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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软件的发展历程口述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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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文章说,“被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一直以来口口相传,似乎天经地义。但对‘四大发明’的说法来源,却含含糊糊,莫衷一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撰写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一书首次对‘中国四大发明’给予了世界性的高度评价。自此以后,这一观点长期影响了之后中国史学家的观点,世界史学界也就此认为,‘中国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给欧洲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影响了人类的进程。”李约瑟对“中国四大发明”的论述和介绍,确实让世界范围内更加认识了古代中国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里有一段与李约瑟类似的话:“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这段语录印在现在的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科书里,教育现在的中学生们,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充分认识中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对世界历史进步的贡献。 对于古代中国四大发明的看法,不是唯一来自李约瑟;但是,李约瑟把“四大发明”升华成为一种学术观点,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约瑟写出的煌煌巨著《中国古代科技史》,提到了许多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比如,分析了宋代苏颂的水运象仪,认为里面采用了世界上最早的自动纵擒机构,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创造,比欧洲近代机械钟表的自动纵擒机构早几百年。但是,李约瑟并没有把苏颂的这个自动纵擒机构认为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而只是客观地分析了苏颂水运象仪先进的技术思想和机械结构。因为苏颂的机械,没有对国外的钟表机械发展起过直接启发和领路的作用,也没有将这种木头做的天文仪器作为商品输出到其它国家;只是中国人的内部发明创造,在中国本土也没有推广普及。李约瑟在论述古代中国的采矿技术时,特别赞扬了四川自贡的盐井凿井技术,和盐卤水的抽汲技术,以及就地取材的巧妙方法。李约瑟巨著里所论述的古代中国科技发明,如果要用数字来统计究竟有多少项的话,那是远远超过了一些国人的“新四大发明”、“新新四大发明”;但是李约瑟对古代中国只提到了四大发明。余秋雨先生和另一些学者认为不能在外国人的排名认定之后,我们才来肯定自己;笔者以为这里有一个对古代科技成就界定的标尺问题——是在中华文明内部来评判,还是在世界范围来评判。 李约瑟总结出的古代中国四大发明,是从中国科技对世界的贡献这一角度来认定。可以比较,纸的发明和普及应用,是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纸前时代各个民族记录文字的形形色色载体材料,甚至用纸来写字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程度的积累和传承交流。火药、罗盘针、印刷术的发明,如上文所引述,马克思已作了精辟的分析。相反,某教授提出的“被中香炉——万向支架”发明,并没有走出中国的国门对其它民族产生影响,促进其它文明的发展,在中国的本土也没有象四大发明那样形成当时的先进生产力。笔者以为,把这个被中香炉说是我们祖先的发明创造,完全可以;可是,要说成是一种“大发明”则不合适,更不能提升到“世界级”的高度去自我陶醉。 中华文明对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汉字文化圈”。象余秋雨先生提出的历法、中医药学,在在汉字文化圈里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天文历法、中医药并没有影响到全人类。甚至,李约瑟还不无遗憾地说过,如果是中国的古天文学和历法先期走向了世界,那么现在对天空的星座分布和命名,就是根据中国的方式,而不是希腊的方式。 对“李约瑟疑难”的看法 李约瑟在其学术活动里,非常崇敬中华文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皈依中华文明”。但是,李约瑟并没有盲目崇拜,他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疑难”——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古代科技发达的东方国家。 对于李约瑟疑难,中外有不少学者在探讨与解读解答,包括杨振宁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学者不赞同李约瑟疑难的提法,也有学者不以为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笔者以为,可以把李约瑟疑难改换成另一种发问的形式——为什么在中华农耕文明里,未能自发地生长出工业文明。 笔者以为,中国未能自发地生长出工业文明,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古代的那些发明创造都未能继续发展为社会生产力,往往只停留在单件制造的阶段,如苏颂的水运象仪;或者只表现为一种精巧的、精美的休闲之品,如被中香炉。这是表层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农耕文明里,一直缺乏商业文明的养分,中国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都是重农抑商。甚至郑和下西洋那样具有雄厚物质力量和先进造船技术、先进航海技术的宏大举动,也没有发展海外贸易的国家意识;中国明清还两度禁海。而达?伽马、哥伦布航海就为开拓海外市场和殖民。欧洲的工业文明,是从商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品大量流通,才能把产品升级为大量生产的商品,才能由商业利润的刺激而扩大生产规模,刺激改进技术和发明创造。当然也要看到,欧洲的商业文明曾有过奴隶贸易、鸦片贸易那种罪恶的血腥商业。这里说的是经济基础方面的事情。 中华农耕文明里未能自发地生长出工业文明,还有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余秋雨先生作了认真的努力研究并提出了他的看法,笔者从余先生的论著里获取了宝贵的学术营养。 以海为鉴,可以论强弱 笔者追踪余秋雨先生关于“四大发明”的电视节目,香港凤凰台的《秋雨时分》,觉得《秋雨时分》里对古代四大发明的论断,与那篇东方网文的基调完全不同。 余先生在这次关于四大发明的《秋雨时分》节目里,特别希望中国人仔细去观察并考虑,组成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元素,哪一些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余秋雨先生多次指出,单是法国的一个里昂市,在19世纪就有十几项世界性的发明,从纺织机械到电影技术,这些发明创造惠及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并且指出,四大发明毕竟只是古代的技术成果,如果总是说自己幼年时代的聪明和强壮,而后来却一蹶不振,听起来会让人听不下去。 笔者完全赞同余先生的上述观点。并且,基于余先生对于中外文明的两个角度比较——①中华文明与世界其它古老文明的比较,②中华文明与近代欧美文明比较——余先生是第一个自觉地对中外文明作系统而冷静、客观、理智对比的中国人——笔者对余先生所实践的比较文明,提出一个补充看法——以海为鉴,可以论强弱——模仿古人“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见兴亡”的论事思维方法,但是超越古人只在中华内部看事的视角,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讨论国势的强弱和国运的升沉。 文章的末尾,笔者还要说一点遗憾。本文引用的马克思对火药、罗盘针、印刷术的语录,是印在高中的历史教科书里,作为中学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广大中学生了解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在现阶段的应试教育里,学生普遍被学校分成了“理科班生”和“文科班生”。理科班生的历史课,老师并不认真教,学生也懒得学。笔者拿到的那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学生学完了那门课后,书还是崭新的。应试教育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严重偏畸,这对中国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这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扬光大,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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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世界有哪些影响呢!它们分别是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什么原因,造就了它们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对于古代,人们认知有限,只能慢慢摸索,因此一项伟大的发明都会改变世界的进程,它极大的促进社会的进步。让原本落后的局面,因为受到科技的冲击,瞬间就向前迈进一大步,社会开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四大发明就是经济过这样的进程。看看它们当时是怎么影响世界的。1:指南针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是伟大的。指南针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战国时期就出现指南针的始祖“司南”。而在先秦时代,古人就开始了解磁石,并且掌握一定的磁学知识。经过后来朝代不断的演变与改良,变成了今天的指南针。其中宋朝是改良最多的朝代,那时候的指南针开始大范围使用,特别是对于航海,它决定了重要性的决定。宋朝的经济发达,很大程度依赖海上贸易,陆地贸易被阻隔,只能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指南针的出现,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打开了一扇天窗。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的航海者还无法做到环球航行!因为一出大海,就会迷失方向,找不到北。直到指南针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指南针推动了西方国家文艺复兴的进程,它让人们开阔了视野,于是有地理大发现,并且开辟航线,把全球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这也影响着世界的进程,如果指南针晚一些出现,或者传入西方的时间比较晚,也影响着西方人探索大海时间与进程。2:火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是不可或缺的发明。火药是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炼丹师发明的,起初只是为了炼制长生不老药,可炼丹师发现把硝酸钾、木炭、硫磺三种物质磨成粉末状态,按一定比例混合,得到的新物品,点燃会有燃烧状态,这就是火药的由来,经过不断的改进,火药的威力越来越大,于是到了唐朝末年,火药开始正式运用于军事上,它开始登陆战争的舞台。或许对于中国来说,火药并不是什么稀奇物品,但对于欧洲来说,那是一种光明。当火药在中国大放异彩的时候,欧洲奴隶还在被贵族统治压迫着。当火药传入欧洲时,底下的人开始认识到,一直破不了的贵族城堡,终于有武器可以把他们撕开裂口,一直无法战胜的骑士,如今还是倒在火药武器的枪口下。随着大海航海时代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起,火药是他们手里征服世界的武器。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的思想枷锁终于被火药和火器摧毁,而火药的发明大大的推进历史发展进程,是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重要支柱之一。3:造纸术同样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作用不容小视。很早以前世界上的纸是埃及的纸莎草纸,欧洲普遍使用的是羊皮书卷,中国使用的是竹简等。直到纸张的出现,才改这一现状,东汉时期,蔡伦造纸是一个重要的发明或者说是改进,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纸张的出现,只是被他改进,形成更方便,更容易推广的造纸术。对于不能推广的技术,确实是累赘,像欧洲的羊皮书卷,埃及的纸莎草纸不能推广就是原材料的问题,用羊皮,天知道要多少羊才可以解决推广传播问题。而蔡伦发明的技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改进了技术,原材料范围扩大了,破布,渔网,树皮,麻头等都可以造纸,而且发明的树皮造纸更是摆脱原材料的问题。他把技术带到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2世纪,欧洲才开始使用效仿中国的方法造纸。开始大规模生产,这彻底为欧洲解决文艺复兴的推广,有了可行性。4:印刷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有的出现减少了繁重的抄写工作。印刷术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唐代,那时候叫雕版印刷术,但不太方便,简单的说,它是一块一块木板反字体雕刻的,也就是说你要印刷什么,就用一块木板按照内容雕刻。直到宋代的活字印刷术出现,才改变这一现状,这一技术是毕升改进的!他把整块的雕版上的字,拆出来,做成一个字一个雕版,小小的活字被标准化的生产出来,按照内容排序在一个方框内,用过之后,还可以收好继续下次用。当印刷术传到欧洲时,欧洲才受到启发,他们才开始使用中国印刷术,制作自己国家的文字印刷术。极大的改变欧洲的书写方式,以前只有修道士才能读的书和接受的高等教育,如今普遍开来,许多人都可以学。这造就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结束中世纪漫长的黑夜,让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印刷术改变着欧洲的文明进程。可见,这四大发明促进了历史的发展轨迹,传入欧洲,给欧洲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处于一个漫长的时代,止步不前,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世界里。四大发明给他们带来了曙光,于是才有文艺复兴的出现,文艺复兴是欧洲结束中世纪的重要里程碑。她对后世起到很大的作用,科学,地理,艺术,思想,工业,自然等都是这个时期最活跃的,为后来的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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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间,即公无1041-1048年间,一位名叫毕升的普通劳动者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据沈括的《梦溪笔谈》一书中记载,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步骤:首先要在胶泥制成的小方块上刻好一个个的单字,放在火上烧硬,变成陶活字。平时将这些陶活字装入纸袋,按照字音韵母的次序排列在木格里。其次,依照稿本拣出所需要的陶活字,排在一块铁版上,字下放一层脂蜡和纸灰,放到火上烘烤,脂腊熔化后,再用另一块铁版在上面压一压,使字面平整,待铁版冷却,_所排的字就固定在铁版上,这就是排版。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施墨印刷。印刷完毕,将铁版重新放到火上烧,脂蜡一化,便可将活字拣出来,再放回纸袋中,排到木格里,以备再用。 沈括比毕升小十几岁,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毕升制造的陶活字后来归沈括的侄子所有,因此,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是翔实可信的。 然而,一些欧洲人曾经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谷腾堡。谷腾堡是西德人。他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公元1440-1448年间的事,比毕升发明陶活字印刷术整整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象任何发明创造一样,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有它的社会需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的。中国社会进步到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都需要迅速地大量地传播信息。活字印刷术正是为解决这个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问题而产生的。印刷术必须用纸和墨。中国早在汉代就发明了纸和油烟、松烟两种墨。纸和墨的发明为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战国秦汉以来出现的印章和拓碑等复制文字、图画的方法又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顾名思义,印刷术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两种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这道工序的名称。从印刷术的命名中已经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缘关系。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术的两个渊源。 早在公元前4世纪,即战国时期,私人印章就已经很流行了。那时称为“玺”。秦始皇灭六国,得楚和氏璧,凿国玺,“玺”字从此被封建帝王所垄断。皇帝的印章才得称玺,一般人的玺只好称印称章。汉代印章盛行。起初的印章多是凹入的阴文,用于封泥之上,后来纸张流行,封泥逐渐失去效用,水印起而代之,凸起的阳文多起来。印章创造了从反刻的文字取得正字的方法,阳文印章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写的文字取得阳文正写的文字的复制技术。 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只能容纳姓名或官爵等几个文字。东晋时期,道教兴起。道教的一派注重符录。他们在桃木枣木上刻文字较长的符咒,从而扩大了印章的面积。据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道家有一种刻着120个字的复印。可见当时已经能够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这实际上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拓碑是印刷术的另一个渊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时儒家典籍全凭经师口授,学生笔录。因此,不同的经师传授同一典籍也难免会有差异。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为了免除从石刻上抄录经书的劳动,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拓碑的方法。拓碑的方法很简便。把一张坚韧的薄纸浸湿后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张吸水的厚纸,用毛刷轻敲,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时为止,然后揭去外面的厚纸,用棉絮或丝絮拍子,蘸着墨汁,轻轻地均匀地往薄纸上刷拍,等薄纸干后揭下来,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这种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内凹的阴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阳文。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正写。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后来,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从而传拓。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曾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这和雕板印刷已经所差无几了。 在唐代,印章与拓碑两种方法逐渐发展合流,从而出现了雕板印刷术。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到当时杨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用来换茶酒。“模勒”就是刊刻。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雕板印刷术的最早记载。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据东川节度使冯宿的报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冯宿在他的报告中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已飞满天下。”可见当时民间从事雕板印刷业的人是很多的。1900年在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题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这书的形式是卷子,长约1丈6尺,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最前面是一幅扉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只树给孤独园说法的情景。其余印的是《金刚经》全文。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随着印刷品种和数量的急剧增长,每印一种书就要雕刻一回板,耗费的人力物力相当可观。于是,就向人们提出寻求一种更简便、更经济的印刷技术。至迟到唐代后期,已经有了用单个佛象印连续重复印制的千佛象手卷。过去英、法、德、日等国家的考古队在中国新疆各地曾发现过大量的这种千佛像手卷。英国博物馆藏有一幅这样的手卷,全长17英尺,约合5.18米,上面印着468个佛像。另外,在雕板过程中,刻错字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刻错一个字就废掉一块板太可惜、太浪费了。聪明的工匠们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用凿子将错字挖掉,再用一块同样大的木块刻好字补上。这些都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经验、借鉴。由此可见,虽然活字印刷术是毕升个人的发明创造,但这里面确实凝聚着前朝历代很多劳动者的智慧。 印刷术的发明 自从有了纸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多起来了,对书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晋朝初年,官府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南北朝时候,梁元帝在江陵有书籍七万多卷、隋朝嘉则殿中藏书有三十七万卷,这是我国古代国家图书馆最高的藏书记录。 除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也越来越多。比如晋朝郭太,有书五千卷;张华搬家的时候,单是搬运书籍,就用了三十辆车子。 印刷术发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张华那样的富人才能有这么多的藏书,一般人要得到一两本书也很不容易,因为那时的书都是手抄本。要抄这么多的手抄本,得花费多少人力呀!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怎么能够满足社会上的需要呢?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科学发明,只要社会上迫切需要它,同时又有产生它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会很诀出现的。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这样。 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社会上已经广泛应用印章和拓碑。 印章有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刻的字是凸出来的,阴文刻的字是凹进去的。“如果使用阳文印章,印到纸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但是印章一般比较小,印出来的字数毕竟有限。 刻碑一般用阴文,拓出来的是黑底白字,不够醒目。而且拓碑的过程比较复杂,用来印制书籍也不方便。但是,拓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石碑面积比较大,一次可以拓印许多字。 如果截长补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点结合起来呢?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 我国劳动人民在拓碑和印章这两种方法的启发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划,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划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自纸复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成功了。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 我国的雕版印刷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多数人认为是在唐朝时候发明的。 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根据明朝时候邵经邦《弘简录》一书的记载: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收集封建社会中妇女典型人物的故 事。编写了一木叫《女则》的书。贞观十年土长孙皇后死了,宫中有人把这本书送到唐太宗那里。唐太宗看到之后,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出来。 贞观十年是公元六三六年。《女则》的印行年代可能就是这一年,也可能稍后一些。这是我国文献资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刻本。从这个资料来分析。可能当时民间已经开始用雕版印刷来印行书籍了,所以唐太宗才想到把《女则》印出来。雕版印刷发明的年代,一定要比《女则》出版的年代更早。 到了九世纪的时候,我国用雕版印刷来印书已经相当普遍了。 唐朝时候,有个杰出的诗人叫白居易。他把自己写的诗编成了一部诗集——《白氏长庆集》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公元八二五年一月二日),白居易的朋友元稹给《白氏长庆集》写了一篇序文,序文中说:当时人们白居易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贩卖,到处都是这样。 从前人们把刻石称为“模勒”,到了唐代,也就把雕版称为”模勒“了。这里的“模勒”两字就是雕版印刷的意思。 《旧唐书》还有这样一条记载,大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十二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历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另外一些古书的记载情况是这样:当时剑南、两川和淮南道的人民。都用雕版印刷历书,在街上出卖。每年,管历法的司天台还没有奏请颁发新历,老百姓印的新历却已到处都是了。颁布历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权,东川节度使冯宿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信,就奏请禁止私人出版历书。历书关系到农业生产,农民非常需要,一道命令怎么禁得了呢?虽然唐文宗下了这道命令,民间刻印的历书仍旧到处风行。就是在同一个地区,民间印刷历书的也不止一家。 黄巢起义的时候,唐僖宗慌慌张张逃到了四川。皇帝也逃跑了,当然没有人来管理禁印历书的事了。因此,江东地方的人民就自己编印了历书出卖。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有两个人印的历书,在月大月小上差了一天,发生了争执。一个地方官知道了,就说:“大家都是同行做生意,相差一天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历书怎么可以差一天呢?那个地方官的说法真叫人笑掉了牙。这件事情却告诉我们,单是江东地方,就起码有两家以上印刷历书。 当时跟着唐僖宗逃到四川的柳毗在他的《家训》的序里也说,他在成都的书店里看到好多关于阴阳、杂记、占梦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大多是雕版印刷的。可见当时成都的印刷业比较发达,不但印历书,还印其他各种书籍了。 唐朝刻印的书籍,现在保存下来只有一部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 咸通九年是公元八六八年,离开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这一千多年前的印刷品,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甘肃省墩煌东南有坐鸣沙山,早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些佛教徒在这里开了山洞,雕刻佛像,建筑寺庙。山洞不断增加,佛像也跟着增多,人们就把这里称为“千佛洞”。一九零零年,有一个王道士在修理洞窟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密闭的暗室,打开一看,里面堆满了一捆捆纸卷,其中有相当多的纸卷是唐代抄写的书籍,还有一卷是唐代刻印的《金刚经》。 这部《金刚经》长约一丈六尺,高约一尺,是由七个印张粘连而成的卷子。卷首有一幅画,上面画着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说法的神话故事,神态生动,后面是《金刚经》的全文。卷未有一行文字,说明是咸通九年刻印的。 这本书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雕板印刷书籍。图画也是雕刻在一块整版上的,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版画。 到了五代时候,有个封建官僚叫冯道。他在短短的五个朝代中做过四个朝代的大官,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他看到江苏、四川等地人民贩卖的印本书籍,各种各样都有,单单没有儒家经典,就在后唐长兴三年向皇帝建议雕版印刷儒家经典。 当时共印九种经书,经历了四个朝代,直到后周广顺三年,先后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才全部刻成。 因为这次刻书影响比较大,后来竟有人认为印刷术是五代时候冯道发明的,这当然是错误的。 到了宋朝时侯,印刷业更加发达起来,全国各地到处都刻书。北宋初年,成都印《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北宋政府的中央教育机构——国子监,印经史方面的书籍,刻板十多万块。从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宋朝雕板印刷的书籍,现在知道的就有七百多种,而且字体整齐朴素,美观大方,后来一直为我国人民所诊视。 宋朝的雕版印刷,一般多用木板刻字,但也有人用铜板雕刻。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广告所用的铜版,可见当时也掌握了雕刻铜版的技术。 说起印制书籍,雕版印刷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一种书,只雕一回木板,就可以印很多部,比用手写不知要快多少倍了。 可是用这种方法,印一种书就得雕一回木板,费的人工仍旧很多,无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书籍,有些书字数很多,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雕好,万一这部书印了一次不再重印,那未,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没用了。 有什么办法改进呢? 到了十一世纪中叶(宋仁宗庆历年间),我国有个发明家叫毕升,终于发明了一种更进步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把我国的印刷技术大大提高了一步。 毕升用胶泥做成一个一个四方长柱体,一面刻上单字,再用火烧硬,这就是一个一个的活字。印书的时候,先予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上松香和蜡之类的东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满一铁框为一版,再用火在铁板底下烤,使松香和蜡等熔化。另外用一块平板在排好的活字上面压一压,把字压平,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 为了提高效率,他准备了两块铁板,组织两个人同时工作,一块板印刷,另一块板排字;等第一块板印完,第二块板已经准备好了。两块铁板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 毕升把每个单字都刻好几个;常用字刻二十多个碰到没有予备的冷僻生字,就临时雕刻,用火一烧就成了,非常方便。印过以后,把铁板再放在火上烧热,使松香和蜡等熔化,把活字拆下来,下一次还能使用。 这就是最早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这种胶泥活字,称为泥活字,毕升发明的印书方法二和今天的比起来,虽然很原始,但是活字印刷术的三个主要步骤一制造活字、排版和印刷,都已经具备。所以,毕升在印刷方面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里,专门记载了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以后,朝鲜人民又开始用泥活字等方法印书,后来又采用木活字印书。到了十三世纪,他们首先发明用铜活字印书。我国使用铜活字印书比朝鲜稍晚。朝鲜人民还创造了铅活字、铁活字等。

他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1992年,王选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先后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中国专利发明金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等众多奖项,1987年和199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年和1995年两度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国内唯一四度获国家级奖励的项目。他本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多次获全国及北京市劳模、先进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称号,1987年获得中国印刷业最高荣誉奖——毕升奖及森泽信夫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2001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75年。,王选开始从事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除担任整个科研项目的领导人外,他还是该项目核心技术的研究者。从那时起的近20年时间里,王选领导和制定了我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项目的总体技术方案和实施方案,直接承担了该项目中的关键技术部分――汉字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算法和照排输出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除此之外,王选教授还是一系列重大技术路线和技术方案的决策人和推动者。 与此同时,王选教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其技术成果为基础的国产计算机排版系统以及相关印前技术,始终占据着我国的出版行业的主导地位,保证了中国出版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发展,是我国计算机技术应用最为全面和成功的行业之一,也成为我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典范。

活字,铅印,胶印。

【印刷术是中国1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代的毕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升为印刷术的始祖。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印刷术先后传到朝鲜,日本,中亚,西亚和欧洲】。

排版软件的四个发展历程口述

排班软件经历了调查、研究、初步设置、软件开发、进行修改,重新设置和发布软件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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