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伟（7-） 男，博士，教授，博导，重庆邮电学院研究生部主任，《通信学报》编委会委员在校先后为研究生、本专科生讲授多门课程，已指导硕士研究生数十名。
通信学报是通信类的一级学报，要求非常高。一般需要比较好的创新点，理论分析+充分的仿真说明。在今天这种学术氛围下，一般来说研究生第一作者是很容易被一下子弊掉的（除非论文相当出色），建议将导师或者某个合作的博士挂在第一，自己第二，这样比较容易中。当然，文章一定要好。
袁建新，1930年1月26日出生于江西省波阳县一个小商贩家庭。青少年时代，家境贫寒，生活清苦。1936年，袁建新进入波阳县芝阳中学附小并念完了小学和中学。少年袁建新聪明好学，成绩优良。1948年高中毕业，同年考入国立台湾大学土木系，1952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台湾电力公司土木处任助理工程师，不久便代理研究组长。1956年入美国路易维尔大学土木系，1957年获硕士学位并受聘于美国波音飞机公司任副工程师，从事飞机结构的设计工作，此间参加了著名的波音707飞机的设计工作。1958年底，袁建新通过印度驻华盛顿大使馆与中国国务院取得了联系，并向美国移民局提出返回中国大陆的申请。他冲破了重重阻挠，终于经香港于1959年元月抵达祖国。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力学研究所（1962年改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武汉大学副教授，主讲结构力学。1960年兼任湖北科技大学副教授，1978年起历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土力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员、副所长，1984年任所长，1986年任博士主导师。1979年以来历任湖北省暨武汉市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力学学会理事、 《力学学报》编委、《固体力学学报》编委、 《岩土工程学报》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际岩土力学及计算机杂志》编委会委员。1991年被选入国际地力学计算方法与进展协会（IAG－MAG）理事会并任理事。1979年任湖北省政协委员。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袁建新1959年回国以后，长期从事岩土力学的研究工作，他是较早地将国外先进的计算方法有限元法引进岩土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在土的本构理论及固结特性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
现承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黑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国防基础预研基金及“863”创新基金等。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基础类一等奖一项、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截止目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会议上共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SCI、EI收入64篇，被国外学者引用36余次。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中国力学学会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力学学报编委固体力学学报编委力学进展编委
先后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药学会中药和天然药物学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设在德国的药用植物研究学会会员，中国药学会北京分会理事与常务理事，中国化学会永久会员。 他曾担任《药学季刊》编委，《药学学报》常务编委、副主编，《中国药学杂志》(原名《药学通报》)常务编委、主编、顾问，《中国中药杂志》(原名《中药通报》)主编、顾问，《中成药研究》顾问，《中西医结合杂志》编委，《中医杂志》(英文版)编委，《中国海洋药物杂志》顾问，《中国药学年鉴》副主编、顾问，《中草药》杂志顾问，《中国药学》(英文版)主编。 他先后兼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生药室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植物室顾问，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世界卫生组织药品质量保证合作中心顾问，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名誉顾问，卫生部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名誉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医药工业顾问组顾问，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及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特邀审查员，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姜远英，男，1963年1月生，籍贯山东莱阳，汉族，中共党员。1985年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1988年获药理学硕士学位。1999年至2000年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中心进行访问研究。原任第二军医大学药理学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药学院院长。兼任上海市药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药学会药理学分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军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药学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药学实践”杂志主编，“药学教育”杂志编委，“药学学报”编委，“Journal of Medical Colleges of PLA”编委等职。近年来，主要从事抗真菌药物作用机制及真菌耐药机制研究，以寻找抗耐药真菌新靶点，并研究化合物和天然植物成分对真菌多药抗药蛋白的抑制作用。所率课题组已获9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负责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课题、“973计划”课题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各1项。已发表科研文章130多篇，其中SCI论文35篇，通讯作者SCI论文24篇；编写著作13部；获上海市药学科技奖二等奖1项（第1完成人），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第7完成人），二等奖2项（分别为第2和第4完成人）。2010年任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6岁时，赵冬日从东北老家到北平读高中，1934年当他20岁时东渡日本，从此便开始了长达7年的人生最重要的大学学习阶段。3年的预科班毕业后，他升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部，主修建筑专业。按他自己的话说，其实是抱着学习土木工程的想法去日本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学习土木工程比较实际，但不知为什么还是报了建筑学，看来是与建筑学有缘。 本时，赵冬日就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日留学期间，就一直在党组织领导下，边学习，边从事革命工作。1941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即回到北平，为继续进行地下工作，在日本华北铁路一家事务所从事建筑设计，之后去北平大学工学院任教。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到东北大学任建筑系教授。1948年随东北大学迁回北平，后又到北洋大学任教。这 7～8年里，赵冬日一直以大学教授、建筑师的公开身份进行地下工作，并较早地结识了后来 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刘仁同志及其它革命领导者。赵冬日自己认为，这几年虽然是人生事业的黄金时段，但因从事革命工作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故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建筑创作之中。所以真正从事规划建设及建筑设计是从1949 年解放以后开始的。 对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赵冬日是这样构思的：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中心，位于城市纵横轴线的交叉点上，周围是高大、庄重的建筑，其间是辽阔平坦的场地，上面是一望无际的蓝天，这一切构成了广场雄伟的气魄。广场采取了对称的布局，天安门和正阳门位置在中轴线上，纪念碑正立面在广场的中央，树木、灯柱的布局也是对称的。这些都使广场显得既严整、朴素，又具有活泼的气质。广场新建筑的色彩以亮色为主，黄绿相间的琉璃檐头，淡桔黄色的墙面和微红色的花岗石台基，其本身具有愉快、明朗的色调；和旧有的黄瓦、红墙、白玉石栏杆的天安门取得既调和而又对比的效果。广场周围栽种了多种树木，油松四季长青、苍劲挺拔，冬季白雪青松，另有一番景色；立柳柔和潇洒，春季早绿，为广场早报春讯；元宝枫整齐丰满，叶色入秋变红，给广场平添新装。它们彼此互相映托，色调万千。广场四周和纪念碑南面栽植大面积的草坪、花坛，这也为广场增加了生动活泼的色彩。 雄伟壮阔的人民大会堂1958年8月，赵冬日在苏联参加国际建协会议，同时访问了莫斯科市。9月初返京后就投入到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工作之中。当时，对大会堂建设的要求是既简单又难。简单在于只要满足有万人大礼堂、5000人宴会厅、人大常委会办公楼既可。难在于将如此大规模的建筑融合于一体，世界上亦无先例可援。 ? 1958年10月14日，一个普通而非凡的日子。这一天对赵冬日是终生难忘的。下午，赵冬日受 命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等候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那天，周总理刚从外地返京，便不顾劳累，听取有关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汇报。那天送审的3个方案分别由清华大学、市建院、市规划局(即由赵冬日、沈其所主持设计)所设计。周总理先看了3个设计的平面图和透视图，然后听取了设计师们的介绍。周总理便一边比较、一边提问。最后，周总理问万里：北京市的意见如何？万里把推荐赵冬日、沈其方案的意见作了汇报。周总理再次反复看、反复比，并一再征求在场人员的意见，最后决定，采用市规 划局的方案，而工程的具体设计则由市建院负责。没日没夜的劳累及思索，终于有了结果。赵冬日此时的心情，已很难用言语来表达了，他只 有一个心愿一定要配合好建筑设计师实现方案的构想。 380天建造的人民大会堂赵冬日当时正担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也因此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信任。规划局从大会堂设计的“幕后”走到“台前”之后，刘仁亲自找到赵冬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规划局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弘气势的，是高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几乎扩大了一倍。但这个方案能不能最终获得通过，谁心里都没底。且不说中央从没明确表示过放宽7万平方米的限制，眼看十年大庆一天天临近，多建10万平方米显然又会延长工期。更关键的是，17万平方米已经超过了故宫全部建筑面积的总和，画在图纸上容易，我们真的能把它变成现实吗？ 据说，总理之所以没有计较10万平方米的超标面积而选中了规划局方案，主要是看中了两点：一是规划局设计的大会堂全部采取了一般建筑的比例，而在尺度上大胆地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二是在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使用，还能举行纪念活动。而且，当时中央是打算在这里安放一尊毛主席雕像的。偏偏就是这两大“亮点”，随即在中国建筑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周恩来似乎预料到了这点，从选定规划局方案的那一刻起，他就反复叮嘱参与下一步施工设计的建筑师们：“大会堂的设计不要一次把文章做绝，要留有余地。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总理选定规划局方案的时间是1958年10月15日的凌晨1点钟。果然，仅仅数小时后，设计方案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图纸上大会堂北端宴会厅的宽度是108米，而大会堂北墙与中山公园间的距离足足有180米，刘仁认为两者不成比例，就在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前提下，给大会堂又加了四条“腿”，使整个建筑由“凸”字型变为了“出”字型。大会堂“体型”的确定也使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得以顺利完成：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 “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它们连同后来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共同烘托起了天安门广场壮丽威严的宏大气势。在1997年4月的中日设计师北京交流会上，日本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由衷地赞叹：“天安门广场真伟大，在高楼林立的日本，尚找不到如此气魄的国家广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则给了天安门广场更高的评价，他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可以视为继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晚年的赵冬日在任命大会堂前留念赵冬日总建筑师系国内第一批建筑设计大师50多年来他以特有的大家风范为中国建筑及首都建设留下了一系列颇为壮观的精神财富。日前，在赵总85周岁前夕，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为他编辑出版了纪念专辑《建筑设计大师赵冬日作品选》。在序言中吴德绳院长对赵总的建树描述的极为贴切：“几十年来，赵总工作在共和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耕耘在城市建设规模、数量之最的首都，他的才华得以施展，他的规划和创作得以实施。全国人民热爱、全世界人民关注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的规划设计，都包含了赵总的远见和智慧。赵总没有辜负时代和地域赋予他的使命，他以自己的睿智，借鉴亦创新，不断地求索，使学术思想得 到了升华，造就了他的作品出手不凡，留芳于世。”近50年来，赵冬日一直从事规划设计，主持并指导过的建筑创作项目有数十个；围绕首都中轴线、剧场空间、医院建筑、住宅设计等理论探索及创作实践问题，发表了100余篇论文。尤其应看到，赵总有关建筑评论方面的文章，有些是在他担任《建筑学报》编委会委员及顾问期间，在全国各地召开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涉及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新疆等地的 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的某些问题，虽是即席发言，但却是他日积 月累、“处处留心皆学问”的写照；看似顺手拈来、宛若天成，其实俨然早已成竹在胸，它们或气势磅礴，或一针见血，观点明确，分析透辟。作为晚辈同事们追求的目标及学习的样 板，《建筑设计大师赵冬日作品选》编委会的话这样归纳道：他的“建筑师的职责不仅是建筑设计，同时包括城市规划工作”的事业观与责任感；他的好学态度、肯干，以及继承、借鉴，又敢于“胜过前人，后来居上”的创新意识；他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表现出的胆识和气魄；他对住宅建筑设计与公共建筑设计一视同仁的敬业精神；他在设计、创作之后及时总结、提高的不断进取精神；他善于捕捉和运用有用信息的敏锐思维。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人民大会堂的方案创作，展现他的才华、胆识、气魄和造诣。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方案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屈一指的城市设计杰作，在这个宏伟、壮观的构想中，有他的智慧、心血、汗水…?历时50余载，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始终在探索、思考；所提出北京市东 西轴线的规划设想，充分体现了他那里将“历史和现代融二为一”的思想方针。2005年4月3日中国建筑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顾问总建筑师赵冬日先生辞世,享年91岁。
我也是和楼上一样，都是订阅了纸质版，之前在马路边的报刊亭买，很不方便，现在我都直接在包 年优 品上面订阅了，您可以试着去找找看。
接收的。文稿要求基本要求：本刊重视期刊的创作性科学性强调新颖性纺织学报投稿，投稿期刊应论点明确资料可靠逻辑严密，来稿一律进行检索查重纺织学报投稿。《纺织学报》在主办单位和历届编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期刊质量和办刊水平稳步提升，学术引证指标位列纺织科技期刊的前茅。
党的十三大以后，全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各项工作蒸蒸日上。丁力于1983年担任上海纺织局副局长以后，积极筹划，认真研究，狠抓技术进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大力推广科技成果，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组织了一批重大项目的攻关和一大批企业的技术改造，使上海针织、服装、色织、化纤、丝绸、纺机和棉纺织印染的行业面貌有了一定的改观，建成了针九、针织大楼、针织五厂、中纺机、一纺机、二纺机、联吉涤纶总厂、一丝印、七丝印、二毛、三毛等一大批样板厂和先进企业。有近300多家企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从1982年到1993年的10余年中，共筹集各类资金技措投资近70亿元（包括技术设备引进近4亿美元），比前30年的技措投资总和增加22倍，加速了上海纺织行业的技术进步。全局固定资产原值从94亿元上升到27 亿元，净值从41亿元上升到05亿元，全局系统的劳动生产率（元/人年）由8万元/人年上升到5万元/人年。为了提高化纤原料的自给率和生产水平，1988年，在丁力的全力争取下，经有关领导机关批准，上海纺织系统兴建7万吨聚酯项目——上海纺织涤纶总厂，由上海化纤公司承建。当时该项目是上海纺织局有史以来最大的项目。经论证于1989年由上海市建委、计委、经委批准了扩初设计，总投资2亿元，工程分两期，第一期年产37000吨（日产120吨）；第二期年产33000吨（日产100吨）。该项目由丁力任总指挥，1990年组团去国外实地考察，参观了美国杜邦公司和德国吉玛公司的技术和设备情况，经过分析，了解到当时国际上的聚酯单线生产能力以日产200吨在技术、经济上较为合理，而且日产200吨与100吨的生产线设备价格相差不大，经过全面调查分析后，再复核了原来的扩大初步设计，果断决定调整方案，在总规模不变的前提下，采用日产200 吨的生产线，采用技术上较先进、价格也适当的吉玛公司设备。这项决定得到了上海三委的同意和纺织工业部领导的支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丁力善于抓住设计和施工中的关键，深入现场，调研解决问题，把工作落到实处。工程于1994年7月完成，一次开车成功。最后投资费用比原计划减少了1200万美元，生产的产品一等品率达8%，当年就实现产值（不变价）3亿元，销售收入4亿元，出口创汇313万美元，实现利润2729万元。该项目被上海市政府誉为市优秀工程项目，也是当时国家计委批准的8个7万吨聚酯项目中第一个投产的项目。1992年，国家决定为纺织工业设立“自动络筒机和无梭织机引进技术国产化”专项，引进清梳联、精梳机、自动络筒机、喷气织机、片梭织机及相关关键配件的制造技术。丁力抓住这个机遇，会同上海的有关纺机、纺器厂的领导八次上北京汇报，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和理解，最终获得引进德国赐来福238型自动络筒机，意大利马佐里精梳机，日本丰田JAT600型喷气织机及综架、边撑等项目，有力地促进了上海纺机厂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上海有关纺织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了纺织企业的产品档次和质量水平，有利于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丁力在以上项目的实施中，积极组织技术交流，认真进行设备的选型与谈判，并灵活运用各项政策，争取最优的选择。例如在中纺机引进喷气布机的谈判中，利用两家日本纺机公司都想争取项目的商机，通过艰苦的谈判，把丰田公司转让技术的费用从开价120万美元压到25万美元。1988年，上海市政府为加强科研与生产的结合，提出了14 个重点工业会战项目，其中“多功能涂层复合织物”项目由上海纺织局承担，丁力任该项目的会战领导小组组长。他从组织上加强领导，技术上层层把关，亲自选点落实任务，经讨论共确定68 个攻关课题，组织全市各大学、有关研究院所、企业等100多个单位开展课题攻关招标活动。在会战项目进行中，他始终抓住重点，及时组织力量解决。如原来PU转移涂层的转移纸使用寿命短，常会发生断裂。丁力直接与攻关组人员一起研究，采取措施，并提出调整工艺参数，将运转速度、转移纸的张力等都进行了调整，同时积极加强操作人员的培训，提高操作水平，使转移纸的使用寿命由2-3次延长到20次。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共鉴定了39项成果，获上海市科技振兴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7项。与此同时，还开发了纺织新产品18类、50余种，为纺织局向高技术和高附加值方向开拓了新途径。1989-1992年期间，上海共生产了5670多万米各类涂层产品，产值达84亿元，创利3000万元，创汇700万美元。丁力一贯重视科技开发和研究工作。在他担任副局长期间，从1985-1993年的八年中，上海纺织系统共获得国家科技成果奖36项，纺织工业部科技成果奖100项，上海市科技成果奖98 项。在他兼任纺织科学研究院院长期间，更直接主持拟定了上海纺研院的科研规划，审定科研项目，落实研究任务，对推进上海纺织系统的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丁力十分重视开展技术交流和国际合作。1984年，他代表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与上海市贸易促进会、香港雅式公司商定每两年一次在上海举办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该展览会延续至今不间断，已成为上海具有国际影响的最大展览会之一，对了解和交流国际、国内先进技术，提高技术人员的水平，扩大眼界，促进新产品的开发，都有重要的影响。此外，他在与国内外纺织界的交往中，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凡对发展我国纺织技术有利的事，他都乐意热心促成，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丁力在科技界承担了多种社会职务。他曾担任两届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两届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理事长，一届上海市杨浦区科协主席，两届上海市科协委员，多年担任《纺织学报》编委会主任，1996年曾被评为中国科协及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先进个人。丁力对人才培养十分热心。从1986年起，连任上海市纺织局的高级技术职称评委会主任，1989年起连任两届上海市工业系统教授级高工的评委，1988-1992年连任两届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委。曾多次应东华大学的邀请担任硕士生、博士生答辩评委，为上海纺织系统的人才培养做了大量工作。丁力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写过许多学术文章。2002年起应中国纺织出版社约稿，组织了一批国内的棉纺专家经过两年的努力编写了《棉纺手册》（第三版），共200万字，已于2004年10月出版。丁力亲任主编，为手册的编写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丁力几十年来为我国纺织科技事业辛勤工作，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是有权威的学术带头人。丁力为人诚恳，作风踏实，治学严谨，品格高尚，在我国纺织界深受人们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