船舶自物权与他物权，与合同法相关的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 ，与侵权行为法相关的船舶碰撞，特殊的时效问题以及一些涉外法律适用规定。这种包容性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做到的，这体现了海商法与民法的亲密关系，体现了二者的融合。
二、海商法与民法之间的融合
(一)海商法与合同法承运人留置权的融合
我国《海商法》第87条规定：“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当担保的，承运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货物。”这条规定有一点颇具争议，就是对“其”的解释，到底是指债务人所有还是与债务人有牵连关系即可，在学界争议极大。
为此，我们引入《合同法》第315条的规定：“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里使用的是“相应的”一词，即该条款注重的是货物与债务人之间具有的牵连关系，而不一定必须为债务人所有。我认为，对于海商法承运人留置权问题应该融合入合同法的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了法律规定承运人，留置权的目的，也符合利益衡量所要求的法律原则.更能满足实践的要求[2]。加之我国已经逐渐注意了善意留置权制度的合理性，《海商法》第25条所规定的船舶留置权也没有要求标的船舶必须为债务人所有。所以，在承运人留置权问题上，应当融入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二)海商法中对迟延交付的规定与民法中相关规定的融合
我国《海商法》对于货物迟延交付的规定有着明显的漏洞，我国《海商法》第50条第1款规定：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的卸货港交付的，为迟延交付。何为“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如果承托双方迟迟不能达成共识，并且承运人违反直航适航义务，进而迟延交付给货方造成损害，货方如何以法律为依据向船方索赔，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合同法》第290条第1款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可见.承运人在运输期间的适当履行，表现为其按照运输合同约定的期间履行其义务和在合理的期问履行运送义务两种情况。但对于《合同法》第290条和《海商法》第50条的关系，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海商法》与《民法通则》、《合同法》是普通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海商法》对于迟延交付已有明确的规定，故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理应不予适用，《海商法》所规定的迟延交付的文字意义极其明确，不具有扩充解释的空间，对其进行司法解释无异于二次立法，不符合立法原则和程序”。[6] 也有人认为，《合同法》第290条应该适用，因为《海商法》第50条并没有对迟延交付进行确切定义，所以，《合同法》的规定仍然可以补充适用[7]。
此外，从举证责任上来看，在货物迟延交付上，海商法的规定也不尽完善。
我国合同法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如果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则货方在此情况下，只需证明承运人的迟延交付、自身遭受损失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
我国海商法未对货物迟延交付举证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海商法迟延交付的规则基础是过错责任制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迟延交付损害赔偿的货方，应该在以下范围内举证：承运人迟延交付货物、自身有损失、前述二者的因果关系、承运人具有不可免责的过错。我们知道，对于免责条款的举证，海商法第51条第二款规定：“承运人依照前款规定免除赔偿责任的，除第(二)项规定的原因外，应当负举证责任[5]。”但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并不适用于迟延交付，在迟延交付的举证问题上只能参照民法的规定，所以，在实务中，由于在运输途中，货物在承运人的掌控之下，让货方寻找证据，证明承运人的过错是非常困难或者成本极高的，这对于货方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这明显违反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4]。
笔者认为，对于迟延交付问题，下个明确的定义是必要的，我国立法机关应当着力完善迟延交付制度的立法。如果基于目前的状况，我认为应当采取海商法合同法相融合的 方法 应对。
三、结语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私法的基本法是民法，即《民法通则》。民法的原则性规定和各特别法的具体规定，共同构成了民法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合同法、担保法等。而海商法的以问题为中心的、非逻辑化的、灵活的、唯用性的法律思维不同于民法思维具有特殊性;海商法以效率优先、航运秩序的倾向性保护、对契约自由的限制为其独特价值取向：海商法有其所独有的各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既要看到海商法与民法原理的冲突，又要看到海商法的特殊性;既不能盲目地排斥其他法律的适用，也不能用其他法律代替海商法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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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析民商法中的连带责任 》
摘 要 民商法中的连带责任主体涉及范围很广，不仅有国家机关、企业法人还包括了合伙组织以及个人，民商法对于这些主体的连带责任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包括了共同侵权情况、共同危险行为和共同责任三种情况下出现的连带责任;这一规定的出台是为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但是随着法律的运行，该规定也出现了一些侵犯其他人权利的弊端，因此，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连带责任进行了研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民商法 连带责任 合法权利
作者简介：张笑荷，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9-0592(2016)02-281-02
我国民法和商法都有涉及连带责任的规定，但是对于该规定的细致化划分和适用并没有完善的法条。民商法之所以提出连带责任也是为了防止债务人之间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发生，在现实中，该规定的适用率也比较高，足可见连带责任设立的重要意义。
一、连带责任的内涵
至今为止，我国民商法中并未从法理的角度对连带责任进行过全方位的定义和解释。然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连带责任进行了研究和解释，比如 “连带责任是违反连带债务或共同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不问各自应承担的份额， 也不分先后顺序，都应根据权利人的请求全部或部分承担而无权拒绝的民事责任”等。这些概念指出了连带责任的具体适用办法，但是在推广中并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目前来说，人们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认可性观点：连带责任是一种涉及责任主体比较多，但是任何一个主体都必须对全部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一种规定。
二、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商法规定了普通民事责任的构成要素：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但连带责任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当然满足以上基本条件是必须的，除此之外还应满足如下条件才可：其一，债务人至少是两人以上。其二，连带责任人与债权人之间是一种债的关系，而且密不可分。其三，连带责任涉及的客体必须是种类物，这是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一旦客体为特定的物，那么债务由其他债务人进行清偿也就难以实现。其四，连带责任的履行，必须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事前约定。
三、连带责任的类型化分析
民商法中涉及的连带责任种类繁多，且法律均对之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本文就几种常见的进行分析研讨：
(一)共同行为之下造成的连带责任
共同行为之下造成的连带责任可具体分为以下两种：其一，共同侵权情况下产生的连带责任。所谓的共同侵权情况下产生的连带责任是指两个以上(包括两个人)由于有着共同主观故意或者过失，而且由于这种原因造成了对他人利益的一定损害，从而一起承担债务责任的一种连带责任。据规定，这种情况下的连带责任是需要所有责任主体共同承担的，但是实际执行却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如果造成他人利益损害不是由于责任人主观故意或过失，那么是否还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呢?对此基本有两种观点：有的人认为由于不是行为人主观意识造成的，就不应让其承担连带责任;反对者则以造成的结果为依据，认为既然实际当中他们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他人利益的损害，那么不管主观意识如何，都应该为其承担后果。由于没有确切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往往会视情况而定。其二，在共同危险行为下产生的连带责任。具体上来说，在存在共同危险行为之下，一旦出现无法明确具体责任人造成的损害结果，即要对共同危险行为人判定承担连带责任。相对于共同情况下造成的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不明确情况，这种连带责任在相关的法律条例中获得了认可。这对连带责任的具体实施也有现实的意义，能够弥补长期以来对于共同危险行为造成的侵权责任的判决的一大空白，可以说这是法律的进步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果，有利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建构和法治文明建设。
(二)委托代理行为中产生的连带责任
代理行为和承担连带责任是不等同的，只有代理行为出现违约的情况下代理人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代理人明知道自己代理的行为是违法的或者不能够履行的还故意为之，就必须承担连带责任，法律之所以规定委托代理行为中的连带责任就是为了制止这种明知违法而故意为之的代理行为。这种连带责任是一种事先的规定，能够更为有利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平。
(三)由承担保证导致的连带责任
由保证导致的连带责任往往是由于在前期保证阶段对保证方式和具体办法要求不明导致的。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中的约定就会出现责任承担的问题，因而保证人的责任是无法逃脱的。但是法律规定了如果提供保证的人是两个以上就必须事前说明担保人之间的具体责任，如果前提忽视了这一点，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就会转化成共同承担。一旦债权人无过错，承担者之间就共同负责赔偿，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在公司的侵权纠纷案件之中，民商法将这种连带责任种类融入其中也是为了有效的阻止或者减免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
四、设立连带责任制度的立法意义
综上可以得之，连带责任的每一个主体都有承担全部债务以实现债权人合法权利的义务。当然同样的，债权人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或者事前约定对任何一个连带责任债务人进行债务的追偿。其中的连带责任主体有两种：第一，这些债务人本身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二，这些连带责任主体对于内部责任并不应该承担。这里就存在一个点，为什么法律要规定一些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人来承担一份债务的全部责任呢?因为这种规定无疑就会加重本身不应承担责任的人或者是本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人的责任，这就引出了设立连带责任的意义：即使某些债务人本不需要承担一定的债务或者不需要承担全部债务，但是由于其与真正债务人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或者事实的关系，通过连带责任的绑定，让他们去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真正债务人的违约行为，从而更好的保证债权的实现，是一种共同作用实现或者制止违法行为的制度和规定。
五、民商法中连带责任存在的问题 (一)随着民商法规则的变化，司法中有关损害人利益的赔偿发生了本末倒置的现象
实体法与民商法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因此民商法的制定、修订以及适用都不能忽视实体法，且需认可实体法所要保护的一切利益，否则民商法的存在就等同于形式，不能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合理权益。此外，一旦现实中程序法和实体法发生了一定的冲突，首先要以实体法为主，这是考虑当事人利益的需要。司法实践中最典型的一种本末倒置就是人身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为了配合程序法中的共同诉讼，把实体法中发生的共同侵权现象进行重新定义和认识。
(二)法院没有正式受理侵权行为之前，不追究未被起诉的侵权者和被起诉的侵权者之间分担的责任
从法律角度来看，在案件受理之前不追究未被起诉侵权者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对责任人和赔偿范围进行圈定还是十分必要的。实践中，一旦原告对其中一部分侵权人进行起诉，法律则忽视对其他侵权人责任的追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显失公平。法律的本质是公平的，因此法院受理原告对侵权人进行的诉讼，理应当进一步确定责任的承担。但是对于那些未被起诉的侵权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而置之不理是有悖法律对人们的保护意义的。
(三)把原告拥有的选择权调到执行阶段之后存在不合理之处
司法实践中，倡导能够合并的诉讼不要分开行使，鼓励人们减少诉讼，尤其是在共同侵权的案件中，更要坚持减少诉讼的原则。但是权利的最终行使依然掌握在原告手里，法院只能规定，不能要求其如何行使。且实体法给予原告的实体权利和诉讼请求权往往会发生冲突，比如原告只对部分侵权人进行起诉，这种权利的行使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目前法律将原告的选择权行使放在了执行阶段之后，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试想一下，在执行之后再让原告进行诉讼对象的选择，那么有很多在前期应该得到解决的问题就难以执行，这种做法显失严谨，且对侵权人以及原告也存在一定的不公平。
六、完善我国民商法中连带责任的建议
(一)在《侵权法》中填入必要的公共诉讼
必要的公共诉讼主要分为固有的必要公共诉讼以及类似的必要公共诉讼。固有的必要公共诉讼指的是当诉讼标的一样时， 要让几名当事人共同进行诉讼。并且，法院应对该种诉讼一并审理。简言之，在几个当事人和对方当事人中只存在一个诉讼标的时， 若当事人想要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以及义务的时候，法院应要求几人一起提起起诉。类似的必要公共诉讼指的是把诉讼标的客观上的牵连性质也纳入到考虑的范围内，法院对几人一起起诉或者是将相同的情况合并审理，而与此同时，几人也能够一起或者单独被起诉。
(二)把共同侵权所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类诉讼归类必要诉讼
我国程序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权利，因此想要更好的保护原告的诉讼权利、被告的权利以及连带责任人应该具备的权利，就应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尤其是要将共同侵权所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类诉讼归类必要诉讼，而不能一味的将其认定为共同诉讼，其目的亦是为了更有效的保障承担连带责任的责任人在承担责任之后可以有法可依，向任何其他债务人进行追偿。据此，原告也就可以任意的在承担连带责任的责任人中选择一人或者多人来要求赔偿。
(三)债务人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之后的追偿
债务人承受连带责任实际上就是要加强债务人相应责任，让他担负那份本不应是自己承担的局部责任。并且，为了让债务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批准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之后可以再追加其他的债务人并让其偿还。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仍然没有法律方面的制度来规制具体的相关程序以及赔偿的数额，若跟实际情况相结合，一般来讲可以通过如下方法予以解决：其一，根据多个债务人自己约定的比例来偿还。这个方法适用的前提就是连带责任债务人之间通过约定确定每个人应该赔偿的数额，一旦有人向债权人承担了赔偿责任，在向其他人索要赔偿的时候，也要按照事前的约定分别索要，每个债务人对约定债务额之外并不承担责任。其二，按照债务人中每个人的过错大小进行相应的偿还。这种方法运用的前提是，能够确定每个责任人对造成损害的结果承担了相应责任，一个或者多个责任人对债权人进行了清偿。之后可以按照每个人过错大小确定责任比例，从而再按照相应的比例来对其余债务人进行追偿。这种办法从实质上来说是较为公平的。其三，连带责任人向主债务人进行追偿。此办法运用的基础条件即连带责任人本身是没有过错的，也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连带责任，只是由于事前有约定必须按照约定先对债权人进行赔偿，事后再按照约定向主债务人进行追偿的一种办法，此类型的救济途径是严格受法律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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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安部颁布30条便民措施，警察“整风运动”的进行，中国警察的新形象问题，也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曾在报纸上看过这样一篇报道：2004年11月17日午后，家住某市五一路，现年87岁的老太太，因为一个人在家寂寞，就想出去走走，可年迈的老太到了繁华的五一路之后，就迷路了，找不到了回家的路，好心的群众拨打了110，警察迅速赶到，但是老太有些痴呆，只知道自己姓马，迷了路回不了家，其它的全然不知。民警小刘和小张只好带着马老太沿着城区的几条主干道一路打听，最后绕市区走了两圈，将所有的道都走遍了，才把马老太送回家。而马老太家人下班回来后，发现老人不知去向后束手无策、万分焦虑时，看到老人在民警的搀扶下安然无恙地回来，家人十分感动，紧紧地握住明净的说：“现手在的警察真好！”这句发自群众内心的话，也道出了警察形象的变化，人民警察形象代表着国家、政府、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树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对维护党的领导，维护政治稳定，维护社会安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的发挥警察职能，必须加强警察形象建设。多管齐下，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方针，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可亲可敬的警察形象，沟通警民感情，最终形成警民共治的良好局面。 什么是警察形象？形象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及其行为通过传播在公众心目中所确立的综合印象，即公众对一个社会组织的全部看法和总体评价。警察形象则市指人民警察给予人的直观的、具体的、形象化的总看法、印象或感受，即社会公众对警察的的总体评价。它是民警价值观念、职业素质、道德修养、廉正意识、服务作风、办事效率、警容风纪的综合反映。警察形象体现了公安机关的精神面貌，是民警内在素质精神品质和外在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包括仪表形象、纪律形象、业务形象、服务形象和知识形象等。塑造警察形象，必须首先树立良好的岗位形象。 一、端庄的“警容形象”。即仪表形象。良好的新形象，应从警容仪表、言谈举止入手，从提高内在素质着眼。这是第一步。人民警察端庄的的警容形象不仅要求公安干警在上岗执勤、执行任务是要着装整齐，姿态端正精神振奋，更重要的是要求在执行各项勤务中，要文明办事，礼貌待人。做到：文明办案不刑讯，文明管理不刁难，文明执勤不卡压，文明宣传不带刺。坚决消除少数干警在思想上存在的不健康现象。 二、熟练的业务形象。是指每个公安干警都应具有的掌握本警种、本岗位的“应知应会”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如（1）组织指挥能力（2）调查研究审讯破案能力（3）语言表达能力（4）擒敌制胜能力。 三、严格的纪律形象，严明纪律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作好公安工作的保证，也是人民警察必备的政治品德。只有严格人民警察职业纪律，才能有力的保证公安保卫工作任务的完成。在岗位执勤工作中作到不侵犯群众利益、不贪污受贿、尽心尽职，从而树立一个严格的岗位“纪律形象”。 四、主动的“服务形象”。每个干警必须树立新型的主动的“服务形象”，在指导思想上转变职能，增强服务意识，强化服务功能，要在执法意识上更新观念。公安工作要转变职能，要正确处理好打击与服务的关系，打击是手段，服务是目的。工作方法上应主动求新为改革和经济建设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 五、丰富的“知识形象”。要树立丰富的知识形象就要求每个干警不仅要掌握各项公安业务知识，同时要掌握一定的专门科学知识。 人民警察良好的岗位形象塑造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能靠一朝一夕，不能单看一时一事，更不能随意应付，必须进行长期的修养和锻炼，坚持系统的学习和提高。要以文明执勤、礼貌待人、规范化作业为体现，塑造公安干警良好的岗位新形象，推动警风建设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公安机关一直在转变管理理念，向树立新型的、更富人情味、值得信赖的警察公众形象靠拢，在加强队伍建设，改变警察形象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执行“五条禁令”、开展“三项教育”、推出警察卡通形象、警察形象大使等一系列工作，使警察的总体形象有了明显地变化，服务热情、工作规范、执法文明等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树立。但是，公众眼中的警察形象还是不尽人意，有的甚至不堪入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来自公安机关内部的原因。1、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第一，由于人事管理上进口不严，出口不畅，导致少数素质低下的民警进入了公安队伍，影响了队伍的整体形象；第二，少数民警受不良风气影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淡薄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动摇，反映到职业道德、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等方面，出现了许多社会群众不满意的行业不正之风，问题虽然发生在极个别民警身上，但性质恶劣，但后果严重，影响极坏，严重败坏了警察整体形象，破坏了警民关系，伤害了警民感情。2、日常执法工作不力。一是落后的管理方式与公众需求产生较大差距，机械呆板的工作方法和无法适应形式发展的要求，造成群众对公安工作绩效不满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三是公安宣传不力，未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3、监督机制不健全。治警不严，惩处不力，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能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一方面，队伍中少数害群之马未能得到及时处置，不能使得后来者引以为戒；另一方面，无法约束民警的思想、行为，导致民警违纪现象屡禁不止。4、缺乏现代法治能力。这是警察素质和警察文化的软肋。不少警察我行我素，不管不顾，普遍缺乏人权观念、程序习惯、取证能力和公关意识，个别警察甚至还大言不惭地挑衅公众说：“我就这样，你能把我怎么样！” 5、警察管的太“宽”，乱用、滥用警力现象存在。作为强力机关，警察的限制甚至打击功能已经很强，再把其它的限制、打击任务交过来。就会使公众把各方面、各部门的毛多一股脑地集中到警察身上，警察机关和警察个人就更难做事，不能一遇到什么事情就警察拉上去，造成警察与公众的对立，从而损害警察形象。在这种“啥事”不好办，警察往前站“的社会管理格局中，警察确实管的“宽”，你或他的想象能好吗？ （二） 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原因。 1、群众对警察的期望过高，把警察当成“神”来看，以为警察是万能的，一旦希望无法及时实现，消极的看法就会产生，进而可能转化为负面效应。 2、群众容易以偏概全，混淆视听。在频繁的警民接触过程中，一些群众由对少数民警形象、作风的非议而形成对民警群体的错误认识；由极少数民警身上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产生对整个公安队伍的不信任。这些有偏颇的认识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警民隔阂。 3、鱼目混珠，损害形象。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各类行政执法人员不断增多，工商、交通、城管、财税、卫生及联防保安等各式“大盖帽”满天飞，由于素质参差不齐，加上假冒警察招摇撞骗，严重影响了“大盖帽”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也使公安机关的形象受到损害。 4、保障不力，经费不足。公安经费一直是困扰公安问题的问题之一由于经费不足。致使正常工作无法开展，“以罚代刑”、“以罚代拘”现象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警察文明的执法形象。其次，警力不足，任务繁重，民警超负荷工作，经济利益却得不到保障，挫伤了广大民警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影响了民警的执法服务形象。 警察的形象应是公仆形象，让人民满意的形象。因此，人民警察形象建设的目标就是提高全体民警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树立起成心为民的公仆形象。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改善警民关系，就必须与时俱进，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方针，多策并举，多管齐下，使人民警察高大形象在群众中得到升华。 （一）内强素质。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一个部门形象是自己树立的，警察形象的好坏不是由别人吹捧或批评所决定的，是警察自己掌握着形象毁誉的“切换键”。因为。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只是个条件，内因决定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而警察形象中的仪表形象、社会形象是外在的，而服务形象、执法形象是内在的，内在形象决定和制约外在形象，而内在形象又是由素质决定的，警察与民众的接触最频繁，在这频繁的接触中如何保持威严、高效、文明、廉洁的“警方形象”要靠每个民警的自身素质。 1、要提高民警思想认识，增强服务意识、宗旨意识、“诚信”意识、法律意识、形象意识。 （1）服务意识。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服务”决不是警务工作份外的负担，而是一种法定的、必须履行的职责，是应该提倡的职业精神和美德。因此，新时期的公安机关是集专政、打击、管理、服务于一身的多元职能的机关。群众对好警察的要求是很基础的，他们心中的好警察不是百战百胜的巨人而是态度好的尽职的警察。微笑是打开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把钥匙，警察作为人民的公仆，更应该带着这把钥匙去打开人民心中的锁，增强自身的服务意识，明确自己的角色。全心全意做个人民好公仆。 （2）宗旨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和服务质量要求更高，只有增强宗旨意识，认真思考和研究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完善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才能树立起人民警察诚心为民的公仆形象。 （3）“诚信意识”。所谓“诚信”，即诚实守信，诚心为善并付出实践，履行承诺而取得他人的信任。公安机关作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公安机关的信用是政府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因此，公安机关既要做社会信用体系的管理者、维护者，更要成为信用体系的示范者、实践者。 （4）法律意识。“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是现代警察所必须树立的执法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作到执法为民，实现司法公正，在群众心中树立人民警察严格、公正执法的文明形象。 （5）形象意识。形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形象反映素质，折射作风，表现文明，影响生育，影响环境，所以有人说：“形象重于生命。”树立公安民警的良好社会形象“，这既是胡锦涛总书记对公安机关提出的最新要求，也是公安大讨论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2、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警务活动和民警管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良好的形象，要靠制度规范和制约。只有通过对公安机关工作、行为、装备进行规范，有效提高队伍的工作效能，重塑“文明之师，威武之师”，才能有效改善警民关系，实现警民共治。制度问题也是影响警察形象的最深层次问题。举个例子，公众对管车、管驾驶员的警察意见很大，---------为什么一定要让警察来管？不能交给其他部门吗？如果警察只在发现问题是才有权扣证、处罚，车主、司机就不会给警察塞钱，因验车而腐败的警察不会出现；同时依法追究发给合格证件者的责任，不就同时把验车发证的人也监督起来了吗？这样的制度安排，警察减少腐败机会，减少很多任务，却也强化了交通管理。 小平同志讲，还是制度最可靠，一个好的制度能让坏人也干了坏事，一个不好的制度，即使是好人也不可办坏事，我们要依法治国，就必须要懂得这个道理。一要继续贯彻落实“五条禁令”、《人民警察内务条令》，加强警容风纪形象建设。警容风纪是警察形象和素质的外在表现，是展示警容风貌的窗口。人民警察讲究礼仪，保持严整的警容，目的在于展示公安机关的优良作风，做到举止文明，令行禁止，朝气蓬勃，雷厉风行，在行为举止方面显示人民警察的威严，铸造成新时代的人民卫士。二是健全业务培训机制，落实业务知识培训制度，有效提高民警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和实战技能，才能保证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改善执法形象。三是，建立健全人事管理制度，使民警队伍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保持队伍纯洁。大力推行岗位目标责任、末位淘汰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等制度，增强民警的岗位责任感和荣辱感，以良好的工作姿态树立人民警察爱岗敬业的良好形象。 3、解决经费保障，改善警察形象。媒体关于警察特权作风以及乱罚款、乱检查、乱收费等现象的暴光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产生几乎与办案经费不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办案经费短缺，汽车要加油，民警要出差，咋办？无奈之下，只有吃“杂粮”---------罚款了。罚款一旦由手段变为目的，就会背离作为辅助惩罚手段的初衷，成为一些警察谋求私利的工具，从而助长某些警察的特权意识，极大损害了警察形象。所以重塑警察形象，关键还在于煞住乱罚款、乱收费、乱检查的歪风。而这又要以充分的财力保证为前提的。解决经费保障，让警察不再有后顾之忧，势必极大地调动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积极性，确保社会安定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治安环境的进一步好转，有利于改善警察形象，密切警民关系。 4、提高公安工作绩效，努力创造安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使老百姓真正的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样才能树立人民警察良好的社会环境。 5、落实警务公开制度，加强和促进工作作风，促进形象转变。警务公开是把为人民服务承诺落到实处，使为人民服务具体化和规范化。实施警务公开,提高公安工作的透明度，减少公众和警察合作的盲目性，增强了公众对警察的理解和支持,有利于警察加强服务意识和提高工作质量，促进形象建设。 6、提升警察在外来工心目中的形象。细心、耐心地为外来工办实事，不急不躁，缩短与外来工距离，改变以往在民工心目中的形象。 （二）外树形象。
俗话说：“三分长相，七分打扮”。要树立良好的警察形象，除了警察自身表现要好外，更要借助外力，发挥外因的作用，促进内因发展。从而提高警察的影响力，争取更多的公众支持。 1、加强与外部的沟通能力，争取各种组织、团体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与协助。深入社区、农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通过请人民监督员、设立民警违纪举报投诉电话，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改进警察队伍中的不良作风，促进人民警察形象建设。 2、充分发挥新闻媒介作用，增强公安工作的透明度。公安机关要充分利用报纸、刊物等传播工具，宣传公安工作。一要向社会宣传有关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通过宣传教育，使警民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达成共识。从而为公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二要大力宣传公安工作，既要宣传民警的工作，也要反映民警的疾苦，以唤起群众对警察的理解和支持，加深警民之间的感情交流。三是要树立公安队伍的模范典型，感染群众，让群众真正了解、信赖警察。四是要向群众公开和宣传公安机关的办事制度，提高工作透明度，构筑一个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的社会环境。五是要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减少公开暴光，防止产生负面效应。六是要开设与民沟通的渠道。如设立警民论坛、征集交流话题、组织开展亲民活动，实现警民与群众的零距离接触，加强沟通，促进理解，树立形象。 3、推行社区警务战略，全面建设警察新形象。社区警务贯彻“预防为主，警民合作”两大原则，实行“以社区为导向”、“以服务为导向”、“以治本为导向”等三个导向，具备“警察形象柔性化，警民关系伙伴化，警务对策前置化，警务活动社会化”四大特征，摆脱了单纯依靠警察、单方面、采取单一的限制甚至打击方式管理社会、保障安全的思路。一方面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一方面也符合警察新形象的要求。 公安工作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公安机关是党委政府与群众见最主要的沟通桥梁。民警是公安机关联系和伸向社会公众的触角。民警的形象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以及公安机关的形象，没有良好的警察形象，公安工作就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只有抓好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才能永葆警察形象的正义性、纯洁性、公正性，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今形势的发展，更好地完成公安工作的光荣使命。公安机关必须高度认识新形势下加强警察形象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探索转变警察形象的长效机制，适时进行警察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把警察队伍真正建设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高素质队伍。
[毕业论文]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初探”（之一）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下称《准则》），对于规范和完善法官职业道德标准，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维护法官和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既是一个独立的警种，又是人民法院内部的一个部门；它既要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又要完成自己的业务工作和业务训练；既要接触案件当事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又要为法院内部其他人员服务。因此，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与法官职业道德，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具体内容上的区别。 当前，人民法院加大改革步伐，致力于建设一支精英化、职业化的法官队伍。新的形势对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建设，对于维护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那么，司法警察职业道德有哪些基本要求呢？根据司法警察自身职业特点，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应有以下5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一、忠于职守、服务审判、公正执法 司法警察是人民法院组织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是法官和其他法院干部所不可替代的。司法警察应当热爱这个职业，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严格职业操守。司法警察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这就要求每个司法警察必须具备不怕艰险、勇于献身的精神。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基本职责，是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审判应作为法警工作的指导思想，体现在职业道德规范中，司法警察应当具有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念。司法警察职业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依法执行各项警务，从事执法活动，公平和正义应当成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理念。忠实于宪法和法律，维护司法机关的公正和权威，既是司法警察的职责要求，也是其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二、规范执勤、保障诉讼、注重效率 司法警察的警务工作主要是提押、值庭、临时看管、送达诉讼文书、执行死刑和协助民事执行等，这些工作大多是依照有关程序法的规定，进行规范性的操作。因此，司法警察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素质，熟悉与警务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并使之形成一种职业修养和职业习惯。司法警察没有裁判权和决定权，在履行职务中往往是根据法官的指令行事，为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司法警察应充分尊重法官对案件的裁判和决定权，不得随意发表对案件处理的看法，更不得泄露具体案情。同时，应注意在诉讼程序上与法官协调配合，完成送达、提押、值庭、执行等工作，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注重效率，按照程序法的规定和法官安排，及时、有效、审慎、适当地完成保障工作。 三、严明纪律、服从指挥、团结协作 这一基本要求是司法警察职业特点决定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带有武装性质的组织，实行单独序列、编队管理、双重领导，其组织管理和职务行为，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军事化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而且还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不确定的突发情况。所以，严明纪律、服从指挥、团结协作对于司法警察来说尤其重要，这是司法警察履行特定职责的必然要求。这一基本要求体现在职业道德上，就必须有高度的依法办事意识和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特别是执行重要警务或者遇到重大情况，必须听从指挥，不可擅自行事；在处置突发性事件中，要注意协调配合，发扬团队精神。 四、注重仪表、文明礼貌、方便群众 司法警察是一种面对社会公众的职业，其职业活动反映人民法院的作风形象，也体现了司法警察自身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准。司法警察在日常警务活动中，要与案件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群众打交道，有时甚至会遇到一些很难处理的棘手问题。因此，司法警察在执勤中，要注意警容严整，按照规定着装并佩戴警种、警号、警衔标志，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仪表端庄、举止文明；接待旁听人员和来访群众时应谦虚热情、慎重处事，防止简单粗暴、推诿搪塞、敷衍了事；即使遇到一些不讲道理、不听劝阻的人和事，也要态度冷静，保持有理有节，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司法警察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必须按照司法理念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充分尊重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的诉权，并保障其人权，以维护人民法院公正、文明的形象。 五、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清正廉洁 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司法警察应当像法官一样清正廉洁，在行使职务活动中必须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自觉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腐蚀，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约束机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职业实践活动中，通过道德评价、道德规范、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道德监督等途径建立起来的。要使司法警察队伍真正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约束机制，还需要研究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自我修养和制度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和问题。 职业道德的教育和监督，是形成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外部条件；职业道德的自我修养，是形成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内在动力。为了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最高法院要求全国法院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一项主题教育。在司法警察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是加强法警队伍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教育的内容，要以《准则》为基本依据，并突出法警工作的特点，加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从当前法警队伍职业道德现状看，应重点抓好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理念、职业责任、职业纪律、职业风范教育。 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形成，还需要实施有效的监督。要把职业道德教育与目标管理考核结合起来。在对司法警察进行目标管理考核中，应增加“职业道德”的项目，并把这一内容放在重要位置，使之制度化、经常化，从而建立全面、系统的司法警察职业道德考核监督机制。 [毕业论文]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初探”（之二）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的颁布实施，对于规范和完善法官职业道德标准，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维护法官和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准则》不仅是法官职业道德的操守和规范，也是全体法院干部包括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参照标准。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是为人民法院以审判为中心的各项工 作提供服务和保障的一个重要部门，司法警察的性质和所担负的任务，决定其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准则》第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的行政人员和法警，参照执行本准则的有关规定”。本文结合法警工作特点和《准则》基本要求，对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职业道德有关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 大家知道，所谓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由于一定的职业要求和职业关系，在长期职业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并为业内人员普遍遵守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在我国，司法警察是现行人民警察序列中一个独立的警种，是国家司法机关担负特定任务的警察。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任务，是通过行使职权，预防、制止和惩治妨碍审判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审判秩序，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是司法警察的职业性质和职责任务决定的，属于国家司法人员职业道德体系。因此，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除应当具有公民道德和其他职业道德的共性要求外，还应体现出司法警察在职业道德上独具的特征： 1、司法警察职业道德与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具有职业性质上的共同性。警察职业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较之其他职业活动，有着特殊的社会职能，即执行国家强制和保障人民民主这两个最基本的社会职能。这种特殊性，要求人民警察必须遵守一些特殊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具有特殊的道德品质。人民警察是带有武装性质的国家组织，担负着社会公共安全管理职能，具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中统一的活动方式，在履行职务中经常面临着比其他职业更为危险的考验，这就要求人民警察具有英勇顽强、无私无畏、反应快速、令行禁止、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等品德。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要履行提押、值庭、临时看管、送达、执行死刑和协助民事执行、安全保卫、处理突发事件等职责，其职业活动与人民警察的职业活动有着共同的性质。这就要求司法警察具有人民警察的基本素质，能够承受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具备超乎一般人的吃苦精神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体现在职业道德上，对于司法警察来说，也就有不同于其他职业人员的特殊要求。
警校的论文 其实老师要的是你在警校里的体验和感悟 从你的感悟里和认识中发现了警察行业的点点滴滴 从自身的感悟中领悟到警察职业的神圣和精神 这才是警校中一等的论文
没有。南昌航空大学对于学生优秀的毕业论文评选为“校级优秀论文奖”，但是并没有提供奖金等物质奖励。大学里的奖金主要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等。大学中的其他奖项包括：十佳学生干部、十佳大学生、优秀大学生、优秀大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特殊奉献奖等。
参考一下下面2篇:[题名]：机场噪声预测与控制技术研究[TiMing]：JiChangZaoShengYuCeYuKongZhiJiShuYanJiu[作者]：周宁[ZuoZhe]：ZhouNing[专业]：环境科学[ZhuanYe]：HuanJingKeXue[导师]：张邦俊[DaoShi]：ZhangBangJun[学位]：硕士[XueWei]：ShuoShi[单位]：浙江大学[DanWei]：ZheJiangDaXue[关键词]：噪声等值线图;噪声预测;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机场噪声;噪声评价;噪声防治[时间]：20020510[页数]：27页[点击]：20042[分类号]：TB53;V351[语种]：中文文摘[来源]： 毕业论文 [文摘]：随着中国航空事业的不断发展,机场噪声问题也日益突出.近年来,越来越多因机场噪声引起的环境纠纷已成为航空业不可回避的棘手问题.如何有效地控制机场噪声,是摆在民航各级行政主管部门,机场当局,航空公司以及从事机场规划设计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该文采用国际民航组织（ICAO）推荐的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L<,wecpn>作为机场噪声评价参数.通过对萧山机场2005年飞行数据资料分析,计算并绘制其噪声等值线图,预测机场周围的污染状况,最后从降低飞机噪声源噪声,控制飞机噪声的传播途径和传播范围,合理规划机场及其周围的土地利用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机场噪声污染防治的措施与方法.[题名]：机场场道灯光监测系统的研制[TiMing]：JiChangChangDaoDengGuangJianCeXiTongDeYanZhi[作者]：张丽宏[ZuoZhe]：ZhangLiHong[专业]：精密仪器及机械[ZhuanYe]：JingMiYiQiJiJiXie[导师]：褚载祥[DaoShi]：ZuoZaiXiang[学位]：硕士[XueWei]：ShuoShi[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DanWei]：HaErBinGongYeDaXue[关键词]：机场场道;灯光监测;无线通信[时间]：20010701[页数]：67页[点击]：20042[分类号]：[语种]：中文文摘[来源]： 毕业论文 [文摘]：该课题研制了两套机场场道灯光监测系统:针对旧机场的改造,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避免重复投资,采用无线灯光监测系统.该系统是集计算机技术、自动测控技术、无线电通讯技术于一体的综合系统.该系统由一台主控计算机和120个发射终端组成.主控计算机以无线通讯方式与远方分散的发射终端进行数据传输,监测场道灯光系统的运行状态;针对新建机场,研制了一套造价低、可靠性高的有线灯光监测系统.该系统采用RS-485串行通信接口,选用总线网络拓扑结构,进行多机通讯.目前,研制的无线灯光监测系统已应用于空军拉林机场,运行状况良好.极大地降低了地勤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性.我国其他军区训练机场的场道灯光监测系统需要改进,拉林机场的场道灯光无线监测系统和有线监测系统有着很好的推广价值和应用前景.
近纲论文的思路,s是的，可以的哦。
一：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论文摘要和关键词。2、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4规范指导
根据准北师范大学的相关政策，如果本科毕业论文评选为优秀论文，将在学校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进行表彰，并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奖金或者荣誉称号。具体的奖金大小及荣誉称号种类可能存在差异。基于这个机制，优秀本科毕业论文的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表彰，还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奖金，为他们日后的学习和生活提供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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