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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概况 魏晋南北朝是个社会动荡乱离的时代，分裂割据，战争不断，朝代更替频繁。其政治统治的突出表现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寒门庶族倍受压抑。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表现为：1．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儒家的经学已不再是文人思想学术的唯一追求，但其影响依然存在。2．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主体的玄学广泛流行，带来了文人的学术思想、人格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正如钱穆《国学概论》所言：“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已。”文学的自觉是以人的自觉为底蕴的。3．佛教亦广泛流布，并与儒、道思想渐进交流融合，并逐渐本土化。儒、释、道对这一时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都产生了或轻或重的影响。 二、文学概况 1．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自觉的突出标志是： （1）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及以老庄为主体的玄学的风行，带来了文人思想观念的解放和个体人格精神的自觉，使文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挣脱出来，走向了广阔的天地。道家哲学的自然旨向和人格的自由精神，是文学自觉的最基本的思想源泉。 （2）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在文学的创作心态中，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的功利目的性，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文学的审美趋向。文学创作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和风格的多样化。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风格、形式，都显示了多姿多彩的特点。 （3）文学自觉最显着的标志是文学理论的自觉。而理论的自觉，又是在人的自觉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就是这种理论自觉的产物。在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体裁论、风格论等诸多方面，都有卓著的建树，又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自觉和繁荣。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诗歌、散文、辞赋、小说、文论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继承、变革与创新使文坛上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1）诗歌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是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五言古诗的创作达到了鼎盛，四言诗也有异响，七言诗初创并有所发展，从乐府、古体到齐梁新体，众多作家、不同流派、各种风格，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诗歌艺术世界。 建安诗坛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以慷慨悲凉的主旋律奏响了时代的乐章。曹操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四言诗又独具一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曹丕有“文士气”，“便娟婉约”（沈德潜《古诗源》），且七言诗首发嚆矢。曹植是第一个致力于五言诗创作的诗人，也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诗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钟嵘《诗品》）。七子驰骛诗坛，骋才使气，使五言之作蔚然走向高潮。 正始诗歌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为代表。正始诗歌变建安诗歌忧患民生、抒写政治理想为抒写个人的苦闷忧愤的情怀，变建安风骨慷慨悲凉、清新刚健的格调为正始之音的隐晦曲折、远旨遥深的风格。阮籍《咏怀诗》、嵇康《幽愤诗》体现了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 西晋诗歌，太康前后是诗歌的繁荣时期。“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是这一时期的杰出诗人。陆机和潘岳的诗歌代表着西晋诗歌的主流诗风，讲究形式，趋向骈偶，描写细腻繁富，辞藻华丽。左思以寒士愤懑不平的心态唱出了愤世之音，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左思风力”。西晋末东晋初，刘琨英雄末路的悲歌和郭璞游仙咏怀，亦能自成一格。 东晋诗坛，玄言诗歌兴盛，许询、孙绰是玄言诗的代表人物，其诗“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谢混、殷仲文初涉山水，稍变玄言。惟独大诗人陶渊明，以平淡自然的诗风，一洗玄言风气，开田园诗之先河，使五言创作别开生面。 南北朝诗坛，“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元嘉诗坛“颜谢”齐名，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颜诗若铺锦列绣，雕缋满眼。谢灵运开山水诗派，颜延之启文人雕饰之习。鲍照诗歌承汉魏风骨，俊逸豪放，奇矫凌厉，尤其擅长乐府诗，还使七言歌行体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颜、谢、鲍，世称“元嘉三大家。”齐梁时代采丽竞繁，诗体渐变，永明体形成。周颙发现四声，沈约创“四声八病”之说，永明诗人始用格律。永明体诗歌的代表作家是“竟陵八友”，其中以沈约、谢朓成就最高。谢朓又以山水清音凌越群友之上，写得婉转自然，清新流丽。永明体为唐代律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梁陈宫体诗以永明新体写闺闱，叙艳情。在梁简文帝萧纲的倡导下，庾信父子、徐陵父子和刘孝绰等一大批宫廷诗人应声附和，陈后主陈叔宝、江总等踵武尾随，一时靡声柔曲充斥诗坛。但他们讲究词采、声律、对仗的写作方法和新颖独到的言情主张，在诗歌史上亦有一定的意义。北朝诗坛有“北地三才”，即温子升，邢邵、魏收，亦擅名一时。庾信、王褒人北后一变宫体，凌云健笔，萧瑟苍凉。 南北朝民歌风格迥异。南歌柔媚婉转，北曲质朴刚健。南有《西洲曲》，北有《木兰诗》，双璧辉映，代表着南北民歌的最高成就。一曲《敕勒歌》，亦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 2．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创作，虽无汉大赋的恢宏气度及雄霸文坛的地位，但叙事、咏物、抒情小赋亦别见情趣，名篇巧制不绝于时。魏晋时期，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向秀《思旧赋》、潘岳《闲情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均为传世名篇。此时，模拟汉大赋的余波尚存，左思、潘岳、谢灵运等均有篇制。而左思《三都赋》更是引起“洛阳纸贵”的轰动。南北朝时期，鲍照《芜城赋》、谢惠连《雪赋》、庾信《哀江南赋》、江淹《别赋》等，也是上乘的作品。 3．魏晋南北朝散文，在形式与题材上都走向了更广阔的境界。政沦、史传、记游、书信、章表、志铭等繁多体式，广泛地叙写着生活中各类题材，或谈玄论理，或叙人传事，或写山描水，或寓志抒怀。但总体潮流是散文的骈俪化，并终至推出了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骈文体式。 三国时期的散文具有形式自由的特征。曹操的书信表令语言简练，清俊通脱。曹丕、曹植的书表体散文流丽酣畅，情采多姿，情味隽永。“七子”中孔融体气高妙，阮瑀书记翩翩，陈琳章表殊健，各具风采。诸葛亮《出师表》质朴深邃，感人至深。阮籍《大人先生传》辛辣幽默，独出机杼。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讽刺挖苦，极尽能事。 两晋时期骈散兼俱。李密《陈情表》情深意切，陈寿《三国志》简明严整。陆机、潘岳文尚骈俪，辞采飞扬。葛洪《抱朴子》立论宏大。王羲之《兰亭集序》发清幽玄妙之想，稚趣高情令人神往。陶渊明《桃花源记》以轻笔淡墨，亦真亦幻地描绘一方“乐土”。 南北朝散文的特点是：南朝骈体文广泛流行，并辐射到各种体式，追求骈偶、词采、声律等形式美，也使散文艺术登上了纯艺术的殿堂，留下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的佳作。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与朱元思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弘景的《答谢中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篇章。北朝散文也受到骈体文的影响，但也出现了郦道元《水经注》和杨炫之《洛阳伽蓝记》那样的散体名作，亦是状物、写景、抒情的上乘之作，语言骈散兼行，行文流畅，风格清新优美。 4．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作品繁多，内容庞杂，大致可分为志人和志怪二类。志人小说以宋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志怪小说以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为人们展示了正史不能给予的深厚文化意蕴。 5．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显着标志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繁荣。在汉末以来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繁荣的基础，形成了品评诗文的风气，出现了许多卓有建树的文学理论专着。曹丕《典论•论文》首开批评之风，陆机《文赋》接踵而至，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则集其大成，成为批评史上的两座高峰。此外，挚虞《文章流别论》、萧统《文选序》，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等亦各有所论，这些无疑都推动了文学的自觉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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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 。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1、滚滚长江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作者罗贯中。该书艺术地为人们描绘了三国时期的历史画卷。从东汉末年宦官之祸到黄巾军起义失败，直到魏蜀吴三国鼎立，终于西晋灭吴，统一中国，共约90年的烽火岁月，大体上分为军阀混战、封建兼并、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四个阶段。 《三国演义》之所以流芳百世，千古传诵，主要有赖于精彩惨烈的战争场面描写和对主要历史人物的个性刻画和他们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分析。例如：官渡之战，此战发生在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局势之前，曹操不仅兵力少，且南面有荆州刘表，江东孙策与他为敌处于不利位置。但曹操客观地分析了局势（公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威少，兵多而化分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决定以自己所能集中的近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元200年，袁、曹两军在官渡作战。在这场战斗中，曹操善于捕捉战机，能够跟据战场姿态的发展灵活地变换战术，以正兵抵挡袁军的进攻，以奇兵袭击袁军的屯粮库（乌巢），烧毁了袁军的全部粮草，使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最后击败了袁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其间各人性格展现的淋淋尽致，战场画面的描述也可圈可点，不失为精典。 《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其中有不少不属实的记载，什么诸葛亮火烧博望、新野；关羽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美人计还有许多历史冤案：周瑜，“性度恢阔”、“曲有误、周郎顾”，与《三国演义》中周瑜完全相反；鲁肃本是一代英雄，结果被说成胆小怕事，唯唯诺诺。曹操…… 在我还未看《三国志》前，常为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沉吟良久，并为关公华容放曹、败走麦城而捶胸顿足，还对在彝陵火烧连营大败刘备的陆逊恨之入骨。先在回想，儿时美好的回忆被真实打碎，失望、后悔、伤心最后脸红。 而今吾已长大，理智少许，当我爱上“是非成败，转头空”后不再为得失而叹息。分久必和，和久必分。我开始钻研每一场战役的天时、地利、人和与人物间复杂的关系。于是我了解到了让国家强大不应只靠武力。在政治上，应联和其它势力，互相帮助。而对内在经济上应跟据民情收税，兴立屯田，发展农业生产。正所谓修内而安外。待时机成熟，再一鼓作气，完成霸业。这说起来很轻松，但要实施并完成，需要大家的不懈努力，并非易事。 其实每个人也是如此，故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行，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还46天就开学了，这个班里个个都是高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可不学，当效吴下阿蒙。2、公元200年，袁绍挑选10万精锐步兵、1万骑兵，以黎阳为大本营；命令颜良为先锋，渡河进攻白马。曹操用荀攸之计，扬言渡河抄袭袁绍后路，袁绍命令颜良分兵一半到延津阻击曹操渡河；曹操命令于禁固守延津，以张辽、关羽为先锋，自己亲自领主力直扑白马，与东郡太守刘延夹击颜良，颜良遂阵亡。袁绍大怒，命令全军渡河；又命另一心腹大将文丑与刘备为先锋，直扑白马。曹操放弃白马，向延津撤退，并亲自帅精锐殿后，并故意放辎重；文丑、刘备带6000多骑兵追击，四散抢辎重；曹操乘机命令攻击，袁军大乱，文丑本人也被杀；曹操为诱敌深入，退回官渡。袁绍又不听田丰的计谋，并将他押送到邺城。袁绍摆开联营，步步进逼；曹操作出反应，命令于禁、乐进攻击两翼，大胜。袁绍为赢得胜利，在南方向李通、刘辟策反；李通不背叛反而领兵消灭暗通袁绍的地方豪强；曹操又命令曹仁、徐晃带领骑兵星夜前往镇压刘辟、刘备。袁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写书让江东孙策北上偷袭许昌；曹操谋士郭嘉认为孙策过于轻佻，必死于刺客之手，果然不久，孙策受到仇人阻击，伤重而亡（一说乃郭嘉暗中派遣曹操手下猛士杀孙策）。曹操与袁绍相持日久，军粮不足，意欲退回许昌，荀文若力劝曹操坚守，并最大限度支援前线。公元200年10月，曹操命令曹仁、徐晃等偷袭袁绍大将韩猛，烧毁韩猛押运的几千车粮草。袁绍谋士许攸建议袁绍派偏师偷袭许昌，抢走汉帝，遭到拒绝后又因为家属被审配收监，许攸无奈投靠曹操，并建议曹操偷袭袁军粮草堆放地乌巢；曹操留下曹洪等守大营，自己领夏侯渊、张辽、曹仁等直扑乌巢，同时命令徐晃偷袭袁军另外一粮草堆放地故市；曹军假装袁军，过袁军的盘查，偷袭乌巢。消息传到袁绍耳中，袁绍不听从大将张合应重兵救乌巢的建议；却听从谋士郭图意见命张合、高览率重兵强攻曹军大营，只派出少量骑兵救乌巢。救兵到达乌巢，曹操先集中全力攻下乌巢袁军营，擒守将淳于琼，烧毁所有物资；再回头击败来救的袁军骑兵；同时徐晃也攻下故市，烧毁所有的物资。消息传到袁军大营，郭图为免获罪，造谣说张合为乌巢之败而幸灾乐祸，同时派人通知张合说袁绍要杀张合，张合无奈投降曹军。曹操遂大举反攻，袁军毫无斗志，大部分投降曹军；袁绍等人仅仅与800亲兵逃走；后7万多投降的士兵被曹操下令活埋，天才谋士沮授为曹操诚意所动而投降，后得知家属在河北安好意欲北逃而被杀；袁绍另一重要谋士田丰被听信谗言的袁绍所杀。官渡大战，可以说是三国时期最精彩的战役，也是战争史上著名的范例；它标志着曹操正式称雄于北方，为北方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赤壁之战 公元208年，刘表病重，孙权于是加紧时机向荆州进攻；投靠刘表、驻扎新野的刘备也借口抵御曹操和孙权，把所属军队扩充到几万人，并命令关羽于樊口大力训练水军，准备抢夺荆州；刘表长子刘倚为后母蔡氏家族所逼，进驻夏口。8月，刘表病死，次子刘宗在实力派舅舅蔡瑁兄弟、张允、蒯越等的支持下，任荆州牧。曹操于是率领大军迅速从叶、宛的小路南下，击败刘备守军，占领新野；刘宗在王粲、蒯越、蔡瑁等人的建议下投降曹操。刘备企图占领南郡（江陵），依靠那里大量的物资抵抗曹操；曹操得知刘备意图后，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锐骑兵星夜追击刘备，由于大量百姓跟随刘备南下，曹军于当阳长坂为追上刘军，而关羽、诸葛亮已经事先撤退到夏口，刘军大败，刘备、赵云等“仅以身免”；刘备无奈只好改变主意，退回夏口。曹操取江陵后，又攻取、招降了荆州8郡，受降刘宗水、陆军达10万人；刘备于是派诸葛亮与孙权结盟，孙权在听取了周瑜、鲁肃、诸葛亮的分析后，决定抗曹，并命令周瑜、鲁肃、程普带3万多水军与刘备回合。11月，曹操率领10余万大军，进攻夏口的刘备；曹操水军在赤壁与孙刘联军遭遇交战失礼，曹操领主力到达后，大军在乌林驻扎；由于水土不服，曹军大量染上血吸虫病。为了克服曹军不适应水战的缺点，曹操命令把大部分船只用铁索连起来，形成为日后惨败致命的“连环船”。周瑜、黄盖等人发现连环船有不易躲避火烧的致命弱点，决定利用火攻；通常冬天吹北风，而江南由于气候问题，每年在12月有几天是反常吹东南风；为方便纵火，周瑜、黄盖使出“苦肉计”，曹操被蒙上当。在一个北风转东南风的夜晚，黄盖诈降，成功纵火，曹军大乱，联军乘机进攻；曹军大量烧死、淹死、投降，曹操在亲卫队的保护下，仓皇从华容道逃回江陵；为避免战船落入联军手中，曹操命令放火烧毁其他营寨的所有战船。同时孙权在南方进攻合肥，曹操无奈命令张辽、乐进、李典星夜驰援合肥；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自己退回许昌。一年后，曹操命令曹仁、徐晃退出江陵，防守襄阳、樊城，荆州大部分于是落入刘备、孙权手中。209年，孙权从东线进攻合肥，于合肥为刘馥所挡。曹操10余万大军，败给了只有5——6万的孙刘联军，主要的原因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和水土不服令北方军队丧失了战斗力，而曹操过于骄傲轻敌是主要的主观原因；而联军充分的利用了各个有利的条件，所以赢得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赤壁之战，曹操的所有水军全部丧失，而刘备、孙权在赤壁之战后实力大大增强，曹操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中国的机会，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大。 汉巴之战 公元215年，曹操以张合、朱灵为先锋，带5000兵马在前面开路，自己带领带领10万大军从陈仓出发。张鲁提议投降曹操，其弟弟张卫与大将杨昂等实力派坚决反对，张卫、杨昂率数万人坚守阳平关；曹军多次强攻不下，于是决定假装退兵迷惑张卫，张卫遂减少守军。曹操马上命令乘夜强攻，由于守军兵力薄弱并戒备松懈，阳平关于是失守，杨昂战死；曹军继续攻击其他的营寨，惊动了山上的几千只夜糜，夜糜冲进张卫大营，引起人喊马嘶，曹操以为张卫反击，于是命令夏侯敦、许褚等将领主力大举进攻，张卫不敌，遂投降，夺取阳平关集中体现了曹操的军事指挥艺术才华。张鲁再次提议投降，遭到阎圃的反对，张鲁于是封藏而前往巴郡。曹操知道张鲁有心投降，于是用高官收买了巴族七姓首领，张鲁无奈投降。曹操又命夏侯渊、徐晃、张合攻下三巴，同时关中的程银、侯选等叛将也投降曹操，曹操于是占据了汉中、巴郡。 刘备得知曹操平定了汉巴（其中巴东的首府为现在的重庆），对自己威胁极大，只好向孙权妥协，孙权也想借此在合肥发动攻势拿下淮南，于是双方中分荆州。于是刘备命黄权攻取三巴，杀投靠曹操的巴族首领杜获等人，曹操命张合反攻，攻下巴东、巴西，并迁移百姓往汉中，又与张飞大战50多天，被张飞所败。曹操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汉巴的措施后留下夏侯渊等人留守而自己班师回洛阳（继续进攻刘备是否合适后面有分析），并迁移8万多人民回关中。刘备集中力量后，先以张飞、马超、吴兰进攻武都，在下辩一带随时阻挡关中曹军增援汉中；自己领法正、黄忠、赵云等人率主力进攻夏侯渊据守的阳平关。曹操马上命令曹洪、曹休（本来是曹植当主帅，由于曹丕作怪——）增援汉中，在下辩与刘备军展开激战，破吴兰，吴兰逃入阴平，为当地人所杀，后击败马超、张飞，平定响应刘备的地方首领雷定等部。刘备向诸葛亮求救，诸葛亮号召“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最大程度集中力量支援前线，形势对曹操相当不利，曹操亲自驻军长安，并命令曹仁平定向关羽投降的宛城守将侯音。刘备亲用法正的计谋，调动夏侯渊的一半军队增援张合，然后乘夜偷袭夏侯渊，第二天凌晨，刘备派黄忠偷袭正在指挥修补鹿角的夏侯渊，夏侯渊遂被杀，张合被逼收集残兵回守阳平关。由于形势更加严峻，曹操于是亲自到汉中前线，命令徐晃偷袭陈式据守的马鸣阁，恢复了汉中与下辩的联系；刘备命令部下坚守阵地，同时袭扰曹操的补给线，又命令赵云、黄忠偷袭北山，烧毁了曹军万余袋粮草。曹操无奈，只好让曹真去下辩接曹洪，放弃汉中，同时迁移几万户百姓回关中。汉中之战的结果，基本决定了三国鼎立。 关羽失荆州 公元218年10月，南阳百姓因不堪剥削暴动，宛守将侯音乘机叛乱，致函关羽求助；关羽反映迟钝，侯音为曹仁所擒杀。219年7月，关羽受刘备取汉中胜利鼓舞，北上取襄樊；曹操以于禁为将，督7军救曹仁，同时命徐晃率军进驻宛城。8月，山洪爆发，淹于禁等7军，关羽乘机攻击，庞德不降被杀，于禁投降；曹仁沉白马坚守樊城。关羽以偏将攻襄阳，自己亲自攻打樊城，并于樊城北布下阵地，以防北方曹军援兵；同时派人向附近郡县策反，荆州刺吏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许昌以南部分官吏也暗中策应关羽；陆浑人孙狼聚众暴动，响应关羽，邺城魏讽乘机企图发动政变；即所谓“威镇华夏”。曹操听取司马懿、蒋济等人意见，与孙权结盟，同时命徐晃率军救曹仁，并命名将张辽火速援曹仁。孙权故意派陆逊代吕蒙，关羽大意，遂抽走荆州部分守军；闰十月，孙权令吕蒙为大督，率军袭取江陵，孙皎后继，另派右护军蒋钦督水军进入沔水(汉水)，防关羽顺流而下。吕蒙至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将战舰伪装成商船，兵士扮为商人，昼夜兼程。至公安，迫蜀守将傅士仁归降，继用傅士仁劝降了江陵守将糜芳，并厚待关羽将士眷属，释放关羽俘获的魏军将士，抚慰百姓。同时，令陆逊进至夷陵(今宜昌境)，西防刘备。徐晃到前线后，与曹仁取得联系，曹仁军士气大增；为离间孙刘，从中渔利，乃令部将将孙权来信射入关羽营中，关羽见后，犹豫不决，军心动摇。徐晃乘机大举进攻关羽据点，大破关羽，并乘机打通樊城路线。是时，洪水退，曹仁引军配合徐晃攻击关羽，文聘从水路短关羽粮道，关羽节节败退。关羽知荆州已失，急忙退军，士兵得知家属获厚遇，士气剧降；后关羽败亡麦城。 夷陵之战 公元219年，关羽被吕蒙擒杀，荆州为孙权所有，刘备在巴山以东的势力全部消亡。为挽回既得利益，并为关羽报仇，不顾大臣劝告，决意东出，令车骑将军张飞自阆中(今属四川)会师江州(今重庆)。张飞出发前被部将刺杀，刘备仍令诸葛亮留成都，赵云在江州为后军督，自统大军于七月东征。孙权向刘备求和不成，进一步与魏修好，八月再次遣使称臣。曹魏趁势封孙权为吴王，加紧离间孙、刘。孙权接受封王，同时命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徐盛、韩当、孙桓等部5万人拒蜀军；令平戎将军步骘领兵万人守益阳(今属湖南)，企图阻止武陵(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一带)土著部族助蜀。当4万蜀军进攻巫(今四川巫山)、秭归(今属湖北)时，陆逊针对蜀军势盛、求胜心切以及地形于己不利的状况，采取先让一步、集中兵力、相机决战的方略，令守将李异、刘阿率部退至夷陵成亭(今湖北枝城北，长江东岸)一带，据守有利地形，将几百里峡谷山地让给刘备，以疲惫蜀军。次年正月，刘备遣将军吴班、陈式督水军进入夷陵地区，锁江东西岸。二月，亲率诸将自秭归南渡，经崎岖山道，进至夷陵、夷道(今枝城)一带连营，坐镇I亭指挥；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至夷陵北，与吴军相拒，兼防魏军袭击；派侍中马良进至武陵郡，接应反吴投蜀的部族首领沙摩柯，争取更大支援。当刘备遣前部督张南围孙桓于夷道时，吴军众将请求陆逊派兵救援，陆逊知孙桓得人心，且夷道城坚粮足，坚持不予分兵。蜀军频繁挑战，吴将急欲迎击，陆逊耐心劝止，坚守不出。有的老将和公室贵戚出身的将领企图各行其是，欲贸然出动，陆逊绳以军纪，严加制止。刘备埋伏8000蜀兵于山谷，派吴班在平地扎营，企图诱陆逊出战。陆逊识破其计，仍不与战。两军相持达半年之久。蜀军远道出师，速决不成，且营地分散，运输困难，兵疲意懈。时值暑热，刘备将水军移驻陆上，失去主动。闰六月，陆逊认为时机成熟，决定由防御转入反攻。先以火攻破蜀军一营，继令诸军乘势进攻，迫使刘备西退。张南闻讯，亦弃夷道北走，受朱然、孙桓南北夹击，战死。陆逊即令水军封锁江面、孙桓等扼守夷陵道，分割蜀军于大江东西，进而各个击破，火烧连营，克营40余。蜀军死伤惨重，将领杜路、刘宁投降，大督冯习及沙摩柯被杀。刘备败退西北马鞍山，依险据守。陆逊集中兵力，四面围攻，歼蜀军数万。刘备领余部趁夜向西突围，后卫将军傅肜等被吴军斩杀。刘备军退向秭归，并令驿人于险道上烧铙铠阻塞道路以断后。吴军将领纷纷请战欲大举追击。陆逊为防曹魏袭吴，仅派李异、刘阿跟踪至南山(指秭归南岸之山)。黄权因归路被吴军截断，率众投魏。刘备收集散兵后由秭归退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李异、刘阿于八月还守巫。次年四月，刘备病亡。 诸葛亮北伐 公元228年，曹丕病死，诸葛亮乘机出兵汉中，自己带领大军直扑曹魏据守的祁山；同时派老将赵云、邓芝带领偏师从斜谷出发扬言攻打湄城，然后进攻曹魏中心城市长安；由于蜀军经过2年多的养精蓄锐、准备充分而曹魏准备不足，蜀军很快攻下祁山，曹魏的天水、南安、安定投靠蜀，曹魏朝野震动。魏明帝曹睿马上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万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湄城；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万精兵星夜截击诸葛亮部队；自己也亲自到达长安坐镇。诸葛亮以马谡为先锋，抢先占据战略要地街亭，马谡不听副将王平的苦告，把军队驻扎在附近小山，同时让王平在附近驻扎；张合到达街亭后，分一部分兵马阻止王平与马谡合兵，自己带领主力把马谡军队围在山上，同时命令放火烧山；马谡大败，不敢见诸葛亮，而逃回成都，后病死在狱中。蜀军失去街亭后，基本为张合所钳制，无法突破张合防线；而东线的赵云部也为曹真的优势兵力所败；诸葛亮无奈只得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失败。在北伐前，大将魏延提出由他带领5000精兵从斜谷出发抄近路直取长安，为诸葛亮所拒绝。 当年冬天，曹魏大司马曹休在石亭为吴所败，关中主力东下救曹休。诸葛亮乘机杀出散关，包围战略要地陈仓；由于曹魏大将军曹真早料到诸葛亮必定会有此着，事先让智勇双全的将军郝昭领3000兵马守陈仓。由于陈仓地势险要，易守南攻，再加上郝昭在上任后准备了大量的滚石、油脂、火箭等物资，还加固了城墙。蜀军在强攻了20多天后还没有攻破，蜀军粮草不足，曹魏名将张合也带领大军前来支援；诸葛亮只得命令退回汉中，设伏兵杀前来追击的魏将王双；第二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公元229年春，诸葛亮派陈式（陈寿之父）取武都、阴平两个小郡。第三次北伐虽然是获得了两个郡，但无法扭转被动的劣势。 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再次攻打曹魏据点祁山。曹睿命令司马懿、张合等带大军迎战诸葛亮；诸葛亮留下王平领一部分人马继续攻打祁山，自己率领主力与司马懿决战；在路上击败曹魏凉洲牧郭淮部，抢收当地小麦当军粮。司马懿知道蜀军远道而来，再加上补给线漫长而艰辛，于是坚守不出；后诸葛亮设计败司马懿，司马懿更是坚守不出。但蜀军由于负责后勤的第二号实权人物李严（李平）粮草供应不上，而假传后主命令让诸葛亮退兵，诸葛亮无奈只好退兵；司马懿得知诸葛亮退兵，命令大将张合追击，张合抗议，司马懿强行命令张合追击，张合为诸葛亮所置伏兵射杀；第四次北伐也是以失败告终。 公元234年，经过3年修养生产的蜀军，一改过去从祁山出发的老路子，从斜谷出兵，同时发函让孙权配合作战；曹魏也司马懿带领大军与诸葛亮对峙。诸葛亮到达五丈原后，为了和曹魏军队长期作战，在当地进行屯田；孙权军队也为魏明帝曹睿亲自带领大军击败，孙权退回建业；司马懿知道蜀军不可能长期作战，也采用坚守不出的老办法等待蜀军粮尽而退，不论诸葛亮怎样激将，还是坚守不出。由于军旅生活的艰辛和胜利遥遥无期，诸葛亮病重；诸葛亮抛开副统帅魏延与姜维、杨仪等商量后事。诸葛亮死后，以杨仪为主帅，让魏延殿后；魏延与杨仪不合，先南归烧阁道，为杨仪所败，和儿子逃回成都路上被杨仪派马岱所杀。诸葛亮的五次北伐以失败便告终。在三国时代众多的英雄人物中，刘备一直是一个谜。这个谜，就像他的字一样，玄之又玄。刘备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一文不名，只能东奔西走地寄人篱下，反复无常地投靠他人。然而他所到之处，总能受到尊重和款待，曹操甚至认为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真正的英雄。
你给我一滴眼泪，我就可以看见你心中全部海洋。 —— 题记 我说中国文化的一半，是浸在海水中，咸涩焦灼，凄苦迷离，构建了华夏的高阁。 回望历史，我无法不直视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无法躲避他们脸上长流的眼泪，那泪是一种包含，包含了人生诸多的坎坷，包含了时代留下的痕迹，包含了华夏文化蹒跚的脚步。 你听，李白在哭，哭声中是他一醉千年的姿态；你听，杜甫在哭，哭声中是他对国泰民安的期待；你听，李煜总是在哭，哭声中是他渴望雕栏玉砌的悲哀；你听，陆游在哭，哭声中是他未见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沉痛。于是泪飘洒，凝结为华夏后裔晶莹璀璨的瑰宝，那一行行，一首首，至今仍闪耀于华夏文化之中。 也许，只有在眼泪中，情感才会表现的赤裸裸，是的，困难是痛苦的，但只要我们面对，那我们也就无憾。天灾人祸，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未在磨难中倒下。12地震，摧毁了近半个中国，那些在地震中变得孤独的孩子，慢慢的，流淌出他们的泪，他们哭了……那一夜，好像无法到达尽头，无法再看到黎明，好像哭了有半个世纪长……泪水无言，款款流淌，汇聚成八方来援，汇聚了万众一心，汇聚了众志成城，泪水中，我们又变得坚强！那一刻，在自然灾害中，汶川的泪水为中华文化再添上一笔——中国人民是坚强的，中华民族是坚强的民族。泪水中，我依稀看见一张张笑脸，依然看见那赤裸裸的情感，于是，我悄然泪下…… 你说，中华文化是不是那样苦涩，像泪水一样，咸咸的，苦苦的。 我在此期待着看到中国人民的坚强，泪水的坚强，我期待中华文化就像在泪水中浸泡过一样坚不可摧，我期待我们的泪水能再次体现我们昂扬向上的精神。 于是，我双手合十，天边出现一道闪亮，它在告诉我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党的根本性质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集中表现。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壮大的历史就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全国解放以后，随着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实现文化建设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有机统一，就成了我们党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应该说，在解答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我们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随着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不断变迁，如何实现新形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巩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又一次成为我们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些年来，党在文化建设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一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可贵资源，这既是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一贯方针，也是绝大多数人们的愿望。但是，问题在于怎样继承，怎样发展，以及继承什么，抛弃什么。文化虚无主义割断了我们党的文化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而文化保守主义却在继承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旗号下存在着取代我们党赖以存在的文化底蕴的核心观念--飞克思主义的潜在危险。因此，正确地看待传统文化，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至关重要。 二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远比封建文化先进的文化，大胆地借用和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要求，吨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要求。但是，资本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紧密联系的，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资本主义就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渗透和颠覆， 因此，如何在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蚀，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如何在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凭借其经济实力对中国民族文化建设的强大冲击，强调文化建设独立性的同时，拓展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世界视野，避免远离世界先进文化前进的主流而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成了我们党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必须慎重处理的重大课题。 三是来自社会转型和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的冲击。目前，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全面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众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哪些新思想、新观念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哪些是腐朽价值观念的沉渣泛起，这是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认真加以区分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形式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例如大众文化的兴起、人文价值的凸显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任何不加分析就简单地肯定或者简单地否定都是错误的，任何试图用旧的观念来评价的做法都是有害的。应该看到，一方面，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化支撑；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代表中国社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难度。显然，新情况需要新办法，传统的方法和观念已经无法应对新问题的冲击了。 四是来自党自身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是我们党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自成立以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文化根基。但是，历史不等于现实。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在社会生活环境急剧变化的今天，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是能够按照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标准身体力行，严格要求自己的，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党员，文化素质较低、观念陈旧，有些党员甚至信仰丧失，腐化堕落；另一方面，知识在当今和未来时代地位的空前凸显，作为知识承载者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而且在推动先进文化前进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党的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了我们党能否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者，就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好党自身的建设，从而使我们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先进性，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不知于何时，你幽然出现；不知于何处，你开始熠熠发光。 从历史的深远处走来，带着先哲们的不朽之作，轻轻地靠近了我，不得不说是精灵。 也许是在远古，或许是在更远的时代，你便流行于民间。但我真正地认识你，便是在读《诗经》的时候。305首诗歌的确是一种文化，开创了现实主义诗歌之路。 在战国七雄的争战中，你曾一度消沉，而等到战乱平息，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你便悄悄地带上了《离骚》上路。这对你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笔极为可观的财富，因为《离骚》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先河。直到今日，她还在闪闪发光，像黄金一样。不得不佩服你，因为经得住时间沉淀的，往往是永恒的东西。而你独具慧眼，早在千年前，就收容了《离骚》），带着屈原的怨愤与不平。 屈原沉入汨罗江，但我知道，就在他沉入水中的那一刻，分明有一个升腾的灵魂随你飘走。 这些可谓民族文化大仓库中的先期珍品。你独具慧眼，与《诗经》、《离骚》携手，深味了民族的苦难，理解了屈原的怨愤。经得住时间沉淀的，往往是永恒的。时至今日，它们还在闪闪发光，如黄金一样。跳荡在“坎坎伐檀”声里的“苦难”犹在耳边，“怨愤”随汨罗江水流转千万年。 中华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可在数千年的沉淀中，你——传统诗歌文化的分量最重，包罗最为全面。不仅表达出人民的疾苦、人民美好的向往，还将文人那种柔弱的文人蕴于其中。实在不能不说是你是精灵，古怪、亲近却又让人摸不透。 但你这个精灵，不知怎的，却总爱与文人做搭档，他写了，你便检查，值得欣赏的，你便悄悄捎上，没有一丝的犹豫，尽管你的囊中已是沉甸甸的了。 还记得你在途径宋代的时候吗？你一路风尘仆仆，到达宋朝时，包裹早已是满满的。但你仍旧不满足，腾云驾雾，来俯视苍生。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朝代，但最显眼的地方便是赤壁。于是，不辞劳苦，你来到这里。 “一道天光射向赤壁，便产生了前后赤壁赋的千古绝唱。”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道。也许正是这道天光，使你惊喜万分，像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一般。 你在宋代稍做停留，又收集了大包的诗歌，而后又匆匆地踏上了征程。实在不得不说你是精灵，行得匆匆，却从未遗漏过哪一朝、哪一代。 恍若隔世，现在你悄悄地靠近了我们。等到你又起程之后，我们及现在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但你依旧前行！ 因为有了你，我国成了一个诗的国度：诗的历史，源远流长；诗的成就，灿烂辉煌；诗人词者，星光灿烂；诗的风格，艳若群芳！ 我心中的精灵啊，你如同岁月水流里的白莲，愈加古老，就愈发清香！我心中的精灵啊，望你能够地久天长！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2 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