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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论文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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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论文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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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1500字

【今天来看,发现468915767,把我的答案跟楼上的答案复制再粘贴。无语!!!!本人发表回答早于此人,因添加这一句话排其后面。特此说明。】 知道你有没有交作业,如果已经交了,以下的资料也不算浪费,因为既然是中文系或选修中文系的课,以后还会有类似的作业。本人也是中文系毕业,《太平广记》已经读过,并写过类似的读后感,提供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另外提示一下,《太平广记》作为古代的小说全集,虽是古文所写,但并不晦涩难懂,无聊的时候作为消遣读一下也是件有趣的事,先秦汉魏的志怪,唐传奇等等大都被搜集其中,是中文系,尤其是汉语言文学系学生应该要读的一本书。 1,书名:太平广记 作者: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2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 出版单位:中华书局,时间:1962年9月。 2,概述: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馀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可见其取材重点所在。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许多已失传的书,仅在本书内存有佚文,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作品,全赖此书而得以流传。书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杂传记 9卷,《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传奇名篇,多数仅见於本书。还有收入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入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入神魂类的《离魂记》,收入龙类的《柳毅传》,收入狐类的《任氏传》,收入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现存最早的本子。《太平广记》引书较广,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录,失传的书可据以辑集,有传本的书也可据其异文互校。书中引文比较完整,不象其他类书引文多加删节。分类较细,也便於按题材索检资料,因而对校辑、研究古代小说极有价值。鲁迅曾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於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破〈唐人说荟〉》)他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也充分利用了此书。 3,读后感想:《太平广记》的分类,的确便于检查,也很有研究的价值。书中神怪故事占的比重最大,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拟古派小说,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唐五代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道教虽然不占上风,然而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却影响很大,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例如写方士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代表作。唐代小说中的名篇如《柳毅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以及《杜子春》、《张老》、《裴航》等,也都和道教有关。晚唐五代神仙家的思想更是弥漫一时,杜光庭就是一个神仙传记的大作家,《太平广记》里收了不少他的著作。宋初的小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名称。《太平广记》的编者把神仙、道术放在异僧、释证等类的前面,显然有尊崇民族的宗教文化的意思。作为小说,宣扬佛法灵验和因果报应的故事虽然可以诱惑一部分读者,但艺术性实在不如神仙故事。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又有灵丹度世,还有许多神奇灵异的变化,更能眩人耳目。当然,所有神仙鬼怪的故事,都是幻想的产物,一般带有消极出世的宗教迷信的宣传,都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 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还应该数那些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品写得最好,如完全不带有神怪成分的《柳氏传》、《莺莺传》、《李娃传》等,写作方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道路。 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代。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收集在《太平广记》里,明清人编印的唐代小说集却往往是改头换面的伪书,所以鲁迅指点读者看唐人小说还是要看《太平广记》。当然,《太平广记》里收的不只是唐代作品,还有不少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其中单篇流传的唐代传奇大多已经收入了新的选本,如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等书,比较容易见到。但不少已经散失的小说集还很少有经过认真整理的版本,我们要了解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也只能通读《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对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宋代以后,话本、曲艺、戏剧的编者,都从《太平广记》里选取素材,把许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编。例如演张生、崔莺莺故事的《西厢记》,有各种不同的剧本,这个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广记》里的它的素材《莺莺传》,却很少人知道。 《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宝藏,很值得阅读。但它到底是古代的作品,文字障碍很多,还不便于向广大读者推荐。现在高光、王小克、汪阳等同志发愿为年轻一代的读者扫除障碍,架设桥梁,费了很大工夫,把全书译为现代汉语,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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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录”,司马迁、扬雄和班固都作了定义,虽然他们对“实录”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真实是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和内在精神,要求写实,保持事情原貌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这就是史家的实录观。史学家常用这种著史的实录方法来评价小说作品,对古代文学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受史家实录小说观的影响,文学家在创作和批评中也注重实录,但其实质却是不同的,在具体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实录的标准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关于这点,本文主要在小说内容方面作详细论述。 由于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小说内容、小说创作方法方面的实录认识不同,从而有利于小说向追求艺术形式的独立文体方向发展,这使得小说逐渐脱离了史家所要求叙述精练、语言的雅洁和含蓄蕴籍,开始注重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完整和波澜起伏、人物塑造的个性化和心理刻画、以及细节描写的详尽和诗意小说氛围的创造。所以本文主要从小说内容和小说艺术形式方面,来揭示文学家的小说实录思想的实质。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史学家和文学家的两种不同小说实录思想,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文学家的实录思想,第三章唐人小说家的实录思想,第四章文学家在历史小说方面的实录思想。认识到史家小说实录思想和文家小说实录思想在小说

关于古代文学的论文1500字

怨愤:屈原以来的迁谪文学传统 迁谪(或谓贬谪)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注:或以为源于《周易》、《春秋》,或以为起于《诗经·小雅·四月》,又或谓当从屈原始,严格意义上的迁谪文学当以后说为是。),但以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迁谪诗人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惧和极度的愤忿,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从现存的二十余篇赋看,篇篇充满着恐、悲、伤、哀、怨、愤、忿,郁邑、愁苦、伤怀、永哀、忧心、轸怀、郁结、烦冤、怛伤、惨郁等字眼,可以说忧思与怨愤是屈原迁谪之作围绕的核心与主题。他忧,忧楚国之倾危,“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忧年岁渐老,功业无成;“恐美人迟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忧小人占先,闭塞言路,“恐导言之不固”(《离骚》);忧国势削弱,哀“民生多艰”(《离骚》)。他怨,怨怀王听信馋言,不辨忠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信馋而齑怒”(《离骚》)、背信弃义任性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不察实情亲奸远贤“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与余言而不信兮,益为余而造怒”(《抽思》);怨世道不公,世风浇薄,善恶不分,嫉贤妒能,“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离骚》)。他愤,愤斥党人苟安偷乐,祸害国家,“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离骚》);贪得无厌,嫉妒成性“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结党营私,残害忠良,“邑犬之群吠兮”(《怀沙》)、“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颠倒黑白,悖理枉法,“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谄谀献媚,伪装作态,“外承欢之@①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哀郢》)。他甚至激愤地表示心底的绝望,要弃国而去,离都出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忧、怨、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情感特征,也构成了屈原迁谪文学的核心内容。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倚相生的辩证关系和逻辑联系。忧而生怨,怨而生愤,怨愤之发便形成了《离骚》,形成了屈赋,形成了迁谪文学。这正如屈原在《惜诵》开篇中所说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灵魂,是迁谪文学共同的普遍特征。尔后千年中,迁谪诗文多不出此范围。 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长沙乃卑湿鄙俚之地,湘水乃屈原投江之所,谪住于此,自以为寿不得长,故引屈原自喻,追怀伤悼,写成了《吊屈原赋》、《fú@②鸟赋》、《惜誓》、《旱云赋》诸篇,宣泄他深沉的忧惧与怨愤: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③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以上《吊屈原赋》)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所贼”。“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以上《惜誓》)。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fú@②鸟赋》) 忧时忧国忧性命,怨君怨人怨命运,怒斥小人,悲愤难遏,一如屈原。不仅赋的抒情文体形式一致,而且许多语句词汇都相同。难怪从司马迁以来都并称“屈贾”。这说明,他的贬谪文学从情感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与屈原的怨愤传统一脉相承的。 魏晋六朝,世事纷乱,时局动荡,流离转徙,已成了士人的家常便饭。贬谪之苦,反而难得引起太多的关怀,因而迁谪诗文也相对显得沉寂。但人们朝不保夕的生活,加剧了诗人的恐慌心理,于是,迁谪诗文中忧惧之情加深,执著精神减弱,比之屈原,已是忧多愤少。历刘宋、南齐和萧梁三朝的诗人江淹,曾被贬官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三年,是个正宗的迁谪文人。他在谪中写下的《恨赋》、《别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幽怨凄楚,令人不忍卒读。如云“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泣下沾襟,亦复含酸茹悲,销落烟沉。”(《恨赋》),其中颇有身世漂零、畏惧忧戚之感。虽然少了激愤,但忧怨的传统基调并没有改变。 如果说魏晋六朝因为时局动荡,迁播流徙与居官安位之间的反差并不很大,因而在贬谪文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相对乏力,而没有产生出典型的迁谪诗文的话,那么有唐一代就是迁谪诗文的极盛时期了。大体因为李唐开国以来,生产力发展迅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很快拉大,边鄙蛮荒还停留在刀耕火种、茹毛吮血的原始时代,而中原的富庶,尤其是京都长安的经济文化却出现了高度的繁荣,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又由于唐代的文人们把仕宦当成人生的唯一追求,成为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唯一取向(这一点与宋、元文人不同),因而相当畏怕遭贬流放的打击。史载当过宰相的韦执谊害怕南谪,连岭南的地图也不敢看。(注:《旧唐书·韦执谊传》载:“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令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韩愈《顺宗实录》卷八亦有同类记载。)著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流放永华寺寄寻阳群官》)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可见,迁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这两个路数仍然没有突破屈原骚怨范围。张九龄以名相罢为荆州长史,便有瘴疠之叹,拘因之思,所作《感遇》诗三十九首,“托讽离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刘禹锡《读张曲江集》诗序),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古今评论家一般都承认“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施补华《岘yōng@④说诗》见《清诗话》)。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 豪健:刘禹锡对“怨愤”传统的突破 迁谪文学历经千年之后,到刘禹锡手里,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因为他从小在皎然灵澈等名诗人“孺子可教”的赞扬声中长大。早年又科场得意,“贞元年中,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赢得了“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美名。作官之后,又深得执政者的信任和重用。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有所作为,以日复千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注: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永贞元年附录据《云仙杂记》卷五所引《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的时候,却遭到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谪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刘禹锡内心的伤痛是如何的刻骨铭心,自然可以想见。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⑤,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也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湖光月色,一派明净,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这与张说贬在岳州时“日见孤峰水上游”(《送梁六自洞庭山》)的一片愁人秋色有着显然的不同。禹锡还有更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分明地凸现着诗人爽朗豪迈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异乡的山水中,他常常是“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这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的张说,也是大异其趣的。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充满着欢乐愉快的气氛;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而对这些蛮风俚曲,诗人不仅没有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白居易《琵琶行》),而且以极大的兴趣参与其间,亲临其境。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是不可能置自己被贬的痛苦于度外而深深爱赏异乡风情的。 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识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的豪迈壮烈,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他献身的事业是正义可为的。刘禹锡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信心,并不是指望当朝有替君换相的人事变动,而是他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有利国民,是没有罪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贾谊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吊屈原赋》),韩愈说:“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过其墓留题驿梁》)“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而我抱重罪,孑孓万里程。”(《次邓州界》)柳宗元亦屡云:“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罪恶显大”(《上江陵赵相公所著文启》),“罪大不可解”(《与杨京兆凭书》)。在《献平淮夷雅表》中开篇即云:“臣负罪窜伏,违尚书@⑥奏十有四年。”虽然他们未必从内心真承认自己有罪过,但至少是口头上“检讨”了的。可刘禹锡的迁谪诗文中从来没有流露过负罪感,哪怕是口头上也不大言罪。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所以,尽管他一再上书,求人振淹,却总是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飞语一发,胪言四起”,“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他在《谢上连州刺史表》中说“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子刘子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他绝没有悔罪的表示,只有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 诗人自比真金,是建立在自知无罪的心理基础上的。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吹去“狂沙”般的谗言,还我真金的面貌。这种坚定信念倒是与屈原很相近。屈原也是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本无罪于是才敢怨、才敢愤,才能心里坦荡,豪迈爽朗。刘禹锡就是用这样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迁谪文学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豪放又与李白的豪放不同,李白的“豪”更多的是一种疏狂,多带一种浪漫的乐观,刘禹锡则不同,他的“豪”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有着严缜的社会生活逻辑,经得起哲理和生活的同时考问。比如,刚遭贬谪,他就在《桃源行》中借渔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浊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传统。总结了“直道由来黜”(《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和“主张其时”(《何卜赋》)的历史规律,对政治斗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表现了清醒的理性认识。有了这种理论认识和思想准备,他才能“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心坚”(《何卜赋》),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贬中“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自觉地坚持美好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肖瑞峰先生曾把刘禹锡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进行比较,他认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刘禹锡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昂扬。”(《刘禹锡诗论》),我以为此五子中与刘禹锡之风最为接近的是苏轼和辛弃疾。但他比苏轼更多一份执着,比辛弃疾又多一份通脱,所以亢奋而不狂躁,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他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他的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这种心理态势和人格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刘禹锡能以豪健风格打破迁谪的怨愤传统呢? 个性:刘禹锡打破怨愤传统的原因 从战国至中唐,上下千余年,为什么刘禹锡独能以豪健之风打破以怨愤为核心的迁谪文学传统,与其说这是中唐时代的赋予,倒不如说是刘禹锡独特个性的产物。

书名:东周列国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大字本)作者:冯梦龙(明)蔡元放(清)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年1月 内容概述:作品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故事。《东周列国志》从西周末年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写起,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全国结束,包括春秋、战国300多年的历史,内容极其丰富复杂,所有情节、人物都是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中汲取来的。它将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按照时间的先后串联起来,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读后感想:这个帮不了了。我还没看完。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1500字

一直以来,我都深深的热爱着中国古典文学,他凝重,醇厚,蕴含着历史文化积淀,凝聚着文人墨客的魂灵。  所以,我爱读书,更爱书中作者所倾注的心情。  所谓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一位诤友。因此,我常常留连于唐诗宋词的世界。一唱百回的是怒发冲冠的豪情壮志;是金戈铁马的奋战沙场;是傲射天狼的潇洒无羁;是提携玉龙的视死如归;一咏三叹的是乱红飞零的泪眼朦胧;是人比黄花瘦得难解情思;是铜雀深锁的叹息扼腕;是离愁如丝的凄凉忧伤。  黛玉葬花,是行为艺术,它表达了对美丽生命的赞美与飞燕泣残红;埋葬,既热烈又绝望,既优美又凄凉,曹雪晴用高超的技艺描绘了“世外仙姝寂寞林”,造就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古典是多么博大,多么精深,多么让人迷醉,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文化的家园啊!  作家巴金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时,曾经深有感触的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将我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是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的读着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是我看到了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种传给别人,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  巴金爷爷之所以成为国内外著名作家,是因为他从小就爱读书,读的是一些有知识,有内涵的书籍。  “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这句名言告诉我们书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乏味,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陶冶我们的情操,使我们的志趣更高洁。  都德说:“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他求助,他永远不会背弃你。”  高尔基也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在这个日益发达的社会,人是需要不断进步的,靠什么?靠的是书籍。  太阳照亮世界,知识照亮心灵。此名言传承的就是书的重要。  有些书光读还不行,还要用到生活中去。如果能把书中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那是很不简单的,如果你做到了,那么要恭喜你,因为你不但读书了,而且还运用了,将来你的人生即使不会放出强烈的“光”,但也绝不会是“阴天”。  一个成功的人生是靠自己争取的,所以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怎么样求得真知?答案在书中。  书就是求得真知的最好屏障。  怎么样做成功职业人?就看你会不会读好书。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  与名著为伴,迎接美好人生。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中国古代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经济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理论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发展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规律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哲学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政治议论散文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文章,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自然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学习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安文学。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分析,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政治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影响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理论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发展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三、帝王文学的特征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政治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内容。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社会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经济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历史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心理现象。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自然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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