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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骗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于上古时代文字极度简约，且几千年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字词的意义常会发生扩展甚至异变。所以我们看上古文章时，最忌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从表面上去轻率理解古文的意思。比如这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后人对“上”“下”这两个字的错误认识。“上”和“下”，现代汉语纯粹作为方位词使用，而在上古，则涵义要丰富得多，在这句话里，则是表示“尊”与“卑”的意思，所谓上尊下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受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低，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汉书·司马迁传》：“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为什么说士大夫不可以不恪守节操？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是很丢人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作为士大夫，更要恪守节操，遵守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古时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是所以用来激励人民保持廉耻之心的。如果像现代人讲的那样，士大夫阶层犯了法可以不用刑事追究，士大夫阶层享有法外特权，那怎么还让他们“厉节操”、“励廉耻”？儒者还宣扬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礼不下庶人”，即“礼不卑庶人”，不因为庶人的社会地位卑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更是一桩由于句读错误所致的旷世冤案，不仅现代许多对儒学不了解的人以此底詈儒学，说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纵使像南怀瑾那样对国学有相当深厚了解的人也都弄错了，也当成是儒学里不合适宜的糟粕。而事实上呢，这句话被人误解，乃是后人断错了句读！正确的句读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权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如果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还比较低，就“知之”，教育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知识与素质。这也正是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现实实践，这种启蒙教化思想何错之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少先进人士要求推行民主，但是如果民众鸿蒙未开，对民主理念与宪政思想根本没有任何了解，更不识其现实操作，不懂如何通过理性手段去追求民主，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主能健康有序的推行并最终成功吗？所以在此之前，要先进行民主启蒙，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让民众对民主理念以及宪政操作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这种启蒙教化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忘了，西方民主运动之初，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启蒙过程！而当民众有了深厚的民权意识，民主素养也日臻成熟，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所应有的自由权力，让他们自由去做宪法保障内的事。3、存天理，灭人欲“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来的，同时这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所以饮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贪求享受安乐淫逸，则是人的内心欲望，是饮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他要求做人要自然健康，夫妻和谐，而不要贪求淫乐享受。这种要求何错之有？饮食夫妻之天理不该存吗？贪享淫逸之人欲不该去吗？就是放到现在，这种思想难道是落后的、不值得提倡的吗？如果认为朱熹此言反动，那么什么才是先进正确的？天天美馐佳酿夜夜商女笙歌才对？食必山珍海味再养几个女秘包几房小奶才对？ 自己整理整理，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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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骗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古人云：“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孝在人类的宗教里有一定的阐述和标榜,虽然形式不同,但含义是一致的。孝道也非那国那族所独有。孝道也应该是人类晚辈的责任和义务。传统中国文化（儒家思想）可称为孝文化，它是使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流城文明等区别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传统孝道伦理，从周公到孔子、曾子、孟子，经过了初生，成熟和完善阶段。从秦汉后二千多年里，史学家、文学家、诗人等先哲圣贤，那一位不赘述这个孝字。正如晚清曾国蕃所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虽然这是见仁见智的说法、但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孝是儒家文化之基石，无可非议。本文就孝文化的历史演化作一些探讨。 一、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 传统孝观念，最初孝观念。最初含义是指什么？考古发现“孝”字最初见于殷卜辞。商代金文中有一例用于人名，在博物馆的青铜器上刻着“孝”的象形图形，古文字学家释为“孝”的篆体。因人老了，弯腰弓背、手柱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上老下子作服待壮。《尔雅.释训》的“孝”解释是“善事父母”。《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即是奉养父母。根据原典“孝”的这种伦理含义，形于初周，成于春秋、战国中的儒家所倡导。《尚书、尧典》:“克谐以孝”；《左传》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经》曰“孝文不匮，永锡尔类”；《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渭能养”；《论语、里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孟子、万章》；“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孝经》：“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新书、道术》：“子爱利亲谓之孝”。等等这些典籍对孝道阐述是各异。中华民族讲孝道已几千年了，无论那位文人、圣贤从各个角度解释，当然有见仁见智的说法，从古到今，千言万语、殊途同归，所表达的一个意思：幼尊长。从家庭的孝，是指赡养父母，衣、食、住、行、思想上照顾老人，尽人子之责。家庭外，家庭宗亲长辈、外戚长者、还指社会上所有长辈。所以孝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生活，实现长辈的愿望；力求上进、实现人生价值、最终报效民放族和国家。孝道是民族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几千年沿袭的做人准则，也是中华文化的本源之一 二、孝形成于周代 孝何时产生？最初表现是什么近年来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 笔者认为，上古先民们的生活，宗教信仰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信仰习俗包括祖先敬奉、礼仪、祸福观等。在宗法社会里，祖辈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十分重视血统的传延与继承，把祖先作为宗族或家族血缘的象征，因而将祖先奉为神明在殷周时代中国就形成了祖先崇拜的传统，祖宗神被抬到了仅次于上帝神，社稷神的地位，年复一年地受到后代的祭奠。伴随着宗法制度的传延，尊祖敬老、孝亲传统在儒学体系中表现为" 尊尊"的思想。《礼记、大传》,"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 笔者还认为,孔子对孝道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孔子创建儒家学说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他十有五志于学,到三十而立,把当时鲁国的"六艺"学精通。第二,而立之年开始受徒至晚年,出仕鲁国有关要职,并取得可喜的政绩,周游列过推行为政以德。第三,晚年著书立说,整理"六经”。在春秋战乱并吞、臣弑君、子弑父、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把挽救天下为已任.当时神鬼宗教占据了人们的思想,上至君王将相处理国家大事,下至黎民百姓解决日常琐事,都援于鬼神.在孔子推行仁学思想同时,看到了孝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孝是仁爱的基础,他在鬼神宗教问题上,鲁迅先生有过一段议述:"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活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在那时代的社会、政治没有一点科学能说明鬼神有或无.《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季路问事鬼神,孔子把事人重要过事鬼.《论语》:“子曰:未能事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在《论语》里多次谈孝道问题.《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论语》：“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等等。把父母之疾病、意愿、奉养高于一切。然后把在家庭的孝推及社会，从而达到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理想社会。 孔子以前无私人著作，根据先秦典籍，孔子晚年整的六经，后有《孝经》、《论语》、《墨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老子》等典籍，这些文献所阐述的孝例、孝规大都是对孝的理论推演和猜测。三皇五帝是中国历史上的神话传说时代。这是众所周知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周公、他老人家也是对上古理想社会和文明道德的一种推崇、赞杨和标榜。故后来儒家文献无孝不成章。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维系统治（“家国同构”，混淆群己权界，公私互犯）的最根本的礼教准则，是汉民族家庭美德与传统文化罪恶糟粕极具争议和威力的混合体。需要明辨的是，理论上及现实中的儒家孝道体系是中国特色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历史的产物，并非人类的“普世伦理”或客观的普遍真理。儒家所主张的依靠暴力实行的“慈-孝”（倒设前提）（无条件的奴隶主义：所谓“亲憎我，孝方贤”，舜就是以此起家的政治阴谋家，开了扭曲人性、高压伦治、孝廉腐败的恶例。此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世有无数“以〔特定关系〕人为神主圣王”的儒家邪教造成的社格人格畸变良知理智沦丧的案例。附: 参考资料2）、“权力-责任”严重不对等，制度倒挂设计的孝道是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儿童权利公约》的根本原则与具体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的契约伦理与责任伦理、生物界的“责任伦理”和自然法的“道德金律”的。儒家礼教——孝道推行的实质包含着不平等自由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伦理特殊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上位霸权主义及主观唯心主义。（参见：自我中心 内圣外王 权力意志）没有平等——公平正义，就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对真理和人权、人类尊严的尊重，也就没有真爱和博爱。封建孝道在中国根深蒂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自古以来严重威胁着中国人特别是弱势儿童的生存权（儒家传统认为包括身体发肤在内的整个人格的主权属于父母，通过国家暴力和群氓暴力维护这种贿赂人心、婆媳循环、轮流坐庄、一盘散沙的反动统治秩序，却从不愿正视并防止父母侵害其法定被代理人的身体发肤等等）、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获得救助权、表达权、参与权、发展权、婚姻自由权、不作伪证权……以至年长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妨害社会进步，只能养儿防老——现在有的人都不需要“养儿防老”了，更容易暴露人性中的罪恶与孝道之本质）。中国的家庭暴力与社会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淫情暴孝，从小训练；有礼有众，无法无天。）问题形势依然严峻。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和孟子的成长过程都没有正常的父爱（包括教育）和家庭结构。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这样看待“礼教圣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子指出：“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儒家孝道思想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立健全民主法治，才能最终根除封建礼教的社会基础。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鲁迅先生曾撰文批判，揭露礼教的吃人本质和孝道对国民性的巨大危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二十四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这4章内容相关，故一并解释。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之后，樊迟为孔子驾车时，孔子告诉他这件事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不要违背。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时，要依礼来侍奉他们；当他们去世之后，又要依礼来安葬及祭祀他们）。 此章的“无违”由孔子自己后面的说明看来，应是不违背礼的意思。 至于为何孔子在此要分两段解释无违呢？有学者以为孟懿子的父亲孟僖子贤而好礼，所以孔子只要他能做到不违其父之志向行为就可以算是孝了。但是一般人的父亲言行未必一定合礼，此时子女就不应以不违背父亲为孝，而应该以不违背礼为孝了。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让做父母的只因为子女的疾病而忧愁烦恼）。 此章有三种解释分述如下：1.使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故须努力做好一切事情；2.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故子女须小心保重自己；3.子女应只担心父母的疾病，其它则不宜过分担心，否则反而会使父母不安。 小弟以为第一解涵意较广，故详细说明如下： 此章言外之意乃是因为疾病并非人力所能控制，其它各方面则人的主控力较强，所以作子女的必须在其它各方面勤勉努力表现良好，使父母不会因为除了疾病之外的事情，为子女担心操烦。 事实上以今日医学的角度而言，疾病仍有一部份的成因或程度可以操之在己。例如有些传染性疾病有其地域性，能不去这些地方就应该尽量避免（泰伯篇的“危邦不入”或也与此有部份相同之意）。如果一定得去，有些预防措施就一定不该省略，如疟疾可以藉行前开始服药预防。另外也有些传染病与个人的行为有关系，当然也能且该禁力避免危险的行为，如性病。还有些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自己也应定时按医师指示使用药物，因为这与病情的控制相当有关；适当的饮食和运动也同样重要，同时也是可以操之在己的。还有一些健康行为，如：均衡的饮食、体重的维持等也与健康息息相关，这些应该也属自己可以注意的。 由此观之，孔子此章之真意也许可以理解为：子女须尽全力做好每一件可以做好的事，以期使父母不因为子女多担操烦。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今日所谓的孝是指能够供养照顾父母。但是家中的狗和马也一样也有人供养照顾啊！假若心中少了敬意，那又如何可以分辨这两者呢）？ 此章的“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有两解：1.狗和马也一样有人供养；2.狗和马也一样可以侍奉人；但若依第二种解释似乎就不须“有”字了。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晚辈长保恭敬和悦的神色是最难做到的。当有事时，年轻人去做；有丰盛美食时，由长辈吃；这样就可以算是孝了吗）？ 此章的“色难”亦有两解：1.晚辈的神色（详解如上）；2.长辈之神色：是指能够在父母神色未变之前，先得知父母的心意。 “孝”字在论语中，一共见于14章。其中为孔子所言，且与孝的定义有关者，共有6(5+1，一章重出)章，即为政篇这四章加上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6（5）章皆属“两端四角”启发式教学。 综合这6（5）章之意如下：父母在世时，与父母相处自己要秉持恭敬的心意；保有和悦的神色；行为要合义合礼；另外也必须努力做好一切事情，以尽量减少父母为自己担忧；父母过世之后，丧祭亦应合义合礼；且必须时常缅怀他们，并效法他们合义合礼的言行，如此都能做到，才算是孝吧。
请从《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三字经》《增广贤文》《孝经》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儒家经典入手。先熟悉书中的内容：弟子规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奉行五伦八德，其中的108件生活标准是非常基础的。这是古时候儿童的蒙训文，是基础教育和根本教育，是做人的底线。《朱子治家格言》是教给我们如果持家过日子的。从节俭、持家等方面，是说给成年人的。《三字经》是教孩子历史和生活基础常识的，《增广贤文》是教给人们的生活哲理。《孝经》是教给我们如果做个才是孝子。孝的具体行为有哪些。这些都是适合我们生活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是儒家思想在我们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希望你能认真学习，然后就会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从夫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看儒文化子贡曰：“孔子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儒文化的精华，不是它的三纲五常和道德说教，也不是它的礼仪典章和社会规范。它之所以长兴不衰，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是它对“天道”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道”，是我们终极关怀的对象，它“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讲不明的本体存在，它是世界的根基，是万物运动和必然性的原因。它在物质中表现为特性，在生命中表现为本性，在人类中表现为个性，在社会中表现为伦理，在世界中表现为国家。一切个体只是它特有阶段的表现，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人性”，它包含了精神性和物质性，他寻找自我，他追求真理，他以道的规范身体力行，这是他精神性的一面；他适应环境，他追求利益，他被肉体的欲望拖着走，这是他的物质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在两极之间运动，这就是儒文化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灭人欲，存天理”道德说教。人不是他的身体，肉体的欲望干扰着人的意志的实行。人也不是他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和行动是服从他的理念的。人的本性和“道”是同一个东西，他能和“道”交往，他交往越深，得“道”越多，人格就越独立，主体性就越大。如果他少交往或不交往，他就缺乏人格，缺少主体性，只能随自然必然性驱使。孔子的文章，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人们看了就明白，如果能身体力行，就能成君子，成圣人。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不是凭经验知识得来的，他是根据“道”的自我运动和“人性”的归真得出的结论。“天道”和“人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人们只能自己去领悟、去体验，所以说“夫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没有对真理的执着，没有人生的痛苦磨难，“道”是不可能与你相遇的。董仲舒、二程、朱熹之所以是大儒，他们对“大道”的毫不动摇和“人性”三品的一致认识上。儒文化关键是“天道”和“人性”，至于三纲五常、礼仪规范，只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些有效规定。得“道”者一通百通，孔子称自己不是多学而识之，“吾一以贯之”。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越规。”理性的人只能“学而知之”，他们不能融会贯通，不能理解“道”和“性”。感性的人学也不知，他们的悟性和理性被利欲所遮蔽了，他们要不犯错误，只有老老实实听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用外力来抑制感性的冲动。儒文化是“道”的学问，是本体论学问。人性只有达到“仁”，才能与“天道”沟通，与“天道”交往。“道”包容了世界万物，它爱万物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人要达到“仁”这个境界，心胸就像“道”一样宽广，行动就像“道”一样公正。“道”是本体，是自由意志，人要达到“道”的德，他的认识就像“道”一样明晰，他的行动就会像“道”一样自然，他能像“道”一样自信，无往而不胜。“人性”有趋向“道”的一面，但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他要在大地上生存，他有喜怒哀乐，他有七情六欲，“人性”又有趋向利的一面。谁不追求快乐？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想占有财富？谁不想有权说了算。这种竞争势必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国家的诞生就是“道”在社会中实行德的统治。国家的使命不是适应人们的自然欲望，国家是比人更高的伦理有机体，是“道”的现实化。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得“道”者，有堕落者，得道者对堕落者的统治，有德的人对无德的人的教育，这是天经地利的，这是秩序，是伦理。只有按照儒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各尽其才。所谓“君子”，他们是“学而知之者”，我们现在把他们称做理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所谓圣人，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循道而行，不越规”，他们独往独来，是国家的决策者，因为“道”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小人”，就是学而不知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惟利是图”，这样的人越得势，国家越混乱，人性越堕落。董仲舒的性三品就是人性中的精神运动中悟出来的。“道”是隐蔽的、超越的，它始终如一，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通过圣人、英雄来实现它的目的。“性“是内在的、先天的，它是理念，是规定性，是人们一切言行的根据。见性才能知天命，修身养性能使一个人的天赋充分得到发挥。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骗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白鹿原》所反映的中国文化是全面而丰富的，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文化方面。这其中，尤以有着漫长的历史沉淀而成的儒家文化为最重要最根本。在作家的笔下，几乎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都折射出博大精深而且深入人心的儒家文化。在作家貌似冷峻的叙述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对古老的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对这一文化在历史的发展到一定的时期的个人理解。尽管在叙描的过程中，在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安排、甚至是某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描写当中，也或隐或现的体现了作家对儒家文化糟粕的某些批判和扬弃，但从根本上说，作家更多的是对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儒家文化的一种认同，一种赞颂，并不惜通过某些主观的臆想人为的拔高儒家文化在作品中的作用和意义。在此节中，我们不妨从作品的人物设置、情节的安排以及作家的叙述态度等方面对作品所蕴含的儒家文化作粗浅的探析。首先，从人物的设置上看，除极少数如白灵等极个别人物之外，作品中所出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或深或浅的打上了儒家的文化烙印，体现出一种儒家的人格和风范。其次，从情节安排上看，作品所虚构的故事情节也同样体现出儒家文化底蕴。作品开头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一些评论家看来，陈忠实的这部时间跨度大、情节迭宕起伏、人物性格复杂多变的诗史性作品还人以历史主体的地位，直逼人物心灵，并自觉剖析了人物的文化心理。[3]作家对作为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并世代相传下来的深层心理经验的儒家文化的偏好极为明显，在小说中情节的安排中，几乎无处不渗透了作者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体系。再次，从作者的叙述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儒家文化的有意强调。
我们又是如何知道陈忠实老先生在进行《白鹿原》构思时，有意识的对儒家文化开刀解剖呢？
有些网友觉得白鹿原学术论文难写，可能是因为没有思路，所以我为大家带来了相关的例文，希望能帮到大家! 白鹿原学术论文篇一 《白鹿原》中田小娥人物形象浅析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自称“民族的秘史”。然而能够吸引我的并不是所谓的“秘史”，而是作品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众多的人物形象当中，田小娥始终是一个“淫妇”，然而能震撼人灵魂的正是这个“淫妇”。她对美好生活的大胆追求，对爱情的执着，对人性的捍卫以及对时代的控诉，无不让我们看到这位旧式女性身上闪烁的独特人格魅力。其实她不是淫荡，生存的困境让她陷入了道德的漩涡，死亡的绝境。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形象;田小娥;生存困境;女性魅力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成功塑造了一个耕读传家、光明磊落、有着夺目人格形象的族长——白嘉轩，同时也成功塑造了在浓重男权压制下的一系列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中屈辱卑微的活着，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男人的性玩物，更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领域中，她们大多数处于蒙昧状态，她们不懂得追求自由，不懂得人格尊严，认为依附于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田小娥是一个刚刚脱离蒙昧状态的女性，她向往美好的生活，追求幸福的婚姻，然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现实的土壤里，她的做法只能被看做是异类，理想只能一个个毁灭，死亡只能是她最终的归宿，以下从几个方面对田小娥这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一、“淫妇”不淫 田小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穷秀才，她不仅知书达理而且颇有几分姿色，正是所谓小家碧玉。她和所有的花季少女一样，心中拨动着青春的梦想，怀揣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然而命运捉弄了这个天生丽质、如花似玉的女子，因为父亲的虚荣和家庭的贫困，她被迫嫁给了六十多岁的郭举人，纳为他的小妾，这一桩非人性的婚姻完全击碎了这个天真烂漫少女的青春之梦，她杯具的一生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郭家，小娥的一切都由大夫人安排，甚至与郭举人的同房时间都由大夫人掌控。更可恶的是把她作为郭举人养生的工具——为郭举人泡枣。这种非人性的变态做法，不仅是对这个年轻妩媚女子身体上的凌辱，更摧毁了她的人格尊严与一个女子的价值。长工黑娃的出现，让这位年轻的女子怦然心动，她大胆的示爱，并与黑娃发生关系，进而在性爱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位备受奴役的女性在爱情的滋润下“走路的步子轻盈了，两只秀溜的小脚麻利地扭着，胸脯上的那两团诱人的奶子就颤悠悠弹着，眼睛像雨后的青山一样明澈，往日里那种死气沓沓的神色已经扫荡殆尽。”可见是黑娃的出现，唤起了这位女性的渴望。所以说从人性的角度看，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看，田小娥对黑娃的殷勤不是一个女性对男性的挑逗，而是对爱的呼唤，对自己中意之人的追求，是对于千百年来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由于她的不守妇道，郭举人休了她，对她来说这是一种解脱，她和黑娃可以放心地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然而当她被黑娃领回村，他们进不了祠堂，拜不成祖宗，得不到公公鹿三的认可，也为原上乡邻所不齿，她只能和黑娃在村外的破窑洞里过日子。日子过得尽管有些辛酸，但只要和黑娃在一起，小娥的心总是美滋滋的，这就是小娥的幸福，一个普通女人的正常生活，但小娥心满意足了，这就是她所要的生活。 在无牵无挂、举目无亲的状况下，她把可以解救黑娃的希望寄托在鹿子霖身上。在鹿子霖的诱惑下，她突然发现，原来性也可以成为一种交换的工具，所以她欣然接受了鹿子霖对她身体的占有，这个无知的少妇从此就走向了堕落的深渊。可谁知这根本就是一场骗局，鹿子霖根本没有能力救出黑娃。当田小娥有所醒悟时，发现她已经离不开对鹿子霖的依赖，至此她的道德也一下子跌进了无可挽回的境地。 然而，如果设身处地地想，田小娥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说的淫荡之妇，她与黑娃的结合是为爱而歌，是爱情碰撞的火花，是合乎人性的，只是她的做法违背了伦理，触犯了时代， 所以她的淫妇之名是时代强加给她的，她与鹿子霖的私情，也并不是她的本意，真正了解本文的人，会为这个孤苦伶仃女子的真挚而感动，设身处地想一下，在那个乱世之中，作为一个女人，她拥有的东西实在太少了，除了那口破窑洞和黑娃以外，最有诱惑力的就是她那年轻的身体了。但无论如何她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真诚的，只不过她把性、把自己年轻的身体当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了。作为一个女人，能用自己仅有的东西来做交换，我们姑且不论交易有多肮脏，性质有多恶劣，但至少她的出发点是感人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女人精神世界的善良之处，为了爱情，为了幸福的生活，她付出了一个女人的全部。所以说她并不淫荡，“淫妇”之名的得来，只能说是她追求幸福生活的代价。 二、“淫妇”对人性的捍卫 随着一个阴谋的出现，小娥又一次跌入了痛苦的深渊。自从黑娃逃走以后，有点“淫疯式”的狗蛋就对小娥的姿色十分痴迷，可一次次都未得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狗蛋发现了鹿子霖和小娥的奸情，为了掩人之口，鹿子霖设下陷害狗蛋的圈套，没想到连小娥也一起出卖了。“仁义白鹿村”是容不下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的，族长白嘉轩当即作出了严惩小娥和狗蛋的办法，用刺刷将小娥和狗蛋各打四十下。小娥打得血肉模糊，其中也有鹿子霖对她的抽打。小娥恨透了鹿子霖，可她对白嘉轩对自己的惩罚也怀恨在心，所以伤刚愈合，她经不住鹿子霖的诱骗，又一次用性充当了白鹿两家斗争的工具，鹿子霖的意图是让小娥引诱族长的长子白孝文，致使其败家，以达到“尿到族长脸上”的卑鄙目的，然而小娥终究是一个善良的女性，看着白孝文一天天的与她一起堕落，内心激起了悔恨之情。否则，当她和白孝文的奸情被白嘉轩揭穿后，白嘉轩气晕在窑门后，小娥怎么会有“达到报复的目的却没有产生报复后的欢悦”呢?她的良心一次次受到谴责，“她努力回想孝文领着族人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的情景，以期重新燃起仇恨，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来稳定心态，其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呻吟着：‘我这是真正的害了一回人啦!’”可见小娥内心的复杂与悔恨，这种同情心和罪恶感如果出现在白嘉轩或朱先生身上，我们会觉得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是“仁义白鹿村”的代言人，他们的身份规定了他们的人格。但这种人性的光芒被白鹿原人冷眼相看，在被称为“婊子”与“淫妇”的小娥身上，我们看到这才是人发自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善良与温情。鹿子霖利用了她，她也没让其心安理得地得逞，这个具有人性的女人，在那个和鹿乡约有过无数个快活的夜晚的窑洞里，给乡约尿了一脸，这是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人才会有的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忏悔与人性的复苏，在小娥的道德观照下，我们看到白鹿原上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头面人物内心的肮脏与人性的卑微。 小娥受尽了折磨。在利用人与被人利用的夹缝中处于生死的边缘，然而她尽力了，她内心的善良与温情让我们感动，这位被称为“淫妇”的女人对人性的捍卫令人肃然起敬。 三、“淫妇”对时代的控诉 当小娥与白孝文不光彩的事在白鹿原上传的沸沸扬扬时，公公鹿三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愤，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随着鹿三从小娥腰后抽出钢刀，小娥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呀„„”小娥屈辱的一生就此结束了，这个女人从遭到郭举人的遗弃，遭到家里人的驱逐，遭遇了爱情的毁灭，理想的破碎，承受了白鹿原族规的惩罚到被公公鹿三害死，在命运的无常摆布中，尝遍了人间的辛酸与痛苦。小娥冤屈的死了，但她发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呐喊与控诉，让我们从心底萌生出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痛，她说：“我到白鹿村惹了谁?我没偷过旁人一朵棉花，我没偷过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我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人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门没拿你一把米，也没分你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她的控诉直插人的心底，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之泪流满面，实际上，小娥满足于有吃有喝的生活理想是极其合理与卑微的，她只是以一个女人的本能与本性去争取普通人的生活。 如果说窦娥仅仅以六月飞雪、大旱三年来为自己洗刷冤屈，那么小娥在痛恨中走向了复仇的道路，她死后用席卷整个白鹿原的大瘟疫来为自己冤屈的一生讨个说法，控诉那个让她屈辱一生的白鹿原，那些男人，那个时代，后来在白嘉轩的坚持下，在朱先生的设计下，在白孝武的操作下，一座六楼镇邪砖塔终于竖立起来，小娥冤屈的灵魂也就此平息了。白嘉轩乃至朱先生完美的圣人形象，随着塔的建立也就此崩溃了，他们的虚伪性与施虐性也暴露无遗。是小娥粉碎了他们的圣人形象。至此，小娥报复的目的达到了，她的亡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四、结语 田小娥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女性形象，她用最原始的手段——“性”谋求生存的权利，然而“性”又把她推向了道德的深渊，乃至死亡的绝境。我们看到这位女性在爱与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挣扎着，以求生的权利。在被称为“淫妇”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她人性的善良与温情，我们不能否定这个死于非命的女子，否定的只能是那个时代，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白鹿原学术论文篇二 《白鹿原》中两位女主人公形象 与白鹿意象之间的关系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规模较大而又集中地探讨儒家 文化 的经典文本。文中描写了一个儒家文化氛围浓郁的白鹿村，“白鹿”是《白鹿原》的中心意象，作为民间传统的守护神，是作品中人物的神灵化身，具有传统民神的神兆效应，无论从创作思维还是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白鹿 意象 民族精神 正文： 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著名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表以后，许多人从儒家文化、长篇叙事风格、人物形象、象征意象等方面对此作品进行了研究，其中田小娥形象是一个研究重点，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善良而真实”的女人;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性欲狂”;还有人认为她是封建宗族制度和家族斗争中的牺牲品。笔者认为小说通过对田小娥一生悲惨命运的分析，展现了女性原始追求与复杂人类社会环境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女性原始本性的毁灭作用。 一、田小娥 1、田小娥，美女也多舛 田小娥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女性。她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中平原上年轻美貌的农村妇女。她的性格中有着善良、多情、柔弱的一面，也有着叛逆、勇敢、大胆的一面，她生活在社会环境的桎梏中，却有着对女性欲望本能的追求。田小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温柔善良，她的愿望是守着自己的丈夫过一种平静的日子。这样的女性在生活中 理应是受大家欢迎的，可是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她却成了一个被人们耻于提及 的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秀才之女却嫁给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做小妾。白天她过着婢女的生活，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由她来料理，而且还受正室的欺压，晚上还得在正室的逼迫下充当给郭举人“泡枣”的工具，并且还要尽她作为小妾的义务。这纯属病态的婚姻，但是她的遭遇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同情，也没有人认为她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而为她觉得不值，反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被人们视为非常正常的事，甚至被人们拿来逗乐，这种现象在旧社会较为普遍，这是封建思想、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无情的折磨、戕害。 2、田小娥，反抗也可怕 在黑娃出现之前，田小娥就已经开始反抗了。她采用的方式是让郭举人吃尿泡的枣。黑娃的出现，更进一步激发了她对自己屈辱命运反抗的意志和愿望。黑娃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做出了大胆的举动，用“婚外情”对郭举人进行报复。她挑逗黑娃继而与黑娃真心相爱，这些已由一种生命的本能的需要上升为一种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田小娥与黑娃的恋情最终被发现，她向黑娃提出私奔的建议“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为了真爱，她宁愿抛弃目前尚属宽裕平和的生活，这实是一个青年女子对美好爱情大胆追求的肺腑之言。但是事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田小娥的父亲田秀才知道后竟“气得病倒在炕上”，决定“尽快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铲除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小娥与黑娃的婚姻是得不到封建家族的承认，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永远被公公拒之门外。封建家族文化的横蛮再次体现。小娥与黑娃被迫在一孔破塌的窑洞经营他们历尽艰辛的爱情。 然而大革命失败之后，黑娃投奔习旅，之后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田小娥不得不营救黑娃。无奈之下，她只能屈服于鹿子霖的淫威。为了取得点利益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之后又在鹿子霖的唆使下勾引白孝文。在黑娃出逃的这段日子，小娥迫于生活的困境，与狗蛋、鹿子霖、白孝文交往，诚然，小娥这种生存方式是其自我意识、自我觉醒尚未升华到一定高度的局限，因此她的抗争方式不太高尚，但是其中她对生命不息的追求正是她对自我的尊重! 环境让她丧失了人格，失去自我让她变得危险，不安全感让她选择了反抗，她的反抗是报复。她给整个白鹿原带来了一场瘟疫，她此时的做法就像中国传统 故事 中的女鬼复仇一样。同时她还附在鹿三身上诉说出自己心中的不平，向人 们发问。因为她不明白，她到白鹿村之后对村民一直都是充满着善意，没有伤害过谁，也没有偷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为什么他们却容不下她?她用浅薄的意识去追求深层的原欲，这种矛盾也使她丧失自我的内力。其外，她还以与白嘉轩斗 法来反抗 传统文化 加在她身上的种种枷锁;她抗议着封建礼教的摧残;诉说着自己的冤屈，向全社会发出控诉，并以变态的心理报复男权社会。然而最终她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支持，还遭到更严厉的压迫。 在这样复杂阴森的环境里，我们又怎能对一个倍受凌辱的女子处处苛求呢? 尽管命运多舛，她依旧顽强地生活着，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不妥协更进一步凸现了其性格的叛逆性。 二、白灵 宗法之家的叛逆灵魂 白灵是个极富个性的人物，她的出现，从一开始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按陈忠实的解释，“白鹿”是儒家思想所孕育出的精灵，作者选取白灵做为了白鹿精灵的化身。她勇于追求真理和爱情，身上总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她把自己看作是属于自己的，并不是他人的附属品，所以她理直气壮地敢于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志不同道不合时就毅然决定分手，大胆地与志同道合的鹿兆鹏结成患难夫妻。在爱与不爱、嫁与不嫁的生重大问题上，白灵毫不含糊，清醒地加以把握与抉择，决不接受强加于她的无爱的婚姻，哪怕这种强加的意志来自于自己的父亲、昔日的恋人，也是拒不接受。在对传统婚姻的反抗上，白灵甚至比鹿兆鹏都要果敢、坚定，鹿兆鹏是以逃避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他的婚姻，而白灵是以坚定拒绝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选择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部以男性为主体的作品中，这个极具个性的女子，虽然是封建家长按照男权文化的思想标准一手塑造出来的“接班人”，但她骨子里却有着抗争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在以男性人物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中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她宁可与家庭决裂，也不让封建家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她要勇敢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但这种叛逆举止大大触动了男性至上的中心集团的权益，使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权社会受到震动，但最终她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结局———牺牲于政治斗争漩涡中。 三、白鹿 1、“白鹿”为图腾崇拜的对象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的中心意象，“白鹿”意象的运用贯穿了故事的始终，小说的情节也是围绕着这一意象展开和收拢，起到了结构全篇的重要作用。也正因此，“白鹿”意象的研究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象。在对诸多论文细心地分析之后发现，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二为认为“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如果把“白鹿”意象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则可解读朱先生，然而却无法解读白灵。如果按第二种说法，“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从“图腾”的概念、起源、表现形式上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实则是因为对“图腾”的认识错误而导致的一种误读现象。 2、“白鹿”为祥瑞的象征 神兆是指中国传统民间民神信仰中人们认为神的现身会给人以一定的启示或暗示。在《白鹿原》中有两次是“白鹿”带给人们的吉祥兆示。第一次是在“白鹿书院”的 传说 中，“宋朝年间，一位河南地方小吏调任关中”，宋朝一位调任关中的小吏途经白鹿原，见到了一只雪白的小鹿，得知此地叫“白鹿原”之后，便认定了自己看见的白鹿是此地的神灵，于是在此盖房修院，后来他的四个孙子皆成进士，成为了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吕，之后也就有了白鹿书院。白鹿书院的传说出现在全文的第二章，在此谈到历史确凿可考的吕氏的发达史给“白鹿”崇拜填充了切实可信的内容，使得百姓更加相信“白鹿”就守护在他们身边，信仰“白鹿”是正确的，它确实能带来吉祥，为以后的叙述铺路。而且后来的“白鹿书院成了神人朱先生的居所，对白鹿书院的介绍也为朱先生添了几分神秘和神圣。说到这里，似乎白鹿这个意象和神灵有莫大的关系，其实不然，仔细阅读下作品，便会发现，在作品中，尤其是到了后面，战乱频发，生灵涂炭，又加上瘟疫，小娥死后的复仇，等等，白鹿原上的人口数量一度逼近最低点，但是，不管怎么艰险，最后还是人民取得了胜利。正如尼采所说：“所有我们的希望都集中于一个事实之上，即，在我们之文明的狂热的运动底下实际上隐潜着一股奇妙的古老的力量。”我想，这里所说的“古老的力量”在《白鹿原》中就是指白鹿这个意象，代表的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 四、联系 1、田小娥与白鹿 下面再 说说 这两位女主公与白鹿这个意象之间的关系。前面说过白鹿象征着民族精神，而田小娥这个形象，虽然在作品中，白鹿原上的村民认为她是淫妇，是入不得祠堂的，但是当我们联系她一生坎坷的经历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田小娥也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梦想孜孜追求的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她和白灵是有共通之处的。她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的，田小娥的梦想是“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她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和黑娃相守到老，即使受到村民的白眼也无所谓，为了救出黑娃，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诚然，表面上看来，这种行为似乎和精神无法挂钩，但这难道不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吗? 2、白灵与白鹿 在《白鹿原》中，与白鹿这个意象最能让读者联想起来的就是白灵了。白鹿神灵似乎对她特别的关注，她的某些行为也显现出一种通灵性。她从小就显示出与不同常人的聪灵，成为了村中白嘉轩唯一不能左右命运的人。她第一次在女子教会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时，认定“上帝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当她立志要跟着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她又感觉共产主义就是“白鹿”，她的革命活动就具有了与“白鹿”信仰同质的理想追求的性质。在白灵身上，有许多民族精神的体现，在革命中，她不屈不饶，视死如归，在感情上，她坚持自己所爱的，至死不渝，她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毅然与鹿兆鹏结合，诸如此类的，都说明了一点，白鹿这个意象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在白灵身上也有体现。 所以说，这两位女主人公都与白鹿这个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是白鹿这个意象的一个寄托，一种外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陈忠实. 白鹿原，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11.
从夫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看儒文化子贡曰：“孔子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儒文化的精华，不是它的三纲五常和道德说教，也不是它的礼仪典章和社会规范。它之所以长兴不衰，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是它对“天道”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道”，是我们终极关怀的对象，它“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讲不明的本体存在，它是世界的根基，是万物运动和必然性的原因。它在物质中表现为特性，在生命中表现为本性，在人类中表现为个性，在社会中表现为伦理，在世界中表现为国家。一切个体只是它特有阶段的表现，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人性”，它包含了精神性和物质性，他寻找自我，他追求真理，他以道的规范身体力行，这是他精神性的一面；他适应环境，他追求利益，他被肉体的欲望拖着走，这是他的物质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在两极之间运动，这就是儒文化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灭人欲，存天理”道德说教。人不是他的身体，肉体的欲望干扰着人的意志的实行。人也不是他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和行动是服从他的理念的。人的本性和“道”是同一个东西，他能和“道”交往，他交往越深，得“道”越多，人格就越独立，主体性就越大。如果他少交往或不交往，他就缺乏人格，缺少主体性，只能随自然必然性驱使。孔子的文章，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人们看了就明白，如果能身体力行，就能成君子，成圣人。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不是凭经验知识得来的，他是根据“道”的自我运动和“人性”的归真得出的结论。“天道”和“人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人们只能自己去领悟、去体验，所以说“夫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没有对真理的执着，没有人生的痛苦磨难，“道”是不可能与你相遇的。董仲舒、二程、朱熹之所以是大儒，他们对“大道”的毫不动摇和“人性”三品的一致认识上。儒文化关键是“天道”和“人性”，至于三纲五常、礼仪规范，只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些有效规定。得“道”者一通百通，孔子称自己不是多学而识之，“吾一以贯之”。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越规。”理性的人只能“学而知之”，他们不能融会贯通，不能理解“道”和“性”。感性的人学也不知，他们的悟性和理性被利欲所遮蔽了，他们要不犯错误，只有老老实实听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用外力来抑制感性的冲动。儒文化是“道”的学问，是本体论学问。人性只有达到“仁”，才能与“天道”沟通，与“天道”交往。“道”包容了世界万物，它爱万物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人要达到“仁”这个境界，心胸就像“道”一样宽广，行动就像“道”一样公正。“道”是本体，是自由意志，人要达到“道”的德，他的认识就像“道”一样明晰，他的行动就会像“道”一样自然，他能像“道”一样自信，无往而不胜。“人性”有趋向“道”的一面，但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他要在大地上生存，他有喜怒哀乐，他有七情六欲，“人性”又有趋向利的一面。谁不追求快乐？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想占有财富？谁不想有权说了算。这种竞争势必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国家的诞生就是“道”在社会中实行德的统治。国家的使命不是适应人们的自然欲望，国家是比人更高的伦理有机体，是“道”的现实化。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得“道”者，有堕落者，得道者对堕落者的统治，有德的人对无德的人的教育，这是天经地利的，这是秩序，是伦理。只有按照儒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各尽其才。所谓“君子”，他们是“学而知之者”，我们现在把他们称做理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所谓圣人，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循道而行，不越规”，他们独往独来，是国家的决策者，因为“道”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小人”，就是学而不知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惟利是图”，这样的人越得势，国家越混乱，人性越堕落。董仲舒的性三品就是人性中的精神运动中悟出来的。“道”是隐蔽的、超越的，它始终如一，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通过圣人、英雄来实现它的目的。“性“是内在的、先天的，它是理念，是规定性，是人们一切言行的根据。见性才能知天命，修身养性能使一个人的天赋充分得到发挥。
气质与风度比较。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这是屑于整体的综合性的无形的精神风貌上助差异。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再具体点说，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惧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如贺鳞先生所说：“凡事皆能棺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便可谓为‘曲践乎仁义’、6A容手中道’，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了。”(《文化与人生》13页)古者有“儒风”、“儒士”、“捕雅”、“儒吏”、“儒臣”、“儒将”、“儒医”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抵、风度湿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内敛 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虚杯若谷、超然自得、从容深沉、高举远幕、留恋山水等，如贺龋先生所说：“我们发现老庄思想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逞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宾返朴，羡慕赤子曼儿式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绍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用语不多，生动勾画出道家人物的风貌。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道体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选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的两极，因而可以互通有无、双向吸收，两家又是在中国这块共同的文化土壤上发育生长，有着相依沟通的基础。儒道之间的统一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思想观点上的共同性。儒道皆认为天人是一体的，人类来源于自然，又以自然为生存的依托，两者息息相关连，人应当爱护自然环境和资源．不可破坏天人的合谐，还要“资天地之化育”(儒)，‘辅万构之自然”(道)。在人际关系上，格道皆反对纷争对抗，主张和睦共处，“和为贵”(儒)，“安其居”(道)，“善战者跟上刑”(儒)，“夫兵者不祥之器”(道)。在人生态度上，儒道皆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提高，反对沉缅于物欲私利之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儒)，“圣人被褐而钎玉”(道)。在治国问题上，儒道都反对君主专制独裁，反对暴政，重视民心的向背，“民为贵”、“保民而王”〔儒)，“以百姓心为心”(道)。在真善美的追求上，懦道都希望达到三者的高度统一，并特别强调要格求真知的过程变成人生乐趣，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儒)，疤丁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午，乃中经首之会”(道)。在辩证思维方面，儒疽都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主张随时调整矛盾关系，以保持统一体的适中和谐，避免向极端偏落，“时中”、“过犹不及”(儒)，“守中”、“去甚去奢去泰”(道)。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儒道都不热心于鬼神祭艳，而与之保持距离，“敬鬼神而远之”(桶)，“以道苍天下，其鬼不神”(道)。在对待阴阳五行学说的态度上，儒道皆借取之而为宇宙论的基石，o一阴一阳之为道”(儒)，“阴阳合而万物生”(道)。等等。上述共同点说明儒道两家并非处处对立，它们有着共同的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共性。 第二，学说内容上的互渗性。筋道两家皆以“我”为主，同时吸收改造对方若干成分，纳入自己体系之中。早期满学中期已经渗入道家成分，如孔子称赞舜“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对于自己的前途，作了伸卷随时的打算，“用之则行，舍之则蘸”(《论语·述而》)，“隐居以求其志”(8论语·季氏》)。汉代格学开始大量吸收道家学说，如扬雄的太玄之学借置于老学，王充的古文经学融治了黄者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南方的儒家经学有以考庄注解五经的风尚，何县的《论语集注》和皇侃的《论语义疏》便是代表。唐初《五经正义》中，魏晋玄学家何县的《论语》注本，王拐、韩康伯的《周易》注本，都铰镇定为标准本。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推祟形而上之迟，防王心学推祟自然本心，皆以本体与功夫的合一为目越，其受启于道家哲学亦不为少。再看道家，先案老庄之学排击儒学．然 而老学之“爱民治国”，庄学之“安然顺命”，末始不接受格学的影响。秦汉以后，道家主流派转而肯定宗法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不改变自身基调的前提下，对于儒学公开予以接纳，如《淮南于》就是以老庄之学为哲学基础，博采桶、法、阴阳各家思想而成书的．书中大量引证儒典，《主术训》、《犯论训》、《泰族训》数篇，宣扬以仁为经，以义为纪．以礼乐化民成俗。魏晋玄学更兼综道儒，以孔子为圣人，王田郭象皆以扶树名教为己任。在宗法等级社会的中国，道家不与纲常名教作必要的妥协和贯通，简直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与宗法夫义学说一一儒学携手并进即不足为怪。可以说，道家补充了儒学短于形而上本体之学的缺陷，儒学补足了道家漠视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偏失。我们说“儒家精神”、“道家精神”是就各自的主要、独特成分而言，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概括，若说到具体的儒家学撅， 都多少有着道家精神，具体的道家学派则多少具有儒家精神，都不那么纯粹。玄学使道家更接近于儒家，道学使儒家更接近于道家。越到后朔，儒道的互渗性越强。儒迟合流，彼此推扬．推动着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第三，文化全局上的共建性。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三大箱神支柱，即儒、释、道(道家和道教)。三者之中，儒学是主于，释、道是辅翼。释道情形又有不同；道家是儒家的主要对立面，同时又是历家的主要补益者，与儒家相表里，相始终；佛教和道教是儒家在一定阶段和某些领域中的辅翼者与竞争对手，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普渗性比不上道家。中国传统文化暂时离开佛教道教，可以不失其本色，离开儒家或道家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文化。捕学在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学、典制礼仪、历史学、文献学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为古代社会所不可缺少。道家在宇宙论、理性方法、美学、自然哲学、批判精神、军事辩证法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员献。缺少了道家，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失衡，倾斜，变成狭随的层次极不完备的文化。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从思想文化上说，固然有赖于儒家对纲常名教的扶树，同时也得益于道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使得社会机体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再加上佛教和道教，形成文化的多元结构相丰富多采，人们可以在因迟时有多种选择的人生之路，以宽容的氛围缓解专制主义淫威对矛盾的激化。从而减少社会的大展动大毁坏。 第四，修习信仰上的兼容性。儒道两窄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统和严守门户的本派学者，但两家并不禁止本摄学者祟信对方学说，所以历史上儒道兼修的学者是很多的。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殊途同归”(《周易大传》)，道家主张“容乃公”[老子)、“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在信仰上都颇为宽厚。由此之故，汉以后儒道合流末受大阻，汉末魏晋以后儒释道合流更成风气。前已提到，扬维、王充兼修儒道，王两、郭象共祟儒经老庄。南北朝时期三教兼修之风更盛，南齐张融兼信三教，死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9(《南齐书·张融传》)；梁武帝深通儒道佛，主张三教会同；北魏孝文帝于“《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善谈庄老，尤秸释义”(《魏书·高祖纪》)，大儒沈重入北用后．讲三教义，各教人士都前来听讲(《局书·桶林》)。唐代的文化政策是三教并奖，士大夫纷起响应，或兼修儒佛，或俱信佛老，僧人亦同此风。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择边，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原人论》)。有些儒者和佛憎排击道教，但倩通道家。宋元明时期，倡导三教会同最得力者为佛教道教。宋孤山智圆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望乃通”(《闲居编》)，明释祖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 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金元之际在北方形成的全真道，高唱三教归一。t性命圭旨》把三教归纳为心性之学，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佛曰明心见性，其义理是相通的。在儒、释、道三家四学之中，儒家、佛教、道教的门户意识较为强烈，讲师承，论世系，相比而言，道家的心胸更为博大宏远一些，包容精神更强烈一些，在文化上一贯主张兼容并包、博采众长，e8氏春秋·不二》、《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可作为代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士大夫随着境遇的变化其信仰重心在格道两家中摆动；得意时信儒家、失意时倍道家，在朗时信儒家，在野时信道家。达则兼善天下，救世治国需要儒家学问；穷则独善其身，远祸求慰需要道家学问。顾境里从儒学吸取舅进的力量，逆境里从道家寻找安抚心灵的妙药，精神皆有所归拢和寄托，因而增强了知识分子对挫拆、迫害的承受能力。道家的清静，再加上佛教的破执，使人在人事的纠纷和现实的利害面前看得开放得下，减少了许多烦恼和痛苦，遇到惨烈事变，精神不容易崩溃。这大概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追随孔盂的同时不愿放弃者庄和释迎的原因。 道家和道教在称呼上不同于债家墨家：后者在创立初期即自称儒自称墨；而道家的名称始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已在者学庄学发达之后；道教的名称首见于汉末《者子想尔注》，但在习调上人们泛称道教为“黄老道”，或者具体地称五斗米道、太平道、天师道等等。汉代刘欺《七赂》，道家和神仙家分列为录，那时道教尚未正式诞生。道教出现以后，由于它托于老子和《道德经》，不仅神仙家合于道家，符策科教亦归于道家。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后，统称“道”、“老”、“仙道”、“道家”者居多，如葛洪称“道家”、“仙道”，《魏书》称佛道为“释老”。唐以后直到清代，道教内外人士既时称“道教”，又时称“道家”、“老学”，并不对道教与道家作认真的区分。韩愈批判‘佛老”，所谓“者”，既指“去仁与义”的老学与庄学，(见《原道》)，又指神仙道教(见《谁氏子》)。朱熏辟“佛老”，所谓“老”亦是含混不清，清代学者濒元评论朱熹说；‘其(指朱熹)辟佛考，皆所自犯不觉，如半日静坐，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是也，好议人非，而不自反如此”(《存学编》)，此处指朱窥主貉、澄心之学皆与佛道相通，可见朱烹所反的佛老是其宗教出世性，并不反对其心性之学。明代学者焦蛇在《国史经籍志》中将‘道家”分为“清静无为”，“炼养股食”，“符簇”，“经典科教”几种类型，悉宗考氏以托于道家名下。情形确是如此，史家习称之“儒、释、道”三教，其中的“道”包括道家与道教。(《唐书·经籍志》、《明史·艺文志》与《渭史稿·艺文志》皆混称道家。道教经籍总汇——《道藏》更是包罗万象，看不出道教与教外典籍的界限。 对老庄之学相后来形成的神仙符策作区分的，是南北朝时期佛道互细中的佛教学者。明僧绍抨击道教长生之说背离老庄之旨：“道家之旨，其在者氏二经，敷玄之妙，备乎庄生七章。而得一尽灵，无闻形变之奇，彭荡均寿，末睹无死之唱”，者学之贵，在“修身治国，绝弃贵尚，事止其分，虚无为本，柔弱为用”，诸长生道术“大乖者庄立盲本理”，不过尚有“损欲越善”之功用，“至若张(陵)葛(洪)之徒，又皆离以神变化俗，怪诞惑世，符咒章动，成托老君所传，而随稍增广，遂复远引佛教，证成其伪”(《正二教论》，《弘明集》卷六)。刘韶作《灭惑论》将道家分为“三品”：“案道家立法，跃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谊安作《二教论》认为道家内部，道(指老庄之学＞优仙劣，鬼道届最下等。这些学者对者庄、神仙、符哭三者加以辨异的目的是保护老庄，距低道教，尤其要 丑化民间符经派道教，表现出宗派偏见和贵族意识．但他们指明老庄之学与后来道术的差别，不能说不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后来历代关于这个问题约认识，大致停留在上述水平上。《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分列为道家与神仙家，《元史》则有择老传，对于道家与道教有所区别。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箱考》中说； 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厌 食又一说也，待菜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黄帝、老 子、列掏寇、庄周之书，所言者情净无为而已，而略及炼养之事，服合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阳之徒，则言炼养而不吉清静；卢生、李少君、架大之徒，则言服合而不言炼养，张道陵、寇漾之之徒，则言特策而俱不言炼养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师之徒，则专言经典科教。所谓符菜者，特其教中一事，于是不惟猾净无为· 之说，略不能知其旨趣，虽所谓嫁养服食之书，亦未尝过而问焉矣。 马端临的思路是顺着明僧绍、刘韶等人而下来的，不过他分得豆细，看到托名为道家者，实则流源很多，差异极大，并认为从老庄之学到炼养服食，再到符策科教，是道家水准降低的过程，越后越失其本来面目。但马端临仍然没有认识到老庄之学，与炼养服食而下，是世俗学问与出世宗教之间的差别，他用种种细小区别模糊了这个根本性的大区别。 直到现代，学者们在经受了西方宗教学的洗礼，有了初步的现代宗教概念之后．才开始从理论上正式区分道家与道教，把以往道家名义下关于神仙符咒科仪等内容作为宗教来处理，剔除属于诸子范围的老庄及其后学，于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史才被人们发现和研究。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的《道教栖说》，妻木真良的《道教之研究》，常盘大定的《道教发达史概说》，都以宗教意义上的道教作为研究对象。我国学者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1937年出版)是国内第一部道教通史，他在结论中说：“盖道家之言，足以清心寡欲，有益修养”’“道教独欲长生不老，变化飞升”，寥寥数语已揭明道家和道教的本质区别，故其书主讲道教，连及道家而不混包道家。最近十余年，道教研究突飞猛进，有关论著日益增多，而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问题仙仍未获满意的解决。人们纠正丁古人混同道家与道教的偏矢，力辨两者之异，指明道教对道家的使用是歪曲利用、重新塑造，大失道家本真，这当然是对的。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似乎还不止如此简单与明确，还有很复杂的纠缠不清的一面。如果说古人混一道家道教是认识上的一次肯定，那么现代学者严格区分道家与道教就是肯定之后的一次否定，下一步还需要作一次否定之否定，对两者的同异互含作出更全面更合乎实际的说明。尝试为之。 道家与道教在根本理论上血脉相通。这是往更深一层说的。道教的理论越趋向于高级和成熟，就越接近老庄之学，所以后期道教(主要是全真通)的教义，神学的成分减少了，哲学的成分增多了，比起唐宋道教来，更具有道家的学术面貌，或者说更象道家。道家与道教的相通主要在宇宙论和养生论两部分。道教的所谓大道，有至上神的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韦政通：《属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6]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儒家与道家。也许有人会怀疑是法家，但是如果要精确的说，中国的法治几乎从来没有法家思想在其中。多半是站在儒家学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而我们现在都还在拜孔夫子，都还在读文化教材，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至於道家呢？为什麼选儒家与道家，这个要一起解释。因为中国文人同样也参与政治，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们，在政治的浮沈之中，通常会有两个选择：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受到重用，就想办法用儒家方式经世纪民，民胞物与；如果被贬谪在外，那麼便以道家（或佛家）的思想为精神主轴，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这种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想法，是比较消极的，也是比较逃避的，但是面对被皇帝遗弃（贬谪）的痛苦，文人必须透过某些东西来调适自己，就像有人得了绝症然后信奉某个宗教是一样的，是精神上的依归。例子是很多的：苏东坡写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诠释以儒家思想去思考赏罚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的法律精神，所以中国自秦汉以后的法治，应该都属於儒家的系统。但是当苏轼被贬谪黄州的时候，竟然写出前后〈赤壁赋〉这类的文章，充满了「出世」的思维，里面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想要归隐和舍弃的念头交杂，很显然就是道家思想。所以是儒家与道家，这是中国文人士与隐的两个抉择，也是巩固中国文人的心的两个主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