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很多人撤稿的机会都没有看是录用还是未录用，录用的话影响还挺大的，未录用造成的影响会小一些除非是结果不能复现，或者存在学术道德问题，不然不能随便撤稿，而且你能签了transfer of copyright吧，那是有法律效力的具体影响要还是要看撤稿原因，比如说因作假导致的就后果很严重，但也有属于诚实的错误导致的撤稿就没有大碍。撤稿信可以参考下面的： Dear Editor/Staff, I am sorry to inform you, the paper ID ( Recerence ID) XXXXX will be The authors discussed already, we made a decision that for some reasons, we will give up this good Hope you We will still submit our contribution to journal near Author XXXXX
已经发表的论文被撤稿，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撤稿非常明确的表明了文章内容的是不可信的。在论文被撤后，任何试图使用或者引用文章里面的数据都应该非常谨慎。表面上看，撤稿的决定都是由期刊的主编或者编辑下的，他们是促成这个事情的主要成员。但实际上，撤稿的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最好还是不要撤稿。如果你有什么疑问还可以询问网站上的编辑老师，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会指导你解决这件事。
网上还有，SCI论文投稿后,进入审核阶段,肯定是需要花费时间,一般是2-3个月左右会有审核结果 若原因不合理,有的杂志社会直接拒绝撤稿,还有的杂志社会允许撤稿。
投稿后撤稿需要联系期刊编辑部，一般投稿前要谨慎，毕竟撤稿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1993年，获“全军优秀教师”称号。1996年，获“总参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2001年，获总参兵种部“优秀党员”称号。2002年，获“全军院校育才奖金奖”。2006年，获湖州师范学院“优秀党员”称号。主要研究经历：主要从事哲学和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自由、公平正义、人的本质和价值、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问题有比较集中的和系统的研究。在《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哲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有近20篇论文被报刊复印资料等权威文摘报刊全文转载。出版《自爱论》（1989年）、《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毛泽东与民主》（1993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论（大众读本）》（1995年）、《自由层次论》（1999年）、《威慑人类》（2002年）、《正义论经纬》（2007）等著作十余种。主编《千年军事回眸丛书》六本（2000年）。获全军院校政治理论优秀成果特别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总参院校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主持的研究项目：主要的研究成果：著作类：1．《自爱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2．《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毛泽东与民主》，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7月。3．《万里疆场任我行——贺龙兵法》，中原农民出版社，1995年7月。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论》（大众读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5．《自由层次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6．《千年军事回眸丛书》（六本），主编，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7．《威慑人类》，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8．《正义论经纬》，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论文类：1．《论自由的诸心理因素》，《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复印报刊资料·心理学》1989年第3期全文转载2．《人被什么引向极端利己主义》，《社会科学报》140期，《新华文摘》1989年第3期转载。3．《政治自由新解》，《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2期。4．《规律趋势人的活动》，《哲学研究》1989年第6期，1993年9月在全军院校第二次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中获三等奖，10在总参直属院校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中获一等奖。5．《“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囊括人的本质》，《社会科学报》165期，《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1989年第5期全文转载6．《论人道主义的平等观》，《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第4期。7．《怎样理解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观》，《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6期。8．《生产力与人》，《攀登》1991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1991年第3期全文转载。9．《论事物的双重本质》，《现代哲学》1991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1992年第1期全文转载。10．《要辩证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东岳论丛》1991年第6期。11．《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初探》 《现代哲学》1992年第2期。12．《“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辨析》，《复旦学报》1992年第5期。13．《联系范畴是贯穿辩证法的主线》，《东岳论从》1993年第1期。14．《论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现代哲学》1993年第4期。15．《人格自由论》，《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1994年第3期全文转载。16．《论自由的四大基本层次》，《东岳论丛》1994年第3期。17．《哲学:一个理想的世界》，《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1996年第3期全文转载。18．《社会发展与社会正义》，《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1997年第1期全文转载。19．《论交换的正义》，《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1998年第1期全文转载。20．《社会转型与婚姻道德》，《道德与文明》1997年第4期。21．《论邓小平新时期价值观的结构系统》，《现代哲学》1997年第2期。22．《邓小平对矛盾学说的运用和发展》，《求是》1998年第14期。23．《论自由与人的本质》，《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99年第5期全文转载。24．《论矫正的正义》，《攀登》2000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2000年第7期全文转载。25．《马克思“有个性的个人”思想探析》，《探索》2002年第1期。26．《西方伦理学中的责任根据理论探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报刊复印资料·伦理学》2002年11月全文载转。27．《意志自由论与决定论关系辨析》，《江汉论坛》2002年第10期。28．《“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价值意蕴》，《探索》2003年第2期。29．《博爱观念的现代诠释》，《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3期。30．《西方正义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2003年第11期全文转载。31．《政治文明的结构分析》，《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04年第3期全文转载。32．《“世界历史”视镜中的社会主义》，《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论丛》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33．《革命逻辑向执政逻辑转换的政治哲学分析》，《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4年第4期全文转载。34．《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实践探要——再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论丛》2004年第4期全文转载。35．《论实践的三种类型和两个维度》，《江汉论坛》2005年第4期。36．《责任的伦理学分析》，《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报刊复印资料·伦理学》2005年第7期全文转载。37．《走向隐形化：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一种思路》，《求实》2006年第2期。38．《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探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6期。39．《以正义精神塑造廉政文化》，《理论学刊》2007年第4期。40．《政治文明视野中的道德-法律关系》，《理论导刊》2007年第6期。41．《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探析》，《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3期。获奖类：1．《规律、趋势、人的活动》获全军院校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三等奖（1993）。2．《规律、趋势、人的活动》获总参院校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1993）。3．《规律、趋势、人的活动》获安徽省蚌埠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3）。4．《社会发展与社会正义》获安徽省蚌埠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5．《自由层次论》获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1）。6．《自由层次论》获安徽省蚌埠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1）。7．《自由层次论》获全军院校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8．《自由层次论》获总参院校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9．《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获全军院校政治理论优秀成果特别奖（2003）。
王欣 女性主义操纵下的文学翻译——评《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英译本 [期刊论文] -九江学院学报2009(1)项红梅何明烈 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 [期刊论文]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1)熊婷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期刊论文] -法制与社会2009(4)朱凡希 视野期待:双性同体策略的本土翻译实践 [期刊论文]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李红玉穆雷 女性主义意识的彰显——以朱虹译并非梦幻为例 [期刊论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6)郭秋香 多元系统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及前景探析 [期刊论文]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梁春凤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与中国女性翻译的比较——析朱虹翻译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 [期刊论文] -怀化学院学报2008(05)李永红 我国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调查与思考 [期刊论文] -东京文学2008(06)李文静穆雷 翻译性别他/她者——论译者的双性视角 [期刊论文]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03)曾丽馨 性别差异与翻译——管窥《紫色》男女译者的译著特征 [期刊论文]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03)吕晓菲杜民荣 中西女性主义翻译思想对比 [期刊论文]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03)杨朝燕胡素芬 朱虹与女性主义翻译观下的女性译者主体性 [期刊论文] -湖北社会科学2007(05)李红玉 性别与翻译——论翻译中的性别视角在国内的发展与现状 [期刊论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01)杨朝燕刘延秀 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启示与反思 [期刊论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宋以丰刘超先 关于后现代主义翻译观的思考 [期刊论文] -外语教学2006(03)王小兵 浅谈女性主义和翻译 [期刊论文] -甘肃农业2006(09)蒋骁华 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期刊论文] -中国翻译2004(04)
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摘自《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文章篇名:《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什么》主要内容:介绍了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勤劳勇敢我的感受：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回永远源远流长、绵绵不断，我们中华儿女也一定要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我坚信我们的民族回拥有美好的未来
正厅级别1、湖州师范学院是一所综合性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学校办学历史可追溯至1916年的钱塘道第三联合县立师范讲习所，1958年开始高等教育，199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99年3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原湖州师范专科学校、湖州师范学校和湖州教师进修学院合并成立湖州师范学院。2000年5月，原湖州卫生学校并入湖州师范学院。因此是正厅级别建制。2、2、所以湖州师范学院是正厅级别(相当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级别）。
一，论片面共犯的理论基础 _36397_html 二，论片面共犯 三，论片面共犯的不存在 四，论我国刑法中的片面共犯 -sdkjdxxb-html @@@@@@@@@@@@@ 对补充问题的回答： 任何一个老师都不会弱智到不知道自己学生的能力范围，一个法本的学生是绝对不太可能只靠自己的那点可怜到极点的法理写出一篇滔滔不绝的大论的。 但是，抄归抄，必须抄的有才气，就是不能完全用相同的逻辑顺序进行排列，而且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去窜连。。。 不幸的是，我的篡改能力之强已经可以把5个人的论文合为一体，各有取舍，加上自己的一些法理认识（当然不是非常成熟，否则老师改什么），于是，我的毕业论文居然拿了一个优秀。。。。 不过建议你不要这么优秀，因为论文答辩的时候，优秀和良、及格的要求是不同的，我估计你没有像我这样的答辩能力。所以，混过去就好，不要太认真。 最好的方式是：你找5篇以上的相似论文，先搞懂其逻辑思路，然后整理出一个自己比较合适的逻辑套路（这样才能答辩），打乱引用的顺序即可。 下面是一些相关的论文：你上网用搜索引擎（如百度、雅虎、GOOGLE等）搜索这些论文名字即可找到。 论片面共犯 On the Unilateral Complicity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田鹏辉 , 荆轶 论片面共犯 On One-sided Accomplice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王祎敏 , 贾小龙 论片面共犯 On Unilateral Accomplice [青海社会科学 Qinghai Social Sciences] 盛茵 论片面共犯的理论基础及其实践意义 One -sided Co -committed Crim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ern Liaod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王娟 , WANG Juan 片面共犯理论问题研究 Theoretical study of unilateral joint offender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Social Science Edition)] 何畔 片面共犯的成立范围与处罚依据 Punishing Reliance and Its Workable Scope of Half Conspiracy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qi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江伟 试论片面共犯 A Discussion on One- sided Accomplice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angtz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徐莹 , XU Ying 关于片面共犯探究 Study On One- sided Accomplice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黄继坤 , HUANG Ji-kun 片面共犯问题的理论缺陷与立法建议 Theoretical Defect of the Matter of Unilateral Accomplice &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Jorunal of Yunan University(Law Edition)] 左坚卫 , 周加海 试论共同犯罪中的片面共犯 On One-sided Accomplice in Joint Offense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Police Officer Academy] 黄斌 大陆法系共犯分类之比较 Comparison of Accomplice Classification in Civil Law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Jorunal of Yunan University(Law Edition)] 佴澎 , 贾凌 论我国刑法中的片面共犯 On One-sided Accomplice of Criminal Law in China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s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田鹏辉 , 吕晓辉 片面共犯问题的思考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许立颖 试析片面共犯的性质 On the Nature of the Unilateral Accomplice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nan Judicial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路屹 , LU Yi 论片面帮助犯 On Partial Accessory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田鹏辉 , 宋东明 , 郭玥 , Tian Peng-hui , Song Dong-ming , Guo Yue
否定说，认为不存在所谓片面共犯。如日本刑法学者植松正说：“共犯以共犯者间的意志联络为要件……所谓片面的共犯，由于欠缺共犯成立的重要条件，著者认为应当 完全否定它。”[1]又如西原春夫说：“因为作为共犯成立要件的意思疏通，必须是相 互的，例如甲知道乙的犯意，单方面参与乙的犯罪这种片面的共犯的场合，不成立共犯 ；从而甲的参与，除了其本身独立成为某些犯罪的场合外，甲为无罪。”[2](184)此 外，前苏联学者M·N·科瓦廖夫、我国学者何秉松等均持此说。何秉松教授指出：“关 于片面共犯是不是共犯，刑法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不 应承认它是共犯。因为，他的故意和行为都是单方面的，而不是行为人相互之间的共同 故意和相互利用对方的行为，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的概念不符合。片面共犯这概 念自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3] 肯定说，认为能够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著名刑法学者牧野英一说：“共同加功的意思属于犯罪人心理的事项，其互相交换或者共犯者的双方有此交换，不过是外界的事项。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共犯的主观要件的这种意思，即使在其片面的场合也可成立。在该场合，对于有这种意思的一方，产生共犯的效果。”[4]又如冈田朝太郎说：“于条文上曰共同(日刑第60条)、曰教唆(日刑第61条)、曰帮助(日刑第62条)，对于仅一方有共同犯罪之观念之情形，非特未见任何加以排斥之文字，甚至对于具有共同犯罪之观念而共同者之罪恶，于他方已有辩识与未能辩识两情况，亦无差别或者差别甚微，故主义上赞成第三说(按：主张无论正规、教唆犯或从犯均能成立片面共犯)。”[5]此外， 前苏联学者特拉依宁、旧中国学者王觐、当代我国学者陈兴良等均持此说。 (二)片面共犯成立的范围。持肯定说者对片面共犯成立的范围，意见也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不同观点。 片面共犯存在范围无限制说，主张共同正犯(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旧中国学者王觐说：“余以为意思联络，属于犯人心理的事项，相互认识，乃外界之事项，意思联络，既为共犯之主观的要件，则以片面的合意，即生共犯之效果。申言之，有此共同犯罪之认识者，成立一方共犯，对于无此认识之犯罪者，以单独正犯处断。”[6]我国当代也有人认为：“在片面合意的共同犯罪中，不仅帮助犯和教唆犯可以构成片面共犯，实行犯也可以成为片面共犯。”[7] 片面共同正犯和片面从犯说，主张共同正犯与从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学者佐伯千仞、植田重正既肯定片面共同正犯存在，又肯定片面从犯存在[8]。 片面教唆犯和片面帮助犯说，主张教唆犯和帮助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前苏联学者特拉依宁说：“因此，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在每个共犯对其他共犯所参加的活动缺乏互相了解的场合，也完全可能有共同犯罪。只是必须注意只有在执行犯不了解其他参加人(教唆犯或帮助犯)的场合，缺乏互相了解才不排除共同犯罪。”[9] 片面从犯说，主张只有从犯才能够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说：“因为共同正犯是根据各共同者互相利用、互相补充其行为而行动，共同实现了犯罪 ，使负担‘皆为正犯’的责任，作为其主观方面的要件，各共同者间互相利用、互相补 充对方的意思的存在不可或缺；所以，共同实行的意思要在共同者间互相存在，片面共 同正犯的观念不应当被承认。与之相反，因为作为从犯的要件，刑法上一方面仅仅认为 帮助正犯的事实存在是必要的(刑法第62条)，同时其处分不过是专门对帮助行为本身追 究罪责(刑法第63条)。所以，只要基于帮助意思的帮助事实存在就够了，与正犯者间的 意思联络不一定被认为必要，片面从犯的观念当能够肯定。这样，我认为通说、判例的 立场是妥当的。”[10] 片面有形从犯说，主张无形的从犯不成立片面从犯，而只有有形的从犯才成立片面从犯。如日本学者川端博说：“根据认为使正犯的实行行为容易，即使正犯者不具有获得帮助者的意识客观上也是可能的；第62条法律条文没有要求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有意思联络是自然的等，承认片面的从犯是妥当的。但是，精神帮助的场合，正犯如果没有认识帮助行为存在，就不能说犯行变得容易。应当认为片面从犯不成立。”[11]众所周知，帮助行为理论上分为有形的帮助或称物质的帮助与无形的帮助或称精神的帮助，前者例如提供犯罪工具，后者例如指认犯罪对象。此说只承认片面有形从犯，而不承认片面无形从犯。我国学者吴振兴教授亦持此说。 (三)对片面共犯争议的评价 如前所述，片面共犯否定说认为，共犯的成立以共犯者间有意思疏通为成立要件，单方面加功于他人犯罪，由于缺乏意思疏通，不成立共犯；笔者认为，就日本刑法来看，未必妥当。因为日本刑法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第62条)，并未要求必须是正犯者知道他人帮助，才构成从犯，因而在解释论上片面从犯能够成立。况且，如不承认片面从犯，主张在不能独立成为某些犯罪时，即认为犯罪，就会使帮助他人犯罪者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不利于对社会的保护。所以，此说在日本是非通说观点。就我国刑法来看，由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25条)，很容易使人认为“片面共犯这个概念自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因而一些学者持片面共犯否定说。否定片面共犯的概念，不等于片面帮助他人犯罪的情况不存在，对此如何处理，持此说的学者意见不一：有的避而不谈，有的提出以间接正犯论处。避而不谈是回避矛盾；作为间接正犯处理，明显加重了帮助者的刑罚，并且片面从犯与间接正犯的概念不相符合。于是又有学者提出修改刑法，增加“帮助他人犯罪，他人不知帮助之情的，对帮助者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自然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在刑法未 作规定之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仍然有待研究。在笔者看来，共同犯罪与共犯的概念有 所不同，应当加以区别：共同犯罪，指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现象；而共犯一词有时指共 同犯罪的现象，有时指加功于他人犯罪者，如帮助犯、教唆犯等，是与正犯相对应的概 念。构成共同犯罪，需要参加人的犯罪意思互相沟通；加功于他人犯罪的，即使没有与 他人沟通也能成立某种共犯，如帮助犯。所以，《德国刑法典》规定：“对他人故意实 施的违法行为故意予以帮助的，是帮助犯”(第27条第1款)，据此，德国著名刑法学者 耶赛克等指出，对于帮助犯来说，“正犯甚至不需要知道他提供的帮助(所谓的秘密帮 助)”[12](837)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帮助犯，但刑法理论上承认这种共犯形式。笔者认 为，我国对帮助犯也应采用如同德、日等国刑法所作的规定和学者的解释。这样，承认 片面帮助犯，也就不会发生概念本身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的问题。 至于片面共犯肯定说，内部意见颇不一致。如上所述，笔者赞同片面帮助犯(从犯)能够成立的观点，进而言之，认为片面有形帮助犯说更为适宜。理由是暗中给实行犯以有形帮助，如暗中提供犯罪工具、设置障碍防止被害人逃跑等，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少见，对帮助他人犯罪者不加处罚，会放纵犯罪；如要处罚，自然以片面帮助犯论处为宜，因为他毕竟只是给他人实行犯罪以帮助。至于片面共同正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根据情况，对单方面故意与他人共同实行犯罪者，依单独实行犯论处，没有必要承认片面共同正犯。教唆者教唆他人实行犯罪，他人由于受到教唆而产生犯罪故意并实施了犯罪，即使被教唆者不知他人对其教唆，也无碍于教唆犯的成立。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并未规定必须被教唆人知道他人对其教唆，被教唆人不知道他人对其教唆，只要其确系由于教唆者唆使其犯罪的言词而引起犯意，教唆者就符合刑法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因而也不需要承认片面教唆犯。在立法例上，1912年《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34条规定：“知本犯之情而共同者，虽本犯不知共同之情，仍以共犯论。”本条对片面共犯的范围未加限制。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46条规定：“知正犯之情而帮助正犯者，虽正犯不知共同之情，仍以从犯论。”本条改正了暂行新刑律的有关规定，对片面共犯只限于片面从犯(帮助犯)，这一精神也为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30条所采用。此外，《泰国刑法》第86条规定：“于他人犯罪前或犯罪时，以任何方法帮助或便利其犯罪者，为从犯……犯罪人不知帮助或便利之情者，亦同。”本条只限于片面从犯(帮助犯)。这些立法例都是承认片面帮助犯(从犯)的，值得借鉴。笔者主张，在立法上可对片面帮助者的刑事责任加以规定，但认为实际上此情况只有在有形的帮助的场合才会存在，刑法未规定前，也可承认片面帮助犯。 二、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问题 我国刑法理论对共同犯罪人采用何种标准分类?如何分类?教唆犯是否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也是现在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采用了新的四分法，即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这种分类方法主要是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同时，这种分类方法也照顾到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情况。”特别是刑法“划分出教唆犯这一类，有利于正确地定罪，而且该条又明确规定，对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样就将教唆犯这一分类，纳入以‘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的体系中，从而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13](358)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教唆犯，根据情况分别归入主犯或从犯，因而不能与主犯、从犯并列成为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理由是：(1)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是在低层次上进行分类所得出的子项，而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在高层次上进行分类所得出的子项，如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并列，就犯了超级划分的逻辑错误；(2)分类所得的子 项之和必须与被分的母项正好相等，共犯人是母项，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分类所得的 子项，他们正好相等，把教唆犯加进去，就犯了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3)不能因为刑 法中规定“教唆犯”这一名称，就认为它是共犯人的独立种类。如果是这样，刑法中规 定的“首要分子”也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了，这难以令人赞同。[14][15](291- 293) 第三种观点：“主观、从犯、胁从犯是按作用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基本种类，而教唆犯则是按分工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特殊种类。……在理论上可将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类：第一类，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第二类，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在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中，“除教唆犯外，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都不是法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16](540-541) 如何评价上述观点呢?笔者仍持第三种观点，认为前二者均有可取之处，但都值得商榷。 第一种观点肯定了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的种类，是正确的、可取的，但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认为我国刑法将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教唆犯，纳入以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中，从而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这是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混为一谈，须知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一种，根据刑法规定对其按主犯处罚或者按从犯处罚，只是如何处罚问题，并未因而就将之纳入以“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中，从而也就谈不到“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其二，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这是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混为一谈的结果，根据逻辑规则，一种分类只能根据同一标准，不能根据两种不同的标准。共同犯罪人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将教唆犯列入主犯、从犯、胁从犯的体系，就违反了上述逻辑规则，犯了逻辑错误。 第二种观点指出了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的失误，是应当肯定的；但也有两点值得研究。其一，将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只限于以“作用”为标准的一种，而否认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是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实际的。这种观点认为，共犯人是母项，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分类所得的子项，子项之和与母项正好相等，在子项中加进教唆犯，就犯了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我们认为，以此来批评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虽有道理，但这不符合第一种观点的本意。第一种观点并不认为教唆犯是按“作用”分类所得的子项，而认为是按“分工”为标准所得的子项。它不否定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其错误在于将两种不同的标准混为一谈。 上述的批评否定了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子项之一，实际上也否定了以“ 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其二，否认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 的确，教唆犯不能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但不能因而否定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 同犯罪人种类之一。我们认为，是不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只能以法律规定为标准 。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了主犯，第27条规定了从犯，第28条规定了胁从犯，第29条规定 了教唆犯。既然承认第26-28条规定的主犯、从犯、胁从犯为共同犯罪人的种类，有什 么理由否定第29条规定的教唆犯为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呢?第二种观点为自己的主张 论证说：不能因为刑法中规定“教唆犯”的名称，就认为是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如果是 这样，则刑法中规定的“首要分子”也可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了。这种说法似乎有 理，实际上却犯了作者曾经指出的超级划分的逻辑错误。根据刑法规定，教唆犯是与主 犯、从犯、胁从犯处于相同地位的共同犯罪人的种类，而首要分子不过是主犯的种类之 一。根据刑法第26条规定，主犯包括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与首要分子以外的 主犯。可见首要分子只是主犯的一种，与教唆犯并不处于相同的地位，或者说处于较教 唆犯低一级的层次，所以刑法规定的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的种类，而首要分子则不是共 同犯罪人的种类。这种观点的失误在于，只看刑法是否规定，而不看刑法如何规定。因 而所作论断，难以令人信服。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在其所著刑法学教材中又宣称：“我国刑法仅将共犯人分为主犯、从犯与胁从犯；至于组织犯、(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则只是理论上的分类。”[17]这里认为教唆犯是理论上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也就是仍然否认教唆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我们认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在我国确实是刑法理论上的分类，但其中教唆犯却不仅仅是理论上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而且也是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人的特殊种类。认为教唆犯只是理论上的分类，也就是否认刑法上对它有规定，那么，它在刑法上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同样有明文规定又该作何解释呢?该书作者随后将主犯、从犯、胁从犯列为“共犯人的法定分类”，“法定”这里自然是指刑法规定；刑法对教唆犯也作了规定，为什么被排除在“法定”之外呢?实在难以理解。 我们仍然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正确的。有的学者表示赞同这一观点时论述说：笔者认为前述第三种观点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持此观点的论者，一方面肯定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另一方面又坚持分类标准同一性的原则，只是认为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结果，主犯、从犯、胁从犯是以作用为标准分类的结果。两种分类结果虽不能并列合一，却可以同时存在。因为分类标准同一，并不意味着对一事物只能作一种分类，事实上，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标准分类是完全可能的。并且采用不同的标准所作的分类之间出现交叉重叠，也是极为普遍和正常的现象，如教唆犯，同时又可能是主犯或从犯，这并非是什么逻辑错误，而是体现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18]这一论述对第三种观点的正确性进一步作了说明。 三、教唆犯是否具有两重性 (一)问题的缘起 西方刑法学者在共犯理论中有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的争论。受这一争论的影响，我国有刑法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研究教唆犯的性质时，就曾提出教唆犯具有二重性的观点，认为教唆犯既有从属性，又有独立性。教唆犯的犯罪意图只有通过被教唆人的决意并实施所教唆的犯罪行为才能达到，所以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的关系来讲，教唆犯处于从属地位，因而具有从属性。但是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已显示对社会危害的严重性，无论被教唆人是否去实行犯罪，教唆行为本身就应该认为是犯罪，所以教唆犯在共犯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19]。随后，有学者提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只具有独立性的意见，认为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就是独立的犯罪，被教唆人是否实施犯罪，对教唆犯的成立不发生影响。教唆犯是被处罚的独立主体，并不从属于实行犯，而只具有独立性。[20]再后又有学者提出从属性、独立性、两重性否定说，认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既无从属性，又无独立性，更无二重性可言。我国刑法对教唆犯的规定，完全摒弃了所谓二重性的结论，讨论我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是否具有从属性、独立性或者二重性，没有任何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13](368)此后，两重性说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并在肯定两重性说的基础上提出修正意见：如有的学者提出，教唆犯是一个法律概念，论证教唆犯的独立性或从属性，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来进行。认为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的教唆犯，确实具有两重性，但独立性是主要的。[21]还有学者提出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统一说，认为从属性与独立性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从属性是在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的从属性，而独立性是在相对从属性前提下的独立性。因 此，在共犯的这种二重性中，不存在孰主孰从的问题。[22]主张两重性否定说的学者， 看到两重性说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有所发展，于是在自己的新著中对两重性展开了 全面的评论。学术研究总是在不断争论中发展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基于此，笔者 对上述争议问题，愿意再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由于论争需要取得共同的标准，因此首 先将西方学者关于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论述作一介绍。 (二)西方刑法学者关于共犯从属性与共犯独立性的学说 关于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一般论述 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所谓共犯从属性说，指共犯为了成立犯罪要正犯者至 少着手实行犯罪的原理。主张共犯从属性的学说，叫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相 对应。共犯独立性说，指共犯的可罚性存在于共犯的行为本身中，共犯为了成立犯罪不 一定要正犯者着手实行犯罪，是主张共犯的独立性的，我国的通说立足于共犯从属性说 。”[2](377)需要说明，这里所说的共犯是指狭义的共犯，即仅指教唆和帮助犯(从 犯)。 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共犯独立性说，认为教唆犯、从犯也是行为人的反社会的征表，具有指向犯罪结果的原因力，其本身就应该是可罚的，因而是独立的、固有的犯罪。共犯从属性说，认为处于间接地位的教唆犯、从犯只有从属于处于直接地位的正犯才带有犯罪性，据此可称它们为“从属性共犯”。承认“从属性共犯”有其实质的和形式的理由：从实质的观点看，正犯行为本身具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侵害性，而教唆犯、从犯行为所具有的实现某种犯罪的危险性、侵害性只有以正犯的存在为介体才表现出来；从形式的观点看，现行刑法明显是以共犯从属性说为基础的，即(日本)刑法第61条规定“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可看成是规定了教唆犯从属于正犯而成立的旨意。[23] 德国学者耶赛克等在著作中写道：“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是以依赖于故意之正犯的存在而存在的(从属性)，因为只有实施了正犯行为，第26条和第27条规定的不法构成要件才得以实现。”[12](792)他们认为《德国刑法典》第26条、第27条的规定是限制从属性的，同时指出：“在责任方面，第29条完全排除了从属性，这是第26条、第27条限制从属性的必然结果。责任独立性原则，意味着有多人参与犯罪的，每个参与人只按其自己的责任大小受处罚。”[12](800)《德国刑法典》第29条(对共犯处罚的独立性)规定：“数人共同犯罪的，各依自己的罪责受处罚，而对他人的处罚如何，对其无影响。”这里耶赛克等分别论述了共犯成立犯罪的从属性和责任非难即对共犯处罚的独立性。 关于理解“共犯从属性”的不同观点 日本学者齐藤金作认为：“从来上述共犯的从属性，被认为有两种意义。即：第一是成立上的从属性，教唆犯或从犯为了成立犯罪，至少要正犯着手于犯罪的实行；第二是 处罚上的从属性，为了教唆犯或从犯被处罚，必须要正犯被处罚，正犯被处罚，就意味 着教唆犯或从犯亦被处罚。”[24] 平野龙一博士“将共犯的从属性分为三种，分别命名为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以及罪名从属性。(1)实行从属性，是有关于作为共犯的成立要件，正犯的实行行为是否必要的问题；(2)要素从属性，是正犯的行为中，要求具备什么样的要素的问题；(3)罪名从属性，是共犯是否必须和正犯的罪名相同的问题。上述分类中，(1)是有无从属性的问题，(2)是从属性的程度问题，(3)是有关是犯罪共同还是行为共同的问题。”[25] 山中敬一则指出，共犯从属性的概念在如下4种意义上使用：(1)实行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的实行；(2)罪名从属性 = 共犯的罪名从属于正犯的罪名；(3)可罚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根据从属于正犯的犯罪；(4)要素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或违法性或者责任[26]。 上述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从不同方面阐明了共犯从属性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共犯从属性的含义和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究竟有无从属性与独立性。 (三)对异议的回应 笔者是主张教唆犯具有两重性的。具体论述是：“……要论证教唆犯的从属性或独立性，应当了解从属性指的是什么?从属性通常包括犯罪的从属性和处罚的从属性两个方面。前者指教唆犯因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而构成，被教唆人未实施犯罪，教唆犯即不成立。被教唆人犯罪既遂、未遂或预备，教唆犯也是犯罪既遂、未遂或预备。后者指对教唆 犯依照实行犯的刑罚处罚。刑法规定的教唆犯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的，就是具有从属性， 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的，就是具有独立性或一定的独立性。据此，我们认为我 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确实具有两重性，但独立性是主要的。具体言之，刑法第29条第 1款规定的教唆犯，只有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时才能成立。这时教唆人与被教唆人构成共同犯罪关系，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是犯罪预备、未遂或既遂，教唆犯也是犯罪预 备、未遂或既遂，这就是教唆犯罪的从属性。但这一款规定的刑事责任，则是依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而不是依照实行犯的刑罚处罚，这就是教唆犯处罚的独立性。第 29条第2款规定的教唆犯，是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教唆 犯与被教唆人根本不成立共同犯罪关系，刑法却仍然对之规定了刑事责任。这里的教唆 犯既无犯罪的从属性，也无刑罚的从属性，亦即只有独立性。[16](556)持两重性否 定说者对这一主张提出了异议，笔者尊重其学术讨论的自由权利，并感到有的提法能给 人以启发，但整体说来，认为其所提出的观点值得商榷。现对驳论观点依其顺序，逐一 予以论析。 首先，这里驳论有三点，其一说：“在教唆犯只有一人的情况下，只有被教唆的人犯被教唆的罪，才有共犯中的教唆犯可言，这显然是就共犯的成立条件而言的，而不能说明教唆犯的从属性。”[15](310-312)根据前面的介绍，日本学者齐藤金作将共犯的从属性分为两种，第一个便是成立上的从属性；大谷实介绍平野龙一所说的实行从属性，也解释为是关于共犯的成立要件问题。可见在日本学者看来，教唆犯、从犯的成立条件从属于正犯的实行犯罪，是从犯从属性的表现之一。笔者的论断正是意图从共犯成立条件上说明教唆犯的从属性的一面，根据也就是上述日本学者的理论。驳论者对此断然否认，显然与上述日本学者的理论相左。其二说：“只要是构成共同犯罪的，不管是教唆犯与实行犯构成共犯，还是教唆犯之间构成共犯，都应当运用第1款。而在教唆犯构成共犯的情况下，并没有实行犯，即没有实行犯的情况下，也应适用第1款，这说明第1款的规定只是与共同犯罪有关，而与从属性无关。”这一驳论也难以成立。如前所述，笔者将刑法第29条第1款分为两个方面论述，就“教唆他人犯罪”而言，只有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时才能成立，这正是教唆犯构成共犯关系成立的条件，如同前面其一所说，它是成立上的从属性，并非与从属性无关。就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而言，由于刑法规定按照他所起的作用处罚，这表明了教唆犯的独立性。驳论者所举的例子，认为可以适用第1款，都是就刑事责任来说的，这当然没有从属性。说它没有从属性，不正好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的独立性吗?其三说：“第29条第1款并没有说明，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教唆者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因而没有肯定教唆犯的从属性。”其实这种情况即“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已由第29条第2款作了构成犯罪的规定，这正说明了教唆犯的独立性。第1款未规定这种情况下教唆犯不成立犯罪，并不能否定教唆人与被教唆人是否成立
天下文章一大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