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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 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 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为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并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总之，国际货币体系是规范各国间货币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创新的特殊利益分配，这其中包含了制度变迁主导型国家对他国的部分权力控制。如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大受“铸造税”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在二战后独霸西方社会的战略企图在经济领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悬殊，大量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愿望最为强烈，是制度变迁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无力承担制度创新的责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给。但同时美国在全球社会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制度供给，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潜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象二战之后单纯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协商与外交力量的制衡，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将与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单一国际货币的最终目标也会越来越遥远。储备货币的确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而对储备货币的所在国来讲又意味着极大的制度创新的优势。美国、欧盟与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有着强烈的制度创新的意愿，纷纷提出有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框架的设想，从实力比较，因此美国、欧盟与日本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制度的边际成本，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边际的和局部的，这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渐进与漫长的过程。【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2] 潘英丽：《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张宇燕：《东亚金融危机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3-4期。 [4] 李晓西：《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5-6期。 [5] 张宝珍：《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世界经济》1999年第5期。
非洲各国和各地区是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战略上的重要依托力，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平台，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非洲的崛起为中非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在中非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不可忽视。首先，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非洲国家中，除一些资源富集国外，大多数国家与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其次，非洲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但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外部因素影响，发展并不稳定。近十年以来，非洲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更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但基础设施匮乏极大束缚了非洲可持续性发展与包容性增长。自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处于 “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如果说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在欧亚大陆，那么非洲大陆将是“一带一路”建设向西推进的一个重要方向,非洲地区有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前如何推进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基础设施建设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促进经济增长、减轻贫困的基础和必备条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现已成为非洲各国领导人的共识和政府政策的努力方向。据非洲基础设施联合会（ICA）发布报告显示，2018年非洲基础设施融资达到108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比2017年增长约25％，比2015—2017年平均值增长38％，其中非洲国家和中国的投资分别增长了33％和65％，其他多边组织的贡献使2018年非洲基础设施融资增长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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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这个术语，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指世界各国经济在生产、分配、消费诸环节趋于全球一体化，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并在全球建立起规范的经济行为和运行机制。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 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因 (1)经济体制障碍逐渐清除。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开放的市场机制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各国政府对经济管制逐步放松，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无疆界市场”正在形成。 (2)科学技术不断进步。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缩短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消除了不同资本市场的时间差和地域差，传统“原产地”与“消费者”之间的地理界限已失去意义，商品、服务、资金和信息的流通将比过去更加快捷，“地球村”经济逐渐成为现实。 (3)跨国公司快速发展。凭借其独有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置生产基地和销售机构，建立国际商务信息网络，构建全球研究开发体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成为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1)生产国际化。经济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宰力量，商品生产环节分布于不同国家，各国间的经济依存性明显加强。 (2)贸易自由化。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奠定了自由贸易的基础，国际贸易障碍逐步消除，贸易量迅速增长；同时，WTO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使得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和公平，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3)金融全球化。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突出表现是各国放宽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自觉推进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国际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1)随着高科技产业和全球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国际间资本流动加速，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将更为密切。 (2)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更为普遍，企业间的竞争与兼并日趋激烈。 (3)自由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发展方向，全球性商品市场逐渐形成与完善。 (4)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民财富日益增长，但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加剧，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扩大。 (5)国际间的协调和合作进一步加强，相关的国际契约和国际组织应运而生。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有利的一面，也有消极不利的一面；既是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回避经济全球化只能带来更大程度上的落后。我们应正确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最大限度地避其不利和风险，使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继续保持稳步快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1)有利于利用外资。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00年我国利用外资407亿美元，2005年增长到603亿美元，到2005年底累计利用外资6224亿美元（张强莉等，2006），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实现了由对外借款到外商直接投资的转换，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2)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外贸出口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到2004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154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2%（赵华等，2006），成为了世界第三贸易大国。 (3)有利于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外企的进入可有效地解决部份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如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直接参与外贸加工业的农村劳动力近两亿，不但有效解决了就业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 (4)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外资和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有助于传统产业结构改造和产业竞争，对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技术合作，可以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差距，增强我国经济技术的竞争力和创造力。 (5)有利于促进我国的金融市场改革和完善,缩短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型的时间，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制度的完善。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1)由于外资投入大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好、回报利润率高的地区和项目，将造成我国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如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是5621亿美元，其中东、中、西部所占的比例为25%、16%和59%（尚永胜，2006），东部地区外资投入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2)我国外贸出口主要是靠低价竞争和大量低附加值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特点,却为之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和消耗宝贵矿产资源的沉重代价。 (3)外资垄断性并购和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优势，极大地冲击了民族工业与农业，削弱了国内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新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作不懈的努力。面对经济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中国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六方面的工作： 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 我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应建立政府指导下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和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全面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走向和我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适时提出应对措施，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完善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商品化、国际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为此，我们应加大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打破一系列国有垄断领域的垄断局面，全面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同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融、证券和投资等有关配套的法规和制度，强化工商、税务和技术监督等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构建一个体系完整、机制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体制 面对经济全球化，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坚持以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以国际贸易惯例为参考，健全与国际接轨的有关法律法规，完善进出口商品的经营管理，建立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宏观调控体系。 研究和制定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适应的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我国要研究制定与国际经济规则相适应的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规划,加大产业间的结构调整力度,经济增长方式由目前以资源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向以提高资源配置使用效率为主的体现高科技特点的集约型经济方式转变;同时大力支持民族产业,发挥已有产业优势和品牌效应,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 大力开展科技创新，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当代全球经济的竞争就是国家创新能力的竞争，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应高度重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及时跟踪世界科技的发展动态，不断提高科技开发和创新能力，推广应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寻求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接经济全球化 自1993年欧盟一体化内部大市场建立以来，为其成员国创造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和数千亿的财富收入，并有效地抵御了外部经济冲击。欧盟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发展地缘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进展较快，目前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或议定书、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正在商谈的自由贸易区还有9个（邢军，2006）。我们应以此为契机，近期加强与中国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等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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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谈县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