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学到审美习俗：论宋代服饰的流行时尚

摘　要：理学是宋代重要的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同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也彰显出宋人独特的审美观。本文从南宋服饰的时尚消费现象入手，探讨理学从学术思想到审美习俗之间距离，进而说明理学对宋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实际并不像某些学者想像中的那么严重，过分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视服饰自身的发展规律会妨碍我们对服饰文化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理学服饰奢侈时尚消费

一、问题的提出
　　北宋中叶儒学复兴运动兴起，逐渐形成了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洛学（含张载的关学）、陆九渊心学等学术派别。朱熹在二程思想基础上，建构了超越宋学其他派别的庞大思想体系，并标榜自己为继孔孟绝学的正统，最官方的终得到认可，后世称之为道学或理学。
　　学界普遍认为，理学的形成使宋代社会生活各层面彰显出宋人独特的审美观念。具体就宋代理学与宋代服饰审美观念而言，学界似乎已达成了某种共识，即在宋代理学影响下社会风气及宋人服饰审美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宋代的衣冠服饰总体上显得拘谨保守，款式变化不多，色彩也不够丰富”。2事实果真如此吗？
　　就笔者所知，理学是整个宋代儒学的一部分，且在宋代并非显学，甚至一度被视为“伪学”。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在政治上并不得志，甚至遭到迫害，禁止聚徒讲学。程朱理学为皇权正式认可，理学生徒在政治上得以翻身，则是南宋后期理宗时的事情。况理学得到皇权认可后的制度化、普及化、大众化，乃至深入影响社会生活各方面，必定需要一定的时日。
　　其次，按理学发展进程来看，它对南宋社会的影响必定大于北宋。也即，如果理学使得宋代服饰崇尚简朴，呈现拘谨、保守之风，那么南宋服饰必定比北宋服饰更加简朴、拘谨以及保守。因此，南宋服饰风尚如何便成为我们探究理学与宋代服饰文化的关键。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从南宋服饰的流行时尚分析入手，探究理学从学术思想到服饰审美习俗之间距离，以期对“理学与宋代社会”这一课题作些初步探讨。
二、南宋服饰流行时尚
（一）、衣服无章——僭越之风盛行
　　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就制定出维护其阶级统治的一系列礼法。这些礼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全社会的消费活动纳入到统治者的等级规范之下。从饮食器皿、衣帽服饰、家居用品到交通工具、房屋建筑,每一样消费品无不被要求按照家庭和个人的身份地位进行消费。如果违反,在统治者看来就是僭越行为,就是挑战现有的统治秩序。宋代的统治者与士大夫们经常发出感叹,表示对当时奢僭之风日益盛行的忧虑。
　　《宋史·舆服志五》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有诏：“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仁宗（1010–1063）时张方平上奏曰：“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为朝服，而卒校胥史，为制一等，其罗縠、绮纨、织文、絺绣，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3元祐（1086–1094）时，文彦博（1006–1097）亦奏：“数十年风俗僭侈，车服器玩多逾制度”4，说明服饰等级制度从宋初就未被严格遵行。其后，张耒（1054–1114）在《衣冠篇》中也指出，当时胥徒的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没有太大的区别，“自陛下即位以至于今，……衣冠车服之制独未为之别，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5
　　南宋服饰的这种变化更趋明显，孝宗时李椿曾上奏说“自军兴以来，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为过也，而四方皂吏士庶服之，不复有上下之别。”6梁克家(1128-1187)记闽地风俗“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7南宋时人王迈曾说:“今天下之风俗侈矣宫室高华，僭侈无度，昔尝禁矣，今僭拟之习，连甍而相望也。”8宋宁宗也曾慨叹：“风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殊无区别，虽屡有约束，终未尽革。”9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10
（二）、追求时尚——奇装异服迭出
　　宋人尤其是都城人在衣着方面追赶时髦、追求新颖稀奇，装束常变幻，极尽奢华与标新立异之能事，甚至由此招来服妖非议。无论古今，奇装异服永远都不代表整个时代服饰发展的主流，只能流于一时，但这却是服饰文化中最具创新能力的部分。
　　据《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淳化三年（992）的记载，开封民间妇人流行剪黑光纸团靥贴面，而且还把鱼腮的中骨进行镂刻加工，然后涂上胶水，也作为面饰，称做“鱼媚子”。。宋志作者认为：“黑，北方色；鱼，水族，皆阴类也。面为六阳之首，阴侵于阳，将有水灾。明年，京师秋冬积雨，衢路水深数尺。”因而被讥为服妖。
　　宋代服妖论最多时期是靖康（1126–1127）年以后直至南宋末年。宋代尤其是南宋直领对襟背子流行，前襟散开，不用衿（用于系住衣襟的小布条）纽系节，谓之“不制衿”。这些样式起初为宫廷妇女使用，后民间争相仿效，很快就在民间流行开来，正所谓“出自城中传四方”。后徽宗禅位钦宗，称太上皇，竟有“青城之邀”，金兵南下，二帝被掳，果然是“不制金（衿）”，11因此被视为服妖。
　　靖康年间，开封地区纺织纹样及妇人首饰衣服都喜欢把四季的代表性物品放在一起作为装饰，代表一年四季，称为“一年景”。如“节物则春旛、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因此，这种装饰方式也被指为服妖。12
　　理宗朝（1225–1264）“宫妃系前后掩裙而长窣地”，名“赶上裙”；梳高髻于顶，曰“不走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眼角点粉，名“泪妆”；“剃削童发，必留大钱许于顶左”，名“偏顶”，“或留之顶前，束以彩缯，宛若博焦之状”，称为“鹁角”。13这些都被视为奇装异服，有服妖之议。
　　从宋代服妖议论可以看出，南宋时人服饰样式不断推陈出新，尽管屡有禁令及服妖之讥，但这些并没能阻止南宋服饰创新的脚步。
（三）、崇尚奢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宋代尤其是南宋社会的奢侈享乐之风盛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冠梳为宋代女性最有特点的头饰，一般用漆纱、金银及珠玉等制成两鬓垂肩式的高冠，然后在冠上插以数把长梳。宋代妇女崇尚插梳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据陆游《入蜀记》载，西南一带的妇女，“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14京师妇女“先是，宫中尚白角冠，人争效之，号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肩。 至有长三尺者，登车担皆侧首而入，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15为此，在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十月仁宗下诏予以禁止：“诏禁中外不得以角为冠梳，冠广不得过一尺，长不得过四寸，梳长不得过四寸。终仁宗之世无敢犯者。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16由此可见，宋代女性饰品消费的奢华风气十分盛行，禁而不衰。
　　另外，宋代妇女在节日期间对于时尚饰品的需求大增。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京城风俗记》载：“(正月)妇人又为灯毬、灯笼，大如枣栗，如珠翠之饰，合城妇女竞戴之。”既然“合城妇女”竞相佩戴，可想节日期间饰品消费量之巨大。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都人以碾玉为首饰，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17。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每年七月立秋这一天杭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18不惟妇女，男子服饰也争相斗艳，“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19。
　　宋代妓女可以说是一批高消费者，尤其是高级妓女的生活非寻常家庭所能及。如《武林旧事》卷六《歌馆》载：“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之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水盆，如厢妆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用锦绣。”
　　（四）效胡服——异族服饰文化的充斥
　　北宋沈括（1031–1095）认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20而北宋所谓胡服，大多指契丹服。庆历八年（1048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宣和元年（1119）正月五日，宋廷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墪之类者以违御笔论。”21这些禁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式当时契丹服流行一时的真实写照。
　　从政治上看，宋辽之间民族矛盾相当激烈，然而，双方的敌对状态和诸多胡服禁令挡人们异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对新奇服饰美的追求。
　　南宋范成大（1126–1193）《揽辔录》记旧地百姓“久习其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22说明南宋时，金统治区的北宋旧民，与异族长期杂居，服饰出现了胡化现象。南宋统治区也不免受到女真服影响，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据臣僚上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23。南宋袁说友（1140–1204年）以为胡服之最要者乃“顺圣紫”、“不到头”、“短统塌顶巾”、“武夫力士插棹篦”24等。临安舞女所戴“茸茸狸帽”和所穿“窄窄胡衫”25，也是效仿女真装而来。宋金对峙百余年中，民族矛盾虽日趋尖锐激烈，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影响却在不断加深，官府虽然一再用法令禁止，却收效甚微，南方已经受到了北方民族服饰及生活习俗的严重影响。
三、理学与宋代服饰流行时尚的关系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古代中国的历代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的秩序，都希望透过礼制的架构，以行儒家上下贵贱必须加以区别的主张。希望能有效地达到“望其服而知贵贱，睹其用而明等威”的理想社会。
     赵宋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割据混战的局面，但过去社会分裂和混乱造成的政治伦理纲常破坏，削弱了政府维系社会安定的道德准则，社会急需重建社会秩序。秩序建设始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宋儒（包括理学家）一贯的理想和政治实践，宋初他们研读六经是相信可以“说经以推明治道”，重建儒家理想的秩序。服饰的礼制规范和法制建构自然也是宋代理学家秩序重建的范畴之内。
　　宋儒包括理学家确实对当时的服饰衣着有独到的见解，著书立约，规范服饰行为，并身体力行创造时尚服饰。从宋末元初人周密所记南宋淳祐(公元1241-1252年)年间“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26的记载可以看出，理学生徒确实有自己的服饰风格，大概衣食较为节俭、质朴，事实上，确实一些“假其（道学或理学）名”以通仕途的士人一时积极模仿。但从以上对宋代服饰的僭越、奢侈、尚异之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理学生徒的服饰风格并未扭转整个宋代的服饰风尚。宋代文化昌明、大行科举，文人士大夫的服饰审美观念必定对整个朝代服饰审美观念有所影响，而使服饰呈现一派儒雅之风，如此理解应该是不错的。但正如前文所讲，不能以理学代替整个宋代儒家思想对服饰风尚的影响。
　　虽然，宋代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时间较晚，而作为民间思想从未间断过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但宋代同时又是商业繁荣、人口激增、世俗娱乐发达，讲究世俗享受的朝代。因此不能一概而论理学两宋三百余年社会历史的影响是怎样怎样，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应该分时段、分层次、分类别。虽然我们不能仅据理学成为官学的时间而过分低估其对宋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但也绝不能仅用理学的社会影响来概括或代替宋代思想文化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过高估计程朱理学对宋代社会的影响也是不符合史实的。
　　
[项目基金]杭州市社科规划课题：《理学与宋代服饰文化》，编号C11LS09。
1作者简介：王雪莉（1978——），女，河北保定人，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浙江农林大学天目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服饰史。（浙江临安 311300）
2高春明《中国服饰》第51页，上海外语出版社2002年。另，吴旭霞《宋代服饰与社会风气》认为，理学的发展使社会风气和人们的观念更加保守，使宋代妇女服饰日趋保守、崇尚简朴（《江汉论坛》1998年第3期）；周开颜《服饰——重要的文化载体：浅谈宋代服饰与其文化氛围》，认为在宋代“存天理，去人欲”的文化氛围下，宋代服饰文化不可避免的显得拘谨、守旧，官服更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南通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徐仂《论“程朱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认为两宋时期统治思想是理学，在此影响下宋代服饰趋于拘谨、保守，整个宋代的服饰风格趋于修长、纤细、朴素无华色彩质朴而洁净（《美术大观》 2008年05期。）；孙阳《理学对宋代女装的影响》认为在宋代理学思想支配下，社会审美观发生相应变化，服装大体上趋于尊古和复古，注重理性和礼教（《装饰》2007年第5期）；另，参见陈煜鑫、韩丽东、郝云华《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年第6期；张静、冯伟一《宋代理学对女性形象的影响》，《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3《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六元祐二年三月戊申条。
5（宋）陈亮《苏门六君子文萃》卷一一《宛丘文萃一·衣冠篇》。
6李椿：《论非命官军兵朝省人不得服紫衫》，《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七。
7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岁时·序拜》。
8王迈《臞轩集》卷十五。
9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一。
10《朱子语类》卷九一。
11（宋）岳珂《桯史》卷五《宣和服妖》。
12（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13《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
14（宋）陆游《入蜀记》卷六十月十三日条。
15（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八。
16（宋）王栐《燕翼贻谋录》卷四。
17《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
18（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七月条。
19（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民俗条。
20（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
2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八。
22（宋）范成大《揽辔录》。
23（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二五上乾道四秋七月壬戌条。
24（明）杨士奇、黄淮《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礼乐》。
25（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
26（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雅流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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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莉（1978——），女，河北保定人，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浙江农林大学天目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服饰史。（浙江临安 31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