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录像影评——转尽管对恐怖片的喜爱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我深知这一类型片真正的迷人处，绝非无休止渲染血腥杀人和死亡场景（尽管看上去它们总是必不可少）。身临其境的恐惧，常带来对绝望感短暂的亲密体会，这能令人振奋，并产生劫后余生的瞬间快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不安全感乃是人类记忆深处最根深蒂固的动物本能，恐怖片正基于此心理背景诞生繁衍。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生产恐怖片最活跃的地方总是日本、美国这些危机意识强烈的国家。此外，回归前的香港人也（曾经）喜欢通过恐怖片和色情片来消除社会生活压力，而在欧洲的西班牙，人们则习惯于通过恐怖片，来消除源自宗教的不安和焦虑。在西班牙恐怖电影里，很少出现好莱坞电影里屡见不鲜的，离群索居的电锯杀人狂或突然入侵小镇的吃人怪兽，他们喜欢表现的是黑暗、死亡和人的变异——黑暗象征无边无际的压抑，死亡是这种压抑导致的结果，而人的变异，是生与死的辩证。不久前的《孤儿院》正是揭示这一主题，而这部“吓人何止一跳”的《死亡录像》，更是此三者的有机融合，不过，这部电影的价值并非仅此而已，它最令人欣喜的，是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电影表现形式。这种新形式，很可能会因为这部电影意想不到的成功，引发一次探索新兴电影语言的小小潮流。这个潮流简单讲，就是用纪录片手法拍摄故事片，比如好莱坞最近用DV拍摄的科幻灾难片的《苜蓿地》，或者乔治·罗梅罗的《死亡日记》。而更有想象力的做法，我想也会很快有人大胆去尝试，能不能用纪录片拍一部武侠电影呢？别着急一口否定。40岁的西班牙导演琼米·巴拿格鲁，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一直钟情于拍摄恐怖片，但那些电影（《黑暗》、《无名死婴》、《公寓出租》）无论是否借助好莱坞资金和明星效应，都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与他合作《死亡录像》的帕卡·布拉扎也一样。创作苦闷之余，他们终于决定剑走偏锋，以出其不意的形式征服经验丰富的观众。DV终于挽救了他们的事业。这部电影让很多经验观众在第一时间里想起了1999年的《女巫布莱尔》，影片开始时，电视台“当你在熟睡”节目女主持人安吉拉带着摄像师去一个消防中队深夜采访，整部电影即由摄像师肩扛的机器“无意间”纪录完成。但《女巫布莱尔》没能解决“必须拍地好看”这一核心问题，而好莱坞的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又导致《女巫布莱尔2》在第一集惊世骇俗的成功之后，未能继续探索，相反却大踏步退回到胶片格局，使DV这种电影新果实的成熟，推迟了整整十年。采用纪录片手法的最大诱惑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使观众身临现场的紧张气氛，这非常适合用来拍摄“突发事件”，《苜蓿地》和《死亡录像》的成功，都基于此。在《死亡录像》里，女主持人和摄像师构成一个电视采访的独特现场，令观众身临其境，实时观察事态走向。镜头首先是常规的消防中队采访，很快，由于跟拍消防队员出警，观众得以和拍摄者一起进入一幢老公寓楼，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又和那里的住户一起夜遇恐怖僵尸。由于影片由电视台摄像师随机拍摄，视点单一，剧情在展开过程中，就不可能像传统电影一样覆盖场景和人物，这反而增强了不可知带来的重重恐惧和猜测，同时摄像机的晃动，则增加了观众心理的起伏不定。很多类似摄影风格的电影作品，确实曾因此失去部分不堪忍受画面动荡的观众（《苜蓿地》就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但随着保罗·格林格拉斯两部《谍影重重》的有效熏陶，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影迷学会了享受这种新闻纪录式的晃动。琼米·巴拿格鲁和帕卡·布拉扎做的更妙，他们非常体贴地考虑到这一点，不时穿插拍摄一些稳定镜头，利用简短的采访、黑屏和固定镜头，让观众紧张的神经得以稍事休整。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最为影迷津津乐道，这个7分钟左右的夜视镜头场景（《苜蓿地》里也利用了DV的夜视功能，但效果却远不及此），不仅成功地向恐怖片经典《沉默的羔羊》表达了敬意，更将全片营造的恐怖气氛推向高潮，惊魂程度几乎令人窒息。这段情节还将西班牙恐怖片经常涉及的宗教恐惧引入进来，我个人感觉稍嫌煞有介事，但却为这个惊心动魄的“僵尸之夜”，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解释说明。有经验的影迷还会发现，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和比利时电影《人咬狗》（1992）如出一辙，摄像机倒在地上机械地拍摄，而叙事者（纪录者）伴随一声惨叫，被猛然拽入黑暗。因为显然不具有《人咬狗》深邃、尖锐的人文内涵，这个并不新奇的镜头，就显得不如《苜蓿地》结尾那么恰到好处、意犹未尽。尽管如此，影片对低成本电影寻求出路仍然小有启发——与其让高清无限接近胶片，不如利用它天然的纪录片质感，拍出物美价廉的创意故事。希望更多DV爱好者和年轻导演，能够有兴趣看看这部电影——————————————————————————————————纪录片-浅谈在我国，尽管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强烈攻击的目标，尽管至今双方意见依然激烈对峙，然而“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在现今的影视作品创作中已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电影纪录片、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乃至电视纪实类节目或栏目中。如中央电视台的《讲述》、《今日说法》、《人与自然》、《记忆》等，包括我们新影创作的《纪录片之窗》、《亲历·见证》、《走遍中国》、《华夏文明》、《地图上的故事》等节目中都采用了“真实再现”的手法。基于这种将虚构的方式应用于非虚构的节目中的作法，最早起源于电影纪录片，并最早是以电视纪录片为基点，在电视领域中弥漫开来的，故本文拟以电影、电视纪录片中的“真实再现”的手法为对象，探讨其存在的原因、利弊及应注意的问题。纪录片，单从词面上看，便已能明确地反映出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的基本性质和创作方法，即纪录。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应用电视学》一书中对纪录片是这样定义的：“纪录片是直接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图像和音响素材，通过非虚构的艺术表现手法，真实地表现客观事物以及作者对这一事物认识的纪实性电视节目。”“纪录片直接拍摄真人真事，不允许虚构事件，它的基本手法是采访摄影，即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用挑、等、抢的拍摄手法，纪录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和真人真事。”真实环境、真实时间、真人、真事，这四“真”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纪录片创作上，一直被视为是生命之所在。自上世纪50年代起，“挑、等、抢”的拍摄手法（又被称为“自然主义手法”），在我国纪录片创作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在“文革”中曾被提升到政治素质、政治态度的高度。然而，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纪录片的传统定义遭到了质疑和颠覆。有人提出：这一把真实看成是纪录片仅有属性，把虚构看成是和真实相对立的表现手法的定义是有局限性的，并这种局限性在实践中越来越显现出来。有人质疑：有了虚构的表现手法就不真实了吗？采用了虚构的手法的东西就不是纪录片了吗？有更多的人把被长期摒弃的“再现”手法，大大方方地应用在了纪录片中。这里所说的“真实再现”是指事件发生时，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以及音响资料，事后根据创作的需要，采用虚构的方式把当时发生的东西模拟重现出来。事实上，在电影纪录片诞生后的百年间，“真实再现”的手法就一直被采用着。弗拉哈迪（Rober Flaherty）的被公认为是世界纪录片开山之作的《北方的纳努克》（1922年）一片中，许多情景也都是利用重拍、摆拍等虚构手法拍摄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也很善于进行组织拍摄，他把这种方法称为“重拾现场”、“复原补拍”。“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从形式上大体可分为三种：一是重演，也叫摆拍或补拍；是由纪录片中的特定人物，按编导的要求对自己的过去的特定的真实生活片断进行重演。如弗拉哈迪拍《北方的纳努克》时，爱斯基摩人已不居住冰屋了，为了表现爱斯基摩人的风俗特点，弗拉哈迪请纳努克一家重演了搭建冰屋的情景。另外，影片中弗拉哈迪还请纳努克和他的邻居们穿上了他们早已脱去的兽皮，仿照他们爷爷的样子到海边用钢叉去捕捉海象。据我国老一辈纪录片摄影师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时，先遣部队中并没有随军摄影记者，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组解放军战士跑入总统府、房顶上国民党党旗被抛落而下、战士们振臂高呼的经典镜头也是后来补拍的。二是扮演；是由演员对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行为进行扮演。如英国纪录片《失落的文明》（8集1995）中就采用了大量的扮演的手法。其中最后一集《美索不达米亚：回到伊甸园》讲到“死海文卷”时，由两位演员扮演了1947年“死海文卷”被发现时的场景：烈日下，两个牧羊人走在耶路撒冷的荒野中；他们来到了被陡峭的斜坡所隐蔽的小山洞前；一个牧羊人爬了上去；洞中有大量的古代陶瓷碎片和羊皮纸卷轴等文物……《纪录片之窗》栏目《破解西夏王陵之谜》节目中，讲到西夏文字的发现时也运用了扮演的手法：一个手举火把的人下到一个深深的洞穴中；探险者的脚步，在火把的映照下一步步向前走去；火把停在一块残破的石碑前；石碑上刻满了西夏文字。这种扮演在纪录片《金字塔》中再现塔顶巨石安装、《望长城》中再现烽火传警、《姊妹溪》中再现搭建盐卤栈道等中都有表现。三是运用相关镜头，达到再现的目的。这里说的相关镜头包括：借用的电影故事片、电视连续剧以至电视戏曲片、电视艺术片的镜头和带有一定喻意的空镜头。《见证·亲历》栏目《无声的较量》系列节目中，就采用了大量的相关镜头再现人类曾经历经的疾病灾难。《终结麻风病》、《阻击黑死病》中讲到一个世纪前发生的灾难的情景时，作者运用了许多表现古希腊人生活情境的相关镜头。《送瘟神》中除了采用了大量的纪实镜头外，还采用了电影故事片的镜头。纪录片《中华文明》中，有一组司马迁写《史记》的镜头，采用的是一段戏曲片中司马迁在放有正在撰写的《史记》的几案前深思的镜头。纪录片《马王堆》运用舞台艺术片中女主人公 的独舞镜头。空镜头的虚构方法也常运用于历史类纪录片和人物传记纪录片中。“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从内容上讲大体也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细节再现，或称作过程再现。主要用来再现某一事情的细节过程。如纳努克一家如何生活的带有细节性的场景。又如，“死海文卷”被发现的细节过程等。这种“再现”的写实性更强。第二类是象征再现，或者称为虚化再现。主要以虚化处理的情景象征某一种事物。如以火把和脚步象征寻找；以匆忙的脚步、拥挤的人流象征奔波；以万马奔腾的足迹和卷起的消烟象征战场的嘶杀等。从以上的“真实再现”的分类和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虚构的表现手法，确实广泛地、大量地运用于非虚构的纪录片创作之中。纠其存在之根源，寻其存在的合理性，或许可以归纳为三点：一、 扩展纪录片的选题范围，丰富节目画面。“真实再现”之所以能在纪录片中找到生存土壤，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原始影像资料的匮乏。这种原始资料的匮乏，在历史文化类题材的纪录片中，在追溯回眸类的纪录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我们新影的《中华文明之光》栏目中《孔子》、《老子》等节目，又如我们的《千秋史话》栏目的大同系列的《大同沧桑》、《走遍中国》栏目的苏州系列的《吴越春秋》、大连系列的《百年旅顺》等节目中，编导遇到的问题是除仅有的图片资料、拍摄的一些实景资料之外，声音资料、影像资料为零。在编导们的面前，或者只有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个口口相传的传说；或者只有祖先留下的一篇篇无影无声的文字；或者只有那些亲历者、知情者一段段生动难忘的回忆。如果想把这些美妙的传说、震撼的故事、难忘的回忆呈现在观众面前，“真实再现”便成了一种很好的表现手法。纪录片《阿炳1950》，是一部34分钟的片子，而导演初次接触这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时，手中的资料只有日本人统治无锡时，阿炳的一张良民证上的照片和1950年留下的六首曲子。在这种情况下，如仅用访谈和这点资料凑成一部片子显然是很单薄的，于是编导采用了“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还原的无锡历史街景、孤独的阿炳的背影在凄凄的二胡曲的衬托下，大大增加了视觉图像的感染力，增加了节目的传播效果。我们拍摄的《走遍中国》“潮州”专题片中，在表现潮州人当年为了生计背景离乡，出海下南洋的时候也运用了这种“真实再现”的手法。仿旧的褐色画面，扮演的出海人赤脚在沙滩上一步步走向海边的一叶孤舟，手中拿着一支潮州乐器——椰琴，身上背着一个蓝白相间的碎花小包裹，背景音乐是一曲潮乐中悲怨的乐曲。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使用“真实再现”手法，使影视画面得以大大地丰富，对于我们更好地挖掘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对于更生动地表现追忆回眸类纪录片，对于我们拓展纪录片的选题范围，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二、 满足观众的收视欲望，增强节目的叙述张力。与历史文化类的纪录片相比，一些纪实性新闻类纪录片虽然在时效性上距我们靠近了许多，但在节目制作中却常常存在着种种“不在场”的遗憾，而这种遗憾却往往正是观众收视欲望的所在。渴望从画面中获得真实的震撼、真实的美感，是观众收视心态的主体。一位电影专家说：“真实的定义是多重的，你可以从故事片看到事实，但纪录片却有一个与现实关系更为紧密的联系。”另一位英国纪录片制作人说：“人们发现现代科技的发展让人们失去了与真实的交流，于是人们希望从纪录片中找回真实的交流，并从中去发现自己不能看到的、不能感受到的真实。”而在创作中，编导们会发现观众们所渴望看到的真实，往往在创作者面前只是一种“不在场”的遗憾，这种遗憾对于一些新闻类纪录片的影响是尤为明显的。为了弥补这种遗憾，便有了“真实再现”手法在新闻类纪录片中被广为使用的现象，并在其中不乏成功者。如《纪录片之窗》中的节目《与生命签约》一片就是其中的成功的作品。节目讲了一位身患血液重症、如不及时治疗来日不多的男主人公，与生命抗争，签约贷款承包桃园，为自己挣治疗费的故事。节目多处巧妙地运用了一些真实再现的镜头，如主人公因过度劳累，病情加重，昏倒在桃树前一段，就采用了补拍和组织拍摄。随着人们的呼喊声，桃园里干活的伙计们伴着摄像机的晃动的镜头跑向倒下的主人公。镜头拍得真实感人，弥补了“不在场”之憾，更好地表现了主人公的顽强精神，给观众的心灵带来震撼。还有主人公找邻居借钱的一段也再现得很感人。由于天旱缺水，急需资金挖蓄水池。节目出现了这样一组镜头：夜幕降临，主人公徘徊在邻居家的门前……敲门……主人公与邻居的一段对话。虽然我们看不清人物的面部表情，但通过这段再现，增强了节目的叙述张力，满足了观众的收视需求。三、 营造艺术氛围、意境，增加了节目的感染力。米歇尔·雷诺在《非虚构的艺术》中说：“如果认为只有故事片才需要借助观众的想像……是极不明智的，如果夸大纪录片平实非虚构的特点，就往往不能够理解故事片根深蒂固的感召力。”事实证明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以虚构的表现手法去渲染、去再现的镜头，也不乏是一种如同故事片一样的感召力的创造。所不同的是纪录片的真实是从日常生活中摘取出来的，是真实大海中的一滴水，而不是为银幕所编造出来的虚构的东西。如匆忙的脚步、拥挤的人流、金秋后落叶、冬日的枯枝、飞翔的白鸽……这些在故事片中常用的借景造势的渲染手法，在纪录片中也成为了一种再现的重要手法，能够增加纪录片的艺术性。纪录片《国球沧桑》讲到“文革”期间中国乒乓球队员被下放农村，乒乓球训练被迫中断时，编导采用了这样一组镜头：长满蒿草的荒芜的农家院落，一间放置农机具的棚子，土屋旁的草丛中一个破乒乓球案子斜靠着，棚子中拉着一条红色的大标语。纪录片《追梦舞台——》讲到老舍先生离开人艺、离开人世的时候，也用了一组很有感染力的再现镜头：空空的首都剧场，几盏舞台追光灯照着入口的大门，慢慢地拉到老舍先生生前常坐的座位，又推到那空空的舞台……由此可见，资料的匮乏、“不在场”的遗憾，只是造成纪录片对“真实再现”手法的内在需求的一个方面，而对纪录片艺术性、感染力的追求也不能不说是当前“真实再现”手法被广为采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真实再现”在中国纪录片创作中、在纪实类电视节目中的使用，对中国纪录片、中国电视的发展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它在弥补资料匮乏和“不在场”遗憾的同时，其在丰富画面、扩展范围；增强叙述张力；营造艺术感染力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然而，“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美化我们的节目，同时更能损伤我们的作品，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败笔。这也是许多纪录片人对此持有异议、主张谨慎从事的重要原因。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为造假提供了便利条件，负面影响难以想象。1998年一则英国卡尔顿中央独立电视中心发布的道歉声明，在世界影视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称1996年制作并播出的电视纪录片《关联》是一个捕风捉影，缺少事实根据的节目。故事所表现的一条从哥伦比亚到伦敦的地下毒品运输线并不存在，而纪录片的主要部分都是表演出来的。这种情况，在世界影视业并不少见，一个个造假节目被揭露出来，而一个个造假节目又被制作出来。有人便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真实再现”手法的泛滥，或许有些偏颇，但“真实再现”手法在纪录片中的广泛应用确为造假提供了便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的确，“真实再现”建立在这样一个造假的基点上，其负面影响是可怕的。它给了人们这样一个信息，一切都可以仿造，一切都可以扮演，既然真实的东西也不真实了，难道还真实可言吗？还有了解事实真相的途径吗？由此可见，“真实再现”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点上，必须永远格守真实的生命原则。2． 有可能助长“舍本求末”的风气，动摇纪录片真实性的根基。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是纪录片的根本。真实的影像永远是纪录片创作的主源，它们是纪录片中最有含金量、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元素。而“真实再现”只是纪录片创作中起弥补作用、起辅助作用的一个表现手法。然而在纪录片创作中，却有一种过分地强调再现，寄希望于再现的做法。这种“舍本求末”的风气，是对纪录片真实性的挑战，是万不能助长的。笔者曾看到一部片子，几乎从头到尾都是主人公在表演，但这位主人公毕竟不是演员，其拙劣的演技使得一部原本立意很好的节目，变得滑稽、可笑。还有的片子一味地追求艺术效果，忽视了引用资料的细节真实，从而犯下张冠李戴的不负责任的错误。3． 真假相交，误导、欺骗了观众的视听。“真实再现”手法还有一个可怕的误区，就是真假相交，真真假假，导致观众雾里看花，误导、欺骗了观众的视听。有一个反映中国登山队首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片子，当说到凌晨三位登山队员终于登上了珠峰时，画面上出现了三位队员站在峰顶，兴奋地欢呼的镜头。但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此时珠峰上一片漆黑；稍有一点登山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我国登山队首登珠峰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还有的节目借用了电视剧的大段镜头，又不加说明，严重地误导了观众。因此在电视节目中凡出现“真实再现”的地方，加以字幕说明已为影视节目中一条不成文的规矩。4． 再现不真，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力，降低了观众的欣赏品味。“真实再现”，除了要在根基上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之外，还要注意在表现手法上的真实。再现不真，是“真实再现”表现手法运用中的一大禁忌。这种情况的结果往往是把真实变成了虚假。如不合情理的结构、刻板的对话、虚假的客套、无奈的场面，常常使观众不忍再看下去。过于细致的再现，还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力。因此在运用“真实再现”表现手法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应注意宜粗不宜细，宜写意不宜写实，一定要真实、自然、顺畅。
在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诞生、发展至今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如《望长城》、《话说长江》、《丝绸之路》、《故宫》、《敦煌》等，而这些作品的创作也不断推进着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然而万事万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瓶颈期”，无法深入创作、成熟壮大，就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瓶颈而言，笔者认为可采用以下几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来解决、突破，进而取得再创作的繁荣稳健。
一、人物采访与解说的互相配合
对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情者或历史问题的权威研究人士进行访谈，通过他们之口讲述或评述历史事实，更能够增强权威性和可信度。当事人和知情者不仅是历史事物的见证人，他们的音容笑貌、神态动作也反映出对所表述历史事实的主观感受和思想感情，加之解说词的有效配合，能够让受众对历史事实的认知更直接、更生动、更具象。在纪录片《幼童》中，通过采访当年留美幼童后裔和幼童曾寄住过的美国家庭后裔，辅之以历史研究员的访谈，使得整部片子更具真实性与生动性。
二、选用历史文献资料
历史文献资料是指在历史事件发生或历史人物活动的现场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历史影像资料和历史文字资料，是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生命本源和主要载体。在系列纪录片《幼童》中，通过展示幼童的成绩单、照片、书信等文献资料，对营造历史氛围、叙述历史过程、表达历史细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强了其史实性与文献价值。
三、选用历史遗迹
历史遗迹是指历史事件发生地或历史人物生活过的遗址及其遗迹、遗物。一些精彩段落除带给观众历史知识信息外，还给观众带来了美好的艺术享受，供人们长久回味。在纪录片《圆明园》中，通过拍摄现有的残垣断壁来显示八国联军侵华时火烧圆明园的种种劣行，更能激起受众的爱国热情，唤醒民族意识，引发情感共鸣。
四、模拟性影像重现
这种表现手法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找专业演员扮演历史人物、选取影视剧片段、利用高科技技术还原历史场景、使用主观镜头。在纪录片《敦煌》中，通过演员扮演将敦煌壁画飞天的内容淋漓尽致地展示给受众，带给受众以美的享受。在《圆明园》中，通过截取影片《末代皇帝》的片段，展现宫廷画师郎世宁当年的所见所闻，更具视觉感;利用现代电脑特技真实还原了圆明园被毁之前的盛况，使得受众不禁为当时高超的建筑艺术所折服，更为里面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所震惊;在《幼童》中，使用主观镜头来模拟当年幼童的视角，再现了当时他们学习的场景，更具真实性。
五、现实时空和历史时空的交替显现
现实时空一般表现摄制组寻访拍摄过程中的活动，如对相关遗迹、遗址、遗物的考察探寻，对当事人及知情者的采访等。历史时空主要靠访谈内容、历史遗迹画面、历史文献资料画面、模拟性重现画面加解说词来营造。在《敦煌》讲述飞天壁画时，现实时空为对史学家的采访，历史时空为演员扮演飞天壁画的场景，两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共同完成了对这一内容的精彩呈现。
六、增强作品感染力的细节化处理
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细节是深入展示人物复杂心理活动的主要外化方式。透过细节，观众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丰富人物的整体形象，更能很好地触摸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细枝末节，感受到鲜活生动的历史脉搏。在《敦煌》中，通过对一窟窟壁画细节化的展现，从局部到整体为受众呈现了完整的敦煌壁画，对于展现整体风格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与烘托作用。
七、增强作品可视性的故事化叙事
故事化叙事的表现手法自弗拉哈迪始就一直被沿用，“纪录片创作题材的选择应该把有故事的人物或者事物放在首位”，通过故事化叙事可以增强作品的悬念，强化作品的趣味性，吸引受众继续观看。纪录片《大国崛起》就是通过讲述各个大国崛起时的故事来完成作品陈述的，既吸引了受众的兴趣点，又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
综上所述，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本源是人物和历史的现实折射，有着很强的史料价值，而且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更多的探讨和总结，完善并补充新的表现手法，以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关于纪录片海洋的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宁波海洋文化及旅游开发研究2、试论海岛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以舟山群岛海洋文化产业发展为例3、论福建海洋文化的独特性4、试论海岛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以舟山群岛海洋文化产业发展为例5、海洋文化对中国海洋经济的影响6、发展海洋事业与加强海洋文化研究7、中国海洋文化景观分类及其系统构成分析8、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9、"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的土着生成与汉人传承论纲10、舟山开发海洋文化旅游的思考11、海洋文化对英语词汇的影响12、中国海洋文化的早期历史与地理格局13、中国海洋文化的区域特征与区域开发14、浅谈福州海洋文化的形成及特点15、大连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16、舟山群岛海洋文化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与发展模式研究17、论潮汕近代民居建筑的海洋文化内涵18、城市滨海环境景观设计表现海洋文化初探19、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20、论中国历史上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征
这个片子有点像纪录片。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确犹豫了一下，因为很难给这个片子以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归类。个人演讲？100分钟的个人演讲还能吸引很多人从头到尾（包括我）把它看完，而且演讲人的语调除了最后略路提高一点声音外，一直是如此平静。这种个人演讲，几乎没怎么见过。深度调查？嗯，其实最像深度调查，但电视台很少做这样长时间的深度调查节目，纸媒上上万字的深调并不少见，但用这样一种多媒体的方式呈现，纸媒嘛，没干过。纪录片？这个其实很牵强，这个片子可以说7-8成都是镜头对着一个演讲人，哪有这么拍纪录片的。这个片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前媒体人现在在创业的风端（吴蔚）这样说：几乎用上了所有最新的新媒体呈现手段，TED式演讲、信息可视化、Flash动画、移轴摄影、无人机拍摄……哦，他是在江湖中最神秘的微信群之一：四番群里说这句话的。这个群的神秘之处在于只有40个人，名额满了除非踢走一个绝不加新人。三柴静用一种深度调查的方法，配合多年央视工作经历练就的底线能力，以视频语言+个人演讲，将之表达出来，她的主题内容又是事关每个人生存，也就是马斯洛需求中的最底层。上述这段话，涵盖了穹顶之下传播之道的方方面面。四很多人说柴静的这个片子很震撼。我倒没这种感觉。我的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这样说：没看过，也不明白雾霾这件事又什么可调查的？这么多年了，之前的其它调查也许都不完整，多有缺失。但，就那么一点不完整的有认真治理过吗？雾霾这种事儿不缺调查，缺的是决心！某种角度讲，他其实没怎么说错。柴静没有披露什么关于雾霾你所不知道的危害，而且，关于雾霾的成因，柴静也没有拿出什么鲜为人见的事实——真的，很多东西很多人都知道。所以，没什么可震撼的。柴静不是以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出现的。这话的意思是，她这个视频，我个人以为，是政治正确的。柴静是以一个建设者的身份出现的。100分钟的视频，她所触及的根本性东西是两条：其一，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有，但执行不严，因为环保部门没有“牙齿”。其二，能源行业应该放开，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更清洁更环保同时并不耽误发展的新能源。这就是多年央视历练的底线能力——吴蔚甚至还发现了柴静频频使用“三年以来”这样的前缀。这样的细节都被他发现了，佩服。所以，我的那位朋友还是说错了。决心有，怎么下？这是操作性的问题。也许有人是知道的，但柴静的贡献在于，她让更多人知道了。媒体人，本来就是干这个的。五柴静的个人演讲能力，在这个视频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她没有呐喊过，唯一一次提高嗓门，也是在视频的最后那几分钟她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或中年）的本性暴露。大部分时间，她一直很平静。这种娓娓道来的演说，更容易吸引理性的人——呐喊则比较容易吸引感性的人。而环保这个议题，需要的是理性。因为环保说到底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类的发展，都是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只是，如何少破坏一点，如何在发展和不破坏中取得平衡。环保的本质，不需要极端主义，也不是少数极端分子能够完成的。柴静的这种本色出演，和视频内容，是密切相关的。柴静用她的女儿的故事开始，平静地讲完了一个半小时，叙事的建构能力极佳。有人像我推荐了一本书，名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kindle版有售，不过10块钱，值得学习一下。六说到她女儿，这个片子可能会有争议的地方是：个人代入感太重。这和传统的媒体伦理不符。传统的媒体伦理要求：记者首先是做新闻的记者，而不是做人的记者。所以，硬新闻（像这种环保话题一般都是硬新闻）的传统标准手法是：记者需要做的事是，旁观者、记录者，而不是亲历者。事实上，柴静在这个议题上，一向争议很大。柴静过往的很多作品，是走亲历者路线的。她会在最后成型的作品中，嵌入自己的东西--一种不好听的说法是，夹带私货。柴静在自己的作品中显露太多，13年甚至还引发过一场批评。批评者中的一位是凤凰卫视的一位著名主持人，或者说，著名记者。但问题在于，硬新闻在这个时代，的确大众不爱看。有一些好的硬新闻作品，读来晦涩难懂——说难听点，叫“不说人话”，最终，大众的注意力还是被吸引到那些不那么硬的但绝非主要的细节上。这种事，屡见不鲜。而且，柴静的这场演讲，明显是练过的。这话的意思就是，她是一种“表演”。这让正统的媒体伦理又受不了了，记者怎么可以表演？七柴静这个作品，真的很难叫“新闻作品”，虽然它的内核其实是深度调查。这次柴静更“过分”，这个作品是以她个人演讲完成的。片中大部分的镜头都是她个人。在举到一些数字的时候，她还反复强调，我和你们一样，看不懂。这样的叙事手法，在标准的传统硬新闻里，你什么时候见过？报道者自己都搞不懂的事，还好意思拿出来说？但这样的手法，有效。一下子缩短了传受双方的距离感。你很难去要求受众都是专业的。更何况，在雾霾这个议题上，每个人都是亲历者。柴静在演讲中有句很煽情的话，叫“同呼吸共命运”。煽情归煽情，但百分百是事实，一点不夸张。柴静这个片子所引发的巨大的传播量，以及，也许可能有的治理措施上的改变，说明作品有效，起到了该起到的作用。不过，这个时候，捍卫者们可能又要说了：程序必须正义。八所以，柴静的作品，最好的归类方式是：演讲。这是一场时长超过100分钟的个人演讲，当然，后面有很多人的贡献。正如片尾拉出来的密密麻麻的鸣谢名单。个人演讲？这算不算自媒体了？柴静还说过，这是她和雾霾的私人恩怨，“自”的味道十足。人民网在和柴静的专访中，最后提了一个问题：你是成立了个人公司制作节目吗？柴静回答说：没有。这次只是个人调研，播出也是公益的。有理由相信，柴静还会就这个话题继续努力下去。但自媒体不自媒体的这种标签，已经不重要了。讨论柴静算不算自媒体，我个人都会觉得有些无聊。九最后一个话题。柴静这个视频，对媒体运作有什么可借鉴的？很难讲。必须注意到，这是一个百万级别的投入，历时至少有一年——根据柴静的自述。这样的成本，若是抱着公益的心态，还算好。柴静那本书大卖，也是她能自筹经费得以投入的重要前提。但如果抱着商业的心态，真的要掂量掂量。但柴静的方式方法，是值得学习的。有些议题——尤其是事关最广泛的公众利益，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采访，本身也投入不菲。如果换一种形式表达出来，是不是能够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十再多说一个细节前央视人王凯注意到的，在整部片子里，你可能听到过笑声，但你从来没听到过掌声。这是一个前媒体人，或者说，骨子里依然是个媒体人的柴静的克制。
不是你需要的，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谢谢！
海洋（SEA），地理名词，是地球上最广阔的水体的总称。地球表面被各大陆地分隔为彼此相通的广大水域称为海洋，海洋的中心部分称作洋，边缘部分称作海，彼此沟通组成统一的水体。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有关纪录片海洋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蓝色经济区海洋优势产业布局优化研究2、海洋产业立法问题研究3、三维GIS在数字海洋中的应用4、海洋石油污染与生物修复5、陆源污染防治与海洋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6、北海区主要海洋产业现状比较分析7、海洋资源开发的绿色评价模型研究8、我国国家海洋公园建设的背景、目的及现状研究9、浅析丹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咯研究10、基于学案导学教学法的高中地理海洋权益教育研究11、格老秀斯与《海洋自由论》12、海洋生态补偿立法研究13、基于波士顿矩阵的广东省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14、蓝色国土的呼唤——当前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必要性和意义分析15、论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电视记录片的声画关系》主要研究内容： 在电视记录片中，声音和画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的关系是声画合一，声画分立，声画对位。声画合一就是画面出现什么声源就能听到什么声音，如画面上有人唱歌，声音就是歌声； 声画分立就是声音和画面表现内容类似两条平行线，各有不同，但主旨是一个： 声画对位是声音所表现的东西，画面表现与它正好相反的情景。 （这些关系有没有新发展，新发展是什么。) 开题依据： 声画关系丰富了记录片的内容，使节目从质量上有了提高和发展。声画合一又称声画同步，在声画关系的运用上是最多的，其语言，音乐，音响这些声音与画面的步调是一致的。 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就想与观众面对面的交流一样真实。 声画分立采用两条主线进行描绘，将客观画面与主观声音分离，让人清楚两个意思，但两个意思均为同一个目的而服务的。 声画对位是声画关系最难把握的，通过反差的形式促使观众的联想，从而表现深刻的思想意义。综观2005年的记录片，声音和画面均得到了新发展， （有什么新发展，写在这里！） 促进了理论的深入，使得记录片的创作有了新的方向。 预期结果及成果形式： 电视记录片的声画关系取决于题材和要表现的内容。 声画关系新发展丰富了记录片，使记录片上升到新的层次声画同步，就是声音和画面同进同出，即声音是画面中的人或者物发出来的。这是声画关系中最基本的形式。人物同期声的剪辑，就属于这种形式。 声画并列，就是声音和画面各自独立、并行发展但又相互联系、和谐统一。 比如一些介绍人物过去经历的电视，其解说词虽然叙述的是过去的事情，但其画面则常常采用现在的场景。 就是一般的新闻，也会经常出现声画并列的情况。比如，电视解说词说某某运动员得了冠军，但画面，则不一定就是这位运动员的镜头。往往直到同期声的时候，这位运动员才会出场。 还有一些音乐，有时候与画面似乎不是很协调。《老井》，在一个老光棍打井死去的时候，用的则是欢快的西北唢呐声，好象与现场的悲哀气氛很不协调。但这种音乐，却更加衬托出死者的可怜。 还有，一个人在叙述的时候，有时候则贴一些有关的画面，这也是一种声画并列 对立声画对立，就是声音和画面的情节完全相反，它是对比式蒙太奇在声画关系上的体现。 比如，一场比赛结束后，把胜利一方的欢呼与失败方的垂头丧气接在一起，就是一种声画对立。它能够产生出一种戏剧性的效果。 自己的论文自己做，我只是给你个提纲！
关于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观后感
由少儿到青年，由青年到成人，成人渐渐变成老人，老人慢慢走向死亡，当然，死亡并不是终点，它只是轮回上的一个路标罢了，我们诞生在中国观后感。
生命轮回，生生不息。
——题记
本片是陆川及迪士尼剧组的一个新尝试，这也是一部清新脱俗的影片，它的演员很特别，分别是慈母雪豹达娃，古灵精怪小猴子淘淘和可爱国宝大熊猫，它将以一部故事性电影呈现在大家眼前，为我们献上一出视觉盛宴。《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片时长只有1小时，可是却能震撼人心，在好玩有趣的同时，也让我悟出了生命的含义，母爱的伟大，家庭的温暖。
在青藏高原的一座陡峭大山上，住着雪豹女王达娃及它的孩子们，达娃每天都要捕猎，然后将捕猎的食物都让给孩子们吃，而自己却很少吃，达娃就这样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生活得无忧无虑，它自己心里也有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幸福。冬天，青藏高原上寒风瑟瑟，食物严重短缺，很快，这里又掀起了一场风波，一只雪豹带着它的三个已成年的孩子们来占领这片土地，一对四，果然寡不敌众，于是达娃只好带着它的这些孩子搬到了一个新领域。于是，达瓦每天都早出晚归，熟悉地形，而且天天都给孩子们带来好吃的，看着孩子们吃的这么开心，达娃也吃了一小口。很快，春回大地，冰雪初融，食物资源也越来越丰富，可就在这一天，达娃正在捕猎一只犀牛，不幸的是，达娃被犀牛锋利的角死了，然后，达娃躺在了地上，慢慢地合上了眼睛。看到这里，我体会出了达娃伟大的母爱，有少儿到青年，由青年到成人，成人渐渐变成老人，老人慢慢走向死亡，可死亡并不是终点，它只是轮回中的一个路标罢了。
就在附近一个神秘而古老的森林里，住着猴子淘淘一家，淘淘是个非常顽皮的家伙，喜欢搞恶作剧，是个坏孩子。原来在不久之前，淘淘家迎来了一位新成员----淘淘的妹妹，也正是如此，父母将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妹妹身上，淘淘认为就是这个妹妹剥夺了父母对它的爱，于是淘淘离家出走，加入了"流浪猴"群中，可是，他发现这些猴子很胆小、懦弱、自私，于是，淘淘又回到了自己家，没想到，父母不但没生气，还欣然接受了淘淘，而淘淘也成了妹妹眼中的英雄。也许，世界上让你感到最温暖的地方就是你的可爱家。
四川省，这里云雾缭绕，美不胜收，大熊猫丫丫迎来了它人生中最自豪的时刻----收获了个女儿美美。丫丫对美美有点过分宠爱，却造出了个完美女儿。丫丫教会了女儿爬树及一些生活本领，它对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有天，美美长大了，可以自己出去闯荡了，可丫丫还是不放心，因为美美一走，代表着美美成熟了，也代表着它不需要妈妈的呵护了，可有什么好担心的，就让美美出去看看吧！原来，世上最爱你的人莫过于你那有点唠叨的妈妈。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只有三位，可却耗时350个小时才完成制作，可是这部电影却让我想哭又想笑。
关于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观后感
同学介绍的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已经上映了。这是一部由多位摄影师共花了1年半时间纪录的一部反映雪豹、岩羊、藏羚羊、大熊猫、金丝猴、丹顶鹤等生存的纪实片，据说是非常的精彩。说看就看，马上订票，一家三口出发，在电影开映前赶到了影院。
影片类似动物世界，但是在影院的效果绝对是在家里不能比的，场面宏大，波澜壮阔。看完之后给我的感受第一就是关于自然界的生存竞争。雪豹无疑是高原上的王者，当它站立在高高的山峰上时，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归它所有。可是弱者们也不是一无所长，善于奔跑的岩羊、藏羚羊，关键时候也能躲过它的追杀。藏羚羊宝宝一生下来就能站起来，过一会就能随着妈妈奔跑，这就是弱者练就的生存的绝技。雪豹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面对同类的逼迫，恶劣的生存条件，雪豹奶妈也只好孤注一掷，去攻击不太好下手的对手，牦牛。两个动物母亲在面对生死关头，都表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牦牛妈妈用尽全力去攻击要杀死自己孩子的雪豹妈妈，而雪豹已无退路，拼死咬住小牦牛不放，最终身受重伤，无奈退却，最终给的镜头是它的身躯已经被大雪覆盖，而它的两个孩子，也许一样难以在恶劣的风雪中生存。看到这里，真的非常让人感慨。
其它的动物，也各自有各自的生存绝招。大熊猫妈妈自身就很强大，虽然不是肉食动物，但一般的肉食动物还真不是它的对手，而且它关键时候还可以爬树躲避。它一样会把熊猫宝宝照顾到能独立生存为止。金丝猴靠集体的力量生存，它们在树丛的高处也几乎没有天敌，丹顶鹤飞得又高又快，所以一样可以在自然界很好的生存。在我们的人类社会，虽然由于文明进步，没有自然界那样残酷的生存竞争，但在我们这里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依然信奉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作为弱者，必须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掌握一些弱者的生存技能，才能保证不受到强者的欺凌，不被物欲横流的社会淘汰。所谓的“强者”，也许一样会有雪豹的结局。
影片还重点展现了动物对子女的爱护和整个自然界生命的轮回，这是个沉重的话题，留待彻底领悟。
关于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观后感
昨天晚上，我们一家和陈柯安一家一起去看了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动物的生活方式和环境。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先说说金丝猴淘淘吧，它是一只长着金色毛可爱的小猴子。它和它的家人都生活在有亚热带常绿针叶林，亚热带阔叶林的地方。它们以野果、嫩芽、竹笋等植物为食，是群居生活的。
这一天淘淘有了一个小妹妹，爸爸和妈妈要照顾小妹妹，它以为家人不要它不喜欢它了，就离家出走了。后来冬天到了，它爸爸叫家人一起抵御严寒，刚开始它还犹豫要不要和家人一起走，但最终他是舍不得离开家人回到家人身边。但是它的爸爸因为之前小淘淘离家的行为而生气，想要好好地教育一下他，所以表现得不肯接纳他。不管爸爸怎么样做，淘淘都宁愿和家人一起渡过这个严寒也不离开。
春天到了，它看见一只苍鹰潜伏着要来捉小猴子，它警觉起来并通知大家快点藏起来。可它发现妹妹自己一个人已经被吓得一动不动了，苍鹰冲着妹妹飞了过去，这时淘淘迅速地跑了过去一把抱住了妹妹逃来了，它救了它的妹妹，它成了他妹妹的英雄。因为这一次淘淘勇敢的行为，爸爸重新接纳它。淘淘也知道了“家”的涵意。
大熊猫丫丫和它的女儿美美生活在中国四川省。大熊猫生活在地球上有800万年了，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的国宝，只吃冷剑竹和竹叶，它会爬树用来逃生和躲避危险。
雪豹达娃它生活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和高山祼岩，它和大熊猫一样的独居动物，以伏击式捕食山羊，岩羊、斑羚等各种高山动物。
因为环境被破坏和滥捕滥杀，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这些珍稀动物的数量每年都在减少，希望大家保护动物和环境，从我做起。
关于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观后感
周日上午，我看了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影片把人类的喜怒哀乐带入到动物世界，以四季轮回为时间轴，叙述了雪豹达娃，金丝猴淘淘及大熊猫丫丫的故事。整部影片浸满了浓浓的家庭温暖以及父母对子女的爱。
雪豹达娃对儿女的爱是奉献的爱。在青藏高原的陡峭悬崖上，达娃每天早出晚归，她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捕食，喂养自己的两个孩子。当高原天气开始变得恶劣，达娃在捕捉岩羊时不幸被尖石刺伤了脚，为了让孩子有食物吃，达娃带伤冲向牦牛群，攻击一头羸弱的小牦牛，却遭到了雄壮牦牛们的顽强抵抗。实际上，达娃完全可以选择立即逃离，可是为了孩子它紧咬着小牛不松口，最终倒在了冰冷的雪地上。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多么伟大的母爱！不畏牺牲，以自己的生命延续着孩子们的未来。我在心中也默默祈祷，希望达娃的孩子们能够熬过残酷的冬季，迎来食物丰富、生机盎然的春天。
雪豹达娃对儿女的爱没有用华丽的语言来修饰，一个眼神、动作都是爱的表现。
没有言语的爱依然能够体现出真诚的一面，一样能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爱在不言中，爱无边界。
还记得那一次，早上出去外面疯玩，等到回来天已经黑了。可是，我的作业却没有动。没办法，只能熬夜了。墙上的指针不停地摆动，都已经深夜，可作业还没完成。不知不觉在桌面上睡着了，也许是太累了。不知何时母亲为我披上一件外套，等我醒过来，看见母亲端着一杯热奶茶在我面前。“来，喝一口暖暖身子吧！”她微笑着，我也笑了，喝下那杯奶茶。奶茶这么香，这么暖，在空气中依旧溢着幸福的味道。
时光飞逝，从出生开始父母就为我们无私地提供着衣食，包容着我们成长时期的叛逆和固执，到长大后目送着我们渐渐远离的脚步。父母的爱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因为我们诞生在这里，这里永远都是我们温暖的家。
电视纪录片创作中声音和画面的关系 电视纪录片作为电视节目中一种独立的表现形式，在创作过程中，声音的创作远比画面的创作要复杂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声音成分复杂，更是因为人们对声音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了。纪录片中的声音成分主要有：人物同期声、自然音响、效果音响、解说词、音乐，它们在作品中经常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声音效果。关于声音和画面的关系，一直是电视纪录片创作过程中争论不休的问题，而这种声画关系的争论又往往表现在对声音的认识上。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声音的认识，主要有这样两种偏差：一种是主张以画面为主，声音是为了补充画面的不足，它注重的是画面的冲击力和表现力；而另一种则是强调解说的作用，画面只是图解解说的意义而已，它注重的是解说词的表意作用及创作者主观情感的抒发。虽然这两种认识各有各的理由，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都忽视了电视本身所具有的表现特点。电视是一种直观的视听形象系统，它的画面与声音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它们共同作用构成了活动着的情境，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境中，它的偏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如在浙江台摄制的电视纪录片《浙江精神》中，人物的行为是主要的，尽管片中有音响效果和语言，但这些声音因素只是作为活动的伴生物。而在另一类电视纪录片如《往事歌谣》中主要的叙事是靠片中主人公本人的讲叙完成的，讲叙占了全片很大的比重，其声音信息成为主体。片中，由于被采访人物的讲叙自然生动，有实际内容，它仍然能满足电视观众接受信息的需求，从而得到观众的认可。片中人物讲话的画面，虽然有时没有太多的动作和场景变化，缺乏一定的形象性特征，但那被采访者讲话时的表情、体态及讲话内容相互作用，生动地表现了他开朗豪放、豪无顾忌的性格特征。这种声画一体化的复合结构，并没有哪个更重要或谁补充谁的区别，而只是要表达一种真实的物质存在。例如：现场效果声的运用，声音本身并没有补充画面在表达意义方面的不足，人们之所以大量运用这种方法，本意也并不是为了补充画面的不足，而是要利用声音信息的潜在能力，通过双重信息的相互作用，创造出一种真实感和现场感。那种音乐垫底，一铺到底的做法，之所以不受同行及观众的认可，也并不是因为它没有补充画面的不足，而是因为它忽视了声音传播信息的功能。那些附加的声音成分——解说和音乐与画面的关系则较为复杂。画面作为直接的信息形态，主要用来传达现场气氛和形象细节。声音作为间接的信息形态，主要用来表现概念运动，表达抽象的意思和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在这里，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各自执行着不同的任务，起着不同的作用。它们之间不仅仅是一个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且还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关系。比如在一些政论、历史、文化题材的电视片，如浙江台的电视系列片《潮起浙江》、甘肃台的电视艺术片《再塑昆仑》及浙江台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浙江精神》等类型的电视纪录片中，解说词是重要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说理，表达观点，并影响观众，不说，就达不到目的。而对另一类以形式感为主的电视纪录片，画面的形式美远比声音更重要。如探索性的电视纪录片《潘天寿》全剧没有一句解说，片中完全通过画面之间剪接的节奏变化、画面本身的景别变化，以及被采访者的叙述来表达作者所要表述的意念和情感，而片中声音只有音乐，它作为一种情绪的烘托。 所以对于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来说，题材的要求、作者审美趣味的偏好以及创作中风格因素等等，都会影响到对声画关系的认识。同样，声画结合的最佳值，也很难用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确定。两者有时会相互干扰，会起抵消作用，而单纯强调一种因素而忽视对另一种因素的潜在能力的发挥，都会给人以不满足感。这需要创作者根据节目的要求，有效地利用它们，追求一种最佳的传播效果。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强调声音在电视纪录片创作中的作用，是希望在我们的电视纪录片创作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声音因素潜在能力和声音因素的表现力，为电视纪录片开辟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这也是电视本身的要求。纪录片的第一生命是真实。纪录片的真实性不仅要靠有真实的画面，还要靠有真实的声音。纪录片不仅要重视画面语言的应用，还要重视声效语言的表达。与电影不同，电影有一个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发展过程，而电视的声音是与生俱来的，电视是声音和画面合一的艺术。作为最具电视特性的纪录片当然是“视听并茂”的艺术，其听觉部分当然是不可忽视也不可偏废的，在你感受画面语言带来的冲击力的同时，声效语言元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声音和画面的关系一直是电视纪录片创作过程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声画关系的争论往往表现在对声音认识偏差,一种是主张以画面为主，声音是画面的补充，它注重的是画面的表现力；而另一种主张是强调解说的作用，解说可以深化画面，表达画面没有办法表达的意义，它注重的是解说词的表意作用。这两种认识应该说各有各的理由，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们都忽视了电视本体特性，声画合一的艺术。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电视界没有ENG，没有现场话筒的音乐加解说加画面的传统专题片创作风格延续了很多年。可以说，是拍摄设备进步使纪录片恢复真实性，纪录原声状态几乎成为一场纪录片创作的革命。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望长城》就是这种原声纪录探索的先驱。《望长城》很注重前期拍摄，打破以往纪录片重画面构图重光线处理的模式，抓住纪实拍摄这个基点，大量采用一机多声源，多机多声源方式，在拍摄现场做文章，抓拍生活中原态的质朴的美，其画面和声音均具有强烈的现场性。 ��声音，作为视听媒介的基本物化元素，与画面一起构成特定的审美时空。电视纪录片中对人物同期采访声的大量运用可以说是突破传统电影纪录片的巨大技术跃进。电视的采录设备为我们提供了同步记录真实声画时空的手段，声音的全方位传播使画面的内涵得到伸延，使人物的情感得到更充分的展现。在《纸殇》的开头，古老的造纸机器发出的音效与多机位的画面同步，让我们感受到原始的造纸技术在现代文明中的那份沉重。 ��目前，各类型的现场声效和人物同期声逐渐取代不必要的冗长解说已成为电视纪录片的新时尚。而穿插在现场纪实画面之间的同期访问谈话，直接向观众叙述，不仅提供了背景材料，发表了议论，又避免了编导的主观介人，使作品更加客观、公正和可信。 ��留心观察，可以发现在纪录片访谈中大量使用的微型无线话筒和吊杆话筒，主持人和被访对象衬衫上别着的微型无线话筒替代了叫人生厌的“棍棒式”大话筒，使每次采访（或人众或人寡）都犹如春天里轻松自然的促膝谈心一般透着生活中真实、浓郁的人情气息。这种无线话筒和吊杆话筒的使用，彻底拆除了摄像机镜头前采访人与采访对象之间无形的墙。采访人不再是生硬的话筒架子，而是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对象。屏幕上的人际交流更加接近生活状态下的自然交流，具有良好的效果。 ��除了同期声的采录，纪录片中利用多轨调音录音技术记录生活背景声、使用数字一体化摄像机的多个声道在闹市区的采访音效记录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声音在作品中的艺术表现力，为观众展开了真实的生活氛围时空。 ��实际上，纪录片中的声音成分相当复杂，它不仅仅只有解说词，它还包括：人物同期声、自然音响、效果音响、音乐，它们在作品中经常和画面相互配合、相互作用。 ��人们注意到现在纪录片创作中，解说的声音在减少，创作者已经不是事先写好解说词然后再按解说词拍摄画面了。解说词在片中的比例已经缩小了，有许多是化为同期声和字幕。解说词的写作和“播读”也不再那么张扬创作者的主观感情和态度，而是作为客观的叙述者为观众交代背景、连接内容。所以多数纪录片的画外音解说 “读”出来的感觉不再是“宣传腔”、“播音腔”，而是追求平实的，客观的、冷静的风格。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纪录片通片没有解说词的，我在这里并不是在提倡纪录片通片都不用解说。解说词为听而写，解说词并不是不可以用来表现概念抽象的内容和创作者的主观情感，以及对画面视觉信息起整合作用，但是纪录片的解说词和画面不能够脱离，他们之间不仅仅是一个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且还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关系。在一些政论、历史、文化题材的电视片，如泉州电视台的电视系列片《誓言的回声》、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系列片《中华之门》及文献纪录片《孙中山》等类型的电视纪录片中，对承载了许多信息的画面而言，更应该突出解说词的重要性，因为这类节目本身就是为了说理，表达观点，并影响观众，不说，就达不到目的。但是，就综合的声效语言表现来说，人物同期声、自然音响、效果音响、音乐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常说传统的专题片“画面声音两张皮”， 传统的专题片不是没有声音，只是它往往是后期播音员配上的解说词和后期配的音乐或者效果声，听起来非常完美，但是完美得不真实。纪录一个人物的生活，听不到这个人的声音、听不到大自然的声音能够说是真实的吗？一个没有声音的人就有可能是哑巴。而全部用“音乐打底”，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了。从专题片制作到纪录片创作，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声音”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纪录片的声效语言，同期声也许是最重要也最复杂的。 ��同期声：即在画面中可见其声音来源的声音，或视频和音频同步记录的现场声。同期声实际上包括现场采访的人声（即人物同期声）、现场动物和背景自然音响。 ��我们在拍摄纪录片，摄象机的话筒必须永远开着，哪怕在后期编辑的时候有些同期声没有派上用畅�纪录片运用同期声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它能够增强现场的真实感，把观众带入纪录片所表现的环境和氛围里去，达到对真实世界的完整复原，其次，它可以增强节目的参与性和可看性，使节目不再是单方面的播音员解说。纪录片《望长城》的纪实魅力就在于大量使用同期声。今天的电视观众早就不满足于看到嘴巴在动没有听到声音的画面，为什么可以让主人翁说的话非要让播音员去说呢。同期声不是背景，同期声也是解说词，是表现人物和事迹的重要手段。 ��纪录片的同期声运用必须尽量在技术上保持声画同步，以获得真实的效果。但是，在编辑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声音比画面早出现，这就是前延声。还有一种后延声：即画面已经转换仍持续着声源的声音。为了不让同期声过于冗长，增加画面的节奏感和信息量，编辑片子就要注意使用前延声和前延声。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这样一种倾向，人物同期声采访不能滥用，有许多纪录片在重视人物同期声的时候过了头，人头接人头，采访接采访，老让被采访人去说，人物同期声采访用得太长，太多，影响了作为电视本体语言的画面的作用，纪录片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画面，让画面传递信息，让画面自己“说话”，凡是画面能够说清楚的能够表现的，能够让事实说话，让真实镜头表现的，就不要刻意安排同期声采访，实在是画面拍摄不到，无法表现才用人物同期声采访。 ��如孙增田获得亚广联大奖的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以真实的画面纪录为主，客观而有限的背景解说，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场景画面纪录，表现了我国北方大兴安岭鄂伦春族一户人家的生活。片中的孟金福是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每年去森林中打猎、祈祷、敬山神。这个纪录片包涵了现场自然音响、效果音响、音乐和同期声，但这些声音因素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伴生物，在不同的场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孟金福说，“山上舒服，在家里不行，三天两头就感冒，在外头不感冒。”像这样富有个性的同期声并不多，但却是孟金福自己的话。而在孙增田最近的另一类电视纪录片如《点击黄河》中，主要的叙事是靠片中主人公本人的讲叙完成的，讲叙占了全片很大的比重，其声音信息成为主体，孙增田说，这是讲述历史。片中，由于被采访人物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讲叙自然生动，有实际内容和细节，它仍然能满足电视观众接受信息的需求，从而得到观众的认可。片中人物讲话的画面，虽然有时没有太多的动作和场景变化，缺乏一定的形象性特征，但那被采访者讲话时的表情、体态及讲话内容相互作用，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讲叙了真实的故事。 ��纪录片的音乐，实际上是后期配上去的，运用得好，当然能够抒情表意，纪录片的音乐绝对不可以一灌到底，因为画面的节奏是变化的，孤立于画面以外的音乐，是没有效果的，或者是反作用的，也会影响作品的真实性的。好的纪录片的音乐是有声源的，即画面上交代出发声体，如纪录片《英和白》有许多音乐不是后期加上去的，而是通过画面上交代出发声体，自然表达出来的，抒发了作品的感情色彩。纪录片的音乐运用要慎重，因为音乐是表现主观的感情，而纪录片是追求客观的真实的。 纪录片声画一体化的复合结构，声音和画面往往并没有哪个更重要或谁补充谁的区别，它们都在表达一种真实的物质存在。例如：画面是田野山村，有狗叫声、流水声或者特定的现场自然音响，这些现场效果声本身并没有补充山村画面在表达意义方面的不足，人们之所以大量运用这些声音，是在利用声音信息的潜在能力，通过声音和画面双重信息的相互作用，创造出一种真实感和现场感。那种传统的音乐垫底，一铺到底的做法，之所以不受同行及观众的认可，也并不是因为它没有补充画面的不足，而是因为它忽视了声音传播信息的功能。在《伴》的结尾，画面上再次出现了老人在大清早拄着拐杖去拣猪食，艰难地行走，人们也许会担心，老人快走不动了，她倒下了，那头养了七年的猪也活不了啦，猪要是先死了，老太婆也活不了啦，而这个时候，老人的拐杖发出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响，加剧了人们的担心。 毫无疑问，人们看电视，不仅要“看”，而且要“听”。� ��在我看来，纪录片的声音效果比画面的拍摄要复杂得多，纪录片的声效语言构成了电视屏幕的“声音形象”，它和画面语言一样，都是纪录片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境中，它的偏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有时候是画面语言在发挥作用，有时候是声效语言在发挥作用，纪录片的声效语言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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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片子有点像纪录片。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确犹豫了一下，因为很难给这个片子以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归类。个人演讲？100分钟的个人演讲还能吸引很多人从头到尾（包括我）把它看完，而且演讲人的语调除了最后略路提高一点声音外，一直是如此平静。这种个人演讲，几乎没怎么见过。深度调查？嗯，其实最像深度调查，但电视台很少做这样长时间的深度调查节目，纸媒上上万字的深调并不少见，但用这样一种多媒体的方式呈现，纸媒嘛，没干过。纪录片？这个其实很牵强，这个片子可以说7-8成都是镜头对着一个演讲人，哪有这么拍纪录片的。这个片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前媒体人现在在创业的风端（吴蔚）这样说：几乎用上了所有最新的新媒体呈现手段，TED式演讲、信息可视化、Flash动画、移轴摄影、无人机拍摄……哦，他是在江湖中最神秘的微信群之一：四番群里说这句话的。这个群的神秘之处在于只有40个人，名额满了除非踢走一个绝不加新人。三柴静用一种深度调查的方法，配合多年央视工作经历练就的底线能力，以视频语言+个人演讲，将之表达出来，她的主题内容又是事关每个人生存，也就是马斯洛需求中的最底层。上述这段话，涵盖了穹顶之下传播之道的方方面面。四很多人说柴静的这个片子很震撼。我倒没这种感觉。我的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这样说：没看过，也不明白雾霾这件事又什么可调查的？这么多年了，之前的其它调查也许都不完整，多有缺失。但，就那么一点不完整的有认真治理过吗？雾霾这种事儿不缺调查，缺的是决心！某种角度讲，他其实没怎么说错。柴静没有披露什么关于雾霾你所不知道的危害，而且，关于雾霾的成因，柴静也没有拿出什么鲜为人见的事实——真的，很多东西很多人都知道。所以，没什么可震撼的。柴静不是以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出现的。这话的意思是，她这个视频，我个人以为，是政治正确的。柴静是以一个建设者的身份出现的。100分钟的视频，她所触及的根本性东西是两条：其一，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有，但执行不严，因为环保部门没有“牙齿”。其二，能源行业应该放开，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更清洁更环保同时并不耽误发展的新能源。这就是多年央视历练的底线能力——吴蔚甚至还发现了柴静频频使用“三年以来”这样的前缀。这样的细节都被他发现了，佩服。所以，我的那位朋友还是说错了。决心有，怎么下？这是操作性的问题。也许有人是知道的，但柴静的贡献在于，她让更多人知道了。媒体人，本来就是干这个的。五柴静的个人演讲能力，在这个视频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她没有呐喊过，唯一一次提高嗓门，也是在视频的最后那几分钟她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或中年）的本性暴露。大部分时间，她一直很平静。这种娓娓道来的演说，更容易吸引理性的人——呐喊则比较容易吸引感性的人。而环保这个议题，需要的是理性。因为环保说到底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类的发展，都是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只是，如何少破坏一点，如何在发展和不破坏中取得平衡。环保的本质，不需要极端主义，也不是少数极端分子能够完成的。柴静的这种本色出演，和视频内容，是密切相关的。柴静用她的女儿的故事开始，平静地讲完了一个半小时，叙事的建构能力极佳。有人像我推荐了一本书，名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kindle版有售，不过10块钱，值得学习一下。六说到她女儿，这个片子可能会有争议的地方是：个人代入感太重。这和传统的媒体伦理不符。传统的媒体伦理要求：记者首先是做新闻的记者，而不是做人的记者。所以，硬新闻（像这种环保话题一般都是硬新闻）的传统标准手法是：记者需要做的事是，旁观者、记录者，而不是亲历者。事实上，柴静在这个议题上，一向争议很大。柴静过往的很多作品，是走亲历者路线的。她会在最后成型的作品中，嵌入自己的东西--一种不好听的说法是，夹带私货。柴静在自己的作品中显露太多，13年甚至还引发过一场批评。批评者中的一位是凤凰卫视的一位著名主持人，或者说，著名记者。但问题在于，硬新闻在这个时代，的确大众不爱看。有一些好的硬新闻作品，读来晦涩难懂——说难听点，叫“不说人话”，最终，大众的注意力还是被吸引到那些不那么硬的但绝非主要的细节上。这种事，屡见不鲜。而且，柴静的这场演讲，明显是练过的。这话的意思就是，她是一种“表演”。这让正统的媒体伦理又受不了了，记者怎么可以表演？七柴静这个作品，真的很难叫“新闻作品”，虽然它的内核其实是深度调查。这次柴静更“过分”，这个作品是以她个人演讲完成的。片中大部分的镜头都是她个人。在举到一些数字的时候，她还反复强调，我和你们一样，看不懂。这样的叙事手法，在标准的传统硬新闻里，你什么时候见过？报道者自己都搞不懂的事，还好意思拿出来说？但这样的手法，有效。一下子缩短了传受双方的距离感。你很难去要求受众都是专业的。更何况，在雾霾这个议题上，每个人都是亲历者。柴静在演讲中有句很煽情的话，叫“同呼吸共命运”。煽情归煽情，但百分百是事实，一点不夸张。柴静这个片子所引发的巨大的传播量，以及，也许可能有的治理措施上的改变，说明作品有效，起到了该起到的作用。不过，这个时候，捍卫者们可能又要说了：程序必须正义。八所以，柴静的作品，最好的归类方式是：演讲。这是一场时长超过100分钟的个人演讲，当然，后面有很多人的贡献。正如片尾拉出来的密密麻麻的鸣谢名单。个人演讲？这算不算自媒体了？柴静还说过，这是她和雾霾的私人恩怨，“自”的味道十足。人民网在和柴静的专访中，最后提了一个问题：你是成立了个人公司制作节目吗？柴静回答说：没有。这次只是个人调研，播出也是公益的。有理由相信，柴静还会就这个话题继续努力下去。但自媒体不自媒体的这种标签，已经不重要了。讨论柴静算不算自媒体，我个人都会觉得有些无聊。九最后一个话题。柴静这个视频，对媒体运作有什么可借鉴的？很难讲。必须注意到，这是一个百万级别的投入，历时至少有一年——根据柴静的自述。这样的成本，若是抱着公益的心态，还算好。柴静那本书大卖，也是她能自筹经费得以投入的重要前提。但如果抱着商业的心态，真的要掂量掂量。但柴静的方式方法，是值得学习的。有些议题——尤其是事关最广泛的公众利益，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采访，本身也投入不菲。如果换一种形式表达出来，是不是能够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十再多说一个细节前央视人王凯注意到的，在整部片子里，你可能听到过笑声，但你从来没听到过掌声。这是一个前媒体人，或者说，骨子里依然是个媒体人的柴静的克制。
参考舌尖上的中国啊
选题如下：
1、 崭新的南宋形象 精湛的拍摄艺术——纪录片《南宋》解读。
2、 纪录片拍摄的常用方法与技巧浅谈。
3、 关于纪录片创作中的拍摄手法分析。
4、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制作——大型电视文化纪录片《纸世界》(暂定名)拍摄方案探析。
5、 为纸业正名、扬名——《纸世界》文化纪录片筹划拍摄。
6、 论《看鉴历史》对历史纪录片拍摄的探索与启发。
7、 纪录片拍摄中的现场控制。
8、 纪录片《洞天秘境》4K拍摄之感想。
纪录电影的分类，没有固定的统一标准，依照题材与表现方法的不同，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政论：运用真实形象进行论证的纪录片。它充分发挥电影的技术优势和艺术优势，运用可视材料进行论证,显示出形象性与思辨性相辅相成的特点。
运用的素材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历史的，不受时间的限制；以《中印边界问题真相》为例，其素材来源可以是中方的、印方的、英方的，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因此，也不受事件本身序列的限制。除了材料的真实性、论证的严密性、观点的鲜明性这样一些基本要求外，政论纪录片尤其注重形象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时事报道片：指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的纪录像片，它的性质与新闻片相同。但报道的范围不限于一时一事，结构也比较完整。如报道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的《历史的纪念》、报道女排比赛的《拼搏》等。
历史：指再现过去时代的历史事件的纪录像片。它所表现的人物和事件须准确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能违反历史的真实，不能用演员扮演。可以运用历史影片数据、历史照片、文物、遗迹或美术作品进行拍摄。影片应具有文献价值。如《辛亥风云》、《两种命运的决战》、《淮海千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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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舌尖上的中国啊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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