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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之我见湛江师范学院，524048 高咏兴 中国近代史上涌现了许多反面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慈禧太后、袁世凯等，他们在晚清或民国初年的舞台上扮演种种角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关键的人物。如何评价这些反面人物？许多人喜欢把这些人贬得一文不值，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他们丑恶的一面，认为他们是大奸大恶的小人。这样是不公正的！我们要给这些反面人物一个公正的评价，把他们还原成历史的真面目。下面我以袁世凯为例，谈谈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所谓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概念，因为随着历史的变化和发展，许多在过去被看作“反面人物”的历史人物，却变成为“正面人物”；而许多一直被歌颂的“正面人物”却变成为“反面人物”。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人们在认识上发生变化，人们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化，评价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了。这是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的时候必须说明的一点。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袁世凯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事情。主要有：一是小站练兵，建立中国近代史上新式军队。二是“出卖”维新派，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运动的镇压，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三是残酷镇压义和团；四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洪宪帝制自为”，闹了一场帝制复辟的丑剧；五是接受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我认为应该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我们评价人物的基本原则，更是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的基本要求。许多学者由于研究不够深入，对人物的主要事实模凌两可，这样是不恰当的。对于袁世凯，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歪曲事实，要给他一个真正的历史面目。下面我对两个有关对袁世凯所做的有争议的事件来说说。对于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近年学者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许多学者通过从史料的角度论证并非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而是有别的原因导致了清廷对维新派的镇压。到底是不是袁世凯真正的出卖了维新派，我不敢下定论，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对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洪宪帝制自为”，多年来我们只看到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过程与结果，而忽略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背景和原因。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共和的道路，各种复辟势力蠢蠢欲动，绝大多数中国人更习惯于旧的政治秩序。正是这样，辛亥革命之后要求建立“强势政府”的呼声不绝于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觉得中国走共和还过早，于是出现帝制复辟的舆论，便有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丑剧。当然，不论出于何种背景和原因，袁世凯帝制自为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如果真切地理解这些背景与原因之后，我们就认识到袁世凯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我们要全面认识一切，这样才能对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阶级原则。分析一个人，评价一个人，必须弄清楚其阶级本质。袁世凯所代表的是地主买办阶级，即代表是封建地主阶级，又代表帝国主义。这就决定了袁世凯既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又要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他小站练兵是为了增强清政府的军事实力，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后来对义和团和革命军的镇压证明了这一点。对义和团的镇压明显体现了他的阶级本性。后来清政府倒台了，他还是代表这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而给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窃取了。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立足中国政坛，是因为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他又代表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个买办阶级。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对日本采取妥协避让政策、进行善后借款和接受“二十一条”就体现了这一点。我们评价袁世凯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我们应该站在其阶级立场上想想，不能以本阶级的观点对其阶级一概否定。一分为二的原则。我们评价人物不能对其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要对其进行一分为二。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都有其复杂性、多面性。即使是圣贤、伟人，要想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并不太难；而那些巨奸大恶，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当然袁世凯做的也不全是坏事，不是坏到底的。他一开始想通过科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最后失败了。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不是想去做坏事。后来他小站练兵，虽然带来的是对义和团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镇压、军阀混战，但这给中国带来了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军事上的一大转折。说这些并不是想推翻袁世凯是反面人物的定论，只是想说明反面人物也有好的一方面。时代要求原则，就是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的原则。众所周知，袁世凯的人生重要部分是处于清朝覆灭，民国兴起的时代，当时的主流是民主共和。袁世凯不顾当时的主流思想，毅然推行封建专制思想，还举行“祀孔”“祭天”，最后称帝复辟。从过程和结果来看这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违背时代的结局就是失败，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后来在郁郁中死去。爱国主义原则。中国近代史才有了真正意义的中国外交，而那时的外交都是不平等的，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外交权。袁世凯在外交中使用的是卖国政策，他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换取帝国主义国家的贷款；他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圆他的皇帝梦。我们应该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对袁世凯的卖国政策进行批判。通过以上五个原则可知，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反面人物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基本是否定的，但也有肯定的一方面。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进行评价，需要坚持以上五个原则，不能带有自己个人的感情色彩，这样我们才能够对这些人物作出科学公平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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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1919年，《凡尔赛合约》签订，中国人作为战胜国依然摆脱不了被忽略的局面。于是，中国人民愤怒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21条”，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在全国开展起来。五四运动胜利了，清政府妥协了，合约上也终于没有中国人的签字了。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学生为先锋的，工人为主力的五四运动便顺理成章的被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永载史册！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GCD登上历史舞台，带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建立新中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到此结束。【同学你好，如果问题已解决，记得右上角采纳哦~~~您的采纳是对我的肯定~谢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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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的论文，这个可是有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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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 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 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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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字少穆，唐朝莆田望族九牧林后裔，1785年生，清朝中期户籍福建侯官。林则徐于 林则徐肖像[1]道光七年所撰的《先考行状》中记述：“府君讳宾日，号阳谷，系出莆田九牧林氏，先世由莆田徙居福清之杞店乡（今海口镇岑兜村），国（清）初再徙省治（福州）。”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严禁鸦片，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烟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振中外。嘉庆三年(1798年)，林则徐中秀才，就读鳌峰书院。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后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先后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谥号文忠。 少年时代 贫苦童年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之第五女。 林宾日陈帙夫妇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长子林鸣鹤（早夭）、次子林则徐、三子林霈霖及八名女儿。 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陈帙瞒住丈夫，偷偷以女红这项手艺帮补家计，她也将此剪纸手艺传于女儿，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家计虽不用代劳，但林则徐每天到书塾之前，都先会为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则再到店铺收钱交回母亲。贫苦的童年，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 青年时期 林则徐于乾隆50年7月26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侯官鼓东街(今福州市鼓楼区)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林则徐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 嘉庆九年(1804年)，20岁中举人。父亲的淳淳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塾师。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同年，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