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价编辑《清史稿》：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国藩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27]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李瀚章：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28] 曾府三杰曾府三杰[29]石达开：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薛福成：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28] 左宗棠：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30] 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31] 朱孔彰：中兴景运，群公辈出，十年之间，削平大难，非天生圣相而振兴之，乌能若是邪？然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饶之志，宏济艰难，虽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谋也。赵衰之言曰：“说礼乐，熟诗书，为元帅。”孙叔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谓为三不朽。”公独兼之。至天津之役，攘垢忍尤，以安邦国，老成至计，谋出万全，可谓至忠矣。[32] 梁启超：①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②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33]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王闿运：用将则胜，自将则败。容闳：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章太炎：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蔡锷：①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②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34] 蔡东藩：若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赖有此耳。[35] 毛泽东：①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36] 蒋介石：①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②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陈公笃：国藩素拘谨，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独知人善用，是其特长。[37]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38] 萧一山：国藩以严谨胜，宗棠以豪迈胜。[39] 徐中约：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40] 4轶事典故编辑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曾国藩还有一个奇怪的爱好——爱吃鸡，却又最怕鸡毛。当时紧急公文，在信封口处往往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每当曾国藩看到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必须要别人帮他取掉鸡毛，他才敢拆读。古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焚烧鸡毛，毒蛇闻气就死了，龙蛇之类，也畏惧这种气味。”曾国藩对鸡毛害怕到这种程度，难免也被人理解为蟒蛇转世。[41] 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地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比贼笨曾国藩小的时候天从并不高，其实可以说比较笨，他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读书，有一篇文章他重复读了很多遍，可就是背不下来。他就一遍一追地读，一遍一遍地背。夜已经很深了，他仍然没有背下来。这可急坏了一个人。原来，他家来了一个贼人，就潜伏在他书房的屋榆下，想等他读完书睡觉之后再进屋偷点什么。可是贼人在屋外等啊等.就是不见曾国落睡觉。贼人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十分生气地跳进屋子，对曾国落说：“就你这么笨还读什么书？我听几遍就会背了！”于是贼人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地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42] 曾剃头曾国藩“曾剃头”的外号不是因为他杀太平军而获得的外号，而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土匪”而得到的外号。杀错的人有没有呢？有。当时长沙的知府叫苍景恬，他写了一份回忆录，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就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43] 审鸡蛋案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哪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 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 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千年死一个富厚堂（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京里做皇帝。”
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以上为复制而来，仅为楼主参考而用，望能有助！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 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 繁《魏晋玄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个名字不错挺好的，可以98分。一个好的名字首先要寓意好，叫着顺口，而且可以给人听一次都能记住的那种最好，王圣哲这名不错就挺好的。
回溯西方文明史，法制的实践未尝停缀中断，始终绵延向前。近代社会变迁可谓天翻地覆，但其中法制纹路却是衣钵相传、一脉相承、经络相沿。法制在西方呈二元结构面相：观念层面上是为人们的一种恒久追求，制度层面上则是制约人们行为的规则。无论是成文法与习惯法，法典法与判例法，国家法与民间法都有着这样的基本社会功能。但从表现形式来看，制度是现实的，而观念是理想的，现实与理想的隔阻和疏离似乎永难彻底克服。于是人们对于法律的追问，绝难有终了之时。 在中国历史传统上，这个问题仿佛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没有什么追问和探究的意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立场的人们法律观念上也许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但基本上没有构成根本性的冲突和对立。，对于中国人而言，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法律是“帝王之具”、“驭民之器”，法律无一例外的为当权者的命令。法律就是法律，虽然也有过“非法之法”[1]的质问和诘难，但终为主流的强势话语所淹没。“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2]，法律在根本上似乎从未与什么美好的事情关联。“刑起于兵”，源于战乱：“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刑也。”“若乎中人之伦则刑礼兼。”[3]在这里，法只是用来对付小人的。这样，法律与小人一样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低下，以至东坡大学士赋诗曰：“读书万卷不读律。”即使救治罪恶，法律也仅仅是处于辅助地位。在一向以道德文章兼济天下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律学”而无“法学”是很合理的。在这样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法律避之犹恐不及，又何谈信仰之有？ 与此迥然相异的是，在西方国家中的自然法与实证法相对应。自然法属于较高的法（HigherLaw），渊源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思想家在人性基础上探讨人的行为原则时，提出了较高法的概念。它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为哲学基础。理念论将世界划分为理念和现实两部分，现实是理念的反映，现实必须符合理念。这种二元论是自然法思想的深刻根源。有了自然法或者较高的法的观念，人们就可以据此批判现实的社会制度。自然法思想的这种潜在的革命意义，终将发生新的法律秩序并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法治的理想。 在中国，“礼”作为封建社会法律的主要成份，有四个特征：第一、礼是等级性的行为准则，按照个人的相对社会地位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礼的等级性取决于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第二、礼是与特定社会情势和各种地位相联系的习惯性行为形式，而且礼是特定的、具体的行为标准，而不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第三、礼不是实在的规则，在某种意义上，根本不能算是规则。没有任何人制定礼，礼是活的社会秩序；第四、礼是非公开的，属于不成文法，因此，它不是国家体制的产物。这些都说明当时国家与社会混同还不存在严格的区分。后来出现了与“礼”相对应的法，这种法是制定的规则，具有实证性；是由政府颁制、有着公共性；它是保障主权者对所有臣民实行统治的工具，具有普遍性；而且，中国传统的社会不存在专门的法院，法律缺乏自治性[4].一般认为，“以礼入法”，虽亦有以民为本、为政以德的长足之处，但也造成重人治、轻法治、藐视个体主体权利的存在这样的后果。 从中国法律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层面的缺失。古人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5]圣哲先贤们在此划定此岸，排拒了彼岸，跨越宇宙本源，而迈进经验世界。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对终极的关怀，看到的只是一套世俗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所谓的“实用理论”，这种理论热衷于伦理反思，拒绝信仰。而当西方法流传到中国之时，却被中国传统的经验-实用型思维方式作了形而下的处理，“法”被扭曲为“法律”，而作为精神和信念的“法”却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作为具体制度的“法律”。中国法文化湮没在实用理性的定势思维之中，这种文化结构的片面性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 而在西方却是另一种景象。终极关怀是西方文明思想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终古不释。对于宇宙本源的不懈思考，孕育了一种可贵的怀疑精神和理想热忱。法学家们基于“形而上”的思想去考察和建构法律。自然法成为实在法之上的“法上法”，是现实法律彼岸的理想，法律制定的过程成了人们探索自然规则。逼近理性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的作用，诚如博登海默所言：“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法律大厦的基石。”[6]注释：[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2]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3]荀况：《申鉴·政体》。 [4][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论中国的死刑废除〔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骗了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参考文献]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 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心之所寄（称呼）： 与汝阔别，三日有余。终不见汝，吾心戚戚，情难自抑，满卷相思。
昔见汝于（何处，自己填），得睥芳泽，惊为天人。秋波滟滟，青丝垂肩，娇态依依。
复多日与汝相处相知，吾之情生不吾由。吾不禁心中狂呼，此乃梦中鸿雁也。
夫弱水三千，则取一瓢足矣。夫理工芳草，惟独爱汝而无别乎。
易安居士曾午夜梦回，泪眼低吟：“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吾疑，何故？今吾身受体历，方知古人之不余
欺也。
景庄亦言：“为伊消得人憔悴。”吾亦疑，甚矣。今吾人涉情土，身陷情潭，幡然醒悟，终悟其中之义也。
每忆汝，辗转难眠，心有所思，情不自吾。
不思量，自难忘，料得夜夜肠断处，无处话凄凉。
虽汝与吾间之千里，思念长伤吾心，然吾怪之罪何有于汝乎？反，吾思与日俱增，吾情与时俱进。于汝，情痴
一 片，思浓于海，山不可动，海不可淹，火不可灭。爱慕之情，时时加之，岂有他人可吾及乎？
吾知才疏学浅，身非八尺，貌不扬人。然吾之情之心，可昭日月，天地共鉴。
文短情长，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所未尽者，尚有万千，何止其乎？
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古人说：“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鲁迅也曾说，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写起来就会很快。有的人不重视写作前的准备，对所写的对象只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急于动笔，在写作过程中“边施工边设计”，弄得次序颠倒，手忙脚乱，或做或掇，时断时续，结果反而进展缓慢。所以，在起草之前要周密思考，慎重落笔。
在动笔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下笔之后，则要坚持不懈地一口气写下去，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拿出初稿。这是许多文章家的写作诀窍。有的人写文章喜欢咬文嚼字，边写边琢磨词句，遇到想不起的字也要停下来查半天字典。这样写法，很容易把思路打断。其实，初稿不妨粗一些，材料或文字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只要无关大局。暂时不必去改动它，等到全部初稿写成后，再来加工不迟。鲁迅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致叶紫》的信中说：
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炼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些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
否则，能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这是鲁迅的经验之谈，对我们写毕业论文也极有启发。
噫，汝可知？昨夜漫漫，造物无色，唯有吾舍，点点灯火通明！为何，汝本知。白字文，笔下流，小小弄墨不足惜。岂敢愿，无笔无纸无先生。
却也，微丝灵感促吾心头，小笔生花，便得张篇。
吾夜观天象，见一赤月，群星暗淡，方知明日必有大事。
愿先生，朝朝惜惜，日日夜夜，不可淡忘……
苏子云：“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岳少保亦书：“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上先生文辞、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
余尝遍观诸葛之文，每读至此，亦唏欷不已，终日心有戚戚焉。然细细思量，乃恍然悟之。世人皆知孔明之智者莫能及也，亦知孔明之忠莫能及也，故读“出师一表真名世，长使英雄泪满襟”，千百年来，莫不涕泣零零也。余以为：先生文章，虽有所赏；先生之心，虽照日月；先生之情，亦可谓流贯四海；然先生之智亦难如众之云云耳。君若不信，举此表所云，固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然若论其人，则易为忠丧智，而愚若为木也。何为哓哓者也，究其缘者，是以众人之惑惑也。
《出师表》云：“受任于败军之计，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二十有一年，先生妄动兵戈，疲于奔命，向来可理朝政？况先生空怀复国之心，然复国无望，于功何哉？岂不悲乎？当是时，百姓思定，先生非不知。欲夺天下，乃中饱一己之私囊，岂为天下黎庶计久长？
朝野上下，黄门专横，把持朝政，乃阿斗昏昏不可终日之祸根也，先生非不知，然何以无动于衷，乃殆及江山社稷也。
马谡，《三国志•蜀书》云“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且为先生献计，平定南方，永绝后患。可谓学富五车矣，然不善兵。先帝尝告汝曰“幼常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先生执而用之，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致使街亭一役，毁于一旦。至今思之，犹令人嘘唏不已也，先生明知其不可用而用之，可谓昏矣！
彝陵之战，白帝托孤。先生欲报先帝知遇之恩，六出祁山。然每每无功而返，何为？阿斗之掣肘也。阿斗愚懦，先帝欲令汝危难之时，取而代之。余辈姑且不论备之真心与否，为天下苍生，亦当取而代之也。若由先生再假以时日，励精图治，何至于蜀国不兴，朝廷不明，国土沦丧矣。此所谓尽小忠而失大义也。
余读《出师表》者，情郁于胸，中有万丈波涛，吞云吐雾，终日不息也。然先生一颗拳拳忠贞之心，汉帝不解，左右不知，庶几哀叹者乎。
而今以事论事，凡躁者难以合谋，凡骄者难以成事，《诫子书》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先生宜善听余逆耳之言矣。
不好意思，这篇吗？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本文选自《河东先生集》。
原文：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予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廷，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 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如何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馀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复白。
【1】《记承天寺夜游》苏轼
原文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2】《爱莲说》周敦颐
原文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fán）。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 甚（有的版本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zhuó）清涟（lián）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màn）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xiè）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yì）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yì）！菊之爱，陶后鲜（xiǎn）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3】《马说》韩愈
原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zhǐ）辱于奴隶人之手，骈（pián）死于槽（cáo）枥（lì）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shí）或尽粟（sù）一石（dàn，古音为shí）。食（sì）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sì）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shí）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xiàn），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sì）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
【4】《咏雪》刘义庆
原文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5】《陈太丘与友期》刘义庆
原文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6】《陋室铭》刘禹锡
原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dú）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7】《与朱元思书》吴均
原文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水皆缥（piǎo）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tuān）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miǎo），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líng）作响；好鸟相鸣，嘤嘤（yīng）成韵。蝉则千转（zhuàn）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yuān）飞戾（lì）天者，望峰息心；经纶（lún）世务者，窥（kuī）谷忘反。横柯（kē）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8】《三峡》郦道元
原文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溯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晴出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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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刚刚插入的文本，按格式要求修改字体字号等，并用项目编号进行自动编号。 到这里，我们离完美还差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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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另外一种方法，如果你想多学一点东西，请接着往下看。 选中所有的尾注文本，点【格式|字体】，改为“隐藏文字”，切换到普通视图，选择【视图|脚注】，此时所有的尾注出现在窗口的下端，在【尾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尾注分割符”，将默认的横线删除。
同样的方法删除“尾注延续分割符”和“尾注延续标记”。删除页眉和页脚（包括分隔线），选择【视图|页眉和页脚】，首先删除文字，然后点击页眉页脚工具栏的【页面设置】”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上点【边框】，在【页面边框】选项卡，边框设置为“无”，应用范围为“本节”；【边框】选项卡的边框设置为“无”，应用范围为“段落”。
切换到“页脚”，删除页码。选择【工具|选项】，在【打印】选项卡里确认不打印隐藏文字（Word默认）。
2.对话框中选择“尾注”，编号方式选“自动编号”，所在位置选“节的结尾”。 3.如“自动编号”后不是阿拉伯数字，选右下角的“选项”，在编号格式中选中阿拉伯数字。
9.切换到普通视图，菜单中“视图”——“脚注”——尾注的编辑栏： 10.在尾注右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尾注分隔符”，这时那条短横线出现了，选中它，删除。 11.再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尾注延续分隔符”，这是那条长横线出现了，选中它，删除。
存在一个小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 1，单击要插入对注释的引用的位置3。 2，单击“插入”菜单中的“引用”——“交叉引用”命令。
3，在“引用类型”框中，单击“脚注”或“尾注”。 （加粗者为首选） 4，在“引用哪一个脚注”或“引用哪一个尾注”框中，单击要引用的注释。
5，单击“引用内容”框中的“脚注编号”或“尾注编号”选项。 6，单击“插入”按钮，然后单击“关闭”按钮。
不过得注意：Word 插入的新编号实际上是对原引用标记的交叉引用。如果添加、删除或移动了注释，Word 将在打印文档或选定交叉引用编号后按 F9 键时更新交叉引用编号。
学习文言文的好处
文言文是古人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传统文化的集中荟萃，是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典范。它记录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昭示着传统文化的底蕴，散发着人文精神的芳香。中学生多读文言文，不仅可以增加语言储备，提高作文布局谋篇的能力，而且还能够增长历史文化知识，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具体来说：
学习古文语言，增强运用能力。流传下来的文言文，大都是文质兼美的范文，文约意丰，含蓄蕴藉，语言讲究推敲，注重精练，色彩鲜明，譬喻形象。像“文采若云月”的《左传》，“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似人间来”的相如赋，清新而俊逸的李白诗等。中学生经常阅读文言诗文，一些精妙的固定短语和富有哲理的句子自然会进入其语言库，潜移默化，学生的语言自然会丰富形象起来。再者，古人对待语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也势必会让中学生受到影响，从而使其逐渐养成推敲词句的好习惯，说不定也会“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或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这对现代汉语的写作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现当代的很多文学大家，诸如鲁迅、茅盾、冯骥才等，其作品语言的酣畅、犀利、深刻，老到，恐怕就得益于对文言文浸淫多年、始终如一的阅读爱好吧。
学习古文构思，提升作文水平。古人写文章，非常重视文章的布局谋篇，注重文章的起承转合。波澜起伏中见出巧妙，含蓄蕴藉中透着虚实，简约而不失谨严，质朴而不失形象。有的“立片言以居要”，统摄全文，如荀子的《劝学》、苏洵的《六国论》等；有的行文曲折，跌宕多姿，如蒲松龄的《促织》、司马迁的《鸿门宴》等；有的借景写情，缘情明理，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苏轼的《赤壁赋》等；有的以小见大，管窥蠡测，如左丘明的《肴之战》、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古诗文给中学生的写作提供了非常优秀的行文范例和精美的构思技巧，中学生经常阅读，自会文思敏捷，文如泉涌，久而久之，作文水平自会产生质的飞跃。
学习历史文化，增加人文积淀。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学生多读文言文，能激发热爱并承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面对龟甲兽骨的精巧奇特，你能不拍案称奇？面对长城的绵延万里，你能不骄傲自豪？面对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你能不热血沸腾？叶圣陶先生说过：“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能继往开来。否则，像无根之草，长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如何理解“固有文化”并且“继往”？毋庸赘言，离不开大量的文言阅读。阅读文言文是继承文化遗产的一种手段，唯有多读，才能逐渐领悟文言文的内在魅力，逐渐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而真正激发民族自豪感和把文化薪火衍递到底的责任感。高考优秀作文《赤兔之死》的小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让人叹为观止的佳作，不是得益于《三国演义》故事吗？不是得益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吗？
学习古人操行，提高道德素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古文中的先贤圣哲、至德至言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健全学生的人格大有裨益。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孔子，到“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韩愈；从“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李商隐到“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苏轼；从“镜破不改光”的孟郊到“生当作人杰”的李清照；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其彪炳史册、烛照千古的言行事迹，每每读来，常令人情不自禁的热血沸腾，肃然起敬，慕古人之高义，发思古之幽情，心灵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净化，素养在无声无息中得到提高。《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因此，中学生道德素养的提高离不开对优秀文章的广泛阅读，更离不开对文言文的阅读，在学生的人格塑造、审美情趣的提升方面，文言文起着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毕业论文网论文范文哲学毕业论文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时间：2020-08-01 10:53:40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内容提要】魏晋时期自然成为被独立审视的审美对象，具有了自身的审美意义，魏晋士人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更多地关注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内蕴于其中的生命气息以及人与自然的浑然合一。魏晋文学中的山水之文也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彰明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关键词】 魏晋文学 自然审美 生命意识魏晋是真正发现自然美的时代。魏晋时期自然美进入士人的生活中，他们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将一往深情投入大自然，对山水草木进行自由的审美观照，山水草木开始真正作为独立的对象进入人的审美活动领域，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具有了自身的审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魏晋文学将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与魏晋士人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融为一体，使山水之文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承载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一、美在形式——本真的生命意识魏晋时期，自然山水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进入文学作品，突破了儒家把自然山水作为道德精神的象征之物加以审视的局限，更注重对自然生命存在本身风姿的审美体认，更多地观照自然景物的感性形式之美，更尽情地感受自然的野逸与生机。魏晋士人以新奇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大自然的声色之魅和形式之美，他们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审美经验描绘自然，突出其色彩、形态和声音等外在特征的美。东晋山水诗的开宗巨匠谢灵运恣意游赏，凡泉林幽壑，朝岚夕霏，尽在其笔底。他极其细致地体察和敏锐地体悟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的生命形式，借山水诗来表现自然清新生动的生命本色。“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远山林壑，落霞夕霭，黄昏暮色，清晖无限，使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在幽暗的色彩和混沌的景象中，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理解和体悟获得了彰显。“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自然时令的变化触动着生命的新陈代谢，包孕着生机的明媚春光，鲜活的生命迹象在诗人心里引起无限的喜悦感。“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初去郡》）“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明净的山水，生动的色泽，自然灵动的生命形式，显现出自然的感性形式所蕴蓄的无穷魅力。谢脁的山水诗：“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则更突出了自然浑融圆润，清新萧散之美。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谢灵运、谢脁等魏晋士人已经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在他们那里，自然既没有为主体的情志所吞没，同时也不是主体有意克制自身的产物。因此魏晋士人“不再要从当下感性之物超越出去，不再要由物见道，当下之物就是值得肯定、值得欣赏的。美不来自于道，不来自于任何外在的他者，美就在于感性事物自身”①。魏晋士人以纯净书写的形式和清丽的语言本色地描绘山水草木，其目的不是为了避世，也不是为了寻仙，而是为了更直观更真切地感受和欣赏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及其所蕴涵的生命情趣。自然的生命形式之美的确让人目不暇接流连沉醉，而充溢于其中的汪洋恣肆不可阻遏的内在生命力，则更令人震撼。解脱了经学束缚的士人们以敏锐而又极富情韵的感受力，尽情地体验蕴含于山川草木中的生命气息。“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谢万《兰亭诗》）“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奔流的万壑、竞秀的千峰、繁茂的草木、可人的鸟鸣、哀婉的猿啸、朦胧的晓岚、明朗清新的日月、灿烂的霞光等鲜亮的生命形态，无不蕴藏着无限的生命气象与自得生机，无不回旋着生命的律动，透露着宇宙的生气和灵气，激发出生命独异的回响。这种对自然感性形式和其内在生命力的审美体悟，甚至还体现在对人物的品藻上。两汉时期人们以儒家所认可的伦理道德标准品评人物，只要具备儒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行，即便是面如死灰的人也是美的。但是在魏晋士人看来，人不是美在抽象的德行，而是美在呈现人之气质、个性的外在形貌，更美在这种外在形貌所昭示的内在生命力。魏晋士人摒弃了自然之物的教化色彩，往往用自然界的事物直接比拟人的外貌之美。如《世说新语•赏誉》载：“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世说新语•容止》载：“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 濯濯如春月柳。’”“会稽王司马昱‘轩轩如朝霞举’。”“瑶林琼树”、“春月柳”、“朝霞”这些光明鲜洁，晶莹发亮，带有清新气息和明朗绚丽的格调，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自然意象，是鲜活的生命，诗意的凝结，是生命活力的象征。在魏晋士人看来，只有内蕴着鲜活生命力和神韵气质者，才能像自然山水一样使人为之怦然心动，才是最美的。在魏晋文学中人像自然一样美在形式，更美在生命，其中人的生命已“不是哲学意义上深刻然而抽象的人的生命，而是同样深刻然而具体的人的生命‘呈现’，是种种富有美的意味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情调”②。从自然草木的生命之中，魏晋士人深深地体味到人自身的生命韵律和生命情调，他们用感性的心灵去拥抱自然，鸢飞鱼跃、树荣草茂、水清山峻的自然界成为他们内心激情萌动和个人生命力鲜活跃动的真切反映。“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王羲之《兰亭诗》）魏晋士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自然，使触着的一切呈露出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从中体会到生命性灵的悠远无际，领悟着生命的价值、意义和人性之美。魏晋士人对自然物象感性生命形式和内蕴于其中的生命力的审美观照，深刻体现了他们对自由生命的深情向往。二、美在深情——感伤的生命意识魏晋是一个重情的时代，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正是对魏晋士人钟情于生命的深情写照。魏晋文学表现生命意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借自然达情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魏晋自然山水成为生命情感的载体、生命意识的投影，士人们往往借助自然山水最精致的生命形式和最细微的生命颤动映现自己的生命意蕴。魏晋文学所表现的生命意识内涵是多重的，其中最具智慧与深情的是感伤之情。魏晋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但魏晋士人的觉醒始终挟裹在血腥的现实中，战乱频繁、疫疾肆虐、杀戮成风、死亡枕藉构成了魏晋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大背景。对死亡的焦虑、对生命的热切渴望和人生命运的理性确认，在魏晋士人心中交织成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存悲剧感。正是这种时代的苦难，人生的沉重，铸就了魏晋文学悲剧性的审美底蕴。空前的黑暗，无比的智慧与刻骨的生死体验酿成了魏晋士人沉郁难解的深情和感伤，而当这种感伤的深情借助自然的万千情状表现出来时，其感人的程度也就非同一般了。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搜索文档Copyright©2006-2022应届毕业生网版权所有付费复制付费获得该文章复制权限限时特价：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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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识魏晋是真正发现自然美的时代。魏晋时期自然美进入士人的生活中，他们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将一往深情投入大自然，对山水草木进行自由的审美观照，山水草木开始真正作为独立的对象进入人的审美活动领域，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具有了自身的审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魏晋文学将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与魏晋士人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融为一体，使山水之文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承载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一、美在形式——本真的生命意识魏晋时期，自然山水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进入文学作品，突破了儒家把自然山水作为道德精神的象征之物加以审视的局限，更注重对自然生命存在本身风姿的审美体认，更多地观照自然景物的感性形式之美，更尽情地感受自然的野逸与生机。魏晋士人以新奇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大自然的声色之魅和形式之美，他们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审美经验描绘自然，突出其色彩、形态和声音等外在特征的美。东晋山水诗的开宗巨匠谢灵运恣意游赏，凡泉林幽壑，朝岚夕霏，尽在其笔底。他极其细致地体察和敏锐地体悟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的生命形式，借山水诗来表现自然清新生动的生命本色。“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远山林壑，落霞夕霭，黄昏暮色，清晖无限，使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在幽暗的色彩和混沌的景象中，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理解和体悟获得了彰显。“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自然时令的变化触动着生命的新陈代谢，包孕着生机的明媚春光，鲜活的生命迹象在诗人心里引起无限的喜悦感。“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初去郡》）“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明净的山水，生动的色泽，自然灵动的生命形式，显现出自然的感性形式所蕴蓄的无穷魅力。谢脁的山水诗：“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则更突出了自然浑融圆润，清新萧散之美。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谢灵运、谢脁等魏晋士人已经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在他们那里，自然既没有为主体的情志所吞没，同时也不是主体有意克制自身的产物。因此魏晋士人“不再要从当下感性之物超越出去，不再要由物见道，当下之物就是值得肯定、值得欣赏的。美不来自于道，不来自于任何外在的他者，美就在于感性事物自身”①。魏晋士人以纯净书写的形式和清丽的语言本色地描绘山水草木，其目的不是为了避世，也不是为了寻仙，而是为了更直观更真切地感受和欣赏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及其所蕴涵的生命情趣。自然的生命形式之美的确让人目不暇接流连沉醉，而充溢于其中的汪洋恣肆不可阻遏的内在生命力，则更令人震撼。解脱了经学束缚的士人们以敏锐而又极富情韵的感受力，尽情地体验蕴含于山川草木中的生命气息。“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谢万《兰亭诗》）“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奔流的万壑、竞秀的千峰、繁茂的草木、可人的鸟鸣、哀婉的猿啸、朦胧的晓岚、明朗清新的日月、灿烂的霞光等鲜亮的生命形态，无不蕴藏着无限的生命气象与自得生机，无不回旋着生命的律动，透露着宇宙的生气和灵气，激发出生命独异的回响。这种对自然感性形式和其内在生命力的审美体悟，甚至还体现在对人物的品藻上。两汉时期人们以儒家所认可的伦理道德标准品评人物，只要具备儒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行，即便是面如死灰的人也是美的。但是在魏晋士人看来，人不是美在抽象的德行，而是美在呈现人之气质、个性的外在形貌，更美在这种外在形貌所昭示的内在生命力。魏晋士人摒弃了自然之物的教化色彩，往往用自然界的事物直接比拟人的外貌之美。如《世说新语•赏誉》载：“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世说新语•容止》载：“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 濯濯如春月柳。’”“会稽王司马昱‘轩轩如朝霞举’。”“瑶林琼树”、“春月柳”、“朝霞”这些光明鲜洁，晶莹发亮，带有清新气息和明朗绚丽的格调，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自然意象，是鲜活的生命，诗意的凝结，是生命活力的象征。在魏晋士人看来，只有内蕴着鲜活生命力和神韵气质者，才能像自然山水一样使人为之怦然心动，才是最美的。在魏晋文学中人像自然一样美在形式，更美在生命，其中人的生命已“不是哲学意义上深刻然而抽象的人的生命，而是同样深刻然而具体的人的生命‘呈现’，是种种富有美的意味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情调”②。从自然草木的生命之中，魏晋士人深深地体味到人自身的生命韵律和生命情调，他们用感性的心灵去拥抱自然，鸢飞鱼跃、树荣草茂、水清山峻的自然界成为他们内心激情萌动和个人生命力鲜活跃动的真切反映。“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王羲之《兰亭诗》）魏晋士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自然，使触着的一切呈露出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从中体会到生命性灵的悠远无际，领悟着生命的价值、意义和人性之美。魏晋士人对自然物象感性生命形式和内蕴于其中的生命力的审美观照，深刻体现了他们对自由生命的深情向往。二、美在深情——感伤的生命意识魏晋是一个重情的时代，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正是对魏晋士人钟情于生命的深情写照。魏晋文学表现生命意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借自然达情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魏晋自然山水成为生命情感的载体、生命意识的投影，士人们往往借助自然山水最精致的生命形式和最细微的生命颤动映现自己的生命意蕴。魏晋文学所表现的生命意识内涵是多重的，其中最具智慧与深情的是感伤之情。魏晋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但魏晋士人的觉醒始终挟裹在血腥的现实中，战乱频繁、疫疾肆虐、杀戮成风、死亡枕藉构成了魏晋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大背景。对死亡的焦虑、对生命的热切渴望和人生命运的理性确认，在魏晋士人心中交织成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存悲剧感。正是这种时代的苦难，人生的沉重，铸就了魏晋文学悲剧性的审美底蕴。空前的黑暗，无比的智慧与刻骨的生死体验酿成了魏晋士人沉郁难解的深情和感伤，而当这种感伤的深情借助自然的万千情状表现出来时，其感人的程度也就非同一般了。
哲学是探索人内心的学问，仿佛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较远，因而一直以来在考研的报考浪潮中远不如经济、管理、计算机之类的学科火爆。有些人要问，学哲学出来做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哲学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高校、研究机构、党政机关等，从事的职业也多与思想工作、行政工作有关。不过南方北方哲学人的“处世哲学”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南方学哲学和在北方学哲学今后所走的道路也许是截然不同的。以下是查找到的近期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北京：学术天堂有人说哲学的真正天空在北方，耳熟能详的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艾思奇、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张岱年等几乎都来自北大，而他们的弟子们则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南开等高校撒播学术种子。如此深厚的学术底蕴，令北方哲学界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学术创造力。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一的蔡同学说：“在北京，哲学研究的气氛很浓，也有很多机会见到世界各国的大师。经常有一些哲学名家在北京的高校开讲座，同学们积极地互相转告，导师也鼓励我们走出校门到其他高校去听课。而且哲学在这里并不会被当作冷门学科，几乎人人都能跟你‘拽’上一两句哲学，有时候在外边和人聊天，不经意间就会发现一两个志同道合的哲学爱好者。”谈起未来的打算，她说自己的目标是申请教育部公派留学资助项目到德国留学，然后回国当老师。“现在有许多这样的项目，哲学虽然在就业方面不如其他学科，但仍然是许多奖学金和基金组织的重点资助对象。如果学生有自己的思想，能够拿出让专家眼前一亮的论文，获得高额奖金还是很有把握的。”上海：学以致用如果说北京的哲学学生都秉持着“传承学术”的态度，将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为依然能够与哲学打交道，那么上海的哲学学子更像是“学以致用”，把哲学思想转化成一种策略和态度来用于生活，转战职场。著名的战地记者闾丘露薇、传媒集团老总虞峰都出自复旦哲学系。据说在上海，哲学绝对不算冷门专业。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党政机关都活跃着哲学系学生的身影。前不久，复旦哲学系继火爆一时的“国学班”之后再度推出“西学班”，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西学班的培养重在精读西方哲学原典，包括《圣经》、《理想国》、《社会契约论》、《国富论》及柏拉图、卢梭、莎士比亚、斯宾格勒等经典著作。复旦人文智慧课堂项目负责人杨文表示，全球化背景下，如果要解读文明交融背后的密码，掌握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的主动性，就需要我们深刻理解西方的文明，这样才能拥有深远的视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复旦哲学系开设的管理哲学等课程总是受到同学们的追捧，而哲学系毕业生的毕业设计也总是围绕企业哲学、经济哲学等与现实联系紧密的课题，他们和其他专业人才一样能够一路闯关进入宝洁、强生、通用等大公司的最终面试。{ 湖南大学生论坛}
1，思政专业写哲学论文一般是围绕“功利观”来写，即是关于道德的讨论，又有哲学依据。具体的可以写“大学生功利观”，“现代化背景下功利观的转变”，前者可以“问卷调查”形式把数量化引入论文增加论文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后者主要是对各个时期功利主义的模型进行对比，建立现代功利主义分析模型。2，总之，功利主义是哲学与思政专业相结合的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向。其他方向也有，不过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知识面进行选择。“功利主义”或者“功利观”是个不错的方向，可以考虑一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专业：应用化学姓名：张煜民学号：00710008指导老师：王晓恩格斯在谈到事物普遍联系的“辨证图景”时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作为一个普遍的哲学范畴，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食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它具有一系列的特点：首先，联系具有客观性。联系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认识和意志为转移。联系都是现实、具体的，相互联系是物质的普遍本性之一，不能用主观臆想的联系代替客观事物本身的联系。坚持联系的客观性是把普遍联系的原理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坚持联系的客观性，就是要求我们从客观事物联系的本身出发，这是为唯物辩证法同唯心辩证法、诡辩论的重要区别所在；坚持练习的客观性，就是在练习的观点上唯物论。其次，联系具有普遍性。事务联系的普遍性有三层含义。第一，任何事物内部的不同部分和要求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内在的结构性。第二，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之中。第三，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任何事物都存在普遍联系、交互作用中，不存在完全独立的东西。事件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存在的形式，实质上是人类所特有的联系形式，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社会中人与人的一切现实联系的基本方式和途径。这已经成为人类的实践经验和科学发展所证明。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网结，并通过这个联系之网体现出联系的普遍性。最后，联系具有多样性。世界上的事物是多样的，因而事物的联系也是多样的。联系的多样性表现在：①不同的物质运动领域、不同具体事物之间有不同的联系；②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联系，联系随条件变化而变化；联系的形式是多样的，主要有：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等。不同的联系构成事物内部和食物之间的存在和发展趋势。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指物质世界的现象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具有普遍的相互联系的根本特性。联系作为一般哲学范畴，通常是指事物或现象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在无限的宇宙中，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着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部分、成分或环节，都体现着普遍的联系。同物质世界的存在和运动一样，联系也是无限的、永恒的。联系的普遍性是指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每一个事物内部的各个要素、部分、方面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过程都是相互联系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而是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统一联系之网上的一个部分或环节。坚持联系的普遍性观点是辩证法观点，否认联系和联系的普遍性观点是形而上学观点。事物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事物的相互联系通过事物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而相互作用就必然引起事物原有状态或性质的变化即运动。由联系的永恒性和普遍性，必然得出发展的永恒性和普遍性。(1) 普遍联系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和现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过程彼此相互联系，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每个事物、现象、过程、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也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任何事物都是由各要素彼此联系组成的有机整体。普遍联系具有多样的形式。各种形式的联系，其性质、地位和作用也不相同。(2) 普遍联系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特征，对于我们理解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普遍联系构成运动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则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从规律的高度揭示现实世界普遍联系的一般形式和本质内容。唯物辩证法的所有规律和范畴，都是从本质层次上揭示事物的普遍联系的。所以，只有掌握普遍联系的观点，才能深刻理解唯物辩证法，才能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一件工作，必须把它放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之中，放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中，具体分析它的联系形式和特点，才能认识它的性质，发现它的运动发展方向和规律，才能做好工作。(3) 普遍联系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①联系观点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方针的重要理论根据。只有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同全球发展趋势联系起来制定发展战略，才能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②从联系观点出发，必须树立全局观点，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注意事物的系统性，注意系统与系统，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运用联系的观点，从中国经济建设的整体出发所做出的重大决策。③在现代化建设中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联系起来，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此相联系的再分配领域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协调好各种所有制经济和各种分配方式的相互关系，对于深化改革、繁荣经济、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性联系的原理，要求人们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观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当代中国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和持续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紧急全球化的趋势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这就要求我们树立世界眼光，顺应世界潮流，把握世界发展进程中诸方面的相互联系、抓住机遇，努力发展自己。参考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自然辨证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论文题目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解的比较研究 二、论文选题依据 1.选题的来源及理论和实践意义 选题来源： 首先，熟知并不等于真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般是把形而上学放在与辩证法的比较中来理解。即:凡是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来看问题就是辩证法,而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来看问题就是形而上学。并由此得出,形而上学是荒谬和错误的结论。其实,我们对形而上学的这种大众化的理解,遮蔽着我们对形而上学本身的真正把握,而且极容易造成思想的各种混乱。因此有必要还形而上学以本来面目。而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没有厘清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不同理解，不知道形而上学的真正含义。 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人们沿用的其实是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用法,把形而上学紧紧视为一种思维方式，把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对立起来。恩格斯在他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特别是自然辩证法中,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当作是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认为形而上学是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恩格斯写到:“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评价是,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是合乎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恩格斯认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由此可见,在恩格斯看来,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表现在:形而上学用孤立的、片面的、凝固僵化的观点看问题,否认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在于它的内部矛盾,而辩证法则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把发展的动力归结于事物的内部矛盾。 显然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把握不是局限在思维方式这一个角度，马克思在“体系、超越、反思”等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一词,并称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及前人以各种方式来解决脱离或背离现实的纯抽象、纯客观以追溯整个世界的本源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其主题是对存在及人的本质性的一种超验的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回避这一主题,而只是以新的方式来阐述这一主题。马克思在对社会存在的反思中,是从生产劳动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入手的,他认为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劳动史。在对现实社会的超验性思考时,他也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状况入手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所以马克思理解的形而上学,应该是指那种反对以寻求“原因”的基本原理为目标的传统形而上学。它并不必然意味着形上之思的终结,而只是说传统哲学意识第一性或理论优先于实践的经典地位被取消,哲学已经转换了思维方式。让形而上学回归到服务现实世界正是马克思对形而上学和哲学做出的巨大贡献。 其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一些文本中，也是提到了空间问题。而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表面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但是完全可以从中读出社会空间的含义，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讲到了城乡对立，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讲社会空间的断裂。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讲到资产阶级的形成史，即资产阶级通过国际贸易和殖民主义等方式进行的全球扩张，实质是这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社会空间的再生产，它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生产上接受这种资本的生产方式，而且要在文化、法律等方面接受这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最后，恩格斯特别关注了城市空间的规划以及工人阶级的居住空间问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历时21个月的考察，以大量的数据和实例向我们再现了19世纪英国的主要工业城市的面貌。在《论住宅问题》中，他不仅指出了造成工人阶级居住空间的恶劣的根源，而且也提出了空间正义的问题。 理论意义： 近几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进行过不少讨论，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相关研究比较零散，多局限于特定视角和个别问题上，或者是更多的停留在国外空间理论思想的引介上，或者是缺少结合当代人类空间实践的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因此，本文将这些问题都集中在一起进行梳理和讨论，使得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有一个整体的框架。 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空间理论，从微观方面来讲，就是关于空间正义，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的问题;从宏观方面讲，就是全球化的问题。那么，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住房问题，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房价的不断提升而导致的城市居住空间的占有、使用等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恩格斯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就可以给于我们以启发，而不至于走了老路、走了弯路。其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与世界接轨，作为全球资本链条上关键的一环，我们该如何走下去。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认清形势，真正做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资料收集情况(含主要参考文献) 著作类：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6)、李春敏：《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7)、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8)、孙江：《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9)、童强：《空间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11)、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12)、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13)、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4)、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15)、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16)、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论文类： (17)、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 (18)、胡大平《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 (19)、段进军、胡火金：《发展主义空间观的批判与空间观的转型》，《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 (20)、刘怀玉：《不平衡发展的“现在”历史空间辩证法》，《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6期。 (21)、庄友刚：《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与中国马克思哲学创新论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22)、王金福：《“空间、空间生产”五问——对张之沧教授几个观点的质疑》，《学术月刊》，2012年1月 第44卷 1月号。 (23)、张之沧：《再论空间的生产、建构和创造——回应王金福教授的“质疑”》， 《学术月刊》，2012年1月 第44卷 1月号。 (24)、庄友刚：《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与趋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 (25)、陈忠：《城市启蒙与城市辩证法：再论城市哲学的建构》，《河北学刊》，2012年5月 第32卷 第3期。 (26)、吴细玲：《城市社会空间与人的解放》，《哲学动态》，2012年第4期。 (27)、董慧：《身体、城市及全球化：哈维对解放政治的空间构想》，《哲学研究》，2012年第4期。 (28)、赵海月、赫曦滢：《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辨识与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3月 第52卷 第2期。 (29)、邹诗鹏：《空间转向的生存论阐释》，《哲学动态》，2012年第4期。 3. 国内外相关课题研究基本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近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的关注在不断提升，许多学者主持翻译了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著，撰写了以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为主题的论文，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相关研究比较零散，多局限于特定视角和个别问题上，缺乏整体的梳理和探讨。 首先，马克思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界定。国内学界的阐释路径一是将时空作为物质运动之存在形式的逻辑贯彻到底，强调社会运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二是将马克思的社会空间观作为对纯粹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空间观的一种扬弃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在空间观上的一种革命性变革，实践使空间具有社会属性，并与价值、自由、社会革命这样的问题关联在一起。 其次，世界历史与全球空间生产。世界历史是马克思社会空间探讨的重要维度，学界对此进行了诸多探讨，任平等从资本视角入手，指出空间生产方式一直是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马克思的空间视野中，资本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而且也是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资本全球化使历史成为全球性的历史过程。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学界在这方面刚刚起步，庄友刚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范畴内在地暗含着空间本身的生产这一内涵，因为社会生活本身的生产意味着社会生活空间的扩张，也就是社会生活空间的生产。刘怀玉认为，空间化问题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意义的独特视角，空间化问题研究弥补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角度的缺失，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根本途径。 最后，城市空间生产与空间剥夺。城市空间生产是马克思探讨社会空间又一重要维度。高鉴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空间的探讨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后者促进了新型城市的迅速增长，同时占据垄断地位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城市化国家，利用国际间的城乡差别和对立，控制和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剥削发展中国家。 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对于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的研究不仅彰显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体系中，而且渗透于当代空间研究的其他理论派别，涉及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空间哲学等多个学科，这说明马克思在当代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中不但没有缺场，而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第一，对马克思社会空间观的重新思考。国外相关研究普遍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着空间维度缺失的问题，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不应只是充当一种辅助物或背景，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主角;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核心是生产关系的生产，而生产关系的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的生产。哈维也认为，马克思关注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他敏锐的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理活动和策略交织在一起的。苏贾也认为，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渗透着清晰的地理学分析，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涉及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问题。 第二，在对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的思考基础之上提出的研究方法。列斐伏尔提出了“社会—空间—历史”三元辩证法，这是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辩证法空间化的重要尝试，在此基础上，他从空间的社会属性出发，将空间区分为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与实际的空间，并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与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将人类空间化历史概括为六个阶段。哈维提出了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主张，同时用“时空压缩”这一范畴阐发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新时空体验。苏贾区分了“空间”与“空间性”，认为后者是空间社会属性的真正表达，他在梳理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的几种不同理论倾向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社会—空间辩证法”，并为其设定了理论前提。 三、研究方案 1.论文提纲(主要研究内容) 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 引言 空间与资本 (一)、关于空间 1、空间的概念 2、空间的属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 (二)、关于资本 1、资本的概念 2、资本的表现形式(物的形式及人格化的资本、一种关系、一种过程) 一、微观视域下的社会空间：资本主义工业城市 (一)、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及现代资本的形成 1、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形成(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繁荣和衰败。简单协作。机器的使用。工厂制度。工业城市形成。) 2、现代资本的形成(共同体尽头交换的出现。商人阶级的出现。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换。) (二)、工业城市：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 1、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空间(过剩人口的出现：失地农民、破产的家庭手工业者等。便利的交通条件：铁路、港口等。生产资料：资金的充裕、机器的使用等。) 2、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科学技术与资本的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机器的不断改良。) 3、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点(城市空间的聚集效用。资本的空间集合能力。并存劳动。) (三)、空间正义：住宅问题 1、城市规划(工人住宅区的集中。商业街区的建立及原住民的拆迁。工人居住区域的不合理规划。疾病爆发、高死亡率等。) 2、居住环境(工人与资本家居住环境的对比：室内和室外、居住区周边的交通、卫生状况等。生活方面：购物、饮食、娱乐等。) (四)、城乡空间二元对立：资本发展的必然后果 1、城乡分离向城乡对立的转化(前资本主义时期城乡状况。现代资本的出现，工业城市的形成。乡村的附属地位确立。) 2、城乡对立的形成原因(生产力的发展。乡村手工业者破产。城市的就业机会增加。对乡村资源的掠夺。乡村工厂：乡村城市化。) (五)、工业城市：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1、工人阶级的集中(居住区域的划分。不断涌入的农民。多地区、多民族的工人汇合。) 2、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机器改进使得大批工人失业。由对机器的仇恨转向资本家。意识到自身的状况。) 3、工人革命运动的发源地(对生产资料的破坏。各种形式的罢工。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巴黎公社等。) 二、宏观视域下的社会空间：资本的全球化 (一)、全球空间的形成 1、资本的发展：区域空间的形成(新航线的开辟、美洲大陆的发现。对新空间的占领。资源的掠夺。原始积累。) 2、资本的扩张：生产关系的空间再生产(殖民地理论。) 3、资本的必然趋势：全球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过度积累。国内市场的饱和。开辟新市场的紧迫性。) (二)、全球空间的断裂 1、不平衡地理发展(客观地理环境。三个从属：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2、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工业国家为核心。农业国家为附属。农业服务于工业。) (三)、资本的全球空间再生产 1、生产方式的全球化(空间支配。资本再积累。转移过度积累。) 2、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货币。交换。自由。平等。) (四)、资本全球化的意义 1、积极方面(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积累。交往的普遍化。) 2、消极方面(生态的破坏。人的片面发展。) 3、资本主义的灭亡(多国胜利论。)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对我国目前空间生产方面的指导意义 (二)、对当下人类空间实践方面的指导意义 2.论文写作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写作重点：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的空间理论的两个视角的描述如何将逻辑与历史进行统一。 写作难点：除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空间理论进行阐述外，如何将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哈维等)的空间理论与其进行更好的融合，以凸显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思想在当代的意义。 写作创新点：本文对资本及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及扩张等置于空间视角，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空间转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论述人类解放。 3.研究的思路、方法和论文写作的计划、进度安排 研究的思路：鉴于目前国内外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将主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为根本依据，并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阅读以便补充。 研究方法：在查找与本文相关的书籍、各类期刊、学术报告等二手资料的基础之上，回归文本，忠于原著。 论文写作的计划、进度安排： (1)、20xx年3月至20xx年5月：收集资料并阅读相关资料，完成开题报告。 (2)、20xx年6月至20xx年10月：进一步研读相关文献资料，完成论文初稿。 (3)、20xx年11月至20xx年12月：反复研读修改初稿后，提交导师指导。 (4)、20xx年1月至20xx年2月：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定稿。 (5)、20xx年5月：进行论文答辩。
我能做这个，硕论写过不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辩证法和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组成部分，实践概念是它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是把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起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K.马克思和F.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 。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此外，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19世纪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进化论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一、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马哲的诞生是当时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哲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成熟的无产阶级，欧洲无产阶级正从一个自在的阶级逐渐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工人运动兴起需要科学理论指导；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三大科学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是对当时欧洲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是对人类哲学思维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的批判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为马哲的创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直接理论来源:以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他们的劳动价值论；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米涅、梯叶里关于阶级斗争作用的论述；19世纪初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哲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原则是马哲的建构原则。马哲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对象规定为作为现存世界基础的人类实践活动，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从而为改变世界提供方法论。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崭新形态的现代唯物主义。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机制。实践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而且是同旧唯物主义的分界线，并由此终结了传统哲学。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 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意识、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这是一切唯物主义都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是唯物的、辩证的，也是社会的、历史的。马哲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从而正确地、彻底地解决了哲学地基本问题，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四、批判、开放和不断发展的学说批判性是马哲的基本精神。批判，是破旧立新，以新物质代替旧质，是实践的内在要求。实践作为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对外部自然的一种否定性关系。马哲同时代的步伐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感，严格依据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及时修正某些被实践证明业已陈旧的个别观点和结论，以保持和发展自己学说的科学性、真理性；同时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对来自各方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的错误观点和理论，进行毫不含糊的批判与斗争，指导现实以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同各种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哲是开放的理论体系，不仅要吐故还要纳新。马哲的理论活力来自实践。是对以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的批判继承，随着发展会不断总结新经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理论形式。马哲是不断发展的，把马哲看作是活生生的发展的学说，使之永远同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相一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和僵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一、现时代的思想智慧马哲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时代的思想智慧。1、 反思功能。反思既是对思维对象的反复思考，又是对思维本身的反身思考。反思首先是反复思考，是对思维对象的再思、三思、多思。反思具有反复思维和反身思维的双重含义，是思维之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辩证统一。2、概括功能。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的理论反映，在概括各方面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哲学意义上的包括人在内的世界图景。3、 批判功能。马哲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人与世界现实关系作出评价。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对现存世界持批判的态度，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确立作为现实之否定形态的理想，再通过实践把理想转变为新的现实。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不是消极的否定。4、 预测功能。哲学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引导着我们从现在走向未来。它可以从大体上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趋势。哲学的预测不同于具体科学的预测，它更带有宏观整体性、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二、人生的根本指南科学的人生观是马哲即科学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人生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人生观就是对人生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对人生观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是他所信奉的世界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就是在马哲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社会所尽的责任和所作的贡献。努力为人民服务，无私把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意义。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核心。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是正确实现人生价值的思想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生观不可或缺的内容。要树立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自觉性，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马哲既是认识世界又是据以改造世界的伟大精神武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中共的思想路线。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防止、打破思想的滞后或僵化，使主观思想不断与新的实际相符合，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保证，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目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既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哲的根本方法。我们只要坚持和按照马哲所固有的科学本性和逻辑来理解它，对待它，就能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真正地和充分地发挥它的巨大社会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最高抽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质上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关系。从实践出发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关键。是实践为人提供了认知对象。因此在实践中，人不仅认识了世界，而且改造了世界，在天然、自然的自在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类的属人世界。所以，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它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独特方式。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因而导致他们在对世界的理解和观察世界的视角上存在着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从而在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获得了全新解释，构筑了统一的、彻底的、科学的哲学体系。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贯穿于全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主要表现：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结束了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史观的统治地位。 结束了旧唯物主义缺乏能动原则的状况。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去理解物质世界，使唯物主义成为生机勃勃的科学理论体系。 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十八个基本原理：1.物质与意识辩论关系原理；2.物质运动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论关系原理；3.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原理；4.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原理；5.矛盾的普遍性原理；6.矛盾的特殊性原理；7.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原理；8.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关系原理；9.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相互关系原理；10.内因与外因相互关系原理；11.量变与质变相互关系原理；12.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原理；13.认识与实践相互关系原理；14.现象与本质相互关系原理；15.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关系原理；16.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互关系原理；17.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18.人的价值原理.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革命本性及其现实意义一、思辨的、直观的和科学的实践观 把实践纳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在马克思以前，康德、费希特，以至青年黑格尔派的契希考夫斯基、赫斯等，都已这样做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们所讲的实践和马克思讲的并不是一回事。说到底，他们都在精神范围建构实践，把实践归结为意志的活动。这种唯心主义实践观，已为大家所熟知。但是，还有一种实践观，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似乎也很难归入唯心主义实践观一类。比如费尔巴哈，他把实践理解为纯功利的行为，是琐碎的生活和利己活动，其典型形式，就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赚钱活动”。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实际上是一种直观的实践观。他把当下的实践形式，即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视为实践的总体。因此，他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排斥理论的。为了维护理论的权威，更为了其人道主义理想，费尔巴哈断然把实践排除在哲学的视野之外。他的这种理论失误，人们通常只将其归结为对实践的偏见，即对实践作了价值上的否定判断；而对他的直观的实践观本身则并不注意。这样，当此种实践观改换面目出现时，就甚至可能会大受欢迎。 大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是实证论的，其对实践的见解也就必然是直观而偏狭的。他们的一切经济分析都是以现实的实践，即工业、市场和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因此，他们似乎有权责备马克思的实践过于抽象，因为后者把超越这一前提作为自己哲学的立足点，亦即“ 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社会”。这样，马克思好像陷入了夹缝中：对于抽象的实践观来说，他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观；而对于直观的实证的实践观来说，他似乎又成了“抽象的”实践观。如果说上述分析还只具学理意义的话，那么当人们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直观的实践观的区别，并因而用直观实践观指导当前实践时，重申两者的区别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概言之，马克思的实践观内含着对于理论的渴求，因而是自觉的，以一定社会目标为方向的；内含着现实普遍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的价值导向，因而是革命的，批判的；内含着把个人有限生命溶入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并从中获得生命意义的人生导向，因而是积极的、向上的。相反，直观的经验的实践观，由于把实践视为自发的、利己的、个体的，因而其实践从根本上是排斥理论的，是个人利益和纯粹自我的领地。 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从直观的实践观出发，社会活动本质上是个人的自发活动。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为实现个人利益而进入社会。正是在自发的个人利益的尖锐冲突中，人们逐渐地摸索出日渐完善的行政、法、道德等社会规范，其作用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由竞争，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利益。因此，所谓“社会”不过是“抽象的游戏规则”的同义语。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法、历史进步以及社会公正的基本分析。用哈耶克的话说，这是一种“自发式扩展型人类秩序”，其中所体现的人类理性不是以建构某种特定的社会目标为特征的所谓“构成论理性主义”，而是在自发活动中不断纠错的所谓“进化论理性主义”。应该说，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道路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这是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努力，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就在于要打破这一迷信。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种选择，即立足于“现实的普遍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通过较为自觉的利益协调，减少社会冲突，加速社会发展，从而不仅使落后的民族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而且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当代中国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初步将这一选择变成了现实，而我们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的也在于沿着这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二、人类实践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实践 以“现实的普遍利益”为立足点，这决不是思辨的虚构。大家知道，马克思曾追随费尔巴哈，用抽象的“类本质”否定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并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之辩护的实践形式，将其称之为“异化的活动”。但是，当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批判的软弱无力时，他转向了实践的观点。他摒弃了费尔巴哈强加在现实实践活动上的偏见，不再把工业及世界市场看作“非人的活动”，而是看作有着历史必然性的人类实践活动形式；他同时也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套在市场经济上的光环，不把它当作人类唯一的实践形式，而只看作具体的历史实践形式之一。马克思之所以能采取这一独特而又科学的态度，关键在于他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实践形式。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都把能够超越个人狭隘性的力量归结为理性。只是前者为避免使理性成为纯粹的精神现象，又往往对其冠之以“普遍利益”的称谓。然而，普遍利益如果没有从“市民社会”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方式，它就始终只是一种思想原则和信念。但是，如果仅立足于经验或直观，又确实很难发现现实的普遍利益。马克思依赖下述发现，才奠立了普遍利益的现实根据：其一，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表明，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然这样那样地和人类的普遍利益相吻合。马克思写道，充当解放者角色的“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4页） 其二，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这点的全部论证归结到一点，就在于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说其是“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是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相同的现实社会力量；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毋宁说，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阶级的消亡趋势和现存社会的解体。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被剥削阶级。这不仅因为它是首次掌握了文化和教育手段（这是资产阶级所被迫赋予的）的劳动阶级，还因为它是真正掌握了自我批评武器的革命阶级，所以它能最终摆脱雇佣劳动关系的束缚，站到“人类解放”的历史高度上。可见，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自觉地把自己看作人，因而才能避免被“神化”的命运。马克思并没有将无产阶级神化。 如果说，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他的独特贡献仅在于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源，历史暂时性以及阶级消灭的现实道路，指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把实践引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并非马克思的首创，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社会实践形式，从而揭示了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和普遍性双重品格相统一的内在机制。毫无疑义，实践的形式是多样的。有自发的、盲目的，也有 自觉的、高度组织化的；有生产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也有政治的、军事的，以至科学教育的；有个人的、小团体的、地域性的，也有阶级的、民族的，乃至全民全球性的。但是，从趋势上、从当今时代发展的高度上看，自觉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实践活动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用马克思的话说，即“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不再听凭个人利益的盲目争斗而自发地形成一些规范、规则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可以依靠社会的自觉力量，通盘协调各种利益，努力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到人民较为满意。
镁法海绵钛爬壁钛生成量的初探沈俊宇（遵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 563004）摘要：在海绵钛的还原生产过程中，反应器的上部器壁会生成大量环状的爬壁钛，一炉产品爬壁钛的生成量少则500 kg左右，多则达800至1000 kg，爬壁钛不仅产品取出困难，增加操作人员劳动强度，而且其质量较差，经济损失大。本文分析了海绵钛爬壁钛的形成机理及生产过程中爬壁钛增多的原因，提出了还原中后期最大加料速度限制，以缓解反应剧烈程度和控制反应液面高度在1#范围内小幅波动，防止形成新的活性中心，是生产过程中减少爬壁钛生成量的主要途径。关键词：海绵钛 爬壁钛 生成量 加料速度 反应液面高度A Study the Production of the Titanium on Walls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Sponge Producing by Magnesium ProcessJunyu，Shen(Zunyi Titanium 563004)Abstract：A quantity of annular titanium will be produced on upper walls of reactors during the reduction and distillation。The production per batch is from 500kg to 800 or 1,000kg. It is difficult for operators to take products out ,and also influences the quality .Therefore ,the titanium on walls not only strengthens the labor intensity ,but also causes a big los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titanium on wall and reasons why its production order to ease the strong reaction,make the liquid level in reaction waves no more than 1’’and prevents the formation of new active centers ,the paper introduces a main method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of the titanium on walls,that is to retrict the speed in mid or late period of reduction and sponge the titanium on walls production feed speed liquid level in reaction 1 前言在海绵钛的还原生产过程中，反应器的上部器壁会生成大量环状的爬壁钛，如图1所示。爬壁钛会导致以下不良后果： 第一，由于目前使用双法兰反应器，反应器上部热损失较大（上部有三圈水套，反应器约300 mm高度在加热炉外），上部爬壁钛中的氯化镁很难被蒸发出去，使爬壁钛中含有较高的杂质元素氯，剥取产品时会看到反应器口部（爬壁钛的最上部）粘有大量的镁和氯化镁。第二，海绵钛还原、蒸馏反应器为铁制反应器，由于爬壁钛在反应器器壁上粘附较强，加之双法兰反应器上部热损失大，为保证反应器上部温度，蒸馏期间加热炉1#、2#加热电阻丝送电频率高且时间长，致使爬壁钛普遍有发亮现象，分析结果显示杂质元素铁含量较高。第三，爬壁钛在反应器上部空间极易被泄漏进的空气污染，使产品中杂质元素氮、氧含量较高。由表1可看出，产品分析爬壁钛质量级别基本上在3—5级（极少部分在2级以上），同时，也有少部分因杂质元素过高成为等外品。一炉产品爬壁钛的生成量少则500kg左右，多则达800至1000 kg，经济损失较大。另外，爬壁钛过多也给产品取出带来困难，增加操作人员劳动强度。为了减少爬壁钛生成量，降低损失，我们进行了控制液面高度及调整料速试验。表1 2007年下半年爬壁钛质量统计表分析批数（批） 2级品批数（批） 3～5级品批数（批） 等外品批数（批） 2级品影响因素 3～5级品、等外品影响因素75 12 51 12 HB、Fe、Cl、O、N HB、Fe、Cl2 爬壁钛形成机理镁还原TiCl4主要反应为：TiCl4+2Mg=Ti+2MgCl2，在还原反应刚开始时，加入的TiCl4大部分气化，发生气相TiCl4—气相Mg或气相TiCl4—液相Mg反应，同时也有一部分TiCl4液体未来得及气化，进入液镁中，发生液相TiCl4—液相Mg间的反应。还原刚开始在反应器铁壁和熔镁表面夹角处上，一旦有钛晶粒出现后，裸露在熔镁面上方的钛晶体尖峰或棱角便成为活性中心。[1] 镁还原TiCl4主要在此活性中心上进行。液镁靠表面张力沿铁壁和钛晶体毛细孔上爬，被吸附在活性中心上，与气相TiCl4反应生成最初的海绵钛颗粒。随着反应的进行，生成的海绵钛颗粒依赖其与反应器壁的粘附力和熔体浮力的支持沿反应器壁在熔体表面逐渐长大，并浮在熔体表面。随着生成的海绵钛块增厚、增大，加之排放氯化镁，失去熔体浮力支持的海绵钛块体大部份就会沉落在熔体底部，这样在反应器器壁上，将有环状海绵钛粘附在其上，其实，这部分也是最初的爬壁钛。另外，在还原反应初期，液镁有很大的蒸发表面，而空间压力较低，故镁具有很大的蒸发速度。还原反应中期，反应温度较高和对反应器底部加热时，也会有部分镁蒸发。镁蒸气挥发后，冷凝在反应器器壁和大盖底部，与气相TiCl4反应也会生成部份爬壁钛。海绵钛块沉落熔体底部后，熔体表面会重新暴露出液镁的自由面，还原反应将恢复到较大的速度。随着反应的进行，在熔体表面会重新生成海绵钛桥，通过排放氯化镁，钛桥被破坏，海绵钛块靠自重下沉，又为下一层海绵钛生长创造条件，爬壁钛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还原反应如此周而复始进行，直至镁的利用达到65%—75%之后。3 生产中爬壁钛增多原因分析中后期加料速度随着还原反应的进行，特别是进入中期后，加料速度逐渐增加，反应进行的非常剧烈，熔体表面反应区中心部最高温度可达1200℃以上，而镁的沸点仅1105℃，此时镁处于沸腾状态。加之目前还原操作料速按玻璃转子流量计实际刻度与自动加料系统对照进行加料，因玻璃转子流量计出厂时是用水标定，当被测介质改为TiCl4时，其修正系数，经计算应为。当玻璃转子刻度显示最大加料量为150 kg /，实际料速已达160～170 kg /。这样更加剧了反应的剧烈程度，沸腾的液镁将不断吸附在最初反应器壁上已形成的少量环状爬壁钛上，通过钛晶体毛细孔上爬，与气相TiCl4反应生成新爬壁钛，使原环状爬壁钛增多、增厚。另外，由于反应剧烈程度增加，也加剧了液镁的气化，液镁蒸气挥发后，冷凝附着在反应器器壁上部和大盖底部，与气相TiCl4反应生成爬壁钛，这些爬壁钛主要粘附在反应器器壁上部和大盖底部。因此，最大料速持续的时间越长，生成爬壁钛也就越多（表2）。表2 部分大料速爬壁钛生成量统计表最大料速（kg /） 持续的时间（h） 爬壁钛占毛产量比例（%）生产炉-1 155～165 35 生产炉-2 145～155 40 生产炉-3 155～165 36 生产炉-4 155～165 40 生产炉-5 155～165 35 反应液面高度反应液面高度太低、波动范围过大会增加爬壁钛生成量，其原因如下：第一，当反应液面高度过低时，TiCl4距液镁表面间距面相对较远，发生液相TiCl4—液相Mg间的反应相对减少，气相TiCl4与镁蒸气反应相对增加，从而增加爬壁钛生成量。第二，因未定时、定量准确排放MgCl2，反应液面高度大幅上下波动，易在钛晶体活性中心之外，形成新的活性中心，液镁靠表面吸引力沿铁壁和钛晶体孔隙上爬，被吸附在活性中心上，这样在反应器壁上会粘附形成新的爬壁钛。因此，不控制好液面高度，及时准确排放MgCl2，也将增加爬壁钛的生成量（表3）。表3 反应液面高度大幅波动量统计表反应液面高度波动范围 爬壁钛占毛产量比例（%）生产炉-6 1#～2# 生产炉-7 1#～2# 生产炉-8 1#～2# 生产炉-9 1#～2# 生产炉-10 1#～2# 生产炉-11 1#～2# 措施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爬壁钛是海绵钛生产过程中必然要形成的，但其生成量是可以控制的，因此，我们对加料速度以及反应液面高度进行了调整。结合生产实践，采取两项措施：第一，我们对部分处于通风不好而影响散热的炉子还原中期最大加料速度限制在135～140 kg /，以缓解反应剧烈程度，特殊炉次，因反应温度太低，可以适当提高至160～170 kg /，但持续时间不能太长，最多3～4 h;后期最大料速限制在105～110 kg /。第二，控制反应液面在1#范围内小幅波动，防止形成新的活性中心，以达到降低爬壁钛生成量的目的（表4）。表4 调整料速及排放MgCl2制度试验对比表料速及排放MgCl2制度 平均爬壁钛占毛产比例(kg) 平均钛坨重量(kg) 平均加料时间(h) 中期平均最大料速(kg /) 后期平均最大料速(kg /)调整前 5291 89 160 120调整后 5483 87 138 107从表4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通过控制最大料速以及控制好液面高度及时准确的排放MgCl2，产品生成的爬壁钛占毛产比例大大下降，调整前平均爬壁钛为％，调整后平均爬壁钛％，平均下降％。在进行调整料速试验期间，对生产炉-59一炉产品还原中期加料再次进行提高料速到155～165 kg /试验，结果爬壁钛增至占毛产量的％，从这点也证明了加料速度对爬壁钛形成的影响。此外，调整前，钛坨平均重5291 kg，调整后，钛坨平均重5483 kg，平均毛产重量未受影响；调整前平均加料时间89小时，调整后平均加料时间87小时，加料时间也略有减少。试验在降低爬壁钛生成量的同时，缩短了还原生产周期，降低了还原电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5 结论对处于通风不好而影响散热的炉子还原中期最大加料速度限制在135～140kg /，后期最大料速限制在105～110 kg / 控制反应液面高度在1#范围内小幅波动。本试验在巩固海绵钛钛坨产量的情况下，降低了爬壁钛生成量，试验取得了效果，为进一步研究探索海绵钛爬壁钛生成量打下了基础。参考资料[1] 莫畏， 邓国珠 ，罗方承 . 钛冶金[M].版次（第二版）.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8:281-293
如何减少企业应收账款的坏账损失企业应收账款管理 企业销售产品时可以采取现销和赊销两种基本方式，虽然赊销在强化企 业市场竞争能力、扩大销售、增加利润和节约存货资金占用方面有着其他结算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相对现销而言，赊销必然导致企业持有大量的应收账款，由于应计现金流入量和实际现金流入量在时间上不一致，就可以发生相应的机会成本、坏账成本以及对应收账款的管理成本，从而影响企业财务状况和正常经营。因此，如何对企业应收账款进行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论题。 一、我国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现状 “三角债”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三角债”问题曾在中国业界肆虐一时，拖垮了一批企业。当时，企业“赖账”成风，而且谁赖账越多，谁就受益最大，以至于在文艺界出现了“黄世仁求杨白劳还债”的小品，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社会的信用状况。面对存在的问题，国家下大力气整治过，朱总理就曾在1996年提出了5个部门4类商品 （电力、冶金、煤炭、石油等）领域开办票据承兑贴现业务，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些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问题，而“三角债”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应收账款的管理现状又是如何呢？ 1.应收账款净额居高不下，企业缺乏管理力度。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显示，企业间的“三角债”规模在2000年年末已累积至万多亿元，其中超过3个月的拖欠已达万亿元；截止到2002年6月末，企业应收账款净额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增幅比5月份提高了个百分点。另外，国内一些企业日常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只限于数量方面，而对其账龄、应收账款成本、客户信用等级等资料不予计算分析，使得账龄超过3、4年的应收账款大有所在。在其他国家看来早可作为坏账处理的应收账款，而我国的一些企业却一直是放在“应收账款”项目下而不是“坏账”项目下，因为这样一来就不会影响企业领导的业绩，并使之有一种“企业经营不错啊，坏账也不太多”的自欺欺人的想法，下任领导也不追讨，也怕损害自己的业绩，于是坏账越来越多，账龄也越来越长，最终企业垮了。如此种种，就是“三角债”仍然作祟的直接反映，同时也表明中国市场仍不成熟而且有关机制有待完善。 2.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差距较大。我国企业平均坏账率是5%~10%，账款拖欠期平均是90多天，而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平均坏账率是，账款拖欠期平均是7天，相差10多倍。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的赊销比例高达90%以上，而我国只有20%，如此大的差距，要想竞争，尤其是要在国际市场参与竞争，能行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代已经过去，谁不学会赊销，谁就会被淘汰，因此我们国家的企业必须学会赊销、学好赊销，争取在赢得客户的同时又能将应收账款控制在企业可接受的合理的范围内，以迎接国际国内市场的挑战。 二、我国企业应收账款居高不下的原因分析 （一）企业及产品的竞争力不足 不论是高科技产品还是一般工业品，当前几乎都是买方市场，而一些企业在规模、技术、成本的某一方面不具备优势，失去了与其它企业抗衡的能力，导致其市场占有份额很小，而其生产能力却大于其生产份额，这样就产生了供大于求的局面，造成产品积压。为了解决产品积压问题，企业在销售过程中又不得不作出了相应的让步，如产品试用期久一些、货款回款期长一些等等，使产品的应收账款从量上和时间上都增加了，随之企业应收账款多、回收不顺畅、资金短缺等等问题就接踵而来。 （二）忽视信用管理，缺乏风险防范意识 在我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上只有一种信用，那就是国家信用。工厂生产什么、销售什么、往来资金如何结算等事项都是由中央计划者统一安排，交易双方都是属国家所有，企业根本不需要担心大量应收账款是否能及时收回以及账款囤积造成的后果。然而，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我国已基本步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市场经济，“信用为本”，但由于目前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法制基础也比较薄弱，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使得我国信用短缺现象大量存在，如企业间的资金拖欠、三角债、坑蒙拐骗、呆账坏账等层出不穷，就连被称为“经济警察”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失信和造假，而企业经营者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信用短缺现象孰视无睹，在销售上仍存在着侥幸心理，未对客户资信情况作深入调查，就急于想和对方成交，这样做虽然账面上的销售额有所攀升，但企业反而不会多赚钱，为什么？因为企业忽视了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所带来的风险。试想想，假设一个企业平均税前利润是5%，如果他有10万元的货款因为管理不善等原因而成为了坏账的话，为了弥补损失，需增加多少销售额才能弥补亏损呢？答案是200万元。在利润率较低的今天，别说是坏账这个无底洞，就连货款拖延造成的资金成本，也同样能吞噬掉企业几个月的利润。例如去年北京中关村仪科慧光公司倒闭案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仪科慧光公司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一直是负债经营，而且为了营业额看好不惜高价进货，低价销售，窟窿越来越大。从信用管理角度来看，这是一家“高风险”公司，不能与其做生意，更不能赊销了，可是包括联想、方正、紫光等上百家公司把货物赊销给仪科慧光公司，竟然没有一家公司认真、定期考核他的信用状况。结果，仪科慧光公司倒闭了，拖欠货款三千多万元，使这上百家公司蒙受巨大损失。 （三）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1.基础工作不健全。合同之所以成为控制经营风险的手段之一，就在于它依照合同法以文字的形式明确规定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正因为如此，对合同的管理就应该更加慎重、更加完善，但往往在每笔逾期应收账款的后面就缺少了完善有效的合同协议，更有甚者，竟信奉口头上所谓的“君子协定”、“一诺值千金”，一旦因账款收不回而对簿公堂的时候，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哑巴吃黄莲”。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上半年，我国合同违法案件共有5338起，涉案金额达到亿元。 2.考核制度不合理，约束机制不健全。目前大部分企业都实行销售人员工资总额与销售额挂钩的做法，在业绩考核当中，企业只注重销售额，片面追求账面上的高利润额；销售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只关心销售任务的完成，采取赊销手段强销商品，使应收账款大幅度上升。对于这部分应收账款，企业既未要求经销人员全权负责追款，又未明确规定监督账款回收的部门，从而造成高销售额、低经济效益的局面。 3.内部会计控制不严。《企业财务准则》中明确规定：各种应收账款应当及时清算、催收，定期与对方对账核实。经确定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已提坏账准备金的，应当冲减坏账准备金；未提坏账准备金的，应当作为坏账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在实际工作当中，并非都严格按照准则办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发生的应收账款不及时清算，形成账外债权。有些国有企业的账外债权竟然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这类问题在日常审计工作中又不易被发现，当人事发生调动时，很容易造成资产流失，同时也为经济犯罪提供方便。（2）应收账款催收工作不力。相关人员态度消极，一些企业甚至连催收部门都没有明确，使得应收账款被拖欠时期超长，收回可能性减小。（3）长期不对账。（4）不按规定确定坏账损失。某些企业为满足一时间的业绩漂亮，将应收账款长期挂在账上，不愿将无望收回的应收账款作为坏账损失，这种现象在上市公司的报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ST重机的2000年度亏损，其主要原因是天津造船厂所欠货款5022万元因破产无法归还，形成坏账损失，造成管理费用高达万元。早已明知天津造船厂欠款难以收回的ST重机，并没有在1999年年报和2000年中报中作相应披露，最终令他的投资者感到失望，从而对自身企业的信誉造成不利影响。 三、加强企业应收账款管理措施 要加强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笔者认为，提高产品竞争力、注重客户资信调查并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力度是关键。 （一）提高产品竞争力 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首先必须加强市场调研，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发挥自身优势，生产适销对路、科学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一改往日在销售中的被动地位，变被动为主动，企业可以有目的地选择订单，也就是选择客户，以减少资金在应收账款上的占用，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做好资信调查，制定合理信用政策 1.设置独立的资信管理部门 在我国的一些大型企业中，有的已设立了清欠办公室，对已产生的拖欠进行追讨，不过这是一种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防患于未然才是更有效、更主动的一种措施。在发达国家，一般企业均设有信用管理部，或者设有信用管理经理一职。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国家的企业也需要设置相对独立的资信管理部门或配备自己专职的信用管理人员。由于信用管理这门知识对信用管理人员要求非常高，须掌握信息、财务，管理、法律、统计、营销、公关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同时实践能力和工作经历也必须出色，而我国在信用管理方面的人才相当溃乏，所以企业要想尽快建立自己的资信管理制度和部门，就必须借助于外力，在这一点上可以完全借鉴西方企业的发展模式。当时西方企业建立信用管理制度的时候，通行的做法是聘请一家专业信用管理机构来对企业进行全面指导或帮助企业做一些实际工作，这样企业既省时省力，又不会走弯路走错路，同时又节约了成本。 根据企业内部牵制制度的规定，作为资信管理部门，应成为企业中一个独立于销售部门、在总经理或董事长直接领导下的中级管理部门，该部门或人员的主要职能是对客户的信用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管理，具体体现在：赊销前考察客户的资信情况，确定是否赊销以及赊销额度的多少、期限的长短；赊销后对应收账款采用科学方法进行日常的管理，协助并监督销售人员的催收工作；对逾期的应收账款分清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处理办法，力求达到销售最优化和将坏账控制在企业可接受的范围内。 2.未雨绸缪，对客户资信进行调查，作出赊销决策 企业在赊销前对客户进行资信调查，就是要解决几个问题；（1）能否和该客户进行商品交易；（2）做多大量，每次信用额控制在多少为宜；（3）采用什么样的交易方式、付款期限和保障措施。 一般说来，客户的资信程度通常取决于5个方面，即客户的品德、能力、资本、担保和条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5C”系统，这五个方面的信用资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取得： ①财务报表。这是信用分析最理想的信息来源之一，但需注意报表的真实性，最好是取得近期经过审计后的财务报表。通过计算一些比率，特别是对资产的流动性和准时付款能力的比率进行分析，来评价企业能力、资本、条件的好坏，以利于企业提高应收账款投资的决策效果。 ②信用评级报告或向有关国家机构核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或社会媒体定时都会向社会公布一些客户的信用等级资料，可以从相关报刊资料中进行搜集，也可向客户所在地的工商部门、企业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开户银行的信用部门咨询，了解该企业的资金注册情况、生产经营的历史、现状与趋势、销货与盈利能力、税金缴纳情况等，看有无不良历史记录来评价企业的品德等。 ③商业交往信息。企业的每一客户都会同时拥有多个供货单位，所以企业可以通过与同一客户有关的各供货企业交换信用资料，如往来时期的长短、提供的信用条件以及客户支付货款的及时程度。 对上述信息进行信用综合分析后，企业就可以对客户的信用情况作出判断，并建立客户档案，除客户的基本资料如姓名、电话、住址等以外，还需着重记录客户的财务状况、资本实力以及历史往来记录等，并对每一客户确定相应的信用等级。等级可分为A、B、C三等，A级为规模较大、历史往来记录较好或盈利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较好的企业；B级为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一般，有一定资产作抵押，在以往交易中经催收能结清货款的企业；C为信誉差、财务状况差、又无资产抵押的企业。但需注意的是，信用等级并非一成不变，最好能每年作一次全面审核，以便于能与客户的最新变化保持一致。对于不同信用等级的客户，企业在销售时就要采取不同的销售策略及结算方式，A、B类客户都可采取赊销方式，只不过是在赊销额和期限上有所区别，赊销额度的确定可根据收益与风险对等原则、客户营运资本净额的一定比例或客户清算价值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在信用期限的确定上，企业可根据行业惯例进行，或者是采用边际收益法和净现值流量法来确定合理的信用期限，但一定要以增加的收入大于相应的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和坏账损失成本为标准。对于C类客户，一律采用现款交易或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进行货款结算，决不能为了单纯地提高销售额而去迁就客户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一般地，企业在规定信用期限的同时，往往会附有现金折扣条件，即客户若在规定期限内付款的话，可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无非是希望客户能尽早支付货款，但要注意把握好度，即提供折扣应以取得的收益大于现金折扣的成本为宜。 （三）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管理 1.建立赊销申报制度。企业财务部门或信用部门要对应收账款加强管理，不能只从销售人员口中了解情况，应当建立健全赊销申报制度，严格控制应收账款的发生。如客户要求延期付款时，销售部门经办人员就须填制赊销申报单（一式多联）报信用部门审核，在申报单上除了要列明对方单位名称、地址、开户银行及账号等基本内容外，须重点标明要求赊销金额、赊销期限、有无担保等，信用部门在对客户资信情况调查后，作出赊销决策，在赊销申报单上签署意见，并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后方可列账。应收账款列账后，申报部门的负责人及经办人员就成了该笔款项的责任人，并在信用部门的配合、监督下对款项的回收负全责。 2.注重合同管理。企业除现金收入之外的供货业务都必须签订合同，当销售部门收到经信用部门和企业法定代表审核签字后的赊销申报单后，根据审批意见并与客户意见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签订销售合同。销售合同的要素必须齐全而且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特别是付款形式、账期和延期付款的具体违约责任都应清楚、准确，最好是能够采用统一的合同范本。另外，销售部门还要将合同影印几份，经有关部门或人员与原件核对无误后分别交信用管理部门、财务部门，以利于其对销售合同的执行、跟踪、检查起监督和预警作用。 3.建立应收账款清收责任制。企业要针对应收账款管理中经常出现的状况，以制度的形式将债权责任明确下来，以规范有关人员的行为。主要内容应包括：（1）明确划分责任范围，对公司全部的客户的欠款尽可能地落实到个人；（2）明确规定在应收账款未完全收回之前，责任人不得调离企业；（3）明确规定各人的职权范围，对超限额赊销或未经审批赊销的应予以处罚，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后果；（4）明确规定隐瞒、变更应收账款事项应负的各种责任；（5）明确规定由于信用部门人员徇私舞弊，调查不实而产生坏账应负的责任；（6）明确规定责任的监督部门，防止责任管理流于形式。当然，对于企业内部管理来说，责、权、利是不可分的，应收账款的清收与责任人的经济利益要挂钩，目标要具体、奖罚要有力，要制订严格的资金回笼考核制度，以实际收到货款数作为赊销申报人的考核目标，这样就可使销售人员明确风险意识，加强货款的回收。 4.做好应收账款日常管理，加强催收力度。首先，企业财务部门应按赊销客户名称进行明细核算，定期统计客户的赊销金额、账龄及增减变动情况，信用部门也要经常计算账款回收期、账龄结构、逾期账款率、坏账率等指标，并将结果反馈给企业主管领导，为评估、调整客户的信用等级、信用政策提供依据，同时也能了解赊销总情况。其次，企业财务部门应定期向客户寄送对账单，对账单应由双方供销当事人和财务人员确认无误并签章，作为有效的对账依据，如发生差错应及时处理。对于逾期拖欠的应收账款应编制账龄分析表进行账龄分析，并加紧催收，因为账款最忌讳不及时追讨，据美国收账者协会统计，超过半年的账款回收成功率为，超过1年的账款回收成功率为，超过2年的账款只有可以收回。最后，信用管理部门在账龄分析表的基础上，经过追踪、核查，进一步将逾期应收账款按风险程度分为A，B、C三类。把属于客户有能力偿还，但恶意拖欠不还的划分为A类；因决策失误、经营管理不善等临时性经营困难，但产品有前景而不能及时偿还的划为B类；因天灾人祸、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而导致经营极度困难且扭亏为盈无望的划归为C类。对于不同类别的应收账款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催收。对于A类拖欠，应及时采取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策略，如借助有权威的第三者进行调解，由仲裁机关仲裁解决等；对于B类拖欠，可以采取物资串换、以物抵债、债转股或要求客户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如重新签订协议可适当延长还款期限但须加收一定的逾期补偿等，协助客户渡过难关；对于C类拖欠，是延期还是让利给对方，宁可少收一点而尽早回笼资金，了结该笔欠款，须经有关部门或主管领导权衡再作处理。在催收账款过程中，还需注意收账技巧，切勿因急功近利而丧失一批好的客户。 5.严格按会计制度办事，建立坏账准备金制度。财务人员应严格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要求对应收账款进行及时清算、对账等工作，工作岗位设置中也要注意不相容职务的分离，如记录主营业务收入账簿和应收账款账簿的人员不得开具发票、经手现金，以形成内部牵制，达到控制的目的。对于发票，也要定期与销售部门的销货清单和有关科目的金额进行核对，以防账外债权的出现。当然，不管企业采用怎样严格的信用政策，只要存在着商业信用行为，坏账损失的发生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企业应遵循谨慎性原则，建立坏账准备金制度，采用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或其它的方法计提坏账准备金。 四、对于建立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体系的一点想法 有人说，“三角债”是一种在某些企业间所形成的“多米诺骨牌”，如果每个企业都能在交易中恪守信用的话，还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吗+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必具要素，有着真金白银殷的经济价值。因此，必须建立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体系，用以规范和监督企业的行为。 所谓信用，它是一种买卖双方之间不须立即付款或财产担保而进行经济价值交换的制度，也有人将其进一步解释为是—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能力，不用立即付款就可以获得资金、物资和服务的能力；而征信指的是对他人的信用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和评估，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征信业对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发达国家征信制度过程看，征信制度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欧洲为代表的以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主导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其信用信息服务机构是被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建立，而不是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而且各商业银行需要依法向信用信息局提供相关信用信息，中央银行承担主要的监管职能；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运作机制，靠行业的自我管理形成具体的运作细则，政府仅负责提供立法支持和监管信用管理体系的运转，在这种运作模式中，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美国的信用中介机构都是由私人部门所有。笔者认为，要在我国建立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体系，必须以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力量为主，民间组织力量为辅，综合运用行政、法律和商业化的手段，借助于先进的技术信息，逐步收集处理分散在工商、税务、银行、质监等不同部门的企业经营行为的记录，建立覆盖全国的网络化的企业信用信息管理数据库。因为现在许多信息相对封闭和分散于各个机构中，使信用信息缺乏透明度，而我国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只有以政府的权力作基础，只有政府出面，才能进行跨部门的协调和征集工作。目前，中央银行和中国质量技术监督局已联网对企业的开户情况进行管理，对于每个开户企业都设置了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申请编码的时候需有税务登记证等其他证件-，我想可以此为基础，再通过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综合其他部门的有关信息，达到各部门资源共享的目的。对于这个企业信用管理数据库，任何企业都可以付费在网上查询，使得企业在进行客户资信调查的时候，可以方便、快捷地取得所需的信息。一旦企业有什么失信行为，可以在网上进行投诉，经有关部门查实予以公布，并根据情节严重性给予“判刑”，即将企业名称及不良行为记录锁定在“黑名单”中，同时限制企业诸如投资、股权变更等行为，等到达一定年限后才予以解除限制，但有过的失信行为将永久保存，让这些失信企业在商业圈中寸步难行，同时也要给予信用等级高的企业以褒奖，例如可以给予他们在发行股票、债券上的优先权利或较为优惠的贷款利率等，但是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法律的保护，必须严格执行相关法规，规范有关政府部门、银行、工商的行为，对故意造成信息不实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保证企业信用信息库的真实性、严肃性，从而逐步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应收账款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易的润滑剂。
水利工程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范文
搁笔之际，心中万分感慨，回首求学三年，是一个充满艰辛与喜悦的三年。在此，谨向教导和帮助我的师长、同学、朋友，以及默默支持和鼓励我的亲人们致以诚挚的谢意。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张博副教授。张老师科学求实的态度，忘我的工作精神，正直宽容的品格，严谨而又平易近人的作风，将会使我终生受益。
值此文完成之际，谨向 3 年来在学术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予我悉心指导和关怀的张博副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真诚的感谢合作导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的'严登华教授和杨贵羽教授。从论文选题构思到分析方法，严老师都操劳于胸，论文中遇到困惑时，严老师用他独到的见解帮我理清思路，严老师活跃的思维和不畏艰难的精神使我备受鼓舞。
最衷心的感谢杨贵羽教授，论文思路的开拓、资料的收集分析、论文的撰写和修改，都倾注了杨老师的心血，杨老师平易近人的性格和严谨的工作精神使我终生铭记!感谢吉林大学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为我提供的科研平台和生活环境。感谢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洪梅教授、苏小四教授、许天福教授、梁秀娟教授、杨悦锁教授、卞建民教授、肖长来教授、李鸿雁教授、卢文喜教授、王福刚教授、董维红教授以及杜新强、冶雪艳、鲍新华、张玉玲、张文静等老师的教导。
感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的王浩院士、王建华所长、于福亮副所长、贾仰文副所长给予的专业指导;感谢肖伟华、杨志勇、鲁帆、、甘泓等老师的鼓励与细心指导;感谢吴娟女士、王露女士、蔡昕女士在生活上的帮助!感谢王燕河、王飞、陈子方、何正坤、、赵子岳、张冬冬、任庆福、刘少华、袁喆、方宏阳、胡勇等师兄，以及秦天玲、翁白莎、李慧、张蕊、张娜、史婉丽、郝彩莲、黄茹、耿思敏、尹军、刘思敏、卢亚静等师姐在专业方面对我的指引以及在生活上对我的照顾;感谢李保琦、徐志、姜大川、王、周琳等同学的帮助与支持;感谢阳眉剑、严登明、吕睿喆、李蒙、李义豪等师弟，以及李思诺、于志磊、何萌、王锋等师妹，是你们使我的学习和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感谢硕士班的同学鹿帅、孟祥菲、高振凯、杨冰、赵琳琳、邢译心、侯泽宇、吕颖、赵莹、封官宏、张茜、王宇、陈昌亮、李佳琦、刘婷、王雅男、朱谱成、陈末、张丽华等人，与你们一起努力学习和开心生活的日子给我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感谢同门师弟程品、师妹李国秀，以及张蕾、太媛媛、李育松、付昌昌、雷建森、白雪梅、张迪龙、张海涛、邱华、王柳等同学，感谢你们一直帮我处理学校中的日常事务，让我在北京能够安心做研究。感谢我的舍友杨峰田、吕航、王鼐、邢子强、董国强等师兄，陈争杰、何大伟、张超等同学，你们的幽默与陪伴，使我的业余时间过得快乐与充实。
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一贯的支持和鼓励，给予了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的力量，正是你们二十多年来的无私奉献和默默支持成就了现在的我，才能让我顺利完成学业。本论文得到了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国家水环境安全战略若干问题研究”(编号：2012ZX07601001)的大力资助，在此表示感谢!再次感谢给予我大力支持的恩师、同学、朋友和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