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肯定可以农村好的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社会的发展能有目前这样的好形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党和政府在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中切实加强了农业和农村这个薄弱环节，扭转了前几年粮食生产滑坡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这次宏观调控的一大成果，就是把农业农村稳住了，从而稳定了市场，稳住了人心。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事关全局，只有真正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才能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农业和农村始终是难点和重点。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特别是要在多予上下功夫，真正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全面推进农村的发展。经过全党全国的不懈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切实加强，使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使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继续推进。归根到底，要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使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以工带农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带动农村。工与农、城和乡，这两大关系正在实现着从未有过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正在寻找破解“三农”难题的“金钥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全面的目标，绝不单纯是搞新村建设，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注重实效，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使新农村建设带给农民实惠、受到农民拥护，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还处在爬坡阶段，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会议根据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实际，强调要重点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把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二）围绕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三）稳步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四）坚持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和严格控制建设占地，确保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五）引导农民有序进城务工，公平对待农民工及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六）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从多方面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目前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政策措施陆续出台，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加强领导，统一思想，狠抓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三农”工作对全局的重大意义，切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领导干部要经常到农村做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真正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了解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认真研究制定和切实落实促进农村发展的具体措施。跨越城乡之间的鸿沟已经不是梦想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重大。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任务，加大工作力度。要稳定、完善、强化各项行之有效的惠农支农政策，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要继续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正在农村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结合农村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正面教育，解决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主要问题，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务求取得实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光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坚定信心，以脚踏实地的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锐意创新的精神，缜密细致的工作，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的加快，人们对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国的希望迫切，我国出台了许多农业扶持政策，加大了农业方面的财政支出，据统计显示，在财政支农资金方面21世纪初期与20世纪70年代同期比增加了倍。近年来政府加强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与西方的大国相比，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当下农业经济结构尚不完善，政府农业资金发放不及时，扶持基金利用率较低等等，这些弊端极大的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建设的速度和幅度。在资金较为缺乏的基层，政府投入的财政资金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资金的来源途径较单一，资金匮乏极大的影响了农业项目的顺利运作，增加了实现建设目标的难度，降低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速度。虽然我国政府部门在农业财政支出方面投入较大，但是产生的效果和收益和预期和预期相差太大，这需要政府转变工作重心，不仅要加强农业资金的投入力度更要加强资金运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力度。例如，近年来虽然我国的农业财政支出总金额呈现增长的态势，但是农民的年收入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投入的资金并没有转化为收益，说明资金运用过程中政府的管理和监督力度不够。因此，要想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大国，政府应该扮演好领导者，明确管理工作的重点环节应该为投入资金的转化环节，加强管理和监督工作使投入资金转化为农业生产效益。山西省作为我国的西北地区，农业水平较高，具有农业大省的称号。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且自然资源丰富。为了合理的利用这些自然资源，我国在山西省建立起了五个特色的农业区：雁门关农业区、太行山、吕梁山、晋中盆地和晋南盆地。雁门关农业区是玉米生产地和草食牲畜的重要产地；太行山农业区是主要的玉米和毛猪的生产地；吕梁山生产区是主要的粮食和干果生产基地；晋中盆地成产区是主要的瓜果蔬菜、家畜、家禽、生产基地。山西省深入贯彻落实“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战略思想，建立起了一些较规范的城乡生产基地，“十二五”期间，建立起了一批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和循环农业基地和示范园。现如今，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山西省党委和政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作为农业建设的重心。社会主业现代农业建设阶段使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搞的工作，决定了我国社会农业大国的建设进程。社会主义农业国的建设过程就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20世纪中叶由我国学者提出，长期受到理论家和农业实践家的关注）的过程。 经济绩效评价在中国起步较晚，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的相关框架系统和评价标准尚未完善，农业财政项目绩效评估体系漏洞较多。既缺乏相关理论的支持又缺少实践的支撑，仍处在探索研究阶段。我国的农业管理部门和经营部门的管理和经营水平较低。促进我国的农业发展，构建出一个完整的适合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经济效益评估体系是我国当下必须和立即进行的工作。 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经济效益评估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的主要内容。它不仅丰富了农业建设的理论基础，更为今后的实践提供了依据。 一方面， 我国的农业经济绩效评价体系还尚未成熟，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财政资金的配置工作的进行。经济效益评估体系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影响财政资金利用率的因素，使人们及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提高管理水平。经济效益评估体系为我国农业财政资金的合理配置、投入力度和利用效率方面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经济效益评估体系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从根本解决了农业财政资金利用问题，加强了项目执行力度和实施后的评估工作，有利于资金转化为具体的生产效益。，大大的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另一方面，经济效益评估体系促进了我国农业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步伐和完善了相关体系，增强了对农业绩效预算的管理工作。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是预算支出资金时必须负责和预算支出资金必须具有较高的效益，必须强调预算资金在资金流动的全过程中带来的影响。财政支出资金是否在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可以通过绩效评估系统进行检测。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利用程度，提高预算执行部门的工作效率，促进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推动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提高社会主义人均生活水平；实现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农业现代建设的水平处于世界之先列。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可追溯到二战时期，那时国家已经将建设的重心放在灌溉系统和土地改革上，到了1972年前后，农业开发的核心开始发生了改变，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成为当时建设的重心，具体讲，政府通过鼓励建设评估体系，提高科研水平，加强环境保护和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到了1990年前后，随着《二十一世纪农业系统纲要》的颁布，美国农业开发进入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业资源的开发，具体的形式包括：试验田、示范农场和环境保护。 与美国相比，以色列地理位置较差和气候条件恶劣，自然资源比较匮乏，但是以色列的农业十分的发达主要是因为国家比较重视科技生产力，善于将科学技术运用到农业中，建立起了现代化农业。以色列的资金评估体系较为完善，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快，灌溉技术位于世界先列并且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高，机械化水平较高。这样高度发达的农业不仅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高度发达的农业不仅满足了本国的需求而且远销到世界各地，较为发达的生产技术被世界各国借鉴，推动了世界农业的发展。 像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农业之所以如此发达与本国绩效评估机制的完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绩效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绩效评估系统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把估计生产能力、抗灾水平向开发技术和研发新品种、环境保护力度等方面转化；二是加强农民教育水平、建设农产品科研机构、鼓励资源开发，转变考核标准。为其他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不管什么样的论文，首先要确定一个课题，也就是研究对象，然后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顺序来确定你的论文提纲，进而收集资料和数据，在导师的指导下，不断修改，完成论文的写作。实在不懂写不好也没有关系，我可以告诉你如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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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社会的发展能有目前这样的好形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党和政府在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中切实加强了农业和农村这个薄弱环节，扭转了前几年粮食生产滑坡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这次宏观调控的一大成果，就是把农业农村稳住了，从而稳定了市场，稳住了人心。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事关全局，只有真正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才能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农业和农村始终是难点和重点。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特别是要在多予上下功夫，真正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全面推进农村的发展。经过全党全国的不懈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切实加强，使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使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继续推进。归根到底，要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使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以工带农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带动农村。工与农、城和乡，这两大关系正在实现着从未有过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正在寻找破解“三农”难题的“金钥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全面的目标，绝不单纯是搞新村建设，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注重实效，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使新农村建设带给农民实惠、受到农民拥护，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还处在爬坡阶段，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会议根据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实际，强调要重点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把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二）围绕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三）稳步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四）坚持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和严格控制建设占地，确保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五）引导农民有序进城务工，公平对待农民工及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六）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从多方面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目前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政策措施陆续出台，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加强领导，统一思想，狠抓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三农”工作对全局的重大意义，切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领导干部要经常到农村做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真正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了解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认真研究制定和切实落实促进农村发展的具体措施。跨越城乡之间的鸿沟已经不是梦想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重大。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任务，加大工作力度。要稳定、完善、强化各项行之有效的惠农支农政策，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要继续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正在农村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结合农村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正面教育，解决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主要问题，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务求取得实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光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坚定信心，以脚踏实地的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锐意创新的精神，缜密细致的工作，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近年来农村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农村经营管理对农村的发展起著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机械化论文
1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意义
农业机械化把农业从人畜力为主的落后低效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把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共享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农业机械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有利于缩小城乡、工农差距，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大量先进适用的机械作业装备的推广应用，实现播种、中耕、灌溉、施肥、植保、收获等方面的精确作业，使农业生产和资源利用更加高效率、低耗能、低污染，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发展农业机械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
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机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地少、农民收入低、积累少，我国与其他已实现机械化的国家不同，我国的农机不仅要成为代替人畜力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手段，而且要作为农民节约成本、勤劳致富的工具;农民购买大型农机不仅为自家服务，更重要的是要开展社会化服务。不断拓展农机服务领域，把分散的农业机械与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把机械化生产和家庭承包经营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农机大规模作业，促进农机的共同利用，合理配置农机资源，提高农业机械利用率和效益，走“ *** 扶持、市场引导、社会服务、共同利用、提高效率”的路子，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机化发展道路。想方设法解决农民“买得起、用得好、有效益”的问题。发展农机市场，协调和引导服务，提高农具利用率，让农户节本增效，这是农机化发展不竭的动力。
要坚持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普及应用
农机化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机制创新，要采取技术攻关、实验、示范等措施，促进基础性、关键性、公益性农业机械科研和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要加大保护性耕地、秸秆综合利用、高效植保技术、设施农业、机械化旱作节水等节能、环保、增效的农机化技术的推广力度，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农机化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要努力创新农机化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机制、工作方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断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又快又好的发展。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推进农业机械化程序
农业机械是一种劳动工具，其效益更多地反映于社会效益、长效效益和人类生存环境效益方面，属于“潜绩”工程。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干部在发展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误区，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增长。在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指导下，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片面的政绩观，考核指标主要以GDP为主，热衷于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大搞“形象工程”、“亮丽工程”，而对直接反映在我国GDP经济考核指标的农业机械化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或者停留在口头和档案上。
制定政策法规，促进农业机械化健康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其产业的弱势特征和需要扶持保护的本质特征日显突出与重要。推进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和市场主体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需要各级 *** 的重视和支援，更需要政策法规的促进和保障。对农业机械化采取必要的扶持，是农业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符合WTO的相关规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因地制宜，开创农业机械化发展新局面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转移状况、农机化技术成熟程度和经济效益状况差异较大。在这种条件下，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的重点，就应该因地制宜，重点突破，从关键环节的机械化向全过程机械化逐步发展。在发展步骤上，采取先小麦后水稻、玉米及经济作物。先经济发达地区后经济一般地区，先主攻农作物生产主要环节后解决农业生产全过程机械化，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稳定提高。发展农业机械化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技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积极组织实施“科教兴农”战略，逐步构建以农机科研推广为基础、人才为保障、产业化为发展目标的农机技术创新体系。农机科研在突破单项作业技术的同时，着力解决农业机械化综合技术，优化结构。同时，加快引进、消化国外先进适用农业机械化技术，发展农业急需、农民急用的农业机械化新技术。在资源环境方面，应加大推广保护型、节约型，转换型资源的合理利用技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新农村建设，农业机械化起著基础性、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发展农业机械化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新农村建设也必将大大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使农机发展获得更多的良机。新形势充满新挑战，也孕育新机遇，农机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要继续发扬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树立有为才有位的思想，围绕重点专案和中心工作，狠抓落实，扎实推进，为农村经济的繁荣、为农民增加收入、为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范文二：新农村农业教育机制建立
一、农业教育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教育，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素质，为农村建立自我造血机制，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加速农村城镇化、现代化建设，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重新认识和审视我国农村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入机制、保障机制的改革，逐步推进公共教育产品、准公共教育产品、半公共教育产品的相关教育制度与政策的制定与完善，确保最大程度的教育公平和最大程度的资源配置优化，激发 *** 、社会、市场各方面办教育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提供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教育，促进和保障农村教育健康、有序、持久地发展，从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始终不渝的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发展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放在首要位置，通过推进农业教育普遍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通过发展农业科技，提升农业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持续发展动力，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这是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的关键。高等农业院校在实践“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主要职能的过程中，成为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主力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号召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部署，为高等农业院校继续发挥服务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教育体系的内涵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巨集伟目标，赋予了农业教育体系新的内涵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1、教育思想方面，要主动适应学习型社会的终身学习和全民学习的要求，并结合各地区“三农”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体现适应性和发展性;
2、教育物件方面，要顾及包括农村居民、城镇农业人口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体现全员性和广泛性;
3、教育内容方面，与区域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涵盖包含农业思想、理论、技术等以农科为主、其他学科为补充的多层次、多门类领域，体现多重性和全面性;
4、教育方法方面，要根据学生或学员的学习特点，采取课堂讲授与课外实践相结合、集中面授相结合、短期培训与长期辅导相结合等多种途径，体现实效性和可行性;
5、教育资源方面，既要严格依据有关规定办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也要动员社会各界重视农业教育，加大人、财、物的投入，体现合法性和政策。[2]我国农业教育体系应以 *** 理论和“ ***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建设全员性、终身化的学习型社会为目标，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能适应不同地区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以高等农业教育为龙头，中等农业职业教育为主体，中小学义务教育为基础，社会教育为补充的，具有学科知识框架特色鲜明、人才培养模式定位准确、社会服务水平实力强劲、管理协调机制统一和谐等特征的综合体系。
三、农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和谐的组织机制，实现“四统一、四合理”
建立专门的组织领导机构、逐级管理的工作机构，形成科学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机构框架，做到“四统一，四合理”。
1、教学资源统一规划，配置合理。要以省市、区县、乡镇、村街为单位，建立四个层次的教学资源库，并建立教学基地面积、仪器装置、师资专家、图书馆藏等多个分库，实现计算机网路管理，资源共享。特别是同级别，同类别的资源要实现统一规划，共建共管、协调利用;不同级别的资源也要实现优势互补，交叉利用。[3]
2、教学经费统一划拨，使用合理。由省市财政部门会同教育、农业等有关主管部门，组成专门的农业教育经费管理办公室，制订出既符合整体发展水平、又能促进不同级别和型别的经费使用规划。严格遵循经费规划规定，统一划拨，预算逐级上报办公室，统一划块使用。
3、招生计划统一制订，布局合理。要针对区域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特点，要统筹考虑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使培养的人才“用得上，留得住”。
4、教学督导统一安排，评估合理。要建立各级各类教学评估机构，评估指导体系要科学合理，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型别的教育不同侧重，同时也要考虑学科、课程等多角度分解评估。
二建设“1+1+1>3”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基础教育农业教育网路圈
通过农业教育网路的建立，形成“三教”相互促进机制、教育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态势。高级别的教育机构为低级别的教育机构培养师资和专家，提供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低级别的教育机构可以为高级别的教育机构在基层培训和实践上提供基础性教学资源。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之间要开启壁垒、互通有无、上下一致、左右贯通，形成教育网路。争取社会各界在农业教育经费、管理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援，提供有力的保障，努力利用好社会资源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上为社会创造最大效益。[4]
三构筑相互衔接的学科专业平台
在学科专业设定上，以农科为主，相关学科为补充。其中，高等教育层次要注重“大而宽”，在重点建设传统农科专业的前提下，形成宽泛的学科领域，教学内容上以高新农业专业知识及相关理论为主;中等层次教育要注重“小而全”，学科不要过多，加强特色学科的多个专业建设，并使专业建设上水平，教学内容以农业技术实践为主;基础教育要注重“小而精”，更多精力放在农业基础常识传授和与当地实际紧密结合的简单技术训练上。在人才培养上，依照培养层次的阶梯性上升，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推进，使培养出的一般农民必须具有广泛的农业知识和实用技术，农业科技工作管理者具有领导、管理、推广、创新等能力，学生可以从基础教育阶段接受农业知识等培训以获得单项技能证书或综合学历证书。
四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增强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
在抓好人才培养的同时，要加强科学研究、注重生产实践，使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互依存。教育机构通过与生产单位，科研院校建立合作培养的关系，也就是实行定向培养，减少人才浪费，生产单位和科研院所也可以向教育机构提供师资、教学生产实习基地等教学资源，同时，生产单位与科研机构间可以互通有无，加强合作，逐渐形成“人才培养为科研、生产提供智力支援，科研、生产为人才培养提供资源保障，科研推动生产，生产拉动科研”的良好态势。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的加快，人们对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国的希望迫切，我国出台了许多农业扶持政策，加大了农业方面的财政支出，据统计显示，在财政支农资金方面21世纪初期与20世纪70年代同期比增加了倍。近年来政府加强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与西方的大国相比，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当下农业经济结构尚不完善，政府农业资金发放不及时，扶持基金利用率较低等等，这些弊端极大的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建设的速度和幅度。在资金较为缺乏的基层，政府投入的财政资金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资金的来源途径较单一，资金匮乏极大的影响了农业项目的顺利运作，增加了实现建设目标的难度，降低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速度。虽然我国政府部门在农业财政支出方面投入较大，但是产生的效果和收益和预期和预期相差太大，这需要政府转变工作重心，不仅要加强农业资金的投入力度更要加强资金运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力度。例如，近年来虽然我国的农业财政支出总金额呈现增长的态势，但是农民的年收入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投入的资金并没有转化为收益，说明资金运用过程中政府的管理和监督力度不够。因此，要想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大国，政府应该扮演好领导者，明确管理工作的重点环节应该为投入资金的转化环节，加强管理和监督工作使投入资金转化为农业生产效益。山西省作为我国的西北地区，农业水平较高，具有农业大省的称号。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且自然资源丰富。为了合理的利用这些自然资源，我国在山西省建立起了五个特色的农业区：雁门关农业区、太行山、吕梁山、晋中盆地和晋南盆地。雁门关农业区是玉米生产地和草食牲畜的重要产地；太行山农业区是主要的玉米和毛猪的生产地；吕梁山生产区是主要的粮食和干果生产基地；晋中盆地成产区是主要的瓜果蔬菜、家畜、家禽、生产基地。山西省深入贯彻落实“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战略思想，建立起了一些较规范的城乡生产基地，“十二五”期间，建立起了一批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和循环农业基地和示范园。现如今，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山西省党委和政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作为农业建设的重心。社会主业现代农业建设阶段使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搞的工作，决定了我国社会农业大国的建设进程。社会主义农业国的建设过程就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20世纪中叶由我国学者提出，长期受到理论家和农业实践家的关注）的过程。 经济绩效评价在中国起步较晚，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的相关框架系统和评价标准尚未完善，农业财政项目绩效评估体系漏洞较多。既缺乏相关理论的支持又缺少实践的支撑，仍处在探索研究阶段。我国的农业管理部门和经营部门的管理和经营水平较低。促进我国的农业发展，构建出一个完整的适合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经济效益评估体系是我国当下必须和立即进行的工作。 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经济效益评估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的主要内容。它不仅丰富了农业建设的理论基础，更为今后的实践提供了依据。 一方面， 我国的农业经济绩效评价体系还尚未成熟，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财政资金的配置工作的进行。经济效益评估体系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影响财政资金利用率的因素，使人们及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提高管理水平。经济效益评估体系为我国农业财政资金的合理配置、投入力度和利用效率方面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经济效益评估体系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从根本解决了农业财政资金利用问题，加强了项目执行力度和实施后的评估工作，有利于资金转化为具体的生产效益。，大大的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另一方面，经济效益评估体系促进了我国农业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步伐和完善了相关体系，增强了对农业绩效预算的管理工作。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是预算支出资金时必须负责和预算支出资金必须具有较高的效益，必须强调预算资金在资金流动的全过程中带来的影响。财政支出资金是否在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可以通过绩效评估系统进行检测。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利用程度，提高预算执行部门的工作效率，促进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推动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提高社会主义人均生活水平；实现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农业现代建设的水平处于世界之先列。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可追溯到二战时期，那时国家已经将建设的重心放在灌溉系统和土地改革上，到了1972年前后，农业开发的核心开始发生了改变，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成为当时建设的重心，具体讲，政府通过鼓励建设评估体系，提高科研水平，加强环境保护和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到了1990年前后，随着《二十一世纪农业系统纲要》的颁布，美国农业开发进入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业资源的开发，具体的形式包括：试验田、示范农场和环境保护。 与美国相比，以色列地理位置较差和气候条件恶劣，自然资源比较匮乏，但是以色列的农业十分的发达主要是因为国家比较重视科技生产力，善于将科学技术运用到农业中，建立起了现代化农业。以色列的资金评估体系较为完善，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快，灌溉技术位于世界先列并且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高，机械化水平较高。这样高度发达的农业不仅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高度发达的农业不仅满足了本国的需求而且远销到世界各地，较为发达的生产技术被世界各国借鉴，推动了世界农业的发展。 像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农业之所以如此发达与本国绩效评估机制的完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绩效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绩效评估系统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把估计生产能力、抗灾水平向开发技术和研发新品种、环境保护力度等方面转化；二是加强农民教育水平、建设农产品科研机构、鼓励资源开发，转变考核标准。为其他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的加快，人们对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国的希望迫切，我国出台了许多农业扶持政策，加大了农业方面的财政支出，据统计显示，在财政支农资金方面21世纪初期与20世纪70年代同期比增加了倍。近年来政府加强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与西方的大国相比，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当下农业经济结构尚不完善，政府农业资金发放不及时，扶持基金利用率较低等等，这些弊端极大的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建设的速度和幅度。在资金较为缺乏的基层，政府投入的财政资金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资金的来源途径较单一，资金匮乏极大的影响了农业项目的顺利运作，增加了实现建设目标的难度，降低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速度。虽然我国政府部门在农业财政支出方面投入较大，但是产生的效果和收益和预期和预期相差太大，这需要政府转变工作重心，不仅要加强农业资金的投入力度更要加强资金运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力度。例如，近年来虽然我国的农业财政支出总金额呈现增长的态势，但是农民的年收入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投入的资金并没有转化为收益，说明资金运用过程中政府的管理和监督力度不够。因此，要想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大国，政府应该扮演好领导者，明确管理工作的重点环节应该为投入资金的转化环节，加强管理和监督工作使投入资金转化为农业生产效益。山西省作为我国的西北地区，农业水平较高，具有农业大省的称号。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且自然资源丰富。为了合理的利用这些自然资源，我国在山西省建立起了五个特色的农业区：雁门关农业区、太行山、吕梁山、晋中盆地和晋南盆地。雁门关农业区是玉米生产地和草食牲畜的重要产地；太行山农业区是主要的玉米和毛猪的生产地；吕梁山生产区是主要的粮食和干果生产基地；晋中盆地成产区是主要的瓜果蔬菜、家畜、家禽、生产基地。山西省深入贯彻落实“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战略思想，建立起了一些较规范的城乡生产基地，“十二五”期间，建立起了一批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和循环农业基地和示范园。现如今，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山西省党委和政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作为农业建设的重心。社会主业现代农业建设阶段使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搞的工作，决定了我国社会农业大国的建设进程。社会主义农业国的建设过程就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20世纪中叶由我国学者提出，长期受到理论家和农业实践家的关注）的过程。 经济绩效评价在中国起步较晚，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的相关框架系统和评价标准尚未完善，农业财政项目绩效评估体系漏洞较多。既缺乏相关理论的支持又缺少实践的支撑，仍处在探索研究阶段。我国的农业管理部门和经营部门的管理和经营水平较低。促进我国的农业发展，构建出一个完整的适合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经济效益评估体系是我国当下必须和立即进行的工作。 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经济效益评估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的主要内容。它不仅丰富了农业建设的理论基础，更为今后的实践提供了依据。 一方面， 我国的农业经济绩效评价体系还尚未成熟，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财政资金的配置工作的进行。经济效益评估体系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影响财政资金利用率的因素，使人们及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提高管理水平。经济效益评估体系为我国农业财政资金的合理配置、投入力度和利用效率方面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经济效益评估体系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从根本解决了农业财政资金利用问题，加强了项目执行力度和实施后的评估工作，有利于资金转化为具体的生产效益。，大大的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另一方面，经济效益评估体系促进了我国农业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步伐和完善了相关体系，增强了对农业绩效预算的管理工作。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是预算支出资金时必须负责和预算支出资金必须具有较高的效益，必须强调预算资金在资金流动的全过程中带来的影响。财政支出资金是否在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可以通过绩效评估系统进行检测。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利用程度，提高预算执行部门的工作效率，促进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推动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提高社会主义人均生活水平；实现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农业现代建设的水平处于世界之先列。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可追溯到二战时期，那时国家已经将建设的重心放在灌溉系统和土地改革上，到了1972年前后，农业开发的核心开始发生了改变，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成为当时建设的重心，具体讲，政府通过鼓励建设评估体系，提高科研水平，加强环境保护和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到了1990年前后，随着《二十一世纪农业系统纲要》的颁布，美国农业开发进入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业资源的开发，具体的形式包括：试验田、示范农场和环境保护。 与美国相比，以色列地理位置较差和气候条件恶劣，自然资源比较匮乏，但是以色列的农业十分的发达主要是因为国家比较重视科技生产力，善于将科学技术运用到农业中，建立起了现代化农业。以色列的资金评估体系较为完善，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快，灌溉技术位于世界先列并且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高，机械化水平较高。这样高度发达的农业不仅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高度发达的农业不仅满足了本国的需求而且远销到世界各地，较为发达的生产技术被世界各国借鉴，推动了世界农业的发展。 像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农业之所以如此发达与本国绩效评估机制的完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绩效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绩效评估系统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把估计生产能力、抗灾水平向开发技术和研发新品种、环境保护力度等方面转化；二是加强农民教育水平、建设农产品科研机构、鼓励资源开发，转变考核标准。为其他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形式，为了进一步探讨和掌握毕业论文的写作规律和特点，需要对毕业论文进行分类。由于毕业论文本身的内容和性质不同，研究领域、对象、方法、表现方式不同，因此，毕业论文就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内容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理论性论文、实验性论文、描述性论文和设计性论文。后三种论文主要是理工科大学生可以选择的论文形式，这里不作介绍。文科大学生一般写的是理论性论文。理论性论文具体又可分成两种：一种是以纯粹的抽象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严密的理论推导和数学的运算，有的也涉及实验与观测，用以验证论点的正确性。另一种是以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调查、考察所得观测资料以及有关文献资料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对有关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概括、抽象，通过归纳、演绎、类比，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和新的见解。按议论的性质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立论性的毕业论文是指从正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一篇论文侧重于以立论为主，就属于立论性论文。立论文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以理和事实服人。驳论性毕业论文是指通过反驳别人的论点来树立自己的论点和主张。如果毕业论文侧重于以驳论为主，批驳某些错误的观点、见解、理论，就属于驳论性毕业论文。驳论文除按立论文对论点、论据、论证的要求以外，还要求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按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宏观论文和微观论文。凡届国家全局性、带有普遍性并对局部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论文，称为宏观论文。它研究的面比较宽广，具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反之，研究局部性、具体问题的论文，是微观论文。它对具体工作有指导意义，影响的面窄一些。另外还有一种综合型的分类方法，即把毕业论文分为专题型、论辩型、综述型和综合型四大类：1．专题型论文。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如本书第十二章例文中的《浅析领导者突出工作重点的方法与艺术》一文，从正面论述了突出重点的工作方法的意义、方法和原则，它表明了作者对突出工作重点方法的肯定和理解。2．论辩型论文。这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性质吗?》一文，是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和分析，以论辩的形式阐发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观点。另外，针对几种不同意见或社会普遍流行的错误看法，以正面理由加以辩驳的论文，也属于论辩型论文。3．综述型论文。这是在归纳、总结前人或今人对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介绍或评论，从而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论文。4．综合型论文。这是一种将综述型和论辩型两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写成的一种论文。如《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既介绍了研究民族关系史的现状，又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它是一篇综合型的论文。
我肯定可以农村好的
你们导师有没有跟你定论题呢？或者说是论题的范围~你要不看下（农业科学）期刊里面别人已经发表的论文~看下参考下也是可以的~
2011 年杭州电大毕业论文 浅析某地设施农业技术推广 某地设施农业技术推广 摘要: 摘要:近年来世界各地设施农业发展迅速，正向高科技、智能化、 自动化、网络化方向发展。面对这种新形势，本文分析了国内设施农 业发展历史及现状，并结合某地实际情况，提出逐步完善多元化的技 术推广机制，把政府推广机构、农业院校、科研院所、涉农龙头企业 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有机结合起来， 各显所能、 优势互补， 多层次、 多渠道的开展设施农业技术推广， 探索出一条具有某地郊区型现代农 业特色设施农业发展道路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关键词:设施农业 技术推广 现状 一、绪言 设施农业是知识与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 集成了现代科学领域如 信息、电子、能源、建筑、材料、机械、生物、品种、栽培、养殖、 管理等现代科学技术，是最具活力的现代农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 区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设施农业应该成为发展现 代农业的“火车头” ，现代农业建设的先导区、示范区，农业持续增 长的“增长极” 。面对当前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农业从业 者队伍日益萎缩、农民增收日益艰难、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严 峻现实，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下、效 益微薄、农民增收困难的现状，就势必要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走技 术密集型道路，促进农业持续高效发展，促进农民持续稳步增收，因 此，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途径就是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 1 建议 2011 年杭州电大毕业论文 二、国内设施农业发展历史及现状 我国设施农业历史悠久。 据记载在汉代就有了以油纸作为透光盖 层的原始温室。到清代末期，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温室，其结构形式 为一面坡式，以玻璃作为透光材料，夜间采用草帘保温。20 世纪 50 年代，从前苏联引进保护地栽培技术，但由于设施条件和技术手段原 因，设施农业发展十分缓慢;60 年代末，由简单覆盖、风障、阳畦、 温室等构成的一整套保护地生产技术体系在北方城市郊区出现。70 年代， 从日本引进地膜覆盖技术， 温室很快得到推广， 对保温、 保墒、 保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80 年代，以日光温室、塑料大棚、遮阳网 覆盖栽培为代表的设施园艺发展迅速，形成了以塑料棚为主的与风 障、地膜覆盖、阳畦、温室等相配套的保护地蔬菜生产体系。90 年 代以来，我国较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大型连栋温室及配套栽培技术，设 施农业以设施园艺作物生产为主迅猛发展。到 2000 年，我国以蔬菜 栽培为主体的设施园艺面积已达 210 万亩， 按绝对面积计算为世界第 一。在设施园艺研究领域，我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试验研究出比较 适合我国气候条件与国情的园艺设施，在保护地栽培、节水灌溉、机 械化育苗以及无土栽培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部分研究成 果已逐步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与推广。 目前我国设施农业不仅 包括园艺作物，也广泛地用于大田作物、林果生产、畜禽饲养、水产 养殖等领域。 三、某地设施农业发展现状 某地设施农业发展现状 设施农业规模不大。 设施农业规模不大。 设施农业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 2 2011 年杭州电大毕业论文 复合型产业。发展设施农业需要一定规模的连片土地，目前从事设施 农业基本上是农户分散经营为主，农户无力高投人发展设施农业。而 大户迫切希望扩大生产规模，又遇到土地流转等难度较大的问题，导 致设施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水平较低。 设施技术研究不够。 设施技术研究不够。 某地设施农业起步晚、发展不快，技 术研究与生产需要严重脱节的问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目前设施农 业主要涉及花卉、苗木、蔬菜、芦笋、食用菌、养殖等方面，种养技 术和设施装备的研究开发方面， 特别是规模化高效农业设施技术与发 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全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开展研究很早，目前 第五代日光温室已大量应用生产，而某地至今还没有自主研发的、适 合本地情况成熟完善的设施类型。 生产队伍素质不高。目前市镇（街道）级农技人员学历层次 生产队伍素质不高。 普遍偏低、知识陈旧、结构老化、思想僵化、学习能力不强、靠吃老 本的经验主义种田，已不适应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需要，而且随着 某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青壮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直接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队伍日益萎缩、 老化， 部分镇 （街道） “劳 出现 力荒”“老龄化农业” 、 。 相关政策不配套。 相关政策不配套。某地设施农业起步较迟、规模不大、水平 不高，要加快发展，必须加大政策扶持。设施农业是典型的高投人、 高效益的产业，一栋占地 667 时的普通简易日光温室，建设成本需要 万元以上，普通农户想要投人往往力不从心。设施农业的大棚、 内部设施等不能作为固定资产抵押，无法向银行贷款。如何解决农户 3 2011 年杭州电大毕业论文 发展设施农业前期投人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农民增收，已成为某地 设施农业发展中一个重要课题。 四、加快某地设施农业技术推广的建议 加快某地设施农业技术推广的建议 某地 政府项目推广与技术示范辐射相结合的推广。 发展设施农业 政府项目推广与技术示范辐射相结合的推广。 是由经济规律、社会需求和农民增收愿望共同决定的，以项目为载体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势在必行。各镇（街道）农技推广部门每年要有选 择的实施一批适宜当地生态条件、品质优、基础好、效益高、有市场 需求的设施农业重点项目，在某地市的统一规划、科学布局下，有计 划、有组织地大面积推广应用。在项目确定后，各级财政都应拨付一 定经费，由市里组织专家研究提出集中应用的新技术或配套技术。开 展以入户指导为主要方式的技术服务， 技术指导员要统筹制定指导方 案。开展育种、栽培、装备、管理等方面的入户指导、培训和信息服 务。不断提高设施农业种植户、养殖户的学习接受能力、自我发展能 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每名技术指导员一般要联系 20 个示范户。在生 产关键环节必须到户指导，并结合农事活动的实际需要。经常回访， 帮助解决生产实际难题。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技术指导单位、技术 指导员、 示范户四者之间要分别签订技术服务合同， 明确各方的责任、 权利、义务，加强检查与考核。对表现突出的技术指导员和带动作用 明显的种养户给予奖励。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技术扩散的推广。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技术扩散的推广。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是农技推广网络的有效补充和延伸， 具有很高的实践意义和现 实意义。 相对于单个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信息采集、 技术采用、 4 2011 年杭州电大毕业论文 市场开拓三个方面有明显优势；相对于政府部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是农民集体进入市场的载体，也是农业信息化的组织载体，在带领农 民开拓市场方面有较为准确的切入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既是信息 源、 也是信息宿， 更容易贴近设施农业种养户及满足其需求， 是及时、 准确、高效信息供应的忠实服务者。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专业化 管理、市场化经营，可以引导会员农户科学决策，减少设施农业生产 的盲目性， 降低风险。 农技推广部门要围绕当地主导产业或特色产品， 结合自身优势，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机制，带头领办一批 涉及种植、养殖、加工、储运、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收购等方面的专 业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要与龙头企业建立利益联动机制，以 合同形式把企业、基地和农户连在一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依托龙头 企业建立，使农产品有了销路，企业也有了原料基地，各自发挥其比 较优势，共同开拓市场空间，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生 产经营体系。 农业教科研机构与技术市场的推广。 农业教科研机构与技术市场的推广。近年来，浙江农林大学 及在杭科研机构为提高教学、科研质量，经常会把某地一些设施农业 生产基地作为自己的实践环节。 这样双方就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合作机 制，一方提供实践基地、另一方派出有经验的专家技术人员到生产基 地蹲点，参与技术开发、技术指导、技术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技术推广 活动。在农科教结合中，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 适用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培养一大批扎根于农村的 科技力量，是科教兴农的重要环节。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始终坚持为 5 2011 年杭州电大毕业论文 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贯彻因地制宜、按需施教、灵活多 样、注重实效的原则。特别是适用技术培训更有针对性，把培训农民 与技术推广紧密联系起来，农技推广、科研、教育等部门应积极参与 和密切配合。 浙江农林大学、 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对具有商品属性的物化类和部分易控制技术成果，虽然进入市场，但 由于农业成果的生态区域性、不稳定性、时效性、时序性等特点，对 价格的确定、风险的界定、权限的规定等问题，决定了推广技术的不 确定因素的增加，因此必须制定细致的规范，加强政府在其中的引导 作用。 总之，提高设施农业技术推广效率，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涉及 推广系统、用户系统、研究和管理系统等。在某地郊区型现代农业建 设过程中，促进设施农业发展要深化体制改革，逐步完善多元化的技 术推广机制，把政府推广机构、高校推广机构、农业科研院所推广机 构、 涉农企业及民间推广组织等有机结合起来， 各显所能、 优势互补， 多层次、多渠道的开展设施农业技术推广。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高启杰． 《农业推广学》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8 [2] 张英,徐建华,李万良. 《无土栽培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农业展 望出版社，2008，4. [3] 邱仲华.《现代设施农业技术》.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2. [4] 科学技术部开发中心.《设施农业在中国》.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 版社，2006,10. 6
做乡村旅游的题目可能会更好一些，广东广州或深圳郊区的村都适合做研究，肯定有很多素材可用。
选择智慧农村吧，我觉得前者比较高大上，也够有未来的发展预期，后者就有些过时的味道了。
选智慧乡村，这个题目更有吸引力。广东的乡村，尤其是广州的乡村很有研究。首先外来人多，买就是制造业、淘宝村盛行。
摘要]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机制。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和关键。本文回顾了我国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机制的历史沿革，阐述了当前建立社会保险资金长效稳定筹集机制的迫切性，提出了建立长效稳定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机制的具体对策。 （中经评论·北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相应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几个方面，其中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社会保险制度被誉为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是经济发展的“减震器”和“助推器”。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撑，因此，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求的长效、稳定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机制，确保社会保险资金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持续稳定增长，是事关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大事。 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及其资金筹集机制概述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保险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保证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转，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机制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银行代扣劳动保险金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起步。范围主要涵盖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及合作社经营单位。企业须按月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定的国家银行缴纳劳动保险金，保险对象为城镇企业职工，但职工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险费用。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不分险种的“一揽子”保险计划，传统称为“劳动保险”。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实行直接控管，银行严密地控管着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和资金运行，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政府赋予的监管企业的行政职能，在广覆盖和强制性等方面无疑都具有相当的优势，所以当时劳动保险金的筹集由银行负责代扣。 第二阶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社会保险费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根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需要，党中央和国务院适时提出了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要求。1 984年，无锡等部分地区开始试行了国有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建立工人养老保险基金，并实行企业支付与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方式，此时还是实行银行负责代扣.存入专户。但从1 986年起，国家开始逐步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对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社会保险费用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此时，按照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要求.银行逐渐还原其金融企业的本来身份，原来所承担的监管企业经济活动的行政职能随之消失，如果再通过银行代扣社会保险费已不现实。而此时劳动部门负责企业劳动用工计划和工资管理，控制着企业的职工人数和工资基数。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部门开始走上了社会保险费征管第一线，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管理和支付全部由劳动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 第三阶段：税务机关逐步介入社会保险费征管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适应经济社会这一发展变化的要求，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社会保险制度，对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作了根本性改革。1995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规定我国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失业保险制度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覆盖范围扩大到国有、集体、私营、个体、外资及事业单位的所有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启动，工伤、生育保险通过改革试点逐步扩大。这时，个体、私营、股份制、外资经济雨后春笋般涌现，企业员工流动性大大增强，企业劳动力的管理已经基本靠市场供求来调节，工资也大部分由市场确定，劳动部门对劳动用工计划和工资控管的职能逐渐弱化，对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已显得力不从心，征收管理能力随之大打折扣，对已参保单位和人员的费源控管乏力，而且对企业社会保险费实行差额缴拨。的征缴机制已不适应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要求，社会保险费收缴率处于较低水平.大量应收资金收不上来.许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以及社会灵活就业人员游离于社会保险制度之外，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现象较为普遍.基金的支撑能力下降，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负担日益加重，已严重影响社会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转。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地区的政府为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缓解社会保险基金巨大的支付压力，将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交给征收力度大、征管基础较好、组织收入经验丰富的税务机关征管。1995年前后，武汉、宁波两地政府决定将企业和有纳税义务的事业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交给税务机关征收，税务机关由此开始介入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上述两地的社会保险费移交税务机关征收后，很快就扭转了社会保险费征收乏力的局面，收入规模迅速扩大，缓解了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矛盾。 1998年初，财政部、劳动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暂行规定》（财社字[1998]6号），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费可以由税务机关代征，浙江、云南、安徽、重庆等省市在全省（市）范围内先后实行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办法。为了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险费征收力度，1999年初，国务院颁布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259号令），明确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此后，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范围逐步扩大。目前全国已有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重庆、陕西、甘肃、青海等1 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厦门、宁波两个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全部或部分社会保险费。 二、当前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的迫切性 （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水平不断提高并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诉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跨过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快，由此带来的城乡差距加大、收入分配不公、就业和再就业难度增加等问题日益凸现。因此，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就业与再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和保障，因此，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机制，使政府有可持续稳定的财力保障社会保险制度顺利运转，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可靠的社会保障，才能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不断激发劳动者的创新能力，不断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迫切要求 社会保险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但总体上看，法律层次较低.政策不统一、不规范，特别是从社保资金的筹集机制看，还缺乏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效力的、规范的法律规定，普遍存在征收机关权责不一致、执法力度不强的问题.影响了社保资金的有效筹集，社保收入难以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加快社会保险法制建设.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以法律形式规范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和管理，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迫切要求。 （三）是适应农村城镇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的迫切要求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覆盖面仅限于城镇、工矿区。而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亿～亿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将持续存在。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由此会带来大量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同时.新形势下我国就业格局呈现分散化、流动性强的特点，涌现了大量的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而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主要以“单位”为服务对象，使得大量的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及灵活就业人员游离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再加上法规体系不健全，执法力度不到位，大量企业漏保、企业主选择部分职工参保的现象十分普遍，使得本应在社保覆盖范围内的人员也没有应保尽保。仅从参保人数最多的养老保险看，截至2006年底的亿参保人员也仅占全国总人口的.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的最低线。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大社保资金筹集力度，稳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逐步将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和城镇各类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因此，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是适应农村城镇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的迫切要求。（四）是缓解财政风险的迫切要求 社会保险的财政风险主要表现在养老保险风险上。由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养老保险实行市（县）级统筹，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互济功能，而只能由财政来“兜底”。几年来，为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按时足额发放，来自各级财政的当期补助日益增加，尤其是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转移支付补助已由2000年的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亿元，2000～2005年累计达到亿元。。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也在逐年加大。但对于财政而言，更大的压力在于规模庞大的个人账户空账和巨额的历史欠账。1 997年以来，各地没有做实个人账户，无法割断统、账基金之间的联结，锁定统筹基金的债务。一些地方为满足当期支付需要，大量动用“中人”和“新人”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基金.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不断扩大，全国各地合计空账已达到至少8000亿元，需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弥补空账给各级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况且，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转型过程中，已经产生了3万亿元的隐性债务，还清债务需要30～40年时间，今后国家财政每年至少还要拿出1000亿元。社会保险资金缺口，已经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巨大隐患。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就是要尽可能通过当期筹集的资金来满足当期的支付需要，减轻各级财政当期对养老金的补助额负担，使得各级财政有能力逐步加大对个人账户空账和历史欠账的弥补力度。因此，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是缓解财政风险的迫切要求。 三、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的建议 （一）加快推进社会保险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政策体系 1.必须提高社会保险立法层次。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应加快研究出台社会保险法，明确社会保险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法律关系。同时，国务院应清理规范现行的各项社会保险政策规定，尽快制定和颁布与该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条例，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2.必须规范和统一社会保险有关政策规定。一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应将城镇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各类所有制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及其职工，以及个体工商户、各类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都纳入社会保险参保范围，并逐步将农村纳入进来，最终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二是统一缴费基数。要明确和统一各项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特别是要明确作为缴费基数的工资总额范围和口径。其中，要分别制定统一的社会统筹和个人缴费基数政策，建议个人缴费基数按照个人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单位缴费基数按单位申报的工资、薪金支出总额计算，并结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工资总额进行复核。三是统一缴费比例。在逐步提高统筹层次的基础上和保证收支平衡的前提下，逐步统一各险种的缴费比例，改变地区间和行业间缴费比例不一致的格局，公平企业负担水平，增强政策的稳定性。 3.必须以法律形式赋予征收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加快修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9号），赋予征收机关在社保费征管中有权依法对缴费人采取查封、扣押、拍卖资产及银行扣款等强制手段，并相应调低滞纳金比例，彻底解决征收工作中执法手段不强和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 （二）尽快明确税务机关为社会保险费惟一征收主体，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险费征管体制 1.尽快明确税务机关为社会保险费的惟一征收主体。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一是有利于真正落实收支两条线原则，确保社保资金安全：二是有利于扩大参保覆盖面，加大社会保险费征收力度，减轻财政的“兜底”压力；三是有利于充分利用政府现有资源.节约行政成本；四是有利于方便缴费人税、费统缴，减轻缴费人事务性负担和遵从成本；五是有利于加快政府从管理型职能向服务型职能的转变，社保经办机构可以从繁杂的征收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做好个人账户的管理、享受待遇资格的认定和社会化发放工作，提高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因此，建议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明确规定税务机关是社会保险费惟一的征收主体，实现税务机关对社会保险费五个费种的统一合并征收。 2.完善征管职能。在统一征收主体的同时，也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赋予税务机关完整的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明确其享有缴费登记、接受缴费申报、核定缴费基数、费款征收、检查处罚等与征收工作密切相关的职责，充分发挥税务机关掌握费源、便于核实缴费基数等组织收入的优势，促进社会保险费收入的快速增长。 3.优化征管模式。探索实行以信息化网络为平台.以缴费人自行申报、自核自缴为基础.以查账评估、重点稽查为手段的征管模式。其核心是通过缴费人自行申报、自核自缴，明晰缴费人和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责任，提高缴费人的参保意识。要按照“税费一体化管理”的总体思路，将社保费比照税收进行管理，统一征管信息平台.规范征管业务流程，在费源管理、缴费评估、分类管理、缴费服务等方面，积极借鉴税收征管中行之有效的征管制度和措施，不断加大征管力度，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同时，要严格执行社保基金财务管理制度，统一推行社会保险费直接缴入国库的方式，确保资金安全。 （三）科学合理划分部门职责，建立高效的分工协作机制 在统一征收主体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划分各部门的职责，建立“政府领导，税务征收，财政管理，社保支付，审计监督”的高效的分工协作机制。 1.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相关职责。劳动保障部门作为社会保险的管理机构，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负责政策、制度标准的制定工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进一步整合，集中精力做好社会保险登记、个人账户的管理、享受待遇资格的认定以及社会化发放工作，提高服务水平。财政部门负责编制社会保险预算，负责社会保险资金的管理、拨付.并承担对社会保险资金的征收及支出使用的监管职能。税务机关行使独立自主的征收职责.确保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审计部门依法定期对社保资金的征收、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和检查。 2建立健全协作机制，切实加强部门配合。各部门在职责明确的基础上，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提高整体行政效能。要建立固定的协作会议制度，定期交流、探讨和解决征收管理中的难点和问题。必须建立严格的收入定期对账制度，保证账账、账款相符。 3.推进信息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税务机关、财政、劳动保障、国库、社保经办机构等相关部门之间要建立和完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及时传递和反馈保险登记信息、征收数据、入库信息等，提高各部门信息利用效率，共同做好社保费征收管理工作。 （四）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全过程监管，建立有力的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确保社会保险资金的安全。 1 切实发挥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的作用。要把各级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设在同级人大相关专业委员会，有关部门要定期向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报告社会保险资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情况。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要对各部门的职能履行情况进行评定，并定期予以通报。 2重点加强审计、财政部门的监督作用。审计部门要将社保基金审计列为定期开展的重点工作，逐步将过去以社保基金使用情况的事后审计为主转向对社保资金的全程跟踪审计，通过审计促使各部门不断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健全自我约束机制。财政部门要重点加强基金收支两条线和基金支付，使用的监督。同时，各有关部门也要形成相互监督的机制。 3.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各有关部门要按照“隐蔽权力公开化、集中权力分散化、资金分配程序化、审批事项制度化”的总体要求，赋予参保单位和人员的知情权，要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的收支使用情况，主动接受全社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有效地调动社会成员对违反规定情况进行监督的积极性，维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 在上述目标逐步实现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保险费改税、开征社会保险税则是水到渠成之事，届时可以在社会保险资金筹集及管理体制不做大的调整的情况下，从费平稳过渡到税。可以说，开征社会保险税，以“税”的形式筹集社保资金，更有利于社会保险筹集机制的完善和发展。仅供参考 需要原创的找我 空间加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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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这样的主题好确立，例如，浅谈城镇化的发展与展望，浅论推进城镇化的几个阶段，谈谈城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