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宋祖英、黄宏等2l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宋祖英等人的理由是：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 。而汉字的简化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隔断。该提案建议，国家应从小学阶段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比如将繁体字设置成必修课，或在讲授简体字 的同时也教繁体字，这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都有好处这个提案一出来，就引起一片争议之声。叫好的反对的彼此争论不休。 毋庸置疑人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非常敬重的，也都希望能够把这个根一直传承下去，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传承，采用什么形式来传承是值得我们好好探讨的。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这个范围来说，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文化的忠实体现者。所以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在课程总目标第二条就写着“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吸收民族文化的智慧。”说明人们已经把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语文学习与继承民族文化联系起来了。 的确如此，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字都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都是本民族文化的一个载体和体现者，而汉字中蕴涵的文化信息，是其他文字无法比拟的。裘锡圭先生说：“原始汉字的出现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到公元前第三千年末期，随着夏王朝的建立，我国正式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文字改进的速度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 ，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汉字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夏商之际(约在前 17世纪前后)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几千年的积淀使得汉字的文化 内涵 日渐丰富。汉字还是世界上唯一至今还在使用的表意文字系统，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多数汉字失去了象形的外貌，但在本质上还保留着早期文字的许多特征，而且越古其特征越明显，所以说委员们把繁体字与中国文化的根联系在一起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帕尔默在《语言学概要》中指出，汉字是由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的，汉字书写的书面语是独立于 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的。所 以，在中国，一个学生只要学了4000个左右的汉字之后，几千年的文献就立刻展示在他的面前。而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要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诸如 《荷马史诗》一类的经典。“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入一种字母文字，充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 ，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L．R．帕尔默 《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这段话虽然是针对过去有人提出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言论发表的看法，但也恰恰说明了汉字在继承民族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系统，它除了记录语言之外，还具有 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汉字的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价值。“几乎每个汉字都可以描绘出一幅中国历史文化图，或者演绎出一段中国历史文化‘典故’，因而汉字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是一种充满时代色彩 ，地域概念、人文心理特征的文化符号。”(张德馨《关于汉字文化研究与汉字教学的几点思考》，世界汉语教学，1999)正是汉字形体构造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也体现着汉字与其他文字的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1．许多汉字的结构显示了先民的生活和意识。就拿人生的最后一道程序丧葬习俗的有关文字，我们可以很明显地从中看到这种古代习俗随着地域和时代的发展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大圣人孔子虽然曾经反对野蛮的殉葬制度，《札记·檀弓下》“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但他却提倡“厚葬久丧，重为棺椁。”按照封建礼制丧葬实行“事死如事生”的原则，所以丧葬礼节是非常繁缛的。从孟子《许行章》可以看出，孔子死后，其弟子为他守孝三年，按礼制，父母、妻子和长子死后，都应守制三年。其实这种礼节是在封建政治伦理的需求下逐渐形成的，并非自上古就有之，相反，上古时的丧葬极其简略。从汉字的“葬”字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古代的丧葬风俗。“葬”字小篆作 ，字形南帅、死和一这i部分组成。“帅”为草丛(注：舯即草的本字)，“死”义为尸体，“葬”字字形中的“一”表示尸体被抬送荒野时所用的木板之类。这个字形所展示的跟《周易·系辞下》记载的中国远古的丧葬形式完全吻合。“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大意是古代的丧葬是用柴草把尸体包起来，扔到荒野之中，既不堆土堆，也不种树作标志，亦不存在丧期的问题。)“葬”字字形逼真地把远古时代先民们的生活习俗形象地保存了下来。尸体被扔在荒野让飞禽野兽任意撕咬 ，这种现象很快就有 了改变，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思维的发展 ，产生了灵魂观念 。认为人死只是躯体的死亡，人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如果对尸体不加保护任凭野兽撕咬，其灵魂就会发怒，从而降灾于活着的人特别是亲属。于是又发展出一种习俗，就是死者的亲属带着弓箭到尸体旁驱赶禽兽，这就是“吊”字的本义 。“吊”字小篆作由一个人和一张弓组成，表示人带着弓守护着亲人的尸体。孝子用弓箭守护尸体不让禽兽侵害，也不是最完善的办法，因为还会受到风吹雨淋 日晒等的侵害，所以继续改进 ，形成了用土埋葬的习俗，有了“坟”“墓”二字。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墓葬是在地面挖坑，尸体放入后把土坑填平，上面不封土堆，称作“墓”。而长江下游的南部地区，因为地下潮湿积水，它的墓葬形式和中原地区不同，不是在地面挖坑，而是在地上用卵石铺砌出一个墓室，上放棺椁 ，然后用土沙把棺椁埋起来，形成大土堆，称作“坟”。以后就吸收了南北两地的习俗合二为一，形成了既有墓穴又有土堆的墓葬。所以我们看到“墓”“坟”二字都以“土”为构件，表示与“土”有关。这种原本是出于需要而产生的习俗发展到后来便成了礼节，人持弓守尸，本是出于驱赶禽兽的需要，改土葬以后这种需要本已失去，而其形式却延续了下来，这就是后代丧葬中的戴孝守丧，也叫服丧。从汉字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古人的生活习俗也知道了今天我们很多文化习惯的由来，我想这是其它文字都无法办到的。 2．有些字形的演变反映了相关事物的发展。文字是用书面符号的形式来记录语言的，它的产生显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高度抽象概括能力，而且这种符号系统一旦建立，就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比如“桥”字，我们从它的构形可以推测出古代的桥是用木头做成的，《说文解字》：“桥，水梁也。”段玉裁注：“凡独木日杠，骈木日桥。”后来石头砌的、砖砌的、钢筋水泥建造的甚至玻璃钢纤等现代化的材料建造，不管怎么变化 ，能够起到沟通作用的建筑物都成为桥，这个本质的东西始终没变，所以“桥”的字形也没有改变。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事实 ，也有一些字随着事物的发展而产生 了相应 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字形的改变当中了解先民的生活变化，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发展。如“袜”字，《说文》作“鹱”。《说文 ·韦部》“裁，足衣也。”顾炎武《日知录》：“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因为“韦”和“革”都是兽皮，所以“裁”又作“蠛”。后来用布帛作袜，就有了从衣的“被”，简化为“袜”。从“袜”的字形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袜子是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细的发展过程。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历史的原因所在了，学习了解一点汉字的相关知识无疑对于我们的后代还是很有好处的。 3．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反映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马是最重要的代脚力，所以不同毛色不同性别不同特点的马都有自己的专门称呼和用字，如膝以上为白色的马叫做“弄”，黑白杂毛的马叫做“ ”，毛色黄白相杂的马叫做“胚”，赤色马叫做“辟”；牡马叫做“粗”，牝马叫“群”；劣马叫做“骀”良马叫做“弱”“骁”；少壮之马叫做“驹”，千里马叫做“羁”，三岁或四岁的马叫做“蜃兆”，高大的马叫“睐”，马高六尺为“聒”。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马的作用几乎完全被现代的各式交通工具给取代了，现在再学这些字很显然人们已经不知所云，也完全没有必要了解这么多的专用字，所以这里很多从马的字都变成了不再流通的死字 了。而近百年来 ，汉语从西方语 言中吸收了不少音译词 ，汉字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些新字，比如为了记写“咖啡、啤酒、喹啉”和重量单位“吨”，就造了“咖、啡、啤、喹、啉、吨”等从口旁的字。很显然，从“马”的字多的时代应该是畜牧业比较发达的时代，是以马作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的时代，而像“氧、氢、氮、氯、氦”等从“气”的字逐渐增多，说明了这个阶段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这些信息都可以从文字的构成略见一斑。
汉服文化传承意义和感想是：汉服文化的回归，对于汉民族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汉服是联系华夏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条重要纽带，更是华夏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夏民族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也必将回归我们的生活之中。
汉服的特色
汉服是汉民族传承了四千多年的传统民族服装，是最能体现汉族特色及信仰的服装，是华夏礼仪文化的必要组成，通过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舆服志千年不变。汉服的每一个特点都可以在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经史子集里找到依据。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特色的民族服装，汉服体现了汉族的民族特色。 汉服与其他民族的服饰相比，汉服的风格是飘逸、典雅庄重、含蓄委婉、灵动自然、清淡平易的。
汉服遵循着代代相传、世世相袭的特点;她始终的基本形制是”交领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绳带系结“的特点;她不但内部种类丰富，工艺考究，而且汉服的配饰也非常丰富。
汉服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被视为正宗传统文化的象征了，而且汉服本身就处处体现着传统文化，汉服与汉族传统文化是和谐的一家。
汉服复兴是通过汉服唤醒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以汉服为契机，发扬汉文化。让人民了解过去民族曾经的辉煌。
汉服复兴首先要知道汉服的概念。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服饰，又叫汉服、华服。与唐装、和服是有差别的。其又来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知道到明代，连绵千年。而到了清朝因为“剃发易服”政策强迫扼杀，汉服几乎消失了360多年。
汉服复兴是汉民族以复兴传统服饰的方式进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方法。是本世纪初在中国国力上升，一部分国人大国意识觉醒的背景下，以知识分子、青少年族群为主体，以汉服回归为出发点，以复兴华夏文化、振兴祖国为终极目标的一场文化复兴。
汉服复兴，是为了让传统文化美得到更多欣赏。“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麟腰带红。”“足下蹑丝履 ，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 ，耳著明月当。”这些古人的诗词中的绚丽华美，也可以用汉服的形式完美展现。
汉服的复兴还可以增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我们流着共同的血液，有着共同的语言、传承着相同的文化。现在通过一种能代表民族特色的服饰，更加凝聚民族意识。
所以汉服的复兴还是很有意义的，他是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的一种结合。
汉服复兴可以更好的传统文化的价值，有利于文化的弘扬。
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汉文化复兴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汉服作为汉文化的载体，是否应该回归也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汉服回归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也有人认为汉服回归仅仅是在作秀而已。那么，究竟什么是汉服，汉服的回归对我们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受近些年来古装剧的洗脑，认为汉服就是古装、是汉代服饰的人不在少数。其实不然，汉服是汉族传统服饰的简称，曾称汉衣冠、汉装、衣冠、中国衣冠、华服等，主要是指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文化发展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汉族服饰，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汉族服饰几千年来的总体风格是以清淡平易为主，讲究天人合一。同时，汉服与文化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汉服充分展现了古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无论是文化艺术，武术剑道还是茶道香道等方面，汉服都是最能与之相结合的服饰。人们赞叹韩服雍容华贵、和服美丽端庄。却只有少数人知道，韩服只是明朝汉族的一种礼服，而和服也只是几款唐朝汉服而已。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流传出去的服饰传承依旧，我们有着数千年文化传承的服饰却在时光之中渐渐沉寂。满清入关后，下令汉族剃发易服，统一换上满清服装，至此拉开了汉服文化至今三百多年断代的帷幕。近现代以来，西风东渐，汉服更成了一种尘封的历史记忆。华夏民族因为有华夏文化和华夏服饰礼仪而独具个性风采，汉服文化的缺失，对我们的文化传承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人文道德方面的缺失更是不可估量。试想，前人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现在还保留有多少？还有多少人能贯彻实施？这不仅仅是文化缺失的表现，也是一个有着千年文明的民族的可悲之处。因此，汉服文化的回归，对于汉民族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汉服是联系华夏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条重要纽带，更是华夏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华夏民族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也必将回归我们的生活之中。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设计)名称： 浅谈《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多重悲剧
一、研究或设计的目的和意义：
目的：为了进一步对本课题的理解，加深对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掌握，进行对《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多重悲剧的研究。
意义：通过对小说《骆驼祥子》中祥子这一悲剧人物形象的研究以及相关资料的思索，促进广大读者对这一小说内容更深入透彻的理解，从而了解作者当时写作这一作品的时局和背景，了解当时的.旧中国是什么现状，当时旧北平底层劳苦人民是怎样艰难的生活着，更进一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混乱，给底层劳苦者带来的苦难，让读者们能了解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对社会底层穷苦劳动者的关怀和同情，唤醒还在沉睡的人们，让读者们能有所思考和感悟。
二、研究或设计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国内现状：中国学者对《骆驼祥子》这部作品还在不断的分析和研究中，还带有很强的探索性质。
发展趋势：《骆驼祥子》这一不朽的作品深受广大的学者的青睐，这一作品正在戏曲舞台上蓬勃的发展，它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部作品被编排成京剧，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这既是对“样板戏”的突破，也是对传统京剧的突破，《骆驼祥子》是京剧现代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国外现状：外国专家、学者和广大观众都十分的喜欢这一作品，不少的的专家把《骆驼祥子》翻译成外文进行研究。
发展趋势：近年来，国外汉语界对老舍先生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不少的国外作家不仅研究老舍先生的一部作品，而是对他的多部作品着迷，深入研究、探索其中的语言风格，地域风情，《骆驼祥子》也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三、主要研究或设计内容，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思路：
研究内容：悲剧的定义;作者不幸人生的背景;祥子的多重悲剧。
关键问题：造成悲剧的原因;作品的写作背景是作者当时的社会状况的再现。
思路：对作品要十分的熟悉，叙述作品的大概故事情节;祥子是作品的主要悲剧人物，理解悲剧的含义;任何作品都离不开作者，了解作者写作的背景;悲剧是这一作品的主题，论述主要人物祥子的多重悲剧;总结 造成悲剧的原因。
四、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所必须具备的工作条件及解决的办法：
到图书馆查询参考资料，搜集相关题材的文献资料，报刊期刊 ，通过材料进行分析、理解，整理材料，更多是与指导老师多沟通;交流意见。结合课题的题材完成，广泛阅读与《骆驼祥子》相关的资料。
五、研究进度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确定论文题目 20xx年xx月19日
第二阶段：撰写毕业论文阶段
撰写论文开题报告 20xx年xx月19日～20xx年2月18日。
撰写论文初稿 20xx年2月18日～20xx年3月25日。
撰写论文定稿 20xx年3月25日～20xx年4月22日。
第三阶段：毕业论文答辩阶段 20xx年5月30日
六、参考文献(略)
七、指导老师意见及建议:
签字: 年 月 日
汉语言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在毕业论文课题选定后,在研究工作开始之前,向导师作出是书面报告。以下是我为您整理的汉语言文学论文开题报告，希望能提供帮助。
篇一：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无为之教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初探
一、选题的根据：
1)本选题的理论、实际意义。
2)综述国内外有关本选题的研究动态和自己的见解。
1.传统语文教学使得师生在课堂中均处于被动地位，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率不高。寻求一条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成了现代语文教学的重要课题。本文作者从新形势下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无为之教的策略，并研究了采取无为之教的原因，分析了当前课堂教学中无为之教实施的状况和原因，最后重点探讨了实施这一策略的原则和策略!
2.不可否认，迄今为止，完整、系统地用纯理论来论述无为之教的并不多见，但无为之教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西方，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和儿童中心论以及中国孔子的“因材施教”法，老庄的“无为而治”和“北魏南李”(魏书生和李镇西)教学法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无为之教相通或类似。笔者在详阅其它相关资料，并借鉴成功的教育典范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提炼、类比等方法完成了此文的创作，意义深远!
二、研究内容：
拟将本文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阐释无为之教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第二部分分析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实施无为之教的必要性、优越性和可行性。
第三部分指出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实施无为之教的现状及其造成现状的原因。
第四部分探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实施无为之教的原则与策略。
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一)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行动研究法(教育实习)。
3.调查研究法。
(二)可行性分析
1.符合新的课程标准的要求
2.符合现代教育的“主导”、 “主体”理论
3.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外因辩证关系
4.成功的教改经验和先行者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四、进程安排和采取的主要措施：
3/1--3/20 广泛搜集材料，确定论题范围，最终确定论题，撰写开题报告。进行开题报告，并认真听取答辩组老师的意见。
3/20--4/7 围绕选题，撰写提纲，并完成初稿，并交指导老师审阅。
4/7 --4/23 充分听取指导老师的建议后，修改论文，完成二稿。
4/23--4/30 在老师指导下，在二稿的基础上对论文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论文格式规范予以完善，基本定稿。
5/1以后 准备论文答辩。
五、主要参考文献(不少于10篇)：
1.韦志成。语文课程教育学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熊生贵。理想的语文课 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3.张鹏举。颜振遥初中语文自学辅导教学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4.蔡澄清、张鹏举、陈军。蔡澄清中学语文点拨教学法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5.语文课程标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陈梦稀。现代教育学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
7.纪大海。教育漫语：现代教育生活的领悟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8.阎广华。“无为”而教：网络环境下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另类”谋略[J]电化教育研究，2015
9.李镇西。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D]四川：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
10.B、A苏霍姆林斯基。育人三部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篇二：开题报告
课题名称： 花开三生，情深缘浅--浅析网络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
flowers of three lives ，deep love bute good luck is shallow-- Research of the art of writing《the ten mile peach blossom of three life》
(1) 本选题研究现状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平台越来越开放，网络也越来越普及，国内自20世纪末，兴起一种文学新形势--网络文学，从而一发不可收拾。众多网络小说平台不断发展扩大，网络小说的门槛越来越低，玄幻、武侠、仙侠、言情、都市、历史、穿越等小说类型在网络小说中不断创造数量极为庞大的文学文本，甚至有一部分成为新的文学经典。纵观当今文学现象，网络文学的发展一日千里，而对于网络文学的研究还缺少系统而全面的论著，网络上也仅有文学爱好者进行简单对网络小说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网络文学在数十年的光景中逐渐呈新型之势，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网络文学覆盖的读者已达2.74亿人、注册写手200多万人、市场年收入40多亿元。并且男频和女频不相上下，男频诸如起点中文网、幻剑书盟等，女频诸如红袖添香、锦江中文网等。本人所研究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虽然在言情小说中算不上其中的佼佼者，也称不上巨著。然而它独有的写作艺术与文学模式，开创了仙侠言情体裁的一个新境界，为众多女性读者为之痴迷，并称之为“仙侠言情之红楼”，在心中的地位没有其他书可以比拟。因而选此为题。
(2)本选题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意义：自网络文学兴起以来，虽然大部分读者都为之喜爱，进行书评或者在贴吧论坛抒发意见看法，但是鲜少有人对新兴的网络小说文本进行具体的解读分析论述。因为这些小说没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没有诸多作家学者的关注与认可，甚至在茫茫网络文学中一逝而过，但不能否认在数年之后，网络文学也能历经沉淀，出现耀眼的珍珠。因而算是较新的论文选题。
重点：本选题重在研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语言写作艺术特色，以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题目意义和在文中的体现，以及小说写作模式与叙述方式的独特性三个方面。
难点：怎样在没有任何研究资料的情况下，依据文学语言分析模式与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全面而有意义的研究。
创新点：能够脱离传统论文对于文学著作的研究仅限于经典传统或者大众认可的文学文本，关注网络文学，关注新型小说构成。
(3)论文的结构及简要说明
引言(研究背景及原因)
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文学意义
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写作艺术研究
2.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语言艺术特色
2.1.1以诙谐写悲凉
2.1.2以无情衬有情
2.2《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结构艺术特色
2.2.1错杂但合理的倒叙
2.2.2繁复但合情的插叙
2.2.3三生三世的布局结构
2.3《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人物塑造特色
2.3.1有情却无情的白浅
2.3.2无情却有情的夜华
2.3.3形象生动的其他角色
3.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亮点与瑕疵
3.1创新点与亮点
3.2瑕疵与局限
4.总结
(4)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剖析
2.《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折射出的内涵及意义
(5) 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1、课题研究步骤：
(a)查阅并研读相关资料及参考文献;
(b)撰写开题报告及上交审核;
(c)撰写本课题论文;
(d)修改提交审核。
2、课题研究方法措施：
(1)资料收集方法
除了图书外，数据资料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对本课题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资料收集的方法主要为上网查寻、借阅图书、查阅报刊杂志等。
(2)资料研究方法
结合图书馆图书与数字资源，搜集相关文章，然后进行筛选整理，归纳整和，总结已有的研究动态，分析得出结论和启示。
3、研究工作进度
第一阶段(20xx.12——20xx.2)
查阅并研读相关文献;在对相关文献资料熟练把握的基础上，撰写开题报告。
第二阶段(20xx.2——20xx.4)
研究资料、拟定论文写作结构;撰写论文初稿。
第三阶段(20xx.4——20xx.5)
根据指导老师的意见，做论文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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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隶书 → 楷书 → 行书 （商） （周） （秦） （汉） （魏晋） 草书 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 “汉字七体” 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 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 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在文字设计中，如能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设计出精美的作品来。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才逐渐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字都有着与众不同独特的民族、民风的内涵，中国的文字史里处处深深地刻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勤劳。然而，现今有些人对本国文字了解甚少，而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投入极大的热情，却依然是个半调子。文字是国家的灵魂，为了了解祖国文字的变迁，祖国的历史，祖国的灵魂，我们选择了这个课题。 中国文字的发展，经过秦统一中国后，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汉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其中，篆书又有大篆、小篆之分；隶书则有秦隶、汉隶之别。由此可知，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字体，都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总体来说，楷书形成后，中国文字已基本定型（表一）。 （表一：汉字书体的演变） 1甲骨文 秦统一文字前，中国的汉字，不论从字体、应用角度而言，还是混乱的。古文广义而言，其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狭义的讲，指中国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这里采用狭义的古文概念。古文包含甲骨文与金文；其中，前者被人们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为商朝后期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符合象形、会意的造字原则，形声字只占20％。其文字有刀刻的，有的填满朱砂，也有直接朱书墨书的。因文字多为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殷代图像金文：先秦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彝器款识。与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显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金文填实的写法，使形象生动逼真，浑厚自然。 甲骨文是商代书写的俗体，金文才是正体，显示了正体多繁，俗体趋简的印迹（如表二）。 （表二：甲骨、金文对照表） 甲骨文因多为刀刻在龟甲兽骨上，故其文字带有坚硬的笔法（如图3）。这种如刀刻的笔法，亦有被运用在现代平面设计上（如图4）。 2大篆 在中国文字史上，夏、商、周三代，就其对文字学的贡献而言，以史籀为最。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别创新体，以趋简便。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因其为史籀所作，故世称"籀文"。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3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等人所整理出的标准字体。由大篆简化而成。又名玉筋篆，因其具有笔力遒劲之意。小篆之形体结构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作了改换归并。与大篆相比较无象形性。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其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4隶书 从小篆向隶书演变的第一步，最显着的变化是从婉曲的钱条变为平直的笔画，从无 角变成有 角。 一般人认为隶书是指有波磔的、一横一捺都拖着像刻刀一样的长长尾巴的隶书，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隶书主要有秦隶和汉隶，秦隶是隶书的早期形式；汉隶则为隶书之成熟字体。通常所说的隶书是指汉隶中的"八分"而言（图6）。"八分"是在秦隶之后，渐生波磔。隶书发展到八分，已经是姿致成熟。隶书因其字较方正、厚实，故带有刚正不阿的严肃感（图7）。图8虽为英文字母，但其有菱有角的字体，有隶书的〃味道〃。 5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之字属之。包含了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及章草之简捷等。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且为世人所喜爱。楷书有一种稳重而衍生出宁静之感；文字因个人书写的方式、性格之异，而有不同风格的同一字体（图9、10）。图11与宋徽宗的瘦金体同样是以细线条勾勒出文字，但因转折处以圆滑的方式表现，呈现出与瘦金体截然不同的视觉感。 6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字）体。行书不同于隶、楷，其流动程度可以由书写者自由运用。行书表现出浪漫唯美的气息（图12）。 （图12） 7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大部分较章草及行书更趋于简捷。草书给予观者豪放不羁、流畅之感（如图13、14、15）。 8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日本人称其为"明朝体"。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 9电脑字体 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如 下图（其由左至右依序为：迭圆体、综艺体、古印体、勘亭流及海报体） 汉字的起源是一个未解之谜。说到汉字，不得不提甲骨文，得到考古支持的商代甲骨文最早出现在3300年前，这比古埃及的文字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都要晚近2000年。至今共发现了5000个以上的甲骨文单字，其中可以认识的约有1700字。从一定程度上讲，同样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没有理由落于人后那么多！思索的同时，我们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会意和形声成分，在这些甲骨文中，“会意字”不到80％，形声字占20％多。这与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等其他早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远远不如古埃及、古希腊文明。在古埃及人早已经用巨大的石块建造宏大的金字塔时，中国却只有夯土建筑。在古埃及人已经在坚硬的石头上刻下精美的象形文字图案时，中国却只能在兽骨或龟甲上刻出粗糙的划痕。但是看看中国的甲骨文的抽象程度，却又远远高于古埃及那些具象的图形。似乎汉字直接跨越了早期象形文字的早期阶段，直接进入了一种更抽象的较高级阶段。汉字发展经历的象形阶段：表意—形声的途径中，象形阶段几乎没有，所谓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被高度抽象了。后来，随着汉字的演变，汉字更不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了，当希腊人建造帕台侬神庙的精美雕塑，罗马人建立万神庙的巨大穹顶时，中国还只有秦汉时期夯土的长城，和陶制的殉葬兵马俑，但是秦朝的小篆已经是一种全国统一的规范文字了，汉朝的隶书与今天的汉字已很接近。无论是跳跃着前进的文字文化，还是中国汉字这一庞大的复杂语言文字符号系统，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在文字出现的早期，象形文字可以工作得不错。可是随着语言的不断丰富，有些语言不能用形象表达了。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开始创造一些仅代表发音的符号来记录这些语言。中国人却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会意字，如“日＋月＝明，女＋子＝好”； 表音字，如“阿”，没有任何意义，只表示一个音节； 通假字，如“说－悦”；开始出现于汉字中。 提及汉语，免不了令人联想到同样占文化课很大分量的英语。同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学习一种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这种语言思考，就想用母语思考一样。但是，最能发挥个人思想创造性的还是母语，更何况要学好“外语”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古罗马人并不因为羡慕希腊文明，而改用希腊语——尽管两种语言十分接近。阿拉伯人同样要把拉丁文、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不是改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同样，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也不是自己改用阿拉伯文，而是把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更进一步地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并加以普及。 对于外语好的个人而言，直接看外文原文根本不费劲。但要他翻译出来，效率就要低很多。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如果人人都化大量精力学外文，那效率就很低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像历史上那些失去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一样，彻底消失了。最好的选择就是象阿拉伯人、或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那样，以少数擅长语言的人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之后，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传播、普及。只有这样，本民族中才能更多的人用母语进行高效率的思考、创新。 汉语现在在英语面前面临的困境是：基于这个语言的文明正处于高峰期——并不象阿拉伯人面对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那样，是处于经失落的静态文明；也不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面对的是正走向衰落的伊斯兰文明。现在，大量新的科技成果、新知识、新思想依然在英语世界产生，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事实上的国际社交语言，它取得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从使用它的人口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仅次于汉语而居世界第二位，大约有4亿多人。然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语的人数，要远比这多得多，可以说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民族。所以，现在并不能简单地因为学习英语消耗了学生大量时间，就不该学英语了。光学好英语是不够的，全民学英语也不表明就能提高素质，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从利马窦、徐光启向中国传播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算起，已经几百年了；如果从鸦片战争，从林则徐翻译西方书籍、报纸算起，也有160多年了；即便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到现在也有近百年的时间了。当代的中国，应该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转折关头。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学习英语，与翻译并重；最重要的是要开始用母语思考、创新。提高科研、新闻等行业从业者的英语水平，与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先进科学文化思想并重。不应该在中国把英语变成象欧洲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那样的“贵族语言”。 文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痕迹，中国文字的演变是跳跃式的，是华丽的，是耐人寻味的，就如同中国的历史一样。中国人创造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也同样引导着中国人前进。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 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 [编辑]六种构造条例解说 [编辑]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月亮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艸”（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编辑]指事 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较抽像中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像的部份。 [编辑]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份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 [编辑]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编辑]转注 属于“用字法”。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著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 [编辑]六书的运用 实际上，古人并不是先有六书才造汉字。因为汉字在商朝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那时还未有关于六书的记载。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当有了“六书”这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系统为依据。好像“軚”、“锿”是形声字，“凹”、“凸”、“氹”是指事字，“畑”、“奀”是会意字。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是因为画出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愈来愈多，好像“鲤”、“鲮”、“鲩”、“鳅”等事物，都是鱼类，难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细把它们的特征和区别画出来。于是，形声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鱼”就可以交代它们的类属，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来区分这些字。到了近代，有80%的汉字是形声的字
5很难拿到论文，100也许会有人花点功夫。
从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看日本文化【内容提要】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文章通过对中日简体字的字形比较，揭示了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既吸收和借用了中国的汉字文化，又脱离中国文化束缚的、与中国汉字文化相呼应的日本汉字文化的特点和民族心理。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及其原因根据日本内阁1981年颁布的《常用汉字表》(1945个)和我国通用汉字表中的一级、二级常用汉字(3500个)，可以发现大约有600多个汉字存在着字形上的差异，其中属于结构字形上差异的大约有588个，如：県(县)、伞(伞)、(亲见)(亲)、気(气)、机(几)、里(里)、默(默)等；属于外貌字形上差异的大约46个，如：亚(亚)、渴(渴)、穂(穗)、鸟(鸟)等。(括号外的汉字为日本简体字，括号内为我国的简体字)。中日汉字在字形结构上出现差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双方在汉字字形整理中遵循的取字或用字原则有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1．日本《常用汉字表》取字比较注重“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如果从大处着眼，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字形与字义两者完全契合的。如：“为、昙、碁、车、马、风、竜、贝”等字；另外一类是取字或者用字意图与本义并不完全契合，而只具有某种曲折的间接联系的。与前一类相比，后一类的情况在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另外，如果数体都符合“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那么则选择以笔画少的为正体。如：“竜”与“龙”本是一对异体字，都能体现字的“初形本义”，但是由于前者笔画少，所以取其为正字。我国在整理字形时，本着从简，便于应用的原则。“整理字形的标准是：同一个宋体字有不同笔画或不同结构的，选择一个便于辨认、便于书写的形体；同一个字宋体和手写楷书笔画结构不同的，宋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体，不完全根据文字学的传统。”2．从深层次上讲，日本取字、用字的原则还与其文化息息相关。字形是文字内容的形式承载，是文字能够成其为文字的物质依托。对于文字实现其消除有声语言传递的时间障碍来说，字形固然是必要条件，而文字的文化功能，特别是其文化蕴涵功能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形来实现的。字形是汉字文化蕴涵的镜像。同一个字如果存在不止一个字形，也就是所谓异体字，其形义之间便有了多维的联系，而这种具有多维的形义联系的字形又有更多的机会蕴涵某种文化信息。同字异形不光有历时更替的，而且也有同时共存的。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日本的汉字文化蕴涵1．单字文化蕴含考“灾”和“灾”，均属会意字。《说文，川部》：之灾。日本列岛濒临太平洋，属于著名的地壳变动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地震、火山、海啸、台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岛国，日本选用“灾”字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该字形描绘的是字义所指现象发生的原因——水、火，更符合“初形本义”，而且也符合日本的自然环境。而我国简化了的“灾”的字形只是勾勒字义所指现象的典型表现——房屋遭火焚。“羲”和“义”，“羲”为会意字，甲骨文从羊，从我(刀锯)，表示用刀锯屠宰牛羊以祭祀。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羲。而“我”是象形字，本义当为锯类工具，后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说文，我部》：“羲，己之威仪也”，日本依旧以“羲”为字形，未作简化，取字意图首先是为了确保该义所指概念密切联系的现象(我国则将其符号化，简化成了“义”，已无法看出字源)。另外，日本的“羲”，既不来自中国的儒学，也不来自东方佛教，是一个日本的范畴。包括良心、名誉、情面、义气等，实际上含有不让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这种“羲”的责任在大量传统文学中得到赞颂，并被同武士的德等量齐观。其中最流行的就是堪称日本民族叙事诗的《忠臣藏》(又名《四十七浪人的故事》)，讲的就是47位忠义浪人抛弃自己的一切，为主君挽回面子而复仇、然后集体剖腹的故事，起因就是一位地方大名自尊心受辱，觉得有损威严而已。虽然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无多大的价值，但是却被选人本国的教科书，在剧院里演出，拍摄成现代电影，印成通俗出版物，成为今天妇孺皆知、日本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耻”和“耻”本是一对异体字，我国以“耻”为正体选用字，日本《常用汉字表》以“耻”为正体选用字，中日正好相反。《说文》：“耻，辱也。”小篆字形作“耻”，从耳从心，会意，给人以“听到批评时，心里羞愧”这样的联想。这是“耻”之“初形本义”。“耻”写作“耻”，由会意字变成了形声字，从耳止声，这是汉字经过隶变，很多偏旁和笔画混同了，这使汉字的理据性大大减弱。因而，学者们都认为“隶书”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由此可见，日本《常用汉字表》取“耻”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耻”这个字形更符合该字隶变前的“初形本义”、“传统字理”，即该字形是以本义所指概念引出的结果来表示本义的(我国则根据从俗原则取“耻”)，而且从另一方面看，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至今也仍然谈不上开放，封闭、保守、排外等特色依然存在。长期以来，日本人已经完全习惯了在一个狭小、封闭的集团空间中生活，每时每刻都注意着他人的眼色、目光行事。著名的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先生在自己每天行为的根本准则)。”所以日本人的“羞耻心”源于企图掩藏自己的毛病、弱点以及与他人的不同之处，避免因暴露了这些而受到歧视的心理，是一种以自己为核心，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较时所产生的一种自卑心理。2．字组文化蕴含考(1)“颜”和“裹”——表和里的矛盾性格写照。“颜”为形声字，篆文从页，彦声。隶变后楷书写作“颜”。《说文，页部》：“颜，眉目之间也，从页，彦声。”本义为眉目之间，俗称印堂。后来又引申为额头、面容、面子、色彩等。“裹”，表示衣服的内层：绿兮衣兮，绿衣黄衣。后引申泛指里面。日本常用汉字表保留着这两字的初形，我国则简化成“颜”和的才是真心话)。”这就是日本人特有的“颜”和“裹”的行为观念。日本人一直用“颜”这个词来表示人格、人品、权力、名誉等，一方面注重表面上的现象，而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视“隐藏着的、朦胧的、模糊的”“裹”。日本人之所以注重“颜”，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关系到人格、人品、名誉等，但是能左右这些的本质东西的还是“裹”。日语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发现日本人不喜欢露骨的、直来直去的说法和行为，因为一旦事情太明了，事物的任何价值也就随之消失了。 (2)男汤(男澡堂)、女汤(女澡堂)、钱汤(澡堂)、秘汤(坐落在深山中鲜为人知的温泉)——日本的澡文化“汤”，形声兼会意字。金文和篆文从水，汤声也兼表热义。隶变后楷书写作汤。《说文，水部》：“汤，热水也。从水，昜声。”本义为热水。又特指温泉(海内温汤甚众，有新丰骊山汤)。日本取其“初形本义”，未作简化，而我国则取其引申义(带汁液的菜食)，简化成“汤”。基于火山众多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日本成了一个温泉的王国，全国有数以万计的天然温泉，为日本人满足肌肤之悦、养生休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不仅温泉浴场遍布东瀛列岛，而且投币式淋浴箱也随处可见，公共澡堂生意兴隆，使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喜欢洗澡的民族。洗澡在日本有着宗教上的意义，即洁净、清静及信仰，表现出对神的感谢和佛教中的无我无欲、身心皆融入净土般的“圣境”。追求“洁净”自然也就成为超越时代的、绝对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审美感觉、道德意识乃至文化心理，给这个民族打上了鲜明的精神标记。如进门脱鞋的规矩和礼仪；还有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主流画坛，最能拨动日本人心弦的，始终是那种清爽、明净，或略带朦胧的风格。3．字系文化蕴含考(1)“门”旁文化考——日本的和式建筑、空间文化一瞥。日本是寸土寸金的岛国，日本人合理地利用空间，巧妙地使狭窄的空间表现出美感、协调感和实用性，形成了特有的空间文化。而日本的和式建筑就是空间文化的代表杰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门”旁的汉字——“関”、“间”、“闲”。《说文，门部》：门，闻也，从二户，象形。日本为保持其象形度，借用该字后没有简化，(我国则省作“门”)。日本人说的“门”，几乎都是建筑在“边界线”上的门，是意味着与外界隔离开的大门，总称是“出入口”，一般都不上锁，而房屋内的门多用“～口”、“～户”。中国的宅院，一般都有好几个“门”，而日本的宅院只有一个。再看“関”字，为会意字，金文从门，中像有闩之状，隶变后楷书写作关，异体作阴。《说文，门部》：“关，以木横持门户也，从门， 声。”本义为门闩。日本把“房门前后的一块地”称为“玄关”，该处一般要比屋里低出十公分左右，日本人在接待外人时，常常在“玄阴”应酬而已，如轴、插一束鲜花，别无他物。看起来好像白白占去了一块空间，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它是体现房屋主人审美情趣的重要空间。“同”，原为“闲”，会意字，用门中可以看到月光会空隙之意，篆文将月移到门中并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闲。俗改月为日写作同。《说文，门部》：“闲，隙也，从门，从月。”本义为空隙。上述的“玄関”也是“间”的很好体现。“玄阴”既不属于房屋的“内”也不属于“外”，而是“内”与“外”的“间”。“玄阴”给主人和客人一个回旋的余地，主人可以在“玄関”判断是否请客人进屋。即使不请客人进屋，因为已经在“玄阴”接待了，所以也不算把客人拒之门外。日本人之所以很注重“玄阴”，留心把它搞得整洁明亮，就是因为“玄阴”是生活中重要的“间”。“间”是一种情境，一种氛围，它给人留有充分的想象、判断的余地，而这种“余地”是日本文化特别注重和推崇的。如果用“日”代表日本民族，用“门”代表社会环境或规则，那么，“间”字形就恰是日本的人际关系图。从外面的“门”到内部的“日”，中间存有空间，下边留有开口。这空间不是物理上的隔断，而是自己给自己定位并与外界保持联系；这开口是给人留有思考或回旋的余地，以便求得调和。即使是朋友，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美”。所以日本人在表示时空意义上的范围时，更注重把它作为一个空白区的垫在意义。甚至干脆把“人”称作“人间”；伙伴儿称作“仲间”；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子、笨蛋)”。不管与谁交往都要注意“间柄(关系)”。有人把日本文化称为“间人文化”(《间的日本文化》，剑持武彦著，日本朝文社)或“间人主义”(由日本著名教授滨口惠俊提出，相对于欧美国家的个人主义而言)，意思就是行动时充分考虑他人或所属组织的立场、心情及相互间的关系，强调相互间的依存和尊重。日本人觉得“同”是一种平衡的感觉，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可以通过其来介入，使原本不平衡的东西变得平衡起来，这里面深藏着日本人对人或事的一种调和感，并反映在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日本人很少用握手来表示致意，而一般会和对方保持一段距离，用点头、弯腰鞠躬直至双膝跪下、上身伏地来表示。又如：俳句是日本文化独有的一种诗歌形式，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短的定型诗歌，一共只有17个音符。日本人认为好的俳句，并不要求它表达什么思想、主张、情感，更不允许出现什么议论、评判，而是能用语言描绘一个情境，给读者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即能创造令人产生种种遐想的“同”。江户时代的著名俳人地用一个“跳”字传神地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时空相交，天地浑然的立体画面。而且它所描绘的那种空凉、寂寥的情境十分符合日本人遐想联翩的审美意境。日本的国技——相扑比赛也极好地体现出“同”的文化。每场比赛之间总穿插发悬赏金、喝大力水、撒盐净化土台等内容，用“间”把紧张的比赛分开，使比赛既紧张又轻松。观众置身于时间和空间相互交替的间隔中，尽情欣赏心、技、体融为一体的古老竞技。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也在有意无意地磨练自己的“间”意识和“仲间”(伙伴儿)精神。日语里采用“兜圈子”式或婉转的否定式的中性、暧昧的语言也特别多。孕育出这种“间”文化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自古以来的农耕作业要求众人的协调、配合和耐心。同时，年复一年发生的种种自然灾害使他们习以为常并采取积极对待的态度，人们学会了从变化中体会“美”的存在，对于一种状态向一种状态的转变即“间”倍加欣赏。二是日本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十分接近，所以意识形态也相对稳定，相互间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感。日本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中往往可以心照不宣地表达感情，“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无须多费口舌。还有一个“闲”字，《说文，阴部》：“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本义为栅栏。后来借作“闲”，由空隙引申为闲寂，这也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另一种审美追求。由于日本的气候四季分明，日本人对大自然的变迁十分敏感，常常流露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这种“感性”的特征，使得日本人产生了“物哀、幽玄、闲寂”的美学理念。称作“和室”的日式房子干净整洁，在不奢侈的质朴中，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古雅和闲寂的美，从字形上看，日本人不愿意把含有自然之物的“木”(日本人更愿意理解成树木)的“闲”字进行简化，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在“门”旁汉字中，不仅蕴涵了日本民族居住空间的审美意识，而且透示出他们对“距离产生美”的审美意识。(2)“気”字短语一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体现。我国简作“气”，象形字，甲骨文像云层形，因与数字“三”形近易混，金文与篆文稍加弯曲，以像云气升腾流动之状，隶变后楷书写作“气”。《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本义为云气。后来做了偏旁，“云气”之意便借用“气”来表示，日本简作“気”，即下半部多了个“乂”。《康熙字典》：“五”，古文为“乂”或于上下各加一平横。《汉字源流字典》：“五”，象形字，甲骨文本像两物交叉形，或于上下各加一平横，以突出纵横交错之意，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五”。《说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这是就当时的社会思想所作的附会，本义当为纵横交错。而日本根据《说文》的解释，以与本义密切相关的现象来表示本义为取字意图：“気”实为五行之气，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王充曾在《论衡》中说过，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做万事，如果五行之间不能相制，则不能相使，不相克则不能为用。诸物之间相害相利，动物之间相胜相食，都是五行之气在起作用。指出了五行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排斥、相互克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协调、结合，才使宇宙万物经常处于平衡的状态。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仅尊重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而且非常注重人的心灵感受，良好地保持着和他人的和谐关系，在引进“气”的同时，根据自己本国的生活习惯、思维等对“气”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使得日语中的“気”更具有一种形象的、生动的色彩。“気”的意义随搭配词及使用场合的不同而不同，不仅能表达变化、流动的自然现象，而且更钟结语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主要表现在结构方面，日本的取字原则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体现了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另外，日本对会意字的保留情有独钟。所谓会意，就是字形构成、形义联系比较松散，需要借助某种程度的联想来领会其理据。这种性质决定了由会意方法构成的汉字有较多机会传载有价值的文化信息。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凡是构成理据所蕴涵的取字或用字思维不符合异国人的思维规律或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会意字，一般都有某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异域文化信息蕴涵其中。反之，其构成理据只反映了共同思维规律、普遍观念意识的会意字则一般无跨国文化蕴涵可言。
汉字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在古代语境之下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蕴含在中国文字当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意义。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汉字学学术论文范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汉字的文化学价值
摘要：通过汉字记录下来的华夏文明因子，一直未能受到合理的关注。在汉语日益受到世界文化价值认同的背景下，汉字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科学合理的阐释。没有英雄的民众是盲目愚蠢的，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毫无生机的。将现代科学知识与古老思维艺术合璧研究，才能是汉字研究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关键词：社会文化 价值认同 合而不同 文字文化 语言崇拜
地球是太阳系迄今为止已知最为美丽的一颗星球，语言则是人类在这个璀璨星球上最值得称道的神奇发明。汉字的发明和使用，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伴随世界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知度的提高，汉语热以汉语水平等级测试、汉字能力检定，第二语言习得等多种形式在多个国家相继展开。世界各地学习汉语汉字的热潮方兴未艾，形成了当今千载难逢的人文社会氛围。置身于文化开放、科学昌明、学术自由的镀金时代，对中华文化占据着得天独厚话语优势的中国学者，义不容辞地必须利用无可置辩的话语权，去阐释这样一笔丰富厚重的人类文化财富。要利用饱蘸文化资源的言说方式去浸润濡养世人，既不能淡忘自己是拥有数千年文化遗产的炎黄子孙，更不必对文化碰撞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亟需找到一种恰当的方法，并通过汉语汉字将民族文化古老真谛昭白天下。它不应该是研究字里行间的政治理论，也不能采用政治学方法研究语言文字。它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在古代语境之下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蕴含在中国文字当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意义。它应该是一种社会文化背景当中的语言文字学。
一直以来人们判断一种语言文字发达进步抑或原始落后，往往着眼于这种语言文字是否被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常用载体，而不是关注研究它是否具有丰富深沉的文化内涵。英文作为现代信息技术常用载体，就是因此幸运地被中国视为现代文明的价值符号。全民学英语的热潮，扭曲了中国至少四代人的学术风气。造成这种奇特状况有两种原因，一是中国古代帝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二是现代学人虚无自卑崇洋媚外。人们羡慕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科技文献都采用英文写就，却漠视人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典籍采用汉字记录。身处人类多元文化交汇的激流中，误以为五千年文明不能跟三百年的科学技术相融合。惊咤科技大国险行在“财政悬崖”，忽略自己同样正濒临文化深渊。一个民族如果全面地接受了其他民族的外来文化，它的原生民族语言势必会很快融汇到其他民族语言中，或者准确地说是随之失去交际作用而逐渐消失。长此以往曾经灿烂辉煌的瑰丽文化，就可能葬送在博士大国自轻自贱的狂欢盛宴中。世界上有数千种语言，大多数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使用范围有限的地域性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现代社会中消失。对于这种文化融入现象所带来的社会文明进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进行人为干预。曾经有社会组织对那些范围有限而快速消弭的语言进行毫无意义的抢救，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那样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无效劳动。在日益频繁的人类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中，需要借助汉字六书理论并以系统的眼光和联系的方法，构建传统汉字的现代言说体系。
回顾人类历史反观社会现实不难发现，文化是可供全社会共同品鉴欣赏分享的价值存在，而不是社会特定阶层自娱自乐的特供奢侈品。曾经辉煌的中美洲玛雅文明，其消失的症结正是失之繁难。更早从人们视野中消失的亚述文化则是疏于简陋。中华文化凭着深厚博大的文化蕴藉，巧妙地回避了上述两种文化的致命弱点，在后现代技术实力的狂涛巨浪冲击下不见式微反而日臻完善。使用汉字的人口迄今已超过全人类五分之一，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不能漠视这一客观事实。不幸的是近代以来我们耗费百年时光，拼命追寻一种无根无柢的浮萍文化。近年来更有浅薄晦涩莫名其妙的“脑残体、火星文、凡客体、元芳体、甄嬛体”居然得以风行。人们盲目吹捧追随“方鸿渐”而肆意贬低践踏“孔乙己”，飘忽不定诘屈聱牙的欧化语句大行其道，背得些许外文单词就声称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某些意识不仅具备踏亵古老文化的愿望和力量，还富含摧毁灿烂文明的潜能与危机。
汉字源远流长数量浩繁，语言崇拜是先民的原始宗教之一。先民生活在浓郁的自然力崇拜氛围中，华夏先民出类拔萃的造字专家仓颉，发明文字的初衷并非出于社会交流之需，更不是为了满足“劳动需要”。商代敬神，对神鬼顶礼膜拜，周朝崇礼，对先人崇敬有加。商周先民要向鬼神祖宗表达某些诉求，语言内容多与祭祀祈祷等原始宗教有关。对文字讲求神奇玄妙，就连使用文字的场合也笼罩在庄重诡秘的宗教氤氲当中。从远古童谣的敬惜字纸，到至今尤甚的许愿诅咒宣誓，都足以让人闻到到这种古老文化遗风，感受到弥漫在先民生活中的语言崇拜情结。秦代尊法，追求立法治世，汉世重人，关注人生价值。秦汉对文字转而追求实用平适，汉字转而用于记录事件而不仅仅“记录语言”表达观念。不过直到现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虔诚相信，神灵无所不知无处不在。为了让自身的灵魂皈依时不至于在奈何桥畔被牛头马面打入油锅炼狱，人们尽量自觉检点约束言行以保终生清白，宁肯忍欲弃智而不敢昧己欺神，甘愿自守箪食瓢饮不惜清贫一生。汉字不是一时一地一蹴而就的，数千年封建帝国绵延不绝的文化淫威，在读书人心中的文化阴影根深蒂固。这种源于宗教信仰的群体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自律行为的精神依据，也成了几千年来至关重要的社会稳定剂。
封建君主政权的残忍严酷，造就了中国文化隐曲晦涩的特定风格。全社会各阶层包括君主帝王，都流露出来一种英雄崇拜情结。人们将实质相同的心理英雄幻化为形式各异的不同模式，使得英雄情结中的“英雄”范式呈现出各别不同，社会各阶层于是产生了神灵崇拜、圣贤崇拜、清官崇拜、帝王崇拜、侠客崇拜等各自的话语形式。这种集体无意识被蕴涵于古往今来的文化叙述模式当中，使汉字文化显示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文化—文字特征，自然却又隐晦地在汉字构形造字中折射出来。文化—文字特征充斥于封建历史当中，在遭遇一些惊咤文人的过度夸张之后，中国文字学成了一座科学孤岛。置身其间的鲁滨逊们成天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探宝，身边的文化遗产被人们不当地看作是过时的古代货币而不是足以立身问世的宝藏。以探索古代文化宝藏为己任的寻宝客们，则抓住所得一鳞半爪进行文物式的考古研究，其结果是将汉字从古代文化锦囊中抽取出来，割裂成了看似独立却交叉混同的文字、音韵、训诂三种不同学科。意蕴深厚的古老文字体系被玩习成了可以随意拆拼组合的智力魔方。偶尔有人试图融合文字音韵训诂三者进行穿插观察，但往往未及深入就不幸过早夭折于质疑声中。汉字研究的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始终充满了以今绳古或以古泥今的研究成果。 甲骨文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所呈现的只是社会族群中某个特定阶层精神生活的一隅，而不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全貌。甲骨文字既不是由劳动人民发明和使用，也不是以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今残存的数种少数民族文字，仍然也只是特定人群的专有特殊技能，流传于原土司首领或神婆巫师当中。彝文、苗文、水书莫不皆然。正是由于甲骨文字作为贵族文化而传播运用，才造成了它迄今难以被劳动者后裔完全释读的遗憾境况。云南纳西族地区尚存一种世界极少的象形活文字——东巴文的余绪，被外国语言学家称为摩梭文。那是东巴教传写经文、巫术的书面语。称为摩梭文虽然淡化了它的特殊功用，但同时也使名称显得客观了些。凭借当代社会的文字价值观，去对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的现代阐释，同样会感到力不从心。意欲采用形成不过百年的所谓现代理论，去解读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一种文化体系，本身就有些勉为其难。要以古人独特的思维模式去观察体悟汉字六书理论，将古代的各种社会文化知识融汇贯通，才有可能建构一个系统、完整、真实的汉字构形理论系统。
值得提出的是，大量甲骨文字至今无人识读并不是人们对文字本身的生疏导致不解其意，而是我们对文字所记录的当时社会生活场景陌生所致。其实这类汉字的语言意义跟当初毫无二致，其语音今人读来跟几千年前的古人也相差无几，以至其间的差异不会大于当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别。令人遗憾的是，碍于对所记述的情境、意义不了解，最终还是导致了难以消除的语言隔阂。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因素往往被学界所忽略。那就是甲骨文字即使是在刻写它们的当时，它们就不是人人共识相反是秘而不宣的。碍于对所记述的情境、意义不了解，今人对甲骨文字不能完全理解就不神秘奇怪了。情景一如今天常人采用梵文阅读宗教经文，照本宣科读出来势必也多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更毋庸说甲骨文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甲骨文字的使用具有明显的社会阶层局限性。甲骨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者，主要是专司卜筮的巫女觋师以及一些具有特殊爱好和天赋的人。自发明伊始，它的目的功用主要是就用于记录祭祀活动而不是直接表达语言。只是因为祭祀活动本身也须借助语言进行表达，甲骨文字才无可奈何地跟语言联系在一起了。甲骨文字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主要是用于与神灵交流的符咒而不是用来记录民众语言，它是一种显示着贵族的尊严感和宗教的神秘性的自源性文字。用语焉不详的方式去表达实现语言文字的神圣感。使用语言文字被当成一种“精神消遣”或“文化消费”，属于贵族官绅的专利。
所有出土甲骨文字资料中，迄今还未发现账簿书信之类应用性内容，足以说明它本身跟民众的普通生活相去甚远而且也与贵族们的口头语言脱节。内容跟庶民的日常生活无关，这就注定了甲骨文字在民众当中只有极低的认知度。这种充满宗教色彩的文字记录了贵族生活中特殊事件，在特殊的文化仪式中被巫师们故弄玄虚和贵族们借以自炫。由于不能被大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所以随着盘庚迁殷导致的经济萧条，甲骨文化也就紧随着殷商宫廷文化的式微而迅速衰落了。各民族都曾拥有某种特殊文字，用于各种具有宗教色彩的仪式上书写，比如古埃及圣书文字、中美洲玛雅文字、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秦代的秦书八体、欧洲的罗马花体、以及我国至今流传的桃符、民间的所谓吉祥字等等。那种文字色彩庄重神秘，书写也会不厌其烦。而用于日常交流的文字则必然要以简便快捷为原则。具有宗教色彩的美术字有规则但无风格，琥珀体、彩云体、幼圆体。简明使用的书体则因为无规则也才能写出风格，颜、柳、欧、苏、当代的舒体、姚体。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汉字是甲骨文字的直接继承。作为殷人后裔的赵国从未发现过甲骨文字传人，倒可以当成甲骨文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业已“休眠”的无言佐证。当年的贵族余孽苟延残喘尚且无暇，焉能虑及民族文化这种千秋大事。这种令人心酸的事实造成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巨大罅裂，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历史文化大裂谷。我们这些站在裂谷彼岸的后来者，亟需构建一道文化津梁藉以达到古代文化的秘境，以文化方式实现对甲骨文字那种封闭式语言符号系统的确切阐释，从而真正实现跟古圣先贤的交流对话。比如周人信梦，因而言梦之字颇多。由于字多同义现象就突出。如梦，寐觉也。既寐而有觉，当然就是做梦。寤，寐觉而有言也。也就是糊里糊涂说梦话。但是这两个字在文献中多年来被曲解误读，引发了不少笔墨官司。小篆并非甲骨文字的直接继承，小篆与甲骨文之间，本来就少有联系，更有众多区别。部分小篆与甲骨文写法相同但意义却毫无关联，后世出土的盂鼎中有一个“招”字，构形理据跟小篆相去甚远，字意也根本毫无瓜葛，实际上是两个同义词而不是同一个文字。
为了使虔诚膜拜求得的神示、谶语或历经争讼确定下来的契约得以长期保存以便流传，先民们商定将这些内容郑重其事地刻记在易于久存的硬物上，他们首先想到了刻石。把生活经验或谈判结果刻绘到崖壁上，绝不是先民有多少浪漫情调，他们的刻写仅仅是严酷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并非艺术追求。先民还没有浪漫到有事一定要书写甚至刻划到崖壁上去的地步。摩崖刻画不能用木棍竹枝而须使用刀，而最早的“刀”又不过是锥形的石针、锋利的石片或尖硬的竹木而已。可是古人很快发现刻石对刀具的磨损相当严重，要找到刻石所需的大量尖硬工具绝非易事。刻石既非常艰难且而且刻石作品还容易圮毁又不能随意携带，书写载体的珍贵难求加上镌刻敲击的易崩易损，使记录的内容和传播的范围受到极大限制。现实迫使先民不得不放弃了漫漶难读的摩崖刻石，最终选择龟甲兽骨这些相对难以寻得的材料作为书写载体。当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龟甲兽骨为先民的崇拜物，本身被认为具有灵性。一如许慎《说文解字》描述的“古者货贝而宝龟……”，龟为龟龙鳞凤四灵之首。于是刻写甲骨就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在巫师故弄玄虚的宗教场合以及工匠艰难繁复的镌刻工地，造成了文字跟语言的脱节。文白脱节使汉字产生了特殊的“超方言”现象，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生活中很多口若悬河而竟然目不识丁的文盲。上古曾经流行货贝宝龟的世风民俗，却未及形成体制完善的汉字系统。至于其后究竟是龟甲牛骨帮汉字出了头，还是汉字使牛骨龟甲长了脸，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要对汉字历史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深入研究，才能最终揭开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 不妨合理推测，先民早期的“笔”不过是信手拈来临时凑合的竹枝木棍。找些粗细不一的棍子蘸点靛蓝朱砂等颜料，一次至多只能写下一个字。而一旦使用这支笔连续写下一篇文稿，人们看见的就是一篇所谓的“蝌蚪文”。将汉字刻成方块并非圣人的决定或智者的选择，而是诸多自然因素综合使然。用竹木在沙地或树皮上写画非常适宜却不便保存流传，为了将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告诉大家、警示或教导后人，古人选择了以刻写为主要记事方式。但刻写难以使笔画圆转丰润，他们需要书写更为便利，传递更为快捷以及更加容易收藏的语言和思维载体。从春秋五伯到战国七雄，诸侯各国及各民族之间存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那时的语言文化交流大多是一种功利性碰撞，一如当年革命家们学习英语是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最终推翻帝修反，时下全民学英语的目的应该也在于学习人类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取长补短。只有这样理解，才不会背离社会基本常识不至于有违科学道德。汉字是一种“意符文字”，只要能够传情达意，字形书写往往并不特别重要，至于读音，更是各行其是无关宏旨。基于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同，社会各阶层可以根据自身的是非好恶去创制汉字。不同社会境遇的人对于相同社会事像会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文化价值观通过汉字表达出来也会大相径庭。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含有高低贵贱的社会等级之别，日常器用也能够显示身份地位。在使得汉字书写形式大大增加的同时，社会各阶层最终差不多将汉字调制成了五味杂陈不知其可的古玩堆。然而活生生的汉字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离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决不是用来装点门面可有可无的古董。古老汉字显得驳杂陆离，其中的文化意蕴并未被今人确切理解和恰当接受，时常看到听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研究成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西周金文时期开始逐渐成熟定型的汉字，已经具有社会普遍性特征，既能记事更注重表达感情、思想、观念。贵族在铜器上刻铸文字，不仅是记录一种事件，更是要表达和宣示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不仅需要天喻神知，尤其要令后人明白遵从。就像后来我们追求的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不仅规定时人熟记，更欲令后代普识遍知。这种具有强烈表达意识和功能的符号系统，才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文字。意欲凭借当代社会的文字价值观，对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的现代阐释，利用形成不过百年的所谓“现代言说方式”，去解读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一种文化体系，是难免会有些力不从心的。我们时常为以往甲骨字片的大量流落海外而痛心疾首，但对于尚存手中的数万甲骨，除了早年难以企及的“甲骨四堂”，人们并不能理解和利用多少。现代科技跟传统文化根本不具可比性，岂能将司母戊鼎跟航空母舰相埓。甲骨文字作为一种文化衍生物，对它的语言学价值研究早已成果斐然，但进行文化学考察却是方兴未艾。学术殿堂不应被改造成琳琅满目一应俱全的“文化超市”，它的历史文化学或社会学价值亟待确认。
汉字构形理据研究发轫于春秋时期，仓颉是值得我们纪念和称道的圣人。战国时代为了利用六国文字，逐渐形成了汉字构形理论。完整的六书理论至秦代逐步成熟到后汉臻于完善。不理解古代辩证思维方法，难以接受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汉字六书理论。所以越往后世六书理论越令学者感慨和迷惑。甚至今天批评周易蕴涵“封建迷信”，明天义批判中医言精义奥不够科学。其实汉字不像欧美文字主要是记录“音素”，蕴藉在汉字里的主要元素是“意素”，也就是社会文化元素。解读这种文化元素需要具备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汉字中的那些文化元素近百年来，不幸被误判为封建糟粕而备受贬斥。汉字活在日常生活当中让人“稍近益狎”，人们对流行了几千年的汉字产生了道是说非的勇气。未采用整体的系统方法去看待六书，在汉字研究中不谙古代思维艺术，就难免出现见仁见智、各执一端，产生类似盲人摸象的研究态势。清末以来有人埋怨六书理论不能解释个别甲金文字，殊不知六书理论自始至终是跟甲骨文金文无涉的。凭借后起的六书去蠡测先世的甲金文字，就像妄评爷爷怎么长得不像孙子一样。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深情说道：“对人类语言文字见解独到的人，必将如日中天。”要避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脱离抱残守缺的尴尬境地。研究六书可上溯甲金之源，下寻隶楷之流，参互考察，比较研究，而且必须以篆书为据。只能以六书探求文字，却不可据文字批评六书。既要采用共时性方法进行断代观察，也要借助历时性方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是汉字研究需要把握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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