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师范大学是山东省重点大学，其前身为山东师范学院，于1950年10月29日在原华东大学教育学院的基础上成立，系建国后山东省成立最早的高校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时，原齐鲁大学物理、化学、生物三系同时并入。1981年，经教育部、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山东师范大学。2001年4月，山东省化工学校并入。学校目前分校本部、长清校区两个校区办学，占地面积约 4000亩，建筑面积120多万平方米。 建校57年来，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秉承“弘德明志，博学笃行”的校训，发扬“爱国爱校，为人师表，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风，坚持以育人为本，改革发展并举，立足教育，服务经济，砥砺耕耘，自强不息，现已发展成为一所系科专业齐全、办学层次较高、办学条件较好的综合性高等院校。先后为国家培养了16万多名合格人才，涌现出一大批知名学者、劳动模范和优秀教师，为科教兴国 ，尤其是科教兴鲁战略的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校招生工作、毕业生就业工作、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成人教育工作、科研管理工作、后勤工作多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学校教学工作、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德育工作、语言文字工 作等多次获得山东省先进单位等称号。 学校现设有24个学院。拥有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9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5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65个本科专业，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批准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培养单位。学科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9大学科门类，形成了层次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29100多人，其中博士、硕士研 究生3100多人。另有成人教育学生6000多人，外国留学生150多人。 学校教学科研设施完备。图书馆是山东省高校较大的图书馆，藏书308万册。建有电子文献检索中心、高速宽带校园教育科研网。设有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教育部精细化学品清洁生产工程研究中心等3个国家级研究基地（中心）。设有山东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山东省外语培训中心、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山东省盐生植物工程技术中心、山东省光电磁功能材料工程技术中心、山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中心、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基地、山东省现代文化研究基地、山东省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山东省信息管理工程技术中心、山东省城市环境安全预警预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地方史研究基地、山东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山东省清洁发展机制技术服务中心、山东省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基地、山东高校师德建设研究基地、山东省循环经济研究中心等17个省级研究、培训机构。现有17个省级重点学科、5个省级重点实验室、4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其中有8个重点学科、2个重点实验室、2个研究基地进入山东省“十一五”重点强化工程。1个实验室为山东省重点资助实验室。学校主办6种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其中核心期刊5种，尤其是我校与国家科委于1991年共同创办、由邓小平同志题写刊名的国家级学术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英文版），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 权威期刊，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 学校一贯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致力于造就一支教育思想观念先进、知识能力结构优化、学术科研水平一流、思想道德品格高尚、专兼结合、素质精良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有5位院士被聘为我校兼职教授。全校在职教职工2602名，其中专任教师1809人，教授、研究员370多人，副教授、副研究员500多人。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200多人，硕士学位教师780多人。设有5个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岗位，8个省级学科带头人岗位，12个校内特聘教授岗位。近年来，有1人入选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1人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2人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3人分别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3人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人荣获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称号，3人入选教育部中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2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1人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 77人（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35位教师荣获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奖。10人被授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5人荣获省级教学名师奖，5人荣获山东省优秀教师称号，42人(次)被选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人荣获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 称号。另外，学校聘请100多名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任兼职教授。 学校具有从严治教的优良教学传统和特色。学校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学校工作的根本任务，把教学工作作为学校中心工作。以专业建设和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为基础，以学分制管理模式改革为突破口，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教育创新，实行选课制，开展按学院招生、辅修专业、双学位、二次挑选专业等试点工作，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和充分的自主学习空间，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1989年以来，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0项，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91项，获奖总数位居山东省属高校首位。2003年起学校本科招生计划全部列入重点批次录取。本科生考研录取率、硕士研究生考博录取率均超过30%，个别专业达到60%。毕业生就业率 保持在全省高校前列。 学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新形势，加强基础学科，发展新兴学科，强化优势学科，突出特色学科，科研水平不断提高。1998年以来，学校共承担各级各类重要科研项目1200多项，其中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项目3项，国家高新技术发展“863”项目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项，国家攻关项目6项，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50余项。学校年度科研经费近3000万元。2005年，被SCI收录科研论文167篇，居全国高校第63位；科技论文被国际引用数量居全国高校第55位。科研成果获国家、省部级奖200多项，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鲁迅文学奖1项。学校大力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与企事业单位签订技术转让合同200余项，取得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学校加强与教育科研单位的联系与合作，与企业联合建立8个研究所和中试研究基地，与山东省东营市联合建立了中国千亩盐生植物园。学校被评为全国高校科研管理工作先进单位、教育部“社科研究管理先 进集体”称号。 学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派出700多人次到国外进修、讲学、合作研究，聘请200多名外国专家来校任教、讲学。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加拿大、台湾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47所学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合作关系。学校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外国留学生定点招生单位，自1990年以来，共接收长短期留学生3000多人，成为山东省对外开放的窗口学校。近年来，学校积极拓展对外合作办学空间，成立了中韩合作国际商学院，开展 了与日本、俄罗斯、加拿大等国的互派留学生等工作，收到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学校附属中学、第二附属中学、附属小学是山东省规范化学校或示范学校，是山东省基 础教育的名牌学校。 目前，学校正抓住机遇，振奋精神，干事创业，开拓创新，为建设具有鲜明教师教育特色 的国内一流的教学研究型大学而奋斗。（注：文中有关数据截止到2007年7月） 学校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88号 邮编：250014 党委办公室电话：0531-86182215、86182217 传真：0531-86180066 校长办公室电话：0531-86180015、86182222 传真：0531-86180017 学生处(学工部)电话：0531-86180906、86180684 招生办公室电话：0531-86180245 86182376 长清校区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大学科技园大学路1号 邮编：250358 长清校区办公室电话：0531-89611808（传真）
山东师范大学 [英]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山东师范大学是山东省重点大学，其前身为山东师范学院，于1950年10月29日在原华东大学教育学院的基础上成立，系建国后山东省成立最早的高校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时，原齐鲁大学物理、化学、生物三系同时并入。1981年，经教育部、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山东师范大学。2001年4月，山东省化工学校并入。学校目前有校本部、长清校区、北校区三个校区，约占地3000亩，建筑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建校56年来，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发扬“爱国爱校，为人师表，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风，秉承“弘德明志、博学笃行”的校训，坚持以育人为本，坚持改革发展并举，立足教育，服务经济，砥砺耕耘，自强不息，现已发展成为一所系科专业齐全、办学层次较高、办学条件较好的综合性高等院校，为国家培养了 16万多名合格人才，涌现出一大批知名学者、劳动模范和优秀教师，为科教兴国、尤其是科教兴鲁战略的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校被评为全国招生工作先进单位、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全国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全国高校科研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全国高校后勤工作先进单位，获得山东省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校、山东省德育工作优秀高校、山东省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先进集体、山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 学校现设有22个学院，1个公共教学部。拥有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8个博士学位授权点，硕士点一级学科15个，硕士点二级学科122个。64个本科专业（其中师范专业15个，师范非师范性质兼有的专业8个，非师范专业41个），是国务院、教育部批准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培养单位。学科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九大学科门类, 形成了层次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28000多人，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2700多人。另有成人教育学生 13000余人，外国留学生 200多人。 学校教学科研设施完备。图书馆是山东省高校较大的图书馆，藏书280学校教学科研设施完备。图书馆是山东省高校较大的图书馆，藏书280万册，有中外文期刊 6000种，电子图书 21万册，电子期刊6600种。学校建有电子文献检索中心、高速宽带校园教育科研网。学校设有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附设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山东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山东省外语培训中心、山东省盐生植物工程技术中心、山东省光电磁功能材料工程技术中心、山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中心、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基地、山东省现代文化研究基地、山东省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山东省信息管理工程技术中心、山东省城市环境安全预警预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地方史研究基地、山东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山东省清洁发展机制技术服务中心等14个省级研究、培训机构。设有9个省级重点学科、4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其中有8个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进入山东省 “十五” 重点强化建设工程。3个学科被批准设立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岗位。编辑出版《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山东师大学报》、《山东外语教学》等6种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性期刊。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致力于造就一支教育思想观念先进、知识能力结构优化、学术科研水平一流、思想道德品格高尚、专兼结合、素质精良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有5位院士被聘为我校兼职教授。全校在职教职工2253名，其中专任教师1150人，教授、研究员270多人，副教授、副研究员670多人。博士生导师89人，硕士生导师近500人，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 200人，具有硕士学位教师648人,设有8个省级学科带头人岗位,8个校内特聘教授岗位。1人入选全国 “百千万人才工程” 第一、二层次，1人获教育部颁发的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1人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3 人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3人入选教育部中青年骨干教师，7人被选为山东省突出贡献专家，41人(次)被选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70人（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35位教师获得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奖。另外，学校聘请 100多名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任兼职教授。 学校具有从严治教的优良教学传统和特色。学校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学校工作的根本任务，把教学工作作为学校中心工作。以专业建设和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为基础，以学分制管理模式改革为突破口，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教育创新，实行选课制，开展按学院招生、辅修专业、双学位、二次挑选专业等试点工作，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和充分的自主学习空间，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1989年以来，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9项，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74项，获奖总数及层次位居省属高校首位。自2003年以来学校本科招生计划全部列入重点批次录取。本科生考研录取率、硕士考博士率均超过30%，个别专业达到60%。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 学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新形势，加强基础学科，发展新兴学科，强化优势学科，突出特色学科，科研水平不断提高。1998年以来，学校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000多项，其中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973” 项目 3项，国家高新技术发展“863”项目 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3项，国家攻关项目 6项，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40余项。学校年度科研经费达到 2000多万元。2004年被SCI收录科技论文108篇，居全国高校第67位；科技论文被国际引用数量居全国高校第53位。科研成果获国家、省部级奖200多项，200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2004年获鲁迅文学奖1项。学校大力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与企事业单位签订技术转让合同100余项，取得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学校加强与教育科研单位的联系与合作，与企业联合建立 8个研究所和中试研究基地，与山东省东营市联合建立了中国千亩盐生植物园。学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派出700多人次到国外进修、讲学、合作研究，聘请 200多名外国专家来校任教、讲学。与11个国家和地区的42所院校结为友好学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合作关系。学校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外国留学生定点招生单位，自1990年以来，共接收长短期留学生3000多人，成为山东省对外开放的窗口学校。近年来，学校积极拓展对外合作办学空间，成立了中韩合作国际商学院，开展了与日本、韩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的互派留学生等工作，收到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学校附属中学、第二附属中学、附属小学都是山东省规范化学校或示范学校，已成为山东省基础教育的名牌学校。 目前，学校正抓住机遇，振奋精神，干事创业，开拓创新，为建设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具有教师教育特色、综合性高水平的山东省重点大学而奋斗。 本资料来源于你可以自己进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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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采访稿，校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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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国家古籍文献保护研究建国后,各地纷纷搜集古籍文献,避免其散落、遗失。如:1956年7月内蒙古人民委员会颁发了蒙文社梁字第160号《关于征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1、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1、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
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山东出版集团下面包括：人民、教育、科技、明天、齐鲁、文艺、美术、画报出版；集团外的还包括：山东地图、青岛出版社、济南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山东一共就这么多出版社。
山东省有十几家出版社呢。不过主要在济南和青岛。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不错。它在中国海洋大学浮山校区院内 0 5 3 2—8 8 6 6 1 6 1 5（编辑部）邮编266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